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一）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近期在香港最热闹的电影，不是李安的《色戒》，而是声讨“汉奸”李柱铭的大戏。《色戒》中真正的汪伪汉奸、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的床上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而李柱铭不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希望奥运会促进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文章，便成为比易先生还要为人不齿的大汉奸。如今的香港社会，真个是：遍地“爱国贼”，满街北方姑，如此可以一雪百年殖民地的耻辱了。

香港的“爱国贼”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政客，在香港当官不是靠民众的选举，而得看北大人的脸色，因此“爱国秀”便成为讨好北大人的惯用伎俩。一种是富商，他们大笔的投资都在祖国内地，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都得由共产党的军警宪特帮助管制，自然要感恩图报，谁敢与共产党过不去，便跳出来咬谁。一种是愤青，其智商和情商都有严重缺陷，既没有仔细看过李柱铭的原文，也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土地与同胞，而非政权、政党、党魁及其情妇。

有人指责李柱铭竟然公开挑战胡锦涛，简直就是吴三桂、汪精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胡锦涛一个人便能“代表”中国吗？昔日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转瞬之间便被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革命党不爱国呢？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的臣民和奴隶。我们有权批评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我们的批评恰恰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对于那些政客和富商，我无话可说。在昔日港英治下，他们可从来不敢标榜“我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可是天天都梦见威严的女皇。如今，他们才是“忽然爱国”的典型。而对于那些知识不足、思维混乱的愤青，我觉得还有几分挽救的余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上几堂历史课。不知历史，何以爱国？

最近，《大地杂志》和《凤凰周刊》先后报道了一段被长期隐蔽的历史：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这些手上还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继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便日本名师的高徒。所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才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好好与曾特首一起学习一下中国历史，香港的左派愤青们才不至于胡乱派发“卖国贼”的高帽。


（二）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据新华社报道，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

习近平在会见中表示，“中美建交二十八年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宽。中国愿与美国一道，加强对话、互信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以上都是些不疼不痒的空话和套话，胡锦涛如是说，温家宝如是说，习近平如是说，李克强也会如是说。中共官僚越来越平庸化，越来越“同质化”，连语言也缺乏个人风格，像是出自一个秘书之手。

值得注意的倒是后面的一段谈话：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希望美国与中国一道，坚决反对、有效制止陈水扁推进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活动，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共同利益。

爱国爱得发狂的港胞们，不可错过这番精彩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公然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吗？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为什么作为皇储的习近平先生要主动邀请美国来过问呢？这不是自动承认中共当局是美国的傀儡吗？李柱铭到美国去呼吁几句利用奥运会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回来后便被若干爱国港胞斥责为汉奸，我对这些爱国港胞高度敏感的爱国佩服得心五体投地；出于同样的逻辑，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更是拱手将中国的内政问题交由美帝国主义来决定，比起李柱铭的言行来，岂不是更彻底、更危险的卖国？岂不更应当群起而攻之、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却发现，前段时间那些义愤填膺、恨不得将李柱铭五马分尸的爱国港胞们，此次却一致保持沉默。原来，爱国也是有选择性的，谁会为了爱国而得罪未来的国家元首呢？看来，世上的事情，就像陈可辛的电影《投名状》中主人公的台词那样：当匪，就要当最大的匪。同样道理，卖国，也要来一票最大的，当上了头号的卖国贼，看谁还敢说三道四的？

习近平呼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亦是萧规曹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任中共党魁，都曾经像美国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不过，可笑的是，此次习近平对话的对象，并非现任的美国总统，而是已经卸任二十年的“前总统”卡特。习近平大概不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以为卡特可以像邓小平、江泽民那样垂帘听政，于是便跟卡特畅谈起天下大事来。殊不知，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当过总统，便终身都是总统的铁腕人物。铁打的白宫流水的总统，任何一名美国总统，只要在任一天，便拥有一天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而一旦卸任，便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介平民，不再有一丁点的公权力。因此，习近平邀请卡特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是找错了对象。


（三）香港正在沦陷之中

大陆宪政学者王怡写过一篇题为《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文章。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每当我回到四川老家，看到一群群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时候，看到这些在这片土地上只能“好死不如赖活”的同胞的时候，就不禁叹道：沦陷于同族的独裁，有的时候甚至比沦陷于异族的统治还要糟糕。

一九九七年以来，香港并非“回归”而是“沦陷”。香港沦陷于中共的专制制度，沦陷于日趋严密的新闻控制，沦陷于“合法”的窃听，沦陷于被北京遥控的傀儡特首，沦陷于叶刘淑仪、曾宪梓与李嘉诚等“卖港求荣”的罪人。此次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副主席、支联会秘书何俊仁先生，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中环闹市区的餐厅中遭到歹徒的毒打，此一事件再次表明香港已然沦陷为中共黑帮之殖民地。

香港素有法治社会之美誉，此一恐怖主义事件足以让每一个市民挺身置疑港府：香港的法治何在？香港的安全何在？现实中的香港与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相比，究竟有何种差别？特首、保安局长、警务处长等拿着高薪却不能保护市民的要员们，为何还不停职反省乃至引咎辞职？

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与何俊仁先生有过多次美好的会晤。何俊仁是一位有大侠气概的君子，不仅致力于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发展，也密切关心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他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作为一名在保钓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香港本土知识分子，他矢志不渝地呼吁日本践行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我记得何俊仁曾经带我参观香港立法会，向我详细介绍了立法会的历史与现实，并认为这是英国为香港留下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

二零零五年，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作家、记者师涛因撰文讨论“六四”问题而被当局判处十年徒刑。何俊仁自告奋勇义务为师涛担任律师，负责处理在海外起诉向中共当局提供师涛个人资料的雅虎公司的法律事务。何俊仁在香港是一位着名律师，如果他将这些时间用于处理某些商业性案件，轻而易举便可获得数十万元的报酬。但是，对他来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的公义与公正、人民的民主与自由。

真正的爱国者，既爱香港，也爱大陆，爱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同胞。爱国绝非爱中共和爱北京，更不是以中共之是非为是非、以中共之好恶为好恶。最恬不知耻的是，作为一个出卖国家土地和利益最多的僭主政权，中共却堂而皇之地对香港人施起了爱国的魔咒。最可悲的是，居然有那么多香港人一听爱国咒语便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于是，支持《二十三条》之恶法，欢迎木乃伊般的“太空人”，参加“与狼共舞”的庆回归游行……其中不乏香港各阶层人士的身影。

有何俊仁、司徒华、余若薇、黄毓民、朱耀明、刘慧卿、李柱铭的香港，是有活力、有生机、有希望的香港。如果这些敢言者全都闭嘴了，那么香港也就彻底“大陆化”了。此次何俊人被毒打事件，乃是中共向香港民众释放出的恐吓信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所有香港居民而言，是安心做奴隶，还是奋起争民主，已然到了不可回避的选择关口。


（四）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正在进入民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倘若民主派和大部分民众都能齐心协力推动普选，未来的香港必将既有自由也有民主。此次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这两位最有名的女性之间针对立法会议席的选战，堪称“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也是观察香港未来政治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在陈方安生宣布参选之后，泛民主派大部分公开表示对她的支持，但仍有“长毛”梁国雄等不予认同。而亲中的党团和社群都“一致拥护”叶刘淑仪，没有人敢对其说三道四。哪边民主，哪边不民主，一目了然。奇怪的是，若干香港媒体纷纷为叶太造势，此种造势运动就连身为特首曾荫权“老朋友”的议员郑经瀚也感到“目不忍睹”，撰文批评媒体一直过分褒扬叶刘淑仪的名望和能力，根本是假相！

某些港人对叶刘淑仪顶礼膜拜，却忘记了在四年之前，正是叶太为强行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鞠躬尽瘁”，激起百万港人上街游行。北京方面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叶太被迫辞职离港。“民主杀手”在赴英美镀金之后，难道洗心革面、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女神”？在我看来，叶太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某些港人。昔日，有瑞典人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今日，则有某些港人则患了“叶刘淑仪综合症”。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转而支持绑匪。研究者发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此症状。

中国大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流行的国度。许多在“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重新走上红地毯之后，又对中共死心塌地，甚至参与对他人的压迫，如“右派总理”朱熔基、“右派文化部长”王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储安平，他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亦积极参与中共的文化宣传，并以此来“告慰父亲”。这些人都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分析了该症状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新闻、文化、教育都由中共中宣部垄断；整个社会高度控制，不能有任何非政府的结社和活动；人的生命没有基本保障；中共政权对人们施加小恩小惠。

在香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有些人是因为与大陆有庞大的商业利益；有些人则是爱国心爱错了地方，错把他乡当故乡，错把中共当中国。“叶刘淑仪”综合症乃是香港之耻，表明某些港人的心智还停留在婴孩期。


（五）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立法会议席的选战如这次激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选战是香港与北京之战，是民主与非民主的之战，是香港未来兴衰存亡的风向标。难怪黎智英先生大声呼吁港岛居民都来投下“良心之票”，并宣称倘若叶太当选，他将考虑移民台湾。

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陈太战胜了叶太。叶太得意地以北京的代理人自居，昔日不顾千夫所指也要强行通过二十三条，北京对其忠诚度自然是百分之两百地放心。此次叶太一宣布出马竞选，不仅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党民建联立即鼎力支持，而且亲北京的商界大佬们也都掏出巨资援助。于是乎，上门扫票，从寒门走到豪宅；电话催票，从北京打到香港；群众集会，人潮汹涌；车队接送，一丝不苟……颇有些台湾民进党善于经营选战的气势了。

再看陈太这边，除了“良心”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媒体的宣传机器，更没有港府的背后支持。但陈太还是赢了，香港还是赢了。陈太在发表谢票演说时说：“虽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和对方没法比，可是始终我们是胜利的。最感谢的当然是香港市民。我一直非常相信香港市民是有智慧的，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出来，清楚表达他们的意愿。”

十七万票对十三万票，差距并没有我预料的那么悬殊。面对那投给叶太的十三万票，我感慨万千。叶太曾经有一句抹黑民主的名言：“希特勒也是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应当说给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听。昔日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与今日投票给叶太的人，其心思意念是何其地相似！当年那些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亲手葬送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今天那些投票给叶太的人，不也试图将香港变成共产党的禁脔吗？

我不知道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当中，有没有当年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而愤然上街游行的人；有没有当年为抗议北京的“六•四”大屠杀而愤然上街游行的人；有没有真正爱香港、盼望香港的民主与自由不受北京的侵害的人。我不知道这些投票给叶太的选民当中，有多少人误以为叶太前两年赴美留过学、经过了民主熏陶而洗心革面，有多少人仅仅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香港的未来，有多少人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本性。尽管我心中鄙视这些投票给叶太的人，但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热爱自由和民主的人所投出的一票，与愿意当奴隶和奴才的人所投出的一票，具有同样的价值。

面对这十三万张票以及遍布全香港的更多的同样倾向的票，泛民主党派不可掉以轻心，更当严阵以待。如果能够将这十三万变成三万，乃至三千、三百、三十，那么香港的民主将无后顾之忧。


（六）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住在台湾的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在香港海关被拒绝入境并被遣返回台。朱婉琪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在我的身边差不多有七八个女士官员，还有男的，用镇暴毯把我包起来。六个女士架着我，六个男士推着轮椅把我推到登机口。那个场景真的是令我沮丧和愤怒。”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帮助她与海关官员沟通以后，向她解释说：“这个问题是高层的决定，海关没有回旋的余地。”

朱婉琪被香港拒之于门外，海关声称她可能“对香港不利”。难道朱婉琪是恐怖分子，是曾经让香港富豪和政要们闻风丧胆的“惊天大贼王”张子强吗？显然不是。朱婉琪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是一位遵纪守法的好律师，她会对香港造成什么“不利”的局面呢？原来，香港海关的电脑里显示出，她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法轮功的律师。

两年以前，香港着名政论杂志《开放》的总编辑金钟赴澳门旅游，被澳门拒绝入境。投诉之后，迄今未得到澳门方面的答复。那时，香港媒体纷纷惊呼：澳门变得与内地越来越像了！如今，在香港海关亦发生了同样荒谬的情况，与其说香港逐渐“澳门化”，还不如直接说香港已然“内地化”。

香港海关不敢说出拒绝朱婉琪入境的命令究竟来自哪里的“高层”。是特区首长曾荫权，还是北京的中共政治局？海关负责人三缄其口。海关的电脑资料中，究竟有多少人名列黑名单之上？这些都是“国家秘密”，谁要刺探此“国家秘密”，谁就危害了“国家安全”。香港民众的知情权遭到了肆意的践踏。

如果是特首亲自下的命令，那么这一举动表明特区政府恬不知耻地以北京当局的附庸自居。特首根本不是香港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北京操纵的小圈子选举的产物。所以，特首根本不会顾及香港民众和香港舆论的意见，惟北京马首是瞻。只要讨好了北京，便可稳做此“儿皇帝”的宝座。

如果是北京当局直接下的命令，那么更表明“一国两制”的承诺在香港已经荡然无存。北京不仅决定特首人选，而且连谁能进入香港、谁不能进入香港都要事无巨细地关照到。看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在哈佛完成博士学业之后，想要到香港的大学来教书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了。哪所香港的大学有胆量逆中央的意志而聘请王丹呢？即使有大学敢于下聘书，王丹恐怕也无法在香港入境，他的身份可比朱婉琪“敏感”多了。

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可以到香港，在香港媒体上公然为天安门大屠杀辩护；而人权律师朱婉琪女士却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不能履行其律师的职责。这样的“区别对待”，符合香港的主流民意吗？

回归十年，香港已经由流光溢彩的自由港蜕变成了黯淡无光的大监狱。不愿接受“温水煮青蛙”的命运的香港人，惟有到维多利亚公园去点燃那盏明亮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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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令狐药师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批评说，今天的大学盛产奴才和愤青。当大学教育刻意回避爱、理性、宽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的时候，当大学教育故意灌输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思想的时候，愤青便被批量生产出来。请看今日之网络，岂不是愤青的天下？

愤青很喜欢发出嘘声来。北大学生尤其以嘘声为标识。嘘，是大学生青春的标志，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本性的流露。更何况这里是北大，这里是谁也不服谁的地方。嘘，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嘘的是可嘘之人与可嘘之事，譬如对权贵之嘘，就是北大之风骨。但是，很多时候，嘘的举动却出自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愚昧与偏狭交织的情感。

我有一个很深切的经历：在北大的大讲堂看电影，必须忍受此起彼伏的嘘声。有的嘘声，确实嘘的是时候，比如是导演弱智的安排和演员做作的表演，比如是穿帮的情节和粗俗的音乐。当然，如果放映员出了差错，忽然屏幕上没有画面了，大家更是群起而嘘之。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很有特别的现象：招致嘘声最多的地方，是某些好莱坞的惊险片中，当美国的星条旗冉冉升起的时刻，以及英俊的“美国总统”发表讲演的时刻。那时候，嘘声此起彼伏，简直要把屋顶掀翻了。

有一次，放映的是科幻动作大片《独立日》。故事发生在七月二日至七月四日这三天之间。美国人正准备热烈庆祝七月四日独立日（注意，是独立日而非国庆日，两者含义大不相同），外星人的舰队竟然大举包围地球，不由分说地对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展开了致命的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全人类，占领地球。于是，智勇双全的美国总统比尔？普尔曼号召世界各国共御外敌，将七月四日就变成地球的独立日。在电脑专家杰夫？戈德布拉姆和黑人空军飞行员威尔？史密斯等人协助下，地球人对外星人展开了全面反攻。“地球反击战”是一次集体行动，既有正规军飞行员，也有民间的杂牌军，最后连总统也亲自上阵了。美国总统驾驶着战斗机冲上了第一线。现实世界的美国总统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曾当过飞行员，如布什总统。但电影中的总统绝对是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总统亲自上战场，也是美国电影特有的直率单纯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国家的电影中，很少有国家元首到前线作战的镜头，那会被当作“匹夫之勇”看待的啊！

这部电影的情节很老套，动作和特技却堪称一流。尤其是大战前夕总统先生亲自发表的那番演讲，更是让人热血沸腾，这段话如是说：“早上好，一小时之内，这里的战机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机联合起来，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人类这个词，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我们不能再因为彼此间微不足道的差异而无谓消耗，我们应该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也许是命运使然，今天是七月四日，你们将再一次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不是为了摆脱暴政、压迫和残害，而是为了我们继续的生存。今天，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七月四日就将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美国的节日，而将成为这样一个日子，全世界用同一个声音宣布：”我们不会就此无声无息的步入黑暗，我们不会就此放弃斗争而走向消亡，我们将继续活下去，我们必将继续生存。‘就在今天，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独立日！“此时此刻，外表俊朗的”总统先生“，一边注视着冉冉升起的星条旗，一边自豪发表了这番演讲。这是好莱坞剧作家的拿手好戏。

“总统先生”的话音未落，全场的嘘声，突然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完全弄不清楚，同学们为何会如此激动。尽管我也不太欣赏美国人过于张扬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但我知道，电影仅仅是电影，娱乐仅仅是娱乐，这番台词并没有冒犯到我的自尊心。难道是我的自尊心太不敏感了？难道对中国的爱必须通过对这部美国电影的“嘘”来表达？我并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嘘美国，美国与我们有深仇大恨吗？好像没有，南京大屠杀不是美国人干的。惟一的理由便是：美国比我们强大，凭什么它就要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于是，这便成了嘘美国的关键理由。但是，我很怀疑那些嘘得起劲的家伙，他们内心真的厌恶美国。他们种的许多人，一边用嘘声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一边却宁可不学专业课，也要拼命背诵英语单词辞典、接受新东方培训、参加托福考试，然后在美国使馆门口排队办理签证。如此看来，这番嘘声，实在是过于虚张声势了。

然而，这种已成“大气候”的嘘声的背后，总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健康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我们”对“他们”的拒斥、敌对乃至仇恨。这种心态在九十年代中期便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主流，当网络逐渐兴起之后，这群人遂被定义为“网络愤青”。“网络愤青”们昂首阔步地从文革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仿佛他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人。这种不由自主的、毫无理由的“刻骨仇恨”，在北京大学这个地方竟然如此有市场，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来说，多少是一种嘲讽。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座学校里的许多人已然丧失了健全的心态、理性的思考和开放的胸怀，这座学校已远离了“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个“万象为宾客”的时代已经不可思议地成为天方夜谭。其实，别人在电影里升升自己的国旗，吹吹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笑一笑就过去了，犯不着给对方贴一个“大美国主义”的标签。我们自己的电影里，尤其是武功片里，不也是时常出现我们的功夫之王将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全都打地鼻青脸肿的吗？那么，人家鼓吹鼓吹七月四日，你为什么就认为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呢？连这也忍受不了的人，不过是心理素质太差的懦夫而已。

忽然，我想起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运动。那也是一群以嘘声自得其乐的人。洋人的枪炮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们一起发力将他们嘘回老家去！愤青人格与奴才人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义和团的屠刀杀向外国传教士和教徒（虽然也是他们的同胞）的时候是毫不手软的，这是他们作为愤青的一面；但当他们遇到慈禧太后的时候，照样三跪九叩，声称“扶清灭洋”，这是他们作为奴才的一面。于是，他们拙劣的把戏，居然骗过了无比精明的老佛爷；于是，清廷下诏说：对万国宣战！历史学家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细致地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刀枪不入与降神附体，是义和团宗教仪式的两个标志。所谓刀枪不入，即经过艰苦的身体锻炼，人们能够学会意念高度集中与绷紧肌肉的技巧，从而使练习者能够抵挡刀砍甚至利器刺腹。“他们夸耀说，除了大刀和扎枪之外，火枪也能被抵挡。”神灵附体更是为中国农民所熟稔的概念，当拳民们被某个神附体时，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在戏台上所看到的神的行为一样。例如，受猪八戒附体的人会用鼻子在污物中拱来拱去，各式拳手总是操其附体神仙所适用的兵器。神话和戏剧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叙述背景”，观众与看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热闹兴奋的场景是如此相像。于是，义和团一边唱戏，一边上战场了。

靠穿戏服的义和团便可以富国强兵吗？靠念咒语的义和团便可以报仇雪恨吗？看到带头大哥们个个都那么信心百倍的，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从皇帝到奴仆，个个都怕极了洋人，如今居然有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丝毫也不怕洋人！他们一定不简单，他们一定有法术！殊不知，极度的自卑，其表现形式往往是极度的自信。盲目排外的行为，那些最弱势的文化群体最为擅长。于是，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姜子牙、张天师、观音娘娘一起登场上阵。他们在演戏，在梦游，周锡瑞教授评论道：“当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成为戏剧表演时，它也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力。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如此，满心的委屈虽然一时得到了发泄，其结果却是神仙的子民们所料想不到的。让我们来看看“爱嘘者”的命运吧：洋人罪恶的子弹，照样顺利地穿进大哥们的身体里，在那一瞬间，附体的神灵们立刻脱壳而出逃命去了。原来，天兵天将并没有与大哥们在一起，撒豆成兵、剪纸成军的吹嘘，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实。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越一无所有，越有嘘的欲望。弱者喜欢嘘强者，强者一般不会去嘘弱者。我发现，“嘘”这个字的构造真是太有意思了：左边是口字旁，表示实施这一动作的身体部件是口；右边是个“虚”字，揭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是掩饰其内心的空虚、孱弱与卑贱。经过一阵阵的长嘘短嘘之后，人们似乎嘘出了点自信心。不过，这种自信心是个肥皂泡一样的空壳，一下子就戳破了。我家对面的邻居，家里的两个小孩都是无赖恶少，而我家两兄弟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好学生。两相比照，邻家孩子的母亲心理不平衡了。她以她并不高的智商琢磨了好久，结果琢磨出一套理论出来，逢人便讲：“读书有什么好？他们家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学习成绩好，将来并不一定考得上大学；将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愁分配工作。我家孩子就是不愿读书，他们早早自力更生，靠力气吃饭，我们当父母的也就不操心了。”她讲得唾味星子乱溅、神采飞扬的。然而，有一天，她的两个儿子因为犯罪，一前一后被铐进“局子”里去了。她这才像霜打的茄子一般，从此便沉默不语了。爱“嘘”之心，人皆有之，因为人人都有弱点。可惜，无论你怎样嘘，仍然不能把弱点变为优点，反而使弱点更加彰显出来。

那位可怜的母亲的心态、北大大讲堂中满堂弥漫的嘘声，以及义和团红旗飘飘的活报剧，都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北大学生本该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胸，本该有开得起玩笑的智慧，而不应当像好斗的公鸡一样，随时寻找作为消灭的对象的“阶级敌人”。但是，当我听到此种嘘声之际，便发现北大学生的眼界并不比其他人宽阔和高远。他们心浮气躁，似乎嘘声越大，爱国心便越赤忱。北大与其他大部分的大学一样，成为了愤青的天堂。愤青的心中只有恨而没有爱，只有苦毒而没有宽容。鲁迅对这种人早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家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光荣，他们自然也就有光荣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mob的长技，一阵乱躁，便可制胜。”所谓“制胜”，当然是假话，不过是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罢了。大学本该是开放的前沿，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当大学老师放弃了引导学生接近真理的使命的时候，大学遂成为孳生种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和愤青的温床。

极度的自尊背后是极度的自卑。愤青们的嘘声并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当年，印第安人在面临北美殖民者的蚕食的时候，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自己接受文明。开战带来更野蛮的杀戮，有时甚至是种族灭绝；而文明显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以傲慢对抗文明，与他们以懒惰之对抗文明，几乎是同样的顽固。沃尔内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中写道：“在所有部落里，还有一些年老的战士看到有人在使用犁时，仍在喊叫破坏古风。他们认为，野蛮人使用这种新玩意儿，只能使他们堕落，而为了重振他们的荣誉和威力，只要恢复他们的古风就可以了。”印第安人认为辛苦劳动是下贱的活动，将种田的人比作耕田的牛，把白人每一种手艺都看成是奴隶的劳作。他们对白人能力和高超智慧倒是不乏敬佩之感，但他们在赞扬白人的勤劳成果时，又觉得自己比白人更聪明。他们嘲笑白人的勤劳，嘲笑各种新式的武器和工具，相信祖先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但是，这种虚幻的自豪感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命运对这个民族残酷无情。一八三一年，托克维尔来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他看到这样一幕迁徙的悲壮场面：“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雪花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蓬，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他们已经登上载运他们的那条大船，而他们的狗却仍留在岸上。当这些动物最后发现它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便一起狂吠起来，随即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泅水过河。”这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摧人泪下。印第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们抱残守缺的自信乃至自负，是否值得后来者反省呢？“他们”的命运看上去离我们那样遥远──真的遥远吗？

印第安人嘘到后来，终于再也嘘不出声音来了，惟有斑斑的血泪。二十一世纪初的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却还有那么多的精英学子嘘得不亦乐乎。如果大学成为生产愤青的工厂，那么大学教育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如果新一代的中国青年的主体是愤青，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希望渺茫。鲁迅说过，自大狂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发改进的原因”。当“爱嘘之心”成为“良民证”和“爱国卡”的时候，“爱国主义”就变质为“害国主义”了：嘘了这么久，敌国并没有被嘘成经济萧条，我们自己也并没有被嘘成地上的天国。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世界电玩大赛的台湾选手刘佑辰，获得了其中一个项目的铜牌。就在比赛前一天，这名年轻人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赢得了一枚弥足珍贵的奖牌。在上台领奖时，刘佑辰兴奋地展示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谁也没有料到，颁奖典礼结束后，两名大陆选手沙君春和李小峰，带领团员包围刘辰佑，对其动手动脚，甚至恶言相向：“你们是狗生出来的吗？”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叶非比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刘佑辰下台以后马上遭到中国代表团的挑衅和叫嚣，有不雅的言辞，同时也有粗暴的行动，也就是用脚来踢我们的选手。”大会安全人员即刻出面制止，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叶非比说，台湾驻西雅图代表处已经向世界电玩大赛主办单位提出抗议，并且请美国警方协助维护台湾团员安全。叶非比也谴责了中国大陆以粗暴行为打压台湾的做法：“中国在国际场合对我们的打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这样的作为只会加深我们国人的愤慨。”在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中国大陆国务院国台办表示，还没有听说这个事件。这是大陆官员的习惯性反应：他们敢于怂恿选手辱骂和攻击刘佑辰，却不敢公开承认，其色厉内荏的本质昭然若揭。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佑辰被大陆选手辱骂的消息传回台湾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蓝绿两党的立委同声谴责，认为大陆选手不该出言侮辱，这样全台湾的人都无法忍受。究竟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究竟谁是台独势力的第一推手？很明显，是中共当局。由此一细节可以看出，两岸问题的症结不在台湾，而在大陆；不在民进党或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用高压的手段不能获得民心，用野蛮的方式不能赢得信任。中共使用此类下流卑劣的方法对待台湾，不仅不能让台湾乖乖地挂起白旗，反而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渐行渐远。对于此次事件，国民党立委郭素春表示：“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比的应是实力，不是拳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幸男指出：“中国可以打死台湾，但是不可以侮辱台湾。”他要求中国立刻召回口出恶言的沙君春与李小峰并予以惩处，胡锦涛应向全世界和台湾人民道歉。他还反问道：“台湾选手因为拿中华民国国旗遭到辱骂‘狗生的’，难道今日摇旗替王建民加油的侨胞也是‘狗生的’吗？我们有因为中国人拿五星旗，而说他们是‘猪生的、牛生的’吗？这样真的有尊重台湾吗？”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王拓表示，中国选手对台湾的行为，让他想到中国在受帝国主义者侵略时，帝国主义者以“禁止中国人与狗进入”来羞辱中国人。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没想到竟然如此肮脏下作！王拓还说：“中国口口声声说台胞是同胞骨肉，现在骂台湾人是‘狗生的’，那中国人呢？”

那两名侮辱甚至攻击台湾选手的年轻人，尚君春和李小峰，大概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定毫无了解，稀里糊涂地便成了少年法西斯。他们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成就，更不了解大部分台湾人友善与温和的性情。井底之蛙，方会夜郎自大。他们是中共当局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的牺牲品，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乃是若干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先贤设计的，在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民族意志的象征。比起中共的五星红旗来，这面国旗更有历史感和凝聚力，更值得尊重和珍惜。即便不认同中华民国国旗，但既然大家同是华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各自彰显各自的旗帜，而不必以“汉贼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封杀、羞辱和攻击对方。早前，海外观察家在评论朝鲜半岛南北领袖高峰会时，顺带提到海峡两岸问题，很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南北韩都已经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他们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离散家属的会面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反观两岸，近二十年的民间交流却引发双方越来越远的心理距离，猜忌、怀疑、恐惧的表征之下，哪里还有一点同是中国人的亲切感？”这个问题该由江泽民和胡锦涛来回答。

那两名穷凶极恶的年轻人，也许并不是中共党员，当然更不是衰老、僵化而保守的官员。他们并不需要如此表现一番，以换取仕途上的升迁。既然他们有资格出席国际电玩大赛，表明在接受新兴的科技和知识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特长。这一代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年人，应当破除意识形态的壁垒，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两岸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本着和平与和谐的原则，携手共同创建两岸都能享有的美好明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名年轻人的身体虽然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精神却滞留在盛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都是此种糟糕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我们对海峡两岸和平共处的前景难以抱乐观的期望。

这两名年轻人之所以有如此粗暴甚至疯狂的言行举止，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跟他们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宣传灌输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用王怡的话来说，这些人在自己的财产受当权者侵害的时候默不作声，但一谈起台湾问题便蹦起八丈高，这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疾病。始作俑者是中共当局，中共当局最后亦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鼓吹斗争和仇恨的宣传和教育，才炮制出若干中国民众条件反射般的、对台湾喊打喊杀的仇恨心理。而此种扭曲的心态，又刺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选择台独的道路。台独的声浪越来越高，大陆这边的莽夫们动武的主张亦跃跃欲试。这简直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爱因斯坦说得好，民族主义乃是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崩溃之后留下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中共当局有意识、有计划地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潮，企图将其作为最后的“强心剂”，维持其丧失了正当性的统治。官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明显减少，对魅力尚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则加倍进行。近年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升温，也成为反西方、反民主的武器。从《中国可以说不》的洛阳纸贵，到香港澳门回归时盛典；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官方精心组织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若干中国民众幸灾乐祸的欢呼；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当天市民“自发”的庆祝游行，到“刘翔神话”和“姚明神话”的大肆渲染；从二零零五年春当局收放自如的“反日”狂潮，到“神州”上天、“嫦娥”登月之后某些国民的欣喜若狂……当局的伎俩至少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能否填补民众的虚无主义、转换民众的功利主义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中共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身份。就在当局打出爱国旗号的同时，却对民间保钓运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努力十分冷漠，对印尼、俄罗斯等国的排华运动保持沉默，其虚伪性暴露无遗。中国割让给苏俄的土地面积，便有数十个台湾大小。相当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并不具备“民族主义旗手”的资格。其次，“中国”是一个被蛀虫蛀空的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认同和皈依这个概念呢？是地理上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中国；是人种意义的中国，还是政权形态的中国？这些“中国”汇集起来，有可能形成一条“龙”、形成一个新的图腾崇拜吗？

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它只是一剂暂时有效的兴奋剂；民族主义也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彼岸，更无法赢得台湾的人心。一个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一群受民族主义左右的民众，其处境便如同盲人骑瞎马，正如神学家卢云所说：“人们对领导的一大假象，是以为一个从未到过沙漠的人能够带领别人走出沙漠。”当我在照片上看到那两个被邪恶的观念所控制的年轻人、被莫名其妙的仇恨所驱使的年轻人的时候，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些为希特勒二战的德国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表情亦如此相似！

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上升到信仰层面，不足以填补当代中国国民内心的空白和饥渴。在张艺谋歌颂暴君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的梦寐以求的乃是“天下”。然而，此“天下”乃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而不是黎民百姓的天下。天下为帝王一个人所有，天下从未有过“天下为公”的时代，正如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所反问的那样：“我爱大清国，但大清国爱我吗？”这是那些“爱国者”们面对的最大的尴尬。

中共当局煽动民众对台湾产生仇恨，其用意当然是转移严峻的国内矛盾；而反观对岸，陈水扁在一次集会上反驳那些批评他的台湾老百姓说，太平洋没有盖子，你们不喜欢台湾，可以游到大陆去啊！其思维方式与中共及其培养的那两个年轻人何其地相似！当两岸的政客都在利用统独问题打压民众的不同意见、验证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理性的声音便被边缘化了，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也许那两名辱骂和攻击台湾同胞的年轻人，还在为自己的“正义行动”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爱国主义”，这种所谓的“敌人意识”，只是一种低级的、本能性质的情感。英国文学大师鲁益师说过，如果将爱国主义当作信仰，坚信自己的国家民族比任何其他国家民族来得优越伟大，那么很多人就有可能因这种信念作祟而成为恶棍。当它膨胀到最极端，就会孕育出种族主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中说：“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在民族主义之上，还应当有广阔的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无论今后台湾何去何从，台湾民众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和朋友，两岸都不能因此而兵戎相见。

台湾不是大陆的敌人，大陆也不是台湾的敌人。那些制造敌人观念的政客，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今天，这两名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丢人现眼；明天，也许有更多的年轻人被仇恨和邪恶所控制，会去拿起真正的刀枪来杀戮。为了避免此种悲剧的发生，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从今天起便要竭尽全力在两岸撒播和平的种子。如果此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警讯，那么便是它惟一的价值所在。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令狐药师

日前，蒋家第四代、橙果设计负责人蒋友柏在其博客“白木怡言”中撰文指出，“两蒋有没有做错事？当然有”。他自称花了很长时间接受国外学者将蒋介石列为全球第四大杀人魔王、当年江南案等暗杀行动的负面结论。他期许，台湾民主纪念馆开幕之后，大家能够放下对两蒋“神话”与“仇恨”的情绪，“许台湾一个没有仇恨与对立的未来”。

蒋友柏已经走出了“蒋家王朝”的阴影，既以平常心接受身为蒋家后人的不可改变事实，又以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空。他曾经留学美国，深谙自由民主价值，故而能对先辈的功过作冷静的评述；他相貌俊朗，谈吐高雅，一副阳光男孩的模样，是许多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他主持的橙果设计公司，以别具一格的设计和一流的服务，在业界享有盛名。蒋友柏以精彩的人生证明了：蒋家后人已经适应了民主时代，不必深陷于诡谲险恶的政治泥潭，照样可以实现花香满径的人生价值。古代那些亡国之君的哀叹“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家”，终于在蒋友柏这里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比彼岸的中国大陆，毛家后人依旧生活在逝去的黑暗时代之中。毛家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毛泽东作为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的身份有丝毫认识，他们虽然无法进入权力中枢，用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的话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咱是不去想了”，但他们仍然陶醉于天安门的毛像、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以及人民币上的毛头。至少在表面上，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老毛“当家作主”的中国。因此，他们不仅拒绝向被毛害死的数千万同胞及其家人道歉和忏悔，反倒津津乐道于毛杀人如麻的“丰功伟绩”。

虽然被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定的智障问题，毛新宇却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毛新宇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爷爷指挥的，日本人是他爷爷打跑的。无知者无畏，这些奇谈怪论成为民间的笑柄。据说，有一次毛新宇在出租车上大肆吹嘘老毛，惹火了司机，遂停车将其赶了下去。

毛家人继续将老毛供在神坛上。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一出生，他便四处放出消息说，这个毛家第四代传人的生日，居然恰好是老毛一百一十周年的诞辰！这难道不是“转世灵童”吗？而且小东东一出世便认出了挂在墙上的爷爷，看来这个孩子有“真龙天子”的命！于是，国家邮政局破例为“毛东东周岁纪念”发行了邮票十六枚，使他成为“发行个性化邮票最小的人”。这不是滥用公权力吗？

蒋毛后代两重天，亦折射出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天渊之别：彼岸，个人崇拜进入历史，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蒋家后人以健康、青春和睿智的形象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此岸，独裁者的幽灵四处徘徊，偶像崇拜深深植入民众的潜意识，毛家后人遂刻舟求剑、装神弄鬼，北韩的“金氏王朝”真的可以在中国复制吗？

令狐药师

“杨帆门”事件持续发酵，在博客上撰文批评杨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日前突然宣布辞职，声称自己的言论“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让我最为莫名惊诧的消息：该下课的“叫兽”（这是网民对那些误人子弟的教授的尊称）不下课，不该辞职的良师却黯然辞职。无论萧瀚的辞职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这种“劣胜优败”的事实，再次凸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危机。

事态发展至今，让人极为遗憾：政法大学校方至今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不敢站出来组织独立调查并公布结果，以对社会和公共舆论有所交待；那位奋起捍卫个人自由的女学生，在各种压力之下却不得不向杨帆道歉；而不得理且不饶人的杨帆则高调宣称，如果学生的书面道歉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将不会善罢甘休。我失望地看到了真理被颠倒、法治被践踏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被誉为法学家的摇篮，若干年来蕴育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法学人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好些让我敬重的学者，如金雁、萧瀚、马怀德等人，在我的眼中它是除了北大之外中国最有学术自由空气的大学之一。然而，在此次“杨帆门”事件中，法大校方不惜牺牲学校的声誉而对野蛮“叫兽”包庇和纵容，却让人倍感费解。在这个最应该讲“法治”的地方，“法治”的因素一直受到遮蔽和忽视。

我要追问的有两点法律要素。首先，作为老师的杨帆发现听课学生少，便下令锁住教室的大门，此种权力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有什么法律支撑？我遍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和规则，并未发现有哪个条文赋予教师以紧锁大门、剥夺学生人身自由的滔天权力。课堂秩序当然需要维持，但绝对不能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来实现。一个教师的课堂要吸引学生，靠的是他的学识、口才和人格魅力等等，而不是以强权和“铁将军”来将教室打造为一所监狱。那些真正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其课堂经常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让老师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而那些知识老化、照本宣科、刚愎自用的老师，其课堂简直是门可罗雀，人丁稀疏。这种“马太效应”，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感受颇深，如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的课最受欢迎，一般提前几个小时就得去占座位；而那些“马列主义老面孔”的课便乏人问津。这就形成了某种自发的、良性的淘汰机制，因为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耳朵是敏锐的、心灵是聪慧的，学生自然会选择那些最有学问的老师和最有价值的课程。每一所大学都应当将课程的选择权赋予学生。如果某教授不得不靠锁门来维持其学生的数量，他则已然沦为“监狱长”，那才真是作为“叫兽”最大的悲哀。

其次，在这场冲突中，究竟谁是受害者呢？究竟谁该被警察抓走呢？不是杨帆，而是那位无辜的女学生。当时，杨“叫兽”悍然当着数十名学生的面，追打那位弱不禁风的女学生，他声嘶力竭地叫喊“抓住她！”——人家又不是犯罪分子，你有什么资格“抓”别人呢？显然，杨是进攻一方，是男性，身材牛高马大，如泰山压顶般冲过去；而学生是被侵犯一方，是女性，其身材文弱纤细，靠本人的力量根本难以保护自己。然而，经过一番肢体冲突之后，杨却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迫于其淫威，当时居然没有学生站出来斥责他！杨“叫兽”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对女学生的人身伤害，而且还有性骚扰之嫌疑。之后，他以暴力将该女生囚禁在教师旁边的一间小屋，并动用保安和警察的力量对该女生进行恐吓，嚣张气焰，凶神恶煞，让人感到宛如回到了文革时代。杨帆长期以极左派自居，为文革叫好，深切怀念文革的血腥暴虐，此次总算是有机会上演红卫兵“打砸抢”的英雄行动。

毫无疑问，杨帆的这一系列做法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人身侮辱和非法拘禁这两条他是逃不掉的。政法大学的教授却俨然是法盲，这也堪称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了。我却无法让自己幽默起来，我只能深深地感到悲哀。这样的情况应当加以改变，如果连政法大学都不能“依法治校”的话，偌大的中国何能实现“依法治国”？那么，如何“依法治校”呢？首先就从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开始，不仅普及法律常识，而且唤醒人权意识。作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理所当然要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强。所以，不仅是那位受害的女学生，当天在场的所有学生，都应当将那个作为法盲的杨“叫兽”告上法庭。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知道如何去维护，日后当他们成为法律工作者了，又如何去帮助那些普通公民依法维权呢？我完全支持法大学生拿起法律武器来，将无法无天的“叫兽”绳之以法。

我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了一种有意的误导，某些人士居高临下地谴责学生“素质低”，赞扬杨帆的“铁腕整饬”。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有人总是像《阿Q正传》中的七斤老太那样叹息“一代不如一代”，并根据自我的想象对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肆意“妖魔化”。我并不认为下一代人必然优于上一代人，但我更不同意“一代不如一代”的自恋说辞，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优点。比如，当有人批评新生代作家韩寒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却从他身上发现了独立、率真等优良的品质。我在“杨帆门”事件中，不仅看不出当事学生有任何“素质低”的地方，反倒看到了学生们的独立和自信，他们不再是奴才，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当他们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敢于反抗强权，他们的未来无比光明。相反，那些企图继续将学生当作奴才来使唤的人，那些将所谓的“师道尊严”看得超过学生的人权和自由的人，根本不配在这个时代担任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正如萧瀚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法律承认的基本自由，教师对学生没有监护权，只有建议权。学生听课是为了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人格薰陶，而不是对教师无条件地俯首称臣、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大学是培养自由人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和奴隶的地方。”杨帆的身体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精神却滞留在奴隶社会。像这样既不懂得自尊，也不尊重别人的人，早该从教师的职位上下课了。

另一方面，既然高等教育并不是义务教育，按照教育部高官们的权威解释，中国的高等教育早已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了，早已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了；那么，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学生，完全可以对学校所提供的不合格的教育服务提出抗议甚至要求“退货”或“换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便和同学们一起抗议几门劣质课程和几名不称职的老师，或给系主任上书，或放弃该课程的学分，或直接与任课教师提出意见。不见得每门课程都因此而得以改进，但校方至少比较尊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和报复。因此，政法大学的学生们无论是中途退场，还是当场反驳教师的无理取闹，都是消费者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他们“用脚维权”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而杨帆恼羞成怒地锁门及追打学生的动作，不是“强迫消费”以至伤害消费者又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有权拒绝购买劣质商品，任何一个学生都有权抵制劣质课程。

那么，杨帆所担任的课程，是否属于劣质课程呢？据许多法大学生的揭露，长期以来，杨帆经常在课堂上情绪失控地辱骂学生、海阔天空地谈论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多次不给学生打招呼就缺席并经常迟到、强迫学生高价购买其著作和CD并将购买行为与考试成绩挂钩……据学生们披露，虽然杨帆年收入四十万，但仍然贪财如命，不惜赚取贫困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并声称这是为支付儿子在西方留学的高昂学费——学生们有何义务帮你养儿子呢？（有意思的是，杨帆四处宣扬中国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所有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是“汉奸”。虽然今天的中国不能实现他的梦想，但今天的北韩不正是文革的“活化石”吗？他为何不将儿子送到北韩去留学，却偏偏送到万恶的西方花花世界去呢？其人格分裂可见一斑）杨帆的这些作为，完全违背了教师的基本职业伦理，按照政法大学的相关规定，已经数次酿成重大的教学事故，早该受到校方的处分和惩罚。然而，他却一直逍遥法外，如果不是此次“杨帆门”事件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这些情况外界仍然一无所知。这只能说明法大校方在管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有关规章制度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迄今为止，杨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从未对自己的言行有任何的反省和道歉，反倒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强词夺理，色厉内荏。他居然将这一起师生争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起来，声称此事已经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仿佛他本人是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权威的“国家代言人”似的。昔日，号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话音刚落便被送上了断头台；今日，杨大“叫兽”难道经过了十三亿公民的授权，可以理直气壮地“代表”我们的国家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真的是千钧一发地维系于杨大师一人的身上吗？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那名反抗流氓“叫兽”的女学生和那些逃课的学生，而是杨帆先生自己。杨帆在课堂上的若干言论，经过学生的记录整理之后发表出来，这些言论中不乏危害国家安全、挑动世界大战、毁灭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狂言妄语，这些言论简直可以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某些言辞相媲美了。我随手摘录几条，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奇文共赏析：

——中国怎么样才能牛起来？首先我们中国从现在开始不用石油，改用煤炭。同时我们在主要的海上运输港口都埋伏上潜艇。若干年后，潜艇突然发威把所有运输石油的船摧毁，那样别的国家就没石油用了，而中国却不用石油了……于是中国就牛了。

——非典是美国人投向中国的病毒。中国完了，因为在陕西还是河南（具体哪，笔者忘记了）有个村子，从来没和外界通婚过，所以保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血统，前段时间美国人派人去采集了这个村子的村民的血液，用来实验用。等美国研究出对付中国人的细菌，我们中国就完了。

——让中国的公务员都乘坐自主建造的大飞机。飞机从天上摔下来了也不要紧，一次就那么三两百人，那三两百人可以定为烈士，而且一直乘坐到自主创造的飞机的失事率接近或低于波音为止。

——中国要发展海军。我们的目标是，在马六甲打败美日印三国联合舰队，然后攻占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中国人不是多吗？移民啊！

——谁最聪明？杨老师最聪明了！今后要搞人种净化，找一万个大美人！然后搞人工授精。要找最聪明的人来，说了，杨老师最聪明，让杨老师拿一万个精子出来。

——汉武帝北征匈奴，是对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有两个最伟大的时候，一个是汉武帝时候，一个就是毛泽东时候！汉武帝打败了匈奴，把他们赶到了欧洲！匈奴人把欧洲人打得不行，把他们打倒了美洲！

当我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理智的学者所说的。这仿佛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语录”，说这些话的人应当早点去看心理医生。而杨帆的本人的觉悟，显然还没有到自动辞职、自动入院治疗的地步，这名自称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似乎还将继续荼毒莘莘学子。如果这些话只是他私下里与三五名臭味相投的知己说一说，那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在课堂上公开鼓吹发动对外战争，赤裸裸地挑战“和平崛起”的“国策”，就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这样误人子弟的“叫兽”，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中国政法大学校方应当及时将其解雇，方能拯救学生于水火之中。

一个连文明地与人来往、交流、沟通和讨论都不会的“暴徒”，焉能为人师表？焉能“传道、授业、解惑”？“杨帆门”事件的出现，给了高校和公众一次思考什么是“师德”的机会。如果“杨帆门”的结果，是学生的权益继续受损，是萧瀚的离开，是误人子弟者大获全胜，那就是政法大学的耻辱，是法治的耻辱，是教育的耻辱。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日

令狐药师

香港民众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民主诉求，遭到北大人的否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声称“可以”让香港在二○一七年普选特首；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则口头承诺，香港最快可以在二○二○年普选立法会。

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普选是基本人权，是香港民主的标志，不是北大人的恩赐，是“必须”，而不是“可以”。温家宝到处宣称，中国人素质低，需要提高育水准，才能推进民主制度。但是，香港人的素质可不低，比起台湾来至少平分秋色，台湾可以顺利地实现总统和国会的普选，香港为甚么不能呢？就连在国会选举中刚刚大败的阿扁，也在隔海嘲笑香港普选遥遥无期，香港人焉能忍受这做奴隶的命运？一位参加泛民主派发起的争取二○一二年双普选游行的老人，谈到这样一个颇具刺激性的细节。他发现，游行的时候，有许多菲佣正好是休息日，在香港街头三三两两地逛街，她们发现这么多香港人涌上街头游行，便好奇地在街边观看。这些菲佣背井离乡、抛夫别子，不辞辛劳地到香港来从事劳务服务。平时，她们是佣人，香港人是主人；但是，这一天，她们却发现，主人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其实还不如她们──菲律宾早已实现了总统和国会的双普选，她们的国家虽然穷困，但她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堂堂正正的主人，她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决定政客们命运的关键因素。知耻而后勇，香港人有耻辱感吗？中共的把戏是诱骗人民画饼充飢、望梅止渴。当年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中共打出的是“民主牌”，提出的是“共同纲领”，百般承诺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将保障民众的基本人权。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没有一天拥有过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党国元首到基层人民代表，全都是黑箱操作。就连否决香港双普选诉求的所谓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一“黄色国会”自身并不具备合法性，它有甚么权力来否决香港人民的民主诉求呢？香港民众会到相信中共的谎言吗？中共政权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挺到二○一七年，却企图遥控香港的未来。中共深知，香港的双普选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无法阻止这根稻草的飘落，但它可以竭力延缓这根稻草的降临。

专制制度最不稳定香港人不必害怕庞然大物一般的中共，其实它早已外强中。专制制度乃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制度，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东欧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已是前车之鑑.如今，中共的统治比昔日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更加暴虐、更加不公义，沸腾的民怨随时可能冲垮三峡的大坝。中共的寿命不是“万寿无疆”，而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双普选不应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香港人，站出来，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战！

令狐药师

在近期的中学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大的趋势在向着世界文明潮流靠近，但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逆流。比如，上海的新历史教科书因为淡化了中共的“革命史”而被中止使用，鲁迅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

对于《纪念刘和珍君》的消失，在知识界有不同的解读。近日，杂文家鄢烈山在《重塑鲁迅》一文中，谈及广州一尊新落成的鲁迅塑像，称赞这尊国内惟一的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的“夫妻塑像”，鄢文指出：“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紧接着，鄢文谈及当下中学语文课本中课文的更替，鲁迅作品大幅缩减，金庸小说得以入选，鄢文为《纪念刘和珍君》被撤换而叫好：“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完全不同意鄢烈山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见不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何不愿接受鲁迅对中国人“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评估，为何支持鲁迅的孙子提出的“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论断。无疑，“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生命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此前人们过多地接受其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而忽略其温柔谦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如今凸现后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确实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试图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来完全地取代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那样所获得的鲁迅的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看来，《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最好的文章之一，是鲁迅最动感情和最用心血写的文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范文是当之无愧的。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天安门屠杀刚刚过去三个月，血迹还没有干，谎言已经开始弥漫。对“六?四”期间的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老师朗读那些段落时的情景，宛如是在昨日，历历在目，这些经典的段落也时时涌上我心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纪念刘和珍君》过时了吗？没有过时。因为屠杀并没有远去，屠杀就在我们身边；屠杀不仅是段政府的杰作，更是邓政权的佳绩。在那些日子里，万马齐喑，指鹿为马，道路以目，我们年轻的语文老师惟有通过朗读《纪念刘和珍君》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独裁者的愤恨：“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少年人的心，我就像当年目睹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绞死的赫尔岑一样，由此发誓与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战斗到底，这篇文章奠定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的本色。十八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但我相信《纪念刘和珍君》一直是青年一代精神启蒙的重要一课。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在校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与刘和珍、杨德群一起遇难的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的墓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前去祭拜孤独的学长，并为她诵读《纪念刘和珍君》。

这是一篇和着眼泪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文字。如今，中共的教育主管部门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表明他们害怕这篇文章，担心让老师和学生们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这篇文章不符合中共当局炮制的“和谐社会”的谎言。杀死孩子之后不仅不认罪，而且还继续逼迫死难者家属的政府，有什么资格说“和谐”这个词语呢？作为老百姓，谁不希望和谐、平安与幸福，可是谁愿意以做奴隶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和谐”呢？

《纪念刘和珍君》所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这就是鲁迅文章的力量所在，“死诸葛吓死活司马”，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旧政权的谴责，居然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新政权心惊胆战！是的，如果说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三?一八”，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六?四”，而后者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作为当代的写作者，应当自己写出一篇篇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严词谴责凶手的文字来，并慰藉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和他们哀伤的家人；然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怯懦，因为逃避，因为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我们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借用这篇八十多年前的老文章，曲折地、隐讳地、战战兢兢地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退步。然而，当《纪念刘和珍君》被从课本中删除的时候，当更大的退步发生的时候，杂文家鄢烈山不仅不反对之，反倒为之叫好，因为“和谐社会”不再需要“战士”了！

其实，鄢烈山早已宣称鲁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鲁迅了，需要的是“公民写作”，是“建设”而非“破坏”。是的，死去的人既然不能复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要学会向前看，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鄢烈山形容为“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想当战士的人，只配落得个堂吉诃德的下场！但是，在我心目中，鲁迅永远都是战士，是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是同时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却“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异类”。一旦剥离其战士的质地，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战士的身份，是鲁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最大的区别。鲁迅迁居上海之后，脱离了政府、大学等建制，完全靠写作维持生活。在此意义上，鲁迅比胡适等人更加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也更值得尊敬。鲁迅不仅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战斗，不仅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也与中共控制下的左联领导人“四条汉子”战斗，与习惯吃人血馒头的大众战斗，凡是有黑暗的地方，便有他战斗的身影！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最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黑暗并不比鲁迅那个时代少。鄢烈山当然有权选择风花雪月，当然有权不当鲁迅那样的战士，当然有权否定昔日也曾经战斗过的自己，甚至也有权批评和否定鲁迅的立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同样有权批评鄢烈山打着“重塑鲁迅”的旗号所做的歪曲鲁迅的工作，我们同样有权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生活和战斗。换言之，我们理解和宽容明哲保身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同逃兵对战士的攻击。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要是有一百个鲁迅，天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鲁迅，在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为自己及同胞争取基本人权，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为自己及同胞争取言论自由。面对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面对辽宁被铁水瞬间蒸发的工人，面对被流氓绑架殴打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面对奥运前夕被赶出北京的上访村的访民，难道应当见怪不怪、视若无睹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必定会像鲁迅那样愤怒并呐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表明，现实社会的残酷与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评估与想象，也是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鄢烈山最不喜欢的那段文字的印证——“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同样在繁华而溃烂的广州，鲁迅研究者、作家林贤治的感受就与鄢烈山截然不同。鄢烈山拼命维护“和谐社会”的面子，甚至写文章歌颂中共十七大的“表达权”，林贤治偏偏要揭穿那一幕幕“不和谐”的画面。在广州，有被警察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有被武警射杀的太石村村民，有被冤屈下狱的记者喻华峰，也有“小康”不久的鄢烈山。林贤治以鲁迅为镜子，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小”来，他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而，鄢烈山却不接受这最简单的常识，不承认战士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鲁迅在变化，而是某些人自己在变化，变得世故、圆滑、冷漠、自私、“过于聪明”，正如林贤治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鲁迅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专制权力的厌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某种“艺术化”的方式来隐讳地表达这种厌恶。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其实是很容易作出的，不需要太多的考证和研究。毫无疑问，《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文章，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及发表之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险。这样的文章才是千古绝唱。某些人，一提起笔来便反复斟酌如何发表、在哪里发表、能得到多少稿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此心态下写作，是非正常的写作，是自我阉割式的写作。在此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必定没有生命力。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许多人不敢也不愿阅读的文章。虽然它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除掉了，但它不会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会把它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我相信它会打动越来越多同胞的心灵，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与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篇字字泣血的文章，其重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帮闲文人所写的所有帮闲之文。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令狐药师

一九六二年一月，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千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所谓“五级干部”，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七千多人，前后持续二十八天。这次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中共党史专家张素华所著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种种内幕。由于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身份，以及当下中国国内出版审查机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对七千人大会的黑幕的全面呈现，以及对中共的中央集权、一党独裁体制作出深刻反思，但作者平静而客观地描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者们在会上的表现，以及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或指鹿为马，或欲言又止，或冷酷无情，或良知未泯，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在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的兴衰成败。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的“资治通鉴”，被《中国图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也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年度八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冲突的伏笔。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事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该提纲由毛泽东审阅过，毛并没有提出什么修订意见来。刘少奇根据此提纲作了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许多内容超过了那份毛看过的提纲。刘承认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比毛所承认的严重多了。毛过去总说大跃进的错误与成就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则说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承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刘还首次提出“人祸”的说法，此观点一针见血，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相当的胆略。刘少奇指出：“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段讲话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刘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谁是始作俑者，什么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反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也不敢对毛泽东提倡的个人崇拜有所质疑。当会上有人提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上所讲的，不正是如今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立即堵死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缺口，指出彭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给彭加了一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毛，另一方面他与彭长期不合，庐山会议上他也是激烈批判彭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不可能否定自我。此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斗争极其残酷，是非善恶一直被颠倒，人性一直被扭曲。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从此成为刘系的一员大将。彭真在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当即遭到对毛忠心的陈伯达的反驳。当时，毛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但可以推测他从此便不再信任彭真。四年之后，毛一发动“文革”，首先决定打倒的便是掌控京畿的彭真，也许正是因为毛对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逆耳之言极其厌恶。毛是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人。自延安时代在党内奠定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他便不容任何人对其决策提出挑战，即便是小小的修订也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大会上所制定的方针便被迅速毛强行扭转。显然，毛从未真正放弃权力、退居二线。

这次会议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各有千秋，耐人寻味。他们都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幸存者，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方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之后，再也不敢对毛存有二心，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大管家的角色。一九五六年，因提出“反冒进”问题，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是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系统作自我批评，他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并指出中央的工作之所以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乃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周的讲话不偏不倚，俨然是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

邓小平的讲话，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该讲话被作者形容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这显然是过誉之词。邓在当时的七常委中年纪最轻，升迁也最快，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可见毛对邓的器重。其实，邓并非“厚道人”，邓见风使舵的精明并不下于周。邓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他虽然多次提及刘少奇的报告，更是反复赞美毛的讲话。所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然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仍然将刘、邓区别对待：对刘毫不留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对邓却手下留情，逼邓就范，并再度启用。

朱德虽然名列常委，但早已淡出核心圈子。此次大会上，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作者从中勾勒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朱德多年在基层走访，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在第一稿中提出了积极发展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建议。等到林彪的讲话受到毛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收回原来的讲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一度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后来被迫批评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当时便翘起腿来，在鞋底搔了几下，嘲讽朱德“隔靴搔痒”。毛的动作迹近市井无赖，朱德深受羞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林彪，从此青云直上。由此，作者分析说：“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朱德的第二稿紧跟林彪发言的思路，赞美一九五八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到了大会发言的时候，其主题却变成与大会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对修正主义”。或许他认为毛一向重视“反修”，讲这个话题既不必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讨得毛的欢心吧？可见，朱德在毛泽东面前是何等忍气吞声。

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主管经济的陈云，本来应当是发言的主角，却始终一言不发。毛鼓动他发言，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陈云与周恩来一样，曾因为“反冒进”而受到毛的批评，从此便处于“半退休”状态。毛在汉口会议上曾经话中有话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此暗指陈云。毛还对人说，陈云这个人靠不住，在情况好的时候就出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称病。也正是如此老成世故，陈云才成为政坛的长青树，即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也未受到严重冲击。《陈云传》中记载了陈云在二十六年后的一段回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这段话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但遮盖不住的事实是：罔顾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事实，难道仅仅是为了“不给毛主席难堪”吗？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吧——谁愿意步彭德怀的后尘呢？

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赢家乃是林彪。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林彪翻案的思潮，林彪的女儿林晓玲替父亲向那些受迫害的人及其家属道歉，与章诒和在电话中相对而泣，却被某些人斥责为给父亲丢脸。林彪与毛的决裂以及出走经过，至今扑朔迷离，但将其描述为反对毛泽东独裁体制的英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林彪的窜升，是其主动努力的结果，而非毛强行让其上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便是铁的证据：当“三面红旗”受到普遍质疑、连毛本人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让毛多少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强调毛一贯正确，三年大饥荒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负责执行的干部没有正确把握毛的思想。林还别有用心地谈到“团结”问题，这一翻天印足以全党缄口——因为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焉！于是，毛带头为林鼓掌，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予评论，却单单称赞林的讲话“很好”，并对当时身边的红人罗瑞卿说，这样的讲话你就讲不出来。林彪终于以此赢得了毛的青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在七千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四大左狂”并未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李、吴、曾三人，在各自任职的省分制造了大量百姓被饿死的惨剧，却没有被追究责任，惟有曾希圣一人在刘少奇的坚持下被免职。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最应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本人视人命如草芥，拒绝承认错误，下面的官员自然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李、柯、吴、曾四人都与毛关系密切，李、吴都是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学生，李长期担任毛的个人秘书，曾长期担任毛的警卫，柯则是毛的极左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此四人安然过关，即表明毛的权力基础依然稳若磐石。

七千人大会部分地停止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狂潮，遏制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是，由于该大会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共暴虐统治的转折点。它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经历过历次血腥的党内斗争之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甘为毛泽东的奴仆的可耻面目；它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各色人等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令狐药师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张灏，一九三六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居重庆，后又随国民政府迁台。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投入殷海光先生门下，深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师从美国汉学大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一九九二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曾经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研究奖金等。主要中文著作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等。

我在大学时代便十分推崇张灏先生的思想，其大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我在研究梁启超的时候的必读之书。几年之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张灏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然而未有机会深谈。二零零七年夏天，我赴美国短期访学，偶然得知张灏先生就住在附近。于是，我冒昧前去拜访，与先生一见如故。我得知他已经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刚刚搬到弗吉尼亚州的Reston居住。有意思的是，这个区是半个多世纪前由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成立的，是美国市政管理方面自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个地区。张灏先生的新居正在整理之中，地下室中满是各种书籍和材料。

由于住得比较近，这段时间里我们多有往来。张灏先生与妻子廖融融女士，小时候都在四川长大。去国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乡音未改，对川菜亦情有独钟。张灏告诉我，只要有一碗米饭和一碟辣椒，便可以果腹。他喜欢吃，却不会做菜。于是，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还算拿得出手的川菜厨艺，让在美国吃不到正宗川菜的老先生偶尔也品尝一下川味。张灏先生很有意思，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亦如同做学问一般。有一次，我们去他家做客之前，我答应做一道菜，告诉所需之原料。当我们到达时，廖女士告诉我们，张灏出门买菜去了，跑了附近几家美国超市，都没有买到萝卜，于是又继续去另一处寻觅。我深感歉意，就是几根萝卜而已，却劳烦大院士三出家门，真是罪莫大焉！

我个人对近代思想史颇有兴趣，尤其关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与时代风暴之关系。这也正是张灏的研究重点所在。于是，我有了诸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机会。我告诉张灏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低调的民主观与高调的民主观”等思想，已经成为许多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的“通识”——用一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渗透式的影响，使得“张灏”这个名字成为一个“传奇”。他却谦虚地说，过誉了，我的文章没有那么重要。每当我说向他“请教”时，他立即更正说，不要说“请教”，我们是在讨论，我也想从你那里多了解一些大陆知识界的情况。而对我在论文中提出过的若干不同意见，他亦细心阅读，并一一作出回应。这种谦谦君子的风度，这种不讲年龄和辈分、只问真理的态度，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已经不多见了。

张灏先生很健谈，我受益良多。我不希望这些有价值的谈话只有我一个人听到，那未免太可惜了。于是，征得张灏先生的同意，并由他亲笔修改，我整理出了下面这份对话录。

“幽暗意识”、西方文化与五四运动

余杰：张灏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向您请教。要是您还在大学里任教，恐怕我没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地与您交谈。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您当年提出的“幽暗意识”正日益受到思想界重视。我记得您最早提出“幽暗意识”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可谓空谷回音。我记得我自己是九十年代初期在北大图书馆台港文献中心读到您的著作的。当时正值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自由主义被打压，文化保守主义全面回潮，官方积极鼓励“国学热”，试图以此抗衡民主自由价值。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捍卫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价值的正面意义、并为五四辩护。因此，当时我并没有被您所提出的立足于反思五四、弥补五四缺陷的“幽暗意识”所吸引。

转眼十多年过去之后，今天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共产党最后夺取大陆政权，是百年激进思潮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九四九大陆的“赤化”，五四确实难辞其咎，尽管五四不是最直接的原因，至少也是思想观念上的催化剂。对五四的反省，至今仍然未能在大陆深入展开。中国官方将五四定义为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爱国运动”，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则高扬民主与科学的绝对价值。在这种对抗性的状态中，反省成为一种奢侈的立场。

我也注意到，您在著作中谈到，您在六十年代初也有一段向左转的思想历程，不知不觉进入了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虽然那时您与殷海光先生之间仍然通信不断，但与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似乎渐行渐远。而大陆“文革”的爆发，终于让您重新检讨左倾立场，并在思想上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的另一个契机，是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我很想听听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也想请您具体分析“幽暗意识”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关系。

张灏：其实，当时我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后来经过寻寻觅觅，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幽暗意识”的提出，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还与我在二十世纪中期所经历的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动有关，我一出生便被卷入时代的大风暴之中。我最早的记忆是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正在从婴孩变成孩童。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一家都跑进防空洞躲避。回来之后，这才发现我们的房子整个都没有了，只剩下断壁残垣，床上堆满了几块巨大的石头。后来，内战爆发，我们家那时在南京，突然之间，我们几个孩子做游戏的时候，发现富人区的别墅全都空空荡荡。然后，我们全家到了台湾。再以后，我到美国念书，经历了美国六十年代的动荡，越战和民权运动，哪个大学生不左倾呢？六十年代末，我在大洋彼岸观察到了关于“文革”的种种荒谬，非常震撼。

“幽暗意识”来自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具体而言，一九六二年冬天，我在哈佛大学听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尼布尔教授（Reinhold Niebuhr）开的一门课《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与经验》。尼布尔让我接触到以往一直未注意的一股西方民主思潮，即“危机神学”。“危机神学”产生于一战之后，其主旨是：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彰显后者所强调的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

尼布尔在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特别是极权政治的出现，必须记住人自身的罪恶性。这就像帕斯卡（Blaise Pascal )）的那段关于人的悖论的名言：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低能儿”指人在理性上的限制，“爬虫”指道德上的堕落）。尼布尔特别重提基督教的双重人性观：我们不仅要看到人的善的本源、上帝所赋予每个人的灵魂而尊重个人的价值，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人的罪恶性而加以防范。因此有尼氏的名言曰：“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幽暗意识”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几年以后，大陆的“文革”爆发了，在“文革”的恐怖与凶残的震荡之下，尼布尔的思想突然有了活生生的意义。我的人生经历、生活脉络，与尼布尔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特别是罪恶史上独特的一页，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革命（近代发生过三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俄国和中国大革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而后两者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法国革命）以及两个最大的极权政体（纳粹德国和俄国）都出现在二十世纪。在人性的阴暗里，我找到了文革中所展示的权力泛滥的根源。由此开始对民主作重新评估，此前对民主丧失的信心，也逐渐恢复了。在恢复民主信念的同时，我也修正了对民主的认识。以前，受五四的影响，我对民主的看法是高调的；如今，我对民主的肯定变得低调了，如同邱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总之，我的“幽暗意识”的起源是受到基督教人性观的启发。基督教的人性观，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看到人的局限性，从而杜绝人的自我膨胀、自我神话，从而持守低调的民主观。而这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余杰：我对从戊戌到五四这一转型期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兴趣，也曾经拜读过您关于他们的若干论述，比如对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都让我耳目一新。尤其是分析到谭嗣同的“烈士精神”中的危险的一面，此前基本上无人论及。谭嗣同的人生虽然是悲剧性的，他本人却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冲决网罗”的思想影响到后来的邹容等人，也启发后人往“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方面发展。

我在北大念书时的导师陈平原教授，以前重点研究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后来延伸向近代，他认为现代思想的很多根子都在近代，不了解近代，也就无法理解现代。换言之，必须将近代与现代打通。我相信您也同意这样的思路。五四一些致命的弱点，是否在晚清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五四精英的缺陷，来源于比他们早一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

张灏：五四的负面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科学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高调民主和乌托邦思想，这三者结晶成一条五四的红线。国内外对此都研究得很不够。五四在思想上存在相当的复杂性，我们必须了解“What”、“How”、“Why”三个层面。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在五四时候出现的东西都可以归入到五四的范畴之中，五四有它特别的精神取向和发展趋势。以激化的趋势而论，在当时出现了许多社团和小型报纸，几乎全部都是左翼，比如《新河南》、《新江西》等报刊，以及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社团，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我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它是是郭沫若、田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是最激进的革命思想的代表。创造社的出现，显示出五四后期激化思想的扩大，以艺术“创造”命名，也可以看出这批知识分子狂妄自大、要创造新天新地的心态。

我们思考五四，当然不能不回到一八九五年。五四固然是一个高潮，但五四的偏差在此前便已经出现。一八九五年前后，报刊、社团和学校制度开始出现，传统文化的格局被冲破，近代文化的基层建构亦启动。在这一变动过程中，酝酿着新的意识形态，近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也随之出现了。为什么五四会有一个大左转、会有民粹主义的极端口号？因为五四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传统，一个尊重人本身的传统。五四是“人本主义”而非“人文主义”。

余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当时的文学中还是存在的，比如周氏兄弟、沈从文、林语堂、丰子恺等作家，比如部分声称“为人生”而创作的作家。大陆学者近年来将周作人从“汉奸”的粪坑中挖掘出来。周作人当汉奸的罪行当然是不可抹煞的，但晚年落水当汉奸，并不能否定其早年的思想成就。我的老师钱理群教授便认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把“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宣布了“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的新的道德、人生观原则，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周作人的思想深度在其同代人中罕有人能及。

张灏：胡适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周氏兄弟。周氏兄弟那里有些人文主义精神，鲁迅有这样的气质，他提出了“立人”的观念；周作人更明显，他提出了“重新发现人”，要“开人荒”。但他们都未能继续深入发掘下去。现代文学中是有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但就像地下水一样，是潜流而非江河活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情结”太深、太重，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时刻感时忧国，而忽略了人本身、不对人性作深入的思考。忘记了中国人也是人，中国的问题也要从人的问题开始反思。

余杰：中国迅速地、粗糙地接受西方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否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比较薄弱有关？二零零七年是西方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但两百年来，基督教思想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十分有限。五四时代风头浪尖上的知识界领袖，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五四之后不久，中国知识界便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五四关系极其密切。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大都是反对宗教信仰的，或者说企图以民主和科学等观念取代宗教，蔡元培即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对宗教信仰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排斥，是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幽暗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灏：由戊戌到五四这段时期，中国出现过一股短暂的宗教热。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崩溃之后，需要寻找新的价值支撑。但那基本上是一种佛教热。有些知识分子试图从佛教中寻找思想出路，比如章太炎，他是其同代人中极少数讨论人的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尝试发展出一套“佛教的幽暗意识”来，以此质疑当时占强势地位的进化论思想。但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很快便被五四的主潮淹没掉了。

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基督教中“一神论”的观念，而对佛教中的多神论甚至无神论（唯物论）的部分比较有兴趣。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和反启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针锋相对，其实都是两大理想主义及宏大叙事。对此，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对西方的兴趣只限于近代，比如近代的功利主义、启蒙运动后的文明。但是，对传统的西方文化，例如从希腊及罗马时代的城邦制、民主、共和、宪政和法治等价值，一直到希伯来的先知运动，对人本身的反思，对人的罪性的认识，对人的限度的思考，中国人却常常漠然视之。政治是几千年的智慧，是逐步积累的文明。西方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西方，虽然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政治制度大致稳定，人权得到基本保障，绝非偶然。其中，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在近代中国的“西化”过程中，这一传统却被遮蔽了。

余杰：从晚清士大夫阶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到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是否过于功利主义？也许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导致五四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最没有“幽暗意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张灏：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立志向西方学习，乃是在被西方欺负的处境下的学习。中国人通常有一种报仇雪耻式的、扭曲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向西方学习，当然会有明确的选择性。比如，要立竿见影，要有时效性。于是，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会狂热拥抱马列主义。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反对西方，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价值也存在严重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一心学习西方，始终没有成功。突然之间，发现有人指出西方的道路其实并不对，这种理论自然会有很大的心理吸引力。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儒家的理想主义亦有吻合之处。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对现状悲观，有危机意识，但对人的本性、对人类的未来，却充满理想主义的、极度乐观的评估。他们常常有意无意设定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不愿追问人的知识是否能让人知道世界的底蕴和终极价值。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越来越走向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怀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却没有怀疑主义生长的土壤。今天，我们需要对人重新进行反思，重新发现什么是“人”。人的限度在哪里？尤其是道德上与知识上的限度在哪里？这是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必须考虑的问题。

余杰：从您提出“幽暗意 识”这个观念以来，一晃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您对这个概念有什么修正和发展吗？

张灏：“幽暗意识”是我下半辈子思想的主要线索，近年来当然有一些发展。我的老朋友、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优秀学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一些观点，对我深有启发。墨子刻受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影响，借用其“知识论上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念，分析人知识上的局限和限制。“幽暗意识”若从广义而论，不仅是道德上的，也是知识上的；若从狭义而论，则是尼布尔所指出的，人在道德上存在无法逾越的限制。

在知识论上，西方一直存在强大的怀疑论传统，这一点与中国差别极大。中国有“玄知”、“灵知”的概念，认为人有特殊的、内在的认知能力，使人能够透视世界万物的本质和底蕴。但西方从希腊开始便有怀疑主义挑战此观念。尤其是从康德之后，西方思想中的怀疑主义是多和少的问题，而非有和无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相信，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们为知识设限。而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走上激化道路、革命道路，便是无视此种知识论上的“幽暗意识”。

余杰：墨子刻曾经反思过康有为的《大同书》。他追问说：《大同书》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的？以历史根据与经验事实为根据吗？不是，康有为是以他所理解的道德至高原则演释出来的。康有为生前对《大同书》的危险性有充分的估计，因此一直将其藏之内室、秘不示人。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主义缺乏分辩能力，因为中国人一般都认为，道德原则是“好社会”的基础。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年康有为企图变儒学为宗教，进而让儒家起死回生。然而，缺乏“幽暗意识”的儒家思想中，根本无法生发出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来。

张灏：“幽暗意识”绝对不是“忧患意识”，我曾经与杜维明辩论过此问题。儒家在道德上和知识论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即便是明末理学家刘宗周之“改过”说，仍然在“内圣”的框架之中。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教授过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发现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得面对人性的阴暗面并作出回应。基督教将其定位于道德，如圣奥古斯丁；而在印度教和佛教那里，则以“无明”称呼之，将其归结为知识的问题，从知性上着手。

我无意夸张幽暗意识的功能，但我认为它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近现代历史的一个起点。人不能没有理想，但如何达成理想？理想如何与现实区分开来？用韦伯的话来说，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如何配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深陷于西方启蒙主义和儒家的人性乐观主义两个宏大叙事之中，形成了极端的理想主义。现在应当停下来反思，换一个方向思考“人”的问题了。

——二零零七年八月至十一月，华府

令狐药师

由“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三年一度的华人差传大会，是以北美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盛会。二零零七年圣诞之后，我有幸赴费城参加了这次主题为《我不能，神能》的大会。此次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宣教两百周年。两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筚路蓝缕，几起几落，希望与失落并存，逼迫与复兴同在，有失败的伤痛，也有成功的喜悦。几代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道人，用生命和血泪走出了一条光荣荆棘路。在这次大会上，由台湾“宇宙光”机构推出的“马礼逊入华宣教两百周年”历史图片巡回览，以上千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了两百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共同经历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当我回想起马礼逊在绝对的孤独和深沉的寂寞中，如何坚持到底，完成了为在华宣教奠基的伟业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版图中，应当充当何种角色呢？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中国教会将那些来自外国传教士、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各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坦然地享受着这白白得来的恩典，至多就是感恩和赞美而已，而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那个也可以被上帝差遣的人？”中国教会在本国、本土及本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守成有余，而向外拓展不足，始终缺乏一种“福音全球化”的观念。相反，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不仅在官府和民间盛行，即便在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内部，也是一种重要的潜流。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命运是同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愤心态，强化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中央之国”的心理优越感。换言之，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尊的结合，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浸淫于“大中华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之中，许多华人基督徒“情不自禁”地将“中国”看得高于“神国”。

民族主义思潮在华人教会中影响甚大。比如，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海内外很多华人教会中，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一听到“台独”便怒气冲天，甚至会激愤地喊打喊杀——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基督徒，根本就不配作为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当中持有武力攻台想法的人的比例，并不比普通人当中的比例低。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呢？台湾人难道不是我们的同胞和邻舍吗？我们难道不能像爱邻舍和爱耶稣一样爱他们吗——即便他们在“统”和“独”的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小敏姊妹所作的“迦南诗歌”。小敏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她所创作的数百首赞美诗歌，不仅深受国内教会的喜爱，也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这些优美的诗歌的流行，与九十年代以来华人教会的复兴是同步的。但是，“迦南诗歌”也有其时代、文化合地域的局限，其歌词中的“中国特色”过于强烈，“中国”这一主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中国的基督徒，当然应当爱中国；但是，在爱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基督徒还应当具备超越性的“国度”观念，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视野，以及将福音传向“万国万邦”的异象。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只爱中国人，那么这种爱是不完全的爱。我们首先是上帝所造的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不是相反。换言之，基督信仰理应彻底更新我们固有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所谓“爱邻舍”，便是爱所有的人类。

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我们看到，韩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腾飞之后，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比如，韩国民众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若干过激表现，便让外国人颇为反感。韩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近代以来韩国在俄国、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境遇有关，也与南韩与北韩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二零零八年初，韩国的左派总统卢武铉下台，稳健派政治家李明博当选，标志着这一狂飚突进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而一直以来，韩国教会并没有受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禁锢和牵制，信仰完全超越了偏狭的政治，在最近二十年间，韩国教会是全球最有普世宣教热忱的教会。韩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万的中等国家，广义的基督徒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左右。韩国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宣教国家，韩国教会向全世界各地派遣了超过了三万名的传教士——中国是其最大的宣教“出口国”。二零零七年夏天，一个韩国宣教团队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带队牧师及另一名男性基督徒被杀害，其余人质在被囚禁多日之后获得释放。此一牵动人心的国际新闻，只是浮现出了韩国全球宣教大军的冰山一角。我在北京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就接触到了许多深深地爱着中国、心甘情愿地服侍中国基督徒、恳切地为中国教会祷告的韩国牧者。近代以来，韩国也是一个在福音方面长期“领受”别国帮助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却迅速地由一个“接受”的国家变成一个“给予”的国家。韩国教会的这一转变，能否带给中国教会深切的思考呢？

此次华人差传大会，有六十多个宣教机构、神学院、出版社、专业机构参与，有两千多名的来自十几个国家、数百个教会的基督徒与会，可谓北美华人基督徒的一次盛会。参与者当然并不仅仅是华人，在会场上，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将一生都奉献于“中国人灵魂得救”的愿景之上。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挪威的基督徒，自称“老叶”的叶福礼（Finn Torjesen）。他的爷爷叶永青（Peter Torjesen）和奶奶端正方（Valborg），在二十世纪动荡不已的二十年代，凭着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坚定信念，来到山西省的河曲县，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教堂和医院，为这个小县城医疗卫生的发展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教堂为一千多名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战时的避难所。后来，叶永青不幸在一次日本军队的炸弹袭击中遇难。一九八八年，河曲县的官员通知其家人，叶永青被追认为山西的“人民烈士”，中国当局希望在叶牧师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并邀请其家人前来参加揭幕仪式。一九九三年，有着熟练的汉语水平和广泛国际经验的叶家第三代叶福礼和妻子谭美（Sandy），带着他们一对六岁的双胞胎，放弃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并且带领另外两对夫妇，一起开始了在中国长期的居住和工作。他们创办了以扶贫为目标的“永青咨询服务中心”，该中心由五个服务部门组成：医疗卫生部、英语教学部、农业部、咨询服务部和好根经济发展部。“永青”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他们从事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契机；他们神圣的使命也体现在具体工作当中。“老叶”和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来自遥远国度一个家族的“爱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止是感动我们，更是启示我们：华人基督徒有没有“走出去”的视野和胸襟？华人基督徒有没有勇气和信心，打破“大中华”的傲慢与封闭，去爱和安慰那些异国他乡的灵魂？

此前，由于资讯有限的原因，我很少听说华人基督徒到亚非拉国家宣教的事迹。在此次华人差传大会上，我终于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华人基督徒感人至深的经历。如果说来自挪威的叶氏家族的“中国情结”延续了三代，并且还将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华人基督徒已经走出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那一步。在大会上，年逾八旬、满头银发的杨嘉善长老，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向大家介绍了“中亚分享援助协会”在吉尔吉斯坦的事工。杨长老于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后来到了台湾，二十四岁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多年从事航海工作，在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上当了几十年的船长。退休以后，有一次偶然来到吉尔吉斯坦考察，他发现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贫困不堪，许多的家庭破裂，男人酗酒，孩子流落街头，很少有人听到过福音。于是，耶稣感动了杨长老，要他在这里办学校，为这些回教背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去福音，带去爱和希望，带去基督徒的援助。船长办学校？而且是到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地图上位于何处的吉尔吉斯坦去办学校？很多人认为杨船长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他却说到做到，立刻终止了公司的业务，与几名同工一起来到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都非常陌生的吉尔吉斯坦。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在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市，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学校开学了，学校的名字叫“恩临基督教学校”。一开始，当地保守的回教徒和官僚排斥他们的工作，不允许子女去他们的学校就读。渐渐地，他们以无私的爱心和一流的教育水准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连市长也将孩子送到他们的学校中。不到五年时间，杨嘉善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先后建立了三所孤儿院、四所学校和一所残疾儿童学校，一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他们还申请设立基督教慈善基金，吉尔吉斯坦政府破天荒地批准了这一申请，这是该国宗教和司法部第一次批准的基督教慈善基金。杨长老承诺，凡是到该基金会创办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不论贫富，一律参加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是被录取的学生，校方承担一切教育费用，包括食品，衣物，住宿和医疗。老人还在筹划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首批招收三百名学生，以高质量的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在大会上吁请华人基督徒中的退休教师前去承担教学工作。在会上，还有一位来自杨长老创办的学校的吉尔吉斯坦的美丽女孩，在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向大家问好，并祝福说“耶稣爱你！”谁能想到，几年前这个女孩是一个在街头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流浪儿呢？

另外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牧师黄光赐，他作了一个题为《大漠风沙十二年：在非洲回教徒当中的事工》的报告。自从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普遍对伊斯兰世界怀有疏离感甚至敌意，然而，十三亿伊斯兰教徒难道都是我们的敌人吗？中国拥有十三亿人，上帝也许正要让十三亿中国人向十三亿伊斯兰教徒传福音呢。黄光赐于一九八零年毕业于香港建道神学院，此后便全然投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一九九一年，他以国际事工差会（SIM）宣教士的身分，全家抵达非洲最贫穷的沙漠国家之一的尼日利亚。此前，他在法国学习了一年法语，并苦学尼日利亚当地的曼加语。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儿女（当时分别为十岁、九岁和六岁），从富裕而舒适的美国来到几乎是蛮荒之地的尼日利亚的乡村。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向大家播放了若干幻灯片，照片都是用传统相机照的，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他幽默地说，在尼日利亚整整呆了十二年，已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根本不知道外面早已普及了数码相机。在这些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骑着骆驼出去传道的身影，几个小时的颠簸，人差不多快散架了；我还看到了所谓的“超级市场”其实就是三五个摊位的地摊，风沙一来，所有的货物都被买在沙土之下，买回来的面粉，一般是面粉，一半是沙土。就是这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一家人效法耶稣、广传福音、教导真理、荣神益人。那时，当地的原主民曼加人当中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他们付出了无数的血汗与爱心，终于在神的恩典中，帮助当地的曼加人建立了能够自立自养的教会。许多懒惰的流浪汉变成了辛勤劳动的工人，村庄里的暴力冲突事件亦大幅下降。一个家庭祝福了一个地区。在大会上，这个可敬的家庭曾经一起被邀请上台，分别讲述他们的见证。尤其是那三个可爱的孩子，在风沙的磨砺之下，皮肤黝黑；在圣经话语的耳熏目染之下，心灵纯洁如白雪。他们没有享受到同龄孩子引以为时尚的网络游戏、也不知道歌星球星的名字，但他们与父母一起体验到了奉献的幸福，他们今后的人生也必将是丰富而充实的人生。

海外华人教会当然需要“入中国”，当然需要与仍然处于逼迫之中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实现进一步的整合与互补。中国本土的福音化，本身亦任重道远。但是，“入中国”不是我们全部的工作，海外华人教会绝对不能只是盯着“入中国”这一单向度的使命，而中国大陆的教会也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土的成长。在马礼逊来华宣教两百周年的日子，华人教会已经具备了“出中国”的能力与装备，已经迎来了“出中国”的契机。杨嘉善长老和黄光赐牧师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但像他们这样风雨兼程地“出中国”的基督徒和牧者还是太少，还没有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全球宣教潮流，而华人也远远没有成为跨国家、跨族裔和跨文化的宣教事业中最积极的群体。华人信徒需要领受和承担这一伟大的呼召，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华人基督徒理应成为世界上最浩浩荡荡的一支宣教大军。

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同样需要具备“出中国”的激情与实践。“入中国”与“出中国”并不矛盾。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出中国”，不仅是指身体意义上的走出去，更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走出去。不仅要走出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更要走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走出我们熟悉和习惯的“大中华文化圈”——否则，那些即便是处于中国之外的、享有信仰自由的制度保障的、位于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依然会受制于狭隘的“大中华主义”，以肤色和族裔来遴选会友，“近亲繁殖”，眼光日渐短浅。虽然近二十年来华人的脚踪遍及全世界（因为商业贸易、劳务输出以及偷渡客泛滥的缘故），新成立的华人教会也在五大洲比比皆是，但福音对象仍然主要局限于“华人”这一族群。这种局限性，辜负了上帝对华人的恩典，亦未能在普世福音化的层面上成为中坚力量。所以，此种状态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出中国”。当年，阿尔巴尼亚裔的德兰修女，孤身来到陌生的印度，救助那些谁也不愿接触的贱民；德国裔的史怀哲博士，全家来到蛮荒的非洲，为那些生活在原始状态的土著服务。他们的信仰、爱心与行动融为一体，他们便是背起十字架走天路的耶稣的门徒。今天，许多中国东部沿海富裕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如果仅仅满足于“本地化”的策略，仅仅满足于本教会的建堂等事工，仅仅满足于在“中国人”这个单一的族裔中传播福音，就会缺乏“大使命”和更大的看见，华人基督徒当中就鲜有挺身而出成为与德兰修女和史怀哲的同工的人。如果我们不走出去，福音的种籽也就不可能在更为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作为同胞的杨嘉善和黄光赐等弟兄姊妹也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需要更多的人风雨兼程。

现在，轮到我们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