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最漫长的激化道路，“自我神化”的可怕结果

余杰：近代中国走上了激进革命之路，放眼世界范畴，是一个特殊的、孤立的个案吗？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法国、俄国、土耳其各国也都有过激进的反传统的阶段，比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国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它们与五四之间究竟有何异同之处呢？如果五四与它们比较相似，那么这就表明人类都犯过类似的错误，而不仅仅是中国人才犯此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对五四的批评和反思是否就显得过于苛刻了？

张灏：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激化或激进化？所谓激化，即转化意识以政治强制的手段实现，认为个人和群体生命可以作基本的质的转化，对现状全面否定，对理想激进追求。以此来衡量，五四是激化吗？五四当然是激化。你在一篇论文中为五四辩护，认为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等说法，是五四先贤们矫枉过正的“话语策略”。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们要正视一点：他们为何要大声疾呼？他们的回应要放在时代脉络中去考察。

那么，我们会发现五四中人彻底反传统的立场其实也有相当真实的一面。近代以来，百年惨痛的历史经验，内忧外患不断，所有的努力，结果都是失败。既然步步失败，回应便步步升高，越来越彻底。五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现状比清末还要让人失望，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洪宪与张勋这两次复辟，对知识分子刺激极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局势已逼到绝境，必须采取“最后解决”、“全盘解决”的手段方能救中国。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过表达类似看法的一些文章，如《吾人最后之觉悟》等。这让我想到大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发起的关于“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的讨论。“球籍”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背后，有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反弹。失望、幻灭、痛苦，明知做不到也要做，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想法，邹容甘做“革命军中马前卒”，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的牺牲精神值得敬佩，他们具有人格的魅力，但其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却使之成为“危险人物”。

对五四的激化思想的反思，可以从外部环境、思想发展内部、时间机缘等角度展开。五四激进主义的一面，即便放眼全球范围内比较，亦有其特殊性在。十五、十六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富民强，遂向全球范围扩张，冲击了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等。如果一一加以比较的话，会发现其他各文明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有过一股像五四这样震动全国大规模的、激烈的、全盘的反传统思潮。比如，即便是俄罗斯的西化派，亦并不完全否定东正教传统；即便是土耳其凯末尔的革命，也不否认《可兰经》的权威。而五四一代则要全盘否定“孔家店”。

再以暴力革命而论，中国的暴力革命延续的时间最长。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即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当政时期的血腥屠杀，仅仅持续了一七九二年之后两三年的时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当政之后，有过短暂的激进政策，但很快便后退，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后斯大林又有十多年的激进政策，不久即再度缓和；但毛泽东的激进政策整整持续了二十年时间，可谓空前绝后。毛受五四影响甚大，没有五四，毛不过是梁山好汉而已。

余杰：毛后来发动文革，是出于纯粹的权力斗争，还是五四以来激进思想的继续发酵？在毛本人的思想观念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五四，又有多少是来自以马列为代表的西方激进主义思潮，还有多少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理想主义（如“内圣外王”的观念）？毛企图实现“君”“师”合一，而中国的历代君王都没有这种想法（没有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妄图取代孔子“老师”的地位），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也都没有此想法（比如曾国藩与康有为，他们当然有为帝王师的理想，却从未有过取帝王而代之的野心），为何单单毛有此想法呢？为何毛会认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他自己？这些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或者仅仅是其恶劣、狂妄的本性？仅仅认为毛是一个地痞流氓，是否过于简单化？而过于强调五四与毛的关系，是否会出现对毛的“过度阐释”和美化？

张灏：革命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使用此术语是旧瓶装新酒。革命有“大”、“中”、“小”之区别：所谓“小革命”，是指中国古代屡屡发生的“汤武革命”，即政体不动，政权转移；所谓“中革命”，如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政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谓“大革命”，如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不仅政体变化了，还要彻底发挥转化意识，改造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激化主要是指“大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的一生都消耗在“大革命”之中。不过，在仰望“马恩列斯”四大导师之外，毛也从宋明理学中寻找理想主义的资源。毛虽然号称反儒、反孔，但其青年时代曾受岳父杨昌济（杨本人为理学家）的影响，且对湖南同乡曾国藩的思想很感兴趣，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毛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人有神性、人心上通天道，人可以产生无限的信心的观念，这与马列主义“人经过改造之后可以人力无边”相通，遂形成毛“人性无限”、“人定胜天”的观念。于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毛泽东，人不再需要神，人变成神，人自己扮演上帝。深重的灾难便降临了。

以人的“自我神话”为线索，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激进思想里极端人本主义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共产党中国带来两种悲剧性的结果，就是毛式的政治激化和把毛视为神格化的政治领导人。这种激进思想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从《河殇》中可以发现，那个时候一些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也不自觉地染上了同样病症。我不知道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有无重大的变异。

余杰：“幽暗意识”不仅是反思中国百年激进思潮的重要视角，也是对当前的社会危机采取应对措施时应当补的重要一课。今天中国大陆的异见群体仍然未能走出此怪圈。我遗憾地看到：今天许多批评或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所持的观念仍然来自共产党、来自戊戌以来企图全盘改变社会所有方面的“一揽子计划”。

难能可贵的是，儿子死于六四屠杀的丁子霖女士，也对人性阴暗面有着深切认识，她正是出于对“自我神化”趋势的警惕，坚持低调民主。丁子霖说：“自由的空间是靠一分一寸挤出来的，公民的权利是靠一点一滴争取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耍枪弄棒抡板斧。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

我非常认同此种看法，它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是对反对派内部的危险倾向的及时提醒。这种看法如此珍稀，在异议群体中罕有人敢于公开阐述。刘晓波所强调的维权者的“责任伦理”、“勇气并不一定代表良知”也是同样的意思。

然而，丁子霖却遭受到海外某些人的猛烈的攻击和辱骂，可敬的天安门母亲居然被丑化为“跪着造反”、“软体动物”、“伪类”等等，如此恶毒的语言连中共当局都不曾使用过。那些批判文章的作者个个义正词严，一副真理在握的模样，他们的激进变成了一种表演，谁没有他们激进谁便是中共的走狗。由此看来，让习惯于膜拜英雄或者自我英雄化的中国人（包括许多异议人士）接受“幽暗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灏：我读了丁子霖女士的那封公开信之后，深受感动。本来，作为受难者家属，很容易深陷入悲情之中，丁女士能够在高压下保持平和的心态，清醒的头脑，且有如此敏锐而深刻的洞见，以及表达这种洞见的勇气，让我对她肃然起敬。我最近读到廖天琪翻译的国际笔会主席、捷克著名异见知识分子格鲁沙的文集《快乐的异乡人》，发现格鲁沙也持类似的观点。格鲁沙是极权主义的反抗者，但他深知反抗者自身的限度在哪里。在中国人当中，恰好缺乏这一类“谦卑的反抗者”。我尤其赞赏刘晓波为此书写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精神非常接近基督教对人的看法。

我完全支持丁子霖、刘晓波和你们的看法与做法，这在那些肯定自由和民主价值的知识分子中是少数，因此尤其难能可贵。这是百年来第一次在抗争运动中有此种深刻的反思。中国再不能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中国也再不能发动全盘推翻、从头开始的“大革命”。我知道你们的这种观点会受到那些唱高调者的攻击和辱骂，你们将自己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当中。但是，中国必须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与悲剧。

反对派阵营内部的“去魅化”相当重要。我刚才谈到谭嗣同这类人物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因为他们身上兼具了“志士精神”和“戡世精神”，充满了对自己的能力和智力的高度自信，充满了对自己道德的高度自信，为了实现道德信念，可以只问目的，不计后果与代价。在这两种精神的笼罩下，人已有自我神化的倾向。毛将这种人格模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余杰：张戎的《毛泽东传》将毛带给中国的苦难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但是，苦难之后，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幽暗意识”是一剂良药，能让我们避免由“自我神话”走向“全民毁灭”的悲剧。毛泽东对当今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天安门城楼的毛像、纪念堂中的毛尸、人民币上的毛头以及湖南韶山人们的跪拜烧香等，更可怕的还是其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全民的潜移默化。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是“小毛泽东”，或者说是潜在的“自我神化”的本体。

更可悲的是，今天的某些高调论者，表面上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实质上是精明的犬儒主义。要论人品与勇气，比起谭嗣同、邹容、林觉民、陈天华来，他们差之何止十万八千里。谭嗣同等人具有真正的自我牺牲或以身殉道的精神，并亲身践行个人的价值观。而今天那些高调论者，或者身处海外，在安全而自由的处境中，鼓噪国内的人武力反抗暴政、流血成仁，自己则作壁上观；或者身在国内，将参与维权活动的草根民众当作筹码和人质，以换取个人梦寐以求的“人血顶戴”，“革命”尚未成功，他们便开始分封诸侯了。

我从来对那些号称英雄好汉的人充满警惕。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知道《圣经》中说过，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对人顶礼膜拜，一切崇拜某个人的运动、意识形态，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张灏：人的神化的理念，不但深植于中国传统，而且也深植于近代西方思想中。五四知识阶层同时承接这些固有的及外来的观念，并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观念一并陶铸成当代中国激进的人本意识。五四的背景在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他已经意识到文化基本取向出现了危机，这是晚周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都无法维持下去，知识分子遂情绪失控，思想也失去了方向。在民国初年，青年毛泽东也处于此种潮流之中。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人的神化的观念，大部分来自五四启蒙运动。从毛泽东思想对共产革命之悲剧性影响，我们看到了五四文化遗产里的一个黑暗面。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完全继承此种黑暗面，中国的未来确实堪忧。

我们再回来看理想主义的问题。几年前，美国知识界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都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却对社会失去关怀，对政治失去批判意识，学界与社会完全隔开，而现代文明的很多问题需要知识分子参与解决。所以他们呼吁出现“公共知识分子”。

余杰：两年前，中国也有一场关于“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尽管这份名单已经小心翼翼了，如丁子霖、刘晓波、蒋彦永等“敏感度”较高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但发表该名单的《南方周末》仍然遭到官方的严厉整肃。我记得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还专门发表所谓的“评论员文章”，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是企图“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篇大批评文章后来还获得了中宣部的奖励。中共当局最害怕的便是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公共化的趋势。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勇锐地对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中共的愚民政策便走到尽头了。

张灏：是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更加尖锐。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回归价值，回归理想。但是，之前需要对如何回归理想与价值有一个深切的反省。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将近一百年的思想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充分显示出了对国家命运的承担精神，但这种承担精神本身需要反省。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替社会解决问题，却忘记了这使命感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令狐药师

广东地方当局对“以诺”企业的迫害仍然在进行之中。公司账号遭到查封，公司创办人、澳大利亚籍华人吴魁夫妇以及若干公司员工被拘押或监视居住。一家经营蒸蒸日上的公司，一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的公司，却在地方政府的骚扰之下陷入了瘫痪状态。吴魁及其家人已经发出多封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的公开信，呼吁善待那些心系故土、造福百姓的海外华人投资者及企业。但当局并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应。

关于企业家吴魁，《中国经济周刊》曾经这样介绍说：“吴魁，澳籍华人，从澳大利亚引入微生物科技，推广到中国。近年来，他致力于益生菌研发与推广应用，从食物链安全、水土资源保护、农村生产环境自然修复等方面，着手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吴魁创办的以诺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的大型外资集团公司，秉承“呵护自然、造福民生”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的企业精神，在经营轻工产品国际贸易的同时，全力致力于生物工程技术在生态保健、生态美容、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水产养殖、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由于吴魁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企业中积极推广基督教文化，这却成为“以诺”企业遭到当局迫害的重要原因。当局先后以“无证经营”、“偷税漏税”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以诺集团，迄今为止却拿不出一份可以公诸于世的证据来。其实，当局无法放在阳光下的真正理由，是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今天，连少林寺的方丈都可以将少林寺注册为有限公司并进入经营领域，那么在香港长大并入籍澳洲的华人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在内地创办有基督教文化特色的企业呢？如果说基督教是“外来宗教”，那么佛教不也是“外来宗教”吗？如果说佛教劝人向善，那么基督教的教义更是以“爱”为核心，同样符合今天中国当局创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

对以诺集团的迫害，与“和谐社会”的口号背道而驰。在一封公开信中，吴魁夫妇追问说：“我们传播‘爱在你身边’、‘呵护自然 造福民生’、‘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环保事业’、‘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等等优良文化, 真不明白我们错在哪里？”同时，他们也善意地对公司的一些做法作出解释和检讨并愿意做一定的修正：“由于我和太太在国外出生长大，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不太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不懂得如何包装我们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企业文化，如‘爱在您身边’，‘施比受更为有福’……等等，有些表达过于直率和高调，不懂得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文化更加中国化，导致国内一些同胞和有关部门产生误解，除了我们实应反省和检讨所有的言论和行为之外，同时也敬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了解事情的真相，给基督徒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他们强调指出：“作为企业家，我们的目的是经营企业，推动祖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和弱势群体脱贫致富，而绝非传教，基督教只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宗教生活。”这是一种可贵的、反求诸己的态度，也表达出了对政府最大的善意和理解。

一个基督徒企业家在企业中推广基督教文化和价值，并不违背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法规。每一个企业都有其文化和价值取向，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一般标榜两种文化：一种是所谓的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都以“儒商”自居，仿佛不号称“儒商”便显示不出自己有文化。但是，他们可以张扬的理念，无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而已，至于“儒”与“商”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一问三不知。其实，“儒商”一说，是对儒家文化最大的误读。儒家从来就不是“重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反倒是“轻商主义”或“蔑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儒”与“商”向来是尖锐对立的。孔子本人始终耻于言利，对于那些追求利益的行为持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态度。在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遭到极度的贬低和蔑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被排在“四民”之末。在礼乐制度中，甚至连商人居室的建筑模式和商人衣着的色彩装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长期以来，儒家文明压制了商业的发展，也阻碍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那些自称“儒商”的企业家，完全曲解了儒家的精神内涵，不知不觉地“直把杭州当汴州”。但是，在所谓“传统文化热”的今天，企业家们偏偏喜欢自诩为“儒家”，并坚持所谓的“儒家企业文化”，在办公室里摆设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即便从来不会翻阅）。而政府当局以及社会舆论，并没有对些做法提出非议，反倒是鼓励有之。

另一种企业文化，便是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和“治理”企业。华为的老板任正非、巨人集团的总裁史玉柱以及昔日颇具争议性的牟其中等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明星，均是毛泽东思想的服膺者，忠心耿耿地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来管理企业。在中国当下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管理模式有时确实能够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家或者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或者青少年时代在军队大院中生活，或者至少也深受军事文化的熏陶，将公司的各个部门命名为“方面军”或“纵队”，让企业员工学习毛语录，接受毛思想的灌输——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德国，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有任何一个德国企业敢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以希特勒思想和纳粹价值来管理公司吗？这些老板将公司当作军队一样实行封闭化管理，他们认为员工惟一的美德就是服从命令。这些企业家从来没有将员工看作是有权利自由思考的个人以及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虽然从事的领域是高科技的信息产业，其企业文化却停滞在前现代文明时代。在华为内部传出过员工过劳死的消息，而在新的劳动法实施之前，华为的管理方一举废除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强迫大家重新签约，以此逃避劳动法的制约。如此缺乏人性化管理和法治观念的企业，却被国人追捧、被政府重视，被舆论赞誉为一头“与西方的狮子搏斗的中国土狼”。

以儒家企业和毛式企业自居的中国企业成千上万。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都并不是今天中国当局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企业却可以公开传扬这两种企业文化。换言之，少林和尚可以办企业，毛主义者可以办企业，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也可以办企业。那么，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容许出现张扬基督教文化的企业呢？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国力强盛的朝代，越是“海纳百川以成其大”。比如，唐朝的统治者便有十足的自信心，容许儒、释、道、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在其国土内自由传播。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一个最为多元化的国家，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正是多种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才成就了美国超级强国的地位。因此，仅以企业文化而论，既然中国当局容许在企业中有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的存在，为什么要有选择地限制、打击和迫害那些以基督教文化为支撑的企业呢？在已经去世的佛教徒、电影演员陈晓旭创办的广告公司中，就公开向客户散发佛经等材料，这样做并没有受到客户的反对和有关部门的限制。那么，在一个基督徒所创办的企业中，为什么就不能散发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的资料呢？

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才是现代经济和企业制度的基石和动力，德国思想家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正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西方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达成了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企业，不是新教伦理过剩了，而是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新教伦理，还需要补上新教伦理这一课。毫无疑问，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也是社会进步的实践者和支持者，这些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重视社会效益；不仅诚实纳税，遵守契约，而且积极从事社会慈善、福利方面的事业。以吴魁夫妇经营的“以诺”企业为例，就是一个不肯将利润最大化、坚持将利润空间让给基层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生物科技企业。可以说，“以诺”的社会责任感超过了大部分标榜儒家价值和毛式价值的企业。比如，“以诺”集团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帮助农民，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大学，在企业经营处于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有计划，有组织性地向农民和弱势群体赠送大量的益生菌饮料。吴魁夫妇将参与中国贸易所获得的三千多万利润，以及卖掉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房产所得的款项，全部投进入到关爱三农的事业上。这样的企业，理应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骚扰和打压。骚扰和打压这样的企业，将造成一种“优败劣胜”的可怕结果，并极大地伤害其他的企业家和企业的公益心，促使许多企业家和企业变得惟利是图、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像“以诺”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中国能够拥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企业，它们必将以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改善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商业伦理败坏的现状，并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质量。因此，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对“以诺”集团及其创办人吴魁夫妇的迫害，惩处非法骚扰“以诺”集团的黑帮化的官员，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开放、多元、民主、富裕的中国，需要“以诺”企业和吴魁们来参与建设。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路人D

这厮几乎骂遍了所有名人，很是嚣张。后来结婚后，据说性情大变，于是不在是愤青

令狐药师

说余杰骂遍所有名人，是对他的很大误解。
读了下面这篇他五年前写的文章，就不会认为余杰谁都骂了。

令狐药师

　　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2003年4月11日

路人D

文人么，有些性格是正常的，李敖不也是挑很多人的不是么，但是依然喜欢他

令狐药师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我们目前在历史中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从为奴的光景“出埃及”，并且经过漫长的旷野，但是尚未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与自由紧密相连，一个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基督徒，便生活在不自由当中。基督徒的自由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上帝的审判与恩典，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是个体性的；基督徒又是处于社会的人，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自由又体现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事务。换言之，自由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确保“群己权界”的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持久的自由形式一定有它所属的处境，自由也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方可彻底实现。用神学家马哈比的话来说，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透过其他人的存在，为自由的体现赋予具体的内涵；这不但是为了自由的体现，也是为了我们人格的完成。我们惟有在别人身上，藉着与别人建立关系，并透过别人的生命得着最大的满足。



二、如何从“逍遥”走向“拯救”


保罗曾经对那些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中的人们发出呼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当我读到保罗的呼吁时，不禁想起了燕京大学的校训来。揭露萨斯真相、并就“六·四”屠杀发表公开信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燕京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蒋医生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不顾后果地说出真相来，跟青年时代在燕京大学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燕大的校训影响了他一生。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的一所大学。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十几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短短几年间，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关闭，燕京大学也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当年燕大的校址，即“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新校园的一部分。燕京大学虽然隐入历史深处，但其精神却传承下来。那么，燕大的校训是什么呢？是朴实无华的九个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蒋彦永医生虽然不是基督徒，却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教导，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九个字呢？

因此，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因真理、得自由”之后，还应当“以服务”。也就是说，“以服务”是基督徒作见证的方式。在这个“逍遥”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标榜的时代里，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以服务”？以文学而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已经跌入了历史上的最低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勇于揭露时弊而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成了如同恐龙一般绝迹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是要冒风险的，为艾滋病村落、为被欠薪的民工、为失学的孩子写作，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反倒可能失去已有的利益。而在那些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内心，个人的利益早已压倒了普遍的公义。面对百姓的指责的时候，他们通常自我辩解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专业人士”，我们是“逍遥派”，并不是社会的“良心”，请不要对我们寄托过高的期望。这是他们少有的真话之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以及由此衍生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满城尽戴黄金甲”，帝王高唱大风歌。经过重重包装和涂抹，屠夫的屠刀变成父母的爱抚，贪官酷吏变成人民公仆，文化奴才们就是具有某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的“天才”。一般的老百姓对官家的宣传早已反胃，也失去了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勇气，便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下半身”之上。“下半身写作”遂应运而生，色情和暴力四处泛滥。近期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读书频道”，点击率最高的几本书是：《三个人的纠缠》、《富家公子的报复之爱》、《兄妹情乱》、《英俊男人的天使》、《禁忌爱的迷失》。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什么货色了。作者与读者一起沉沦，文学已然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知识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作家和学者早已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大笔的研究经费和丰厚的版税收入，以及更多的“灰色收入”，使得那些愿意与当局合作的知识分子跃居“先富起来的人”这个群体的末端。尽管他们所分得的利益与权力寡头和经济寡头相比只是“残羹冷炙”而已，但对于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期一直“穷怕了”的知识阶层来说，简直就是一块意想不到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各种官方设置的奖项，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文学艺术界，一直覆盖体育和演艺界，更是满足了各界人士的虚荣心和名利欲。中国的精英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世故、功利和无耻。

一方面是启蒙者放弃了启蒙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启蒙者自身也需要启蒙。在整个民族精神更新之先，知识阶层的精神亦需要全面更新。于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如今，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他们当如何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如何在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中得以彰显？面对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面对提着孩子的人头上访的农村老太太，面对为被官员奸杀的女儿伸冤却被判刑入狱的老父亲，究竟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斥责和批判当权者？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实践上帝赋予的文化召命？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选择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论述道，中西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是，审美之路与救赎之路的不同选择，即“逍遥”与“拯救”之间的不同选择。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人仍然在“逍遥”的不归路上“鬼打墙”，仍然未能承担起“拯救”的使命来。他们陷入到了一个极度自恋、自怜的狭小天地之中，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处境。先知以赛亚谴责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三节）今天中国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先知以赛亚的谴责，有几个人可以无愧于心呢？

山重水复遗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帝在中国拣选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这是上帝对中国这片不配的“神州”特殊的怜悯与祝福。在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一批忠心耿耿、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学家、宣道士和牧者，更需要一批承担文化使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继续对身边正在发生的罪恶保持沉默，就像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充当对肆虐的邪恶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罪压得每一个人都弯了腰，每一个人都在痛苦地呻吟着。在这罪恶的时代和国度里，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言说那从神而来的话语，让百姓摆脱撒旦的捆绑，因真理而得自由。

此时此刻，真理理应重于策略，勇气理应战胜恐惧。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主内全然的自由与平安；让我们尊奉上帝的启示，在这个世界上承担光和盐的功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推卸和拒绝上帝赋予的天职，这一职分便是：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心灵，树立起一套全新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已习惯了“逍遥游”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上帝所拣选之后，终于有了仰望苍穹的渴望，终于主动参与到上帝的拯救计划之中。

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对中国教会固有的格局亦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反智主义盛行的中国教会内部，知识分子一直受到排斥，文化使命一直遭到漠视。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一些沿海富裕地区的独立教会，在争取到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决策者们宁愿筹集巨资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教堂，也不愿拿出一点点的财力来用于传道人的文化教育和神学训练。读书在许多教会中并不受鼓励，即便是读神学书籍和属灵书籍，也经常被看成是“骄傲”或者“属世”的表现。有人引用圣经说，知识使人骄傲，追求知识难道不是企图获得骄傲的条件吗？这是对圣经错误的、片面的理解，长期以来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家庭教会对文化使命的关切和投入。

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也是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基督徒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面对着双重的困境：首先，他们在教会系统中很少得到足够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的努力，却被若干教会领袖和会友看作是“不属灵”的工作。教会常常将圣经话语当作教条，来束缚他们的想象力，限制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作新的尝试。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及教会系统的文化出版机构，亦只是着眼于使用一套约定俗成的“属灵话语”对内部宣教，而很少鼓励和支持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以及与世俗文化的对话。

其次，公共领域也排斥和拒绝与基督信仰相关的表达。即便在号称多元和宽容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一旦出现有基督徒身份知识分子公开谈论其信仰问题，以及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其他人便立即将其看作不能接受的异类——你可以高调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和圣经话语，因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事务”，必须“政教分离”；当然，你可以谈论无神论、佛教、禅宗、道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及生命见证，因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已经被洋人抛弃的“洋教”！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不宽容！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系统中，信仰话语始终处于某种隐形和缺失的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缺失进而使得教会和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回应世界的挑战，如何将基督信仰运用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于是，一堵高墙渐渐越筑越高，正像苏东坡的一首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将高墙改造成桥梁。思想家斯托得（Stott）指出，基督徒需要“两重倾听”。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现代世界，要尽力了解实况。接下来的使命，是倾听传统基督教不变的信仰，好寻求真诚的观点。最后的任务，是在现代世界和依据圣经的可靠信仰之间，搭起桥梁，建起这两个基础。恪守圣经的基督徒的使命，是靠着圣经的亮光看清除现代世界，并由现世的启示洞察圣经。我们的桥梁必须牢牢打稳这两个根基，否则它承受不住要负的重担。



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我们要成为桥梁，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我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写作和生命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基督徒作家在今日中国必须承担的文化召命。从“逍遥”走向“拯救”，不仅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蜕变，也是我写作方式的转变。在十多年以前，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将自己与黑暗的关系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我认为、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是以黑暗的对立面、以抵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我什么坏人也没有干过，因此我便拥有了批评一切的权利。

但是，在并不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是出于人的虚妄和傲慢，将自己看作与黑暗对等、不相容的存在，那么在这场与黑暗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之中，便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黑暗具有一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它在你还没有从母亲的腹中诞生的时候，便与你同在了。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黑武士，他本来是一名属于正义一方的、战功卓著的战士，后来不知不觉地受到黑暗的引诱，逐渐蜕变为黑暗王国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值得每个观众深思和反省。

在二十世纪的前辈作家中，我曾经无比推崇鲁迅。我把鲁迅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看作是医治民族精神疾病的医生。我与许多老师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一无所有的文化荒漠中，将鲁迅当作惟一的绿洲、当作救命的稻草、当作精神的支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言必称鲁迅。在写作风格上，也竭力模仿鲁迅杂文的写法，力求将文字像刀锋一样磨得非常锋利，让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疾恶如仇”的情感来，并认为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文章。

后来，我逐渐发现，鲁迅并没有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当年，作为学生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她希望鲁迅“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鲁迅在回信中说，人生是苦痛的，人生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他会不哭也不返，在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其二便是“穷途”，他的法子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就像是他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啊，走啊，却不知道前方是何方。鲁迅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不相信未来有光明的世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而已。

我不得不承认，鲁迅不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找不到希望和光明的、被黑暗和邪恶深深伤害的普通人。鲁迅曾经用“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学和思想。所谓“魏晋文章”，指的是魏晋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们浸透了老庄精神的诗歌和散文；所谓“托尼思想”，指的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思想。其实，托尔斯泰和尼采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极端状态：托尔斯泰是一名遵循爱与和平原则的基督徒，尼采则是一个反对基督教、推崇人的强力意志的狂人。鲁迅虽然平等地列出这两名他欣赏的大思想家，其实在他的文字风格和思想意识当中，接近托尔斯泰的成分相对较少，接近尼采的成分相对较多。他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以“摩罗”自诩，而“摩罗”正是撒旦的意思。于是，此种写作便成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能杀伤那些黑暗势力，但对作家本人的心灵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肺病而死，不如说他死于心灵的虚无和绝望。他一生走过的，与其说是正道，不如说是末路与歧途。他那悲剧性的一生并不值得后人效仿。

我不能再重复这歧途与穷途了。如果我们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那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岂不太可悲了？我们的生命还应当有更高的盼望。二零零一年，在我走向信仰的转折点上，曾经写了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香草山》，这本书里也记载了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心灵挣扎。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下这样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信仰来照亮。我不是义人，而是罪人；我不是拯救者，而是那深陷在罪中的需要被拯救的那个人。任何人都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战胜黑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具有那颗坚韧的心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才会有永远的安慰与温暖。

二零零三年圣诞节，我受洗基督徒。此后，我重新审视我与黑暗之间的关系：作为光明的儿女，必有圣灵的同在，必时刻与神保持亲密联系，那么我就不是一种与黑暗平行的存在，我的生命的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黑暗本身。因此，我的思想和写作，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黑暗，乃是让光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时候，也存有谦卑之心，不再高高在上地、以外在于黑暗的方式言说。我就在黑暗中，但我有光明的盼望。我是堕落的罪人，但我没有失落，仍然享有上帝的恩典。此种写作便是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带有“第二种视力”的写作。在此意义上，我很喜欢我的一位朋友、日本文学研究者刘燕子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的上帝手中的一支笔》。是的，我最大的光荣，不就是成为上帝手上的一支笔吗？

真理和光明应当充满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领域里，都有神的计划、安排、赏赐与怜悯。那么，中国文化界极度缺少对信仰的表达的现状，必定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文学艺术，乃是将十字架精神渗透于文字、音符和色彩中的文学艺术。如果说此前我是凭着血气，以文字为武器独自作战；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便是耶稣的精兵，便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作。我的这一转向，许多读者并不能理解。有人批评说，你不再锋芒毕露了；也有人批评说，你现在的作品没有以往的那样痛快淋漓了。他们未能理解，爱与怜悯的价值，远远高于愤怒和仇恨；单单咒骂黑暗是不够的，还要呼唤光明的来临，否则一切皆是枉然。

今天中国信仰的复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和转折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两百年来，虽然福音东传，但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仍然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多元信仰和多元价值中的重要的一元，更遑论成为一种主流信仰和主流价值了。其中重要原因便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和教会严重地忽视文字事功，在创作基督文学、基督音乐、基督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除了那些简陋的福音单张之外，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巨著，没有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辉煌乐章，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菲尔的《圣母像》那样的不朽画作，没有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样在神学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没有像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那样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与我有着同样的看见。当渗透了基督信仰的文学、学术、绘画、音乐等彻底变更中国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都阅读着这样的作品、倾听着这样的音乐、观赏着这样的绘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土地自然就变成了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

因此，文化拓荒乃是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前奏，文化重建乃是在圣经真理与当下生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来。基督徒作家、以文字来表达和彰显基督信仰的作家，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记得美国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说过：“我成为一个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察到文字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海洋，安静地、温柔地以医治与盼望转化生命。”如果信仰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用这已经更新的生命去改变世界。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若要用生命来改变世界，其文学、艺术、科学及各种形态的精神和物质的作品，便是改变世界的途径。而且，生命的改变与作品的改变是同步的，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当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作品也会发生变化；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也就带动了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创作，不是等待生命发展到了某一个境界才开始，而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一天便开始了。

我们是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走向自由的彼岸。我们能够承担这伟大的使命吗？上帝给我们的负担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畴。如果我们退却了，那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挺身而出指证黑暗的勇气，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领受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智慧。让我们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勇气和智慧，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香港中文大学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英国首相布朗上台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离开北京前，他参观了北京奥运主场馆。在参观了这个被称为“鸟巢”的宏大建筑之后，他赞扬说：“这将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北京依然是烟雾迷蒙，但布朗说：“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好。”他的外交辞令当然会让北京当局心花怒放：“虽然有些烟霾，但是当世界人民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时，他们会看到这个了不起的运动场，还有中国人民为举办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所做的努力。”

为什么布朗首相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许他本人是一名习惯了雾霾沉沉的“雾都孤儿”，伦敦的浓雾并不亚于北京——但那是一百年前的情形了，今天的伦敦经过了严格的环境治理以后，早已摘除了“雾都”的帽子。

而北京依然是一个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申办奥运会前承诺的若干环保指标全都没有达到。为了蒙骗世人，北京当局垄断了气象资料的测试权和发布权，不允许除了官方指定机构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泄漏此“国家机密”。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指数，北京当局在远郊数十公里之外的延庆、密云等地的森林中增设了若干数据搜集点，将这些地方的数据与城区的数据放在一起平均，得出的自然是让海内外都满意的结果。既然每一个数据都是严格采集来的，谁能说我们造假呢？

但是，眼前的阴霾却是任何人也无法遮掩的。虽然温家宝见到布朗的第一句话便是恭维其“踏雪而来”，但是北京糟糕的天气却没有为主人维护住面子。那么，客人该怎么办呢？很多西方人一到中国便犯了“选择性失明”的毛病，尤其是高级官员，布朗显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达官贵人看到了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享受到了充斥着山珍海味的国宴，以及在西方通常只有王室才能获得的盛情款待。于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他们不再坚持去血泪交织的上访村访问了，他们不再掏出那张长长的良心犯的名单了，他们开始转而歌颂“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了。

其实，他们歌颂的对象并非中国和中国人民，乃是中共这一独裁的政权。布朗访问中国，眼睛盯着的是中共手中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他向中方表示，希望双边贸易额在未来两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达到六百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在二零一零年前会有一百家新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他指出：“我相信透过我们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将可以为英国劳动人口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为了赚钱，说几句昧心的话又算什么呢？既然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有更加夸张的表演，那么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虚伪地对北京的天气说点好话，大概也在良心许可的范围之内吧？

令狐药师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民主与乌托邦

余杰：关于五四遗产的黑暗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科学主义。经过五四之后，作为“赛先生”的科学，被上升到一种不可挑战和质疑的价值观的层面上。再经过后来的“科玄论战”，玄学一派居下风地位，科学一派步步紧逼，其结果反倒强化了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一部分，便是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力量崇拜为基础的进化论）。

在毛时代，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被扫入“封、资、修”的垃圾堆，惟有科学依然保持了其作为权力的婢女的地位。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亦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神话。那时，人们普遍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胜过好爸爸”的人生观。直到今天，科学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

与之相反，科学主义在西方早已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哈耶克便发表了与近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论理性的滥用》，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该问题。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愈发展，人类无知的领域愈大。而知识分化的日益加剧，令个人对知识的绝大部分必定更加无知。同时，科学仅仅是人类知识及文化领域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绝非全部。科学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在科学止步的地方，宗教、伦理等仍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些共识，在中国却一直阙如。以至于何祚庥、方舟子等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缺陷的科学主义者，在中国的言论空间中颇具市场感召力，并深受官方的青睐。“反对伪科学”成为一根当局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时屡试不爽的棍子。

我观察到，胡锦涛力图创造出一套属于他个人的理论，这是历代中共党魁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野心。所谓“胡锦涛理论”，无非有两条，一是“和谐社会”，一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所谓“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强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而已，却被胡夸张成“重大的战略思想”。国际媒体评论说，“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并列，胡锦涛试图以此确立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

按照赵天恩牧师的看法，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一个唯物的、进化的宇宙观，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以及一种理性的道德观。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不再因为基督教是“洋教”，而是认为基督教不够“科学”。在共产党政权这里，科学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反面，科学变成了拒绝民主化的借口。今天的中国仍是“工程师治国”，这是对苏俄管理模式的延续。破除科学主义，让科学回归其本位，在中国还将经过相当漫长的努力。

张灏：是的，“科学发展观”简直就是笑话，经过五四之后，哪个中国人不会开口闭口说“科学”这个词？科学当然是不错的，但中国奉行的却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权威主义的心态。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华人世界中的科学家多半与政党、政权挂钩，比人文知识分子更少具备独立性。比如，从歌颂文革到支持六四，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一直充当中共的吹鼓手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位物理学家发表过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高论，我曾撰文批评之。这些科学家的言论相当危险，他们往往又自视甚高，以为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会背几句唐诗宋词，便以为对人文世界了如指掌了，可以随便发言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文领域以及人本身的复杂性。

我在香港任教多年，观察到香港社会也有此特点。比如香港的许多大学，多半由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担任校长（这一点与大陆相似）。香港社会普遍比较蔑视人文价值、重视工具理性，从大学校长到特首，无不是技术官僚。他们可以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地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但由于缺少人文意识，根本不知道大学乃至整个社会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余杰：五四另外一个负面遗产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清末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一起出现，但五四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高潮。就今天大陆的情形而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和毛主义已经衰朽不堪，对民众再没有任何吸引力。于是，他们拿出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一张牌”，即民族主义。

经过十多年的宣传、教育和洗脑，民族主义对青年一代影响甚大。反美、反日、反台，成为大陆网络“愤青”的口头禅。军队内部由于更加封闭，民族主义更是泛滥成灾。一种相当危险的情形出现了：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国周边的邻国如韩国、日本、越南亦存在相当的民族情绪，再加之北韩金氏政权种种丧心病狂的作为，今天的东亚地区甚至比中东更加危险，这里如同昔日的巴尔干一样，是一个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火药桶。中共当局以民族主义重新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却没有想到有可能导致玩火自焚的可怕结局。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中国百年来时常发作的溃疡。您在论文中曾指出，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上引发偏执与激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前途的一大隐忧。是否可以展开论述此观点？

张灏：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及现代化之间有抵牾的可能。西方史家柯恩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式的，即近代西欧和北美的民族主义，它的社会土壤是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结社组织，群性不掩盖个性，个人和群体可以得到平衡发展。此种民族主义，称之为公民式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在东欧、俄国及非西方地区常见的民族主义，即社群式的民族主义。这些区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缺乏强大的中间阶层，没有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个人主义观念较薄弱。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性格，国家民族是有机整体，个人是它的细胞，没有独立价值。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近乎后者。其最大的危险在于：为了民族的“大我”，个人可以牺牲掉。这是生长自由人权观念的障碍。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性格很不稳定的思潮，是一把双面刃，就它的破坏性而言，它可以造成族群社会的威胁，也可以变成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绊脚石。

余杰：说起民族主义，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发展出民主时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便统一在一个强大的皇权之下。这虽然是一个文化成就，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贵族阶级早就消灭了，工商阶级和城市则因专卖和平准等制度而无法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唐宋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而不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势力（如佛教）通过“僧官”制度而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系统之下。由“士”阶层所代表的“道统”，由于缺乏西方教会式的组织化权威，无法直接对“政统”发生决定性的制衡作用。

也正是这种大一统的传统，遏制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兴起，使联省自治的实验功败垂成。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特意去了所谓的“国父纪念馆”（我对孙中山的这一地位并不认同），其中论及当年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对陈仍然以“陈逆炯明”称呼之。两岸国共两党的近代历史叙事，绝大多数时候都针锋相对，但在此类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这背后便是大一统的观念在作怪：谁统一了中国，谁加强了中央集权，谁便是英雄；反之，谁造成了分裂，谁推展了地方主义，谁就是坏蛋。其实，分裂不一定是负面价值，统一也不一定是正面价值。历史学家葛剑雄多年来研究中国分裂时代的状况，得出了迥异于主流史家的结论：在分裂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都大大优于统一时代。因此，统一不足以成为某种绝对正确的、最高的价值。

五四先贤后来大都放弃了对地方主义的支持，以及联省自治的努力。这当然与日本步步进逼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战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为根深蒂固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克服“大一统”思想的诱惑。今天，大陆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记录片《大国崛起》，也是此心态的产物。中国人腰包刚刚鼓了一点，便掩饰不住“大国崛起”的狂想。国有可能成为“大国”，但民仍然是“寡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张灏：中国的大一统观念，首先是文化上的。从唐宋以后，便出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情况，而且少数民族统治者并没有遇到中原地区汉族人的殊死抵抗。五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为非汉族的统治者所统治。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认为，少数民族的统治，只要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便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主流思想。当然，也存在着一条暗流，即“族非我类，其心必异”的族群意识，这种反弹在宋、元、清等朝代都曾存在过。

一八九五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段关键时期，即“转型时代”，民族主义主要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两个重心，一是以反帝为取向，二是以汉民族的族群中心意识为主。后者带来了民族整合的危机，此危机长期被忽视。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当时虽然宣称“五族共和”，其实背后还是有大汉族心态，遂造成周边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从清末一直演变至今，北京当局仍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渗透到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它们族群的自觉。这样，势必加剧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现代面临的民族整合的危机、族群解纽的趋势，会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余杰：从五四到六四，“民主”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中国人使用的“民主”，乃是高调民主，而非低调民主；中国人使用的“自由”，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通常亲近欧陆（主要是法俄）思想，而疏远英美思想。所以，他们更喜欢高调的民主观，而疏远低调的民主观。他们通常将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以为一旦民主了，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了追求民主，甚至不惜选择激进革命的道路，最后却事与愿违，导致了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的建立。

高调民主又是乌托邦思想的温床。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乌托邦。陈奎德在《哈耶克》一书中，评述了哈耶克对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企图全盘设计我们的道德、法律和语言，荡平原有的社会传统秩序，扫除那些所谓阻碍人类理智充分发展、人生完美、彻底自由与正义的冷酷无情的状况，一句话，他们要设计和重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选择强行集中，纳入共同的计划秩序，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贫困饥馑和政治强制。中国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全部来自于西方吗？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关系？如果说俄国接受共产主义与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有关，那么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有何内在的动因？

张灏：你讲得不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启蒙运动吸取的民主观，主要来自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传承，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里面蕴藏着高昂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成为乌托邦的心态。

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民主观，不仅来自西方，也有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如你所说的内在动因。方才提到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在晚清进入中国，不但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新的成分，也对传统思想中的一些固有的成分产生催化作用。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发展，就是传统儒家的经世理念，因西方影响的催化而产生变化，所谓“经世”代表儒家思想赋予士大夫的一种天职感、使命感，表现在“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这些流行的话语里。重要的是，这种使命感的后面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它从儒家思想在晚周一开始就出现，但原始儒家的这个思想创新要到宋儒编订《四书》，才真正彰显为主流思想，反映在大学开章明义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这套观念里。我要指出的是，这套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思想含有一种生命转化意识。至高无上的超越——天道，不但是外在的，而且可以内化于每个人生命的深处，发挥出来可以对生命作质的转化，使得生命有变得至善完美的可能。这种转化意识，在儒家思想里配上积极入世精神，由个人生命延伸到群体生命，也就是说群体生命也有质的转化、实现至善完美的理想的可能。这种群体生命转化的意识，使得乌托邦的思想，不但在先秦原始儒家出现，而且也蕴藏于宋明儒学传统里。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思想在儒家传统里大致而言是隐性的，是一种潜势或伏流，因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论就其超越意识或道德理想而言，常常是与宇宙秩序纠缠在一起，而宇宙秩序又与现实政治社会秩序在核心上被视为一体。是故儒家的超越意识与道德理想常常不能摆脱现实秩序的纠缠与限制，变得若隐若现，蕴而不发。但是在晚清，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以后西学大肆进入，传统宇宙秩序的观念被打破，政治社会秩序的观念被打散，传统的转化意识与乌托邦思想，因得以破堤而出，与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结合，政治的乌托邦思想得以活泼发展起来，也可以说传统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在近现代经过西学的催化，由死火山变为活火山，时时爆发，变成一八九五年以后思想激化的一个重要源头，用你的话，也形成中国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个内在动因。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激化道路变成一种攫取人心的政治宗教。毛悍然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还包含着“第二次革命”的宏大抱负。毛的乌托邦思想是“动态的乌托邦”。毛认为，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包括“老大哥”苏俄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在中国却能成功，因为中国有“精神原子弹”，有“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的激情。一九六一年，毛被迫退居二线，这是其掌权之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却写了一首名为《卜算子•咏梅》的词，乐观地宣告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乌托邦可以实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见毛是何其自信！他根本不把刘邓等技术官僚放在眼里。他不顾所有同僚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文革，遂到达了一八九五年以来激化道路的顶峰。

令狐药师

在近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还是负面价值为主？在诸多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言说真理的关节点上，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必须收取红包才给病人动手术的医生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些向报考的学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生导师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为些面对死难矿工轻蔑地说“谁让你们生在中国”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位建议政府重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

曾经有人颇为偏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于我相当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倾向，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有保留态度。然而，近年来通过诸多观察，我逐渐发现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相——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普通中国人堕落的速度；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缺位的时代。

中国缺少知识分子，并不是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缺乏对于超越性价值的坚守。对家庭，他们遵循“孝”的原则；对朝廷，他们遵循“忠”的原则。在“忠”和“孝”之上，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当然，“忠”和“孝”这两种原则都与实际的仕途直接相关。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中国的学术亦未能获得一种“自足性”，僵硬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为“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生”的幻觉之中，或如司马光那样战战兢兢地为帝王写“资治通鉴”，或如唐伯虎那样虚妄骄狂地吟诗作画。

科举制度取消之后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并未因此而获得自由与生机。诸种炫目的“主义”相继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再次使得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与奴仆。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任官职的惟一标准。当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说谎的能力”则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学而优则仕”，古今皆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由于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体系难以吸纳一流知识分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幕后便充斥着厚颜无耻地“跑官”和“买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结果。这种几乎可以成为是“逆向淘汰”的惯性力量，使得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日渐萎缩。

在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秘书党”，其主要成员大都是些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河北大贪官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大秘”。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他给法官提出了异想天开的建议：如果能够枪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国各地面对各级官员作巡回演讲，以身作则地向其他腐败分子和企图腐败的官员们“示警”。李真的这一想法可谓是“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点子大王”的气息。可惜未能获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从某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他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得以跳出这一清贫的职业，出任了当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的秘书。由此，他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三十多岁便成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在普遍不读书或读书的高级官员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巨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着：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若干级别较高的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他们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在刚刚踏入官场的时候，无不充满“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华的专业教育在中国是一流的，但其教育范畴中却没有关于人何以为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教育。其毕业生经常是精神方面的“残疾人”。智商、文化、知识和学问均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监督的官场，一旦从政，即意味着放弃对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从政，即意味着“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社会，“泛政治化”依然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都无所不至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知识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得面对功名利禄的考验。即便没有入仕当官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保证其研究项目不受权力的侵蚀。比如，越是离功名利禄近的“热门”学科，便越是缺乏独立性。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的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于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许多该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均已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杨小凯、茅于轼、何清涟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人格，我均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名声显赫的“京城四少”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着破坏“自由主义”本质的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乃是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自由，从而极大地败坏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声誉）。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学者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

这些光环四射的经济学家反复强调说，经济学是不必讲道德的，那是妇人之仁。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代价最小的“润滑剂”；北京堵车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们宣称这正是北京经济繁荣的标志，因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地描述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投入此“无底洞”之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节节攀升，工薪阶层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们为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辩解说，房子本来就是为有钱人盖的，这是市场规律，不必大惊小怪。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一样“纯粹”的高级科学，它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经济学也是为统治者和强势阶层服务的，穷人不必知晓经济学。

于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骛的“环中南海现象”——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独立董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为具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敛财”的本事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由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其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他们“不经意”之间可能会透露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吴敬琏毅然站出来揭露股市黑幕，却遭到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堕落的一个学科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后诸葛亮的论断。他们还故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歌颂毛泽东“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勇气，企图将中国再次拉回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凤凰卫视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人。这些“著名学者”和“观察家”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竭力论证其恐怖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并以“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却无视本•拉登是亿万富翁的事实；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最为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打着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旗号的学者，却全盘接受西方学术的“新思维”。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时使用从西方泊来的、最时髦的学术用语，在论文中也经常夹杂一些最复杂的英文单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出很有“学问”，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将外行人吓住。他们却拒绝接受“人权高于一切”等普世价值，而只是“假洋鬼子”而已，最终目标还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并要求十几亿人民每人为此节约一双袜子）。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在我看来，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这些学者的骨子里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自己内心的观点，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本人带来若干好处。这些四处放毒的学者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由于戴着学术面具、拥有话语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对大众有着相当的蛊惑力，其危害也远远大过某一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颂毛泽东；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那些所谓的“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引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沿着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分子也有若干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台湾作家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上和在大陆访问时的表演，已然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无遗。

在所谓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梁小丑般掠过大陆三所名校的讲台，除了一些笑声和掌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李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自己早已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李敖一直没有结束自己的“口腔期”，一直没有真正长大成人。他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标准的顽童，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李敖自始至终都未能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湾的民主化到来之后，离民主越来越远。

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之后，将错误的结论塞给读者。以新左派自诩的汪晖及其弟子们便是如此。他们的文章自己也读不懂，因为他们这样写作本来就不是让人读得懂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确实被吓坏了，继而对他们五体投地。他们用种种诞生于西方的时髦理论，来论证应当反对西方的道理，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他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与鲜活的生活发生关系。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经痛斥这类家伙说：“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哪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击。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是的，他们在浑水摸鱼，在指责全球化有多么坏的同时，他们本人却一天也离不开互联网。

如果没有彼岸价值作为依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声称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论、原则、理念的大旗下，他们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沦为御用工具的悲剧呢？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时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动”和“自我英雄主义”。保持对类似于“政府”、“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时，保持对“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虚荣心。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精英”已经投靠权力阶层，竭尽所能巩固着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的言行加剧了社会资源和信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信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凌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话来说，是汉唐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过的“盛世”。对于这些选择与权力者（而且是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分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