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我们目前在历史中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从为奴的光景“出埃及”，并且经过漫长的旷野，但是尚未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与自由紧密相连，一个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基督徒，便生活在不自由当中。基督徒的自由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上帝的审判与恩典，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是个体性的；基督徒又是处于社会的人，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自由又体现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事务。换言之，自由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确保“群己权界”的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持久的自由形式一定有它所属的处境，自由也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方可彻底实现。用神学家马哈比的话来说，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透过其他人的存在，为自由的体现赋予具体的内涵；这不但是为了自由的体现，也是为了我们人格的完成。我们惟有在别人身上，藉着与别人建立关系，并透过别人的生命得着最大的满足。



二、如何从“逍遥”走向“拯救”


保罗曾经对那些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中的人们发出呼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当我读到保罗的呼吁时，不禁想起了燕京大学的校训来。揭露萨斯真相、并就“六·四”屠杀发表公开信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燕京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蒋医生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不顾后果地说出真相来，跟青年时代在燕京大学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燕大的校训影响了他一生。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的一所大学。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十几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短短几年间，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关闭，燕京大学也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当年燕大的校址，即“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新校园的一部分。燕京大学虽然隐入历史深处，但其精神却传承下来。那么，燕大的校训是什么呢？是朴实无华的九个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蒋彦永医生虽然不是基督徒，却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教导，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九个字呢？

因此，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因真理、得自由”之后，还应当“以服务”。也就是说，“以服务”是基督徒作见证的方式。在这个“逍遥”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标榜的时代里，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以服务”？以文学而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已经跌入了历史上的最低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勇于揭露时弊而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成了如同恐龙一般绝迹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是要冒风险的，为艾滋病村落、为被欠薪的民工、为失学的孩子写作，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反倒可能失去已有的利益。而在那些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内心，个人的利益早已压倒了普遍的公义。面对百姓的指责的时候，他们通常自我辩解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专业人士”，我们是“逍遥派”，并不是社会的“良心”，请不要对我们寄托过高的期望。这是他们少有的真话之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以及由此衍生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满城尽戴黄金甲”，帝王高唱大风歌。经过重重包装和涂抹，屠夫的屠刀变成父母的爱抚，贪官酷吏变成人民公仆，文化奴才们就是具有某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的“天才”。一般的老百姓对官家的宣传早已反胃，也失去了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勇气，便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下半身”之上。“下半身写作”遂应运而生，色情和暴力四处泛滥。近期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读书频道”，点击率最高的几本书是：《三个人的纠缠》、《富家公子的报复之爱》、《兄妹情乱》、《英俊男人的天使》、《禁忌爱的迷失》。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什么货色了。作者与读者一起沉沦，文学已然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知识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作家和学者早已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大笔的研究经费和丰厚的版税收入，以及更多的“灰色收入”，使得那些愿意与当局合作的知识分子跃居“先富起来的人”这个群体的末端。尽管他们所分得的利益与权力寡头和经济寡头相比只是“残羹冷炙”而已，但对于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期一直“穷怕了”的知识阶层来说，简直就是一块意想不到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各种官方设置的奖项，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文学艺术界，一直覆盖体育和演艺界，更是满足了各界人士的虚荣心和名利欲。中国的精英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世故、功利和无耻。

一方面是启蒙者放弃了启蒙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启蒙者自身也需要启蒙。在整个民族精神更新之先，知识阶层的精神亦需要全面更新。于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如今，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他们当如何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如何在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中得以彰显？面对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面对提着孩子的人头上访的农村老太太，面对为被官员奸杀的女儿伸冤却被判刑入狱的老父亲，究竟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斥责和批判当权者？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实践上帝赋予的文化召命？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选择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论述道，中西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是，审美之路与救赎之路的不同选择，即“逍遥”与“拯救”之间的不同选择。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人仍然在“逍遥”的不归路上“鬼打墙”，仍然未能承担起“拯救”的使命来。他们陷入到了一个极度自恋、自怜的狭小天地之中，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处境。先知以赛亚谴责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三节）今天中国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先知以赛亚的谴责，有几个人可以无愧于心呢？

山重水复遗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帝在中国拣选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这是上帝对中国这片不配的“神州”特殊的怜悯与祝福。在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一批忠心耿耿、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学家、宣道士和牧者，更需要一批承担文化使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继续对身边正在发生的罪恶保持沉默，就像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充当对肆虐的邪恶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罪压得每一个人都弯了腰，每一个人都在痛苦地呻吟着。在这罪恶的时代和国度里，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言说那从神而来的话语，让百姓摆脱撒旦的捆绑，因真理而得自由。

此时此刻，真理理应重于策略，勇气理应战胜恐惧。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主内全然的自由与平安；让我们尊奉上帝的启示，在这个世界上承担光和盐的功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推卸和拒绝上帝赋予的天职，这一职分便是：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心灵，树立起一套全新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已习惯了“逍遥游”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上帝所拣选之后，终于有了仰望苍穹的渴望，终于主动参与到上帝的拯救计划之中。

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对中国教会固有的格局亦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反智主义盛行的中国教会内部，知识分子一直受到排斥，文化使命一直遭到漠视。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一些沿海富裕地区的独立教会，在争取到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决策者们宁愿筹集巨资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教堂，也不愿拿出一点点的财力来用于传道人的文化教育和神学训练。读书在许多教会中并不受鼓励，即便是读神学书籍和属灵书籍，也经常被看成是“骄傲”或者“属世”的表现。有人引用圣经说，知识使人骄傲，追求知识难道不是企图获得骄傲的条件吗？这是对圣经错误的、片面的理解，长期以来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家庭教会对文化使命的关切和投入。

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也是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基督徒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面对着双重的困境：首先，他们在教会系统中很少得到足够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的努力，却被若干教会领袖和会友看作是“不属灵”的工作。教会常常将圣经话语当作教条，来束缚他们的想象力，限制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作新的尝试。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及教会系统的文化出版机构，亦只是着眼于使用一套约定俗成的“属灵话语”对内部宣教，而很少鼓励和支持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以及与世俗文化的对话。

其次，公共领域也排斥和拒绝与基督信仰相关的表达。即便在号称多元和宽容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一旦出现有基督徒身份知识分子公开谈论其信仰问题，以及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其他人便立即将其看作不能接受的异类——你可以高调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和圣经话语，因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事务”，必须“政教分离”；当然，你可以谈论无神论、佛教、禅宗、道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及生命见证，因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已经被洋人抛弃的“洋教”！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不宽容！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系统中，信仰话语始终处于某种隐形和缺失的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缺失进而使得教会和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回应世界的挑战，如何将基督信仰运用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于是，一堵高墙渐渐越筑越高，正像苏东坡的一首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将高墙改造成桥梁。思想家斯托得（Stott）指出，基督徒需要“两重倾听”。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现代世界，要尽力了解实况。接下来的使命，是倾听传统基督教不变的信仰，好寻求真诚的观点。最后的任务，是在现代世界和依据圣经的可靠信仰之间，搭起桥梁，建起这两个基础。恪守圣经的基督徒的使命，是靠着圣经的亮光看清除现代世界，并由现世的启示洞察圣经。我们的桥梁必须牢牢打稳这两个根基，否则它承受不住要负的重担。



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我们要成为桥梁，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我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写作和生命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基督徒作家在今日中国必须承担的文化召命。从“逍遥”走向“拯救”，不仅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蜕变，也是我写作方式的转变。在十多年以前，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将自己与黑暗的关系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我认为、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是以黑暗的对立面、以抵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我什么坏人也没有干过，因此我便拥有了批评一切的权利。

但是，在并不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是出于人的虚妄和傲慢，将自己看作与黑暗对等、不相容的存在，那么在这场与黑暗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之中，便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黑暗具有一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它在你还没有从母亲的腹中诞生的时候，便与你同在了。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黑武士，他本来是一名属于正义一方的、战功卓著的战士，后来不知不觉地受到黑暗的引诱，逐渐蜕变为黑暗王国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值得每个观众深思和反省。

在二十世纪的前辈作家中，我曾经无比推崇鲁迅。我把鲁迅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看作是医治民族精神疾病的医生。我与许多老师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一无所有的文化荒漠中，将鲁迅当作惟一的绿洲、当作救命的稻草、当作精神的支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言必称鲁迅。在写作风格上，也竭力模仿鲁迅杂文的写法，力求将文字像刀锋一样磨得非常锋利，让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疾恶如仇”的情感来，并认为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文章。

后来，我逐渐发现，鲁迅并没有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当年，作为学生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她希望鲁迅“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鲁迅在回信中说，人生是苦痛的，人生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他会不哭也不返，在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其二便是“穷途”，他的法子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就像是他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啊，走啊，却不知道前方是何方。鲁迅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不相信未来有光明的世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而已。

我不得不承认，鲁迅不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找不到希望和光明的、被黑暗和邪恶深深伤害的普通人。鲁迅曾经用“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学和思想。所谓“魏晋文章”，指的是魏晋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们浸透了老庄精神的诗歌和散文；所谓“托尼思想”，指的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思想。其实，托尔斯泰和尼采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极端状态：托尔斯泰是一名遵循爱与和平原则的基督徒，尼采则是一个反对基督教、推崇人的强力意志的狂人。鲁迅虽然平等地列出这两名他欣赏的大思想家，其实在他的文字风格和思想意识当中，接近托尔斯泰的成分相对较少，接近尼采的成分相对较多。他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以“摩罗”自诩，而“摩罗”正是撒旦的意思。于是，此种写作便成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能杀伤那些黑暗势力，但对作家本人的心灵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肺病而死，不如说他死于心灵的虚无和绝望。他一生走过的，与其说是正道，不如说是末路与歧途。他那悲剧性的一生并不值得后人效仿。

我不能再重复这歧途与穷途了。如果我们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那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岂不太可悲了？我们的生命还应当有更高的盼望。二零零一年，在我走向信仰的转折点上，曾经写了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香草山》，这本书里也记载了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心灵挣扎。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下这样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信仰来照亮。我不是义人，而是罪人；我不是拯救者，而是那深陷在罪中的需要被拯救的那个人。任何人都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战胜黑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具有那颗坚韧的心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才会有永远的安慰与温暖。

二零零三年圣诞节，我受洗基督徒。此后，我重新审视我与黑暗之间的关系：作为光明的儿女，必有圣灵的同在，必时刻与神保持亲密联系，那么我就不是一种与黑暗平行的存在，我的生命的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黑暗本身。因此，我的思想和写作，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黑暗，乃是让光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时候，也存有谦卑之心，不再高高在上地、以外在于黑暗的方式言说。我就在黑暗中，但我有光明的盼望。我是堕落的罪人，但我没有失落，仍然享有上帝的恩典。此种写作便是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带有“第二种视力”的写作。在此意义上，我很喜欢我的一位朋友、日本文学研究者刘燕子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的上帝手中的一支笔》。是的，我最大的光荣，不就是成为上帝手上的一支笔吗？

真理和光明应当充满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领域里，都有神的计划、安排、赏赐与怜悯。那么，中国文化界极度缺少对信仰的表达的现状，必定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文学艺术，乃是将十字架精神渗透于文字、音符和色彩中的文学艺术。如果说此前我是凭着血气，以文字为武器独自作战；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便是耶稣的精兵，便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作。我的这一转向，许多读者并不能理解。有人批评说，你不再锋芒毕露了；也有人批评说，你现在的作品没有以往的那样痛快淋漓了。他们未能理解，爱与怜悯的价值，远远高于愤怒和仇恨；单单咒骂黑暗是不够的，还要呼唤光明的来临，否则一切皆是枉然。

今天中国信仰的复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和转折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两百年来，虽然福音东传，但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仍然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多元信仰和多元价值中的重要的一元，更遑论成为一种主流信仰和主流价值了。其中重要原因便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和教会严重地忽视文字事功，在创作基督文学、基督音乐、基督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除了那些简陋的福音单张之外，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巨著，没有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辉煌乐章，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菲尔的《圣母像》那样的不朽画作，没有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样在神学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没有像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那样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与我有着同样的看见。当渗透了基督信仰的文学、学术、绘画、音乐等彻底变更中国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都阅读着这样的作品、倾听着这样的音乐、观赏着这样的绘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土地自然就变成了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

因此，文化拓荒乃是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前奏，文化重建乃是在圣经真理与当下生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来。基督徒作家、以文字来表达和彰显基督信仰的作家，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记得美国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说过：“我成为一个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察到文字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海洋，安静地、温柔地以医治与盼望转化生命。”如果信仰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用这已经更新的生命去改变世界。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若要用生命来改变世界，其文学、艺术、科学及各种形态的精神和物质的作品，便是改变世界的途径。而且，生命的改变与作品的改变是同步的，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当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作品也会发生变化；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也就带动了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创作，不是等待生命发展到了某一个境界才开始，而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一天便开始了。

我们是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走向自由的彼岸。我们能够承担这伟大的使命吗？上帝给我们的负担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畴。如果我们退却了，那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挺身而出指证黑暗的勇气，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领受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智慧。让我们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勇气和智慧，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香港中文大学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英国首相布朗上台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离开北京前，他参观了北京奥运主场馆。在参观了这个被称为“鸟巢”的宏大建筑之后，他赞扬说：“这将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北京依然是烟雾迷蒙，但布朗说：“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好。”他的外交辞令当然会让北京当局心花怒放：“虽然有些烟霾，但是当世界人民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时，他们会看到这个了不起的运动场，还有中国人民为举办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所做的努力。”

为什么布朗首相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许他本人是一名习惯了雾霾沉沉的“雾都孤儿”，伦敦的浓雾并不亚于北京——但那是一百年前的情形了，今天的伦敦经过了严格的环境治理以后，早已摘除了“雾都”的帽子。

而北京依然是一个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申办奥运会前承诺的若干环保指标全都没有达到。为了蒙骗世人，北京当局垄断了气象资料的测试权和发布权，不允许除了官方指定机构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泄漏此“国家机密”。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指数，北京当局在远郊数十公里之外的延庆、密云等地的森林中增设了若干数据搜集点，将这些地方的数据与城区的数据放在一起平均，得出的自然是让海内外都满意的结果。既然每一个数据都是严格采集来的，谁能说我们造假呢？

但是，眼前的阴霾却是任何人也无法遮掩的。虽然温家宝见到布朗的第一句话便是恭维其“踏雪而来”，但是北京糟糕的天气却没有为主人维护住面子。那么，客人该怎么办呢？很多西方人一到中国便犯了“选择性失明”的毛病，尤其是高级官员，布朗显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达官贵人看到了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享受到了充斥着山珍海味的国宴，以及在西方通常只有王室才能获得的盛情款待。于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他们不再坚持去血泪交织的上访村访问了，他们不再掏出那张长长的良心犯的名单了，他们开始转而歌颂“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了。

其实，他们歌颂的对象并非中国和中国人民，乃是中共这一独裁的政权。布朗访问中国，眼睛盯着的是中共手中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他向中方表示，希望双边贸易额在未来两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达到六百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在二零一零年前会有一百家新的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他指出：“我相信透过我们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将可以为英国劳动人口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为了赚钱，说几句昧心的话又算什么呢？既然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有更加夸张的表演，那么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虚伪地对北京的天气说点好话，大概也在良心许可的范围之内吧？

令狐药师

张灏：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民主与乌托邦

余杰：关于五四遗产的黑暗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科学主义。经过五四之后，作为“赛先生”的科学，被上升到一种不可挑战和质疑的价值观的层面上。再经过后来的“科玄论战”，玄学一派居下风地位，科学一派步步紧逼，其结果反倒强化了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一部分，便是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力量崇拜为基础的进化论）。

在毛时代，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被扫入“封、资、修”的垃圾堆，惟有科学依然保持了其作为权力的婢女的地位。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亦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神话。那时，人们普遍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胜过好爸爸”的人生观。直到今天，科学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

与之相反，科学主义在西方早已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哈耶克便发表了与近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论理性的滥用》，他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该问题。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愈发展，人类无知的领域愈大。而知识分化的日益加剧，令个人对知识的绝大部分必定更加无知。同时，科学仅仅是人类知识及文化领域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绝非全部。科学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在科学止步的地方，宗教、伦理等仍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些共识，在中国却一直阙如。以至于何祚庥、方舟子等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缺陷的科学主义者，在中国的言论空间中颇具市场感召力，并深受官方的青睐。“反对伪科学”成为一根当局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时屡试不爽的棍子。

我观察到，胡锦涛力图创造出一套属于他个人的理论，这是历代中共党魁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野心。所谓“胡锦涛理论”，无非有两条，一是“和谐社会”，一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所谓“科学发展观”，也就是强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而已，却被胡夸张成“重大的战略思想”。国际媒体评论说，“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并列，胡锦涛试图以此确立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

按照赵天恩牧师的看法，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一个唯物的、进化的宇宙观，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以及一种理性的道德观。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不再因为基督教是“洋教”，而是认为基督教不够“科学”。在共产党政权这里，科学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反面，科学变成了拒绝民主化的借口。今天的中国仍是“工程师治国”，这是对苏俄管理模式的延续。破除科学主义，让科学回归其本位，在中国还将经过相当漫长的努力。

张灏：是的，“科学发展观”简直就是笑话，经过五四之后，哪个中国人不会开口闭口说“科学”这个词？科学当然是不错的，但中国奉行的却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权威主义的心态。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华人世界中的科学家多半与政党、政权挂钩，比人文知识分子更少具备独立性。比如，从歌颂文革到支持六四，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一直充当中共的吹鼓手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位物理学家发表过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高论，我曾撰文批评之。这些科学家的言论相当危险，他们往往又自视甚高，以为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会背几句唐诗宋词，便以为对人文世界了如指掌了，可以随便发言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文领域以及人本身的复杂性。

我在香港任教多年，观察到香港社会也有此特点。比如香港的许多大学，多半由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担任校长（这一点与大陆相似）。香港社会普遍比较蔑视人文价值、重视工具理性，从大学校长到特首，无不是技术官僚。他们可以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地完成某项具体的工作，但由于缺少人文意识，根本不知道大学乃至整个社会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余杰：五四另外一个负面遗产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清末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一起出现，但五四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高潮。就今天大陆的情形而言，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和毛主义已经衰朽不堪，对民众再没有任何吸引力。于是，他们拿出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一张牌”，即民族主义。

经过十多年的宣传、教育和洗脑，民族主义对青年一代影响甚大。反美、反日、反台，成为大陆网络“愤青”的口头禅。军队内部由于更加封闭，民族主义更是泛滥成灾。一种相当危险的情形出现了：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国周边的邻国如韩国、日本、越南亦存在相当的民族情绪，再加之北韩金氏政权种种丧心病狂的作为，今天的东亚地区甚至比中东更加危险，这里如同昔日的巴尔干一样，是一个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火药桶。中共当局以民族主义重新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却没有想到有可能导致玩火自焚的可怕结局。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中国百年来时常发作的溃疡。您在论文中曾指出，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上引发偏执与激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前途的一大隐忧。是否可以展开论述此观点？

张灏：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及现代化之间有抵牾的可能。西方史家柯恩将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式的，即近代西欧和北美的民族主义，它的社会土壤是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结社组织，群性不掩盖个性，个人和群体可以得到平衡发展。此种民族主义，称之为公民式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在东欧、俄国及非西方地区常见的民族主义，即社群式的民族主义。这些区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缺乏强大的中间阶层，没有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个人主义观念较薄弱。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性格，国家民族是有机整体，个人是它的细胞，没有独立价值。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近乎后者。其最大的危险在于：为了民族的“大我”，个人可以牺牲掉。这是生长自由人权观念的障碍。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性格很不稳定的思潮，是一把双面刃，就它的破坏性而言，它可以造成族群社会的威胁，也可以变成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绊脚石。

余杰：说起民族主义，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发展出民主时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便统一在一个强大的皇权之下。这虽然是一个文化成就，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贵族阶级早就消灭了，工商阶级和城市则因专卖和平准等制度而无法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唐宋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而不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势力（如佛教）通过“僧官”制度而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系统之下。由“士”阶层所代表的“道统”，由于缺乏西方教会式的组织化权威，无法直接对“政统”发生决定性的制衡作用。

也正是这种大一统的传统，遏制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兴起，使联省自治的实验功败垂成。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特意去了所谓的“国父纪念馆”（我对孙中山的这一地位并不认同），其中论及当年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对陈仍然以“陈逆炯明”称呼之。两岸国共两党的近代历史叙事，绝大多数时候都针锋相对，但在此类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这背后便是大一统的观念在作怪：谁统一了中国，谁加强了中央集权，谁便是英雄；反之，谁造成了分裂，谁推展了地方主义，谁就是坏蛋。其实，分裂不一定是负面价值，统一也不一定是正面价值。历史学家葛剑雄多年来研究中国分裂时代的状况，得出了迥异于主流史家的结论：在分裂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都大大优于统一时代。因此，统一不足以成为某种绝对正确的、最高的价值。

五四先贤后来大都放弃了对地方主义的支持，以及联省自治的努力。这当然与日本步步进逼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战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为根深蒂固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克服“大一统”思想的诱惑。今天，大陆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记录片《大国崛起》，也是此心态的产物。中国人腰包刚刚鼓了一点，便掩饰不住“大国崛起”的狂想。国有可能成为“大国”，但民仍然是“寡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张灏：中国的大一统观念，首先是文化上的。从唐宋以后，便出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情况，而且少数民族统治者并没有遇到中原地区汉族人的殊死抵抗。五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为非汉族的统治者所统治。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认为，少数民族的统治，只要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便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主流思想。当然，也存在着一条暗流，即“族非我类，其心必异”的族群意识，这种反弹在宋、元、清等朝代都曾存在过。

一八九五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段关键时期，即“转型时代”，民族主义主要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两个重心，一是以反帝为取向，二是以汉民族的族群中心意识为主。后者带来了民族整合的危机，此危机长期被忽视。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当时虽然宣称“五族共和”，其实背后还是有大汉族心态，遂造成周边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从清末一直演变至今，北京当局仍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渗透到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它们族群的自觉。这样，势必加剧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现代面临的民族整合的危机、族群解纽的趋势，会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余杰：从五四到六四，“民主”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中国人使用的“民主”，乃是高调民主，而非低调民主；中国人使用的“自由”，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通常亲近欧陆（主要是法俄）思想，而疏远英美思想。所以，他们更喜欢高调的民主观，而疏远低调的民主观。他们通常将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以为一旦民主了，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了追求民主，甚至不惜选择激进革命的道路，最后却事与愿违，导致了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的建立。

高调民主又是乌托邦思想的温床。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乌托邦。陈奎德在《哈耶克》一书中，评述了哈耶克对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企图全盘设计我们的道德、法律和语言，荡平原有的社会传统秩序，扫除那些所谓阻碍人类理智充分发展、人生完美、彻底自由与正义的冷酷无情的状况，一句话，他们要设计和重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选择强行集中，纳入共同的计划秩序，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贫困饥馑和政治强制。中国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全部来自于西方吗？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关系？如果说俄国接受共产主义与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有关，那么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有何内在的动因？

张灏：你讲得不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启蒙运动吸取的民主观，主要来自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传承，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里面蕴藏着高昂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成为乌托邦的心态。

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民主观，不仅来自西方，也有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如你所说的内在动因。方才提到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在晚清进入中国，不但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新的成分，也对传统思想中的一些固有的成分产生催化作用。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发展，就是传统儒家的经世理念，因西方影响的催化而产生变化，所谓“经世”代表儒家思想赋予士大夫的一种天职感、使命感，表现在“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这些流行的话语里。重要的是，这种使命感的后面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它从儒家思想在晚周一开始就出现，但原始儒家的这个思想创新要到宋儒编订《四书》，才真正彰显为主流思想，反映在大学开章明义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这套观念里。我要指出的是，这套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思想含有一种生命转化意识。至高无上的超越——天道，不但是外在的，而且可以内化于每个人生命的深处，发挥出来可以对生命作质的转化，使得生命有变得至善完美的可能。这种转化意识，在儒家思想里配上积极入世精神，由个人生命延伸到群体生命，也就是说群体生命也有质的转化、实现至善完美的理想的可能。这种群体生命转化的意识，使得乌托邦的思想，不但在先秦原始儒家出现，而且也蕴藏于宋明儒学传统里。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思想在儒家传统里大致而言是隐性的，是一种潜势或伏流，因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论就其超越意识或道德理想而言，常常是与宇宙秩序纠缠在一起，而宇宙秩序又与现实政治社会秩序在核心上被视为一体。是故儒家的超越意识与道德理想常常不能摆脱现实秩序的纠缠与限制，变得若隐若现，蕴而不发。但是在晚清，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以后西学大肆进入，传统宇宙秩序的观念被打破，政治社会秩序的观念被打散，传统的转化意识与乌托邦思想，因得以破堤而出，与西方启蒙运动的高调民主观结合，政治的乌托邦思想得以活泼发展起来，也可以说传统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在近现代经过西学的催化，由死火山变为活火山，时时爆发，变成一八九五年以后思想激化的一个重要源头，用你的话，也形成中国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个内在动因。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激化道路变成一种攫取人心的政治宗教。毛悍然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还包含着“第二次革命”的宏大抱负。毛的乌托邦思想是“动态的乌托邦”。毛认为，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包括“老大哥”苏俄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在中国却能成功，因为中国有“精神原子弹”，有“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的激情。一九六一年，毛被迫退居二线，这是其掌权之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却写了一首名为《卜算子•咏梅》的词，乐观地宣告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乌托邦可以实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见毛是何其自信！他根本不把刘邓等技术官僚放在眼里。他不顾所有同僚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文革，遂到达了一八九五年以来激化道路的顶峰。

令狐药师

在近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还是负面价值为主？在诸多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言说真理的关节点上，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必须收取红包才给病人动手术的医生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些向报考的学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生导师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为些面对死难矿工轻蔑地说“谁让你们生在中国”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那位建议政府重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识分子？

曾经有人颇为偏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于我相当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倾向，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有保留态度。然而，近年来通过诸多观察，我逐渐发现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相——知识分子阶层堕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普通中国人堕落的速度；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缺位的时代。

中国缺少知识分子，并不是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缺乏对于超越性价值的坚守。对家庭，他们遵循“孝”的原则；对朝廷，他们遵循“忠”的原则。在“忠”和“孝”之上，真理处于悬空的状态。当然，“忠”和“孝”这两种原则都与实际的仕途直接相关。违背了“忠”和“孝”的原则的读书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中国的学术亦未能获得一种“自足性”，僵硬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为“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生”的幻觉之中，或如司马光那样战战兢兢地为帝王写“资治通鉴”，或如唐伯虎那样虚妄骄狂地吟诗作画。

科举制度取消之后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并未因此而获得自由与生机。诸种炫目的“主义”相继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再次使得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与奴仆。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任官职的惟一标准。当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说谎的能力”则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学而优则仕”，古今皆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由于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体系难以吸纳一流知识分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幕后便充斥着厚颜无耻地“跑官”和“买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结果。这种几乎可以成为是“逆向淘汰”的惯性力量，使得这一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日渐萎缩。

在政坛上颇有影响力的“秘书党”，其主要成员大都是些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河北大贪官李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大秘”。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他给法官提出了异想天开的建议：如果能够枪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国各地面对各级官员作巡回演讲，以身作则地向其他腐败分子和企图腐败的官员们“示警”。李真的这一想法可谓是“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点子大王”的气息。可惜未能获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从某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他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得以跳出这一清贫的职业，出任了当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的秘书。由此，他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三十多岁便成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在普遍不读书或读书的高级官员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巨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着：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若干级别较高的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他们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在刚刚踏入官场的时候，无不充满“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华的专业教育在中国是一流的，但其教育范畴中却没有关于人何以为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教育。其毕业生经常是精神方面的“残疾人”。智商、文化、知识和学问均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监督的官场，一旦从政，即意味着放弃对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从政，即意味着“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社会，“泛政治化”依然是显著的“中国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都无所不至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知识分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得面对功名利禄的考验。即便没有入仕当官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保证其研究项目不受权力的侵蚀。比如，越是离功名利禄近的“热门”学科，便越是缺乏独立性。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的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于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许多该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均已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杨小凯、茅于轼、何清涟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人格，我均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名声显赫的“京城四少”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着破坏“自由主义”本质的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乃是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自由，从而极大地败坏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声誉）。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学者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

这些光环四射的经济学家反复强调说，经济学是不必讲道德的，那是妇人之仁。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代价最小的“润滑剂”；北京堵车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们宣称这正是北京经济繁荣的标志，因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地描述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投入此“无底洞”之中；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节节攀升，工薪阶层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们为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辩解说，房子本来就是为有钱人盖的，这是市场规律，不必大惊小怪。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一样“纯粹”的高级科学，它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经济学也是为统治者和强势阶层服务的，穷人不必知晓经济学。

于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骛的“环中南海现象”——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独立董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为具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敛财”的本事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由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其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他们“不经意”之间可能会透露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吴敬琏毅然站出来揭露股市黑幕，却遭到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堕落的一个学科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后诸葛亮的论断。他们还故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歌颂毛泽东“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勇气，企图将中国再次拉回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凤凰卫视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人。这些“著名学者”和“观察家”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竭力论证其恐怖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并以“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却无视本•拉登是亿万富翁的事实；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最为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打着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旗号的学者，却全盘接受西方学术的“新思维”。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时使用从西方泊来的、最时髦的学术用语，在论文中也经常夹杂一些最复杂的英文单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出很有“学问”，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将外行人吓住。他们却拒绝接受“人权高于一切”等普世价值，而只是“假洋鬼子”而已，最终目标还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并要求十几亿人民每人为此节约一双袜子）。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在我看来，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这些学者的骨子里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自己内心的观点，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本人带来若干好处。这些四处放毒的学者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由于戴着学术面具、拥有话语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对大众有着相当的蛊惑力，其危害也远远大过某一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颂毛泽东；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那些所谓的“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引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沿着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分子也有若干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台湾作家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上和在大陆访问时的表演，已然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无遗。

在所谓的“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梁小丑般掠过大陆三所名校的讲台，除了一些笑声和掌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李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自己早已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李敖一直没有结束自己的“口腔期”，一直没有真正长大成人。他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标准的顽童，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李敖自始至终都未能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湾的民主化到来之后，离民主越来越远。

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之后，将错误的结论塞给读者。以新左派自诩的汪晖及其弟子们便是如此。他们的文章自己也读不懂，因为他们这样写作本来就不是让人读得懂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确实被吓坏了，继而对他们五体投地。他们用种种诞生于西方的时髦理论，来论证应当反对西方的道理，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他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与鲜活的生活发生关系。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经痛斥这类家伙说：“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哪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击。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是的，他们在浑水摸鱼，在指责全球化有多么坏的同时，他们本人却一天也离不开互联网。

如果没有彼岸价值作为依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声称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论、原则、理念的大旗下，他们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沦为御用工具的悲剧呢？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时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动”和“自我英雄主义”。保持对类似于“政府”、“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时，保持对“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虚荣心。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精英”已经投靠权力阶层，竭尽所能巩固着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的言行加剧了社会资源和信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信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凌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话来说，是汉唐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过的“盛世”。对于这些选择与权力者（而且是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分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令狐药师

----读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大陆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是台湾学者陈永发的《延安的阴影》。前者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为主线，从井冈山、瑞金、长征到延安，剥茧抽丝地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通过逐步实现对军权和秘密特务系统的绝地控制，从而战胜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涛、王明等党内的竞争对手，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言九鼎、无人制约的领袖。另一方面，通过延安整风，毛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进而将中共变成其私人政党、将毛泽东思想变成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意识形态，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后者则更多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一些个案入手，如王实味“托派、日本特兼国特”案、张克勤“红旗党”案等，分析了整风、审干、反特等一套毛泽东发明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迫害技术是如何形成的，这套技术又是怎样成功地消灭党内所有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根据由整风得来的人事资料和档案系统，审查和控制从同僚到基层党员的每一个人，彻底解决了所谓“两条心”和“半条心”的问题，实现了近代中国皇权崩溃以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梦寐以求、却无法达成的“无冕帝王”的梦想。

直到今天，官方史学部分否定文革，却仍然将延安整风当作胜利的经验来宣扬和效法。其实，不否定延安整风，就无法从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风，也就意味着文革的毒素仍然潜伏在中共的现行政体之内。我曾经撰文将延安整风称之为“前文革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中共党史，就不会天真到认为“中共是在文革之后才发展成独裁政党的”。其实，文革不是中共的“分水岭”，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也不是。中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便是一个崇尚独裁和暴力的团体，它并不是后来才腐化堕落的。以延安时代为例，那时候的中共固然可以凭借抗日的宣传和民主的标榜，吸引若干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但如果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之后，仍然认为中共能够将中国带入一个光明的未来，那就不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虚妄了。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共的极左思想和权谋政治一以贯之，文革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失误，也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共的统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缔结出的果实。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永发意识到了延安整风与文革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毛泽东到其晚年，日暮穷途，倒行逆施，发动文化大革命，把群众路线的审干和反奸骤然推广到全中国，其豪气固然上干云霄，其狂妄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冤、假、错案无数，而中国经济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来，《延安的阴影》一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选择了四个典型的“延安经验”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透视延安整风如何席卷党、政、军、学各机关和基层单位，这四个部门及其主导者分别为：“周扬在延安大学”、“王子宜在行政学院”、“胡耀邦在军委会二局”和“曹轶欧在延安县”。

中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白的，中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头脑”的赵紫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坚持真理舍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紫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荒之中；而胡耀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阴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军委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动的节奏。

胡耀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有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谈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于中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邦本人获得了毛泽东和康生的青睐，中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共历史的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助毛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来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党内的一批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主参与中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的。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

令狐药师

——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七日，我应邀出席美国“全国早餐祷告会”，并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们分享我的信仰之旅。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华府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每年的祷告会都有几十位参众两院的议员出席，并由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主持。历届总统及第一夫人均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总统早餐祷告会”或“白宫早餐祷告会”。其实，总统与其他参与者一样也是被邀请的对象，白宫亦并非会议的组织者。组织该活动的是基督教福音派的非赢利机构“联谊基金会”，该机构与国会和白宫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其负责人强调指出：“宗教与政治是分离的，但耶稣的思想具有凝聚性。”祷告会虽然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但也邀请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不同教派的人士共同聚会。毫无疑问，基督教精神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基督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由基督徒主导的各种社会活动却有相当的包容性。

祷告会的正式活动从六日的午餐开始。在华盛顿最大的酒店希尔顿饭店的宴会大厅中，来自美国各州以及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高级官员和外交使节等两千八百多人济济一堂。许多身穿民族服装的人士格外引人注目，有一位印第安酋长，身穿兽皮战袍，头戴色彩斑斓的羽毛冠冕，骄傲地在会场里游走；还有一位印度僧侣，白衣飘飘，白布裹头，瘦骨嶙峋，宛如当年的甘地。他们都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也许就有来自诸多国家和民族的客人。比如，与我的同桌过的便有日本学者、缅甸大使、柬埔寨难民、韩国基督徒、美国牧师和大学教授、印度科学家、法国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士。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移民熔炉，才能获得如同身处“万国博览会”一般的感受；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真正的“大国”，才能体验到“所有的国内事务都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的道理。

主持会议的两位国会议员互相打趣说，这是目前针锋相对的两党人士惟一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刻。其实，一年一度的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国会内部每周一次的小型早餐祷告会。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度对许多问题争执不下。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遂建议大家一起坐下来祷告，让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爱引导大家求同存异、互相包容，一起领导人民走向自由和独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举手投足都对世界格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超级大国，美国为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也犯过若干严重的错误。国会山的领袖们意识到谦卑、谨慎、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因此便形成了两党议员每周在一起祷告和早餐的传统。会议主席安森议员说：“这是华府少有的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说出自己隐秘的私人事务的时刻，议员们不再戴着政客的面具，可以呈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并向他人寻求和获得安慰及帮助。”由国会内部小型的早餐祷告会发展而来的面向全球的、大型的、公开的早餐祷告会，则更有全球视野及前瞻性，其主题是“以求放下彼此间的分歧，寻求和平与相互理解”。在会议期间，主持人多次建议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为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和世界和平来祷告。

第一位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布道家和作家华理克。华理克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重要的十五位精神领袖”之一，他在加州创办了超过两万人的、享誉全球的“马鞍峰教会”，他先后培训了三十五万名的牧师和传道人，他撰写的《标杆人生》一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书籍。在大会主席详尽地介绍了他的履历之后，华理克幽默地回应说，自己要是能够有主持人介绍的一半那么好就心满意足了，而主持人对他的介绍太多太长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讲话了，大概只能给大家讲几句就该说结束语了。美国人即便是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其开场白一般也幽默风趣。华理克在演讲中指出，当代社会面临五个最为严峻的问题：贫穷、精神空虚、疾病、个人崇拜及因为教育的失败造成的文盲人数上升。解决这五大问题的钥匙在于，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理、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之中。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上帝所爱的子民，上帝就是爱，人不是意外之物。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人就不会有自卑感，也不会变成自大狂。上帝让人们和解，互相原谅。这是一个和解的时代，惟有和解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说，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人们应当经常阅读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尽管很多篇章长期都无法明白，即便他本人也有很多段落始终不能参透，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选择过一种信仰驱动的生活。就好像人们大都不懂得汽车发动机的原理，却能够发动汽车上路一样。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个致力于种族和解的基督教非盈利组织的主席山米。山米身材单薄，胡须黝黑，一看便是中东地区的居民。他告诉大家，他来自一个充满苦难的地区，人们一提起这个地区，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仇恨、鲜血、眼泪和难民营来。他的祖父在巴以冲突中被杀害，从此他们一家人便陷入到长久的困顿之中。但是，家族的悲剧并没有使得他被愤怒所驱使而成为恐怖分子，在他赴美国留学并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他开始深切地思考：作为巴勒斯坦人，爱敌人意味着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否可以爱以色列人？受信仰的驱使，他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巴勒斯坦创办了一个宣扬和解的非盈利机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努力不仅得不到同胞的认可——许多同胞将他看作是本民族的叛徒；也得不到以色列方面的支持，有一次以色列士兵对他实施了暴力的殴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尽管如此，山米仍然坚持他的事业，他不恨那些殴打他的犹太人，他说，他们就是些死于纳粹集中营中的波兰犹太人的后裔啊！他指出，爱敌人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将敌人变成亲人，就好像在婚礼上两个人合而为一一样，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也可以合而为一。他的努力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支持，因为爱比恨更有力量。在山米演讲结束走下讲台的时候，我看到几名身穿犹太服装、头戴小圆帽的犹太拉比主动上前与之热烈拥抱。

这些演讲是如此激动人心且感人至深。在分组举行的晚餐会上，我们走进亚太地区的宴会厅，倾听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位满面沧桑、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男子，一看便可以知道身上背负着一个民族沉痛而惨刻的历史。他告诉大家，在红色高棉实行的阶级清洗当中，他的家族便有超过三十名成员被杀害——那些被害者其实没有任何罪过，仅仅因为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便在受尽酷刑之后遭到杀戮。他本人是一名偶然的幸存者，后来移居美国并获得了医学学位。当柬埔寨的重建工作展开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以医学特长为同胞们服务，同时也致力于民族和解的工作。他含着眼泪说，百废待兴的柬埔寨再也不能有血腥的杀戮了，那片仍然布满地雷的土地上，最需要的上帝的爱和怜悯。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包括柬埔寨在内的若干东南亚国家，应当是华人教会宣教的重点。昔日，由毛泽东输出的暴力革命让这些国家战火纷飞、苦难深重，几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今日，如果中国能够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向周边各国，既是一种赎罪，也是亚洲精神复兴的希望所在。

会议的高潮是七日上午的早餐时刻——总统莅临的时刻通常是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今年恰好是中国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当我们六点钟天还没有亮便赶到会场的时候，四周已经是警车云集，进入大厅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我们排长队经过安检，按照门票上的桌号坐定之后，才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美国政府、国会和军界的重要官员，可谓“群贤备至”。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将军及若干位内阁部长等等一个比一个醒目，可见全国早餐祷告会虽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但政界人士均对其相当重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人们纷纷走上去与这位越战英雄握手致意。麦凯恩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一支独秀，胜券在握。作为一名资深参议员，他多次出马竞选总统大位，在党内提名阶段均告败北，如今廉颇老矣，重披战袍，老骥伏枥，面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凌厉的攻势，能否为共和党创造辉煌，尚是未知之数。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的缺席形成对照，麦凯恩的出席显示出他希望以此拉近与美国宗教保守人士的距离的良苦用心。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占人口三成左右的福音派基督徒，对总统大选及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全国总统早餐祷告会虽然标榜“非政治性”，但鉴于华府乃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不同国家及政治倾向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也以在此次聚会上露面并表达观点为荣。主持人隆重介绍前来出席会议的嘉宾的时候，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便多达十多位，这一盛会确实具有相当的国际性。

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姗姗来迟，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十多分钟。当他们入场的时候，全场人士均起立致以热烈的掌声。虽然在场的许多人并不认同布什的一些具体政策，但他们仍然对总统表达了诚挚的敬意。这不是一种虚情假意，这是对总统这一上帝和人民共同赋予权力的职位的尊重。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布什总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第一夫人——与咄咄逼人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相比，笑容可掬的劳拉显得贤淑温和，也更有女性的魅力。布什总统首先上台演讲，他开口便是一句自嘲的话，他说今天迟到了，是因为自己太懒起不了床。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幽默。我们很难想象东方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元首，会在民众面前如此“作践”自己。美国媒体经常嘲讽说，布什是一位有些笨拙的、说话经常出差错的总统。上次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谈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觉得他说的大都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且比言词较轻松随便，不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反复斟词酌句。而今天他一开口便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将五十六届早餐祷告会说成了五十五届，经过主持人的提醒才立即更正。但是，许多美国人偏偏就是喜欢这样的领导人——有缺点，跟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亲朋好友一样，他们才感到放心。

布什总统接下来的演讲却感人肺腑。他说他是借着祷告来应付美国总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以及经过祷告以后才做出各种重大决策。他说：“当我们每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工作时的争论放在一旁。我们承认我们依赖上帝，我们共同祈祷，众口一声，祈求他保佑我们的国家。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承认，地上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他没有谈及美国面临的那些具体的政治争端，而是更多地与众人分享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告诉大家说：“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感受到，祷告协助我面对总统职务的挑战，我现在清楚了解在狂风巨浪中心存宁静的真谛。”他说，他不害怕争议，对他信仰的挑战，只会增加他的胆量：“信仰使我得自由，让我能自由地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问题；让我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尽管别人可能不喜欢；让我可以自由地去做对的事情，即使别人并不赞同。”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有许多人批评他的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德州牛仔的作风，但很少人怀疑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精明能干的克林顿恰恰相反——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大白于天下之际，他在早餐祷告会上遇到了困难，也获得了安慰。民主党议员李柏曼虽然在媒体上严厉批评之，但在祷告会上却为他特别祈祷，求上帝接受克林顿的忏悔，并帮助他与家人和谐相处。共和党议员拉吉特则说：“总统先生，四年来在国会历次投票中，我没有一次支持过你。但我要告诉你，我关心你、爱你，这是耶稣不可思议之事的一部分。”布什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也将祷告会看成是寻求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作为政治家，布什是否“伟大”还有待历史的考验；而作为基督徒，他确实一直在为上帝作见证，正像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考利斯德所说：“自从林肯以来，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布什这么频繁地提到神；自威尔逊以降，从没有人像布什一样穿上被全能神所拣选的外袍，要在地上成就神的心意。”

紧接着担任主讲的是“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主席布雷姆。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名成功的商人变成这家NGO组织的负责人的：十多年前，华盛顿特区主教邀请他到一起非洲去访问。那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也一无所知的地方，他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没有想到，上帝却感动了他，让他在最后一刻与主教一起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这趟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回来之后便创办了这个小小的基金会，将后半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如果以每年的预算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论，这个基金会与美国许多财大起粗的基金会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但他们的工作却荣神益人，给那些绝望中的人们带去祝福与希望。正如布雷姆所指出的那样，圣经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在弟兄中最小的那个身上所做的，便是在我的身上所做的；因此，他在非洲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身上所做的，便是是耶稣身上所做的。他说，他在非洲的工作比他曾经辉煌的商业生涯更有意义，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幸福和满足。布雷姆还高度赞扬布什总统对非洲问题的关注：“在布什总统的承诺并在国会的合作下，使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创下了增长四倍的历史纪录，来对抗非洲贫穷及艾滋病问题。”与克林顿光说不做相比，布什在任内默默推动了针对非洲的若干计划，包括以一百五十亿美元对抗艾滋病的五年计划、消灭疟疾计划，以及把美援与反贪腐和市场改革串连的千禧挑战帐户等等。正是在美国政府以及许多像“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近年来非洲十多个国家大大改善了清水、学校、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布雷姆的演讲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起身与之握手并拥抱，全场均起立向其致以热烈的掌声。

是的，在早餐祷告会上，从总统、将军、议员到普通人的许多动人故事均表明：祷告，恒久的祷告，以及在祷告之后听从上帝的呼召，勇敢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改变世界。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

令狐药师

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

Marsliang

不对，现在中国有很多圣经卖。

Marsliang

这篇文章可笑可悲。

令狐药师

原帖由 Marsliang 于 7.3.2008 12:27 发表
不对，现在中国有很多圣经卖。

可我在大陆的书店里没见到过有圣经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