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包遵信先生89在北大演讲


包遵信先生89在书房


包遵信先生（左）与刘王等

包遵信老师重病住院之后，每天我和妻子都通过电话从刘晓波那里了解病情的变化。我们给包老师家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的家人大概都在医院里照料他。我们每天都在为包老师恳切祷告，希望他再一次战胜病魔，再一次出现奇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像几年前的那一次大病一样。那一次，据主治医生说，这样的病人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二。幸运的是，包老师便是那极其微小的比例中的一个。他的坚忍，他的刚强，他的疾恶如仇，他的大义凛然，也许连肆虐的病魔也要退让三分吧。我们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见到他金刚的怒目。然而，这一次，包老师没能挺过来。他突然之间便告别了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

陶渊明在《挽歌》中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几句诗歌，貌似旷达，骨子里却悲观到了极点。我不知道包老师的去世，会让多少人感到哀伤；我不知道包老师的葬礼，会有多少人前去参加。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已经辞世的老人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参与任何一套丛书和杂志的编辑，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出现过，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什么力量，让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政府感到担忧呢？

如今，我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在包老师生前去看望那最后的一眼；也无法在包老师身后为他的后事尽一点学生的责任。让我与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没有能够跟包老师更多地相处，没有向他请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带他到方舟教会参加过一次崇拜活动。我们以为，包老师还不到七十岁，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师的家从北京西北边搬家到东南边的，离我家近了，本来我们应当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劝包老师写回忆录，但他大病初愈之后，精力不济，难以长期伏案工作。其实，我可以用访谈的形式，请他谈谈那雄姿英发、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谈谈那广场上的汗水与眼泪、光荣与梦想。可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便突然走了，留下无尽的遗憾……

在包老师的学生辈当中，我算是比较晚认识他的，但后来成为七十年代人中与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记得第一次与包老师见面，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罗一起去海淀塔院包老师的家中做客。摩罗告诉我说，包老师最近读到我们的新作，很是欣赏，特意通过朋友约我们去他家见面。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对“见，还是不见”确实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艰难处境，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也是北京处于被最严密的监控状态之下的异议知识分子之一。当时，我还只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担心到包老师家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事后回想起来，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们这群人，本来就已经被当权者看为异类了，我们本该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温暖，怎么能够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动疏远那些比我们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师长呢？更何况，包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我百读不厌的启蒙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独立思想便是从那套丛书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只是一名刚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外省中学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那是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丰富多彩的《走向未来丛书》，阅读刘晓波狂放不羁的文字，观看气势磅礴的《河殇》……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心灵之窗，使我得以从蒙昧和愚蠢中苏醒过来。那些书籍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世界，还有一些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价值，如自由和尊严。那段时光，因为有了这些读物的陪伴，而美丽如斯，而成为甜蜜的回忆。那时，我便发现：不仅是《走向未来丛书》，其他好多类似的书籍，在其版权页上，都赫然写着一个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谁呢？

然后，便是“六•四”的惨烈的枪声，便是不断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上发布的“通缉令”中的一个名字——“包遵信”。再以后，便是包遵信“被捕归案”的消息。血迹很快被洗净了，那些我无比尊敬的老师们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启蒙老师的受难，让作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礼”。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龄人当中，很多人都有与我过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历程。在心灵的跋涉中，“包遵信”这个名字曾经是一盏我们共同拥有过的“小桔灯”。他和他那一群师长如流星般地在中国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让我们不得不独自上路了。

与包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一方面，我有些担忧——在走进那座破旧的楼门的时候，我还四处打量了一番，似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的踪影；另一方面，我仍然对此次见面怀有美好的憧憬——对我来说，“包遵信”这三个字已经是一个近乎神话的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见面，包老师便给我如沐春风之感。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为人质朴而热情，丝毫没有前辈的倨傲——而这种倨傲，我早已在若干名学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体味。包老师的外貌有些“土”，他穿着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学者。

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包老师虎虎生风的谈吐。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语速极快，听者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说的全都是些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学术语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该骂的就骂，该赞的就赞。那天，包老师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无所顾忌地臧否时政的话语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今上”来，简直就蔑视到了害怕其污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识分子们个个都在学习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地表达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见到已经六十岁了却依然“快意恩仇”的长者。

此后，我们的来往渐渐多起来，差不多每一两个月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由师友变成了亲人。通过包老师热心的联系和张罗，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开张了一家别具特色的川菜馆。包老师是个热心人，他还亲自草拟菜单和店内的招贴。这家餐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包老师一向是烟酒交加，“水深火热”，其酒量让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我和晓波都是不饮酒的人，经常扫了他的兴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对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都很好。于是，两位女士常常抢过他的酒杯，不让他喝多了，并且说这是帮助师母“监视”他，一向脾气很大的老包，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两位女士“高抬贵手”。他每当发现有好的餐馆，都会打电话给我们，邀我们去品尝；我们发现了好的饭馆，也会请他来一聚。我们买车以后，便承担了接送他的任务。包老师是安徽人，我们特意让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厦的一个正宗的徽菜馆请他吃饭。没有想到，吃完之后他才隆重宣布说：“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请我吃过了，下次继续请！”

包老师是一位宽厚而体贴的长者，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两只小猫，一只叫“泡泡”，一只叫“妞妞”，联起来便是“泡妞”，可见主人有多么幽默。因为要照看两只小猫，好几次我们邀请他到郊外或者外地游玩，他都推辞了。包老师对待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便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他经常对我的妻子说：“有很多人在外面宣称是我的干女儿，我都不承认，我正式承认的干女儿就只有你一个！”他对晓波的妻子刘霞也是如此。刘霞曾经告诉我们，当年晓波在大连坐牢的时候，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和痛苦，是老包经常打电话邀她一起吃饭。有一次，她去烫头发，老包自告奋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于是，一幕有趣的画面出现了：刘霞在理发店里面慢悠悠地烫头发，老包一个人在外头抽着烟，等候了4个小时，像一个沉默的父亲。什么是爱？这就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没有血缘的血脉之亲。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便是这样的爱。一名长辈能够用这种方式去关爱后辈，他已经把后辈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谁能想到，对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老包，对内却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呢？

当我计划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评论文集《拒绝谎言》的时候，我想到了请包老师和刘晓波写序言，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我重要的启蒙老师。两位都爽快地答应了。包老师不会用电脑写作，他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在稿纸上写完之后，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后请一个专门负责打字的年轻朋友帮助输入，再把整整齐齐的打印稿送给我。后来，我的第二本政论文集《天安门之子》也是请老包作序，他写了一篇更长的序言，称赞我的这本书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并希望我们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传承和拓展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书出版之后多送一本给他，他要送给那位帮助他打字的年轻朋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普通人相当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这些年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外国元首来访，包老师便失去了行动自由，或被软禁在家，或被载到郊外“休养”。他也一直不能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哪里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狱之后，社科院便将他除名。此后，他再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也不能发表文章，编辑书刊，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头被束缚的老虎，惟有一腔叹息。我能够感觉到，尽管他常常笑声朗朗，但他的内心极度凄苦。天安门屠杀是他心中一道绕不开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对刽子手充满了愤怒与谴责。他是一个活动家式的人物，听说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赶四场会议，并在大学面对上千人演讲。我未能看到他当年的风采，也没有听到过那雷鸣般的掌声。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师只能在三五个朋友当中，大声地责骂那些无耻的统治者。有一天，聚会散去，灯火阑珊处，我看到包老师独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伤。

一场大病，死里逃生，包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烟禁酒，饮食亦大有节制，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饭桌上，他被迫安静了许多。当时，他被切开喉管动手术，喉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该手术带来的后遗症便是，一旦他大声说话，便会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欢大声说话的，因此他时时咳嗽不已。他那长长的、持续的咳嗽，让身边的我们为之而心痛。苍老提前袭击了包老师，他还不到七十岁啊。尽管身体每况愈下，行动日渐不便，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参加朋友们的很多活动，比如笔会的颁奖会等等。他的话明显少了，但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努力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经对我说，这是我支持你们的惟一方式了。

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活动，包老师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的位置上，无论是我参与起草的呼吁将毛泽东的尸体迁移出纪念堂、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馆的公开信，还是那些呼吁尽快释放狱中的良心犯以及为支持天安门母亲、为“六•四”死难者正名的公开信，他都没有错过。我们一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他便声如洪钟地回答说：“签上，一定要签上我的名字！”而我经常遇到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对方会婉转地陈述种种不签名的理由，说到后来，反倒让我感到愧疚——人家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么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让人家参与这份签名呢？时常遇到类似的回答，让我沮丧不已，好几次想中止征集签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质疑签名活动有什么意义。而包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刻，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还出面帮助我们征集老前辈们的签名支持，最终使我们的设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传讯的时候，审讯者曾经“饶有兴趣”地探究我的“反动思想”的渊源。我坦诚告知，天安门屠杀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包遵信是影响我最大的精神导师之一。确实，从阅读包老师的书开始，到与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具体而微的学问及某个学术观点，而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种善善恶恶、不畏强权、关怀弱者的品质。在今天的中国，有学问、有才华的文人学者很多很多，远的有钱钟书，近的有余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却寥寥可数，包老师无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过节，我们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有晓波夫妇、包老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等人。我们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紧张了。习惯性地，在我们旁边时常有一桌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将统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对着我们。我猜想，里面大约是窃听和录音的工具。但是，我们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高兴地品尝美食，无所顾忌地谈论时政，让他们记录下了我们的若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蔑和攻击”。我们以及适应了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既不会为此感到骄傲，也不会为之而感到受伤害。我想，在那个特殊部门的档案馆里，有关“包遵信”的资料，也许装了几个麻袋吧。将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档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包老师的传记的话，我会去那里查阅和收集资料。我要感谢他们如此细致和严密的工作。

包老师搬到新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他说待新家打扫完毕，再请我们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级”当了外公，他向我们描述孩子的模样，眉飞色舞的。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们都期望他能够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然而，幸福和快乐竟然是如此短暂，他的离开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够遇到如此善良、慈爱、宽厚的长者。包老师走了，他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化来临的那一天，共产党的分赃大会让他深感厌恶，这次党的大会也许是诱发他的旧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带着遗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已经走上了一条大道，如圣经中所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至九节）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包老师只有五十二岁，他还是一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十八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正如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纳尼亚传奇》一书的结尾处描述的那样：“如今他们终于开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没有人读过的。这故事将继续下去，永无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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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药师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缘起：我在华府访学期间，一天忽然接到丁学良教授的电话，相约一聚。丁是华人世界里数一数二的社会学家，是丹尼尔·贝尔的高足，亦是我认识多年的亦师亦友。当我次日乘坐地铁赶到丁学良所在的宾馆时，突然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老朋友：经济学家邹恒甫。这位文革之后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世界银行服务将近二十年的学者，却没有一点优雅的学者风度，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有些贝多芬的味道。

北大与邹恒甫博士一别，转眼已经七年了。虽然这几年间没有聚会的机会，但我一直很关心他在中国大陆几所高校里创办的研究机构的命运。我深知，要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可谓难于上青天。邹的性格相当直率，甚至有些偏执，臧否人物，嘻笑怒骂，不成文章，圈内外的人对他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化。虽然在西方生活多年，他的血液里仍然有湖南人的执拗和蛮劲。我不懂经济学，无法判断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如何，他却将自己定义为“三流经济学家”，看他的表情不像是在故作谦虚。我一直对他从海外筹措资金回中国大陆办教育的事业颇有敬意。所以，虽然隔行如隔山，当年我们仍然一见如故。当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坦诚的交流。

寒暄之后，邹恒甫博士驱车半个小时，带着我们到马里兰的一家海鲜餐厅吃饭。丁学良照例要在路上先买一瓶好酒，不醉不归。这家餐厅并非高级餐厅，却极有特点，据说鱼虾在附近的餐厅中是最新鲜的。鱼、虾、蟹等等全都上桌之后，邹丁二人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两人说话速度都极快，且邹之湖南口音、丁之安徽口音，均让我的耳朵应接不暇。邹戏言曰：此处不是高级餐厅，不必遵守洋人的规矩，可以放声长啸。

隔了几天，邹恒甫博士再次来电，约我去他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聊天。正值周末，我感到纳闷，他也似乎太敬业了吧，周末也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世界银行大楼，是华府新盖的最气派的大楼之一，比起白宫、国务院来要宏伟得多。其内部设施也相当奢华。我笑言，世界银行名为扶贫机构，自身却如此腐败！邹并没有捍卫自己所在的“单位”，顺着我的话题便痛骂起世界银行来，甚至将现任行长、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也骂在其中。他骂人的样子很像是金庸笔下的老顽童。

邹的办公室里一片狼藉，原来他刚刚搬了地方，十多个大纸箱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他说一生别无所爱，就是爱书。他说还自己有恐高症，才特意换到这看不到风景的一边，同时也离上司更远一些，不必在上司的视线之内。别人千方百计要搬得离上司近一些，他偏偏要搬得离上司远一些，颇有些魏晋文人的性情。他的桌上摆着一大堆书。原来，他周末在办公室，不是忙工作、写报告，而是读闲书，如吉本的《罗马敌国衰亡史》等等，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不会读的书。他亦随手送了我好几本转头一样的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约在维州费郡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长谈。这次，我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一连串的问题；邹也是有备而来，带来了一大叠文稿。我们从北大解聘事件开始，谈到大学的学术独立、海归的学术水平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邹虽然是对我一人说话，却宛然是在面对数百人的课堂侃侃而谈。于是，我们的三次长谈，便整理成了这篇对话录。



北大之殇、中国大学的衙门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余杰：前段时间，突然传出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的消息。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你写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公开信。在信中，你一捅到底地揭露了张维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种种作为，并对北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直率而严厉的批评。我一直是这场争论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也是你潜在的支持者。

近年来，北大越来越成为媒体的“风暴眼”，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一个接一个。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批评北大虚假引进“特聘教授”套取国家经费，北大校方采取鸵鸟战略，始终不予正面回应。前段时间，北大使用教育专用土地兴建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也引发了公众对拜金主义和高校腐败的愤怒。我也撰文指出，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常识：星级酒店与一流大学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日前，北大医学部的学生举行“扔鸡蛋大赛”，要求从五米高的看台上将一枚生鸡蛋扔下，鸡蛋落地不碎的人获胜。此事也遭到网友们的炮轰——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些天之骄子居然喜欢玩这种糟踏食物的无聊游戏！他们究竟是婴儿还是大学生？或者用龙应台的话来说，是“大学生的婴儿化”？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我个人认为，这次你被北大粗暴解聘事件，是北大进一步丧失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的又一证明。作为热爱北大的北大人，我对此深感羞辱。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刚刚应邀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应用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当时你有不少宏大的设想，希望在北大大干一场。我却对厉以宁和张维迎能否给你那么大的空间表示怀疑。北大是一栋老房子，按照鲁迅的说法，你想在其中开一扇窗户、移一下桌子，都难以上青天。北大已形成一个“吃北大”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要撼动它，靠你一个外来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当时我就感到，作为一个本该比较理性的经济学家，你比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我更具理想主义的激情。

网上和媒体上对“邹张之争”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这是你们两人的个人恩怨。我并不同意此类看法。我个人认为，你批判的最终目标不是张，而是大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邹恒甫：我和张维迎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他花十年时间都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九十年代初就回国当副司长了。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我和张的分歧是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张维迎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呢？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people”，校长或院长更是“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在中国的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非常不客气，将教授当作奴仆对待。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这十多年来，我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当年，张维迎被林毅夫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排挤到光华管理学院，百废待兴之际，热情招揽我到光华任教，甚至说我答应到光华让他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我到光华之后，引进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英文原文的经济学教材，让原来那些东拼西凑的教材黯然失色。我在光华推行外人形容的“激进课程改革”，使光华的课程风格面貌一新。比如开设“国学课程”，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具备广阔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术旨趣的人才。许多教授自己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承担不了这样的课程，自然不赞同这样的改革措施。他们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学生的前途更重要，而我看法恰恰相反，为了让学生成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希望学生都有比我水平更高的老师。

我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包括张维迎在内的“明星经济学家”们在国际上根本不入流。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林海张杨，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还有找到对应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学会自嘲和调侃。我批评过的人都不敢反驳我，因为我说得对啊。张维迎不舒服了，我去旁听他的课，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就误人子弟啊，我也欢迎他来听我的课，指出我的错误，这样才能把课上得越来越好。张以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渐渐疏远我了。后来他谋求院长职位的时候，跑来游说我支持，遭到我的拒绝。于是，张维迎决心将我赶出光华，先去掉我的系主任的职务，然后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便把我解雇，还用一份联邦快递将解雇信送到我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我在中国办教育近二十年了，我知道校长、院长有多大的权力。这件事本身有标本意义，我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和讨论，早日实现教授治校，让教授挺起腰杆来。

余杰：你形容张维迎变成了“老板”、“学官”，大学变成了“官府”、“衙门”，这几个词语用得非常准确。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状况，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最近在广东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大学越来越像官场。他指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他认为，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年下来，惟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为此，陈平原教授提出，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我盼望更多的教授都有勇气打破“潜规则”，都站出来说真话。这几年我到过很多国内的大学，发现楼堂馆所倒是越来越堂皇气派，但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大学领导热衷于大兴土木，不仅是像陈老师所说的那样要出政绩，更重要的还是基本建设一多，贪污的机会就多了。从校园里的一栋大楼到一棵树，背后全都隐藏着黑金。既然大学的行政领导可以一夜暴富，大学的教授们也都致力于研究如何当官和赚钱。教授无心教学，“学而不优则官”和“学而不优则富”，成为时尚。那么，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在美国的大学中，有没有严格的制度来制约教授们当官赚钱的欲望？

邹恒甫：大学必须从政治中脱离，大学必须与金钱分开。这在西方是常识，在中国却很难做到。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里都没有打破过。我在哈佛的学友丁学良博士就抨击说：“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些高校当作政府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僚们的百分之百的附属品来操纵的。”看看那些掌握教育和学术界大权的高官，教育部部长周济、中科院院长路涌祥，他们究竟有什么水平，究竟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两院院士”有多少可以拉到国际社会去亮相的？美国的学术和教育资金的来源非常多元化，许多大基金会独立于政府之外，申请人必须靠真才实学，从来没有听说过“权大学问大”；在中国，政府是惟一的金主，政府垄断所有的研究项目，一切都看政府的脸色。于是，谁都想成为那个分配资源的人、那个颐指气使的官僚。

如何制约教授去当官和赚钱，美国其实早有一套很好的办法，中国完全可以拿来就用，可是中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人偏偏就不这样做。第一点，在美国，如果一个大学教授要到政府里去当官，大学可以允许其保留两年的教授资格，两年一过，就必须回到学校来报到，否则就只好请你开路了，不管你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美国第一流的学者都十分看重他们在大学中的教席，远远胜过在政府中的官职。我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三年，我刚刚到哈佛，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从白宫回到哈佛，他只干了两年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主席便回来了。他为何要放弃这个部长级的高官而回到哈佛呢？因为哈佛刚好有一个民主党倾向的经济学教授逝世了，空下了一个专门给一年级本科生上课的大牌经济学家的教席。于是，费氏宁愿放弃与里根总统朝夕相处、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向的机会，回到哈佛争取这个教席，争取给本科生上课。今天中国稍稍有点名气的教授都不愿给本科生上课，有的大学甚至还专门制定规章，强制教授每年必须给本科生上多少课时。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大学必定不是好大学。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们都牢牢记得萨缪尔森的名言：“你们只管写或改写美国宪章，我只要能写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的教科书就可以了！”

第二点，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绝对不允许在职的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教授，必须等到他们正式离职之后才可以。比如，六十年代权势熏天的国务卿基辛格，既想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又想保留哈佛的教授席位。他去找哈佛的校长商量，校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没门！”与基辛格同班的国际战略大师、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是如此。熊掌与鱼只能取一样而不能兼得。他们的官再大也不能兼任教授，就是总统也办不到。这就是美国大学的体制，体制制约权力，权力服从体制。

余杰：可是，如今中国的大小官员都喜欢去大学兼职。这些官员什么都有了，就缺教授的招牌了。朱鎔基一边当总理，一边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朱有能力，可以是随意破坏制度，其危害甚于庸才。随后，各级官僚也争先恐后地在大学里谋求教授的名号。为了得到官员的支持，大学慷慨地送出了一顶顶教授帽子。这究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是对大学教授的职业伦理的羞辱？

邹恒甫：朱鎔基和那些部长们哪里懂什么经济学！可惜的是，官僚一个个都挤进大学来，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被排挤出去了。我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诺贝尔奖由中国人评选，那么诺贝尔奖得主一定都是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要是我们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办一个大学，那该有多好！

余杰：我知道一些你在国内办学的经历，比如你在武大、北大、中央财经大学等许多大学任教、创办研究所，推荐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自己掏钱为学生订阅国际学术刊物。许多学生称赞你是“当代武训”，我看到许多学生写你的文章，深受感动。只有在学生眼中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九十年代以来，学生很少用这种口气来描述一名教授，因为实在没有几个教授让他们肃然起敬。你有一个突出的性格，就是喜欢臧否人物。我也喜欢臧否人物，不过我是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样做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至多就是少几个朋友罢了。不能批评的人，不做朋友也罢。而你在大学任教，尽管每年是利用休假时间回国来任教，毕竟也算一半在体制之中，在体制内便“身不由己”，坚持说真话更不容易。

如今你因说了几句真话而被北大解聘，表明北大已经失去了兼容并包的传统。学者尤小立在《科学时报》上撰文指出，对邹恒甫被解聘事件，北大至今不敢公布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国内经济学界差不多集体失语。蔡元培时代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北大最宝贵的传统。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喜欢骂人，上课骂人是家常便饭。黄氏是反对白话文的文化保守派，作为新派人物的蔡元培完全可以以“骂人”或上课“不规范”的理由辞退之。但蔡元培在引进陈独秀、胡适等新派教授的同时，仍保留着黄侃、刘师培等文化保守派教席。尤小立强调说，从领导一方来说，应该努力克服人性的弱点。谁不喜欢听好话呢？但作为一级领导，仅只喜欢表扬，并不符合其职业要求。这一点对大学和学术领导更为重要。学者的个性往往与才华互为表里，如果采用“刮骨疗法”，去学者之锋芒，其才华必然大打折扣。我赞同尤先生的看法，当我读到诸多“老北大的故事”，再与今天的一系列事件对照的时候，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今天的北大，早已没有蔡元培了，所以邹恒甫只好走路了。

邹恒甫：北大负我，我却不负北大。我在北大的工资福利全部存在北大燕园中国工商银行支行，我会用此款继续办学。我最不忍告别的是北大的学生，我在昌平还当过一年级本科生的联合班主任。当时一年级的学生在昌平校区上课，许多名教授都不愿鞍马劳顿去郊外给本科生上课，昌平的学生感叹他们生活在文化荒漠中。于是，我自告奋勇去昌平上课。有一次我还邀请你和我一起去过。如果有一天北大需要我，我愿意回到北大，无偿为学生授课。很多北大学生都喜欢我，有人都说我虽然不是北大本科毕业的，却最符合北大精神。

余杰：一所大学，如果失去了学术独立、失去了思想自由，教育质量必将直线下降。这不是北大这一所大学面临的问题，而是今天所有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日前，学者王鸿飞在其博客中指出，甚至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都是不合格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也认为：“美国培养博士，有一套系统、规范和的方法。尤其是对理论的熟练和对方法的运用、对实际材料的收集、以实证的角度去证明科学结论，全都训练有素。从这种角度比较，中国培养出的博士以及带博士的博士导师，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合格。”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莫拉曼，日前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障碍，是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及表达意见的自由。她批评中国校园对网络的严格限制，她强调创造力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普遍缺乏创造力。这些批评意见在大陆媒体上却被屏蔽了。你认为以上几位学者的这些看法真实吗？中国高级人才的教育是否糟糕到了如此程度？

邹恒甫：根据这几年给北大的学生上课的经验，我认为这几位学者的看法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目前最时髦的EMBA课程而论，北大的EMBA，一个班最少也有六十个人；而斯坦福大学的EMBA，一个班只有六个人！教育的水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的EMBA已经成了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美国的学生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写几十份报告，才能顺利拿到学位。而中国恰恰相反，那些混不到一个正式的本科文凭的，就先去发财，在回来念EMBA和博士学位，一个人交几十万学费啊。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今后五十年他们将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就像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一样。

余杰：这几年我也遇到过好些老板跟我套近乎，热情地说：“我们是北大校友啊！”我以前心里一直犯嘀咕。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不脱产的“大款班”、“富豪班”的毕业生。我不禁想起《史记》中的一句话：“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光华管理学院抱着赚钱和拉关系的目的，胡乱发布北大的文凭，给北大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邹恒甫：这些学生中究竟有几个是真心来学习、来求知的？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在光华上博士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博士生递上一张名片，说：“邹老师，我是某某单位的，平时工作比较忙，学习这些课程有难度，能否照顾一些。”从名片上可以看出，这个博士生在一个来头不小的部门中有相当的行政职务。于是，我便问他：“你是在职的？”对方回答说：“是的。”于是，我便拿好麦克风，对着全体同学说：“在美国读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至少需要四年，多的读六年，你们是在职读的，还只读三年，怎么能保证质量。你又想要学位，还想要工作，这怎么可能？如果你想要博士学位，我劝你脱产好好读书。你学得不好，要我照顾你，给你及格，不可能，我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是哪个级别的，在我面前人人平等。”我的原则是：好好读书的、有上进心的穷孩子，我自己掏钱也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但我对这些混文凭的家伙从不客气。

余杰：难怪张维迎要不客气地赶你走了，你断了人家的财路嘛！但是，张维迎这次弄巧成拙，本来以为你会忍气吞声，没有想到你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开信，让此事件成为一个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好处，没有人能够垄断信息，没有人能够欺骗所有的人。但你本人作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向来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轻易将争议公布出去。而且你的信写得有些张牙舞爪的，一点退路都不留，不给张留，也不给自己留。你为何会选择这种在中国人眼中比较绝决的方式呢？

邹恒甫：我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公开信，并不是因为他跟我见过面、有来往，而是要把官僚治校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周所能解决的，但我就是要让他警醒，让所有关心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大学、关心北大的人警醒。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经受到院长的打压，他在博客上公布了相关的“内幕”。张鸣教授认为，既然是公立大学，所有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所以，我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错误。

余杰：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公立大学的事情，就是要公开和透明，就是要给媒体和公众评头论足。不久前，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利用暑期到北大校园里来参观，北大成了北京的一景，北大校方便酝酿向进北大校园的“外人”收取门票。对此，我感到莫名惊诧：这些人简直想发财想疯了！北大本身就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凭什么向大家第二次收取费用？北大还有法学院，为何北大的法学家们不去否决这种法盲构想？

只要透明就有力量。圣经中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他们偷偷摸摸在幕后搞的一些小动作，一旦被披露在日光之下，便丑态百出了。虽然我并没有乐观到认为你能扳倒张的地步，因为在他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我们下面接着再讨论，但你的做法给这些年来饱受屈辱的大学教授们出了一口气。古人说，人活一口气，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窝囊了，在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后勤科长的面前，都唯唯诺诺的，斯文扫地，诚可悲也！

邹恒甫：张维迎自以为是北大的代表，是北大的面子，宣扬说让他难堪就是让整个北大难堪，企图将对我的反批评转化为对北大的“捍卫”，甚至向搜狐的老总张朝阳施加压力，要张朝阳封掉我的博客。其实，我才是北大名誉的捍卫者，我看到北大这艘船快要撞到冰川上了，我难道能忍住不喊出声来吗？我希望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许多事情都能拿到公共领域中、拿到阳光下来讨论。这一次我不是要个人的名誉和利益。说句实话，我个人好办，我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我今年四十五岁，我的年龄加工龄（十八年）已六十三岁。按世界银行六十岁法则，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在世界银行退休。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当他们受到领导打压时，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相信中国教育界会一直让这种现象存在。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令狐药师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一、谴责罪恶：从先知到保罗


旧约中的“先知时代”，大约是主前六世纪左右，一群衣衫褴褛的先知开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会史家亚伯拉罕·赫瑟尔指出：“先知是一位与社会抗衡，抨击社会习尚和谬思，诅咒一切自满自任和苟同的人。先知常被催逼宣告与他心中相违背的事理；他基本的目的是要人与神相和好。为何两者需要和解？或者是由于人类错解了自主权，滥用自由，极具野心及专横的傲气，终致拒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先知是领航员，首先看到不远处的礁石；先知是好牧人，带领羊群脱离虎口。先知所说的话，人们一般不喜欢听；但人们如果照先知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收到荣神益人的果效。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是先知将神的话带进所处的世界，使一切事物产生彻底改变。

先知的言行贯穿旧约，他们被真理光照而展开言语和行动。研究旧约神学的泰斗威廉·端力斯在《认识旧约神学》一书中指出，先知传统肇始于摩西，整个先知传统的基础乃是西奈山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了特别的呼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摩西与神相会之后，返回百姓的群中。“先知站在众人面前，就如一个人被造站在神面前一样。”（《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摩西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先知被神兴起。

先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神的圣洁，对百姓所犯的罪痛心疾首。他们谴责的罪，既是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一个民族的罪、一座城市的罪和每个人的罪；他们谴责的罪，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人的堕落，是犯罪的欲望，是人对上帝荣耀的亏缺。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分析先知时代的希伯来精神时指出：“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

先知的眼睛穿透历史的迷雾，先知的心中有衡量是非的天平。先知批判的对象包括君王、祭司和大众。首先，先知无惧地面对君王直言：“你就是那人！”那君王或是百战百胜，或是心黑手辣，或是奢侈淫乐，或是苛政猛于虎，惟有先知敢于发出让君王胆战心惊的预言。就社会地位而言，先知卑微、贫穷，如同乞丐一般，但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勇气，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如先知拿单直斥大卫所犯的夺人妻子、并陷其丈夫于死地的大罪，大卫是以色列全盛时期权势显赫的君王，但他在拿单的面前也不得不折腰，因为拿单言说的是真理。

其次，先知揭穿了当时徒具仪式的宗教的本质，以及祭司阶层的腐化。宗教在以色列王治时期便已失去活力；很多所谓的先知已变成君王的家臣。宫廷祭司只注重外在的礼仪而失去内心的顺服，他们求王的悦纳，而不求神的悦纳；他们认为王近在眼前，神远在天边。他们带给百姓虚假的信息，对百姓实施催眠术。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再其次，先知为真理的缘故不惜与“大众”和“人民”为敌。在先知看来，“人民崇拜”也是偶像崇拜之一种。“人民”未必站在正义一边。当以色列民众满足于形式宗教、满足于各种仪式和礼节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偶像崇拜、忘记与神所立之约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旨意镶嵌在人的内心，人只有凭借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先知直指整个问题的核心：宗教信仰所表达的，是人与神的交通；经过个人的体会，使人亲自作决定并且完全降服于神；宗教信仰最终带来正直的人生。先知告诉人民：“你们要洗濯，自洁。”

先知像牛氓一样迫使大家都来直面严峻的处境。先知那断然决然的宣告，既不利于君王所珍惜的“稳定”，也揭穿了御用祭司的把戏。先知的宣告具有颠覆性，如闪电划破黑暗。宫廷祭司亚玛谢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发人到国王耶罗波安那里，诋毁先知阿摩司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司书》七章十节）亚玛谢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讨好国王耶罗波安，才如此告密。但他确实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全然败坏的君王和百姓来说，确实“担当不起”先知所说的、掷地有声的“神的话语”。先知耶利米把这类从神而来的话比喻为打碎磐石的大锤。在十七篇先知书里，有一群明光照耀的先知：他们对罪是如此敏感，对公义是如此坚持；他们对君王是那样严厉，对百姓又是那样怜悯。他们从尘土中崛起，却比君王更加高贵。

当先知时代过去之后，上帝在新约中又兴起使徒们来，尤其兴起了保罗。保罗承续了旧约中的先知传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美国教会史家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指出：“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信仰全然摆上，更没有人想到扫罗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前是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祭司颁布的正式公文，前往大马士革逮捕逃亡的基督徒。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实践公义的最佳方式。然而，自从在大马士革城墙外被真理光照之后，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脚就踏定了传播福音的道路，成为打那美好的仗的战士。逮捕基督徒的扫罗，转变成被人逮捕的基督徒保罗，这一尖锐的对比彰显出上帝浩瀚无边的恩典。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告诉人们许多关于保罗的故事：保罗如何在路司得被人用石头打、被留在城外等待死亡；如何在腓力比被打及被囚；如何在以弗所被卷进一场暴乱、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在耶路撒冷被捕，下到监狱里；如何在地中海遭遇船难；最后如何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仍然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必得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原则。保罗的后半生一直在苦难中大声疾呼，他的生命成为信仰者的美好见证。希腊文中“见证”（martys）一词，演变成跟“殉道”（martydom）有关，绝对不是偶然，正像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所说的那样：“受苦是真正门徒的印记。”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保罗有权柄依照由神而来的启示，严厉批评后来成为教会基石的彼得。要知道，彼得是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虽然三次不认主，但他是门徒中最先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生前多次称赞这个有着孩子般心态的渔夫。按照中国人“先来后到”的观念，保罗根本没有资格谴责彼得。但是，此前劣迹斑斑的保罗，居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彼得“装假”、“行得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本人是持守公义的“光明之子”，才有此种护教和卫道的力量。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伟大的文豪和学者，在二十一封使徒书信中，有十三封出自他之手。保罗来自三个世界：犹太、希腊和罗马——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马列门下研习犹太律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腊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还是罗马公民，这使他具有特殊的自由权，比如可以四处奔波、在旅途受保护、进入上层社会等。如果说耶稣生前跟随他的门徒，全是地位低下、学识有限的草根人士，那么使徒中惟有保罗是知识分子，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因此，他成为上帝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人。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帝国，传到知识精英当中，让基督信仰给欧洲带来了脱胎换骨式的文化与精神更新。在此意义上，保罗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旧约中的先知和新约中的保罗，将带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哪些启发和鼓励呢？




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归信历程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中便缺乏一个超然的先知的传统，也从未有过一个像保罗那样具有向万民传播真理的使命感的人物。孔子并不关心灵魂的归宿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还说：“吾不语怪力乱神。”儒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在没有更高的彼岸价值支撑的前提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考虑的重点便是此岸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归属只能是“学得帝王术，卖与帝王家”。

职之是故，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也从不敢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习惯于处庙堂之高，而难以处江湖之远。他们从未与民间社会建立起一种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天下”从来都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天下苍生”的“天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即便“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像丧家之犬一样奔波在寻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有理性的话，便可以出来做官，辅助之；如果统治者毫无理性，那么就只好隐居和自保了。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蜗牛哲学和鸵鸟哲学。但是，并不因为你像蜗牛一样缩到壳里、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堆里，罪恶的泛滥和黑暗的肆虐就不存在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已是明日黄花，重新回到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之中也于事无补。经济的发展、军费的增长、国力的强大，并不能掩盖罪恶的横行、灵魂的焦灼和真理的匮乏。学者陈奎德分析说，经过了一九八九年以来缺乏公正和公义的、畸形的经济改革，“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经济繁荣的泡沫已经难以掩盖着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乃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而大部分官员、经济学家、电视主持人和御用作家，完全无视无处不在的腐败、危机与邪恶，依然帮助掌权者打造“太平盛世”的虚假图景。他们的话如同鸦片、如同麻醉剂，让百姓如傀儡般“娱乐至死”。

那么，先知在哪里呢？保罗在哪里呢？我们的道路由谁来指引呢？“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节）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国度，上帝必在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兴起一批具有先知的职分和保罗的使命的仆人来。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必向掌权者发出警示，必向同胞指出正道。他们不畏君王的雷霆之怒，亦不惧民众的千夫所指。近年来，一大批奋不顾身地争取自由、公义和人权的知识分子纷纷受洗归主，预示着上帝已经奏响了中国福音复兴的新的乐章，上帝的大手已经开始抚摸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使徒时代基督信仰的传播，先是扎根于以色列乡村中穷苦的边缘人群，然后通过保罗这一桥梁进入罗马帝国的城市和知识阶层，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与价值体系。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是在完成了乡村的数千万信徒的长期积累之后，福音开始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城市知识分子之中。这些城市里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农村的信徒一样敬虔、一样火热。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的更新，基督信仰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一。

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受洗归主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以刘小枫、何光沪等基督徒学者为代表，在文革后的文化荒漠和精神断裂之中，着手翻译介绍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及其衍生的文化思想。这些系列译著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刘小枫创建“汉语神学”的抱负和筚路蓝缕的著述工作，至今让后人肃然起敬。其代表作《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等，成为年轻一代学子关注和研究基督教文化思想的重要触媒。我本人便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但是，在这批翻译和研究基督教思想的学者中，有些人虽然已经受洗，但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基督徒”或“一个人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不参加教会生活，与家庭教会的网络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因此，其思想观念无法向下传播，影响力只能局限于学术界和大学内部。更有负面作用的是，由于“文化基督徒”这一谬种流传的概念，使得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文化基督徒”自居。信仰被从生命中被剥离出去，“文化”的存在先在于“信仰”，“文化”被误认为一种最高价值，遂导致一种“买椟还珠”之后果。

第二个阶段：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受重挫，大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流亡西方。此后十多年里，许多人经历了妻离子散、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苦楚，个人的世界被撕裂了，遥远的家国只能“铁马冰河入梦来”。民运内部纷争不断，又让他们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能给生命带来安慰的最高价值。由此，他们开始反思信仰的缺失与人性的残缺，其中一部分人放弃自我、归信基督，或成为带领教会的全职牧者（张伯笠），或组建福音传播机构（远志明），乃至成为美军的随军牧师（熊焱）。这批海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神学研究与建造方面并未比刘小枫、何光沪那一代人走得更远，但他们在生命上却更为完全与鲜活。他们像鱼在水中一样，扎根在发展迅速的海外华人教会之中；同时，他们的各种福音事工，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远志明拍摄的《十字架》的光碟在中国内地至少传播了数百万份，如张伯笠讲道的视频在网络上有数十万的点击率。当然，他们的局限之处在于：大都身处海外，由于种种限制，通常难以返回中国。即便有机会回国，一般也只能作短暂停留，对大陆福音工作难以更加深切地投入。

第三个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一大批更为年轻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此为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西方学界及公共空间中的“自由派”的涵义完全不同，持“自由主义”立场且亲近基督教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保守主义者”）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新闻业者、人权律师等，在积极介入当下的公民维权活动、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国现实政治的黑暗以及人的全然败坏有了前所未有的体认。他们逐渐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必先拯救自己；要改变政治，必先改变人心。这种拯救不是“自我拯救”，而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力量；这种改变不是靠人对人的“启蒙”，而要靠上帝对人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完全处于中国深重的罪孽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以为义”地充当国家民族的“拯救者”。经过或长或短的理性与情感的挣扎之后，这批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识到了上帝的大能，最终决定受洗归主。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与邪恶争战的勇气，获得了爱人如己的力量，更获得了永生的盼望。他们公开彰显个人的信仰立场，也基本保持着基督徒日常信仰生活的常态，如灵修、祷告和教会生活这三个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既是文化中的人，也是实践中的人，更是信仰中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溢出书斋、学院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更进入到教会广阔的网络之中；他们走向信仰的艰苦历程和逐渐丰满的生命状态，不仅在知识界内部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更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近代以来，中国教会和基督徒长期对公共话题保持沉默，基督信仰也疏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处于某种“自我放逐”的状态。一些在神学上存在明显偏差的教派，将“世界”与“教会”截然分开，抽空了基督教的入世情怀，在教会内部形成了一套“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属灵话语，甚至以对社会生活的无知作为更加“属灵”的标榜。长期以来，基督信仰一直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对话，当然也就难以改变和更新中国文化，更难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中发挥正面作用。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上帝并非“自我囚禁”的上帝，基督信仰并非内心深处的“隐私”，上帝的道必然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得以彰显。所以，教会和基督徒理应回到社会生活当中，理应成为价值的标竿和心灵的绿洲。“暗地里的门徒”的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正如不说出来的真话不是真话，隐藏起来的信仰亦不是信仰。此一转变的标志，便是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在世纪之初的中国，一批既谦卑顺服在真理之下又坚守公义、既融入教会又挺身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信仰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中国家庭教会由隐蔽走向公开的转折点。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以此种形式让中国教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和传播真理。上帝同样奇妙的安排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教会的公开化进程之中，将新的观念带入家庭教会，他们人数虽少，却如同催化剂一般，对家庭教会影响巨大。由此，从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两百年以来，基督信仰终于在中国获得了从所未有的公共性，终于走出教会、走向公共空间。




三、“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信仰状况是否决定其在公共空间中的表达？美国法学家理查·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统计了西方最著名的五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发现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持左派（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派”）立场，倾向于否定和批判基督教信仰。这一数据深刻地表明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在中国，却呈现出一种与之反向的景象：一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中国那些敢于对敏感问题发言、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么已经受礼并参加教会生活，要么对基督教信仰和价值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这样一种远景已经若隐若现：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意图回归“轴心时代”、与先知传统和保罗传统接轨，正如历史学家张灏所说：“在那个时代，一些思想型的人物以代表来自超越的真理自任，开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外，建立一个以理念与智慧为基础的独立的心灵秩序。从此传统型知识分子，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开始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今天的这群“新人”，有没有可能像昔日的先知和保罗那样更正一个时代的歧途、并带领同胞迷途知返呢？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及思想和精神资源，与前代没有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相比，已有相当显著的变异。如果说前代学人多以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以及黑格尔、尼采、罗素、萨特、昆德拉、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精神导师，而以上诸人大都远离或否定基督信仰，持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立场；那么，这一代年轻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则更多地从晏阳初、林语堂、林昭等中国本土人物以及齐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朋霍费尔、史怀哲、马丁·路德·金、图图大主教及德兰修女等西方人物那里吸收精神资源，他们多为虔诚的基督徒或基督信仰的实践者和殉道者。当然，更为关键的一点，还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对圣经这本“公义之书”和“仁爱之书”的毫无保留地接受。效仿榜样和文化源头的转变，必然带来思想基础、精神气质和人格范式的更迭。

这是一批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人”。他们与教会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冲突，两者还需要一段磨合的时间。“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愿意以个人生命和公共影响力为教会服务，并为教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文化使命；同时，教会也应当向他们敞开胸怀，接纳他们、牧养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也是教会不可推卸的使命。哈佛大学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民主政体之关系的毕思齐，在讨论到教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指出：“使命与呼召非常重要。教会要有效地运作，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先知、祭司及君王。我们需要有人——通常是在教会以外——提醒我们过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人在教会之内安慰、鼓励羊群，为受创伤者包扎伤口，关怀伤心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人愿意又能够投身于建制中，致力改善它。在神的国度里，应该有地方可以容纳激进的重建主义者和深思熟虑的渐进主义者，两种使命都当受到尊重。”一方面，教会应当牧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顺服教会；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在走入教会之后，不应当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权及实践能力，相反应当进一步强化之。

在成为“光明的儿女”的过程中，这群“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认罪悔改、去除骄傲，参与教会生活，力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活出耶稣”来；另一方面，将信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开始在政治、经济、新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道德伦理及神学上求索和建设。他们的信仰历程经历了三次悔改：转向基督、转向教会和转向世界。首先是转向基督，相信耶稣是个人的、关乎人类存在的选择。这一次悔改的基础，是承认自己的罪，接纳耶稣为拯救的主，把生命交托给耶稣。浸淫在缺乏“罪”的意识的中国文化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便是认罪。若能认罪，便能归信。第二步是转向教会，圣经中没有一个信徒是独自修行的，这也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如婚姻可以把原本素昧平生的人组织成一个家庭，基督徒之间亦应当互相联结。第三步是转向世界，是在获得真理的装备之后重新返回世界，在世界的面前展示信仰、表达信仰、传播信仰，帮助同胞睁开眼睛、打开心门，摆脱撒旦的捆绑，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特定的群体还开始勇敢地指证罪、批判不公义，并从中引申出爱和宽恕的观念。他们是愿意成为实现一个更加公义的社会的先行者。圣经中所指涉的公义，更倾向于所有弱小的、无自卫能力的、无人保护的鳏寡孤独。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在场者”而不是“掩面不顾者”。

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有作家、学者、律师、艺术家、记者、教师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他们努力让个人化的信仰进入公共领域之中，一步步地实现知行合一、信仰与生活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他们不再追求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象，并深知自己绝对不是“拯救者”，自己并非在“罪”之外。在此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底层社会，越来越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们人格形态的谦卑顺服、以及面对中国问题时的韧性与执着，是在对基督信仰的寻求中形成的。此前，恪守儒家价值的士大夫传统，影响至今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自信，以及“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与之相比，“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认识到个人的有限性和缺陷性，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时刻保持警醒，在批判现实时将自己也纳入其中。

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和价值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能推卸上帝所赋予的文化使命。中国的教育系统、文化人与媒体一起腐败堕落，基督徒能满足于躲在黑屋子里歌唱和赞美的自由吗？回顾晚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说洋务运动开启了技术层面的变革，戊戌变法开启了政治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层面的变革，那么当下刚刚开始的福音的传播和信仰的热潮，则开启了中国人灵魂层面的“化腐朽为神奇”。“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生正逢时，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这正是世纪之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超越上个世纪五四一代先贤的起点。

在中国这个缺乏基督信仰传统的“外邦”，这群“新人”肩负着让基督信仰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的使命。在这片广袤的荒漠中，迫切需要更多将个人的知识、思想和文学才华奉献给福音工作的信徒——作家、学者、诗人、电视和电影编导、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等。他们的工作是促使家庭教会走出本位主义，走向基督教原初的大同主义；他们的工作是打破家庭教会“闭关锁门”的状态，使之成为时代激流中的磐石。基督徒和教会不能外在于文化，不能自动放弃对文化的引导，以至于混乱背谬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成为社会的主流。用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沃特斯多夫的话来说，对受造物、社会、文化和自我等里面美善的确认，背后有一份深邃的神圣意识支承着——我们周遭的美善乃是神的恩宠、赐福和恩典。神的灵催化人类的努力，结果形成了文化。改革宗人士认为，人的罪既影响到人的理性，也影响到人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要作出补偿性的行动，那是出于一项信念——上帝召唤我们提倡美善而力抗邪恶，并尽力行道。

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内核的置换工作已经启动，这一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中国基督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的开拓工作。仅以美学而论，中国文化注重美感，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便是把握住了中国人的这一民族性格——如果没有历代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壁画、大佛石雕、庄严寺院、绘画诗歌、民间宝卷、戏曲传说，能否想像佛教在中国的广为流布？今天，基督信仰在中国这一“外邦”传播，更迫切需要兴起一大批一流的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这些基督徒文学家和艺术家，除了在个人生命上“活出耶稣”，还要在其文学艺术创作中，以文学艺术之美传播信仰之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用于表达个体的信仰经历和本色化的信仰立场。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应当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创作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无愧于上帝的恩赐的文学艺术作品，抗衡当代非基督教的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让万邦万民都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这就是当代中国“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异象。这群上帝重用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奋不顾身地奔跑和争战，以上帝的爱和怜悯来消除这片土地上郁积数千年的血腥与罪恶，让野蛮和暴政转变为文明和慈爱，“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十节）这既需要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切切地祷告，也需要迅速地展开具体的行动。上帝必定会将一群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使命的基督徒差遣到中国来，上帝更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挺身站出来，在这个恶人横行、下流人升高的国度和时代里，侧耳倾听他的话语，开口传扬他的话语，让他的公义和慈爱语在心中扎根，让他的公义和慈爱充满这全地。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稿，费城西敏神学院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稿，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此次被官方媒体宣扬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七大，却是有史以来老百姓关注度最低的一次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西方媒体的记者在北京大学这所百年来政治气氛一直最浓烈的最高学府采访发现，许多北大学生根本不知道何谓“十七大”，不仅连“十七”这个数字都回答不上来，甚至还有人回答说，也许是在开人大或者政协会议吧。在北大三角地这个昔日最能反映中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没有一个关于十七的招贴，甚至连官方的学生会和团委也没有贴出任何庆祝活动的消息。在三角地的公告栏中，全部都是关于英语培训、出国留学、工作招聘方面的资讯。记者们还到北京的街头巷尾去采访，北京人几百年来都身处“天子脚下”，其政治意识在全国向来是最突出的。而这次访问却让许多记者大跌眼镜：大部分北京市民根本不关心十七大，他们对谁能当选，谁会退休，以及外媒最感兴趣的江胡两大派系的争执更是持冷漠态度。老百姓们更关心的，是物价的飞涨，在最近几个月以来，粮食、蔬菜、鸡蛋和肉类等的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让许多低收入家庭感到难以承受。民众怨气冲天，却找不到任何渠道可以表达。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政治动物”之誉，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日益走向独立，与党渐行渐远。北京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在接受访谈时便毫不掩饰地指出：“我对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像他们那个会真的就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这种看法，代表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已经不害怕公开表示对党的大会的厌恶与否定。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全民的狂欢节”，你想不关心它都不行。每个城市甚至每个村庄，党政机关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各个单位也会组织漫长的会议来学习大会的文件，即便你不是中共党员，这种学习也是必须尽的一种“义务”。党的控制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每一个毛孔之中。党的代表大会，自然也就不再是党自己的事情，而是全民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的重大事件。在进入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异，民间社会的生长，民众与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如果说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前，老百姓还对党的“自改革”抱有善意的期望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天安门屠杀之后，普通民众对这个党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虽然一时无法摆脱其独裁统治、掠夺和纠缠，但人们基本上把这个党看作是“瘟神”，忍耐它，但不会尊敬它。

胡锦涛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最弱势的一个最高统治者。胡锦涛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大部分中国民众已经争取到了不关心党代会的权利。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你们开你们的会，我们过我们的生活。虽然胡锦涛多次在讲话中号召，中共全党要像古巴和北韩的统治者好好学习，但他显然无力将中国变成古巴、北韩或者将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走向，已经不以胡锦涛个人以及整个党的意愿为转移了。如果说毛泽东将中国看作是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确实可以做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拍脑袋，一个奇思异想，便可以改变中国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那么，胡锦涛在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储君变成弱主之后，不得不强调“集体领导”，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他既无法在政治局内部一言九鼎，也难以削平越来越强势的地方势力，更对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分层化的格局无能为力，他只能以“守成”为最高目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党是一个如同恐龙一样的怪兽，党在公开媒体上所宣扬的种种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都是一些不可理喻的谎言和废话。没有人当真。没有人出于信仰党的纲领和章程而加入其中，至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思想，认为加入其中可以分得一点好处而已。而一旦没有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党当作一张手纸一样扔掉。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那些掌握了最新的科技和越来越多的资讯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热衷于各种来自西方的文化和娱乐方式。他们对“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中共的党代会的关心。他们熟悉“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排行榜，对每一个偶像的生活细节、喜怒哀乐都了如指掌，却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几个成员，这几个成员分别是谁。我曾经询问过几个这样的“新新人类”，他们是电脑工程师，是电讯工程师，是建筑师，是时装设计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说出这九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字来。我为此而感到高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背诵不出毛语录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今天，党显然已经无法控制民众情感的好恶了，已经无法继续让所有民众都来高度关注它的“内部事务”了。

中共此次的大会，完全没有丝毫“与时俱进”的迹象。胡锦涛的报告了无新意，整个会议的过程也沉闷不堪。首先，党代表的产生就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过程，即便根据中共自己的党章来看，党代表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其次，虽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实行一定限度的差额选举，差额幅度由上届的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八，但当选的中央委员却并未按照选票的多少排列，外界根本不知道谁得票多少，这些已然属于“国家机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书记、军委主席等最高职位，其程序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没有一个普通百姓，甚至连党代表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多少人中选举出这九名大佬，这九个人各自的得票究竟如何。从头到尾都是黑箱作业，一切都如同黑社会的运作一样。不过黑社会似乎更加公平一点，老大至少要耍弄几下拳脚，显示一下武功，否则无以服众。对比越南共产党在上一次的党代会上就实行总书记竞选、出现两名候选人竞选总书记的重大改革，中共拒绝改革、拒绝在党内实现有限的民主化的立场昭然若揭。既然连党内有限的民主化也不愿推进，那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宪政化了。

我发现，某些西方媒体和海外人士，津津乐道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大派系的斗争，认为此次大会是一次江胡的分赃大会。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人进一步推论说：江仍然潜力巨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曾庆红退休换取习近平、周永康、贺国强三名江系人马进入政治局常委，乃是最大的赢家；而胡只能让李克强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且李的排名在习之后，习任书记处第一书记，主管党务，表明李接任最高领导的希望低于习，所以此次大会之后，胡不仅未能确定自己心仪的接班人，而且在政治局内不得不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依然难以全面施展其抱负。

我并不同意此种分析。首先，此种看法夸大了江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江胡之间固然有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诉求，那就是维持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在共同面对海内外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并肩作战，他们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他们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根基，都要靠一党独裁的制度来保障。江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闭幕式上他们手挽着手退场的场景，绝对不仅仅是作秀而已。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江胡二人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的口味不同，一个喜欢吃淮扬菜，一个喜欢吃徽菜，他们必然会为桌子上的菜品发生争执，但他们绝对不会愚蠢和冲动到掀翻桌子、让大家都没得吃的地步。

其次，此种看法也夸大了两派人马犬牙交错的状态及互动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共的权力之争中，已经没有了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人是保守派，也没有人是改革派，他们都是以利益维持结盟的态势。所以，一旦个人的利益出现浮动，他们就会立即站到队伍的另一边去，他们不会一辈子忠心耿耿于某一领袖，如同当年的许世友忠于毛泽东一样，一日为奴，便终身为奴。在江已经逐渐淡出领导层之后，即便是昔日的大内总管曾庆红，也未必就是铁杆的江派，更不用说周永康、贺国强之流了，他们必然见风使舵，投靠新的主人。因此，某些海外舆论认为，胡是因为江的制肘而无法施行政治改革措施。我认为，这要么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妄想，要么是用自己的热脸去贴胡的冷屁股。这些似是而非的解脱之辞，根本不能将胡作为专制者的本质漂白。

十七大是一次被人民抛弃的党代会，我对它惟一的祝愿是：祝愿它成为中共最后的一次党代会。那才是中国人民之福。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令狐药师

自由从来不会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弱女子撬动“潜规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向卢雪松和宋飞两位年轻的女教师致敬：前者因为在其任教的吉林艺术学院向学生介绍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被停课乃至“取保候审”、“劳动教养”，后者因为揭露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黑幕而面临巨大的、无形的压力。她们都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然而，中国学界的腐败、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中国社会道德的滑坡，却需要由这两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女教师来改写，这究竟是我们的光荣，还是我们的耻辱呢？

我一向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勇敢，对于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区分，女性也比男性有着更加直接和敏锐的判断。她们靠往往能够依靠直觉接近正义，这不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过程。在中国有卢雪松和宋飞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在西方也有像法拉奇和阿扬•阿里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她们给冰冷的世界带来温暖和光明，她们实践了柔弱胜过刚强的真理。她们呵护着文明的底线，她们捍卫着人类的尊严。

在表面上，西方世界似乎不存在像专制国家那样的“言论不自由”的问题——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也成为一条不言自明的社会准则。一名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因为表达了与主流社会背离或冲突的观点而遭致迫害和歧视，更不会像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样因为“过于聪明”、“蛊惑青年”而被大众投票处死。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隐秘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那就是深厚的“政治正确”的传统，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迷宫，那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某些“不可以批评”的存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不敢或不愿批评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世界的暴政，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暴君献媚。即便苏东剧变、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西方知识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翼势力仍然没有消退。

在近年来与之相似的一种新的表现，便是西方知识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保持死寂的沉默——许多博学多才的西方知识分子，太知道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没有危险的、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们可以在咖啡馆里自由自在地、自得其乐地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痛骂小布什是希特勒，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完全是安全的。他们却不敢对伊斯兰世界种种可怕的现状说三道四，如文莱苏丹将皇宫变成妓院、阿富汗塔利班砸毁巴比扬大佛、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用毒气屠杀库尔德人、伊朗悍然研制核武器等倒行逆施的行为，罕有勇敢者挺身而出表示谴责。这些过于聪明的左派个个都心知肚明：那样做太危险了。

马蜂窝是不能去捅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因为写作《撒旦的诗篇》而遭到霍梅尼的死亡通缉令、不得不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东躲西藏，谁敢重蹈其覆辙呢？甚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这些貌似公允的左翼人士仍然声称这是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酿成的惨剧，美国应当好好地反省。如此，他们便将真正的凶手轻轻放过了，却不吝在受害者伤口上抹了一把盐。这些固执而偏执的知识分子们明知玩弄“东方主义”把戏的萨义德在说谎，揭示第三世界国家“自我殖民主义”的奈保尔说出的才是真相，却乐颠颠地跟在萨义德的屁股后边，对奈保尔言说的真理不置一词。

在西方知识界普遍的犬儒主义之中，在“反美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有两个勇敢的女子站了出来。她们的身躯虽然瘦小柔弱，灵魂却高贵挺立。她们像中国的卢雪松和宋飞一样，向着那“不可以批评”的庞然大物说出了真话。与其说她们为美国辩护，不如说她们在捍卫自由价值。她们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或许女性真有某种一眼洞穿“政治正确”把戏的慧眼和直觉。这两个让我肃然起敬的女子，就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和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

法拉奇几乎成了当代新闻界的一个神话。在她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里，曾经采访过甘地、瓦文萨、基辛格、霍梅尼、卡扎菲、邓小平等改变了世界的大人物。她那尖锐的问题让某些貌似庄严的大人物们露出了“猴子屁股”，让许多高傲神秘的暴君不知不觉地将其丑态暴露于全世界公众面前。法拉奇严厉指控装腔作势的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是“以食死尸为生的土狼，是地中海地区的第二个墨索里尼。”作为蔑视暴政的正义的代表，她深知撰写此类文章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但她仍然写下这样的话：“我知道卡扎菲的支持者和仆人们会说我必须为此文付出代价。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我，如何伺机取我性命。过去就有人这样威胁过我。面对这种威吓，我的回答是：我可不害怕他。”此种超越生死的态度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法拉奇的采访经历中，她曾直接追问邓小平为何不将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并要求这个统治十亿人的大人物有一点礼貌，不要在女性面前吸烟；她还在霍梅尼面前毫不畏惧地指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两人唇枪舌战之际，她甚至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扯下来，扔在这个固执的宗教领袖的脚下。这就是法拉奇，当她不畏惧任何事物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令人畏惧的事物便反过来畏惧她了。从基辛格到卡扎菲这些强悍的男人，都对接受了她的采访深感后悔。因为读者们阅读了法拉奇的采访之后，对被采访者的看法直线下降——这就是法拉奇的力量，这就是法拉奇的魅力。

有一次，法拉奇正在贝鲁特采访，“伊斯兰真主之子组织”发现了她的行踪并企图绑架她。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原谅过她对霍梅尼和卡扎菲“无礼”的采访，他们觉得她亵渎了真主，准备用暴力来报复。这天早晨，一位记者冲进法拉奇旅馆的房间示警。法拉奇身穿睡衣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跟着朋友躲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她在那里打电话给一名维和部队的意大利将军求助，将军立即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前去包围了该旅馆，然后护送她回到维和部队的营地。事后她才知道，她先前居住的那个房间遭到了冲锋枪的扫射。

死亡的威胁没有让法拉奇改变其保守主义的立场，也没有让她保持沉默。二零零五年，法拉奇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力量》的新书。如果说四年前那本针对“九•一一”的著作《喧嚣与文明》以情感与气势见长，那么这本《理性的力量》主要反映出作者冷静深入的反思。“九•一一”之后，西方知识分子要么不知所措，要么装模作样地说是美国的“傲慢”遭致此攻击。法拉奇是少数挺身而出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西方知识分子。她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是人类文明的堡垒，是自由的摇篮，她要与这个饱受攻击的国度站在一起。

经过四年冷静的思考，法拉奇得到了最终的思考结果，那就是坚定、公开、彻底的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在《理性的力量》一书里，她毫不掩饰对伊斯兰教中的基本教义派的厌恶，她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服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战争。文明是需要人去保卫的，自由是需要人去争取的，正义是需要人去持守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却正在自掘坟墓。短视的西方政要们也对企图撼动西方文明根基的挑战毫无察觉或不以为然，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丧失警惕、步步退让，任由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坐大。懦弱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也没有勇气正视面临的挑战，只会讲些“对话”、“宽容”之类的空话。法拉奇在书中呼吁西方公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文明传统。因为一旦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自由，再要寻找回来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与《喧嚣与文明》出版后的命运一样，《理性的力量》一经问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卖出上百万本。法拉奇自己翻译的英文版也已在美国上市，销售势头强劲。对此，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片哗然，对法拉奇口诛笔伐、群起声讨，因为她的言论太不符合左翼阵营“政治正确”的标准了——难道伊斯兰国家不是弱势的、值得同情的“第三世界”吗？那些狭隘而阴暗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教徒们更是怒不可遏，二零零五年五月，意大利伊斯兰联盟主席史密斯就以“亵渎宗教”的罪名，向法院起诉法拉奇。法拉奇，这位已经身患癌症的老太太，像旧约中的先知一般，却在暴风雨中岿然不动。

与法拉奇一样，出生于索马里的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也是一位西方世界中少有的呼吁伊斯兰改革、反对虐待穆斯林妇女的勇敢者。阿里成功地逃离了那个非人的国度，在欧洲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一个难民。但她并没有满足于这种“一个人的自由”，她深知还有那么多的姊妹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要为她们说话——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伊斯兰世界中的妇女的声音，她们是人口数以亿计的“沉默的大多数”。

伊斯兰世界中妇女的悲惨遭遇，其实大部分的西方人士多多少少地会知道一些。但他们很少给予真正的关注，他们害怕惹祸上身。有些善于作秀的欧美自由派人士，口口声声说要为妇女争取基本人权，为本国的堕胎、娼妓、同性恋等事宜吵个不停，却罔顾伊斯兰世界中成千上万被虐待乃至被杀害的妇女的命运，仿佛她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似的。这些政客和学者们甚至恬不知耻地打着“尊重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幌子，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冷血和怯懦开脱。在这种可耻的观点的背后，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的思维：他们认为某些人生来就是奴隶，某些人生来就不配享有人的生活，那些帮助受压迫者的行为统统都是“文化侵略”。

二零零四年，阿扬•阿里与荷兰人梵高（画家梵高的后裔）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揭露伊斯兰世界虐待妇女的电影。这部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穆斯林妇女血淋淋的惨痛遭遇，立即震动了整个欧洲，这是一个超乎西方人想象的黑暗王国。伊斯兰恐怖分子们顿时恼羞成怒，发誓要杀死制片人。不久，梵高果然遭到极端分子杀害。当梵高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脖子几乎被割断了。杀手布耶里在凡高的胸口上钉上一封沾满鲜血的信，指名还要向阿里“复仇”。凶手在信上说：“你的话里完全不掩饰你对伊斯兰的敌意，你应该将自己打成碎片。”

梵高一案震惊了一向安宁平和的荷兰社会，人们更为阿里的安危而担忧。荷兰警方先后破获了两起针对阿里的刺杀计划。荷兰人民从沉睡中醒来，上街游行抗议恐怖分子对自由价值的威胁，呼吁政府制订更为严格的措施来保护阿里的人身安全。三十五岁的阿里，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没有退缩。

阿里坚持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自于狂热的偏见，这样的宗教信仰是需要改革的。阿里自己有过如此的经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在动荡的索马里的一个伊斯兰家庭，她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割礼、拷打和强制婚姻——这一切都是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讲述了一种邪恶的信仰、文化和制度是如何戕害女性的肉体与精神的。这让我想起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女性和孩子就足够了。阿里在荷兰议会和其他若干公众场合，多次现身说法地告诉大家说：我曾经是一名性奴隶，这就是数亿穆斯林妇女的命运。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继续过此种可怕的生活了，人们必须行动起来致力于改变此种状况。

在阿里的倡议下，荷兰警方对境内两个城市中存在的虐待穆斯林妇女的案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在八个月内记录了十一宗谋杀案——这些穆斯林妇女都因为“使家庭蒙羞”而被其男性家属杀害。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即使被杀害之后也根本无人过问。

阿里在荷兰的普通民众当中获得了相当的尊敬，但许多荷兰政客和知识分子却认为她走得太远了。荷兰是欧洲左翼思想的大本营之一，无论是议会中的中右翼政党还是左翼政党，都批评阿里的观点过于“极端”。阿里侵犯或突破的，是另外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潜规则”——那些我们不肯说出来的秘密，你最好也不要说出来，否则你会让我们失去面子，我们就只好打压你这“出头鸟”了。阿里就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说出这样一个常识却如此艰难。后来，阿里因为被揭露出在填写入籍表格中存在部分不实之词，而被取消了荷兰国籍。荷兰社会的犬儒主义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阿里被迫离开荷兰，此时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的是美国。美国的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为她准备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让她能够继续发出那振聋发聩的声音来。

在言论自由的维度上，中国的两位年轻女教师卢雪松和宋飞挽回了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而法拉奇和阿扬•阿里则挽回了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法拉奇和阿里以她们女性的自觉和善良验证了布什主义的正确。环顾西方知识界，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怯懦地呆在窗户后面观看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甚至还要说几句风凉话。

热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其实并不需要多么渊博的学识，有时仅仅需要直觉就够了。邪恶就是邪恶，并不因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宽容等如花似玉的字眼和概念，就能够掩盖邪恶的本质。宽容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毫无原则地宽容，以至于装模作样地去“宽容”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的力量。那不是宽容，那时怯懦和乡愿。

卢雪松、宋飞、法拉奇、阿里，这四位勇敢的女性，以她们的纯粹、刚毅和坚韧，击败了邪恶势力疯狂的进攻，守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在与专制暴政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她们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令狐药师

中国大陆最昂贵的酒店在哪里？我曾经看到过种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有人说在上海，有人说在云南丽江，有人说在四川九寨沟，其实这些酒店一昼夜的售价都没有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真正的天价酒店，近期在北京出炉，立刻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位于北京昌平温都水城的平西王府内的“王府院”开始试营业，首日开出一宿二十二万元的天价，创下全国豪华酒店之最，且进入全球最贵的四大酒店的排行榜。这个酒店是否真的让旅客感到“奢华到令人窒息”呢？二十二万元一宿的天价，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据媒体介绍，这座王府大院面积近五千平方米，能同时容纳二十人住宿，完全复制当年的王爷生活场景。虽然殿内的摆设大部分都是仿制品，但件件都价值不菲：如用红木手工雕刻了九百九十九条龙的王爷龙榻，价值一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如已有百年历史的手摇留声机及清朝宫廷绿如意珠帘，亦价值连城。王府内的长廊都由穿着绿营军装的侍兵守卫，服务人员也都穿着仿清朝宫廷服饰，“服务沿用清朝的宫廷礼仪，顾客不仅可以享用到满汉全席，还可以体验到当年王爷的待遇”。

然而，再多的文化和历史的包装，也掩饰不了“王爷梦”的苍白和单薄。温都水城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平西王府近期将启动一项寻访活动，即邀请平西王弘皙的嫡系后裔“回家”，为酒店的正式开业剪彩并成为首位入住贵宾。由于目前还未找到王爷的后裔，酒店只能试营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来，根正苗红的王爷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经营者们想利用亦无从利用起；而冒牌的“王爷”们得不到正统王爷的撑腰，即便抛出二十二万的巨款来，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么贵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北京市旅游局饭店管理处表示，目前酒店、旅馆等的房价均为市场定价，政府对此已完全放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不该管理的地方拼命垄断，政府该管理的地方却毫不作为。温都水城的负责人解释说，这个价格四合理的，他们卖的是文化品牌，这和普通的总统套房含义不同。另外，王府院仅前期投资就达一个亿，成本很高。定价二十二万还考虑到双数吉利等因素。“尽管可能一年都住不了二十天，也不会随便降价，即使打折也不会低于十八万。王府针对的是最高端的消费群体，满足他们追求尊贵古文化的精神需求。”

这名酒店负责人堂而皇之地指出，消费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院”的客人，是出于某种“精神需求”。在我看来，这种营销手段和消费行为其实无比粗俗和荒唐，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精神需求”的话，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的“精神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精华部分，但所有的精华部分在中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都被暴力所扭曲、所摧毁、所粉碎，如“诗书传家”，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克勤克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今日暴发户一般的中国富豪阶层迫切需要的精神启蒙和心灵滋补。

那些希望享受此天价酒店的超级富豪及贪官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此种高档消费能填补其内心的虚空吗？说到底，他们无非想当“王爷”而已。尽管这个“王府”不过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根本不是原滋原味的王府；尽管这些身穿绿营军装和宫廷侍女旗袍的服务员并不是真正的“奴才”，但二十二万的人民币亦可以“砸”出“奴才服侍主子”般的服务。这些富豪和贪官们差不多什么都有了，有金钱，有权势，有外国护照，就是没有贵族身份。欧洲各国的贵族是世袭的，平民百姓就是有天大的成就，最多就被王室册封一个“爵士”头衔。中国的富豪和贪官们成不了贵族，他们既没有贵族的家谱，也没有贵族的修养，便只好通过这二十二万一宿的消费来实现贵族梦想、过一把“王爷瘾”。

我不知道那些入住的富豪们被百十名身穿满族服装的奴才们贴身服务，滋味究竟如何。但我知道，在这金碧辉煌的王府大院内，有腐尸的味道，有阴谋，有血腥，有铜臭。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有钱，确实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今天，豪客们入住这个复制的王府大院；明天，恭王府乃至紫禁城也许就会被开发出来，以百万的天价招揽那些更加显赫的富豪与贪官，这也是对文物的“开发性保护”。然而，进了紫禁城又如何呢？即便得到了皇帝的待遇，这些富豪和贪官们仍然夜不能寐。许多普罗大众在茅屋中即可安然入睡，因为他们内心坦荡而单纯；而某些富豪们尽管依红偎翠、雕梁画栋，却失去了睡眠的本能，因为他们心中有太多的恐惧和忧虑。

我相信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大院不会门可罗雀。经营者本身便是一名富可敌国的富豪，必然深味自己的“同类”的消费心态。中国的富豪们为什么如此穷奢极欲呢？正是穷奢极欲造成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之差。他们以为开着宝马轿车便可以随便撞人，撞了也白撞；他们以为入住这间王府大院，便真的成了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王爷。大部分中国富豪的财富都是非法所得，并非像比尔？盖茨一样白手起家，以技术换取财富，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让自己也成为亿万富翁。中国的富豪们大都以官商勾结的方式一夜暴富，他们处在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在事业上不会有长远的考量；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和爱心，也就不会将部分财富作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捐款。于是，剩下来的便惟有花天酒地、尽情挥霍这一条道路了。于是，人乳宴、满汉全席、黄金月饼、宝马香车等“奢侈品”在中国便大行其道。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奢侈品”居然成为增长最快的消费领域。

这一间天价酒店，在一系列的“奢侈品”中，最具“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此种营销方式和宣传方式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当今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悄悄变迁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共当局不得不直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臭名昭著的事实，不得不重新启用当年被他们扫进垃圾堆的“传统文化”来凝聚“民心”。于是，崇古之风逐渐成为“时尚”。这种情形在晚清和民国就曾多次出现，越是在文化崩溃、道德败坏的时代，统治者越喜欢用崇尚古代来掩饰当下的卑劣和肮脏。比如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的时候，便倡导读经、留辫子、女子缠足等等。今天黔驴技穷的中共，也转而拿出流氓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从祭孔到祭祀黄帝、炎帝、神龙和女娲等不一而足，从耗费巨资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到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满城尽戴黄金甲》，从房地产广告中比比皆是的“皇宫”、“至尊”等用语到对毛泽东的干尸崇拜，从设计所谓的“汉服”到抵制圣诞节和抵制星巴克，上行下效，颇有些昔日义和团的气势。

于是乎，某些梦想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文人，纷纷上书进谏，复古之风蔚为大观。深圳学者蒋庆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议会“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其中，“国体院”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组成。袁伟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路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甘阳，现在任职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在内地积极活动，推销其“王道政治”的政治纲领，希望将中国改造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建议，既然尊贵的“王府院”一时难以寻觅到王府的正统后裔，不妨先让蒋庆、甘阳等鼓吹血统论、鼓吹主子和奴才的统治秩序的思想家和大文豪们免费入住。他们一定符合经营方对入住者的“文化要求”。据温都水城相关人士透露，平西王府的王府院试营业一段时间来，曾有两三位顾客想入住，由于没有通过身份审核，未能入住。这位负责人声称：“不是有钱就能住进来的，我们选择的是有文化、有素质、有钱的顾客，只想来花钱的顾客我们不接待。”该负责人指出，“王府院”之所以花巨资来复原当年平西王府的原貌，就是希望给顾客提供一个体验尊贵文化的场所。“将来我们希望能吸引外国总统，世界富豪等尊贵的客人入住。”蒋庆、甘阳等博学宏儒，虽然口袋里的钱是少了点，但他们可以为王府大院留下几张墨宝，提升一下其文化含金量，不也是锦上添花吗？而经营者希望吸引一群“外国总统”入住，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既然是“总统”，便是民选的行政首长，便是受其选民监督的公务员。以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的年薪也就区区二十万美元罢了，一天晚上便耗费其十分之一的年薪，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敢如此消费吧？能够承受此消费水平的，大约只有几个亚非拉的腐败独裁国家的“总统”。

这个充满帝王腐尸味道的天价酒店“王府院”的出现，再次说明中国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帝王梦。这个梦如果醒不来，中国的民主化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是以生命来写历史，或者说他就在自己所写的历史之中，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来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十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证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于缺乏文化使命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是“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当的勇气。

其次，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其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 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一九三一年七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三十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四十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充当新政权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当文革肇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如果老舍是自杀而非他杀，便表明他最终已丧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相似或相近。

第三，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教会中诞生了若干本土的优秀神学家和传道人，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等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却都有过人的天资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权柄，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教会史上堪称属灵的伟人，但他们的重大局限在于：他们完全隔绝（或自我隔绝）于主流知识界之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他们也很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信仰立场，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动。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在教会内部，无法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正是这种隔绝，导致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左右两翼几乎所有一流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点。在此一运动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妖魔化”。对此，赵天恩牧师分析说：“基督教在中国开始遭逢到两面夹击的滋味：这一面的攻击者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阻碍了民族进化的脚步；那一面的攻击者则控诉基督教是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服务的。”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当时只有少数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许地山等人，作出了一些比较软弱和含混的应对，这些应对很快便被反对的声音淹没了。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与基督信仰擦肩而过，中国文化的福音化交出了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建政之后，当新政权对教会实施打压和迫害时，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都屈服了。为什么基督徒和教会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呢？就像一棵不能承受暴风雨摧残的树，是其根基没有扎入大地深处，赵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属灵操练。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里，缺少培育哲学、历史素养的过程；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却经过二年的属灵操练、二年哲学、四年神学、三年的宣教或教书等的基础操练。由此看来，五十年代教会的失败，也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自我封闭或被迫封闭的状况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对家庭教会情况烂熟于心的赵天恩，对此怀有深深的担忧：“今天大陆所兴起的家庭教会很注重祷告，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二小时、睡前祷告一小时，但对政治、社会动态一概不知，不读报、不听新闻，就是有一颗受苦的心志，似乎等着挨打，‘殉道精神’虽然很好，但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健全。”当海外教会一味赞美国内家庭教会受苦的心志的时候，赵天恩却看到了危机所在，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化”并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种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变，“三化”则无法在中国成为现实。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发生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土崩瓦解，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我们的生命形态、神学素养、文化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在公共伦理领域凸现基督信仰，如何让信仰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慈善和教育工作等传播福音？在新世纪之初，基督徒和教会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躲藏起来、隐蔽起来持守信仰，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以完成基督教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以基督信仰置换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教师、媒体工作者等的出现，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由“地下”转变为“地上”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的声音也应当传扬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未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当一些对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法案进入酝酿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教会，或者他们所支持的非盈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游说机构等，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并形成压力集团，在促使其通过或者不通过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死刑、安乐死等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从不沉默。这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倒因为有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参与，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公义和公平。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如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与我们信仰的内核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歪曲性地引用圣经经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来为自己的沉默和不负责任开脱。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有真又活的信仰，我们就不会对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一无所知、一片茫然。

让基督信仰光照中国全地，这是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虽然尚未经历福音化的过程，但中国文化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文化中固然有不少敌基督的成分，但中国文化中亦存在着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国人不应抱残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应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卑与羞耻，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改造”，正如赵天恩所倡导的那样：“身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对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极大的关注。因着对基督的委身，我们深感有责任在救赎性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也觉得需要协助中国基督徒发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架构，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人在上帝所赐一般启示下的成果），并指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不足与限制。”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能够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伦理的支撑，以及人权、自由、宽容等中国文化中一直匮乏的普世观念。

因此，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并存的时刻，应当有一批基督徒站出来，不仅要处理教会内的信仰问题，更要作为先知回应时代的呼声，以基督信仰的价值为根基，提出建议、反驳及有效的引导，甚至提出实际的替代方案。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一种精神资源。基督信仰将不再被看作是“异教”，基督教文化将不再被看作是“外来文化”。这种由“他者”变为“我”的过程，正是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必须加以完成的。换言之，当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来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将让无数的中国人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浸染了他们对待上帝、职业、政治、娱乐、家庭——几乎是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早已设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之中，也蕴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奔跑与争战之中。

令狐药师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多少“海龟”有真才实学，多少海归真心爱国？

余杰：不久前，我看到关于丘成桐教授的一篇访谈，记者问他在美国当教授当得好好的，为何要回国来放炮批评中国的大学，丘先生回答说：“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这几句话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想法和做法都与你相似。你们都有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气质。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你一直致力于将许多大师级的西方学者邀请到中国来讲学，以此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国内许多中生代的经济学家常常以“我是某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的身份而招摇过市，而你干脆就把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到中国来，让中国人见识什么是一流的学术。这冲击力自然是地震般的，也让那些假冒伪劣者露出了原形。他们自然就很痛恨你了，你不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吗？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们讨论了中国大学面临的重重危机，那么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病人开出一张能够迅速见效的药方来？

邹恒甫：大学需要真正的大师，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海归们，几个人有真才实学？因此，他们最害怕世界级的大师到中国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余杰：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被公认为大师的卢卡斯被你、阮志华和朱晓冬请到武汉大学来讲国际贸易的新模型。讲完三天的课，卢卡斯被北京方面邀请讲座，作一简短发言。作为对话人之一，林毅夫宣称，“独特的国情给中国经济学带来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而“这个机会将在三十年间为中国创造出一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对他的学生辈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夸夸其谈并不感冒，毫不留情面地对林说，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仍然有效。经济学中那些最基本的观点，如供求原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无论到哪儿都是一致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实际在于如何将这些理论融入到中国的大环境中去，而这才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难题。林遂无言以对。

邹恒甫：谈到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当然都很了不起，但诺贝尔奖大部分都属于“终身成就奖”。通常他们得奖的时候已经进入晚年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已经成了历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与当下最新的经济学状况脱节了。聪明的学生一般不会选择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这样的老师太老了，也太有名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从他们哪里能学到些多少东西呢？想学真东西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年富力强的、处于颠峰状态的老师；选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的学生，好多都是爱慕虚荣的人。因此，那些在中国号称“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的人，大都是草包和水货！

要想迅速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必须不惜重金请“外来的和尚”。我请到中国来讲学的大师，大部分都不是诺贝尔奖得主，而是第一流的、尚有潜力的中年学者，他们名声也许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大，但他们都是未来一二十年间的诺贝尔奖得主。真正的经济学是一项非常专门的学科，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来访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新闻效应。而中国的那些非常有名的所谓经济学家，那些整天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其实都是“经济新闻工作者”而已。他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哪里有什么排名！

余杰：请钟馗来赶小鬼，丘成桐教授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他说：“现在就要邀请大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这样做在金钱上并不困难，中国大学的教育经费早已是今非昔比，有的大学书记和校长手中的钱多得用不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撼动了大学原有的平衡，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再也混不下去，他们能不拼命抵抗吗？丘教授也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我猜想，这也是你此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你们的想法，当然是对中国大学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却得罪了掌握着大学命脉的那批当权派，焉能不“失道寡助”？

邹恒甫：这些伪劣产品打不倒我。我在北大的事业并没有失败。我还有很多学生在北大当教授，继续以我的思路来教授真正的学问。这件事情也没有影响我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大学的工作。张维迎这样对我，其实还有一层私心，他认为我在武大等学校的工作威胁到了光华的地位，他也太小家子气了。他要维持光华的牌子，将光华当作一个每年四个亿收入的大企业来运作。他向北大校长说，只要让我当院长，我每年给学校上缴多少钱。这不成了买官卖官？所以，他容不得别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他连“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样的常识都不懂，还算什么经济学家。别的大学都落后，北大就牛了？如果我是光华的院长，我也要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地位和江湖神话。

关于请学术大师来中国来的事情，不仅请他们走马观花作一通演讲，而且请他们在大学里任教，要把他们留下来。上次我同张维迎说，其实你在光华搞的那些改革没有用，你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坐镇北大，给本科生上课，北大的学术水准还不一日千里？而且不能要求国籍和种族，只请中国人或华裔的话，没有一个人合格，包括我自己。每人给他们一年五十万美元的高薪，让他们住在燕南园的小楼里，这钱比养一百个草包划算，现在光华九十个教授中有几个是称职的？当然，这样一来，中国所有的教授都会如履薄冰，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当时，张维迎回答说：“恒甫，你怎么一干事便让我们趴在地上呀？”我说：“我们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学怎么办成世界一流啊！”

在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芝加哥大学刚创办的时候，投资人洛克菲勒问：“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之内赶上哈佛？”校长说，怎么不能，你掏钱啊！于是，重金请来一批大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很快便赶上了哈佛。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也是如此，一开始班伯兄妹捐了五百万美元，先后请来五个学者——爱因斯坦、诺依曼、戈德尔、亚历山大、沃尔布伦。这五个学者很快就作出了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这座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缺少这样的财力，而是缺少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我已经说了二十年了。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对好多部长，校长，书记和长江学者也大喊了十分钟！

余杰：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一个海归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国内也需要一批中等水平的海归，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中等水平的海归，不能一回来就打肿脸充胖子啊！仿佛个个都是在欧美风风光光的高级人才，谢绝了多么高薪水的职位才回来的，仿佛他们回来了就要享受高等华人的待遇，仿佛他们回来了中国人民就欠了他们的债一样。这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了。你也算半个海归，你与许多著名的海归人士都很熟悉，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教育、学术界以及财经领域担任要职的高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他们这批人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工作？这十多年来，以十万计的海归们究竟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影响？正面影响在那些方面，负面影响又在那些方面？现在是到了停下来盘点盘点的时候了。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海龟祸国论》的文章，点名批评从当年的“老海龟”杨振宁到今天的高级海龟们，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以及张维迎、潘维、丁健等人。他们的若干作为真的是祸国殃民，他们与那些洋垃圾没有什么区别。国人对偷运到中国来的洋垃圾口诛笔伐，却对这些海归垃圾顶礼膜拜，岂不怪哉！

最近我读到画家、前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陈可比你聪明多了，不等人家赶他走，他便提前辞职了，他深感与这套制度无法融合；他不像你这么单纯，非要等到别人将解聘文书寄到你的办公室不可。陈在文章中反思了海归们回国后的作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陈丹青是海归艺术家中稍有的能够思考深层问题的人。他认为，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但是，他哀叹说，实际情况并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这些话刀刀见血。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在《海龟祸国论》中的基本观点和陈丹青的这些反思？

邹恒甫：我当然同意这些意见。我虽然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从不认为经济学是最了不起的学问，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一九一九，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余杰：形而上的学问不能赚钱啊，不能回国骗钱啊。海归们有几个真心要提升中国的教育和学术水准？我怀疑，当初他们出国只是想镀金而已，他们并没有当年胡适、鲁迅他们的志向，出国不仅要求学问，还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年的那批知识分子才是真爱国，陈天华爱国爱到跳海而死，连温文尔雅的蔡元培都回国来组织光复会，岂是今日那些伪爱国主义者所能比拟的。今天的这些海归们在中国过的生活，比在美国更加自由和优越，在美国他们可能出门有警车开道吗？在美国他们能包养二奶吗？既然中国这么好，他们能不回来吗？

邹恒甫：我经常批评同学辈的海归们。有的青云直上当大官，快要步入部长级了；有的成了炙手可热的名人，天天在报纸电视上露面。现在，他们喜欢拿爱国、拿“毅然回国”来标榜，但他们从来不敢在我面前标榜。因为我最知道他们的底细。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当年拿了“六•四血卡”（“六•四”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给中国留学生颁发绿卡）的？一转眼间又回国去升官发财了。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后在外国找不到教职才回中国的，张维迎到香港科技大学应聘不就失败了吗？这才灰溜溜地回到亲爱的祖国。在这群炙手可热的海归中，有几个人是有了美国名校的终身教授之后辞职回来的？

不要到爱国牌，不要粉饰自己爱钱的本性。我一个一个地点名说：李稻葵，我的好学弟，你再不要在媒体上讲你二零零四年回清华是爱国、爱校、爱家，就说是摸钱好了；钱颖一，你已经当了三个独立董事了，你可不能学张维迎啊，你现在就已经给清华的所有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田国强，你万万不要说你是中国经济学改革的先锋，我在武汉大学用自己和朋友的钱办学时，你还在搞那个自淫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你们哪里是爱国啊，明明就是爱钱嘛！你厉害，就把美国挣的钱带回国来办学啊，为什么跑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捞钱，再把钱带到发达国家的美国去呢？

我在世界银行，每年自己选择两三个月不拿工资，被扣掉六到八万美元，然后再加上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便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到中国来办学和授课。我在中国办学是得到世界银行支持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人力建设”的重要工作。我在外面拿的每一分钱都是要向世界银行汇报的，不像光华的领导和教授，不仅在北大领取工资，还到政府去拿钱、到企业去拿钱、到媒体去拿钱，真是太无耻了！他们敢公布他们的收入吗？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长江学者大会上，面对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十一位部长、各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以及三百多位长江学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我直言不讳地说：“就我所知，我们中国所谓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就只知道到处捞钱。那里是在做学问啊！在国外念了经济学博士，便去投行做出卖中国的勾当！”我强烈建议：所有长江学者都把李嘉诚的这点钱捐出来办义务教育。当时鼓掌的人多，但后来真正接受我建议的人少。

对于这批趾高气扬的海归经济学家，我在网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周末还上EMBA的课程, 每一个长周末是另加一万美元。想把我拖下水，给我安排过有高收入的EMBA课程，我没有上一次！我跟光华前任EMBA办公室主任杨小燕和现任主任周春生与武常岐说了千万次，不要学张维迎，要搞学问。钱有什么用？无非是多养二奶。用你们的话来说：恒甫，全部时间都回来吧，中国是太好骗钱了，张维迎和项兵比我们骗得多多了！我却要反问：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骗中国人民的血汗呀？我还提出，请公布每年所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和海龟教授在北京之外的巡回“展览”、讲课、搞课题、搞欺世盗名的学位班等等五花八门的，却没有在海淀区税务局交税的收入吧。张维迎利用工商研究所和网络研究所的洗钱方式和洗钱量也一定要公布，这是用北京大学的名义来洗钱的啊！这些海归教授，简直就是“海鬼”教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道德败坏，根本不能为人师表。我多次提醒他们说：不要在中国对钱和女性太感兴趣了。我从一九八七年来对所有我认识的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是这样讲的。

余杰：这些海归人品低劣、贪财好色，危害固然很大，但我认为危害更大的地方还在于：他们从西方获得炫目的学位回来，以“知西派”的名义，在中国人民面前歪曲西方、丑化西方，反复说西方如何不好，连民主制度也不好，自由也太多了，只有我们中国最好，我们回来当狼，你们不要出去，好好当羊，由我们来保护你们。这样的话，中国官方当然最愿意听了，他们根本就是有意说给官方听的。说这样的话的海归，怎么会不受重用呢？他们还把持诸多要害部门，在这些领域实行武大郎开店的那一套，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学术、教育的进步。因此，以前有人乐观地评估说，如果八十年代后出国留学的海归，回国之后渐渐掌权了，中国的面貌必然就会焕然一新，民主化的步伐也会更快。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海归虽然在西方学习和生活过，但并未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并未深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所以根本不会将西方好的东西引进中国来。非洲和拉美的好些独裁者、贪官污吏，不都到西方留过学吗？可是他们回国之后照样干尽坏事。在张维迎这个昔日的放牛娃的身上，不也是如此吗？如今他对弱势群体之残忍冷酷，比之太子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邹恒甫：这正是他们的可怕之处。我本来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他们用招摇撞骗的学术和穷凶极恶的权力，在中国纠结成了政治、学术和金钱的统一体。原来，我设想，我们这些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国际学术前沿的人物，当我们回到中国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不应该同流合污、过于自私。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耶鲁的同学，你们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怎么变得如此世俗？你们应该正视腐败、反对腐败，应该维护教授的尊严和自由，不能让中国的学术和校园继续腐败下去。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些背叛自己当初的理想的朋友，原来都是要拼命地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啊。

我亲自经历了一九七七年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学术风气的演变。我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们这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我们现在掌握学术权力之后为什么又开始想过当地主和土豪的瘾？我经常点到的许多人还有当土皇帝的瘾。只要看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统统是多么地落后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愿意说给全中国人听？

我还想反问，为什么要垄断讲台呢？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喜欢请全是比自己厉害的学者到中国来上课？我的课堂上永远可以放开地请高手讲课，而且他们的水平必须大大地超过我。怎么我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友和同学，却要拼命维持自己封建庄主的地位？当了封建庄园领主之后，我们难道没有良知和良心大开学术的国门，全方位地请世界一流的人讲课，而让我们自己真正退到后台当好服务员？我们有什么资格一直骂慈禧？我们现在都是慈禧，都在妨碍学术的进步。我们能欺骗自己，但我们不可能欺骗时代和历史。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令狐药师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近日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我建议，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

令狐药师

在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中，“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崛起论”两种极端评价交替出现。最近这几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繁荣，以及中国凭借廉价劳工和廉价原材料而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崩溃论”甚少有人提及，“中国崛起论”逐渐深入人心。于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的期待便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这个期望正在变成泡影。西方需要从这个难以实现的迷梦中被“唤醒”过来。

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他们只是发现中国变成了一个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而中共当局非理性的统治方式与日益扩张的军力之间造成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大国中最不可信赖的成员。作为最后一个庞大的、三心二意地奉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共政权保持着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中国的外交记录也显示它仍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这一切似乎都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制造的四处泛滥所遮掩了。大部分匆匆到中国游览的西方人所体验到的，是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纽约、巴黎、东京和伦敦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中国。这是一扇魅力无比的橱窗，但仅仅是橱窗而已。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仅仅意味着半个冷战的结束，而不是冷战全部的终结。我并没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估计的那么乐观。我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国家，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乃是分裂的中国：城市的中国和农村的中国是分裂的，沿海的中国和内地的中国是分裂的，富人的中国和穷人的中国也是分裂的。通常意义上，西方的外交官、记者和旅游者所观察到的，是城市的中国、沿海的中国、富人的中国，是“地上的中国”。这不是全部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

中共当局是如何“自我美容”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极其恶劣，人权状况的改善远远没有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天安门屠杀并没有结束、那些死难学生的母亲们处于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状态，母亲们每天都得面对凶手的监视、骚扰和恐吓。这是一个杀害了孩子又继续虐待母亲的政权。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的镇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对失去工作的工人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的控制，对维权律师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在弹压广东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时，武装警察悍然对民众开枪，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政府随意屠杀人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过去时”。对于中共来说，屠杀不是一次“偶然”，乃是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充分证明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原理。尤其在苏丹和缅甸问题上，中国的做法越来越激起世界的公愤。苏丹独裁政权的种族屠杀，堪称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种族屠杀，西方国家早已对其实施各种形式的制裁。但是，中国仍然与苏丹独裁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苏丹所生产的石油有三分之二左右出口到中国。中国批评西方的外交瞄准石油，其实中国自己才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油老虎。而近期缅甸军政权再次大肆屠杀争取民主的民众，甚至连参与和平示威的僧侣也不放过，在全球激起了声讨浪潮。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拒绝向缅甸施加压力，以促成冲突的和平解决。中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致使一份制裁缅甸的决议流产。中国对伊朗、北韩核试验的纵容，也使得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对别的独裁国家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再加之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更是完全漠视诸多国家之内存在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厚颜无耻地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中国的仿冒产品存在于从汽车到剃刀的每一个领域，让一向重视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德国人瞠目结舌。近期的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文章中指出：“远东那儿的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的高速崛起首先是：一个粗暴的崛起，不在乎他人的感受与敏感问题，既不顾及双边关系又不顾忌国际条约。欧盟贸易委员彼得。门德尔松埋怨说，现在中国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了，但这个国家仍然做出似乎刚处于该体系边缘的样子。”中国也将腐败带给全世界。中国的着名通讯公司中兴国际，为了与菲律宾签订一份三亿两千九百万美元的宽带网络合同，居然拿出一亿九千八百万美元来贿赂菲律宾的各级官员，从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到经济发展署署长等全部牵扯其中。菲律宾女参议员愤怒地谴责说：“中国人发明了贪污！”其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贪污，而是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将贪污发展成一种“潜规则”。

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但中共在“美容术”的学习方面却大有长进。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一直不知道怎样向西方展示自己的形象。近年来，中国政府迅速学会了如何以西方的方式作特别的“形象设计”。凶残的狼披上羊皮，可以暂时看起来像羊一样温柔可爱。案例之一是：最近，中国官方发表了由御用学者起草的《政治民主白皮书》，声称在中国存在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中国拥有不亚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意思的是，这份文件首先以英文版本的方式发表，表明它是专门给西方人阅读的，用以欺骗外国人的。案例之二是：中国曾经与法国合作举办“中法文化年”，其中一个项目是用红布将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包裹起来，这一行为艺术背后显示出这样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少法国人记得红色所象征的血腥和屠杀了，他们也忘记了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的庆典上，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天安门广场幸存的中国流亡学生。案例之三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拿出巨额资金，雇佣华盛顿的顶级游说公司，向历来厌恶中共政权的美国国会展开公关活动。以前只有台湾懂得这种做法，美国国会中有一群台湾的支持者。现在，在此一隐秘战场上，中共与台湾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战争。

中共政权采取这些“与时俱进”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最近几年来，同情和欣赏中国的西方人士日益增多，与中共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西方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不知不觉之中，这些西方人士中了中共的催眠术和麻醉剂。他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能再采取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看待中国，而要充分地、正面地评估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当然，与变化中的中国做生意、赚钱是最重要的，即便中国在很多时候根本不按规矩出牌。有一次，我在参加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国庆酒会时，法国驻华大使有一番赤裸裸的表白：“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越来越多的法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我们为什么不把赌注投到中国呢？”是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豪赌。但是，其结果真的如大使先生想象的那么皆大欢喜吗？

西方政府、商界和知识界“与狼共舞”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过去的历史里，西方民主国家在面对某些独裁政权的时候，曾经实行过可耻的绥靖政策，犯下过严重的错误。西方民主国家漠视希特勒政权的崛起，默许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他们的情报部门早已知晓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却长久而冷酷地保持沉默，仅仅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二战结束之后，美、英、苏三大国签署雅尔塔协定，民主世界居然同意将波罗的海三国和若干东欧国家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致使两亿以上的欧洲民众被共产制度奴役半个世纪之久。

如今，某些西方国家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便是愚蠢。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便走在错误的最前面。为了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他们试图游说欧盟解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对华武器禁运。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天安门屠杀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不必再提及了。幸亏法德两国政府更迭之后，新任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和新任德国总理梅克尔迅速将对华政策作了修正，没有让错误延续下去。澳大利亚政府在与中共的若干交易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在澳洲政治避难的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披露，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曾向中共提供旅居澳洲的法轮功人士的信息。澳大利亚政府还批准了向中共出口铀矿的计划。其决策者辩解说，中共签订了严格的协议，保证将铀矿用于能源领域。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当局何曾遵守过任何一个国际契约？推动铀矿出口计划的官员们被金钱蒙住了眼睛。

如果说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对中国卑躬屈膝，那么在美国则表现为诸多跨国公司助纣为虐。雅虎、思科、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巨头，为中共的网络控制及迫害异议人士提供各种技术帮助。在其恶行被揭露之后，他们毫无反省，诡辩说技术是中性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下属的私隐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师涛的IP地址，并不损害用户的利益。该决定固然让雅虎大大松了一口气，却激起舆论更大的反弹，香港舆论普遍置疑特区政府已经沦为北京的应声虫。

日前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资深议员兰托斯严厉地谴责雅虎公司说：“我不相信全美最好、经营最亮眼的公司，必须在中国声名狼藉又残暴的政治压迫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雅虎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在作证时，向因为雅虎提供的信息而被判入狱的两位异议作家的家人表示了道歉：“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坐在我后面的异见人士的家属们致以问候，我们将尽力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个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然而，这些公司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他们的中国的做法，还无法让人确信。

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左倾立场来显示其“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很多学识渊博的西方知识分子，以赞美独裁者阿拉法特来显示对弱势民族虚伪而廉价的同情，却对被缅甸军政权长期囚禁的缅甸人权斗士昂山素季的境遇熟视无睹，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处境关注甚少。昔日，他们是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吹鼓手；如今，他们转而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抬轿子。中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一个异数，它把政治专制与部分的“经济自由”如此奇妙地纽结在一起。中国成了令许多西方资本家垂涎三尺的、最有活力的市场，也成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傲慢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时候，一个可以援引的新的理想国。这些西方知识分子生活在书斋中，生活在真空中，被自己搔首弄姿的左派立场深深地感动了。

根据我在美国、欧洲、日本及澳洲有限的一些观察，我发现即使在西方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批评中国”也是许多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分子不太愿意涉及的一个领域。某些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热爱与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对立起来，他们不知道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破坏最大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本身。许多西方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由于需要与中国同类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中共政权投资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西方各名校，由于他们的资助经费来自于那些与中国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企业和基金会，所以他们的研究人员通常不愿发表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言论和学术的不自由”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地腐蚀着西方世界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今天，能像萨哈罗夫、哈维尔那样洞悉极权主义本质的西方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中国为什么不值得信赖？

这些短视的言行将给西方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不仅没有推定世界和平，反而通过举足轻重的反对票，让联合国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下。中共的斗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军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共军高级将领朱成虎少将曾经赤裸裸地威胁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介入的话，中国将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西岸城市将被毁灭。中共的核武库是否拥有此种能力暂且不论，中共军方如此暴虐狂妄、不负责任，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人毛骨悚然。可见，中共是一个毫无理性的政权，它在政治上并没有民主制度所具备的内在的稳定性，它的“稳定”仅仅是靠暴力来短暂维持的；中共也是一个没有道德皈依的政权，即便在经济领域也未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完全可能让西方的投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时候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对内虐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对外自然不会有任何责任感。当某些西方人沉迷于北京、上海的气派与繁荣的时候，我想提醒说：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必要的。那个真实的中国隐藏在“地下”：那是九亿农民遭到比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还要可怕的歧视的中国，那是区区一个西部地区的县委书记一个任期便可敛财三千万（占当地年度财政收入一半）的中国，那是艾滋病病毒通过卖血四处泛滥却被官方刻意隐瞒的中国，那是为阻止一位教授参加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葬礼便派遣特务用万能胶将其门上的钥匙孔堵塞的中国，那是维权律师李和平在北京的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和毒打而警方一直无法破案的中国，那是上访村的村民们个个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一旦被抓便被像牲口一样锁在各地驻京办的铁笼之中的中国。近期，“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了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九，在亚洲地区仅仅比朝鲜和缅甸略好一点。被官方控制的媒体，沦落为中共鼓吹民族主义和仇视西方的宣传工具。

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直都在向我接触的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说中国的“坏话”。我没有那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病态心理。我始终认为，必须说出中国的真相，才能实现“对症下药”。对抗中国官方耗费巨资在西方的公关活动，是我自己选择的“牛犊顶橡树”的工作。二零零四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和妻子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简（Jane Kessenich）家中。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像对待孙儿孙女一样关心来自异国的我们。她对中国一无所知，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政府的“反对者”，她反对伊拉克战争，讨厌布什总统。我不想与简太太争论美国的内政问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她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

为了向这位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美国老太太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便将美国与中国作了一些简单的比较：在美国，你不喜欢布什，可以不投票给他，即使他仍然当选了，也最多连任两届，也就是说你至多忍受他八年而已；但在中国，即使你不喜欢胡锦涛，却不能投票将他选掉，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选出来的，他的任期可以无限地延长下去，也许你死了他还在掌权。在美国，你可以到白宫门口去举着布什的漫画示威，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政策，可以成立政党、社团以及出版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书籍；但在中国，你没有任何机会公开地反对胡锦涛，如果你在天安门广场举起反对胡锦涛和共产党的标语，一群便衣就会立即将你扑倒在地——你有可能从此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你在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中工作，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在“大家”面前表达你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效忠，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蹩脚的表演，可是戏还得演下去。

听到这里，温和的简老太终于忍不住喊出声来：“我的上帝，那才是地狱一样的生活呢！”这个“地下的中国”需要被西方的朋友们了解和知晓。中国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揭示并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卖国”，乃是“爱国”。美国不能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集权制度与民主制度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种和谐相处。作为一名热爱祖国和同胞的中国人，我愿作出所有的努力去改变这令我们耻辱的一切，让同胞们重新回到文明世界之中。当然，在这一艰辛的历程里，我们欢迎来自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朋友们的各种帮助。虽然我们的肤色、语言、历史和文化都不一样，但我们对于幸福和尊严拥有同样的信念。我相信，一个自由而民主的中国、一个公正与法治的中国、一个既强大又有责任感的中国，不仅是十三亿中国民众梦寐以求的理想，也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