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余　杰：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不久前，我托一位朋友帮我带一些香港的图书到北京，他在深圳罗湖海关进关的时候，这批书全部遭到了没收。海关开出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收缴清单》，这张编号为“罗关收字（2007）00246号”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出发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以下各项予以收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壹本、《中国狱中作家文选》贰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壹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作品选》肆本、《余杰天安门之子》壹本、《寻访六四受难者》贰本、《呼唤自由》贰本；《中国巴士底》壹本、《中国冤案录》壹本，《中国第一罪》壹本。共拾七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书籍被没收时候的场景：海关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记录有一长串书名的“黑名单”，一本一本地对照。《诗与坦克》是几天前刚刚在香港出版的书籍，上面根本没有它的名字。但是，该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将其没收，理由是：封面是“六四”时市民挡坦克的图片，而且编者余杰与孟浪都是“敏感人士”。

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害怕一本小小的图书。这本书便能颠覆帝国吗？《诗与坦克》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没收的命运，极其生动地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诗歌与坦克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诗是文明的载体之一，是自由和想象力的凝聚，从荷马到普希金，从裴多菲到惠特曼，诗人一直都在歌咏人类的尊严、独立和个性，而这一切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排斥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诗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没有诗意的人民当然比诗意盎然的人民更好统治，统治者希望其人民全部都是奴才和奴隶。

《诗与坦克》中收录了一百多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一种“被遮蔽”的文学生态。它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但无疑是最真实的文字。在那些流行的、畅销的、受到政府或出版社鼓励和支持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太平盛世的中国；而这些本来便不是为名誉、金钱而写作的作品之中，读者却能从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和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

我从来就不奢望诗歌能够抵挡坦克的暴力，诗人个个都是软弱、纤细和敏感的人。但是，正如昔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比帝国的生命更长久，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诗歌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年，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时，早已预见到了苏联帝国的灰飞烟灭。如今，当小小的一本《诗与坦克》面对龇牙咧嘴的中共政权的时候，我亦深具同样的信念。

一个害怕诗歌的政权，焉能“崛起”？

令狐药师

据福音新教通讯社慕尼黑和南京消息：福音新教德国巴伐利亚州州主教约翰内斯•弗里德利希说，圣经在中国已不是难以获得的“紧俏书籍”。弗里德利希目前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十四天的访问，其间访问了南京的一家印刷厂。他对福音新教通讯社说，该厂印刷的圣经已能满足中国基督徒的需要。南京这家印刷厂有四百名职工，年产五百万本圣经。印刷的圣经通过七十六个储存点提供给全中国五万五千个新教教区。

这位主教大人的说法，让作为中国基督徒的我感到莫名惊诧。这又是一次波坦金式的访问，与上次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访问几乎一模一样。中共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已经臻于化境，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当年沙俄的将军波坦金为了向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邀宠，在伏尔加河两岸修建一片接一片的、只有一面墙的“豪华别墅”，让乘坐游船的河中漫游的沙皇观赏，看到其子民都过上了此种“幸福生活”。波坦金的安排是拙劣的，沙皇仍然遭到了愚弄；而今中共的安排更加精致和隐秘，弗里德利希先生更是难以辨明真伪。于是，英国的主教和德国的主教们都成为了中共当局的“外交部发言人”。

那么，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传播系统里，圣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圣经是否具有出版物的合法身份呢？中国的基督徒们是否可以自由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圣经呢？在中国大陆，是否真的如弗里德利希主教所说，那个印刷机构提供的圣经，可以满足中国基督徒的需求？

首先，迄今为止，圣经在中国并非一本正规的、合法的图书。一位中国的基督徒、记者昝爱宗，在《圣经为何在中国的书店里不能买到？》一文中指出：圣经在中国是内部资料性质，因为其没有十三位数字的国际出版书号及图书条形码，甚至也没有图书必须要有的图书再版编目数据（CIP），不能进入以条形码销售为要求的书店、超市销售，也没有出版社的名字。这些只准许在基督教堂内流通的圣经（教内发行），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按照中国国务院的“出版条例”，该协会并没有图书出版权）。所以，圣经在中国不能称为“图书”，目前中国所有的圣经都是“非法印刷和发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局是知法犯法。

中国的圣经都是由专门印刷圣经和赞美诗等基督教经典的江苏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这就是弗里德利希主教所参观并大肆赞美的那个机构。但是，弗里德利希也许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这个公司的印刷设备、圣经版权和纸张，全部都是由美国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成立的公司也是由双方合作的。所以，几乎每出版一部圣经都会注明这么一行字：本书的印刷，自一九八七年起，承蒙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纸张并提供版权，特此鸣谢。但是，中国的官方教会却利用由免费的器材和纸张印刷的圣经，“有偿”地向广大基督徒出售，圣经成为其敛财的一个渠道。

圣经在中国的这种“妾身不明”的状态，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中国有两千三百多个县，全国至少有上万家的新华书店和更多的、大大小小的民营书店，但顾客们都会碰到这样一种尴尬无奈：所有的书店里都买不到圣经。今天的中国，在超市、便利店里亦开设了若干小型的书店，这些地方全也都无法买到圣经。圣经只能在官方教会系统中的寥寥无几的教堂里购买到，这些教堂只有礼拜日开门并出售圣经和其他少数的基督教书籍。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到官方教堂这惟一的一处地方购买圣经。而且，据许多教友介绍，他们购买圣经时，通常有数量限制，比如一次一人只能买三本或五本。我们方舟教会的教友，为了给教会购买一批圣经，就多次跑到官方的教堂中去购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什么在大部分国家的书店和超市中都可以买到圣经，而在中国却只能到官方教堂去买圣经呢？弗里德利希主教难道觉得这种情形正常吗？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必须接受这种奇怪的状态呢？在中国的书店里，通常可以看到各种佛经、道家经典乃至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但偏偏就是没有圣经。为什么圣经要“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呢？

所以，即便南京的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和发行的圣经能够满足甚至超过所有中国基督徒的需要，这种现状也并不符合中国宪法的规定。偌大的一个国家，仅仅由一个既非出版社，又非宗教机构，既非商业公司，又非书店的“四不像”式的团体来负责关于圣经的各项事宜，难道这很正常吗？中国基督徒需要的是政府将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落实到实践层面，当然包括各个正规的出版机构都能出版和发行圣经，以及在任何书店中都能购买到圣经。这些都应当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弗里德利希主教承认这一点吗？

其次，由于中国的家庭教会无法达成合法的登记，他们实际需要圣经的数量根本不是官方教会估计的那个数量。假如弗里德利希主教真正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到中国数千万家庭教会的成员之中，便会发现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中国的基督徒对圣经的迫切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在许多乡村教会，广泛存在着几个教徒共同使用一本圣经甚至大家手抄圣经的情况。在这样的处境下，许多家庭教会不得不自行印刷和传播圣经，虽然这并不触犯相关法律，但他们却因此遭到残酷的迫害。假如官方教堂所提供的圣经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基督徒的需要，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冒着坐牢的风险来印刷和传播圣经呢？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有若干位牧师和传道人，因为自行印刷和传播圣经而被捕和判刑。近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刘柏年建议说，在奥运会期间，接待西方人士的高级酒店应当效仿西方国家的酒店，在客人的房间里放置一本圣经，供西方客人阅读，也显示中国存在着宗教信仰自由。酒店里有一本圣经当然比没有圣经好，但是这又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思维：既然到中国短暂停留的外国人都能够在酒店的房间里阅读到圣经，为何中国公民却不能自由地获得圣经呢？

就在弗里德利希主教自以为是“代表”中国基督徒对中共当局感恩戴德的时候，我却知道还有多名因为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而在狱中受苦的弟兄姊妹。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家庭教会的蔡卓华牧师，以及安徽家庭教会的王在庆牧师。蔡牧师的情况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呼吁，王牧师的情况是这样的：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

四十三岁的王在庆牧师在五岁时，右腿因患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而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九九三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他拄着拐杖在淮南开办家庭教会。从事讲道、教会治理、传福音，培训教会同工。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王在庆的足迹遍布江苏、浙江、汉口等家庭教会。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王在庆因为委托他人印刷基督教书籍并免费发放，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正式逮捕。

同年九月四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王在庆犯有非法经营罪。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同日立案，对此案进行审理。检察院的公诉书认为，王在庆私自印刷非法出版物（基督教书籍）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和第四项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在庆的辩护人孙宏业律师事辩护称：首先，从立法精神来看，获得利润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而王在庆主观上没有赢利的目的，因此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其次，淮南市文化局出具的“非法出版物鉴定结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在庆所印刷的书籍不符合“出版物”的定义，其传播范围仅限教会内部，不属于“非法出版物”。

同年十月九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法庭认为：“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规定犯罪者的目的是否为赢利，王在庆私自印刷基督教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王在庆印刷基督教书籍应属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批准。王在庆并没有向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其程序违法。因此，法院一审判决王在庆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款十万元，被扣书籍和印刷经费没收。

王在庆牧师既是一位残疾人，也是一名热心传教的牧师。既然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那么他自行印刷和传播的这些书籍，又如何能够扰乱“市场秩序”呢？既然圣经等基督教书籍只是“内部资料”，那么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新闻出版部门批准。法院判决书中的说法，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近年来，很多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被邀请访问中国，甚至连以前“誓不两立”的教宗也被邀请访华。这是中共“外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客人看到的是一个万花筒里的中国、一个水晶球里的中国。也许，他们的初衷是寻求真实和真相，是推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进步，但不仅目标没有达到，他们本人却被中共当局玩弄于鼓掌之中。要么，他们发表的言论被歪曲、被阉割；要么，他们将自己眼睛所看到的那个特例当作普遍现象，进而为中共当局“仁慈”的统治而欢呼。弗里德利希主教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蔡卓华和王在庆们的遭遇，并为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而呼吁，或许能够挽回因为此次中国之行而遭到重大污损的名誉。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美国国会近期先后通过了两个针对中国和其他存在“汇率偏差”的国家可能实行惩罚性关税制裁的提案。另外，国会还举行听证会，讨论许多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出口补贴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美中巨额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并审议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法案。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几乎对任何的政策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中美贸易这个牵扯到两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大事了。据说，有一个美国家庭企图尝试着过一段没有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生活，但他们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便发现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两国的商品往来已经是“如胶似漆”了。

此次国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立刻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千名美国经济学家为何反对制裁中国？

反对者是美国的行政当局，尤其是负责对华贸易的商务部。当然，也包括商界人士和大部分持贸易自由主义立场的学界人士。来自美国五十个州的一千零二十八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请愿书，表示他们严重关切国会最近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方面。请愿书说，制裁中国的法案缺乏经济理由。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二零零七年年底可望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夥伴的中国，多年来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和低息贷款，因此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实际上是在惩罚美国自己。请愿书认为，这些法案将促使中国对美国商品提高关税，增强两国发生贸易战的风险，届时美国消费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份为中共辩护的请愿书，居然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征集完成，其背景颇耐人寻味。

但是，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和制造商团体拥护国会大力纠正美中贸易失衡的举措。俄亥俄州生产汽车零部件和其他金属产品的精密金属制造联合会表示，国会的法案只是为了抵消中国人为压低币值带来的竞争优势，迫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联合会的总裁盖斯金表示，关税法案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但国会希望向中国传递明确的信息，北京必须改变规则。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副主席瓦戈说，必须承认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国会通过的法案只是要让北京明白，北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说：“我们不能美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问题，也不能夸张地把所有规则和立法都说成是坏事。美国制造业协会拥护自由贸易，也重视中国的发展给美国提供的机会。但是对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如果这些问题现在不及时解决，将来可能就无法解决，那时我们就会悔之晚矣。”

对中美贸易的看法，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公司企业及普通民众，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这份千名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释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域，已然处于“中国化”的陷阱的边缘。这些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济学家们，自认为体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却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同。他们标榜“政治正确”的绝对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却犯下了自以为是、纸上谈兵的错误。

首先，这批经济学家完全抹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伦理因素，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关心两国贸易中的实际利益，以及所谓的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看法是短视的，如同只能看到挂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块胡萝卜，便为此而一路狂奔的驴子。他们会为如此短视的看法付出沉重代价——他们的孩子可能使用中国的有毒玩具而中毒，他们自己可能驾驶装配有中国产的不合格的轮胎而出车祸……这不是我故意诅咒他们，而是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经济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几乎不考虑道德因素的经济活动，是不能持久的，既害人也害己。

其次，这些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顾中国的有毒产品危害整个世界、中国廉价产品的源头是奴隶劳工和被强迫从事艰苦劳动的监狱及劳改营的囚犯等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及民主化问题更是不感兴趣。正如国际奥委会声称不应将奥运会与人权问题挂钩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声称，贸易就是贸易，政治就是政治，不应将两者纠缠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在中国，政治就是一切，经济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美国进口中国囚犯在暴力逼迫之下所生产的产品，难道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吗？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伎俩。

第三，我并不知道在这份签名信的背后，是否有中共的力量或者中国雇佣的游说公司的运作。我也不能说每一个签名者都是“熊猫拥抱者”，都是中共政权的辩护士。但是，我可以肯定地指出，相当一部分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中共无所不在的“统战”政策的获益者。近年来，这些学者有各种机会到中国出差、考察和参与学术会议，并受到中共当局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在中国几乎过着帝王般的舒适奢华的生活。由此，他们观看到的是“橱窗里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繁荣富贵的中国，而没有看到“橱窗”背后的种种悲惨景象。这些所谓“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再具备哈耶克那样的道义感和勇气，不再拥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谴责专制暴政的良知。

穆嘉的警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

中共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的学者的“统战”和“宣传”，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堪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德裔学者穆嘉，最近在英文《远东经济评论》上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否全部被收买？》为题，揭示出研究中国的学者存在多种形式的自我审查，从事中国研究学界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习惯性地讨好中共，有时是意识到的，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方法包括研究的课题、报告忽略的事实、使用的语言、及讲授课程的内容等。

操流利中文的穆嘉说，外籍的中国学者为方便搜集数据，就要与大陆的学者合作与中国合作。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有亲属、有房产，他们的母语不是汉语，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中文，把事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他们通过与中国的关系，获得信息、观点，从中得益。如此一来，西方学者得到学术上的最新观点、工作上有成就，中共也得到西人提供的广告宣传。但如果不合作，后果会很明显，没法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对中国的研究会遇到麻烦。前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少民就被中国监禁了五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而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于是，全体研究中国的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不要让中国共产党不高兴。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对西方学界的侵蚀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中共使用一套“能指”与“所指”基本上脱节的语言，并强迫西方学者遵循使用，或者潜移默化地让西方学者接受。穆嘉指出：“我们用的语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我们说人大，但是人大与国外的国会、议会都不一样；我们说解放军，但真的是‘解放’军吗？”他举例说，西方学者通常不对中文词“市场”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是直接翻译成“市场”，假设它与西方的市场（market）一样。尽管大陆有了公司法，但当局仍然对公司发号施令，国有企业、包括国企的公司，由党支部参与企业决策，国企董事会的主席和党的支部书记原则上是同一个人。中国最大的五十家国有企业，最高的人事都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中共玩弄的不仅是一套词语的游戏，更是要从观念上牵着西方学者的鼻子走，让西方学者也成为驯服工具，成为帮助他们进行“对外宣传”的助手。许多西方学者明明知道中国的诸多黑幕，却故意不加甄别地使用西方学术界通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而不顾得出的是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穆嘉继续分析说，许多西方学者随意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百分之九十五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百分之一百同一套人员。那么，究竟谁在管理中国呢？穆嘉说，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西方学者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这样做正确吗？他追问说，“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这一套的宣传，是否已经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地接受了呢？

穆嘉是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中少有的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学者。其实，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早已存在着一个“潜规则”，就是尽量避免批评中共，尽量避免与中国的人权问题发生关系。那些最勇于说出真话的汉学家，长期以来都被中国禁止入境，如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法国汉学家侯芷明等人。其他的研究者，不是敬重他们的勇气和良知，而是以他们为前车之鉴，不等中国官方来规范，自己便首先设定了一个禁区。

库恩：一个向独裁者献媚的美国名流

那些专门为中共捧臭脚的学术界人士，则被中共奉若贵宾，享受国师般的待遇，如杨振宁、杜维明等人，最高领袖亲切接见，最高学府“自由”演讲，到地方上则享受警车开道、大员陪同的待遇。这些待遇岂是在西方可以享受到的？因此，他们自然愿意为中国唱赞歌，并“乐不思蜀”了。

美国学者丧失基本的道德感的典型，便是那位《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名义上的作者，并且兼有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多种身份的美国人库恩博士。这位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的高级智囊，坦然接受中共中央为其安排的吹鼓手的角色，在传记作家叶永烈捉刀的、肉麻地吹捧江泽民的红皮书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此行径，与昔日到苏联朝拜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及到中国朝拜的美国记者斯诺相比，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江泽民传》在中共当局的强力推荐下，成为第一畅销书，库恩当然收入颇丰。但稿费收入对于这名花旗银行的董事来说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由此在中国拓展开的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他成了中共欣赏的“自己人”，亲自参与该书的宣传和签售活动，他在国家图书订货会上发表演讲说，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就被深深吸引，十六年来，他平均每年会来中国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国就会感到特别兴奋。我注意到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日期，那正是天安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大屠杀的前夕。他却对此只字不提，其虚伪与冷血，与邓小平、李鹏等人不相上下。

江泽民在中国民众中毫无声望，大部分中国人都厌恶这个小丑式的人物，正如当年大部分苏联人都厌恶勃列日涅夫一样。如果库恩博士到中国的街头巷尾去走走，听听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的闲聊，他还会如此“天真”地吹捧江泽民吗——“我在中国十多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而江泽民是我了解中国的载体，他的生平体现了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日本侵华战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近八十年跨度。我就是通过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历史，并告诉世界是历史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这样的说法有点像中国的“秘密党员”了。

库恩说，他写作《江泽民传》，缘起于观看哥伦比亚电视网《六十分钟》专访江泽民的节目——“我才知道其实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如何肤浅，我开始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用一种新的方式：人性化的故事把中国介绍给西方读者。”那个节目中，江泽民在华莱士的尖锐的追问下狼狈不堪的模样，让多少中国人引以为耻啊！库恩却从中发现了江泽民的个人魅力，真不知道他是白痴还是“过于聪明”了。库恩说：“江泽民与胡锦涛权力顺利移交，更表明中国已走向拥有文明政治生活的国家。”这简直像是外星人对中国的评价，我怀疑库恩是否真的是美国人，难道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文明政治生活”吗？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哪里有另外的政党呢？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除了黑箱操作，哪里有公正透明的选举呢？就是库恩之流的为了个人势力而不惜颠倒黑白的“学者”，近年来频频游走于中国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公共媒体之间，出尽风头，成为西方学界的“代表”人物。

近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办学经费日渐充足，大量资金被用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比如与西方名校之间建立兄弟学校关系，在西方大学内投资建立“孔子学院”，派遣访问学者到西方名校进修，并邀请西方学者到中国访问等等。但是，学者的名单和学术的项目，全都经过精心挑选和严格审查，任何一个中共方面不喜欢的学者及项目都不可能获得通过。所以，包括美国大学在内的许多西方大学，为了获得与中国大学合作的机会，不惜迁就中共方面的压力和喜好，调整其研究计划和研究方向。长此以往，学术的自由、独立与公正的本质便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中美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其结果并非是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逐步接受美国自由的、独立的、多元的学术文化立场；反倒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学界和学术界不知不觉之中被中国那种独断的、虚伪的、非道德化的学术文学观念所影响和支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和世界不应当不加甄别地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个“礼物”。

令狐药师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腹便便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先生。

就像意大利文豪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漫游到了充满污秽与血腥的地狱的最底层，突然发现马力主席全身都陷入了茫茫血海之中，只能露出头部来艰难地呼吸。

于是，我问他说：“马主席，你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还能露出头部来。”

马力回答我说：“是啊，我的罪孽并不是最大的，我是踩在邓小平、李鹏和那些开枪杀人、开坦克碾人的解放军官兵的头上，他们早已被血海淹没了。”

流义人的血的人，说僭妄的话的人，只配获得如此下场。古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马力主席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他的身上还有仅存有一丝的善良与真诚。倘若他身上还残存一点善良与真诚，就应当作出最后的忏悔与反省，将自己多年来如何从北京领取津贴，如何为中共香港地下党效犬马之劳，如何在香港媒体上发表颠倒黑白的专栏文章等等恶劣行径，一一曝光于香港民众面前，并请求近七百万香港人宽恕和原谅。

可是，马力主席不仅没有这样做，反倒在临死之前不惜触犯众怒、不惜颠覆人伦，说出连北大人也不敢说的荒唐话来。北大人也不敢公开宣布说“六•四”没有杀过人、没有坦克碾压过人，马力却悍然如是说，甚至扬言可以用猪头来做实验。其实，正如八九学生领袖、我的北大学长王丹所反驳的那样，不必再去寻找猪头了，马力主席将自己的头放到坦克下去试试看，这才是成本最低的科学实验。不过，我有点担心实验的效果，因为我不知道马力主席是否练过铁头功，万一他练过铁头功，功夫比李小龙、成龙还要了得，他的头可以承受坦克的压力，岂不验证了他说的是真话？

马力主席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这个“党”究竟是民建联，还是中国共产党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如果真的对党忠心耿耿，应当继续将遗体捐献出来完成此一实验。另一位主席毛泽东先生，不正是将尸体捐献出来，宁可违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祖训，也要供万民唾骂吗？马主席何不向毛主席学习？

马主席留下的立法会的议席，据说北大人要安排叶刘淑仪这个“铁娘子”来接任。这名前保安局长、执意推动二十三条立法的“香港的江青”，当初被香港民众所唾弃，不得不含泪辞职，携带女儿赴海外“求学”。如今又信心百倍地重返政坛，如同大陆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中家喻户晓的伪军头目胡汉三那句有名的台词：“我胡司令又回来了！”

但是，我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没有人希望香港变成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原名《他人的生活》）中那个冷酷可怕的世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私人生活遭到他人的侵入和伤害。而不投票给叶太这名“准克格勃”、投票给泛民主派候选人，才能确保避免香港的苏联化、东欧化和中国大陆化。

令狐药师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每年投资上亿巨资支撑、香港市民却根本不看的《文汇报》，日前发表了一篇极端煽情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底，第三度亲笔回信港人，更首次亲笔抄录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香港中学生，勉励同学们要以杜鹃啼血之情、精卫无穷之心，热爱并建设香港和祖国。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昨日欣然充当“信差”，到访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转赠了温总的亲函及墨宝，转达国家领导人对师生们的关怀及祝福。

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表示，学校发动学生“一人一信”源于教导学生常存感恩的心，反思祖国对香港的关注，懂得支持领导人的工作，“毕竟领导也有孤单的时候，也有未完的梦想，也有艰苦难行的路途，我希望学生们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打气。”

我很怀疑这是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或者说这所学校的作为早已脱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当然要“凡事感恩”，但感恩的对象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父上帝。组织尚未成年的学生写信给统治者宣誓效忠，不像是香港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内地的那些愚蠢而自私的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的事实，倒像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传说。叶校长的“同情心”有些过剩了，他大概没有想过将这些同情心给那些饥饿的人、病痛的人、下监的人，偏偏无比贴心地考虑到领导人的“孤单”——哪个独裁者不“孤单”呢？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陆。教会及其教育、学术、慈善机构，本来是社会道义的最后防线，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奉承掌权者，甚至将“爱专制者”看得高于“爱上帝”。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只是其中之一，此前我早已见识过香港某些神学院的此种嘴脸。这位聪明的叶校长，如果到了大陆的话，也一定会有官做的。难怪他的学生虽然小小年纪，却嫌香港的圈子太小，在信中向总理提出了到内地为官的要求，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也。

《文汇报》上的这篇报道接着肉麻地写道：身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对一众香港莘莘学子来说遥不可及，温总理却从远方带来这份浓情厚意，令师生暖在心间，赞叹受宠若惊，无限光荣。学生陈泳婷更代表全体同学大胆向温总理承诺：“你给我们的关怀收到了，我们定当努力不懈，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回馈国家，回报社会。不负总理及中央政府的厚爱！”该校计划把温总理的题诗展示于礼堂，让师生们时刻铭记中央领导人的关爱与叮嘱。

好一个“受宠若惊”！在该报道的作者的心目中，香港市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是一群“忠心”不够“耿耿”的“化外之民”。因此，香港人想要得到总理大人的墨宝，本来纯属痴心妄想。此次总理大人格外恩待，大笔一挥，你们自然应当“受宠若惊”。也许，改日北大人再度施恩，你们就有普选的希望了。自称“东方明珠”的香港，在北大人的棋局中，不过是一个不值得心疼的“私生子”罢了。“私生子”还不孝敬父母，那更是罪上加罪了。

温总理的墨宝，看来要成为这所学校的“镇校之宝”了。基督徒最反对的便是偶像崇拜，这所基督教学校为了向北京方面献媚，居然不惜违背圣经的教训，将温家宝的题词当作偶像供在礼堂之中。由此可见，某些香港人虽然沐浴欧风美雨一百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是臣民意识和奴才心态。古代的帝王赐给臣民的御笔题字，或者被悬挂于门厅之上，或者被制作成巨大的牌坊，人人顶礼膜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叶校长与学校的决策者们，面对温家宝所写的几个拙劣的毛笔字，诚惶诚恐的模样，与中国专制社会的臣民何其相似。而该校学生的慷慨激昂的“表态”，与内地中央电视台上“少先队员”们壮志豪情的宣誓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文汇报》继续描述说：李刚副主任昨日下午到该校亲自宣读温总理的回函，又分享温总理题诗中所引用的两句、亦是温总理最喜欢的、出自清末外交官黄遵宪的七绝《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访港发表讲话时，温总理也曾以此诗句明志，鼓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

倘若黄遵宪老先生知道温总理如此张冠李戴地引用他的诗句，岂不“义愤填膺”？这两句诗的作者黄遵宪及题赠的对象梁启超，当时都是受满清当局迫害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互相唱和与鼓励，乃是决心持守推翻专制制度、缔造宪政中国的理想。而今日温总理却以之号召香港居民不得乱说乱动，做好顺民。古为今用，实在是过了头。

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向来都喜欢作“爱国秀”。他们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地教导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你们要“爱国”，要为国牺牲。但是，最不爱国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邓小平的后人中，若干人拥有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刚刚秘密定居澳大利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大都任职于外资企业，靠着太子、太妹的身份，一夜暴富。太子党们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杜鹃”和“精卫”的。那么，这些言行脱节的领导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教导百姓和百姓的子女们“爱国”、甚至以“杜鹃”和“精卫”的决绝的方式“爱国”呢？

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们，其结局之一便是沦为黑窑中的奴隶。我不知道“温爷爷”如何面对山西黑窑中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宛如木乃伊一般的奴隶童工。他们的处境与“杜鹃”和“精卫”差不多，不正实践了总理大人的谆谆教导吗？眼泪太多的温总理，会为这些孩子而流泪吗？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歌曲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歌词则是这样写的：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

作者创作歌曲的时候，山西童奴事件尚未曝光。但是，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戕害孩子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果然，网络上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窑，还有无数的孩子在黑暗中挣扎、病痛、死亡。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这样的国度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心思炫耀书法和学识呢？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邪恶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更是一个彻底黑帮化的政府和统治阶层的集体犯罪。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死去了。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既然做中国的人孩子，就意味着充当“杜鹃”和“精卫”的悲惨结局；那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便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

还有一则新闻，我想介绍给日理万机却又声称“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温总理。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的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一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该男子声称，他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女儿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两天后，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孩子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为嫌疑犯。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凶手被脱罪，仅仅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这位倔犟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要寻找答案：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女儿？当所有手段都用完时，他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将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警察坐上云梯与李恭建谈判，半小时后，他被说服，从上面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将孩子的尸体取下来。

第二天，我看到一则简短的后续消息：女孩的尸体被火化、父亲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温总理阁下呢？李恭建虽然具备了总理所要求的“杜鹃”和“精卫”的精神，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公义和真相。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少得可怜的一点骨灰，温总理阁下呢？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假如换了温总理，是否能够比李恭建做得更好呢？

我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香港的孩子们听。下一次，如果你们再给总理大人写信的话，不妨向他复述一下这些故事。如果你们不假思索地学习大陆流行的虚伪和谄媚，你们自己也将成为下一批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你们要坚持说真话，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公民，这才是爱香港，也是爱中国。当然，在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普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的时候，你们不妨像“杜鹃”和“精卫”那样坚忍不拔、百折不回。

我也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和父母听。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致力于改变孩子们的骨头在地底下哀哭的惨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从今天开始，我们理应置疑那些居高临下的、让我们成为“杜鹃”和“精卫”的命令。在响应和遵从这些命令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定睛看一看：他们本人在作些什么？他们是在用我们的人血蘸馒头吃，还是在一边等候着猎取我们的尸体？

“杜鹃”的时代必须成为过去，“精卫”的时代也必须成为过去。今天，让我们为在冰箱里冰冻了两千多天之后才化为骨灰的小女孩李美妮哀悼，愿上帝的爱眷顾她和她的父亲。李美妮，愿她和那千千万万在贫穷绝望、冷酷无情中死去的孩子，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的孩子，成都人的孩子，山西人的孩子，河南人的孩子，香港人的孩子，尚未出世便被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杀害的孩子，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孩子一样，在此岸能有欢笑，在彼岸能有永生；在人间能有喜乐，在天堂能有平安。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令狐药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商品的庞大出口实力，曾博得权威专家与西方媒体的一致赞叹。中国利用数亿廉价劳工以及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赢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中共这一全球最大的独裁政体的生存，更是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世界各国的商店和家庭。而今，从有毒宠物食品到有毒牙膏，从有毒儿童玩具到劣质轮胎，中国以连续数月爆发产品安全的丑闻而震惊全球，世人对这座崛起中的“世界工厂”发生了普遍的质疑。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进口中国产品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和公众当然会对有致命危险的中国黑心商品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问题产品确实触目惊心：苹果干含有致癌化学物质，叉尾含违禁抗生素，干贝和沙丁鱼涂有腐败细菌，蘑菇沾有非法杀虫剂…… 这只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近期扣留的从中国进口的一百多种食品中的冰山一角。二零零七年以来，已有三百多次来自中国的船运食品遭FDA拒绝入境。

一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黑心商品”作了密集的报道，美国弥漫着一股“中国食品威胁论”。那么，中国政府及民众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呢？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真实与合理呢？美国媒体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些消息呢？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便可以洞悉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症结、中美两国的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同时，这也是正在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国，需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中国政府的“敌我思维”


面对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一向的反应都是气急败坏、拒不认错，甚至转而攻击说，这是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中共当局从来都把面子看得比事实更加重要，每当出现大漏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坦率地承认并认真地修补，而是尖锐地指责那个指出漏子的人说：难道你自己就十全十美吗？此次也不例外。

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希光的著作。李希光以“反美”和“爱国”博取名声，虽然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却并没有吸收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美国新闻界的优良传统，并向中国读者如实、客观地介绍美国社会，反倒撰写大量“妖魔化”美国的报道，并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之一。有意思的是，李希光在激烈反美的同时，又极其崇拜美国，津津乐道于在自己在美国的种种经历和所受到的礼遇。在李希光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某些中国人反美和崇美的两种心态的奇特纠缠。也正是靠着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所谓“理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李希光，得以成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李希光发明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从此便被中国官员们当作抵御西方媒体批评的尚方宝剑和杀手锏。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长李元平表示，中国食品的合格率高于美国。“事实胜于雄辩，数字不是猜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合格率，对食品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合格率。这个阶段以来，有一些媒体，甚至是不少媒体对中国食品的所谓不安全的问题大肆报道，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是炒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零风险，同样，食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合格。一个企业的问题不能说是中国的问题，一批食品不合格，不能说所有的中国食品都不安全。”一个负责食品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居然如此不负责任地表示，这一领域本来就是“有风险”的领域，除非你要活活饿死，否则你要吃饭穿衣就得冒风险。李元平完全罔顾中国经济缺乏规范与严格控管、商品标准松散、制度混乱的事实，也不承认中国政府的经济主管当局赶不上迅速经改脚步的窘态。他的辩护，尽管使用了最有力量的言辞，却显得那样苍白和虚弱。

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草案》。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说：“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和负责的。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家之间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主张尊重科学，依照国际规则，通过对话、谈判、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们懂得，最有说服力的是过得硬的产品质量。为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不回避问题，但是，不赞成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炒作，反对贸易保护和歧视。”温家宝是一个最会说官话、套话和空话的官僚，许多讲话均四平八稳，听上去娓娓动人，仔细思量却毫无新意和实质内容。这次讲话也是如此。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新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但温家宝在对外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装出振振有词的模样，因为这事关“民族尊严”。没有想到，越是冠冕堂皇，越是显示“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李元平到温家宝的发言都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中共的官员们仍然不会“有话好好说”，仍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共危机。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是如此，在此次黑心产品对“中国制造”的信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倾听他们讲话的人都是些无知的愚民，可以任意欺瞒哄骗。殊不知，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国人已经有能力突破官方设置的“网络长城”的封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真实信息，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这些官僚们还深陷于某种堡垒分明的“敌我思维”之中：谁赞扬中国，谁就是朋友；谁批评中国，谁就是敌人。朋友说的话，当然照单全收；敌人说的话，当然全部拒绝。用作家余世存的话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明这些中国官员还处于某种“类人孩”的阶段。

官员们的表达多多少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自己理亏，没有太理直气壮地攻击美国媒体的“不当报道”。而由当局控制的媒体出面扮演的中国的“民间舆论”，在发掘对方的“动机”方面便更加露骨了。由“东方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不可否认，中国食品安全状况需要改进。不过，在谴责不良商贩的卑劣行径或痛斥地方保护主义恶果的同时，中国民众大都承认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正常的思维，也是合理的思考。”不知道这名作者何以能够“代表”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代表了！在这段貌似公允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便是一段诛心之论，与昔日毛泽东念念不忘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观美国媒体的报道，则有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之嫌。这些措辞不仅忽略中美两国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无视中国维护食品安全的种种努力。考虑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在即的背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刻集中进行有关中国食品安全报道的政治意图。”作者的想象力确实无比丰富！

这篇社论的结论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方法有多种，我们不希望美国媒体以刻意抹黑中国食品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自然而然地，社论将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争论转化为对民族荣誉的捍卫：“更重要的是，美国媒体此类报道极易挑起美国国内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形象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食品威胁。如果说‘军事威胁’等概念只在政府层面和精英阶层获得某种反响，那么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中国食品威胁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其负面效应更为严重。”在这里，民族荣誉成了一把不容质疑的翻天印：你愿意当一个不爱国的人吗？如果你是爱国者，你就必须拒绝美国媒体对我们羞辱！这是何等大义凛然啊！



我所观察到的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所谓美国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恰好在美国访问，得以看到美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而不是经过中共当局断章取义之后的只言片语。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那么，这些报道是否真实和公正呢？我可以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之。

美国最重要的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近日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经常含有害物质》为题目做了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中国出口到美国来的食品和化妆品，有不少含有害物质，美国国会对此深表关切。美国的鸡肉、猪肉和鱼含有中国饲料的有害物质一事曾在媒体广为报道，而近期美中两国将举行高层经贸谈判。鉴于以上两件事，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关活动人士要求美国告诉中国：“美国已经受够了。”

这篇报道还援引美国食品制造商协会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食品业界对食品卫生问题决不掉以轻心。”报道引述FDA文件称，被美国当局退回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食品，包括鱼和海鲜，譬如鲶鱼、虾、鳅鱼、非洲鲫鱼、鳗鱼和黄鳍金枪鱼等，以及表面染有非法杀虫剂的蘑菇。其他没能通过检验的其他中国进口货物，还包括含草药的茶叶、豆腐、糖果、苹果干、桃脯和花生奶，非食品类的被拒绝入关产品包括导尿管和唇膏等。

这篇报道写道，除了农作物产品，一些最不适宜出口的商品也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除非农业部验证屠宰场和加工厂拥有和美国一样的食品安全系统，任何国家不得向美国出口肉类和家禽产品。其中，中国因为没有达到要求，未被允许向美国出口肉类。但美国农业部部长麦克·约翰斯三月份宣布，美国农业部去年查封了数十万吨从中国和亚洲国家出口的被禁家禽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包装箱标签上甚至写着“金针菜干”、“果干条”和“蔬菜”，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非法肉类未被查处。中国鸡肉如果未被处理可能成为禽流感的源头，美国公共健康机构担心可能会引发流行病的爆发。

另外一篇重要报道是《新闻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故事。这篇报道追索了有致命之虞的中国黑心商品充斥世界的原委，指称近来多项中国产品在美下架回收已严重打击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危及中国外销竞争力。而北京高层即使有心扫荡改革，却也面临规章法令不够完备以及地方官员与黑心制造商勾结等现实阻碍。

这篇报道分析说，相较于数十年前也曾经历类似痛苦的南韩与日本，中国制品如今独占世界的多项领域，危害也更大。除非北京当局能迅速改善形象并将“中国制造”一词转变为商誉佳、或至少值得信赖的品牌，否则全球消费者的安全依然缺乏保障，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奇迹也将面临严重危机。二十世纪初，伪药与黑心商品在美国所引发的民愤，最后促使食品药物法立法；一百年后的中国也需要类似革命，以维护其竞争力与保障消费者。

这篇报道还指出，北京高层已藉由劣质出口品所引发的难堪与争议，迫使其它官员采取行动。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姜闻然说，一如当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进行国内改革，如今国际压力也将迫使中国改善大众卫生与食品安全；但庞大的地方势力恐令中央使不上力。三十年前的国营时代，政府还能保障质量，而今举目尽是规范松散、甚至与原应监督厂商的地方官勾结的私营企业。

这篇报道批评说，中国黑心商品的真正问题，恐怕是部分中国官员对产品质量低劣太过习以为常，以致迟迟未能察觉劣质出口品已重创中国在欧美与日本等地的声誉。此外，消费者权益的观念尚未在中国成形。当美国官员上月于华府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企图提及产品安全议题时，中方代表却看似错愕地要求推迟下回再谈。

以上便是我阅读到的两篇最具代表性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各有其论述的重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侧重于回顾，主要描述中国有毒产品的类别、数量、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流入美国的。尽管报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和生产者的不负责任和麻木不仁，但作者更是把矛头对准了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呼吁这些部门尽快完善检查机制，以确保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而《新闻周刊》的报道则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有害产品的产生流程与产生根源，文章深深地触及到了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制度。该报道进而分析了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大量有害产品的泛滥，以及“中国制造”是否能够重新挽回声誉、赢得各国消费者的信赖。

在我看来，这两篇报道的作者均严格遵循西方新闻界的一些通行准则，比如让事实说话、让数字说话、让有关方面的专家说话。在这两篇报道中，我并没有发现作者有故意丑化中国的蛛丝马迹，以及对中国具有任何种族上的歧视。这些文字多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两篇报道中，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在事后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比如新的法规的制定、邀请西方人士参与专门的会议、与美方进行对话等，而不是所谓的“逢中必反”、“逢共必反”。

当然，我并不同意报道中采访的人士的所有看法，甚至与其中某种看法持相反意见。比如，我对《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汉学家姜闻然的看法便不以为然。中共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如果想要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这套制度来达成。比如，如果某地出现黑心产品，中央可以立即免除当地党政第一把手的官职，以此手段来威慑地方当局。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而非民众选举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因此，问题的出现并非由于“庞大的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无法贯彻政令”，而是中央政府不具备彻底根治此痼疾的勇气。由此看出，许多汉学家的观察总是雾里看花。当然，这些观点并不影响整篇报道的意义。



美国媒体为何“报忧不报喜”？


中国官方对美国媒体的批评报道的“过度反应”，表现出中共当局仍然没有理解美国媒体的性质和作用。

首先，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美国，媒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美国的媒体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政府不得参与操办媒体并左右公共舆论，这是由美国宪法严格限定的。少数由美国官方主导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其目的是向美国之外的国家和民众传播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这些媒体的节目不得在美国本土播放。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泾渭分明的。即便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美国政府也无法驱使任何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媒体，来帮助它批评和打击中国。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不买政府的账。即便是美国总统的国务活动，如果媒体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照样不予报道。美国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立场基本上是中间偏左，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CNN等；中间偏右的只有《华尔街日报》、FOX等少数几家。中间偏左的媒体，一般都比较认同民主党的理念，对共和党政府则竭尽攻击之能事，每天关于布什总统的负面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布什简直被描述成一个大坏蛋。当然，即便是民主党当政，这些自由派媒体也不见得就会多么地拥护。当年克林顿当政的时候，这些媒体对克林顿的性丑闻照样事无巨细地报道，让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颜面扫地。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多半抱着“以政府为敌”的心态从事新闻工作。他们从来不会担心对政府的负面的报道会招致“不爱国”的非议。相反，他们以及大部分民众都认为，正是媒体承担起了监督政府的使命，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才能避免政府作出危害公民的权利的事情来。揭露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仅没有被美国人民看作是“卖国贼”，反倒被大家当成英雄。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从来都坚信，“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媒体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远远多于对他国政府的批评；美国媒体对本国事务的关注，也远远多于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因为，自己的政府近在眼前，别人的政府远在彼岸。以此次美国媒体对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的讨论为例，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放过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许多媒体都把矛头指向政府部门，批评美国的食品安全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有数据显示，二零零六财年，美国抽查的到岸进口货物只有总进口量的百分之零点九，媒体于是对此穷追猛打——你们这些官僚部门，拿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都干什么去了？你们简直是渎职！因此，与其说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不如说他们在“妖魔化”美国。

其次，美国媒体上难道仅仅是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吗？不然，美国媒体上充满了关于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那么，为何美国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报道呢？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坏消息。假如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真会以为美国社会已经“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其实，我切身体验到的美国社会，是祥和安定的，大部分民众的人权和自由都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与媒体上乱糟糟的美国截然相反。这是否表明美国媒体在“造假”呢？美国的媒体为何总是“报忧不报喜”呢？这正是美国新闻界遵循的一个原则——“坏事是新闻，好事不是新闻”。新闻是对坏事的报道，而不是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新闻的看法的最大差异。

与之相反，如果在中国，打开电视或报纸，便会发现几乎全部都是好消息：是领导人到百姓家嘘寒问暖，是一次次“胜利的、伟大的、团结的”大会，是黄金时代，是和谐社会，中国人个个都是活雷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大都会感叹说：现实生活与媒体上的情形正好相反——矿难吞噬生命，奴隶童工如同生活在原始社会，农民失地，工人失业……为什么这一切在媒体上统统看不到呢？因为中国媒体在政府严密控制之下，只能“报喜不报忧”。

所以，听惯了好话的中共当局，一看到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情况的负面报道，便恼羞成怒，认为美国媒体是故意让自己出丑，其中必定有“阴谋”。为了抵消美国媒体的批评，只好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来。不问是非、曲直、真假、善恶，维护大中华的面子成为首要任务。

第三，为什么美国媒体会高度重视中国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的安全问题呢？

中国人觉得造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美国人却对此毫不含糊。因为这些产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质量存在瑕疵的轮胎会导致车祸，有毒的儿童玩具会伤害孩子，食品、化妆品和各种日用品，更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媒体重点报道这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中对生命的重视和对人本身的重视。这些报道，不仅重视美国人的生命，也重视中国人的生命；不仅揭露若干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安全隐患，也揭示出许多只在中国出售、被中国消费者使用的产品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状况究竟恶劣到了何种地步？日前，五十二岁的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在吃过大使馆附近买来的三明治之后出现严重腹泻，然后在一家高级诊所输液的时候死亡。此前，黄正一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门正在调查这一死亡事件，并承诺向韩国驻华使馆提供死因分析结果。韩国驻华使馆方面推测，导致黄正一死亡的可能是所吃的三明治或门诊部的输液药品有问题。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以及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再次引起人们的疑虑。另外还有一则相似的悲剧：拥有一百亿美元财富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在其怀念父母的文字中披露，他的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了以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而去世。一名高级外交官和一名亿万富豪的亲人尚且如此，普通民众有何安全可言呢？

在我看来，美国媒体对中国黑心产品的报道，并不是在“妖魔化”中国，而是在促进中国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些报道不仅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有利于中国本国的消费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要欢迎这种批评和监督，因为我们也是获益者。我们不能中了中国当局“爱国主义”的大魔咒，而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衷心地感谢美国媒体。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北京西城区盛辉家园的工地旁，有数十名居民举牌抗议，要求开发商修改设计，以免影响其房屋采光。盛辉家园的高楼盖起之后，将完全遮盖旁边住宅的阳光，老人们声称：“我们要阳光，宁愿不要补偿。”他们高举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维权”、“坚决维护《物权法》”等字眼。

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全国各地一系列“钉子户”的抗争事件中，物权法成为一柄崭新的武器。这也充分地表明了《物权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正面地位。那一面插在孤岛般的房屋的屋顶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它比插到钓鱼岛的国旗更美。正如王怡所说，某些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沉默不语，但一说到台湾问题便跳得八丈高，那是一种何其扭曲的爱国心。当国旗和宪法不能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国旗和宪法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呢？

《物权法》不仅仅是一部经济领域内的法律，而且是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个看法与国内大部分左派学者以及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看法截然相反。指责《物权法》是中共当局“掠夺工农”、“化公为私”的手段，这是一些国内的左派学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这两部分最不相同的人罕见地保持一致的时候。声称捍卫毛主义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做梦也没有想到，声援其观点的居然是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巩献田反对《物权法》，是要让左派在与自由派的争论中，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魏京生反对《物权法》，则是因为去国日久，完全对国内的状况隔膜了。

《物权法》遭到部分精英人士的否定，却得到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这一分歧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先天缺陷。从五四时代开始，那一代启蒙先驱中，就缺乏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左翼的陈独秀到右翼的胡适，在经济学上都不是哈耶克式的市场经济的肯定者，而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法学传统的缺失以及法学本身的功利主义化，使得法学长期未能发挥其人权先锋的重要作用。经济学思维和法学思维的匮乏，使得文学抒情泛滥成灾，若干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幻想成民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当我们的家遭到侵犯的时候，国旗、宪法和《物权法》是最后的防线。天安门城楼上的国旗，没有我们家里的国旗珍贵。在此意义上，《物权法》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与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它在唤起普通公民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必然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启蒙。重庆钉子户夫妇，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大过一百名法学家和维权律师；而《物权法》也堪称《人权法案》的先导，没有对财产权的确立，其他的人权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令狐药师

在我去过的皇宫中，圣彼得堡的夏宫无疑是最美的。凡尔赛宫体现了欧洲启蒙时代科学和理性的力量，但布局又过于严密和规则了；紫禁城则根本没有任何绿化，隔绝于大自然之外，隐喻着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冷与残暴。而夏宫则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所有沙皇的宫殿和花园当中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从一七零四年开始，彼得一世便开始着手修建这座夏季宅邸，他名之曰"沙皇菜园"，私心里却希望它能超过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宫殿的风格有点近似于十八世纪初荷兰贵族的住宅，这大概与彼得一世曾微服访问荷兰的经历有关吧。彼得一世喜欢水，雄心勃勃地将俄国由内陆国扩展为海洋国，并建立起了俄国第一支庞大的舰队。因此，他的宫殿大都建筑在水边。在夏宫的第一、第二层楼的窗户之间装饰着精美的浮雕，其内容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用意却在于赞美俄国海军的威力。彼得一世居住在一楼，皇后凯瑟琳和孩子们居住在二层。如今，房内的装饰依然是三百年前的原样——古典的家具、珍贵的布料、玻璃器皿、色彩绚烂的壁毯、巨大的油画……一切都在炫耀着皇家不受制约的奢华。

在我看来，夏宫之美不在宫殿而在花园。在彼得一世时代，花园不准普通人游览，直到十八世纪末，也只有少数沙皇的亲信大臣能够进入。后来，花园对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开放，这里也成为俄罗斯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们约会的最佳地点。一八三四年，普希金就居住在附件，为了每天都能来观察夏宫花园的美景。花园里处处是设计精巧的喷泉，因此夏宫花园也被誉为"喷泉之都"。花园里还遍布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像、皇帝和英雄们的雕像，以及伊索寓言的主人公等等。彼得一世不仅将这些雕像当作花园的装饰，而且赋予它们以深厚的教育意义——夏宫花园成了一所立体的"学校"：古代统帅和皇帝们的塑像是为了赞誉今天沙皇的权力，古希腊和古罗马众神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则是为了宣传俄罗斯需要启蒙主义。彼得一世专门从意大利订购了古希腊建筑女神的塑像，其实是象征着他本人建设圣彼得堡的丰功伟绩。我们在夏宫花园参观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一场仿古表演：在最大的喷泉之下，数百名身穿宫廷服装的各色人等登场表演，有庞大的宫廷乐队，有翩翩的舞者，有蝴蝶般穿梭的侍者，冠盖云集，宛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

如果说夏宫是皇家在大自然中享乐的场所，那么冬宫则是皇家在城市中的乐园。在彼得一世时代初具雏形、而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蔚为大观的冬宫及其附属建筑，在两百年间形成了一组极其庞大的建筑群，是"城市中的小城市"。冬宫与整个城市一起生长，先后共有八个沙皇在居住在此，处理庞大帝国的政事。从冬宫发布的命令，通过驿车送往帝国各个角落。冬宫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如今，冬宫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不过要想知道当年沙皇们的生活状貌倒也不难，冬宫内原来用来举行盛大宫廷仪式的各个大厅，依然保留了当年富丽堂皇的陈设。大金銮殿（乔治大厅）、小金銮殿（彼得大厅）、尼古拉大厅、徽章大厅和孔雀石大厅，均是帝国时代宫廷内饰的杰作，黄金宝石、浮雕油画，无不让人眼花缭乱。而沙皇的餐厅、休息室、卧室、书房、小会议室等，也都按照原貌展出。各个沙皇性格不同，喜欢的大厅也不同，但热爱和显示奢靡铺张则是沙皇们的共性。

长期以来，冬宫被当作俄罗斯帝国的骄傲，它也见证了苏俄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历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普斯科夫被迫退位之后再也没能回到这座祖先的宫殿，后来这里被当作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涅瓦河上对着冬宫象征性地开炮，成为十月革命爆发的标志。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党人冲进冬宫，逮捕了正在其中开会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俄国历史由此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在感叹于夏宫和冬宫的宏大与精美之余，我不禁要追问：对于沙皇们来说，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如此宏伟的宫殿，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居住和享乐？这种道德的指责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其实，宫殿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沙皇们试图让夏宫和冬宫等宫殿以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园林、内部装饰以及繁复的皇家礼仪来彰显沙皇制度的坚固与崇高。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专制制度必然需要一整套文学、艺术、建筑和仪式来为之铺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宫和冬宫就是沙皇制度的象征和支点。

从夏宫到冬宫，沙皇制度经历了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也走到了其衰败朽坏的末日。宫殿的华美和宏大，并不能挽救帝国的败坏。相反，宫殿越是壮丽，皇家仪式越是典雅，老百姓越是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因为皇宫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宛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这种民间逐渐滋生的不信任感乃至仇恨居然毫无所知。在尼古拉的印象里，人民的某些形象特别生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一直没有改变——尽管枪杀他的布尔什维克士兵也是来自于"人民"。一九零二年的秋天，尼古拉在给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到了他穿过一个村庄时的情景："我们穿过一些很大的村庄，善良的农民们捧着简单的面包和盐，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流露出动人的孩子般的快乐。"尼古拉深信普通百姓对他是忠诚的，他认为自己也同样忠诚于他们。然而，大批有文化的俄国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似乎离沙皇越来越远。在这种背景下，尼古拉就自欺欺人地、坚定地相信存在着那种联系着他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神圣纽带，只有这些纽带才代表着俄罗斯国家。可以认为，正是尼古拉所信奉的这种信念，构成了在俄国进行管理和立宪改革的主要障碍。

尼古拉在金壁辉煌的宫殿中自我想像的"子民"，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他将民众当作无知的孩子来看待，他本人则自作主张地充当慈父的角色。然而，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想法的内在矛盾："任何政权都发现，它的存在依靠人民的无知，因此本能而正确地惧怕教育，憎恨教育，但是，在一些条件下，不管政府愿意与不愿意都应当向教育做出让步，这时候，政府就做出一副姿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它变质，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的力量这样巨大，以致在政府控制下无需这样做。尼古拉就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明白这一点并这样去做。"这也正是为什么沙皇们愿意投入巨资修建宫殿，却不愿意将赋税花在公民教育上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前，中国的哲人老子也对统治者有过类似的建议。

尼古拉的这些观念是在深宫中养成的——一座又一座的宫殿成为他最初的启蒙老师。他离不开宫殿，似乎没有他的存在宫殿便像钟摆一样不能指示时间了。尼古拉并不是沙皇中最奢侈的一个，比起叶卡特琳娜二世来，他完全可以算是一个吝啬鬼了，这种比较就像路易十六与路易十四的比较一样。尼古拉没有专门为自己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但他深信自己的义务就是维护俄国的独裁专制制度。在一九零四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尼古拉对内务部长米尔斯基公爵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很乐意放弃这一切。"这句话并非故意说谎，确实是真诚的。尼古拉经常断言保留专制制度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上帝，为了他的祖先和他的继承人。正像他喜欢提醒士兵们那样，他们是在继承他们"祖先"所付出的"服务"。所以，他也经常说，他的义务是继续沿着他父亲曾走过的道路前进，即保留传统的专制制度。他相信，不能保持国家的传统，会成为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他深深陷入了迷宫一样的宫殿中，深深地陷入了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突然有一天，当士兵们在他的豪华专列外高喊"打倒吸血鬼尼古拉"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地底的火山已经在涌动，传统的愚民政策此时此刻再也无法奏效。尽管沙皇政权严密控制着媒体，拼命打压任何批评专制制度的声音——有人仅仅因为邮寄没有通过新闻检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但是，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沙皇家族的嘲讽，乃至与各式各样的"黄色笑话"。有关皇后与宫廷中深受信任的"圣愚"或"颠僧"拉斯普廷之间有暧昧关系的说法，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流传，甚至还有人说皇太子也是一个"野种"。昔日神圣无比的沙皇制度，今天却遭到无情的亵渎。与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肆无忌惮地传播乃至夸大路易十六宫廷中的淫乱新闻相似，统治阶层失去民心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挽回的一步，乃是人们开始在私下里或半公开的场合嘲讽和咒骂自诩为"国父国母"、"君权神授"的王室。皇家的神圣性至此不复存在，堂皇的宫廷成为藏污纳诟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妇德"方面并没有多少值得指责之处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以及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皇太后慈禧，均被民间不约而同地描述成为极度淫乱的荡妇。在叶卡特琳堡那间沙皇一家最后被监禁和被杀害的屋子里，仇恨沙皇的卫兵们涂写了大量描写皇后与拉斯普廷之间的性关系的打油诗，有些还描写尼古拉一边坐着喝酒，一边观察拉斯普廷的生殖器，还有大量描绘拉斯普廷与亚历山德拉各种姿势的淫秽图画——这些"人民"是尼古拉心目中忠心耿耿的人民吗？毫无疑问，一个匹夫小民也敢于津津有味地述说或编造其丑闻的权力系统及其代表者，其存在的根基便已经被蛀空了。即便统治者继续大兴土木，兴建无数宫殿、祭坛、歌剧院、博物馆等能够彰显权力的魅力的建筑，仍然不足以收回飞速流失的人心。一种统治制度决不能稳固地维系于宫殿之上——宫殿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革命其实是从第一个有关宫廷的黄色笑话的传播开始的。齿轮从此启动，即便是再伟大的君主也制止不了。

从夏宫到冬宫，短短的一段路程，便走过了俄罗斯三百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道德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一种早已失去生命力和其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盲目信仰已被人们踩在脚下，而他们宣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信仰。"也许，从修建夏宫和冬宫的第一块地基开始，专制制度便同时在为自己营造坟墓了——当雪崩的那一天降临的时候，有哪一座宫殿会是安全的呢？昔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沙皇，最后在庞大的帝国之内居然找不到一寸容身之地——历史冷冷地从镜子中发出一道光来。

AlterWerther

他的东西。。就当杂文看吧。。。

令狐药师

著名藏族作家茨仁唯色

几年以前，我曾经以《向西藏忏悔》为题，为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我以一名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向半个世纪以来被中共当局摧残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忏悔。这篇书评发表之后，在网络上遭到广大“愤青”的尖锐批评。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时候，几名自称“北大校友”的留美学者亦高调斥责我“破坏国家统一”。他们说，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蒙蔽，你无视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落后与愚昧，以及奴隶制度的黑暗，你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进入西藏之后，给西藏带去的现代文明。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模一样。虽然他们在美国这个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但思维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模式上。这一现象正显示出官方洗脑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在“国家统一”和“现代文明”的魔咒下，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被当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国人统统遗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发时的西藏，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她在作品中坚持描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还被剥夺获得护照的公民权利，一直无法出国访问。这便是一名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一旦选择说真话，便被中共当局当成“敌对分子”。柔弱而坚韧的唯色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为创作理念，她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区“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力作。

《杀劫》首先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该书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亲之手，唯色的父亲十三岁被征召为解放军战士，从康巴地区进入拉萨，此后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唯色在书中没有提及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政治倾向及民族观念，但在这批珍贵的照片背后，可以隐隐发现这位藏族军官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当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如大昭寺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当藏族的文化阶层受到无情虐待和彻底消灭的时候，当历代信奉佛教、性情温和的藏族民众被阶级斗争的学说所诱骗、成为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的时候，这位藏族军官不能公开发表抗议，却忠实地用镜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成为历史见证。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唯色会成为这笔遗产的发掘者、整理者和阐释者。倘若地下有知，这位父亲必然含笑九泉。这几百张首次发表的照片，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给西藏带去了什么样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革”，比斯大林在苏联的血腥统治更具欺骗性。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知识界，多半对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的本质有所认识，却一直对毛主义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来，尽管仍然有人以充当过“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自豪，但“文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反文化本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革”研究逐渐在各个方面得以展开，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于：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纱，很少人知道当年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便对唯色说过：“西藏材料可以说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这本《杀劫》，可以说是填补此一空白所迈出的第一步。

《杀劫》通过直观的、极具震撼力的图片与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将与世隔绝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这些照片之中，有寺庙被摧毁、文物被打砸的场景，有僧侣和贵族被侮辱和殴打的经过，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满山遍野的红旗标语，更有解放军的训练和演习，“文革”让西藏变得与内地越来越相似。自古以来，西藏便拥有独立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信仰体系。中共以武力统治西藏之后，立即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改造西藏社会。“文革”前十余年的改造相当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与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指出：“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

那场席卷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佛教未能成为避免暴力的屏障？为何毛泽东亦成为西藏人的“红太阳”？对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分析说：“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泽东巧妙地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暴力的配合下，让作为“精神原子弹”的“毛泽东思想”，迅速战胜在西藏存在和扎根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当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粗暴进入，只能是暂时的。当毛主义的狂热在短短十多年后退潮并破灭之后，佛教再次成为西藏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数百万藏人当中，热爱达赖喇嘛的人肯定比热爱毛泽东的人多若干倍。

毛泽东策动阶级斗争的秘诀，便是让暴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从而让个体脱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姗？费斯克在研究了两万五千份心理调查样本后指出：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最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唯色并未囿于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没有简单化地、一股脑地将罪责全都推给作为“外来侵犯者”的汉人。她严肃而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毫不隐讳地将相当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恶劣作为秉笔直书出来。她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藏人中也存在着“看客”和“积极分子”这两种人。

在该书的许多照片当中，那些挤挤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翻版。唯色写道：“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解放过。”此一分析直指人心，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鲁迅的话来说，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并非某个民族和国家独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人类有一种将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残忍本性——只要发现还有人比自己的处境更悲惨，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这种自私而残忍的本性，人类才完成了某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护”。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书中分析说：“人类确实喜欢看他人受难或者死去，对暴力场面的迷恋似乎超越了时空和文化。……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毛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都深陷于这种“恶”当中，毛只是打开瓶子盖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罪孽都推诿于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所谓的“积极分子”，乃是一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特殊藏人”。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底层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层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运动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广开来；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中共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便不会如此有效与巩固。许多时候，为了向外来统治者效忠，他们往往表现得比统治者还要严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涵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如同当年死亡集中营中替纳粹管理者工作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本人被划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却不惜以出卖同胞的代价，来换取本人稍好一点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恶”，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之恶。它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全避免之。那种过于神话雪域高原以及生存于其上的藏族民众、认为其“一尘不染”的看法，我从来就不认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恶是最容易被诱发和唤醒的，汉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样。在“文革”的诸多恶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汉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来观察，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残忍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好到哪里去。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种暴力和邪恶所摧抑，在纳粹兴起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大都投票给希特勒并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费尔那样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也一样，“暂停”信仰甚至放弃信仰的藏人，占了相当数量。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类的文明虽然积累了数千年，但沉淀下来的其实只有像窗户纸一样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单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御邪恶的侵蚀。

在勇敢地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侵占和戕害的同时，唯色对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将西藏当作一种最为“东方化”的异质存在、并将其传奇化和浪漫化的时刻，这种自省来自于作为藏人的唯色，尤为可贵。唯色对大量照片中出现过的人物都作过访谈，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权力格局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样被当局使用过又扔掉的、晚年颇为落寞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看客”，还是“积极分子”，大都拒绝对本人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忏悔，只有少数人悄悄地重新回归佛教的怀抱，以寻求心灵的平安。

唯色发现，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与拳头齐飞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经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发现与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家阿伦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伦特在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极为失望。当面对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杀人如麻的高级杀人犯时，你希望感到浑身触电，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这个人的面孔和举止就像是某个曾经与你在公共汽车上数次同座的人，某个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记录下的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们身负血债，却那样愚昧、固执和平庸，让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们”就这样毫无分别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杀劫》是一本奇特之书。是摄影，是访谈，是历史，是反思，是叩问，是寻找。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还没有翻过去，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必须翻过去。唯色所从事的伟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