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经济学是流氓无赖的学问吗？

余杰：我听说，在经济学界，好些海归经济学家们都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很快就要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如此的繁荣昌盛，是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既然全世界都无法回避中国的经济崛起，那么全世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可言？

邹恒甫：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很好，其中有多少致命的问题，即便中国的经济真的很好，与这群经济学家又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作出过多少贡献嘛。这些家伙个个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人要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杨振宁所说的几年、十几年，也不是林毅夫说的三十年。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勒兹说过，邹恒甫、钱颖一、林毅夫等等都是三流！我常常说，斯老太客气了，我们其实都是垃圾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吧，不要自欺欺人和欺骗中国人民了。

余杰：坦率地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受老百姓尊重的群体。与法学领域相比，法学界有许多法学家愿意为弱势群体说话，愿意去充当维权律师，推动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却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当权者和有钱人的辩护士。以张维迎为例，他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今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惟有公务员的薪水猛涨，灰色收入更是天文数字，张却声称：“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高等教育迅速市场化、公司化，学费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张却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人类历史上，还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如此毫不掩饰地以当权贵的走狗为荣。

邹恒甫：我曾这样批当前的经济学家：“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不是宣扬仇富心理，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富人和他们的走狗，不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圣洁，要让穷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余杰：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理性的学问，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据你的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否真的是一门可以不讲道德的学问？

邹恒甫：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主题。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置之不理呢？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绝对不是流氓无赖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有几个害群之马便否定经济学这个学科。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不是冷血动物，经济学更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家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我们看到太多的悲惨，却发现太少的眼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木不仁？经济学家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余杰：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做些哪些事情？作为一名长期在世界银行从事扶贫的研究和实践的经济学家，你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既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与若干名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有过对话和探讨。当然，你最关注的还是中国，这片生养你的土地。你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始终拿着中国护照，说明你还是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可以说，在华人经济学家当中，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经济情况了。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及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地位，使你比起像我这样一名“持自我政见”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更有影响力。那么，你认为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什么，政府的公共政策该做那些必要的调整，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邹恒甫：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面临的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日渐凸现，政府如何更好地给公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计算，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我多次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在世界银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年来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社会的不平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经济学家不是权贵的奴仆，经济学家能不研究这些问题吗？

余杰：我完全同意你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和教育问题的关注。胡温一直都在作“亲民秀”，打“和谐牌”。但卫生部门不得不宣布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近年来教育系统的“产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中小学被迫关闭，越来越多农村孩子不能完成所谓的“义务教育”。我听说，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状况比中国差远了，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却比中国做得好，是否真的如此？不能让穷人维持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国家，不配说什么“大国崛起”。

邹恒甫：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公民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又是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避免绝对贫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证每个公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非发展中国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达黎加一直实施积极的公共医疗计划，人们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步进行。在古巴，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标之一，政府把全体公民的健康状况视为自己的关键性业绩指标，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医科院校的新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一年。

余杰：前两年，胡锦涛讲话说，要向古巴学习，但学习的并不是你提到的医疗保健制度，而是古巴的新闻控制。胡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偏要学，昏聩之至，堪称“胡学”。最近有一份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本没有条件到医院看病买药。对此，经济学家们难道能假装看不见吗？

邹恒甫：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并不会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包括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余杰：今天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政府手上的钱很多，可就是不愿做这些事情。这些计划不实现，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和谐。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腐败问题。我相信你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也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有哪个国家的腐败达到了中国这样的程度？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腐败是否真的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是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小的代价？学者苏中杰在《伪自由主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群经济学家的诸多妙论（谬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批“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这是有“张维迎特色”的语言，他是西北人，西北人喜欢吃馍）这二十多年来，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七千多元，更有三千万工人下岗。厉以宁却大言不惭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甚至还标榜自己如何捍卫“学术独立”，不从众，不怕得罪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邹恒甫：像你提及的这些言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完全没有市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严肃的学术观点看待。根本不值得批驳，根本就是笑话。我曾批评厉以宁不入流，把他气得脚直跳，给我的老师董礽打电话，说邹恒甫怎么这么缺德，挖苦我。董先生说，你本来就没有水平嘛。这些人是策士，哪是什么经济学家！腐败就是腐败，打扮得再漂亮也是腐败。

关于腐败的危害，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九二这四十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这就是说，制度存在惯性。一旦腐败制度化，它就会侵入社会的骨髓，由此产生的极度社会、经济不平等将成为社会的痼疾。

余杰：张维迎之流的经济学家，明明是当局的策士、富豪的师爷，却偏偏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们哪里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混乱，在中国的“泛自由主义者”群体中，既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自由主义者还应当有一个通用的、入门的标准，那便是：必须批判现存体制，呼吁民主和人权。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便持续至今。新左派的策略之一，便是故意将对张维迎等人的批评强加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学者徐友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一文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诟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另一方面，张维迎等人也以一种“受之无愧”的态度，拿过自由主义者的帽子来（在官家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则巧妙地隐藏起这顶帽子来），企图在民间也博取部分的喝彩，他们希望两边通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张等人的批评，本来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权贵经济学家（或用你的话来说，是“流氓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又容易被歪曲成左派反对改革。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要小心别人给你贴上左派的标签。

邹恒甫：这场争论一定要突破左右之分。汪丁丁说过，虽然他支持我，但没有办法公开发言，一发言，左右两边都会批他。我不在乎左右，只在乎真理。我说我是“穷人的走狗”，并不是说我完全肯定穷人、美化穷人，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为弱势群体说话是我的立场。

余杰：我很欣赏你的立场。前段时间茅于轼有一篇《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引发了很大争议。我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同意他的后半句话。我个人像你一样，更愿意选择既为穷人办事，也为穷人说话，因为富人已经有很多人为他们说话了，看看那些时尚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房地产广告中传递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羡富情结”远远大于“仇富情结”。真正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你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批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邹恒甫：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李实我就很欣赏，搞收入分配的，还有朱玲，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在扎扎实实搞学问。当然，他们离世界一流还有距离。而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是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阿马蒂亚•森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回归了伦理的要素。他在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研究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系，深入考察了饥荒、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贫困的影响深远的指标，彻底改变了现代政府抗击饥荒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式。

森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怀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森指出，伦理与经济学并不矛盾，道德在每个人的行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约束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森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使他获得了“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美誉。他还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一九九零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

余杰：我记得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森认为，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一直苦心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底层人民的不幸，他在最重要的著作《贫穷和饥荒》找到了答案：原因不在于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将森的理论对照着阅读作家杨显惠描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定西孤儿院》一书，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学比文学更堕落，中国的文学家中毕竟还有一位杨显惠，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却没有一名像森这样的人物。森是一位知性和德性集于一身经济学家，他展现给我们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生命价值和至纯品行。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浮躁和混乱，照出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失态及人格缺失。森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榜样，也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像森那样做，才能恢复经济学的尊严，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大学的尊严，恢复知识分子的尊严。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令狐药师

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一说起今天母校的情形来，我便不禁黯然神伤。两年前，当北京大学被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份大学排行榜评价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时，有多少北大教师为此而欢呼，多少北大学子为此而骄傲，仿佛北大真的比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亚洲名校更加优秀。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欢呼和骄傲不过是一出荒诞剧罢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没有出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北大没有出过一个有分量的思想家和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北大的教授和毕业生没有写下过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巨著……北大给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是一份可耻的白卷。今天的北大，早已背离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早已沦为一座没有活力和生机的、阴森森的集中营。当坚持说真话的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解聘时，当报考北大法学博士的甘怀德揭露招生过程中的黑幕时，当作为学子们心灵家园的“一塌糊涂”和“燕南网”被关闭时，当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中心“三角地”被突然拆除时……绝大多数北大师生都报以死水一般的沉默，连一点微澜也没有。

如今，权势和金钱在北大畅通无阻，北大自觉地充当了官与商的奴才。看看校园里横行霸道的豪华轿车，看看正在拔地而起的五星级大酒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课堂上教授们讲授的“干货”越来越少，愿意阅读和研究“无用之书”、“无用之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金钱的气味弥漫在未名湖的每一丝空气里，权力的欲望充满了这座校园的每个角落。当年，蔡先生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学生“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其少。因做官热心，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籍此活动于社会”。这番话，语重心长，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好在当时的北大师生大都天良未泯，遂在先生的感召之下发奋图强、潜心学问。即便在抗战南渡的那些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依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乃锻造出北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成就。

相比于一九四九年之前北大的光荣历史，今日北大的退步真堪称一日千里。如今，北大并不缺少钱，北大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北大并不缺少社会的关注，北大简直就是中国人一张珍贵的脸面；北大并不缺少优质的生源，北大每年收纳全国半数左右省市区的状元，生源之佳连哈佛耶鲁也望尘莫及。那么，今天的北大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呢？北大缺少的是灵魂，缺少的是正气，缺少的是宽容，缺少的是自由，缺少的是自信，缺少的是张扬学术独立胆识，以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心。面对再度沦丧、乌烟瘴气的北大，正如学者冉云飞所描述的那样，简直就要让蔡校长愤然从香港华人公墓中挺身而起了——“九十年前蔡先生对旧北大的批评，拿来移赠今日中国之大学，是如此的贴切，贴切到令人伤心。当时仅是北大之坏，现在是中国大学之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大学之殇，可谓国殇。”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北大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沉沦为中国最坏的大学，我还来不及为母校写一篇悼词，这一转换便如此迅速地完成了。帮助北大完成这一转换的，有诸多在北大占据要津的显贵和闻人。时下北大颇为走红的学者名流，有声称“民主是个坏东西”的政治学教授潘维，有鼓吹“法治不适应中国的现实”的法学家朱苏力，有坚持“反右、文革就是好”的文学教授孔庆东，有高呼“腐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人。这北大之“四大怪”，可以合在一起打一桌精彩的麻将了。这些人的奇谈怪论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仔细揣摩了当政者的心思意念炮制出来的。只要能够博得当政者开怀一笑，他们不惜触犯众怒、不惜违背常识、不惜留下千古骂名，也要用晦涩的理论和美妙的话语，将邪恶的思想包装起来，四处发表和传播，能蒙骗一个被侵害与被凌辱的同胞便算一个，能换来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出入证便算一个。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北大不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机构，不再有一心向学的莘莘学子和清晨的琅琅书声。大小官员都将北大作为一台疯狂转动的赚钱机器，人人都想来分得一杯羹。在北大的各院系中，“见钱眼开”的，尤以时人趋之若骛的光华管理学院为最。北大之坏，光华首当其冲。北大校方挑选和任命光华的院长的时候，不是看其学术水准，不是看其管理能力，不是看其服务意识，不是看其献身精神，乃是衡量其究竟可以给学校赚来多少钱——尽管他本人所获得的是大头，缴纳给学校的是小头，至于这钱是否合乎法律、道德以及职业伦理，作为收钱者的校方和作为挣钱者的院方，均不作进一步之考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北大藏龙卧虎，仕途之难，更是难于蜀道。作为“过五关，斩六将”的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对此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四十出头便满头华发，这院长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当得稳当的。
光华之坏，坏在为腐败张目，为贪官帮腔，为奸商护航；光怀之坏，坏在培养了一大批不讲良心的经济动物，让经济学更加声名狼藉；光华之坏，坏在将北大当作洗钱机器和摇钱树，以北大百年的清誉换取一夜之暴富；光华之坏，坏在甘为批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基地，光华的富豪班和官僚班，有几个学生是真正听了课、写了论文的？把教育当作生意，是对教育的羞辱和对商业的扭曲。然而，张维迎却乐此不疲。既然光华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印钞机，那么谁阻碍了这台机器的运转，谁就得被棒打出门去。

近日，经济学家邹恒甫、何志毅先后被张维迎逐出北大，两人以及其他员工均发表公开信谴责张维迎的土皇帝作为，而北大校方和张维迎至今不作任何回应。但是，通过部分媒体和网络，张维迎的庐山真面目逐渐浮出水面。他表面上是教授，实际上是奸商；他控制的诸多研究中心、研究所，其实被用作洗钱工具。他不是为人师表的教育家，而是惟利是图、惟权是用的官僚。审计长李金华掀起了“审计风暴”，偏偏就是没有审计过光华“一塌糊涂”的帐目。一般而言，违法乱纪者会将黑金投入到黄赌毒等领域，如今黑金居然进入教育和学术领域，自有大学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近年来，光华管理学院自身也蜕变为一个惟院长马首是瞻的独裁单位。北大精神的传承者、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指出：“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今天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们偏偏反其道而之，将大学及院系由“公器”变为“私器”，校园是民主的死角，职称是操纵傀儡的长线，哪个教职员工敢不俯首帖耳！张维迎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自认为具有超凡的赚钱能力和过硬的政界后台，遂在北大为所欲为：视教授为奴仆，视学生为蚂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为学院院长，实为黑帮老大。大部分教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瞠目结舌，道路以目，直至被扫地出门，方才道出真相来。

我在网上发现，在致张维迎的公开信中，案例中心主任何志毅直接将其形容为“流氓”，在这近年来教授与学阀之间的冲突中亦较为罕见。何在信中指出：“与你这等卑鄙肮脏品行的人实在无道理可说，我十年为光华做的贡献被你抹煞，处心积虑免掉我案例中心主任职务，案例中心是我和近五十位工作人员呕心沥血十年的成果，你的这种作为将使他们面临失业！这种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霸道的免职程序，根本不符合北京大学对于虚体研究机构的管理程序！……我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为学院内部的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感到痛心。有人劝我向你低一下头，我可以向任何光华的院领导低头，但对于你这个流氓，我绝不低头！”言辞虽过于激愤，亦可见张在北大的作为何等不得人心。但不得人心，似乎也并不影响其学阀的地位。

大学变衙门，北大是先锋，光华是先锋中的先锋。鲁迅曾经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哪里有奴役，哪里便有抗争；哪里有黑暗，哪里便有对光的渴求。案例中心的四十八名员工在联名信中指出：“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在成为院长后，疯狂打击报复在他没有当上院长时所有和他意见不一致或不支持他当院长的老师及院聘工作人员。……张维迎出于私人恩怨免除何老师的职务，于情理不合，完全无视我们全体员工与何老师的共同心血，也完全不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当然，张一直就没有北大人的特质）。对于张维迎这种恶劣的报复行为，我们坚决支持何老师！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法律、媒体力量，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将保留向上级领导申诉及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内幕及真相的权利，坚决和张维迎这样披着学术外衣的无耻之徒战斗到底！”从此信件中可以看出，北大内部极度缺乏民主机制，五四运动的摇篮居然成为斩钉截铁的一言堂。在西方大学中，解雇一名教授或职员，乃至开除一名学生，都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需要经过学校董事会的再三讨论，而不能由校长、院长一人拍板。在决定作出之后，学校内部还有一套严格的申诉机制，当事人的意见有充分陈述的机会。今天，连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也被迫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被迫成为曲线维权者和上访者，可谓斯文扫地，最高学府不复有最起码的尊严。而肉食者依然傲慢待之，以鸵鸟政策应付。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如今，北大被丑闻缠身，不是国耻又是什么呢？如今，北大之魂的湮灭，不是国殇又是什么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如今，北大的楼堂馆所越来越富丽堂皇，北大的学术成就却越来越“不足为外人道也”。一个个的学官、学阀、学商，像蛀虫一样将北大蛀成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心萝卜。独立学者冉云飞指出：“现在的大学教授、博导无耻者不少，学生势利也与老师有一拚。教授、博导没有独立的人格，以傍官员大款为荣，学生也不问一个教授、博导有无学问，只管他是不是学官，因为学官可以为他将来就业打下基础，这些事在今天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事实。”环视今日之域中，已无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只见一个又一个以土围子包裹起来的衙门。北大如果希望从沦陷中得以光复，就必须接受国家的审计，彻底洗涤黑金，回归学府的本来身份，放弃公司化经营的歧路；也必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首先从光华开刀，首先将害群之马张维迎罢免，还教授以尊严，复北大之清誉。那么，北大校方及教育部，有没有决心如此行动呢？

令狐药师

二零零七年感恩节前夕，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按惯例访问香港，却突然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数百名“小鹰号”水兵的家人，事先已经抵达香港，计划与舰上服役的亲人团聚，共渡佳节。当他们得知无法与亲人见面之后，深感失望。美国驻香港使馆不得不为他们另外安排假日活动。

紧接着，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当“小鹰号”刚刚离开香港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却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决定允许“小鹰号”在感恩节期间抵港修整，中方已经向美方通报这项决定。然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位发言人说：“这些船舰回不来了。它们离海岸三百哩，而且海上有风暴。”

美国海军发言人指出，中方并未解释先前拒绝“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停靠香港休假的理由。美方推测的理由，包括中方藉此报复美国宣布出售爱国者二型导弹相关升级系统给台湾，以及美中双方近几个月来，在两国贸易和伊朗核武器问题上的歧见。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题为《小鹰号赴港不成的幕后种种》的社论，分析指出：“北京高层一直怀疑，陈水扁之所以无所顾忌，大搞台独，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朝野间有潜在势力，与阿扁呼应支持。爱国者二型导弹是否在为台独增势？北京的怀疑并不是过敏吧。”《世界日报》的立场明显亲国民党、亲蓝营、亲统派，一直严厉批评民进党政权的政策。但是，为了反对台独、反对陈水扁，却莫名其妙地将美国牵扯在内，言下之意是：美国保卫台湾，罪有应得。这就是恩将仇报了。《世界日报》不谴责北京方面自食其言、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反倒讥讽八千美国官兵不得不“在风浪中度过感恩节”，简直与中共的喉舌“异曲同工”了。

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主任时殷弘对此另有解释：“美国售武器给台湾已是老问题，中国经常对此表达不满。”但此次拒绝“小鹰号”另有原因：“中国仅希望以不愿美舰访港、改变的态度告诉美国，中国不满布什亲自出席国会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的场合。”《华盛顿邮报》指出，时殷弘是一名“与中国官方保持接触”的学者，似乎他表达的是“内幕消息”。其实，据我所知，时殷弘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学识浅薄，观点偏执，在学术界名声很差。他跟中共高层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获得某种“出口转内销”的核心机密。但是，这一类日夜梦想着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所谓学者，经常含混地对外宣称“智囊”的身份，对外电中煞有介事的报道故意保持沉默，于是逐渐让子虚乌有的“智囊”身份弄假成真。时殷弘的“个人见解”不应被认为是“授权发布”的“内幕消息”。道理很简单：布什总统出席美国国会为达赖喇嘛颁奖的仪式，是美国政界的一个惯例。中方尽管不满，但不至于在一个多月之后采取如此不智的方法杯葛之。

“小鹰号”事件，不管原因是美国向台湾出售导弹，还是恰好遇到中共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中方的前倨后恭，并不能证明自己就是胜利者，是可以让美国“不舒服”的大国，是可以向美国说“不”的对手。相反，中方根本不了解感恩节在美国的重要意义：对于美国人来说，感恩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节日，是一家团圆的日子，类似于中国的中秋节。中方以这种下三滥的做法阻挠美国官兵与家人在此节日团聚，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是义和团的延续。以此方式来“宣示主权”，如外交部所回应的那样——“中方向来是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只能显示中方的愚蠢与顽劣，只能再次表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此举除了激发美国民众对中国产生更多的不满之外，还会有什么效果呢？在美国民众已经对劣质的、有毒的各种“中国制造”的产品愤怒不已的当口，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在此意义上，北京才是“小鹰号”事件的真正的失败者。一次率性赌气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伤害，以后十次竭力的修补都难以弥合。

在海外华人观察家中，尽管有不少人在批判中共的独裁专制方面立场鲜明，但在评述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却缺乏远见，选择与西方左派的观点保持一致。他们奉行绥靖主义，否认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正义性，对伊斯兰世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非民主状态”视而不见，对缅甸、苏丹、北韩、索马里等地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心”的程度，却又奢望不同的制度“和平共处”。他们喜欢以反美来表达“政治正确”，日复一日地“唱衰美国”，却事与愿违。

比如，我一向敬重的香港政论家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题为《小鹰号航向西太平洋的落日风云？》一文中，将“小鹰号”事件阐释为“美国的国力滑落，布什声名狼藉”的结果，并头头是道地分析说：“布什政府手忙脚乱这八年，‘九•一一’的历史时机，中国一点也没有浪费。对于美国，俄罗斯坐大，中国崛起，北韩敲诈，现在连巴基斯坦的穆色拉夫也把美国玩弄于股掌，藉反恐合作清除异己，美国想把贝娜齐尔布托放虎归山，恐怕为时已晚，连台湾也捋弄虎须，戏耍超级大国，虎落平阳，二十年后再回顾，布什可能成为葬送美国国家利益的千古罪人。”如此描述，美国似乎已经沦落为“二等国家”。当然，陶杰在结尾处也承认中国暂时还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惟有坚守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高地，对世界的感召才可以维持强大的精神票房。相反，中国的经济实力，却无法转化为世界崇尚的文化实力，此一潮流，恐怕不是经济数字所能准确演绎。”有此一段话，他还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陶杰对“小鹰号”事件作了“过度阐释”，认为这是美国即将“失东亚”之先兆，以及中国“大国崛起”之标志。他甚至联想到日前的中国潜艇事件：“小鹰号再来东海，惊惶地发现中国的核潜艇悄然游近，出现在攻击射程之内。”对潜艇事件的评估，我想陶杰是受到了《世界日报》上的那篇头版报道的误导。其实，稍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以美军领先中国三十年有余的科技水平，焉能对中国技术相当落后的潜艇接近自己的航母而一无所知？美方不作反应，乃是因为那里是公海区域，美军舰只可以自由游弋，中国舰只当然也可以自由游弋，美方没有任何理由驱赶中方离开。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明确知道中方的潜艇对自己没有恶意，中方哪里会如同飞蛾扑火一样，对美方进行挑衅和发动攻击呢？当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方飞行员的故意挑衅，已经让中方灰头土脸、难以善后。中共必然吸取教训，再不会如此冒险了。所以，美方完全没有理会中国潜艇的活动，仅仅是严密监控而已。当中国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美方当然也不会感到惊诧。然而，陶杰却将潜艇事件与“小鹰号”访港被拒联系起来，居然得出美国在东亚力量日渐衰落的结论。这一结论与事实谬之千里。

美国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不因为耗费巨资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元的弱势地位、次级房贷市场的风暴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猛涨等，而受到根本性的撼动。据多家权威机构评估，美国仍然是全球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与渗透仍然无与伦比。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所有关键的软件系统都是由美国开发并拥有的，美国也是该行业的标准的制定者。欧盟和日本的经济仍然不振，在军事上完全倚靠美国及北约的保护，不可能挑战美国。而所谓的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总量之和亦只有达到美国的四成而已。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美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均收入水平相近。换言之，中国生产力水平比美国落后一百三十多年（假如今后中国重复美国发展过程的话）。美国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美国政府也许没有中国政府有钱，但美国民众拥有的财富却让中国民众望尘莫及。据美国工商协进会的资料显示，二零零六年美国家庭掌握的额外所得为一兆七千亿美元，美国有七千三百万家庭有可任意支配的所得。美国人在二零零七年感恩节“黑色星期五”一天的节日消费，便超过了两百亿美元。在这些数字面前，中国还有什么资格宣称“大国崛起”呢？

而仅以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来说，美国并没有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放弃或看轻东亚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反，近年来美国大大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部署。由于台海局势和北韩核武等热点问题，使得美国相当重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美日联盟的巩固，与韩国关系的改善，大部分东盟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印巴双方都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连宿敌越南也频频向美国抛出橄榄枝……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美国在东亚地区是决定性的力量，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中共虽然自称“崛起”，但要与美国叫板，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与周边环境，中国在东亚根本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近年来，美国对海外的军事部署作了重大调整，由于欧洲局势比较稳定，遂大西洋的军力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二战之后，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首次超过了大西洋。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小鹰号”事件不仅不是美国和美军衰落的标志，反倒只是北京方面幼稚低能、朝三暮四、玩“变脸”游戏的一次丑态毕露。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令狐药师

最近几年我在美国访问时，发现若干大城市都有聚居着大群中国贪官、奸商及其家属的“华裔富人区”（有的地方还被戏称为“二奶街”）。此一景象从东岸一直延伸到西岸，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严重腐败和资本外流数额的巨大。我在与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中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官员以及智库学者、媒体主管、大学教授讨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提出这样的追问：当美国成为中国蠹虫逃避法律惩罚的天堂的时候，美国如何有效遏制这一趋势、避免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长期以来，美国未能强有力地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黑金的流入。首先是因为其自由经济制度，当贪官和官商利用亲属转移黑金的时候，有关部门很难监管和甄别；其次则是因为美国政治结构的制约——“三权分立”的原则，使得立案、调查和审判无法以某种“雷厉风行”的方式推进。但是，我仍然向美方人士表达了此种看法：如果任由中国的腐败资金流入美国，短期之内固然会给美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就如同腐蚀剂一样，将危及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美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丑恶行径放任自流，还将伤害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并导致中国民众对美国产生负面看法，最终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危害。

中国的外逃资本大多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国内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她指出：“资本外逃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那些口头上声称“忠党爱国”的中共官僚不会关心未来的危机，他们关心的是在海外的黑金和亲属。他们如同当年的法国国王一样，只要能够花天酒地，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今天的中国，专制政体、垄断权力与贪污腐败几成死结。在此背景下，假如美国能参与遏制中国资本的外流，便是馈赠给中国民众的一份厚礼，亦是中国民主化变革的绝大助力。


胡长清将美国当作“救生艇”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外逃贪官达四千多人，实际数量当超过万人。而尚未外逃、仅仅是将妻子、子女“合法”送往美国居住及求学的中共官僚，更是不计其数。二流贪官选择东南亚和拉美国家藏身，一流贪官则选择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国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仅在二零零零年，中国外逃资金就达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四百零七的美元。美国是中国外逃贪官数量最多、外逃资本数额最大的国家。

在外逃资本当中，相当部分是通过子女留学这一途径流出去的。近年来，数量庞大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国际教育市场追捧的“香饽饽”。固然大部分留学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女，父母用一辈子省吃俭用的钱来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僚家庭的子女。如果调查中共县级以上的官员的子女的情况，可以发现出国留学的比例是普通百姓家庭的数十倍。这些干部子弟出国并不仅仅为了求学，而且还肩负着将父辈的赃款携带出国的使命。然后，他们将父辈贪污来的钱财以外资的形式，重新投资到中国来，以赚取暴利。

被绳之以法者寥寥无几。前几年被执行死刑的前江西身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的原因，据说是源于偶然间的一个电话。在这个打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的越洋电话中，胡长清毫不掩饰地对儿子说：“儿子，你在美国要好好经营，为我们作好准备。共产党的天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要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生活了。”看来，胡长清才是真正的“亲美派”呢！

隔墙有耳——中共国家安全部一直对党政高级干部实施全天候的电话监听。特务们将高干贪污受贿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通常不会立即加以查证和追究。因为一旦查证和追究的话，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这些资料一般由秘密渠道汇报到中央政治局，作为高层政治斗争的时候可资利用的材料。安全部的特务们很少听到一名副省级高官在电话中如此不加掩饰地表达对中共体制的绝望。负责人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特别汇报。

据香港媒体报导，一次政治局开会时，江泽民特意让所有成员都来听听这段录音，听完之后立即下令对胡长清立案调查。这样，一下子查出胡长清多如牛毛的贪污受贿案件来。最后，江亲笔批示将胡长清判处死刑。胡长清固然死有余辜，但许多比他贪污数额更大的官员并未受到查处，这说明中共高层可以容忍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不能容忍其“不忠”。胡长清被处死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是否归还了父亲的赃款，是否因为参与销赃而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没有看到后续的报导。

胡长清的“不忠诚”其实不是例外，而是一种普遍的状况。说到“忠诚”，中共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干部呢？就连邓小平也是“美国人”的爷爷——他的孙子辈中，已经有若干人具有美国国籍。中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来掩饰其意识形态的苍白。于是，反美的文宣成为中共的拿手好戏。当网路上无数的爱国愤青疯狂地咒駡美国的时候，却不知道中共的高官们早已把财产转移到了美国，他们的后代早已提前实现了“美国化”。被妖魔化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共高官们心中最后的“救生艇”。

胡长清事件仅仅显示了中国外逃资本的冰山一角。学者王军在《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中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了世界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进入九十年代，外逃资本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未经政府批准。

中国的蠹虫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像绿卡一样绿。他们深知，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建有个人帐户，他们不会让家中堆成金山银山，而是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入此海外帐号之中。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帐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也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一些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各地在海外不少“视窗公司”，实际上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的业内人士也揭露说，不少中资企业以钜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中国大陆的境外投资一直有“碰不拢”的两本账。比如，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一千家，中国的统计则仅为二百一十八家。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处于官方正常的管理之外。


杨秀珠的“西游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仍然将美国看作“誓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巢穴”。然而，中共高级官员们在骨子里无不对美国文明“五体投地”。就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中共领袖的子女，也都纷纷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甚至还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内心评估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今日中国已沦为一个“谎言之国”。有那么多中国高官的家属长期居住在美国，即便以此而论，中共当局也不敢悍然对台湾开战、与美国为敌，更不敢像“猪头将军”朱成虎宣称的那样，用核武器来攻击美国西岸、让美国数百个城市化为灰烬——如果那样做，中共高官不计其数的孝子贤孙们岂不一同灰飞烟灭了？

如今，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纷纷在案发之前走上“西游”之路，他们其实比谁都热爱美国，他们早已在美国筑好了安乐窝。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在案发前夕，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等一大家子，施施然地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杨秀珠并非像某些国内媒体所言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计划之后，镇定自若地成行的。证据之一便是，她居然能及时获得“九·一一”之后审查极其严格的赴美签，并从容突破政法、公安系统的“天罗地网”，带领一家老小出境。证据之二便是，她在多年以前便在美国多个城市大肆购置房产，可谓未雨绸缪、狡兔三窟。

杨秀珠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西游记”。不过，她去美国不是为了“取经”，而是过上“资本家”的幸福生活。在温州地区，杨秀珠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早年她是一个卖馒头的食堂职工，后来在官场上春风得意，先后担任温州市规划局长、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等要职。案发之后，她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人物”，被指为“浙江巨贪”，涉及金额据说超过了已被处决的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据温州市纪委的通报，已查清杨的涉案金额为二点五亿人民币，已追回四千多万元，冻结七千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二人，处级以上官员十一人，科级官员七人，其中以原温州市市长陈文宪受贿案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局长王天义贪污案尤其引人注目。

杨秀珠在西方国家中唯独青睐美国。据纽约的一家华文报纸的调查显示，在纽约疑似杨秀珠房产的至少有五处。已经完全确认为杨所有的一处房产，靠近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款支付了五十五万美元，一年的地产税是四万五千美元，由此推测这座楼房市值约为四五百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公寓房月租金至少两三千美元，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应该在五十至八十美元左右。仅靠这一处房产，杨秀珠即可维持富豪水准的生活。该报纸调查的五处房产皆在纽约市区，而新泽西州、长岛以及华人汇聚的美国西海岸加州等地，有无她的房产，皆无从查证。有人估计，杨秀珠带入美国的钱财可能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杨秀珠捞钱的手段简单而粗糙，甚至是“赤裸裸”的。在其任职温州副市长期间，曾把原温州市动物园土地的使用权，强行批给一个原籍温州的法国商人。超过一亿元的地价，五千多万元就批了出去，好处费自然不会少。杨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所属的公司，更被人称为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杨秀珠的发迹史与升官史几乎同步。她担任副市长和副厅长的八年间，也正是疯狂敛财的时期。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乃是专门提拔贪官污吏的体制，是谁“更坏”谁就能获得升迁的体制。

二零零四年二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对杨秀珠的“红色通缉令”。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杨秀珠在荷兰落网。但消息传出几小时之后，中共宣传部立即下令内地各媒体禁止报导有关杨秀珠的最新消息。迄今为止，杨秀珠仍然未能被成功引渡回国受审。杨秀珠的靠山——其兄长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现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倒继续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按照常理推测，杨秀珠的腐败情况，作为兄长的刘锡荣不可能一无所知。自己的家庭尚不能保持清廉，刘锡荣却荣升为专门查处党内腐败的中纪委副书记，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

杨秀珠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时间，美国方面并未着手对其进行调查和控制，表明美国对外逃的中国贪官缺乏足够的执法热情。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贪官和奸商及其家人纷纷选择在美国聚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西两岸的精华地区当然是首选。例如，在距曼哈顿仅一个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差不多成为华人的天下，至少有十万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屋价位节节攀升，美国人抱怨是中国人将房价拉抬起来的。在那里入住的中国新移民之中，有不少人与杨秀珠背景相似。全国首届“十佳青年”之一、前河南服装公司总经理潘明玉即居住于此。十年前，潘明玉卷款外逃，轰动一时。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来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在此买下三处房产。

大部分逃亡到美国的中国贪官都逍遥法外。有的隐姓埋名，过上了比较低调的生活；有的仍然趾高气扬，常常抛头露面。近年来，中国每年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大约只有五人左右，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便有被称为“中国胃口最大的贪官”的余振东。余振东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伙同他人把四点八三亿美元转移到国外，并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出逃至美国。二零零五年四月，余振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移交给中国司法部门，成为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缉拿回国的贪官。可惜的是，像余振东这样的、“西游记”戛然而止的贪官，少之又少，根本不足以震慑更多的后来者。


“小皇帝”的留学生涯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显示，外国涉及贪污弊案的高层官员想要到美国，一般而言有所谓的“三部曲”：第一步是先将配偶和子女透过留学、移民或做生意的方式先送到美国，第二步是透过各种途径将贪污的赃款转移到美国购屋、置产或投资，第三步则是本人发现情势不妙，也跟着到美国。据估计，每年中国大陆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在一百亿以上。美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身份特殊的留学生（尤其是“小小留学生”），刚来美国不久，就能住上一套豪华别墅；没过上几天，又能开上一辆高级跑车。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少部分是私营企业老板、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之外，大部分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大中型国企的主管。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一位人士透露，如今在美至少有超过六万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小皇帝”们的比例逐渐升高。一二十年前中共高官的子女留学美国，尚且比较低调，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胡锦涛的女儿胡海青、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等人，他们一般都是化名来到美国学习，老老实实地完成了学业之后，先在美国公司任职，然后再回国“创业”，数年后才成为亿万富豪；而如今赴美留学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年龄越来越小，个性也越来越飞扬跋扈，毫不顾忌舆论的负面看法，他们夸张的言行举止，便是好莱坞明星也要刮目相看。

这些小小留学生，大部分根本无心向学，无心上进。他们通常是耗费钜款，联系一家美国的垃圾学校，通过该学校办理好在美国居住的各种档，便在美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美国一家华文媒体曾质疑说：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宾士，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这一现象也让当年的留学生感慨万千，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一九八一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五美元。”这些话让那些背景显赫的小留学生听来，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近年来，出洋留学的官商子弟，年龄日趋低龄化。由于许多青少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自由世界之后不久，便翘课、淫乱、吸毒乃至参与黑社会，既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也败坏了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这些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头不凡的富家子弟，也成为中美两国航线上的常客。一位中央媒体的驻美记者这样描述道：“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航空港洛杉矶机场，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最为繁忙。源源不断的留学生，再也不是二十年前那种囊中羞涩、手里攥着几十美金不敢花的寒酸样了。他们出手大方，大方得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坐头等舱的公子小姐比比皆是，他们携带大量行李，许多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这群消费能力超群的小皇帝们，甚至还带动了美国中餐馆的业务。一位纽约中餐馆的老板感叹说，在我们这里饕餮山珍海味的贵族学生简直多如潮水。而美国大城市富人区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一些看似“孤儿寡母”的华人，竟能一次性地完成现金交易。这使只能靠三十年分期付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简直看傻了眼。这帮买豪宅、开“大奔”和“林肯”的中国小留学生，美国媒体将他们与阿拉伯石油国家的王公们相提并论。

二零零四年，深圳市副书记、秘书长李意珍以政令方式强迫全市学生观看其女儿主演的影片《时差七小时》，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引起舆论大哗。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名在“市长公主”的帐户上，居然有近千万的巨额财产。当被问及财产从何而来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傲慢地宣称：“这是父母做生意赚来钱，他们难道不可以给我的零用钱吗？”据国内媒体报导，李意珍的女儿李倩妮（妞妞）自一九九五年九月开始赴英国和美国留学，共留学海外近九年，仅计算必须的支出，费用大约为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按照其父亲作为公务员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支付这笔钜款。这笔钜款从何而来，不言而喻。

事实上，妞妞早在十几岁时就拥有了数百万元的资产。一九九三年，妞妞尚是个十四岁中学生，竟能出资三百五十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专事留学仲介的“深圳市仁和海外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妞妞是个十七岁的留学英国的中学生，又出资二百六十九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梦想隧道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时差七小时》就是该公司拍摄的。一九九七年，她又出资一百五十万元成为“深圳市披克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三家公司，其注册资本就达七百六十九万元，还不包括营运资本。当这些黑幕都被揭示出来之后，李意珍的官位岿然不动，李倩妮仍然逍遥自在。直到二零零七年，李意珍才被免去副书记一职，却仍然担任常委。李意珍的后台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广东人大主任黄丽满，黄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所以，除非胡锦涛要拿黄丽满开刀，否则李意珍不会成为阶下囚。

可以想像，李倩妮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多“牛”。中国的“小皇帝”们个个腰包鼓鼓，现金充沛。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限额相当严格，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巨额现金交易，动辄就是上百万美元。这些钱是如何流出国门的呢？有内部人士透露说：“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美国等方式作为交易。他们住豪宅、开大奔，你想钱从哪来？”可以说，每一个在美国挥金如土的“小皇帝”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邪恶而黑暗的官僚家族，以及千千万万权利被侵害的工农大众的斑斑血泪。

单纯的西方人一般不会太多注意这些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的青年人，这也成为贪官的父母们精心安排“小皇帝”赴美留学的重要原因。美方要想根治来自中国的黑金，要遏制那些与中国有生意来往的美国公司的腐败行为，不妨以这些从中国来美国的“小皇帝”为突破口。美国立法机构可以用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部门更大的权力，对中国的“小皇帝”们展开调查和取证。这样，也许可以“顺藤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后的蠹虫父母来。


美国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外国（尤其是中国）贪官污吏们的“脏钱”流入美国，对美国弊大于利。美国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外国贪官的避难天堂，但布什政府近年来加强全球反贪腐的国家战略，布什总统在二零零四年一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因为贪腐行为而受益的外国高层官员及其配偶子女进入美国境内。布什总统多次在国际场合痛批外国政府高层官员贪污是所谓的“强盗政治”。据称，美国国务院手中握有一份外国贪官的秘密黑名单，包括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前秘鲁总统藤森等多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都名列其中；而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至今已有超过二百五十多名外国贪官被美国政府取消签证。

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没收涉嫌贪污腐败的外国高官经由洗钱渠道进入美国的财产，其中被判入狱的尼加拉瓜前总统成为这项新计划的第一个目标。目前，由美国多个政府机构联合成立的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对六个拉美国家的九名贪官的洗钱指控进行调查。“反洗钱行动”是美国政府净化国内经济秩序的铁腕行动。一名介入调查贪官洗钱案件的官员声称：“如果我们能帮助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愿意干。我们最不愿意让腐败的政府官员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因为他们制造的金融和社会危机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已经开始检讨此前对中国贪官和奸商的“绥靖政策”，当中国国内的反腐运动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缓而陷入困顿之时，国际反腐有可能对中国贪官和奸商造成“釜底抽薪”之势。

最早发现美国政府将对外国贪官们转移到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调查的，不是媒体，而是办案经验丰富的前检察官、“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近日，其主办的“反洗钱”网站刊出了一篇报导：“本网站透过可靠的消息渠道获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移民归化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神秘的联合调查小组。该小组的成立准会令那些通过洗钱的方式将贪污受贿所得的不义之财转移到美国的外国贪官、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人和朋友们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这个联合小组的任务是迅速摸清美国境内外国贪官投资金融机构、不动产和商业的具体情况，一经核实，立即将其没收！”

美国正在采取更加主动逼人的新战略，追究境内源于外国的脏钱。这些脏钱的用处各有不同，有的是阿拉伯石油大亨用于资助国际恐怖活动的，有的则仅仅是中国蠹虫们用以在美国“安居乐业”的，还有的还进入色情、赌博、走私等利润巨大的行业。昔日，这些脏钱在美国宽松的自由经济环境下畅通无阻。“九·一一”之后，美国政府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调查来源不明的国际资本，将执法目标扩展到在美国拥有黑钱的世界各国的贪官和奸商，并在金融界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反洗钱”网站负责人因特里奥加认为，调查美国人与外国腐败官员的关系，并对外国腐败官员流入美国的财产动真格的，是“一大进步”。他指出：“我们应该像打击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和武器走私那样打击外国贪官污吏们在美国的不义财产。”

专制国家的官僚们所贪污的民脂民膏，首先选择存入保密性高的瑞士银行，其次便是偷偷转移到美国。然而，美国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政府知道，这也是向独裁政权施加压力的武器。日前，缅甸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军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数十名僧侣和平民死难。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谴责缅甸军政权的镇压行动，宣布美国对缅甸施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其中重要的手段便是，美国政府冻结缅甸军人政府最高实权者、国防部长丹瑞等十四名最高层官员在美国国内的资产，下令禁止给予缅甸军政权高官及其亲属赴美签证，并禁止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与之进行交易。这样的措施以后可以逐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贪官污吏的身上实施。

美国绝对不能成为中国贪官的“后花园”。来自中国的黑金在美国流动，如果单纯是贪官及其家人花天酒地，尚不足以危机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可怕的是，许多脏钱逐渐渗透到美国的政治运作当中，近期受到全美新闻媒体关注的民主党金主徐咏芫案，即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蕊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华人捐款人，徐和一个航空界大人物、罗拉太空通信公司的总裁有紧密关系，而这个大人物被指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将导弹机密转移给北京，把自己的商业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之上。徐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第二个钟育翰——钟育翰在一九九六年竞选中是白宫的常客，曾经五十七次进入白宫，捐献了大笔政治献金。据调查，钟的许多钱都是来自于中共军头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任职的、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徐日前已经落网，他背后的秘密正在被揭开。

美国人终于发现身边有一颗可怕的毒瘤。美国的有关部门即将行动起来，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蠹虫们展开调查——来自中国的外逃资本，其数额远非几个拉美和非洲小国所能比拟。当然，要调查出这些来自中国的脏钱的来龙去脉，比调查拉美和非洲小国的脏钱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贪官和奸商们更加谨慎、更加聪明，竭尽全力让每一笔不义之财都漂白，以逃避美国法律的制裁。中国的贪官和家属们的脏钱，一部分投入到房地产、走私（包括人口走私）、色情业、赌博等暴利行业，这些有害的投资，不仅扰乱了美国的经济秩序，而且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这些中共半截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既得利益群体，早早地逃到美国享受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一边挥霍着从国内榨取来的百姓的血汗钱，一边赞美中共的专制制度并辱駡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霸权主义”。他们像萨斯病毒一样，在美国这片净土上孳生和泛滥。

粉碎中国蠹虫们一厢情愿的“美国梦”，既是美国内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关键环节。美国政府理应以更严厉的手段调查和处理来自中国的黑钱，打击来自大洋彼岸的、“腰缠十万贯”的“投资商”及其家属，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永远不会认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美国驻华使馆在发放签证的时候，可以对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美国执法部门在这些贪官及其家属抵达美国之后，亦应当对其行动展开严密监控。等到正义之剑高悬起来的那一天，那些生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们，便会像在中国国内一样睡不好觉了；而他们被遣返或引渡会中国接收审判的日子，也并非遥遥无期。

令狐药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信奉无神论或泛神论的国度，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一处传福音的“禾场”以及基督徒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美国学者大卫•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中国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北京”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就如同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和新约时代的罗马一样。因为，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还将引发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质变。中国的变化不仅将改变亚洲大陆的格局，还将对世界文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及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有这样清晰的看见：“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福音化，是神所命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伟大事工。能够参与其中，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和美国、韩国、英国等国的宣教士，已经风尘仆仆地“在路上”了。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基督徒范学德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成为事实，城市取代农村成为基督信仰最为奋兴的区域。由于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几十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路标，所以中国城市的福音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中国城市经济腾飞、市民生活方式变更的过程中，互联网正在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国城市的网络化速度，让许多西方国家亦望尘莫及。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拥有超过两亿网民，这些网民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网络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群、知识人群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准中产阶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自由匮乏、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中国大陆，由于网络上保存了稍稍宽松的言论空间，也成为网民们的精神家园和虚拟的“自由乐土”。在此背景下，网络福音这块处女地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凸现出来。

旅居美国、较早介入互联网领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甸，在《中文网络基督教发展史》一文中指出：“网上的互动讨论为思想的交流和理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使用中文的网络更因母语文字的亲切和言论自由的魅力而日益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网络对思想、文化的深广影响越来越令人注目。”当网络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强有力的新兴载体时，心灵饥渴、精神空虚的中国网民们也试图在网络上寻找信仰，“在这一方中文天地之中，人类心灵对永恒真理和终极价值的渴求与关怀自然也有所表现，宗教信仰常常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基督教信仰和福音更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网络福音’在海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背景的中文网络及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络上已经悄悄走过一条从微小的声音到壮大的力量的发展之路。”与基甸等人一样，范学德也是少数较早关注网络传教事工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这本《传到中国》，便其十年来在“网络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传福音的亲身经历。

我个人认为，基甸上面的这段评述有些过于乐观。迄今为止，网络福音工作仍然是被教会严重忽视的一个部分。由于网络是崭新的载体，其成员大都是年轻人，其价值观念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不一而足；其匿名发言的方式，又不可避免地带上虚妄、调侃、粗暴等色彩。所以，使得许多自诩“出淤泥而不染”的基督徒，避之唯恐不及，哪敢到网络上去传福音呢？但是，上帝难道不得不在网络中“缺席”吗？网络必定成为一处相当特殊的“禾场”，网络应当被神的话语所穿透、所充满。范学德最早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关天茶舍”发表帖子，参与各种论战；后来，又转战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虽然有了一群支持者，但经常是被围攻的对象。他撰写了大量介绍美国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教育制度的小文章，无不从小处着眼，娓娓道来，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来结集为《活在美国》；他还撰写了一个又一个回大陆传福音的小故事，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接触的福音对象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每一个故事都是中国的缩影，这些文字则结集成这本《传到中国》。

范学德在中国所接触到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大部分都是从未谋面的“网友”。每到一地，他都会与网友联系、会面、餐饮和讨论。那些与之心心相印或者唇枪舌剑的网友们，不仅到机场和火车站接送，还热情地为他安排食宿；不仅倾听他的福音信息，还帮助他组织新书推介会。在这些网友当中，有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公务员、工人等，如果不是网络这一特殊的纽带，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并成为朋友。也正是通过长期在网络上的交往，范学德得到了数以百计的网友的信任与友谊，这部分“天涯若比邻”的网友，自然而然地便成了福音对象，当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原本便是基督徒，在主内他们则有更加亲密的交流。在此意义上，虚拟的网络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拟的，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这样，范学德进入中国，所依托是两个渠道：一是遍布各个城市的网友群体，二是遍及全国城乡的家庭教会系统。他本人也就成为这两个原本互相“老死不相往来”的群落的联结点。在这本横亘十年时间的“入中国记”之中，他描述了在挤挤挨挨的农村家庭教会中聚会的感人经历，也记载了与置疑基督信仰的网友们激烈而不失君子风度的辩论。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沦丧的可悲光景，也看到了中国这面铁幕已然出现的松动与裂缝。他不像某些民运人士那样只看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也不像某些回国捞钱的海龟那样迷恋于中国的灯红酒绿。他对中国的观察与评述，客观、理性而中立。

由于每一篇短文都最先发表在网络上，处于某种“开放状态”，放任网友们在后面跟帖，所以那些千奇百怪的跟帖，也就成为文章的延伸部分及饶有趣味的“互文本”。范学德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基督徒，他温和而宽容，在回应争论的时候从来不说伤害人的话。有意思的是，他特意将许多跟帖（包括某些毫无理由的辱骂）都一一“录此存照”。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兴趣阅读这些跟帖。因为，从这些网友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大陆年轻一代人的真实心态。而只有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他们的真实心态，才有可能成功地在他们当中将福音传播开去。

网络只是一个中介，网络福音并非在网络上便可全部完成。换言之，网络福音必然经历由网络世界进入真实世界的过程，福音不是道理、不是知识、不是文化，乃是生命。因此，传福音者与福音对象之间，是一种生命感召的关系。范学德坦率地承认，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必然面对巨大的难题和考验，在中国传播福音并不是像某些海外华人基督徒想象的那么“易如反掌”。前辈基督徒俞崇恩在《十架窄路》中指出：“目前有许多团体和个人到中国大陆去，声称是为了传福音或者‘短宣’（即短期工人培训）。看来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过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热情，或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很少有人是真正有主的带领，凭着信心、有引导，知道神要他进去；所以他们对中国教会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俞崇恩所批评的现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我在北美访问期间也观察到，某些教会到中国大陆的“短宣”，其实是变相的旅游而已。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拓展，就其社会功用而言，对中国社会可谓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中共当局为何不断打压家庭教会、阻挠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呢？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学者，范学德对中共的本质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也遇到过警察的骚扰和审讯，那是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他指出，教会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中共全面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的突破。“中国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党的领导，这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即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必须统一到共产党的思想上（虽然现在它已经无力达到这一点），唯物论，无神论，就是其思想的两个根本点。基督徒信仰上帝，这从根本上与当局的思想对立起来了，并且，这个对立怎么也不可以调和。也就是说，相信了救主耶稣基督，就会动摇党的领导的思想基础。”

其次，家庭教会类似于一个庞大的NGO组织，虽然它并不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共的统治，但它与政权的关系至少是“非暴力不合作”，这也让中共寝食难安——“党的领导的另外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组织上的领导。斯大林主义强调，组织就是一切，换言之，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禁止并且限制任何不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独立组织的存在。教会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坚持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坚持信仰不受任何政治权力的限制，坚持政权没有管辖灵魂的权力，这一切，就构成了对党领导一切社会团体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挑战。”虽然党已经丧失了理想与信念，但它仍然企图维持组织上的优势。因此，“打压或者限制基督教的发展，这也就必然成为当局对待基督教的战略方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宗教信仰自由的完全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这种不自由的状况下，争取和捍卫由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回避的使命。

根据十年间若干次回国传福音的经历，范学德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要谦卑，对于自己不清楚的问题，千万不能装明白，更不能信口开河地给个答案。同时，对于自己清楚明白的问题，又不能避重就轻。第二，在回答问题时，要分辨什么是最基本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真理，在非基本真理的问题上，要留有一个容纳不同观点的空间。我们要效法卫斯理的榜样，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可以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有爱心。第三，要有充分的准备。当自己准备回国传福音时，首先自己必须深刻地认识福音，把握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并了解国内兄弟姐妹所关心的基本问题。这样的准备，决非一日之功，所以，要尽早准备，越早越好。这几点经验之谈，值得每一个对大陆福音有负担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关注和思考。

让我们祝福范学德弟兄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佳美的脚踪，更期盼更多有同样的异象的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之风雨兼程。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七日

令狐药师

我喜欢阅读那些为真理、为公义、为信仰而战斗的伟人的传记，这些在公共领域里为人类的自由与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在其私人领域、在其家庭生活中，是否有另外一副面孔？他们如何与亲人和朋友相处，他们是否在亲人和朋友哪里获得支持和安慰？在他们伟大的事业之中，他们的婚姻伴侣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究竟作出了何种独特的贡献？

我阅读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生在非洲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史怀哲博士的传记。史怀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他长寿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和软弱，累累相积，正像他本人所说：“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他宽阔的肩膀后面，有一位女性柔弱的身影，那就是妻子海伦娜。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海伦娜分享了丈夫的辛劳、苦痛和幸福。史怀哲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妻子受过护理方面的培训，她在诊所中对我的帮助很大。她照料重病人，处理洗涤物和包扎材料，管理药房，整理医疗器械，为手术做好一切准备。在我动手术时，她还承担麻醉的工作。除了料理在非洲的复杂家务之外，每天还要为诊所忙上几个小时，我妻子能够做到这一切，真是不容易。”也就是说，海伦娜不仅参与了丈夫从事的各项工作，而且还承担了家务以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可惜的是，在以史怀哲为传主的传记中，关于海伦娜仅有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

与之相似，中国基督徒中的前辈王明道先生，背后也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刘景文。如果说没有海伦娜的倾力支持，就没有史怀哲的辉煌事业；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刘景文的全心奉献，便没有王明道先知般的讲道和著述。王明道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嫉恶如仇、振臂高呼的形象，在经历了十六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依然持守信仰，拒绝加入中共御用的“三自会”，谴责中共当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戕害，是上帝重用的一名仆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明道写过一本名为《五十年来》的自传，总结前半生的信仰历程和生活经历；而在此后为信仰而争战、跌倒又爬起来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则由王长新根据王明道的口述整理成《又四十年》一书。在这两本书中，王明道多次提及妻子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王明道的这些肺腑之言，为后世读者淡淡地勾勒出了刘景文的形象。但这还是不够，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隐藏在丈夫背后的女性的故事。

后来，我读到了施美玲所著的《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一书，这是一本以刘景文为传主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我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持守信仰，如何战胜苦难，如何在教会中充当师母的角色，如何在世界中实践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书中这样描述警察前来抓捕王明道夫妇时的场景：“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屋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得发生。随后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从这件事上看来，王太太确是柔中有刚的人。”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刘景文显得比丈夫更加镇静、更加从容不迫。传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他们把王太太带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下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大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这个细节就像是一个电影大师的摄影镜头，缓慢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刘景文泰山崩而不变色的气质。她慢慢脱下布鞋的动作，让人联想起英勇无畏、从容赴死的圣女贞德，让人联想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嵇康，这样的人是暴力所无法摧毁的，他们是这世间不配有的人。刘景文所走的是一条窄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路。由于拒绝参加“三自会”，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刑满之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四年，她一共失去自由长达十九年之久。

在监狱里，刘景文长期遭受精神的羞辱和肉体的折磨，甚至生病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有一次她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水都吐出来了。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当时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小组长却对她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滴两三次，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滴一次，门儿都没有！”几天后她的那只眼睛就因为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水，瞳人爆破失明了。她默默地接受了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创伤。在劳改营中，狱卒指使同室的囚徒们一起殴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每次挨打的时候，刘景文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曲的一段圣经经文：“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的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任何让上帝蒙羞的言行，她的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信仰的光辉，让那些凶手也深受感动，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谁能想到，即便是人世间环境最为恶劣的监狱，也成了刘景色文拯救灵魂的禾场？

从一九七七年被释放到一九九二年逝世，在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里，刘景文除了照料身体多病的丈夫之外，仍然牵挂着天南海北的基督徒们，为他们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从青年时代开始，她便为教会的会友们织毛衣，直到晚年在上海的时候，若有人到她家，不是看到她在织毛衣，就是看到她在忙着写回信。教会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人都穿过她亲手织的毛衣。她的眼睛虽然因白内障是昏暗的、模糊的，但她心中是明亮的、清晰的；人虽坐在家中，但还时时刻刻关心着远方的弟兄姊妹，在她回信的字里行间，收信人感受到的是一片赤忱之爱。刘景文不是学富五车的神学家，没有像丈夫一样留下一叠厚厚的著作，但她的著作就是她所织的毛衣，一针一线都是以爱心织就的。她织的毛衣，温暖了千百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更温暖了他们的灵魂。上帝必不轻看这样的工作。

王明道与刘景文结婚以后，两人风雨兼程度过了六十三年的岁月。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尝过幸福的滋味。早年，刘景文不容于王明道的寡母，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丈夫是全职的传道人，收入很少，她便靠手工做鸭毛被子来养家糊口；随后，山河变色，教会面临新政权的大逼迫，两人一起被捕入狱，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迫分离，甚至长期无法获知对方的消息，但他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阻隔；二十年之后，两位已经浑身病痛的老人再度重聚，却好像昨天才刚刚分别一样，恩爱如初。王明道性格刚烈急躁，刘景文则以柔克刚，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迥异于常人。传记作者描述说：王先生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会讲错一些话，王太太在旁边总是当面提醒纠正。虽然在众人面前未免令王先生难堪，但王太太在这事上认为：“你是神的仆人，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那么你说的话句句都要合乎圣经真理，要准确。你既然在众人面前说错了话，你就当在众人面前收回你的话，我这样提醒了你，岂不是叫你在众人面前可以收回你说错的话吗？”这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女子护卫男子”！

在那段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刘景文对王明道的照顾无微不至，尽管她自己也体弱多病，也几乎失明。这本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次侄女去看望他们，为了怕老人夜里有什么需要可以听得到，临睡时特意把房门开着。清早起来却发现房门关得很紧。王太太说，半夜里王先生肚子不舒服，就连忙起来扶王先生下床，又顾虑王先生因为耳聋得厉害说话声音太大，怕吵醒她，就把门关了。这时王先生因为腹泻已把裤子和地板都弄脏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耳聋一个眼目失明，这时候叫醒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但王太太不但没有叫醒别人，反而把房门关好，不让侄女听见什么声音，自己摸索着找出几块旧布，端上一盆一盆的水，先把王先生擦干净，好让他上床睡觉，再蹲下一把一把地擦地板。她看不见什么地方脏了，便用手摸，闻一闻有臭味的地方就擦，直到全部擦干净。又到洗手间把弄脏的裤子洗了，她说不要让别人洗这么脏的东西。弄完天也快亮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刘景文的悉心照料，王明道晚年根本不可能重新提起笔来，为归正中国教会的道路而奋笔疾书。

在巨人的身后还有一位巨人。当我们仰望王明道先生的时候，不能忘记站在他身边的刘景文女士。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于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极平凡的事上做出极不平凡的事。她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危难和困苦的环境下却以平常的心去处之。事情无论大小，情势无论缓急，她都能靠主得胜。她实在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位虔敬的妇人。作为信徒的一个恩爱榜样，她实在当之无愧。”这一对伟大的夫妻，乃是上帝对苦难中的中国教会的美好祝福。刘景文与王明道一起，一生都在为真理和公义而争战，他们所受的羞辱和逼迫越大，他们的生命反而出现罕见的灿烂光辉——勇气、爱、洞见、无私、信靠的星星火焰。从这等星火中，我们得以目睹人性的最佳写照。

令狐药师

毫无悬念的十七大结束了，其结局仍然是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只是其中换了四张新面孔而已。「新面孔」其实并不太新——这九个人长得越来越像了，一样的西装，一样的走路的姿势，一样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说这九个人是政治矮人，因为无论在个人魅力、工作能力、胸襟、气魄还是具体的政绩方面，确实都是「小矮人」，确实都日渐平庸化。他们没有毛、邓时代打江山、坐江山、指点江山的豪情与蛮横，自然也没有能力发动像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八九屠杀那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及军事镇压。他们更没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迷狂，毛当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共产主义革命向全球推广，这种理想早已灰飞烟灭。以胡温的小媳妇性格，根本不敢悍然对台动武，十七大上对台喊话的方式，又有了相当的柔化。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更倾向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掌握一天权力便多侵吞一笔国家财富而已。他们更像是瞻前顾后、爱财如命的土财主，而不像是铤而走险、亡命赌博的梁山好汉.毛当年是流氓无产者，胡温及政治矮人们则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个人气质和统治模式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宛如缩小版的勃列日涅夫。中共的统治方式，由毛时代的一人强势的集权统治，到邓时代的八大元老垂帘听政，再到江时代的若干寡头达成平衡，进入胡时代之后则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中共人事制度彻底腐朽

不用说与毛、刘、周、朱、陈、林、邓等横刀立马的中共第一代草莽英雄相比，即便比起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来，胡温等「九人帮」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矮人」。当年，赵紫阳和万里等人在担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便已经政绩卓着，不仅在经济领域大力改革，摆脱毛时代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力求有所突破。赵紫阳主政的四川和万里主政的安徽，当时可谓政通人和，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赵紫阳、万里、芮杏文等人，都是在地方上取得了显着的政绩之后，凭藉其突出的才干而被提拔到中枢的。在那个时代，民间的评价标尺与官方的提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换言之，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一定的分辨好坏的能力。

以此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四名「新科状元」而论，他们都有过在地方独当一面的经历：习近平曾任职於福建、浙江和上海；李克强曾任职於河南与辽宁；周永康曾任职於四川；贺国强曾任职於福建和重庆.但是，无论在他们所任职的省份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也没有获得过老百姓的什么好评.比如，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最严重的艾滋病泛滥的现象并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以他作为省委书记所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在这一人命关天的领域有所作为；如贺国强任职福建期间，各种走私大案层出不穷，贺根本不敢过问，乾脆请求内调重庆.但是，就是这批毫无政绩的庸才，却获得了中央的青睐和提升。由此可见，中共的组织和人事制度已经彻底朽坏，完全丧失了识别人才的能力。相反，一套「优败劣胜」的「潜规则」，已经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逐渐形成并凝固下来。

江胡貌合神离的合作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乃是一个江、胡合作的「江湖」。我注意到，海外媒体和学者在报道和论述十七大的时候，其焦点大都集中在江、胡之间的对立，即上海帮与团派的对立上。他们都在研究陈良宇锒铛入狱、黄菊含恨归天之后，胡系力量上升以及江系力量衰退的趋势。而此次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崛起，排名在李克强之前，赫然成为第一号接班人，又有人将这一事实解读为江的阴影犹在，江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隔代指定接班人，使得胡在接班人的安排上遭遇了一场最大的挫败。还有人进一步论述说，这表明江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正是由於江的制约，使得胡温无法放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於是，习近平的窜升又成为某种为胡温的「不政改」作辩护的最佳理由。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十六大前后，江胡确实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江恋栈权力不愿让位，胡韬光养晦十年之后已经急不可耐而不断逼宫.那时，江仍然掌控党、政、军大权，确实存在着不让胡接班的可能性。而在十七大上，江已经不再具有罢黜胡的能力，江只能通过支持胡温以换取对其家族利益的保障，以及胡温对「三个代表」的继承和确认.另一方面，囿於中共党内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胡温也不会让陈良宇案波及到江和江的家人身上，而致使江遭受巨大的羞辱。胡对江的尊重，也是必须做给他本人的接班人看的，他当然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也能受到如此礼遇。所以，十七大的基调乃是江、胡貌合神离式的合作，而绝非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面对国内各方面严峻的挑战，江、胡都清楚地意识到：分则两亡，合则两利，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共同维持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在十七大闭幕式上，江破天荒地站在一边等待胡，胡则礼让江先走，最后是胡搀扶着江退场。这一幕并非单单是表演给外人看的戏剧，它确实象徵着江、胡关系的改善和更新。对於政客来说，没有永？的朋友，也没有永？的敌人，只有永？的利益。此时此刻，江、胡的共同利益达到了最大的交集。因此，十七大没有启动任何政改方案，连十三大上便已经提出的一些思路不愿涉及，并非江对胡的制肘，而是出於胡本人的意愿。胡根本就不是改革派，他对民主宪政没有任何兴趣。五年前，海内外诸多人士便切切期盼「胡温新政」，结果发现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肥皂泡。如今，岂能继续把老江的存在当作胡抱残守缺的理由？江固然不值得尊敬，但胡拒绝政改的黑锅不必推到江的身上。江需要独自接受历史的评说，胡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太子党」和「团派」

至於习、李二人「双接班制」的出现，也很难说是江的胜利和胡的失败。习近平与江系人马并无特别深厚的关系.其父亲习仲勳是党内名声较好的温和派元老，八十年代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较为密切，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习是惟一为胡耀邦叫屈的元老。九十年代，习仲勳与江的关系比较疏远，习近平也未获江的青睐.习近平在任职福建期间，也未与江系要角、主政福建的贾庆林产生超出工作范畴的裙带关系.陈良宇案发之后，胡温将习从浙江调到上海处理善后事宜，这一决定显然获得了江的认可，但胡温的这一选择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习相当看重和信任。倘若习是江的嫡系，胡温又怎么会让他「空降」上海呢？此次习、李双双出线，表明胡的威望不足以确定单一的接班人，只能在取得党内各种力量的平衡之后，选择一个接班人群体.有些海外异议人士为李克强抱屈。「胡锦涛神话」还在延续，「李克强神话」又开始炮制了。他们对李克强的想像停留在其大学时代，而今日之「李」早已不是昔日之「李」。今日之「李」宛如胡锦涛的年轻十多岁的「克隆版」。至少根据现有的资料，根本得不出李比习更好的结论来，反之亦然。这个群体当中，除了作为「男一号」习近平和作为「男二号」李克强之外，还有位列政治局委员的、作为「第二梯队」的李源潮、王岐山、汪洋、薄熙来等人，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六十岁，有望在下一届更上层楼。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究竟谁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接班人，仍然悬而未决.

而这个群体中的人物，隶属於哪个派系，以及该派系赋予其何种基本特徵，也不宜继续戴着原来的有色眼镜观察。比如，如果用「太子党」这个概念来划分，习近平与薄熙来无疑都是太子党，两人的父亲习仲勳与薄一波，在毛时代都曾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但是，此太子党非彼太子党也，两人的人生际遇、性格特徵和为官之道都大不相同。习仲勳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被毛泽东清洗，习近平遂沦为社会底层，在困厄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薄一波是后来随着刘少奇一起垮台的，文革初期薄熙来还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骨干，参与了若干打砸抢活动。习仲勳复出之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是毛时代的元老当中少有的开明派，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习近平。而薄一波复出之后，仍然保持了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先后对胡、赵落井下石，通过力挺江泽民换取儿子的仕途，这些作为，在党内外颇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习近平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发表出格言论，不是媒体追捧的人物，为官比较平易近人，施政风格较为温和。薄熙来则颇有明星作派，无论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是在商务部部长任上，一贯喜欢作惊人之语，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政策。习、薄二人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惟一的相似之处，大概是都拥有作为名人的夫人：习的妻子彭丽媛是具有少将军衔的军队歌星，近年来锋芒稍稍被宋祖英盖过；薄的妻子谷开来也是高干子女，是着名律师。总体而言，习、薄二人虽然都是「太子党」，但他们的差异远远大於相似之处。故「太子党」这个概念不足以准确区隔和描述他们两人。又如，升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便兼有「太子党」和「团派」的双重身份，他会站在哪一边呢？所以，「太子党」和「团派」只是两个模糊的标签，不能过度依赖它们来透视中共的内部分歧。

共同维护一党独裁「超稳定结构」

性格鲜明、老谋深算的曾庆红退休之后，胡锦涛在政治局内部的「核心」地位更加明确和巩固。但是，无论胡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具备毛、邓那样的权威。今后，由九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和由二十五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将在更多的事务上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放逐「鹤立鸡群」者，杜绝出现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以集体决策、共同负责的方式，维持一党独裁的「超稳定结构」。但是，这种低效率的统治机制，将越来越难以应付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冲突。中共的统治地位，有可能始於毛泽东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巨人，而终於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个鼠目寸光的政治矮人。

二○○七年十一月

令狐药师

近年来，从普通学生到名流贤达的学历造假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学历造假的情况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国内，甚至还向国外蔓延——在数十万海归精英中，“方鸿渐”式的人物变得越来越多。若干国内的官员和富豪都拥有“不脱产的博士学位”，或者来自各级党校的“博士学位”；而某些海归们则以欧美国家“野鸡大学”的学历，在国内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同胞。

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一向被媒体形容为“资本运作天才”的上海籍商人吴征，在企图并购中国第一门户网站新浪网时，被人揭露出他的学历、经历等都可能存在严重的造假。香港媒体和内地网站纷纷披露说，作为“新浪联席主席”的吴征，不仅两个博士学位（包括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是假的，而且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期间，因涉嫌欺骗被客户告上法庭并被公司解雇。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网上和业界充斥着种种有关吴征的“飞长流短”。吴征拥有的阳光四通公司不得不就此发布通告，宣布这些说法都是对吴征的“造谣中伤”，且“有别于一般的造谣中伤，是有组织的进行的”。然而，这份声明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具体事实，在声色俱厉的谴责的背后，让人感觉到有一种颇值玩味的虚弱。后来，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的“独家专访”，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这是‘形象谋杀’！”他声称，互联网为绅士对话提供了平台，也为泼皮耍赖提供了平台，对于那些恶毒的人身攻击，其策略是尽量少去回应，避免降得与这些人一样无聊。

在诸多关于吴的“传说”之中，我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学历的真伪问题。就最“自私”的角度出发，我本人的学位是在北大经过八年苦读才获得的，当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没有走进校园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着假学位、假文凭到处欺骗人。在一个假文凭满天飞舞的社会里，久而久之，真文凭也会受到怀疑，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直接伤害了每个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学位的人的切身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炫耀假学历、假文凭的人都与我有关，揭露他们是我的使命。

那么，吴征所持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历和文凭呢？在此次访谈中，他终于透露出一些信息，他对记者说：“我的基本策略是‘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很多东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说我的博士是假的，这是编造的。授予我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学校是经营远程教育的大学。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没有办法去住校上学，而又觉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务方面之系统训练，所以选择了远程教育。我不但毕业还因论文优秀得了个奖，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远程教育在网络时代将更为时兴。在我的履历表上，我从未避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而未写过哈佛、哥伦比亚之类的，如果编造那些大学会更好看一点吧。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一段似乎义正词严的谈话，我实在无法苟同。

吴征将他人对其学历的质疑，置换成对整个远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其实，文凭只有“真”和“假”两种，不存在某种暧昧状态的“不真不假”的文凭。吴征在自我辩解的时候，居然使用“疯狗”这样辱骂性的词汇。于是，我只好用“恼羞成怒”来形容他的反应了。“恼”与“羞”是最初的情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这两种情绪发动之后，立刻转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临下地斥责那些说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杀人灭口”。当然，一个人身上最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部分，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突然被别人抖出来，谁心里也不会舒服。就好像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拉屎拉到裤子里，突然被另一个小朋友发现，并高声宣布出来一样。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着这个犯“错误”孩子，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如果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会说“对不起”，而只会先声夺人地嚎啕大哭甚至去殴打那个说出真相来的同学。

一个人一旦陷入愤怒之中，便容易失去控制，说出平常不会说出的、令自己感到后悔的“真话”来。在上面的那段声色俱厉的分辨和反驳里，我发现吴征使用的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你们不是说我造假吗？那么，我为什么只造假说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而没有造假说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呢？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会连造假也造得如此不到位呢？电影《投名状》中主人公说，当匪，就要当最大的；自然，将其引申之：造假，也要造最大的。反之，既然我没有造出最大的假来，这就说明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里，吴征的意思是说，要造假就要造出弥天大谎出来，撒小谎不算是撒谎。读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便是连小学生也不会犯——难道一个被指控犯了盗窃罪的嫌疑人，在法庭上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法官大人，您看那边还有一个杀人犯，他多么残忍、多么凶恶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抢了一点不值钱的小东西。我的罪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法官大人，求您放了我吧！法官会接受他的这番申辩吗？有哪个法官会同情他呢？

吴征口口声声反问“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诚然，远程教育没有错，远程教育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权利继续追问：这所“巴灵顿大学”给学生提供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远程教育”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在美国数不胜数的私立大学中，既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鸡大学”。许多美国人的电子邮箱里，经常会收到这类“野鸡大学”的垃圾邮件。比如说，该大学承诺，你只要缴纳六十美元，它就可以给你邮寄来一份学位证书。这比到北大门口去找那些卖假文凭的贩子还要来得方便。巴灵顿大学是不是此类学校呢？这所“大学”隶属于一家网络教育公司，该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名十九岁的美国少年贝廷格创办的。这个小小的公司，居然拥有十多家类似的“大学”，巴灵顿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

在“巴灵顿大学”的英文网页上，公开承认：“巴灵顿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而这家拥有十多所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十五个雇员。也就是说，每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人左右。这就是吴征所说的优秀的“师资力量”——也许，跟他联系、并“指导”他学业的“导师”，就是一名本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毛头小伙子呢。有关人士在调查中了解到，“巴灵顿大学”所在的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员指出：“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亚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性商业公司，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没有学术监督。”该官员还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说到底是赚他们的钱），巴灵顿“大学”还建立了中文网页，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试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等“优惠”条件吸引中国留学生（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留学生的“市场”有多大）。

“巴灵顿大学”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美国大学的假文凭也备受造假者和购买假文凭者的青睐。据报道，现在的假学历不仅包括假文凭，还包括了一整套假的成绩单、推荐信，以及“验证服务”，甚至连假的文凭验证机构都已经出炉。在一些专门制作贩卖美国大学假文凭的网站上，一份硕士学位的文凭只需要花费八十九美元，如果需要成绩单，则要额外加收八十美元，假如你想要在成绩单上写上“优等”，就还要再多付二十美元。伪造那些真正大学的学历已经不新鲜了，“文凭工厂”近年来也日益繁荣，也就是一些专门提供文凭的不合格大学和机构。

专门研究“文凭工厂”和学历造假的美国专家约翰•拜尔指出，十年前，国际互联网上的学历造假网站还不到十个，而现在学历造假网站已经有数百个。这个学历造假“产业”在过去几年中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到了五亿美元。曾经调查过“文凭工厂”的前FBI特工艾伦•埃泽尔说，以前的学历造假还需要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广告宣传，现在他们只需要建立一个网站，想要获得假学历的人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了，造假分子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同时又不需要管理费用。二零零四年四月，由于提供假学历而在美国洛杉矶受审的罗纳德•佩拉尔，被指控通过学历造假获利一千万美元。美国俄勒冈州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阿兰•康特里拉斯说：“人们总是问‘为什么政府不关闭这些文凭工厂和造假网站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我们没有资源和经费”。

我想，以吴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会“受骗”的，他只会“骗”别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吴征选择巴灵顿大学“就读”，不是“没有理由”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与巴灵顿这所“野鸡学校”之间，达成了某种不必言说的“默契”。倘若不是这种“野鸡学校”，他如何能够迅速获得光鲜的“博士”学位？如果像一般的博士候选人那样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地积攒，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地提交，日理万机的吴征有这么多的“闲功夫”吗？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简单而明了。谁是骗子，大概用不着我再多说一句话了。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吴征为什么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会反戈一击？原因其实很简单：面子诚可贵，金钱价更高。吴征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重信誉甚于重生命的社会，不像中国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王国。在中国，没有诚信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许多声名狼藉的商人，通常是打一枪再换一个地方，便可以轻轻松松地东山再起。如昔日巨人集团的老总史玉柱，在巨人集团垮台之后，又轰轰烈烈地搞起“脑黄金”的买卖来；在各种保健品都失去民众的信赖之后，又迅速进入网络行业。人们对这种“跳槽”行为见怪不怪。反正中国就是一个你骗我、我偏你的鳄鱼潭。与之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契约社会里，诚信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不可违背的商业准则。个人学历的真伪，固然是小事，但作为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型公司的联席主席，如果个人履历公然造假，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诚的儿子、被誉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因为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而谎称已经获得，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导致盈科的股价迅速下跌。如今，眼看着腰包里的钱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越来越少，吴征哪能不恼羞成怒呢？腰包的缩水比名声的受损更让商人暴跳如雷、以至应对失态。

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自然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商业伦理来。近二十年来，我们的邻居韩国，其经济迅速崛起，汽车、电子产品等进军欧美市场，让人刮目相看。韩国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技术领先，更是缘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普及。韩国有几名高官、富豪和学者，因为伪造学历和文凭，在整个社会遭到千夫所指、人人唾弃。其中既有艺术界新星申正娥，也有著名演员尹石华；既有家喻户晓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李智英，也有主持一家二十五万人的修行中心的高僧智光。当他们的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不得不在公众面前痛哭流涕地道歉和忏悔。假的东西无处藏身，真的东西必然受到尊重和保护，一个卓然有序的市场规则和社会评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越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越能在这个社会如鱼得水，活的异常“滋润”。吴征从来没有考虑过向公众道歉的问题，他的精神世界里大概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真胜假汰”的筛选机制，反而存在一种默许甚至鼓励说谎与造假的“潜规则”。难怪吴征的调门自始至终都震耳欲聋了。

就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一事件时，传统媒体大多保持沉默。有一位大报的编辑告诉我，报社老总在会议上指示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杨澜是申奥大使，揭吴征的短也就伤害到杨澜，也就等于给中国人民抹黑，所以还是不要报道这个事件为好。对于这种看法，我更感到莫名惊诧：这是什么强词夺理的“担忧”呢？首先，吴征是吴征，杨澜是杨澜，虽然他们是夫妻，但他们又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对各自的言行负责，岂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人犯罪，株连九族”？难道因为杨澜曾在申奥方面“为国争光”，中国人就得对吴征实施“一级保护”？这岂不是另一种“株连”或“特赦”制度吗？其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在法律和道义的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即便是杨澜本人，假如真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当过申奥大使、给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对其“网开一面”。“将功折罪”的方法，只会出现在传统的“人情社会”之中，而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倘若如此，法律的尊严便受到了践踏。

政府部门有责任查证学历真伪，尤其是公共人物和政府公务员的学历的真伪。面对“学位门”事件，韩国政府没有将自己完全撇清。据报道，仅仅在目前韩国大学的六万多教员中，大约每三十人中就有一人拥有非认可学历。为此，韩国教育部门和政府机构都分别采取措施，开始进行学历查验工作。 韩国公共服务委员会表示，该机构决定对六万三千名韩国公务员的学历背景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发言人说，这一调查的目的是检验所有公务员学位的真实性。这名发言人说，关于公务员学历背景的调查将在今年底以前完成，之后该委员会将引入电子人事管理系统，在调查中被发现有学历造假行为的公务员会受到惩罚。而下一步，韩国的学历检验还将涵盖公务员之外的诸多公共人物。但愿中国的有关部门也早日对所有的洋博士、土博士来一次全国性的学历认证，将各大学所有的博士的资料全部上网，某人何时从何学校毕业，撰写了什么样的博士论文，让公众自由查阅、一目了然。那样，相当部分的假文凭、假学历，将无处逃遁，将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那样，像吴征这样的当代“方鸿渐”，便再也不能招摇撞骗、强词夺理了。中国重建诚信社会的努力，必须由此开始。

令狐药师

● 香港左派骂李柱铭是汉奸，殊不知中国真正的汉奸正是他们效忠的毛泽东，毛不抗日，还重用汉奸陈永贵。


● 陈永贵（1915-1986）

曾特首忧心忡忡的「香港文革」果然在「东方明珠」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仅仅是呼籲北京借奥运会改善人权状况的民主派元老李柱铭，竟被人当作十恶不赦的「汉奸」来批判。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地辱骂李柱铭。我诧异於某些香港人慷慨激昂的「爱国心」，是不是把「爱国」当作一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了解历史，才能区别爱国与汉奸

冷眼旁观某些香港人的「爱国」言论，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情感。就好像一名黑帮老大的私生子，虽然从一出生便被父亲无情地抛弃了，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一丁点的父爱，但他仍然要拼命捍卫父亲的名誉，显得比那个正牌的、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孩子还要「忠心耿耿」。汉奸当然要骂，汉奸当然要绳之以法。但首先要弄清楚，究竟谁是汉奸？

中国出现过革命元勳最后居然堕落为汉奸和傀儡政权的头目，如汪精卫叛国之后，还在口口声声宣扬「天寨红旗」。但还有比这些人更加恶劣的汉奸，比如中共建政之后特意挑选和任命的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被誉为「文盲宰相」的陈永贵。今天的香港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陈永贵是谁了。我奉劝那些在香港「揪汉奸」的「爱国者」们，好好读读陈永贵的故事，才能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汉奸，哪个党是真正的汉奸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大汉奸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陈永贵则是小汉奸。请看两人的一段履历。

毛在抗战中的卖国角色

抗战期间，毛是一个隐蔽的汉奸，毛及其领导的中共对抗战的破坏，实际上远远大於台面上的汉奸汪精卫及其伪政权。毛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悄悄发展自己的实力，基本不抗日；还大片种植鸦片，通过日军之手倾销於沦陷区，荼毒广大中国同胞。而真正抗日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竟在后来被毛整肃时，成为他的一大罪名。毛不仅消极抗日，还派出潘汉年等特务头子，到南京与日本侵略者谈判，商量如何协力打击正统的、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重庆国民政府。近年来此类档案已经在日本、美国和俄罗斯逐渐解密。

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而不是某一党、某一阶级、某一群体的抗战。但是，毛共却在苏联老子党的指使下，策动叛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表面上，此次兵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却严重破坏了国民政府长期的、全盘的、坚忍的抗日计画。「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防建设被迫中止，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以精锐之师仓卒与日军会战，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由此，中国战区拖住了日军主力，使其无力北犯苏联。换言之，这是苏联斯大林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达到其「祸水南引」的企图，而毛记中共在此计画中充当了卖国先锋的重要角色。

抗战八年，中共躲在西北悄悄发展，最终奠定了夺取天下的基础。毛掌权之后，亲自对前来访问并谢罪的日本代表团说：「你们不必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得不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言辞。而毛泽东对陈永贵的赏识，除了五十年代以来陈在农村忠实执行其极左路线之外，还有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便是：陈是汉奸，毛内心最喜欢汉奸。

汉奸陈永贵被毛周保护

陈当上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陈的汉奸问题早已被揭发。一九六八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调查人员发现他们都提到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经历。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还特别註明「负责人是陈永贵」。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註明了陈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分到此水落石出、铁证如山。

当时的六十九军军长、后来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央。周恩来收到报告之后，竟然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不久，在周恩来参观大寨时，谢又当面将此情况向周彙报请示。周却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陈永贵仍可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如果不是得到最高权力者的首肯，周哪敢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此决断！后来，更有人传达了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 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后来遭到严酷批斗，其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原来，货真价实的汉奸是亲密的「同志」，揭露汉奸历史的同志反倒成了「罪人」。这就是中共用人的一个原则：用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才会绝对忠心地为我们服务。

历史学家吴思揭真相竟败诉

陈永贵火箭式的升迁，让许多人瞠目结舌。陈当权期间，没有任何人敢於对陈的历史污点说三道四，言说者全都成了「反革命」。毛时代结束之后，陈永贵仍然为华国锋重用，直到邓小平掌权，陈才被迫下台闲居。即便中共的经济政策改弦易辙、陈在大寨的「丰功伟绩」被新的中共中央否定，但其汉奸的历史仍然不能公开重提出。因为陈毕竟是毛时代重用过的人物，是中共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保护陈的「名誉」是中共的官方立场。历史学家吴思因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提及陈的汉奸历史，而被陈的后人告上法庭。吴思与律师莫少平准备了诸多互相印证和支持的证据，从当事人的回忆录到中共中央档案等，但最后居然两审均败诉。看来，陈的「名誉」高过历史真相，陈的「名誉」直接与中共的「面子」相关。

中共敢於卖国，却不敢承认曾经卖国。中共敢於重用汉奸，却不敢公开其汉奸历史。由此可见其谎言帝国的本质。抗战期间向日本侵略者卖国乃是为了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乃是为了巩固政权，只要是能够掌握和捍卫权力，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人民的生命、自由与尊严，中共均可弃之如履。毛泽东惟一的一次出国便是到莫斯科觐见斯大林，不仅割让土地，出卖主权，而且引狼入室，将中国变成了苏联老大哥的次殖民地。韩战爆发之后，中共也自愿充当「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炮灰，付出了死亡数十万人的巨大代价，才维持了摇摇欲坠的金日成独裁政权。毛记中共是中国有史以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最多最大的政权，当了汉奸还要自诩为民族英雄，其无耻超过汪精卫，在汉奸中亦等而下之。

这些历史有多少香港人知道呢？香港人瞭解了历史，才不至於像某些「爱国贼」那样将北大人的脓疮形容得「艳若桃李」。我当然欣赏那些有真正的爱国心的香港人，他们是我亲爱的同胞。香港人真正的爱国心在每年「六四」纪念日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里，在「七一」大游行的汗水里，在何俊仁律师挺身抗暴的凛然正气里，在陈日君枢机充满公义和怜悯的祷告里，而绝对不在那些辱骂李柱铭的「勇敢者游戏」之中。

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令狐药师

毕业以后，我虽然居住在北京，但很少去北大。最近几年来，北大不断扮演若干丑闻的主角，北大头上的“神光圈”日渐消退，人们对北大的敬意也越来越少。北大的精神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北大的校园却是“常为新”的，我住过的三十八楼早已拆完建成新的了，其他的“老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少。每去一次，看到校园里种种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我都颇为伤感。这是一个建筑比人强的时代。青春的甜蜜与苦涩都成为冬日的窗花，成为记忆的草蔓，成为挥手告别的云彩。尽管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里，北大已然渐渐陷入低潮，但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纯真与浪漫，如同薪火燃尽之后隐藏在灰烬底下的余热，尚能温暖我的心扉。

在那七年的时光里，我每天从宿舍去图书馆和教室，必然经过三角地。每当经过三角地的时候，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便会下意识地放慢，看看布告栏上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学者来讲演，有什么新书的预告，有什么社团的活动。有时甚至特意骑车去三角地看看，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那些或美或丑的字体，是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去听了哲学家陈鼓应的演讲，与陈先生有多次交谈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认识了学海社、时事社等诸多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虽然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但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让我眼界大开，知识面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知道了北大周围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枫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好去处，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第二个图书馆”。记得我的新书出版之后，我也请一位书法好的室友，帮助书写了几张大广告，跑到三角地去贴出来。还真有其他系科的同学看到了消息，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跟我联系、讨论和买书，萧瀚、杨子立等朋友，就是通过三角地认识的，他们是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三角地，我的大学时光不知道会贫乏多少；如果没有三角地，北大的魅力不知道要减少多少！尽管九十年代的三角地比其八十年代的三角地来，已经平平淡淡了许多。流风余韵，依旧荡漾心头。

后来，当我毕业之后回到北大的时候，一次次地发现三角地广告栏的“有效信息”变得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是“新东方”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广告。难道这就是北大的全部吗？北大什么时候沦为“留美预备班”了？这不是三角地的错误，也不是这一代学生的错误。还没有细细品味青春时代的青涩滋味，便过早地成熟了、烂熟了，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再后来，传出了校方突然下令拆除三角地的消息，大部分的北大学生对此麻木不仁，三角地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三角地的吸引力降低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三角地真的没有了，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如同记忆被粗暴地斩断了一般。在三角地被拆除的第四天，《南方周末》在一篇不温不火的报道中描述道：“两名电焊工正给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绿地安装铁栅栏，焊接枪的火花沿着绿地外围，一截截齐整地吞噬前方一道约五公分深的泥沟。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子公告牌。……来往赶早自习的学生，在电火光的烟雾与滋滋声中，下意识加快脚步。”

三角地被拆除，外间的反应似乎比校内的学生还要强烈。对于拆除三角地的决定，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说：因为北大明年有奥运赛事，今年年底有奥运测试赛，当然要对校园进行一些整治整顿。“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广告牌，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拆除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他强调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我去过的国内外的大学，大概没有许校长多，但我所看到景象却跟许校长有所不同。许校长去世界名校，大概只是到富丽堂皇的报告厅作演讲，根本没有深入学生们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我却特意到过欧美诸多名校的学生生活区域，发现了许多比三角地更“乱”的地方。对于大学来说，“乱”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乱”表明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活动丰富、生气勃勃，在一张张龙飞凤舞的张贴甚至涂鸦的背后，说不定隐藏着充满奇思异想的、未来的比尔•盖茨呢。大学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队、不是集中营，不能将大学校园整饬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一尘不染的。看来，许校长虽然职掌北大之牛耳多年，其实并未洞悉大学之真谛，治北大宛如治幼儿园，能让北大重新焕发蔡元培时代的荣光吗？

北大有一个编制超级庞大的“保卫部”。此次拆除三角地，该部门也是“相关单位”之一。据《南方周末》刊登的那篇报道透露，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这又是一个让人纳闷的“政策”：校团委管理和发布所有社团信息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共青团组织与其他北大社团一样，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凭什么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而成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管部门”呢？一旦通过电子信息屏发布的信息经过了审查、筛选和修改，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便不再全面和准确，而成为“二手信息”。这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然是祸非福。

北大不仅失去了三角地，而且还在同步清理“旁听生”。据报道，从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北大计划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校方要求全体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或校园卡前往教学楼上课。无学生证或校园卡，将不能进入教学楼。这一举措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实，此前北大已经实行了若干“精致化管理”的方法，如在每栋学生宿舍门口安装严密的门禁系统，学生必须凭电子卡片才能进入，非本楼的学生要想进入，得有本楼的学生接答之后开门。另外，各个学生食堂也限定非本校人员、无特殊的师生专用的电子饭卡则不能就餐。有些食堂对外来人员前来就餐加收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务费”。这些措施因为是北大校方的“内部管理方法”，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大的学术水平在全球究竟排名第几，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北大此种“军事化管理”方法堪称世界第一。此次清理旁听生事件，因为涉及到对北大传统的割裂，以及北大作为公立大学的社会职责等关键因素，引了起知识界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三角地的北大是残缺的北大，没有旁听生的北大更是残缺的北大。在北大的历史上，若干旁听生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并不亚于正式注册的学生。因此，北大始终都对旁听生“网开一面”，在大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赶尽杀绝”。如今，北大试图关上校门，非正式学生不得听讲，真的是为了保障正式学生的权益吗？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在各界隆重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缅怀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的时刻，北大偏偏抛弃自身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公共化、信息技术席卷大学校园的今天，北大偏偏重新走向“闭关锁校”的回头路，实在让人遗憾，让人迷惑。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结识过不少的旁听生。他们对北大充满了向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北大的学籍，遂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北大附近，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辞去了很好的工作，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每天啃着馒头白菜，却乐此不疲；也有人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最早赶到教室，却最迟离开。他们的存在，是对许多拥有正式学籍的学子的激励。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著书立说，让正统出身的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蔡元培校长所张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处的“包”，当然是将旁听生也包括在内。在北大历史上，还真有正式学生不满于学制的限制，自愿转为旁听生的例子。一九二三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为“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如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四十二部，译著两部，论文一百余篇，其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赞誉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当朱谦之等人宣布放弃北大文凭和学籍，自愿降格为“旁听生”的时候，北大校方宽容待之，让他们继续享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可以说，在朱谦之等人当学生期间，如果没有此类“异想天开”，便没有他们日后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北大校方的宽容，也就没有朱谦之等人日后的卓越成就。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是朱谦之等人的故事放在今天的北大，他们必定立即失去学生证、图书证、饭卡以及其他种种证件。于是，他们连宿舍、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和浴室都进不去，还能读到什么书、听到什么课、做出什么学问来呢？

今天的北大校方完全漠视北大的传统，肆意扭曲北大的精神，一手拆毁三角地，一手驱逐旁听生，还美其名曰“美化校园”、“清理门户”。殊不知，这些做法乃是自毁长城。对此，傅国涌追问说：“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只有重建北大三角地亮丽的风景、重新向旁听生敞开大门，北大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不知北大校方愿意听取一名北大校友真诚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