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Marsliang

原帖由 令狐药师 于 7.3.2008 20:16 发表


可我在大陆的书店里没见到过有圣经卖啊？

早几年前就有啦。在几个大城市里都有。可以在网上搜搜。

令狐药师

据媒体披露，河南郑州一所私立小学全面推行所谓的“红色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议。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描述说：“东风吹，战鼓擂，中华儿女谁怕谁”、“扬我雄风，树我国威”……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德全学校里，传出了这样的口号。听到这震耳欲聋的歌声，年长的人们宛如回到了血雨腥风的“文革”时代。这些口号仅仅是德全学校的“红色教育”的一小部分，该校校长释德全声称，他“以此为荣”。每到放学的时候，三名四年级学生便臂戴红袖章、颈系红领巾、手持红缨枪，规规矩矩地站在校门一侧。这是学校轮流安排学生执行的“站岗”任务。

从校门上看，这所学校只是一所极其普通的民办学校，但一走进校门，顿时感到如同时光倒流，一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到处是“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之类的标语以及董存瑞、黄继光、草原小姐妹等英雄人物的图片。下课时，学校的大喇叭播放的是《国际歌》、《闪闪的红星》等歌曲。学校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校十二个班七百多名学生全都必须参与。“学校每逢革命纪念日，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学校红色教育的一项必修课。”释德全说，为了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他要求每个班级都必须有一个独特的口号。这些口号让人吃惊不已，“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充满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味道。学校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校规：校园内不许唱爱情歌曲，只能唱革命歌曲；老师必须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以及毛主席语录等。

河南有一个著名的南街村，如今又有了一个德全学校，如果将德全学校迁到南街村，倒是相得益彰。然而，在我看来，德全学校实行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红色教育”，不如说是“仇恨教育”，或者用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话来说，是对孩子们“喂养狼奶”。这是一种畸形的教育模式，它培养不出具备健全人格、充满爱心、懂得宽容的现代公民，而只能培养出被仇恨所笼罩、被谎言所左右、兽性远远大于人性的“狼人”。在大部分中国人欣然接受法治、宽容、和谐等价值理念的今天，此种“仇恨教育”却仍有一定的市场——德全小学并未门可罗雀，依然网罗了多达七百名的学生，此一事实再次表明：“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年以来，各界人士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未能充分展开。巴金老人直到逝世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所呼吁和盼望的“文革博物馆”真正得以修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长达十年的“文革”的诸多细节被“戏说”化；“文革”的积极参与者群体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公开反省和忏悔那段人生经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是：自称“红卫兵”这一名称的发明者的作家张承志，始终坚信当年的革命激情是单纯而清洁的；以青年人的人生导师自居的作家余秋雨，不仅否认四人帮写作小组成员的身份，还将自己塑造成“文革”中的英雄；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参与组织殴打老师的宋彬彬（毛亲自将其改名为“宋要武”），光荣回到母校并获得“杰出校友”的荣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亦再三辩解说，她根本不知道当时校园暴力的真相……于是，除了“四人帮”以外，人人都摇身一变成为无辜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场惨剧的发生，固然缘于领袖们的精心策划，更是此前长期实施“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人们难以想象那些十五六岁的、如花似玉的孩子，为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无比凶残的打手？他们居然毫无心理障碍地对老师、邻居甚至父母下毒手，仿佛被魔鬼附体一样。其实，暴行并不是无缘无故便泛滥起来的，暴力文化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未成年人也成为崇尚暴力的成人世界的受害者，他们不由自主地参加到这场游戏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地灌输“狼奶”，自然形成了的“狼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树立起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以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人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对前者可以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后者则应当像冬天般的冷酷无情。即便是老师、同学、邻居乃至亲生父母、亲生子女、兄弟姊妹或夫妻，如果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不同，也要立即将其划入“敌人”的行列。对待敌人，完全可以进行精神上的羞辱和肉体上的消灭。这是“革命”对“革命者”最基本的要求。

仇恨教育的恶果，便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暴力的赞赏。最卑劣的行动以最崇高的名义上演了。当年就读于清华附中的作家郑义，在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中描述说：“在校园里，他们斗领导、斗老师、斗同学。年轻有为的校长被剃了‘黑帮头’，每斗必打，死去活来。留苏归来的分团委女书记被打瞎一只眼睛。我的高一班主任挨打不过，跳烟囱自尽。小小清华附中，没有几个教师躲过了批斗毒打。”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红卫兵如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刹那间，北京变成一个巨大的刑讯室、集中营和刑场。郑义写道：“瘟疫迅速蔓延。哪里还有人道、同情心、爱、道德、法律、人性？其他阶层的青年也有不少染上这瘟疫，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帮凶，或宣泄人性深处的邪恶，或自保，或想从人肉筵席上分一杯羹。我的同窗王某，亲自带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不说，竟亲自动手，将亲生母亲毒打致死！地主？革命？右派？——不，小业主！”在那个时代，像王某这样的心灵扭曲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

仇恨教育并没有停止。四十年之后，在德全学校，悲剧以闹剧的方式重演。我不知道这位名叫释德全的校长，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是否在童年时代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不仅自己将仇恨当作生活的基本动力，而且强行将仇恨复制到七百名孩子身上和心中。我不知道他是否成长于“文革”时代，是否在“文革”期间参与过暴力事件，是否手上沾满受害者的鲜血。不过，即便在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士当中，也不乏狂热向往“文革”的“革命者”，比如戏剧作家张广天、文学评论家黄纪苏、北大教授孔庆东、清华教授旷新年、旅美学者崔之元、经济学家杨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开得很长很长。以这些人的学识和眼界，尚且不能摆脱“暴力美学”和“领袖崇拜”的魔障，释德全如此热爱“文革”、忠于领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释德全却忘记了，“仇恨教育”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在这所“私立学校”中，释校长以土皇帝自居，呼风唤雨、颐指气使，焉知有多少学生和老师早已对其恨之入骨。一旦“变天”，他本人便会成为被仇恨吞噬的学生和老师施加暴力的对象。那时，他才知道“请君入瓮”的滋味并不好受。

这所德全学校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实行“仇恨教育”，也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职和行政不作为有关。老百姓对政府部门的非议之一便是：不该管的事情偏要去管，该管的事情偏偏不管。虽然德全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它在教学方式、课程安排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可以比那些公立学校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自主性和灵活性也是教育多元化的标志），但这类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也应当遵循人类的普世价值、法治原则以及教育的本质——赋予被教育者以真理和自由。教育主管部门不能以“市场化”的借口，放弃对公立学校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比如，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推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有责任制止鼓吹暴力、仇恨和恐怖主义的教育——无论是某单个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某私立的教育机构，一旦有这样的举动，教育主管部门都理应当立即取消其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以此标准来衡量，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当对德全学校的种种逆时代潮流的做法不闻不问。

其实，让孩子们具备勇敢、自信、坚韧、顽强、合作、团结等优秀的品质，不必使用“仇恨教育”这种极端而错误的方式，只要引进在全球青少年的课余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童子军”就可以了。一九零七年夏，英国陆军中将贝登堡勋爵在英格兰的白浪岛上带领二十一名儿童露营十六天，教孩子们从事野外观察、生活、烹饪、航海、追踪等实验性户外活动，深受儿童的喜爱，并产生了童子军第一团。一九一二年，英皇乔治五世颁布皇家特许状，授权成立“英国童军总会”，各英联邦国家也获准成立童军组织。由此开创的世界童军运动长盛不衰，至今已经遍布世界二百一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童子军的成员多达两千八百万人，堪称全世界最大的青少年运动。

“童子军”虽然名之曰“军”，却并非对青少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教授青少年使用杀人武器。相反，童子军的宗旨乃是促进世界和平，从童子军的军徽便可以看出来：世界童军徽记的中间为光明之花，花上的箭头代表指南针，提醒童军要维护理想，坚定方向，三个尖端代表童军要实践三条诺言：对国家要尽忠，对社会要负责，对自己要健全；两边的五星代表真理和知识；环绕周围的绳子代表童军的团结，无论如何拉也拉不开，反而更紧；白色徽记象征纯洁，紫色为底象征领导与帮助别人。在一百年里，童子军的成员中诞生了无数的伟大人物，如十二位曾经在月球漫步的太空人中，有十一位曾经有过童子军的经历；攀登所有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年轻者是童子军；第一位实现单人环球不停顿飞行的是童子军。仅以香港而论，童子军成员便多达十万人。香港的童子军曾经在香港发生天花疫情时，自愿组成防疫队，为市民接种牛痘；在香港酒店发生火灾时，也曾紧急出动，协助消防员。一九四九年之后，童子军运动在中国大陆中止了。这一运动理应得到恢复和重建、鼓励和支持，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需要这样的辅助性的课外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服务的意识和合作的精神。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者最佳的选择。

“仇恨教育”贻害无穷，“仇恨教育必须”停止。爱因斯坦说过，愚顽是指“翻来覆去做同一件事，还希望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虽然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历史”被许多中国人升华到信仰的层次，但我们的历史叙述从来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惟独将那些自己历史中的黑暗部分省略和遮掩了。我们批评日本人如此而行，但我们自身何尝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呢？于是，我们便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第二次、第三次。“仇恨教育”曾经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它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正是由于“文革”遗毒未能肃清，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充满暴戾之气，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将暴力当作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此种暴戾之气，是中国未来实现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爱国教育是必须的，但爱国教育的主调不应当是仇恨熏陶和暴力宣传。我们不仅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人格和自由，同时也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觉地捍卫其人格和自由的好公民。我期盼着德全学校早日垮掉，学生、家长和老师一起站出来抗议独夫的倒行逆施，教育主管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完成其执法的责任。培养奴才和暴徒的学校不应该存在下去，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靠一群奴才或暴徒来缔造的。作家龙应台在一篇题为《纳粹》的文章中，写到了在狱中等候死亡的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罪行累累的戈林对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说过一番深刻的话：“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有战争，不论是俄罗斯、英国、美国，或德国。那是当然。但是，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不管是民族还是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议会制度还是共产独裁。不管有没有声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领袖使唤的，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这一招，可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那样的时代早该告别了。但是，如果还有像德全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的存在，说告别就为时过早。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令狐药师

早在五年多之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便发起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将该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尊重毛本人生前签字承诺的火葬方式，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更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我们呼吁：“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然而，五年过去了，奥运开幕迫在眉睫，官方仍然没有对我们的呼吁做出任何的回应。鸵鸟将头部扎进沙堆里去，便可以拒绝外部世界的变化吗？

北京当局标榜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然而，毛像和毛尸的存在，对这两个口号构成了最大的嘲讽和颠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居然停放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的尸体，居然倡导古埃及奴隶时代的“木乃伊文化”，并且让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被迫在腐尸的臭味与病菌中参加各项比赛，这难道不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亵渎吗？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德国召开奥运会，希特勒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之上，希特勒的尸骨被高举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里，那将是对人类普遍尊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多么严重的挑战！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和纵容之，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抵制这样的奥运会。

然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崇拜却似乎司空见惯了。其实，毛泽东杀人之多、虐民之深、祸国之烈、统治之长，均远远超过希特勒。日前，美国国务院解密一份档案，记载了当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说，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他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暴君眼里，中国的芸芸众生何尝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一千万中国的女性居然可以被他当作货物一样送给美国，毛才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毛贼尚未去除，同志仍需努力。

令狐药师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老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九日

琴心剑胆

家国皆可抛？

令狐药师

漫天风雪中，我与张伯笠牧师驱车赴普林斯顿大学探望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的家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是一栋隐藏在幽静的森林中的精致的小屋，森林的一角还有一片竹林，那是余先生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很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是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象征。记得夏天来的时候，余师母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屋子的旁边，开凿了一方小小的鱼塘，有一群锦鲤悠游自在地游弋其中。没有想到的是，高空中的飞鸟发现了，突然俯冲下来，叼走了好几条鱼。于是，他们便在上面覆盖了一张网，让飞鸟望鱼兴叹。如今，鱼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小鱼可以快乐地在冰层下安居乐业了。

余英时先生依然神采奕奕，放下案头的纸笔前来迎接我们。他离开中国大陆已经将近六十年时间了，还保持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过，却没有诗人余光中那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刚刚考上燕京大学的余英时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跨过罗湖桥，便感到一身的压力突然解除了。这种自由的真实感觉，他至今记忆犹新。余先生说，那时候虽然中共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且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并没有受到中共的注意，更没有受到迫害，但他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他去香港，除了要去照顾年迈的父亲之外，还希望寻求一处可以自由求学的环境。尽管一开始他并不喜欢香港，但当他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之后，才发现香港是华人世界中难得的一处自由的“飞地“。而对香港“殖民地”的身份，他丝毫没有所谓的“耻辱感”。相反，多年之后，余先生深深地感叹说，如果当初选择在大陆或台湾生活，必然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就有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能力，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敢去想嘛！

余先生成名也很早。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期间，他便开始写作和投稿。虽然他以历史研究为主业，但因为对民主自由的倡导，也得罪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台湾方面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政战部门也查禁他的文章。余先生告诉我们说：“我只是站在文化人的立场上说真话，但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都天然地将我当作敌人。”在赴美求学的时候，台湾方面居然不给余英时发放中华民国的护照。于是，他只好到律师楼办了一份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证明书，凭着那一页薄纸才到了美国。

余先生很喜欢聊天，今天的客人，一个是当年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张伯笠，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为晚辈及同宗的我，余先生更是谈兴盎然。他与张牧师谈起了当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往事，学社差不多是余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小小的学术机构成为那些刚刚从屠刀下逃亡出来的学者和学子们的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十多年之后，学社的很多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成就，让余先生倍感欣慰。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便有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来自大陆的传道人是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走出来的，他们就是远志明和张伯笠。余先生很关心张牧师在弗吉尼亚创办并牧养的华人教会，他也对中国大陆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现象很感兴趣。他表示，基督教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复兴至关重要。

我们还谈起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余先生对国内学生的支持。当时，他筹集了四万美金，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份声援北京学生的英文信。余先生说，那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在余先生各种书籍、文稿堆积如山的书桌上，我还发现还摆放着他的表妹、也是六四难属之一的张先玲的一封来信。张先玲女士的儿子，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余先生说，那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他一般不参与各种公开信的签名，但关于六四的公开信他就先后签了好几次名。

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访问，余先生说，当时他便痛切地感受到，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和算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不觉得是回到了祖国，反倒觉得这是外国，比外国还要外国。他终于意识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国早已不存在了、回不去了，故国已经变成了历史、变成了记忆。但是，细心的余先生也有独特的发现，他谈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中共暴政的文字。余先生说，从这张小纸片上，他感受到了大陆底层已经是民怨沸腾，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一叶知秋，他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变局即将展开。

童年时代安徽潜山那个点着油灯的小山村，永远铭刻在余先生的记忆深处。但是，对于余先生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他引用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年，当纳粹帝国的军队横扫欧洲之际，作为纳粹的敌人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被迫从避难的奥地利继续流亡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当托马斯•曼在纽约登陆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问他说：“您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他掷地有声的回答：“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余先生说，他是中国文化的难民，但也有如此的自信。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将他誉为“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指出，余英时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惟一打通了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国学”三大领域的学者，余先生的获奖在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确实，半个世纪以来，余先生的影响力早已溢出纯粹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到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即便是中国大陆学界也无法回避余先生的存在，近年来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得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那场讨论中，一批中共的御用学者便将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加以批判和攻击。余英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只身应战。半个世纪之后，那些辱骂余先生的小丑均已灰飞烟灭，而余先生的著述却壁立千仞。

虽然与胡适并无学术渊源，余先生却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情有独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当中，以自由主义思想去整理、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余英时却脚踏实地地实现了胡适以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梦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利用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却在海外坚持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努力让中文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学术语言，这是一种“存亡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余先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声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必须坚持说真话，必须捍卫人的尊严和文化的尊严。所以，他多年来始终不畏强权、不受诱惑，矢志不渝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他透露说，中共的使领馆曾经通过各种渠道，传话给他说，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现在，中共确实财大气粗了，派发的礼物也实在慷慨大方得很。余先生成了他们的高级“统战对象”。然而，这样的“建议”简直是在侮辱余先生的智慧、道德和文章。今天的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失去了理想、主义与信念，剩下的惟有利益的联结。他们以为所有人都可以用名利二字来收买，杨振宁、金庸、李敖等名流不就乖乖地“入我毂中”了吗？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人真正是超然于物外的，就如同身处棋盘外的棋子一样，并不受棋盘规则的制约。余英时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他断然宣称：“只要中国大陆还在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我就绝不再回去。”

余先生很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况，如果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单位”中供职，是否可以生存下来？我告诉他说，像我和刘晓波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靠稿费在体制外生活了。他很为我们高兴，说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首先便是经济的独立。余先生也知晓重庆“钉子户”拒绝拆迁、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情况。他指出，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近期中国南方发生的雪灾，他的家乡安徽亦是重灾区，安徽的老友打电话给他说，老家的许多旧房子都被大雪压垮了。政府的无能与欺瞒也在此次灾害中暴露无遗，人们从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变成今天的大声谴责，说明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今天的中国大陆就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那样，公民社会逐渐发展，专制政权日渐退缩，再过一二十年，共产党还能够笼罩住一切吗？因此，余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还询问到师涛和胡佳等深陷黑狱的作家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近况，虽然他不上网，对大陆的情形仍然了如指掌。作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通过历史来洞察现实及未来，正是太史公所谓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余先生鼓励说，你们在国内很不容易，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名利场，共产党那边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名利欲望，所有很多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吹鼓手。从西方各国的政客，商人，到学者名流，包括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彼岸去当“座上客”。余先生说，我们不必因为此种情形而感到灰心、沮丧乃至失望，因为自古以来，持守真理、行走义路的总是少数人，我们要甘当“少数派”。诚然，少数派是孤独的，但少数派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余先生还告诉我说，不久前《南方周末》有一位年轻记者前来采访他，这名记者的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读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很有些独立见解。以前，他还接受过大陆年轻记者王光泽的访谈，王光泽问的问题都很精彩，他对其印象很好。所以，余先生说，大陆的年轻人中还是有很多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他们将对中国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动，余先生也有一些一针见血的见解。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着对“胡温新政”的无尽企盼，被胡温的一些表面上的亲民举动所迷惑。胡温上台之后，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脖子都仰歪了，仍然不见“胡温新政”的影子。但是，人们继续为之辩解说，是因为江泽民退而不休，导致胡温无法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余先生却清醒地指出：在现有权力体制中，温是大管家，是秘书长，没有决策权，无足轻重；而胡是毛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其教育背景及履历均表明，他是一个个性拘谨、思想僵化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已经大权在握，根本不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比，虽然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小丑，但江的骨子里至少不像胡那样排斥西方和西方的价值。胡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比江时代有所加强，对于独立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余先生建议说，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与其对中共主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不如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水滴石穿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历史的进程。

对台湾大选，余先生也有相当精辟的看法。余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多人认为他与台湾颇有渊源。其实，他并没有在台湾长时间生活过，他的妻子陈淑平女士倒是台湾的名门之后，是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著名教育家陈雪屏的女儿。余先生说，他并没有蓝绿的倾向，但他不赞同扁政府“去中国化”的政策。他指出，如果“去中国化”是指过去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或今天在海峡对岸的中共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国化”这个错误的名词。从历史文化上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如果真的公开推动“去中国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国文化，不论血缘、文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么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后，台湾还有什么？他进而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大陆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余先生说，他的这篇谈话由《中国时报》的编辑整理发表之后，在岛内有许多人猜测说，余英时在此时此刻对台湾政治发表看法，是不是要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可见，台湾社会实在是太“泛政治化”了。其实，这是余先生一以贯之的看法，他从未想过要介入到台湾的政治运作之中。

谈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局，话题又回到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上来。余太太倒是态度十分鲜明，她说她会去投奥巴马一票，因为奥巴马年轻而有活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理想。看来，余太太的心与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而余先生则更谨慎一些，他说美国社会确实有一股求变的思潮，但是怎么变化，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麦凯恩，他都需要继续倾听他们的见解，观察他们的行动，直到投票前夕才决定该投谁的票。

谈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奖“克鲁格奖”，余先生说，获奖当然是好事，说不高兴那就太虚伪了，但获奖毕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获奖之后，媒体的采访和演讲的邀请一直不断，原来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他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他还要继续过宁静的书斋生活。余先生坦诚地说：“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他即将展开的是对唐代僧人和诗人的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都有过专题研究，偏偏就是缺少了唐代。因此，他希望今后几年以阅读唐代的史料为主，先作充分的准备。

我还谈到不久前余先生接受北明的采访，谈及义和团运动及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等问题，批评了中国近代以来扭曲的“仇外心理”，指出文革是义和团的延续。这篇访谈发表之后，在中国大陆引发轩然大波，若干网络愤青和中共当局的“狗头军师”纷纷撰文谩骂余先生是卖国贼、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余先生说，那些攻击的文章他多少知道一点，根本不值得一驳。这些攻击恰好说明他的话说到了他们的痛处，他指出：“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便很难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余师母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送给我几张她亲自拍摄的鱼塘和树林的照片。于是，我央求余先生在照片的背后题字。余先生在案头书写的时候，师母说，你们看，这书桌有多么乱！原来，余先生从来都没有聘请过助教、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从资料搜集到手写稿件，全部都是自己一手来做完。对比之下，国内的某些教授，稍有了一点的名望和地位，便盛气凌人，身边配备一大群工作班子，甚至让研究生们无偿为之服务，这样的学者反倒是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

余先生爱抽烟，每到写作重要文章的时候，更是烟斗不离手。我问师母说，有没有劝先生戒烟呢？师母却幽默地说：“我要是有本事不准他抽烟，我岂不成了毛泽东，回到中国大陆去管理十几亿人民去了。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我不管。”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他与妻子的关系是妻子兼朋友，除了“一生相许”的责任、互相照顾和互相帮助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就是中国文人对个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啊。

令狐药师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180辆。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量的年轻富商，这些年轻的新贵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车展次日，宾利北京的代表便宣布这辆888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80万元和888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卖出20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冰山一角。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约有10万人左右。每年发布的几种不同的富豪榜上，“富人中的富人”轮番出场亮相。但知情人透露，其实若干实力派人物并不在排行榜上。另一方面，那些招摇过市的富豪，不少人很快便锒铛入狱，比如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陈良宇的小弟张荣坤、健力宝总裁张海、科龙公司老总顾雏军等。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超级富豪都是罪犯，但其中确实有不少人暴富的秘诀与杨斌、周正毅、张荣坤、张海、顾雏军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每个富豪的每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那些“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富豪们致富的方法像是玩魔术一般，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便可换来一亿的地皮，用一百万的现金便可买下一亿的工厂。他们不是官僚，一个电话就能将省长召到饭桌上；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若干国家的护照在国际航班上飞来飞去。

宾利轿车便是这些人炫耀财富的座驾。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落马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37岁的神秘人物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的答案之一。在北京国际车展上，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便由覃辉一举购下。他虽然不是明星级的富豪，但其身份并不简单：他是北京无人不知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便连续控制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他以一掷千万购买豪车的做派、与香港明星李嘉欣“订婚”的消息，以及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几次大型收购，让一些媒体对其大加吹捧，不惜给予“隐身富豪”及“民间第一传媒大亨”之美誉。

在张恩照“辞职消息”公布之后25天，覃辉在北京被警方带走。随后，《财经》杂志以“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被拿掉，覃辉传奇终于收场”为标题作了专题报道。神秘的宾利车主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其暴富的过程也部分浮出水面。覃辉出身于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据说，其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夫人之侄外孙女，此背景也为覃辉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但是，此“上层背景”究竟有多么深厚，外人很难知晓。可以追问下去的是：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掌控的长风通讯公司如何介入警方和军方专用的手机通讯领域？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又如何稳稳掌控“天上人间”夜总会长达10年之久？

“天上人间”夜总会坐落在北京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不仅充满奢糜气氛，更以“美女如云”著称。其来宾往往是政界、商界、娱乐界的顶尖人物，其消费水平让普通民众叹为观止。据说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数万元人民币。按照目前黑白两道的“潜规则”，它的幕后老板至少是诸如昔日陈希同的公子之类的显赫人物，殊不知却是“崛起于垄亩之中”的覃辉。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以此推算，当时夜总会的资产总额在2000至3000万元，可谓一头“现金奶牛”。该夜总会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数不胜数的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成为其“事业”的巧妙助力。“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一位与覃辉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与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上其他大亨发迹的轨迹相似，覃辉的钱大多来自于银行。迄今覃辉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类投资公司究竟从国内银行拿到了多少钱？一时难有详实的数字。覃辉曾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达10亿元之巨。他旗下公司曾从建行贷款逾6亿元。他能拿到这笔贷款，是得到了张恩照的特别关照。覃辉过去主要是与行长王雪冰相熟，王落马后，遂设法与张恩照发展“友情”。星美传媒从2002年下半年起便着手向建行申请贷款，并于当年获准。由于星美传媒在市场上缺乏业绩，大银行向文化企业贷款也十分罕见，经手此贷款的星美传媒董事长李威承认，建行此举“主要是支持传媒产业”，“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中国的宾利车主们并没有宾利车的“高贵血统”。中国的富豪们并不具备欧洲贵族的气质，也从不遵循基本的商业伦理——他们是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冒险家，中国就是此类冒险家的乐园。以覃辉而论，若干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均认为，他是一名“准黑道”式的人物，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罕有诚信，他的主要手段为“贿”、“吹”、“骗”、“偷”。据其公司职员透露，覃辉将公司当作独立王国，做派宛如暴君。在高层会议上，他甚至抓起烟灰缸将一名副总砸得头破血流。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他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喧嚣一时的购并，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城、阳光卫视控股权等，各家欠款均以千万计；购买夜总会“钻石年代”，至今还欠付数百万元。然而，就是此类人物，却能呼风唤雨、长袖善舞。即便在覃辉被捕之后，其公司的高层人士大都不敢接受采访。“他们还在观望，怕现在说话，覃辉万一出来会报复”，一位与之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评论说，“覃辉这个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在宾利轿车的热销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日益呈极端化的中国。在一党独裁的格局下、缺乏新教伦理为价值支撑的权贵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强取豪夺的资本主义，一种无法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伤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资本主义。以覃辉购买接近千万元的豪华宾利为例，他本人并没有“玩车”的品味和兴趣，祇是想通过此事满足个人的占有欲而已。那辆豪华宾利长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楼的地下车库中。因为有一次乘坐此“宝马香车”出门时，受到众人的围观，覃辉此后遂不再乘坐此车。耗资近千万的宾利，从此便被主人冷落在一边，慢慢等待生锈报废。覃辉被捕之后，大概更没有机会乘坐此坐骑了。支撑宾利之类的豪车在中国的销售市场的，许多都是与覃辉的行事为人相类似的“厚黑人物”。

正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云，在中国祇要心肠够黑、脸皮够厚，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就能控制别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像覃辉、张海等30多岁即坐拥金山的富豪，那些国有银行就像是无偿为其印刷钞票的朋友一样——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在贿赂面前纷纷落马，便施施然地将金库的钥匙赠送给了这些贪婪的富豪，“化公为私”的把戏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于是，这些富豪们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简直比海湾国家里依靠祖传油田的阿拉伯王子们还要轻松。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任何的财富和价值，他们是祇是无耻的消耗者而已。他们对天价宾利的占有，往往需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中国超级富豪的数量，大于进口的宾利轿车的数量。于是，中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中国所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又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否可以寄托于几百辆、几千辆宾利车之上？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难道就是这些昂贵的宾利轿车吗？这是需要由经济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成了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他们也以能够被邀请乘坐宾利轿车为荣。与大部分普通民众一样，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感到自豪。宾利轿车在中国的热销，并不能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富强；相反，这一现象凸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超级富豪们的强取豪夺，在民众当中已经引发了极大的怨愤。如果忽视这一危机，那么宾利轿车很有可能引导中国高速奔向一场可怕的崩溃之中。

令狐药师

二零零八年一月，北美最大的华文周刊《世界周刊》刊登了由该刊记者韩杰撰写的《文化行者：余秋雨》一文。许多北美的华人读者给我来信，告知该文中涉及到我的几个段落，存在诸多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地方。他们愤怒地指出，这个人居然撒谎撒到美国来了！

我对余秋雨为人为文的批评，早已是八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愿再次提及这个老话题。换言之，今天仍然标榜“正面的精神价值”的余秋雨，其实连被批评的价值都不大了。但是，为了避免以讹传讹，为了制止谎言的泛滥，我不得不撰文对相关事实澄清之。

余秋雨是“石一歌”成员

我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考证出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的多个写作班子，并撰写过多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的事实。我在文章中呼吁这位以“文化导师”自居的作家公开忏悔。忏悔当然是其内宅的需要，但我提出忏悔的呼吁亦是我批评的自由。当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但早在一九九八年便出版了《火与冰》一书，该书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以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尖锐批判，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引发了知识界对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的关注。

当时，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很简单：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问题，余秋雨只是我所分析的个案之一。此前此后，我还对郭沫若、周一良、季羡林等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言行提出过批评。我对余秋雨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根据史料，余秋雨参与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程度之深，确实让人震惊。而这些历史事实，余秋雨在九十年代重新成名之后，却始终避而不谈。因此，余秋雨的心理状态及人格形态颇有典型性，追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与追问“日本人，你为何不忏悔”具有同样的价值。此后，余秋雨及其支持者攻击说，我是想靠批评他出名，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自恋的想法。

二零零零年春节之前，我与余秋雨在四川成都魏明伦的家中见了一面，会谈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是余秋雨解释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会面结束后，我对他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平等对话是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私人恩怨，我们的分歧是价值观的分歧。我愿意收回“文革余孽”这个词语，但我不能采纳你的一面之词，我还会访问更多知情人，深入探讨此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一次会面便放弃了对余秋雨的批评。《世界周刊》记者韩杰在文章中所说的“余杰承认自己用了文革的思维方式，还表示钦佩余秋雨的宽容大度”，真不知是从何谈起。这位记者在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应当采访当事的双方，将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新闻记者最忌偏听偏信。

此后，我又搜集到更多史料，包括文革期间余秋雨的顶头上司孙光萱等人的回忆文章，接着撰写了《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等文章，对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反智主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但颇为吊诡的是，反智主义偏偏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帮助当权者煽动起来的。文革期间极左派的“写作组”，无论是北京的“梁效”，还是上海的“石一歌”，都网罗了一批老中青三代的一流文人。这些参与者固然大都是“身不由己”的，但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作为亲历者，他们有责任见证历史和自我忏悔。余秋雨当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误上“贼船”，是可以同情和谅解的。但是，不能同情和谅解的是，在许多史料都呈现出来之后，他仍然死不认错，百般抵赖，并且将自己描述成白玉无瑕。如同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性丑闻：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中宣淫，固然应当谴责，但不至于因此险些酿成国会弹劾案。他之所以差点受到弹劾，不是因为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而是因为在法官的面前说谎。与克林顿相似，余秋雨不惜以更大的谎言来遮盖早年的错误，是一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所以，我对余秋雨的批评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是韩记者所说的后来又发生了转变——“余杰也一改道歉态度，声称要‘战斗到底’”。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与余秋雨之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

这篇报道中有一个最大的谎言，便是所谓“上海市政府的调查报告”得出如是结论：余秋雨参加的是周恩来指定的教材写作组，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这是余秋雨故意散布的一颗烟雾弹，可惜韩记者信以为真，像小孩一样受其误导。其实，事实的真相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便可一目了然。这份所谓的“反调查”，不过是余秋雨操纵《新民周刊》来进行的，而根本不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上海市政府日理万机，哪里会愚蠢到随意使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余秋雨“正名”？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调查报告”的许多内容，在发表的时候遭到严重的篡改。后来，多名被采访对象致信编辑部表示抗议，作者和余秋雨不得不道歉。

我们可以看看最知道内情的人是如何说的。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最近发表了《我与徐景贤》一文，该文记载了他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一些交往。徐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夕，与沙叶新有一段谈话：“这个人（余秋雨）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夏其言）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余秋雨究竟是不是“石一歌”成员，当时在上海滩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的徐景贤的说法，算不算“一言九鼎”呢？余秋雨还能抵赖到几时呢？

沙叶新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戏剧家，近年来撰写了许多直指现实、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沙叶新相比，矫情造作、从官的帮闲摇身一变成为商的帮闲的余秋雨，根本不配自称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他便永远蜷缩在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民族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它便无法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任何“正面的精神价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如是，不承认文革中斑斑劣迹的浩然、余秋雨、宋彬彬们亦如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对此，沙叶新语重心长地指出：“只要对自己的历史持有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你。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沙叶新的这番话说得公道而诚恳。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以文化思考者自许并引以为傲”的余秋雨。作为一名在文革后期出生的后来者，我也愿意与所有的年长者一起，直面和反思那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历史感和记忆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余秋雨如何欺骗夏其言

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聪明如余秋雨，居然也会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一样，认为人们都会坚定不疑地相信他的谎言。看来，他是太爱自己了。这一次，余秋雨悍然搬出上海市政府为其背书，可见其潜意识里认定了“官府便代表真理”。余秋雨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的时候，声称“我必须要承受在中国一个没官位、没有权势的名人所必然遭遇的一切灾难”，那么他为何又要拉出官家来为自己撑腰呢？

众所周知，《新民周刊》并不是上海市政府的“机关刊物”，《新民周刊》上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上海市政府的立场。然而，余秋雨在此偷梁换柱，隐去“调查报告”的主体是《新民周刊》的事实，却搬来“上海市政府”这个大而无当的救兵，甚至还祭出“周恩来”作为挡箭牌。《新民周刊》在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帮助余秋雨“漂白”。因此，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余秋雨多次亲自“陪同”。如此写出来的文章，能否做到客观、中立、尊重事实，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最恶劣的地方便在于，肆意歪曲被采访者的言论，比如关键的证人之一、文革结束之后负责审查余秋雨的问题的夏其言的观点。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人，抗战期间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文革前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新民周刊》的文章指出，夏其言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夏其言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不顾身在医院，亲自执笔向《新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

夏其言还将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新民周刊》只好于二零零零年第五十一期刊登了《本刊说明》：“本刊今年第三十四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这一道歉声明仍然显得言不由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但仍十分关心余秋雨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原写作组负责人孙光萱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夏先生是一位忠厚老者，在上海文化界颇受敬重，他用此种语气评价余秋雨，可见对其死爱面子、拒绝认错的性格极其厌恶。

不要拿“在高位的朋友”来恐吓人

在我看来，要成为一名众望所归的“青年导师”，不是有点吟诗作赋的才情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靠在媒体上滔滔不绝地说话就能蒙人的。真正的“青年导师”，应当拥有一种精神魅力和品质，应当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以此来衡量，今天中国那些自称或自以为是“青年导师”的人们，大都名不副实，他们不过是些存在着严重人格缺陷的无行文人罢了。当真正的老师被迫保持沉默、失去讲台和听众的时候，鲁迅所嘲讽的“乌烟瘴气鸟导师”们便一个个地向风筝一样升高。

余秋雨便是其中最“误人子弟”的“鸟导师”。他教导青年们怎么做“人”，其实是怎么做“小人”；他倡导尊重文化的价值，其实是在暗示文化可以讨好权贵、成为仕途和商场的“敲门砖”。他常常对着摄影镜头口吐莲花，他说的很多话连自己也不相信。对于余秋雨来说，生活确实就像演戏一样，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运动与斗争，没有超凡的演艺哪能从容度过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为“红人”呢？

在这篇“大话西游”式的访谈当中，余秋雨以“在政治灾难中长大的孩子”自居，以父亲被抓、叔父自杀来博取读者的同情。父亲被抓、叔父自杀，并不能说明余秋雨本人有多么“干净”；相反，为了摆脱“被革命”的命运，他选择了扮演“最革命”的角色，一头扎进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建的写作班子。那段时期，为了效忠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他奋笔疾书，写了不少硝烟弥漫的“战斗檄文”。九十年代，当他看到文革已经在人们心中日渐模糊，便“重出江湖”，并摇身一变，以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自诩，还声称自己可以毫不谦虚地回首那段逝去的岁月。

余秋雨以在文革之后并没有受到过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处理、反倒顺利地当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事实，作为在文革期间并没有任何劣迹的“证据”。其弦外之音是：官府对我的认可，也就是法律对我的认可，更就是历史对我的认可。可惜，历史并不是可以任由他个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是作恶者中的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的作恶者（甚至手上沾着血迹的人）都逃之夭夭了，因为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有的作恶者当上了大学校长，还有的甚至身居政坛要津。近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庆，对当年副校长卞耕耘被殴打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宋彬彬，又重新回到母校并被授予“杰出校友”的称号。这种作恶者衣锦还乡的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人对罪恶的麻木。文革之后，余秋雨官运亨通的经历，并不能构成对他文革经历的“无罪辩护”。

在赵俊迈撰写的颇具诗意的《秋雨时分马兰香》这篇访谈录中，余秋雨时不时地露出一些马脚来。他自吹自擂说：“我在承受着一个没有自由文化人的国度，自己选择自由文化人的定位所必须承受的风雨！”言下之意就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他一个是所谓的“自由文化人”。他还说：“我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加入‘文联’，在中国社会上变成一个赤条条的人。”这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余秋雨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曾经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的职务。不过，在几年前的理事改选中，他得票很低，名落孙山。从此，他不参加上海市作协的活动，甚至将作协赠阅的《上海文学》和《萌芽》退回，连信封都没拆，其心胸之狭窄，可见一斑。即便如此，余秋雨并未公开声明退出作协，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表示，根据作协的原始资料显示，余秋雨仍然是作协会员。由此可见，余秋雨并非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赤条条的人”，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要弄虚作假的人，何以取信于人呢？采访者所赞美的“他所说的每句话、传达的每个讯息，相信与他的文章、演讲的内容一样，应也是持有同等认真而负责态度的”，简直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笑话。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语带双关地指出：“我为了保持辞职的尊严，始终没有拿起电话打给在高位的朋友；杨澜在访问我的时候就讲：只要你拿起电话，这些谣言就会没有了。”所谓“在高位的朋友”，大概就是曾经建议高级干部都读一读《文化苦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吧？看来，余秋雨内心深处还是以被帝王赏识为荣。既然有一个“在高位的朋友”，便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恐吓那些批评他的人。余秋雨的潜台词是：只要“在高位的朋友”一开口，全国所有媒体上对我的不利报道，都将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有尚方宝剑，只是暂时不用而已；一旦使用，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杨澜也曾经用过同样的方式，来恐吓揭露她丈夫吴征的假学历的记者，杨澜与余秋雨本来就是同一类人。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能够吓退所有的批评者吗？显然不能。我没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但我仍然要批评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的余秋雨。

戏子就是戏子，戏子成为文化大师，是今天中国文化莫大的悲哀。近年来，余秋雨巡回于各大学校园里，或作激情演讲，或作签名售书。大学生们对其视若神明，他本人也越来越有文化宗师的感觉和派头了。大学的讲坛成为杂耍的场所，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沦落。同时，余秋雨还成为在电视上露面最为频繁的文化人，甚至在青年歌手大赛上，也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整个华语文化圈中，有那么多读者都在津津有味地听取他的“人生教导”，一字一句地阅读他的俗词艳调，正是这个时代华语文化缺乏原创力的标志之一。

余秋雨用浮华的言辞，用虚假的文字，用在新旧时代、政商两界游刃有余的“成功”，让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人对其五体投地，并将青年人引入歧途和陷阱之中。青年们在他身上学会了如何不假思索地说谎，如何施行“适者生存”的准则，如何将才情和学识转化为滚滚的名利，如何背对这个时代各种不公义的现象。结果，真实的人生变成了一场虚假的表演，而虚伪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不要用法律来“防民之口”

文人无行，忏悔无期。等候余秋雨忏悔在文革中的作为，恐怕再等五百年也等不来；追问余秋雨为何不正视他本人以及整个民族的那段黑暗历史，反倒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这就是现实的荒谬。余秋雨的头衔很多，如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等等，如今似乎又多了一顶帽子，那就是“法学家”。在走完“凤凰之旅”之后，他立即宣布要走所谓的“法律之旅”了——他首先状告武汉学者古远清在一篇批评文章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对方索赔十六万的巨款。

余秋雨由作家摇身一变为讼师，并不让我感到吃惊；令我吃惊的事实倒是：上海的法院居然不加甄别地受理了此案。我也是曾经遭到余秋雨“告状”威胁的批评者之一。对于余秋雨的这一“战术”，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有过精辟的分析：“当余秋雨告诉世人自己受法律的保护时，是在告诉世人自己受‘政治’的保护；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法律时，是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政治’；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当心法律的惩罚时，是在警告余杰们当心‘政治’的惩罚。”

文艺批评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领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比如有关言论危及公共安全、鼓吹暴力伤害等等），法律不必也不该介入。法律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乃是社会实现法治化的前提，借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开放社会当中，如果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文学、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将受到无法估量的伤害。因此，在面对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名誉权”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应当谨慎对待，小心从事，不可全盘接纳所有的诉讼。否则，不仅是对有限的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有可能对法院的权威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在余秋雨的“名誉权”案件中，仅仅因为古远清的批评文章中有打着引号的“狡猾”一词，余秋雨便提出高达十六万的巨额索赔，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如果司法机关莽撞地闯入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领域，那么我们还能拥有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杂文家吗？可以猜想，一生痛骂数百位文化名流、政府官员及各界贤达的杂文大师鲁迅，不知会被多少人告上法庭，不知会被索要多少“精神损失费”，最后非得被罚个倾家荡产不可。比如，鲁迅曾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词之“刻毒”，远远超过今天余秋雨的批评者们：而作为大名鼎鼎的、学富五车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梁实秋，似乎并没有觉得受到“奇耻大辱”，并愤而将鲁迅推向法庭，甚至狮子大开口地索要巨额赔偿；梁的做法是一笑了之。在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均有相当的胸襟和气魄，司法系统也恪守其职能界限，不会随便做出越界干涉的蠢事。

没有批评的自由，便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接纳批评的胸襟，便没有创作的更上层楼。当一个人不能虚怀若谷地面对批评意见的时候，其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便开始走向衰竭。对于文艺批评，甚至是“酷评”的容忍，前辈文人学者有诸多佳话留下。鲁迅去世之后，作家、翻译家和外交家叶公超花几个星期时间，将鲁迅的作品认真阅读一遍，不禁撰文赞扬说：“我有时读鲁迅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如此心悦诚服的评价，连崇尚“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的胡适也接受不了，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回答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可惜的是，今天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叶公超式的人物呢？这样的胸襟和肚量，我们久违了。我们身边的“青年导师”，大都是些沽名钓誉、小肚鸡肠之徒。作独立状，却巴望着被重价所招安；作大师状，却没有大师虚怀若谷的境界。

文艺批评走向法庭，并非法治进步的标志，反倒是文化人“死要面子”、不容异见的劣根性的大暴露。余秋雨通过夫人马兰之口透露，起诉古远清仅仅是一个开始，他还有一张庞大的名单，一系列的法律诉讼还将涉及到若干城市的若干人物。看来，在“行走秀”、“评委秀”之后，余秋雨又要马不停蹄地上演“法律秀”了——正如他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中的慷慨陈辞，“我是在用生命作秀呢”。在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今天，他口口声声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其实是在玩弄政治的权势。他在访谈中说，之所以要诉诸法律，重要原因乃是“有很多朋友支持我”。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朋友”显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他不仅是在暗示，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宣布：我背后有人支持，我的官司一定能胜利。古远清人在武汉，文章发表于广州的《南方文坛》，而官司偏偏在与此事不相干的上海开庭，个中原因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海是余秋雨的“发迹之地”，他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对官司发挥影响。

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余秋雨大讲法律的豪情，让旁观者啼笑皆非。谁更有资格讲法律？谁应当被推上法庭？文革结束之后，作为象征符号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与此同时，文革的始作俑者及其大小爪牙得以逍遥法外，躲避一段时间之后又粉墨登场。今天，宋彬彬、余秋雨们的走红，是对历史的再次羞辱，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谋杀。在我看来，最有资格讲法律的，不是余秋雨，而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应当被推上法庭的，不是那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而是文革中的“拳头打手”和“文字打手”们。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定稿

令狐药师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是内在生长出来的民众的民主诉求。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也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国际环境的因素之中，美国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力量。中共当局和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中共随着经济实力渐渐坐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对欧盟、日本等越来越倨傲，但对美国始终心存顾忌，不敢公开与美国叫板。一是中国尚缺乏对抗美国的实力，无论就军事力量还是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离美国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按实际购买力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国民收入不足美国人的十分之一；二是在道义上中国更非美国的对手，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独裁国家日渐孤立，中共焉能以独裁政治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中共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独裁就是好”，也要装模作样地作民主秀和人权秀。

可以说，与松散的欧盟与势利的日本相比，美国是当今惟一能让中共当局退避三舍的国家，也是惟一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推手”作用的国家。二零零六年五月，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此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不可能作出某种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此种建议。因为布什总统的诸位顾问曾经多次向他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时，布什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著作和传记，都被布什放置于床头阅读。昔日里根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今天的美国总统当然也不会对中共的恶行熟视无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我从未掩饰过我是一个“亲美派”。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承认自己是“亲美派”，却不敢公开承认，因为这样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和辱骂。我不怕“网络义和团”的砖头和唾沫，我言说的都是常识问题：比如，美国是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大的外在力量，亲美政策也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我呼吁美国总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到了网络愤青和中共网特的大肆辱骂。我一直被爱国愤青们视为“汉奸”，此次更是千夫所指、三人成虎。有人攻击说，如此卖国言论，堪与刘晓波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相媲美。我乐于接受此种“殊荣”。即便受到诸多批评和辱骂，我仍坚持此种观点。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在二战中被日本法西斯亡国了，今天哪里还有国可爱？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很难从文革的崩溃中迅速恢复过来，哪里有“改革开放”的奇迹？

亲美的立场，符合中国的利益，亲美不仅不与爱国矛盾，相反正是爱国的直接结果。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在健康的爱国主义心态下，对美国该作何种评估呢？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一直深陷于某种民族主义的悲情之中。中共建政以来，更是以“爱国”作为诱饵，以“爱国”作为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灵丹妙药。于是，一提及“爱国”这个词语，差不多人人都血气翻涌，丧失理智。有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与布什总统的对话，将我称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公开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如此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即便是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

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我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这个戕害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爱国心切的华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此思维方式。其实，中共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恰恰就是那个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因此，“爱国”不必“忠党”，“爱国”尤其需要“反党”。

对于以上两种批评，我皆有不同意见。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自食其力的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供“出卖”的国土，连自己购买的一套房屋，也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将中国的某片土地“割让”给美国，当然更没有任何操作能力。实际上，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当中，对中国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的，恰恰是美国。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设想，都为美国所阻止。

中国确实也有卖国贼，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中共的历届统治者。从毛到胡，与苏俄当局签订过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割让大片领土。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国土的面积超过九个台湾的大小。那么，那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实实在在的卖国行为呢？显然，对于“过于聪明”的学者来说，辱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而辱骂手无寸铁的余某人“卖国”则毫无风险。所以，捏“软柿子”的举动，何乐而不为呢？骂别人“卖国”，是一种绝对“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一提起“民族感情”，仿佛任何中国人都会被吓得趴下。但是，让我最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在九七之前为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祖国大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呢？伤害梁院长的“民族感情”的，不是我几句话，而是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家和基督徒，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其用武之地，反倒必定会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被送进劳改营中劳动改造。堂堂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而梁博士忍辱负重地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最基本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和在教堂中公开讲道，更可以过上安全、有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却荡然无存。因此，梁院长宁愿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需要攻击那些与之不同观点的人的时候，“民族感情”便立即被找回来，当作翻天印来使用。

看来，如何爱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爱国”绝对不是爱某个政权、某个政党及其党魁。爱国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个同胞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将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和大众，以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不敢说我比那位研究哈维尔的“专家”更爱国，也不敢说我比巧舌如簧的梁院长更爱国，但我拒绝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卖国”的帽子。亲美与爱国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和谐统一”。


日本和德国是美国“民主改造”的样板

回顾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亲美派大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如胡适、张东荪、吴国桢、赵紫阳、刘晓波、马立诚等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我从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批评共产党就是卖国，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走进监狱。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一名“亲美派”，我赞同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和变革之路。虽然此立场在许多国家都是“政治不正确”，但我确实仍然坚持此一立场。我看到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随意的论断却违背了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有记载的事实。梁博士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由美国的帮助实现了民主制度，那些国家个个是“悲惨的下场”。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改造和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亚洲和欧洲的典范。我去过日本和德国访问，接触过许多日本人和德国人，发现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像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美国当局最重要的举措是帮助日本政府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扶植私人企业。由此，日本完成了战后政治的重组和经济的起飞。

在美国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早已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德国新宪法将保障人权当作重中之重，既是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又是对美国制度的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深切地吸引了西德人。凭借着德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政治也最稳定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和顺利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最关键的原因便是由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当然，日本和德国两国具体的宪政制度，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结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日本和德国也不是美国的附庸国，他们在很多国际问题都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两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内部，既存在“亲美派”，也存在“反美派”，但这两派都不会忘恩负义地否定美国战后帮助他们的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功劳。

二战之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心态，承担了民主世界领头羊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的援助和榜样。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掩饰对美国的亲近，多次在公开场合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确实，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一支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给予肯定吗？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都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吗？


“亲美”的核心乃是亲民主自由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法西斯国家的浴血奋战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备了对抗苏联共产集团的实力。没有美国，人类早已陷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统治之下，人类的未来将是何等的黑暗与悲惨！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了该地区，他的访问堪称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在八十年代末期终于破土而出。东欧之行带给老布什许多刺激性的体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在访问波兰的时候，老布什与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

后来，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他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波兰人民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那是老布什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演讲：“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被学者称为“自由派国际主义”，它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强劲的支持。里根政府干预萨尔瓦多、菲律宾、格林纳达、智利和其他地方事务，都反映了这一方向。当然，这样做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越是积极地倡导人权和民主，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小。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都不是过河拆桥之徒，他们牢记着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在卸下总统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亦不顾欧美主流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明确支持美国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尖锐批评欧洲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却成了空谷回音？

中国异见知识分子群体中需要出现一批像哈维尔这样的“亲美派”。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美国免费（甚至自己掏钱）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却遭到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国家的非议。美国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不是每一个国际争端都完美地处理好了，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比一个有美国的世界要混乱和危险得多；由美国担任家长的世界，比由其他任何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德国、中国等——担任家长的世界，要安全和公正得多。

曾经担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的彭定康，在谈到美国促进全球民主自由的作用时触及到了本质。他放下了英国贵族的傲慢指出：“本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层在拯救自由方面比多数其他国家更负责任。美国随时准备慷慨地、强有力地和坚定地支持形成了自身自由主义和繁荣的价值观。有时，美国的做法显得笨拙了一些，但是，它毕竟付出了努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职之是故，我个人认为，吁请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只要让同胞都过上符合人性的生活，只要让黑窑的奴隶童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房产的市民以及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胞都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美国的帮助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美国的经验呢？

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只是专制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心高气傲的反美学者：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便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而违背正常的逻辑思维。停留在“网络愤青”层面上的“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对中国却危害甚大。中共当局最喜欢老百姓的“反美”情绪了。回顾中美之间百年的交往历史，美国的“敌人”形象，是中共当局一手塑造出来的，是违背历史与现实真相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我们直面事实而不是激昂于民族情感的话，应当承认：当时中国依靠自身孱弱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后来的中苏冲突中，如果没有美国对头脑发热的苏联领导人发出严正警告，苏联的原子弹很可能就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很可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惨遭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尽管美国“挺中抗苏”有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毕竟使得中国免于生灵涂炭的绝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对美国表达感激之情。

所以，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一个“亲美派”。我所标榜的“亲美”，实际上是亲近那些在美国已经成功实践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而非亲近某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或党派。当然，美国政府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当美国有违背民主自由价值的政策时候，我一定会不加掩饰地批评之。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的匆匆撤退，使得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未能解决；比如，在近期的反恐战争中，出现了美军虐囚的丑闻；比如，在全球阻止温室效应问题上，美国政府未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等等。我没有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我深知，美国存在着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美国人也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从未美化和理想化美国，也从未将美国看作是一处人间的天堂。

百年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却万变不离其宗：美国是中共政权的敌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亲密盟友；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中美之间真正进入“蜜月期”的那一天。

iamleaf

.......按着日本德国的例子,那就要先彻底摧毁一个中国,再来发展咯?那么巨大的牺牲是否真的值得?
美国的民主就真的适用中国么?
不是意气, 就是觉得, 不太接受这么露骨的....近似谄媚的文章....
就算美国的民主来了,能有多少天翻地覆?也不过是多了一些政坛上的小丑而已...乱哄哄的台湾,也是值得中国大陆效仿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