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女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好，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有好多问题想要和余先生交流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先举手示意一下余先生好吧。

同学提问：余先生你好，很荣幸在北航听您的讲座，实际上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你的那个《火与冰》， 我对您的激扬文字非常地崇拜，也经常被您的文章所感动。所以我现在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是，好像是在读了您的《火与冰》以后，感觉到您的锋芒好像已经淡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特别想知道您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如何？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我们知道网络文化的影响非常强大，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网络对文化的影响有什么看法？第三个问题是您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对社会关系问题的看法，对我们国家历史的认识，和您当初在学校有什么不一样？谢谢。（掌声）

余杰：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我的锋芒并没有任何的收敛，甚至我觉得我对很多问题的观察、分析和批评比起当年的评论更加尖锐更加深入。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我最欣赏最得意的文章只能在香港的报纸或者海外的中文网站上发表，大部分的国内读者都没办法来看到，在国内偶尔还能够零零星星地发表一点点的这些散文随笔和一些比较学术化的国学评论。最近两年中国的新闻出版情况更加恶化，所以比起我当年，就是我把我当年的《火与冰》如果放在今天，大概我是97年，嗯，98年春天出版的，是8年过去了，如果我把《火与冰》放在今天又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正式出版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倒退，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反比。第二方面网络我觉得网络对我来说，它是我获取信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当然现在我在我的网络上安装了一些特别的小软件，比如说“无界浏览器”，通过这些的一些小软件我才可能通过那个防火墙能够看到国外的一些信息，因为今天国内的这些网站这些宣传已经变得跟与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越来越接近，就是上面的真话语越来越少，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软件，然后才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更多的真实的言论。并且我也在参加，切身地参加着这样的网络带来的思想的、自由的表达的过程之中。我也成为好几种重要的海外中文网站的站长。再一个就是说，网络有一点我觉得我很不能够认同的，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种虚拟的空间在中国这样的一种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面，它很容易诱发人内心的这种邪恶和黑暗。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用呢，因为是匿名的，他完全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不用有任何道德上责任上的顾虑，他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骂人，可以把他内心深处的那些肮脏的阴暗的东西在网上肆无忌惮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是我很警惕的一点，就是网络既然是一个匿名空间，如何在网络上的表达跟真实的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这种表达完全地合一起来，这是每一个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都应该来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绝对不会匿名地来发表我的任何观点，我的每句话每一个观点我都用我的真实的名字姓名发表，我对我自己的所有言论负责任。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作以后跟学生时代的认识，其实我没有工作过，我2000年硕士毕业以后，本来是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当时的馆长是苏**先生的儿子苏伊。我把所有的工作协议都已经签署好，当我去报到的第一天他们突然不让我报到，也不说明任何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中央部长丁关根先生直接给打了个电话，说这样的思想反动的人不能到那来。（听众哄笑）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靠自己的写作来维持我的生活。对这样的状况，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用一句成语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我如果进入到那样一个学术体制中去，当然我会享有这个学术体制中的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固定的收入，比如说他有很好的大量你所需要的收藏，对我进行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这种很专业性的研究会提供很多便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会成为一种无形的镣铐和束缚，对我的这种自由的表达造成很大伤害。当然在即使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我觉得我的基本的立场不会变。但是它会有一些无形的软性的东西……

你看，你的学生就会被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我就会很痛苦。我会觉得我写文章把我的老师辈连累了。长此以往，这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镣铐。所以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现在看我最近六年以来的生活，我的生活的，我赖以生活的每一个钱都是靠我写作得来的，我感到非常骄傲。另一方面，我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我不用看任何人，任何上级，任何官僚的脸色，我不用为评副教授，评教授要去写多少篇中规中矩的这个理论和我不喜欢的所谓的学术论文，我也不会去参加各种政治论的学习会议，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就是这种学术的压力，一个作家要靠写作，而且不是那种追求时髦，追求时尚的那种畅销书的写作，不是像余华，像贾平凹，像余秋雨，像王朔这种写作，他们的这种写作可以……我今天看报纸，王蒙的一部新作是200百万的稿费，预付。这批人已经就是这种既讨好当局，又讨好市场，所以这样的一种写作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我选择的这一片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道路，幸亏我觉得我没太高的奢侈的这种生活习惯和享乐，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又不到酒吧歌厅去玩，可以说我每天的生活是很单调，可以说也有点枯燥孤傲，我每天会花一些时间到国外在国内有一些调查研究的计划，有一些深入到底层深入到民间的机会，大部分时候我是在自己的书斋里寂寞的同时也很幸福的来去做，我觉得也就是说我的这种状态使我的真话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假如有一天我遇到了当年的中宣部的部长丁关根先生，当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也是已经退休大概五年了吧，我在香港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这份报道，他就是这种官僚体系就是这样以种很冷酷很残酷的准则，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原来，每天宾客盈门，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来到他的家里来向他或者是向他汇报请示或者是向他讨好，采访甚至贿赂，但是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家里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访客，所以跟他相比我觉得我比他幸福的多比他快乐的多，而且我也说我有一天跟他如果有机会跟他相遇跟他相见我会主动的走上去跟他握手，我会向他表示感谢，没有他当年的一个电话命令，没有让我失去工作，我没有今天这样的一种自由的生活。

同学提问：我想问问您，大家感受到您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尖锐犀利，但是我注意到您……

回答：当然我觉得就说确实2000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在……中也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转变，我说“与其不作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也跟我自己在信仰上的……有关，所以后来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自其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样一种信仰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信仰对我的生命对我的写作都带有一种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选择，我的这种信仰毕竟不是……信仰，所以就是说，现在我的身边就有小说家，费春，他是那个电影那个多于的火车的小说的作者和编剧，还有像在成都的宪政学者也是在网络上很著名的一位评论家王怡（音）等等他们最近准备都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然我们也会坚守我们的写作，坚持我们的社会关注，坚持我们的社会批判。还有包括像去年写了讨伐中宣部明文偏向北大新闻学院前副院长焦国标先生，他今年除夕的晚上也在我家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所以这种变化我觉得会叫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有可能能够超越蔡元培，超越鲁迅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起点。我们所吸取的精神资源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恒定的，永恒的信仰，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参照系上，比如说我现在所吸取的这些人类的最宝贵的这些精神财富，跟我的前代人包括像程老师钱老师他们所关注的都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那一代人是从接触阅读研究尼采，萨扣，加缪（音）等等这一代人开始他们的思想和学问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更关心的是更关注的更加效仿的是特蕾莎修女，她的她在印度所创建的仁爱修女会，专门去救济关心那些乞丐，那些老人那些弃婴，她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还有像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还有像南非的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音），所以，这一批人的思想和他们的生命历程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也会使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前一代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文学从古至今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和怜悯，这也就是当代文学以残酷以冷漠为标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在这点上可能会有所突破。第二点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途径，而我个人能够有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一个个案，因为我很幸运的是我选择了中文写作作为我的职业作为我的生活的根基，而写作是可以独自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只需要有一支笔，有一堆纸就行了，现在还需要有一个电脑就行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能做的，大部分的人除了在一个非常社会化的这样环境下，协作的合作的都必须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公司，在一个部门里面，比如说你是一个工程师，你在一个庞大的厂里面造飞机，设计师你设计了这一个零件必须跟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设计配合起来，所以就是说这种生活状态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在从事这样一些职业的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理想主义比我困难。

这种生活状态和我们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在从事这些实业的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理想主义比我困难，所以我不可能说来教会他们怎么去做。下一个问题，我的生活中最满意的和最不满意的。最满意的，我是我很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个跟我很相爱的妻子，而且她是完全的支持我的事业，而且她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沉重的代价，最不满意的是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的环境。我其实有很大的我很早我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记得我在初中时候开始我就在我们中学的文学社里面开始办一个我们文学社的一个小报，我当时跟我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刻他的蜡纸，可能现在这样的一种的蜡纸已经没有用了，在钢板上刻，然后到学校的油印室去印，用那种油墨印，然后把我们很多同学的作品收集起来编辑起来，然后排版自己刻印，刻完以后印几百份，后来这就成了我一个终生的梦想，但是尽管今天这个梦想仍然很遥远，但是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得以实现。同时我在北大毕业做事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文学史近代思想史。我最关注的是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清末的这种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我在这段历史对她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清末有一个言论自由的非常美好的黄金时代。比如说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在一生他自己亲手创办的报纸刊物就达到一百多种。他从他当年办的这样……呃，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梁启超在澳门办的一份报纸《资信报》，还有其他以及他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去日本他办的《新民从报》、《新艺报》。他在日本办的报纸居然能够运进中国大陆，而且每期能够运进两万多份，这个放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这些年我一直对梁启超，作为一个报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感觉到非常关注，这种关注也是我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一种反面的一种扭曲的投射。我最大的理想是在当下生活的环境办一份同样的报纸和刊物，完全独立，独立于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势力，任何这些经济的利益的集团之外，就代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发出我们的声音来，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理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变革之下，在所有的媒体都成为党的喉舌，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这个理想暂时还没有办法实现。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会拥有一份跟一些同仁跟一些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一份报纸或者刊物。好的，谢谢。

问：学生到国外留学以后是不是说……

余杰：就说对于网上的这些大众这些匿名的大众，批评他们可能比批评一些贪官污吏，批评一种制度，批评一些商人我觉得更难。这也是鲁迅先生当年他的一种深刻的体会。

他说其实很多文人无非是三种力量的附庸：要么就是官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要么就是商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要么就是大众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而这种大众的帮忙帮凶和帮闲，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始终要对大众对大家保持独立。因为大家是不可信赖的。这也是大家大多数人他们总是要把苏格拉底治死，这是大家共同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当年我记得列宁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列宁的讲演是很有煽动力的。他在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斯大林在旁边就拍列宁的马屁就说你讲得太好了你看这些人民多么的爱戴你，这时列宁回答他就说，如果此时此刻在这个广场上开始的是列国的讲庭，那么来观看的来欢呼的还要多。他对人民的这种随机这种变化，他有很充分的估计。所以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仅要独立于官僚和商人之外，还要独立于大众之外，而且要勇于对这种不能批评的大众来进行批评。

问：我想问一个就是第一个刚才您谈到了在改革中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点跟主席对工农利益的一个关注有相同点。另外我感觉您对主席的那样一种政策是持相当严重的批评态度，我想问一下您对主席的一个评价。另外一个我还想问一下您认为民主自由主义能救我们中国吗？还有一个我想替我浙大一个同学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政党的生存状况，它是政党泛政府化，还是政府的泛党化？

余杰：我不知道你指的主席指的是毛泽东还是……如果指的是毛的话，我对他的看法可能跟你恰恰完全相反。我觉得毛从来没有代表过工农的利益。他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在毛的时代，工人的生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奴隶的状态。毛，我只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1年的时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水文地理方面的气候学方面的情况报道出来，那三年没有自然灾害，那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那三年间被毛的政策，完全是毛的人为的政策导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现在虽然说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这个数据，但是根据官方的统计年鉴，这种每年死亡的人数跟每年的出生率之间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比较，最低的一种评估总共死亡三千万人，还有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评估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所以我知道的被活活的饿死的而且在专制时代，皇权时代如果发生大饥荒的话皇帝允许臣民出门去逃荒，但是在毛的时代连逃荒的权利都被剥夺，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很多的饥荒肆虐的地区，让这些整家整家的人在家里被饿死，最近两年的上海文学连载了天津有一个叫杨显会的作家，他写得叫《定西孤儿院祭祀》——《上海文学》，不知道你们北航的图书馆有没有定这个刊物，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直到最近一期还在连载，已经连载两年了。他写了甘肃省地区，这种在大饥荒中一家一家的被饿死，这样一些惨绝人寰的事实，所以我想反问的是对于这几千万人的冤魂来说他们能认同毛泽东这个大独裁者代表他们的利益吗？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恰恰相反，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的失落，在北京我觉得非常的失落，北京是后年要办奥运会的地方，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还放着一具暴君和木乃伊的干尸（鼓掌）。而且我们党是坚持唯物论，是坚持无神论的，而且毛本身他自己也签署过文件要把他的尸骨给火化掉，为什么他的干尸还一直放在这里，这和我们党的基本政策和文件是完全相背离的，而且对于一个干尸的崇拜者，在古埃及时代这种奴隶社会才有的野蛮的风俗，我们今天竟然在这样的文明社会现代社会有这样一具干尸放在那里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同学：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至少三千万最多六千万感到怀疑。当时有六亿人，如果说饿死三千万也就是说每二十个人里面就要死一个，这样的话当时到处应该都是积骨成堆的现象，一千万人就已经很多了，所以说他提供的三千万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二十个死一个是非常多的人。

答：我希望你更多地去看，比如说像河南信阳被饿死的就超过一百万

同学：而我的家乡一个村也没饿死几个人，如果按你那么说的话，我的家乡……

答：我再给你提供一个，这是官方的刊物《炎黄春秋》……

同学：我是说这三千万人的数据是按照一条直线，即是利用一个粗造的数学模型一条直线推算出来的……

答：我再给你提供一个事实，去年的一期《炎黄春秋》这是一个党史的刊物，刊登了四川一位老干部廖泽康，他当时做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做过市委书记，他的一部回忆录，他当时在四川，当时在四川主政的是李井泉，他被称为是西南王，李井泉当时的浮夸风在省一级的这些里面是浮夸程度最高的，四川的粮食大量的被运走，廖当时是到四川的各地做了很多的调研，当时作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后来是国家主席，他得到四川大量饿死人的信息后把廖叫到北京向他询问，他当时有两种数字，一个是四川省公安厅统计的大概是三百万人左右，另一个是四川省民政部门的统计，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左右，当时杨尚昆是不相信这两个数字，认为这两个数字是大大的被压缩了，他问廖说，你在四川工作而且你在全省范围内做了那么多的调研，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万人。廖不敢说话了，只伸了一个指头出来说一千万人，四川一个省……

同学：我也有一个数据，是西安的一个院士他叫张宏志，他上学期曾来我们学校做过一次讲座，他就专门研究过大跃进，他在《还清白于毛泽东》也讲了这个问题，也希望你也去看一看。

答：我再强调一点说当然数字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确切数字的得出，我觉得，因为现在为什么不能够有确切的数字出来是因为官方封锁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当然数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比数字重要的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我们不能说饿死三千万人就是罪，饿死一千万人就不是罪（鼓掌，有人大呼“对”），我觉得饿死一个人都是罪。

同学：我现在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刚才谈过的现在大学里面人们的文化良知鼎盛时期现在都在论丧我想问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个问题是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答：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和党学化对大学的压力和控制，大学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而大学，看西方，包括在中国的民国时代，大学是三足鼎立，一个是公立的大学，教会大学，私立的大学，比如说在民国时代最好的公立大学是（），教会大学是燕京大学，京银等等，大学有一系列很好的大学，包括我们的东盟大学，费约翰大学，有很多很优秀的教会大学，所有大学中最突出的一个典型是天津的南开，所以民国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能够忽然在短短二十年间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当时的清华北大南开离当时的哈佛剑桥的距离要比今天要近的多，今天的距离已经大到嗯比较大的，他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制，三个不同性质的大学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竞争，也没有任何的党派和政府对他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控制和高压，比如说在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国民党准备在北大开办一个国民党的总部，被胡适严辞拒绝了说我们大学里面不能开一个党部，所以当时国民党在北大学校的活动是非常小的状态，虽然当时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还有后来像国民党当局要派宪兵到清华大学去招人，清华大学的校长拒绝建立进入我的学校来，大学是一个纯正的教育机关。而这三种大学的三足鼎立，他是的这种平等的竞争的态势学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大学，而教授可以在这三种大学间随意的流动，这样一种状态，而今天中国的处境是所有的，所有的除了一些少数的仍然非常边缘化的一些民办的大学以外，所有的重点大学有一两百所全部都是被党和政府所操办的。就好像在一个市场上，政府是唯一的有雇权的人？买单的人，所有学术的项目、学术的计划都是政府来投资，所以政府有权力左右所有的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学者的立场，所以也使这种真正的这种自由的独立的大学精神逐渐走向萎缩。尽管这几年表面上看，政府给大学的钱越来越多，反而导致大学越来越腐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得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方面，是跟这环环相扣的，也是最近几年以来从陈至立到周济这两任教育部长，他们所力推的教育产业化，当然最近他们也不敢说这些话，也提出一些修正，尽管提出一些修正，但是仍然——最近我看到教育部的一个发言谈到大学学费高的时候说，北大清华这些一流的大学就是应该有很高的学费。他打一个比喻是，我们到商店去买衣服，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名牌衣服，名牌衣服就是有钱人买的，穷人就买一般的衣服。这就是教育部发言人最近的一份发言。所以这种教育的产业化，我觉得近十年以来给大学精神造成了很不幸的伤害，我觉得教育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即使在西方。我到过西方差不多三十所以上西方最好的私立大学，比如说像哈佛、斯坦福全是私立学校，我也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运作、流程。他们没有想到要靠办大学来赚钱的，当然它们会有很多的捐赠。他们的很多校友，像耶鲁的校友中，全球500强的企业的老板就有100多个，这些校友的捐款非常非常多，所以它没有必要办大学像一个商业机构那样，通过办大学来挣很多钱，相反，它的奖学金的办得非常的好。我有（这方面的）体会，我有朋友他们的子女高中毕业以后拿到哈佛的全奖（奖学金）5万美元、6万美元，比他们父母一年的薪水还要高，这就是私立大学。你们想想，中国现在有这样高的奖学金吗？所以我觉得就说，一个是商业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的话，这种大学的腐败和作恶很难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问：就是摆在我们大学生面前有很多的信息。刚才对于毛泽东的提出了你的观点，下面我们北航的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想问的是，你在建立你的观点的时候，怎样判断你所知道的是正确的？而且你对我们北航的学生，还是说国外的东西。

答：我就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形成自己观点的一个前提是尽可能多的掌握多元的信息，正的、反的各种信息，不能够因为听了某些方面的一种观点，就全盘地接受这种观点，必须要把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多的搜集起来，然后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是说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那么你得出的判断得出的观点很可能会偏差。所以我记得我在北大求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我大概是到了99年到我快要离开北大的时候才开始上网，网络才开始兴起。当时要获得多种信息，我所采取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刚才我谈到毛的问题，一方面我会看官方的评价，官方的资料，官方所写的历史。第二方面我会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像苏联，像这样一些区域他们的看法，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史料。比如说我举出一个例子，最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叫做《中共稀缺党史材料》，出了大概有20多本，包括有比如说所谓的一些叛徒的一些回忆录。包括像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等等。包括苏联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他在延安的比如说我在他的回忆录里看到了很多让我震惊的材料。他的回忆录上写着延安大量地种植鸦片，卖给日本占领区，换取钱、粮食和武器。这是苏联驻延安和塔斯社的记者。另外我还会看西方国家的有关这个方面的一些材料，包括港台的。北大有一个可能其他的、可能大部分中国大学生都没有的一个比较机密的一点，就是北大有一个叫港台文献中心，它里面藏了大量的港台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一些书，一些著作。所以我大概、有两年时间，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阅览室里面看了很多著作。当然，每一个方面的很多方面都会有他们的局限性，当你慢慢把各种信息拼凑起来，更加完整的，更加接近这个事物的一个清晰的图案就形成了。

问：有一个发现，搜集一些，怀疑完全的客观，

答：客观，只能够接近真理。这种自我的怀疑，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批判严肃的学者应该具有的。所以我也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观点。我对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看法和评价，比如说十年以前都有了非常大大的变化。当然人物本身他也在变化，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李敖，我在6年以前我对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启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当时读到他的著作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非常地震撼，但是最近这几年，包括我在内的有良知的已经认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社会的良心这样一种身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投机的政客。当然对于他的这种？？我感到很痛心，同时对他的评价我也会做出调整。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李敖跟北大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一方面跟李敖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在当初我没有看到李敖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法家、纵横家的传统。

为了获得为帝王师的身份，做出了和自己的信念相违背的事。我当时只看到了他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而他的这一面给放过了或屏蔽掉了。所以我自己非常后悔写了这篇文章。

提问：余先生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MBA.通过这个演讲我想到两个事情。你可否简单阐述一下您心里的大学精神。第二个是产业化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大学产业化比如后勤产业化，我们学生就能感受到大学的食堂条件变得更好了。您认为在现阶段，恢复大学精神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什么？谢谢！

余：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大学后勤产业化，就是把后勤从主要的教育机构里剥离出来。清华大学也是如此。而且政府对后勤进行一些减税或免税的政策化的扶助。但是大学里以教育和科研为主的部分不能进行产业化。这点我觉得恰好是美国和日本发展的就迥然不同。日本中是把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到一些立竿见影的领域里，比如说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上。他不愿投入大量的钱到比如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里。而美国恰恰相反，它是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基础性学科里，结果他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比如信息产业的革命就在美国出现，所以现在整个信息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就被美国所控制。现在美国把日本远远的甩在后面。80年代一度说日本进攻美国，日本把美国的一些比如纽约市中心的大厦全都买下来了，把美国的电影公司全都买下来了。让美国很担忧。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美国成了世界上独一的超级强国。这和他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而这个理念是不能产业化的。否则你没有长远的眼光。你把资源投入到数学上，可能五年十年都不会有很迅速的效果。他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学精神的恢复，可以到清华去看一看，陈寅恪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写的那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的是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先生治学的量具态度的评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我觉得用这两句话可以来概括所有的大学的精神所在。

问：我有两方面的感想，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和学术的。一个是关于历史的。首先，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传承的是人类善的血脉，所以如果知识分子缺少良知缺少对人类善的传承，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甚至人类的悲哀。这样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比较同意你认为现在知识分子丧失良知、大学精神缺失的看法。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怎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刚才提到以前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闻一多、蔡元培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血性，比如蔡元培早年参加过革命，闻一多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死，鲁迅晚年与（听不清7：57），他把自己与大众相联系。所以我想知识分子的良知恰恰在于他为最大多数人说话，在今天的中国来看实际上是为工人农民甚至下岗职工、打工群体这样的人说话，把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您刚才谈到的像弱势群体、救助弃婴的这些，我们所能做到的应当去做，但这全然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的概念。而且我认为您刚才谈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自己只是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从这样一个小的视野来看的。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悲哀。

第二个感受是关于历史的。刚才大家谈到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当时死了多少人大家是清楚的。当时遍地都是尸体、万人坑，为什么死了30 00万甚至更多的人，为什么没有看到遍地尸体、万人坑。而且如果20个人里就死一个人，当时六亿人算下来得死多少人啊。历史上一次战争死很多人之后，总会留下来很多瘟疫、很多疾病，可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

我要说的是，以前在封建王朝、在国民党时期，有没有发生过瘟疫，有没有发生过饥荒、洪水？但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像您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提毛泽东时代就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你的不对。是不是说毛泽东他做到十全十美也不够。我想私人的事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讲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饥荒的事，不讲周恩来在江西三杯酒调三亿斤粮食救灾的事呢？他们恰恰不是放手让饥荒肆虐，而是不断的救饥荒，去各地调粮食。

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为什么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呢，不看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不看前三十年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不看（10：56听不清）。

……

余：在一个独裁者的统治下，对任何一个公民他的尊严、他的独立、他的自由乃至他的生命都（？？？14：12）。在我的家族当中，我的外公外婆这代人中，就有若干多人在那场大饥荒中被饿死。像我的外曾祖父，他是个医生，他曾经在1940年代前期自己上山采药，在当地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然后在1946年他买了几亩地，然后他成了问题，成了奴隶，被长期的批斗、迫害、侮辱，最后被迫跳井自杀。……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是中国一个悲哀的现实，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所犯的罪恶、斯大林所犯的罪恶在已经被他们本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但是在中国毛泽东所犯的罪恶大部分还被掩盖起来。所以现在美化罪恶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一种洗脑仍然还可以持续。这样的话恰恰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他的罪名，在今天是应当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以灭绝人类罪，对他进行诉讼，对他的惩罚会比米洛舍维奇、比萨达姆严重千百倍。（鼓掌）

听众：是不是中国的事全是坏事没有好事？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下来再讨论。今天的讲座已经接近尾声。我们非常感谢余杰先生来到北航。现在有一份小的礼品送给余杰先生，是一个小的航天模型。还有一个事情是余杰先生带一些自己的作品过来。

令狐药师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被誉为“网络版的《人民日报》”的新浪网，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头条的显赫位置刊登了注明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黄放撰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华全纪录》的文章。该研究院以中国外交政策的智库自居，但在中国当下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它只能是一群被当局“倡优蓄之”的帮闲文人的“吃喝玩乐中心”而已。这位名叫黄放的作者，与昔日的“梁效”、“罗思鼎”等御用写作班子一样，根本没有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只是忠心执行专制政权的训令写“命题作文”而已，所谓“党叫咬谁就咬谁”。于是，佩洛西便成了其“蜀犬吠日”的对象之一。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夺回了对两院的控制权，作为众议院民主党党鞭的佩洛西，遂理所当然地成为众议院议长。在当今美国政坛的三位杰出女性——希拉里、赖斯和佩洛西——当中，佩洛西无疑是名望最高的一位。希拉里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赖斯则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也各自有其为数同样众多的反对者。而佩洛西虽然是民主党人，却有一种跨党派的魅力，深得两党人士的敬重和普通百姓的好评。然而，在黄放眼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佩洛西则是“反华势力”的代表。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这样写道：“南希•佩洛西，现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从一九八六年首次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以来，她一直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强力反华’作为佩洛西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外交议题。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佩洛西的‘反华斗志’再一次强劲地表现出来，将自己置于抵制北京奥运会、支持达赖和藏独的风口浪尖，让人们见识了美国首位女议长在反华立场上的疯狂。”其语言杀气腾腾，颇得姚文元的神髓。

日前，一直在中国民众中或明或暗地灌输反美情绪的新浪网，作了一次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佩洛西已经取代了布什总统，成为中国人“最反感”的美国人。因为连布什总统也答应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佩洛西居然还在国会呼吁利用奥运会来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改善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这不是“反华”又是什么呢？既然有此“民意基础”的支持，再加上党国领导的授意，黄放便放开胆子，拿出他的“文革遗风”来，展开了对佩洛西的口诛笔伐，甚至不惜在开篇之处便使用“疯狂”一词，火药味十足。

不过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二段，便又怀疑起黄放同志是否“别有用心”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共产党的文宣部门为了将“黑手”刘晓波批倒批臭，组织力量编纂了一本“揪出黑手”的书。编纂人员故意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摘抄和附录了刘晓波的若干文章及观点。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了对刘晓波的思想的一次很好的普及机会，人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刘晓波的原文，而对那些批判文章不屑一顾——除非其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刘晓波的文字。当时还在念中学的我，便是通过读了这本书而对被批判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该书在“六•四”惨案之后的肃杀气氛中，一时洛阳纸贵，人人先睹为快。当有关方面发现情势不对的时候，却为时已晚。黄先生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功效，当我读到以下这些文字时，不禁怀疑黄放先生是否也有同样的用意——“佩洛西长期反华的最强音是人权问题。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文字称：‘佩洛西长期提倡世界各地的人权。她为改善中国的人权进行斗争，希望将贸易同改进人权标准挂钩。’佩洛西以‘人权’向中国发难始自一九八九年，刚成为联邦众议员的她就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美权利，以免他们遭受‘政治迫害’。两年后，佩洛西组织美国人权组织访华，并背着接待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拉开黑布条，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烈士’，并亲自念声明、献白花。”

中共当局其实最不愿别人提及“六•四”事件，即便是颂扬“六•四”屠杀的声音也会遭到封杀，当年开枪杀人的“共和国卫士”们，而今安在？最早站出来为杀人叫好的文化败类何新，不也迅速便销声匿迹了吗？可见，中共对此等奴才如同卫生纸一样，用完便扔掉。这些年来，中共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他们心中知道得很清楚，杀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黄放先生偏偏在此时此刻旧事重提，居心何在呢？他究竟是要让佩洛西“反华”的历史昭然若揭，还是试图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让中国人重新记忆起大屠杀的那一幕？我想，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都会对佩洛西这位女政治家肃然起敬，而不是对其恨之入骨。连一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如此牵挂那场屠杀中被杀害的平民；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如何能够若无其事地忘却之？

十多年前，我曾经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收听到这样一则新闻：美国女议员佩洛西在鲜血未干、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勇敢地拉起了一张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著：“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这一举动的结局可以想像：她立即被一群凶恶的军警带走，随后被驱逐出境。十六年来，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佩洛西办公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她为这段冒险经历感到自豪；而每年中国民主人士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前举行纪念“六•四”集会的时候，佩洛西的身影也经常出现，有时还会发表简短的演讲。在此意义上，佩洛西并非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反对的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而不是中国人民，正是出于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坚持，她才直言不讳地对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作出严厉的批评。

除了“六•四”问题之外，西藏问题也是佩洛西关注的重点。黄放在文章中指出：“佩洛西的反华立场和行为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如此颠倒黑白的反华行为出自美国国会最高领袖，着实让人觉得愤慨。在全球支持奥运的人眼里，丧失正义和理智、疯狂的不止是抢夺奥运火炬的藏独分子，还有这位女议长。”所谓“全球支持奥运的人”，也就是国内受民族主义煽动的愤青，以及海外部分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没有认同的华人群体而已，他们哪里能够垄断对“正义和理智”的阐释权？他们在海内外的义和团行径和红卫兵作派，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公愤，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可谓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的奥运会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看待，佩洛西绝非惟一的一个。而中共方面黔驴技穷，动辄将批评者贬为“疯狂”，只能说明被批评者的怯懦与心虚。

佩洛西，这位美国国会中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者，是在二零零八年三月的拉萨镇压之后，第一位亲自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的西方政治家。在数千名藏族僧侣和学生的欢迎集会上，她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讲：“如果全世界的自由爱好者都不能勇敢地站（说）出来反对中国，那我们也就失去了捍卫人权的道义力量。”在达赖喇嘛居住的简陋的院子里，她动情地指出：“在今天这个哀伤的日子里，我们共同为西藏的灾难而落泪。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对半个世纪以来背井离乡、漂泊天涯的西藏人充满了同情，她说：“这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的命运，在这个悲哀的时候，让我们与你们共渡。”

佩洛西对人权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不分内外和彼此的。她首先关注的当然是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并多次对布什政府的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其次，她高度关切全球民主价值的确立，因此她不能不注意到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中国的问题。她多次会见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等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与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的吴弘达更是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九九五年，吴宏达到中国收集劳改资料，被中国政府拘留了六十六天，就是在佩洛西及另一位议员的营救下得而被释放。吴宏达高度评价佩洛西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她对中国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不是维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这一点我想她的信念不会变。她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从没有改变过。我相信在她的主导下，美国国会在这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佩洛西当得起这样的赞美。与某些见风使舵的欧洲政客相比，她对中国及其他专制国家人权状况的关注始终如一。

信奉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超越性的价值，他们迷信权力和金钱，“有奶便是娘”是他们的最高人生哲学。他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自己是变色龙，便总是以为那些为人权而奋斗的人士是“别有用心”的，进而认定像佩洛西这样的人不过是将人权当作幌子来压迫中国、羞辱中国罢了。这正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鸿沟：对于像佩洛西这样的政治家来说，人权从来都不是幌子，人权就是她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就是她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某些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只要多给几个订单，多做几次款待，便可以让对方放下人权的“幌子”，而成为同流合污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像佩洛西这样无法收买的人。于是，软的不行，便只好来硬的了——黄放之流的打手和走狗便上场了。

对佩洛西贴“大字报”，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这样就被吓到，佩洛西就不是那位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来的勇敢的女士了。中共当局及黄放之流的御用文人，企图用“反华”来将佩洛西妖魔化。其实，佩洛西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曾经说过，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中国学生，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之所以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乃是对中国人民怀有最深切的同情和爱。我与佩洛西女士有过一面之缘。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华府出席对华援助协会组织的“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这期间抽空参加了劳改基金会举办的一次关于劳改问题的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佩洛西女士。她应邀前来发表开幕演说，在华府料峭的春寒中，她一身轻盈的风衣，一袭鲜艳的围巾，仪态大方，风采照人。与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中国“女强人”、中共副总理吴仪那古板、臃肿及衰老的外貌相比，云泥立判。相貌和风度的养成，确实与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佩洛西之意气风发令人立刻联想起“自由”一词，而吴仪之性别特征模糊则令人立刻想起“专制”一词。

最让我感动的是佩洛西在此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她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如今已变成一个老到的玩家，用新技术去监控和捕捉那些批评政府和自由信教的人。网络服务公司必须过滤重要新闻和负面新闻，他们的屈从取代了他们改变这种现状的能力。自由宗教信仰人士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打压目标，骚扰、虐待、拘禁宗教人士是主要的控制方式。”她知道纵容中共乃是养虎遗患，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美国不能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共的对外公关技术日趋精密，诸多西方高官名流均中了其“催眠术”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洞察其独裁本质的智者，可谓屈指可数。在中共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与狼共舞”变成难以抵抗的诱惑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敢于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勇者，也是寥寥无几。

如果人权问题对于佩洛西来说仅仅是一个“幌子”，她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她早就屈从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不能当饭吃”的人权，于佩洛西而言，确实能够“当饭吃”。佩洛西多次强调：“我期待我们和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等各方面有个美好的未来，但中国政府必须融入现代社会和尊重自己的人民，以及国际人权的基本原则。”这是良言而非偏见。我还记得，在劳改基金会的那次会议上，佩洛西是这样结束其演讲的：“我们必须督促中国进行改良，我知道我和吴弘达及在美国的民主斗士拥有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的，我们有同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显然与中共当局的不一样，这个梦想就是：自由不可为暴力所摧抑，光明终将穿透无边的黑暗。到了那一天，中国人理应向老朋友佩洛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zzzuz

这位佩洛西同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典型。

她这种表面上完全民主主义构想其实和空想共产主义本质差不多。

令狐药师

天安门事件之后十九年，中共当局再次在西藏使用武力镇压藏人的自治诉求，再加之恶劣的人权状况，中共受到自由世界的强烈谴责。原先精心安排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所到之处抗议如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之为一次“公关的灾难”。内外交困之下，中共再次祭出民族主义的翻天印，煽动民众的反西方情绪，与满清当局重用义和团对抗西方的做法如出一辙。饮鸩止渴，下场只能更惨。此时此刻，为中共作辩护是需要些“勇气”的。西方政坛上大部分的“熊猫拥抱者”们都闭上了嘴巴。惟有九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突然高调发表若干亲共言论，而倍受舆论之瞩目。

施密特日前接受《西德意志日报》访谈时说，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变化，不能不提毛泽东。“如果公平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至少有两大功绩无法抹杀，一是解放了中国妇女，这在一个受儒教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度尤其值得肯定。第二，毛泽东让中国老百姓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九四五年时，这个国家软弱得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如果有一点公平的话，必须承认毛泽东的这两大功绩。”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德国这个催生了纳粹主义并民选希特勒上台的国家，人们痛定思痛，制定了详尽的法律，禁止宣传纳粹思想、禁止为希特勒“正名”。任何赞美纳粹和希特勒的言论都是犯罪行为，而非言论自由所保障的范畴。然而，比希特勒更残暴、更阴毒的毛泽东，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以及若干西方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英雄，像施密特这样肆无忌惮地吹捧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障碍。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上，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堪称三大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以杀人数量而论，毛泽东以七千万左右摘取状元，斯大林以三千万左右登上榜眼，希特勒以两千万左右屈居探花，而斯大林、希特勒以及二十世纪所有独裁者所屠杀的民众的总和，都未超过毛泽东一个人的“成就”。以统治时间而论，希特勒统治德国只有短短的十二年，第三帝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灰飞烟灭；毛泽东则荼毒中国长达三十七年之久，毛泽东所设计的制度仍然在中国运行，毛泽东对中国人心的破坏、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亦无与伦比，至今仍然难以复原。

就以施密特所指出的毛的两大“功绩”来说，毛真的解放了中国的妇女吗？毛本人根本就不把女性当人看待，即使自己患上性病，却拒绝医治，故意要传染给若干情妇，比之古代帝王更是荒淫无耻之极。而毛强制实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让千千万万妇女陷入了比“旧社会”更为悲惨的境地。如大量农村妇女在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如数百万女性知青被迫来到农村受尽折磨。这些妇女不会像施密特那样天真地认为毛泽东“解放”了她们，施密特更没有资格“代表”这些妇女向毛泽东表示“感谢”。

其次，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中国真的是施密特所说的“软弱得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吗？施密特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地无知：一九四五年，中国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一洗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屡战屡败、饱受凌辱的命运。中国由此也跻身战后四大战胜国的之列，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此联合国席位不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争取来的，而是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二千多万中国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毛泽东颠覆了这个共和国，以一个超级独裁的政权取而代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亿万中国人民凄惨地跪下了。毛时代几十年的血雨腥风，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部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张戎的毛传出版之后，西方世界一片震惊，许多汉学家以“学术中立”为标尺评价说，作者的态度先入为主、不够“客观”，施密特大致也会持此种貌似“公平”的看法。其实，张戎的毛传中的许多史料并不稀见，也并非首次公布，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毛的暴虐与冷酷。然而，许多西方人尽管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信息，但他们就是不愿去接受那些“不喜欢”的信息。他们将毛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面，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的一种理想化的资源，所以故意对那些毛的黑暗面视而不见。这才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的不公平。

施密特进而为天安门惨案辩护。他说，西方人对这个事件基本没有理解。“中国很讲究面子，那年，大学生的抗争几经持续了数周之后。中苏关系解冻后首访中国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为有学生的抗议行为不能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而要从侧门走，这让中国政府无法继续忍耐下去。此前的示威已经被容忍了数周，但这回太丢面子的事对他们来说实在忍无可忍。”施密特确实看到了中共以及中国人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好面子”。但是，在他看来，为了维护所谓的“面子”，连开枪杀人和用坦克碾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错的反倒是学生们了，谁让你们不给党面子呢？可是，“不给面子”便罪而致死吗？

关于“六四”屠杀的原因，施密特像一名高明的侦探一样，找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石破天惊的解释，他说：“中国当时没有武警，只有士兵，如果有武警的话，他们不会立即开枪，而是动用警棍来威胁。”这个说法让我无比愤怒。无知者无畏，居然可以到这样的程度。

首先，只要上中国武警的官方网站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早已有了强大的武警部队。该网站指出：“武警部队的创建，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她的雏形。”中共建政的当年，中央军委即颁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西苑举行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成立大会，朱德亲临检阅。次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会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宣布成立。此后，这支部队的体制、名称有过多次变动和调整。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武警总部在北京成立。以上这些资料都是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大路货”，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我只花了一分钟的时间，便在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施密特先生怎么会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说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中国没有武警呢？施密特被德国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马堡大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系决定在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的时候还特意指出，“哲学学科的责任为启示人类，而施密特就是政治家里的哲学家”。但是，这位“政治家中的哲学家”却如此睁眼说瞎话，说谎话的能力比起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和萨达姆的新闻部长萨哈夫来毫不逊色。他的这些言论让德国学术界为之蒙羞。

其次，中国的武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兵，或“国民自卫队”之类的准军事力量，武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军队”，他们不仅手握警棍，还手持枪杆子。近二十年来，武警迅速膨胀，人数接近百万，仅以其数量和战斗力而论，便足以抗衡一个二等大国。武警是中共用于镇压民众的重要力量，北京、上海等关键城市所部署的武警部队，其装备不亚于正规军队，甚至还有过之。所以，武警对人民的杀戮，与解放军对人民杀戮毫无二致。在前两年的广东汕尾东洲事件中，武警便对手无寸铁的居民使用机枪扫射，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在近期的西藏事件中，武警也充当了镇压的主力。中国的武警并不是一支“仁慈之师”，他们并非如施密特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支维持和平的力量，而是对党惟命是从的暴力机器。

施密特虽然十五次访问中国，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每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中国政府安排的“大观园”，他从未深入到任何一个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家中。他却自信地以“中国通”自居，并在西方扮演中国的辩护士的角色。他认为，不可以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因为中国文化“固有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变革将“遵循自己的道路”。施密特甚至将东西方的隔膜与对立归罪于美国：“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的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主义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

施密特是一名社民党人，他的这一看法是西方左派中常见的论调。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其实骨子里是一种深刻的、傲慢的种族主义思维：你们中国人天生就是奴隶，就应当接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你们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反民主的文化，所以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观念根本不适合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是西方的价值，是西方人独享的价值，中国人不应也不配拥有。你们过你们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你们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在此意义上，施密特这样的亲共者，才是真正的反华者。他是共产党的朋友，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施密特之流的人物如此赞扬中共的统治，其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永远成为世界廉价商品的生产地，让西方资本家与共产党联手起来压榨中国的奴隶劳工，让西方消费者使用中国制造的廉价的（却有可能是劣质的甚至有毒的）产品。只要共产党的统治多维持一天，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取无限的超额利润。因此，施密特之流的西方政客，与其说是“熊猫拥抱者”，莫如说是动物园中的游客，洋洋得意地将中国人当作笼子中的熊猫来观赏。一旦中国人当中有人觉醒过来了，拒绝充当被观赏的熊猫了，他们便勃然大怒，与动物庄园的主人一起来教训熊猫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这就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中国特色”，你们认命吧，你们乖乖地接受这种生活吧！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对你们来说一点都不好！但是，要让这些人自己进入笼子之中，与熊猫一起被关押、被奴役、被观赏，他们绝对是不愿意的。

施密特不久前在剧院中旁若无人地吸烟，根本不顾德国政府的禁烟命令。他以为自己当过总理，便可以为所欲为，这跟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宣布异曲同工。然而，别人却将他告上了法庭，他“不幸”地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没有成为一个像毛泽东那样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施密特先生大概感到心有不甘吧。我最后想说的是：施密特先生，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我想给你一句忠告，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美东弗吉尼亚

zzzuz

如果楼上这篇真是余杰同学写的,那我只好感叹一声,这位余杰同学终于彻底堕落成一个绝对投机分子了.

令狐药师

在美国最近的盖普洛民意调查中，美国民众认为伊朗是当前最大的威胁，其次是中国和北韩，选择中国的人占19%.这个数字发人深省，它表明中国对西方的公关活动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许多美国民众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被共产党所统治的事实，而共产党根本不是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

中共为首的反民主群体隐然成型

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退出了对抗西方的领头羊的位置，中共逐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以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成为北韩、古巴、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同时出现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多次邀请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物访问中国，浪费民脂民膏给予最为尊贵的接待。一个以中共为首的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的“难兄难弟”群体隐然成型。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

已然执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胡锦涛，利用中共十七大成功地巩固和拓展了个人的权力结构，其主导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随之浮出水面。在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国际声誉下跌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苏东剧变，共产政权纷纷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外采取鸵鸟收缩态势，再不敢像当年的毛那样公然叫嚣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紧接着的是波澜不惊的江泽民时代，虽然江本人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秉持邓所遗留的方针。江个人高调，中共政权则较为低调。2004年，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顺利接班之后，此形势发生了颇有意味的转变，即：胡本人低调，中共政权则较为高调。中共希望凭藉中国庞大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外交活动的新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称霸的野心。

所谓“崛起”，用四川话来说，乃是“雄起”。近年来，胡锦涛授意中共各核心部门——外交部、宣传部、军方等——频频“主动出击”：“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之一朱德的孙子）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悍然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中共在非洲穷国大量投资，取代昔日的苏联的影响力，大肆推行“新殖民主义”；胡锦涛先后邀请被西方孤立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人访华；中共方面利用朝核事件玩弄平衡术、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国军方在不通报别国的前提下，发射导弹摧毁卫星，制造大量太空垃圾；更是耗费巨资启动“嫦娥登月”计划，全然不顾半数公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数千万农村儿童失学的现状……对于在江时代隐忍多年的胡锦涛来说，“雄起”的感觉真好啊。

历届中共党魁都试图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将其载入党章之中，这就是他们占据“历史制高点”的“立言”的理想。而所谓的“胡锦涛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两个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以人为本”不过是“以杀人为本”

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政权真的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所谓“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感到“和谐”的祇是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的人士。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胡锦涛多次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实际上，中共的“颜色”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胡虽然是毛主义的赞美者，但他无法将中国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独裁的毛时代，而祇能顺应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吸收大量资本家入党，扩大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竭尽全力维持一党专制的局面。共产党虽然虚有其名，但对权力的垄断和对财富的掠夺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

而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不过是“以杀人为本”罢了——2006年年初，在广东东洲汕尾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对民众展开血腥屠杀。此次屠杀乃是继“六四”惨案后最大规模的军队开枪杀人事件。此次开枪杀人不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的私自行动。根据中共军队和武警的调动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的调动，非得政治局的常委会方能拍板。自从江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装备甚至超过军队的暴力力量，人数和资金都迅速膨胀，编制已经达到66万人，成为中共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后，更是对此力量青睐有加，多次视察、勉励和提高拨款。因此，胡宣称的“和谐”与“稳定”，乃是由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同维持的“和谐”与“稳定”。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真的能实现“和平崛起”的雄心壮志并给人类带来祝福吗？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历来便“热爱和平”的陈词滥调。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周边国家带来过多少的苦难？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自居，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煽风点火。印尼共产党暴动引发大规模血腥排华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实施阶级屠杀，格瓦纳在拉美各国四处杀人放火，出钱、出武器、出思想的毛泽东都难逃其咎。中共还先后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与印度和与苏联这两个最大的邻国发生激烈的边境冲突。在毛泽东统治后期，中共在国际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孤家寡人。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又对越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政权既不让民众休养生息，也给邻国的和平与安宁蒙上了阴影。

近十多年以来，中共暂时收敛张牙舞爪的狂态，而是埋头发展经济。但是，随着腰包越来越鼓，新任党魁胡锦涛似乎有点飘飘然了。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文章建议中共联欧、联俄，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蜜月期”。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被中共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民族主义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

胡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依靠诸如甘阳、汪辉、杨帆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学者和邓力群、贺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员，根本无法收拾人心、统一全党。即便开展大规模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也在官僚阶层和民间沦为一个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国际主义”乃是根本对立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中国的民族主义固然比不上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但其危险性也不容低估。一个悍然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陷入了打自己的耳光的境况之中，正像《南德意志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中共抓住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和教育，大肆灌输反台、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一代。

以中国的北韩政策为例，胡锦涛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等历届党魁都更加积极主动，北韩成了胡要挟西方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在访问北韩时，慷慨解囊地拿出20亿美金，帮助金正日这个凶残无比的独裁者度过难关。2006年年初，胡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其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上，胡锦涛与金正日宛如亲兄弟般拥抱，邓小平时代两国的疏远似乎过去了。这两次往来访问，虽然并未让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却使之举重若轻地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可谓是“笑里藏刀”。然而，不久后，北韩根本不知会中国方面，便独自试射核弹，震惊世界，并将中共置身于极其尴尬的处境之中。北韩还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将中国排除在外。胡的“北韩牌”还未打出去便夭折了。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无道义和价值的支撑，亦不遵守基本规则和契约。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杯葛北京奥运会，便是因为中共是全球惟一的支持苏丹军政权的大国。中国在苏丹大量投资，开采石油和其他资源，而无视苏丹当局的种族屠杀政策。同样，中国也是缅甸军政权最亲密的朋友，对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情有独钟，也完全不顾缅甸军政权屠杀民众和僧侣的暴行。中国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交往，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这种完全的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是21世纪的新殖民主义，同时给全球的民主与和平也带来莫大的隐患。

近20年来，中国确实对外无战事。战争的最大危险在台湾海峡。中共高级官员多次声称，台独一旦启动，便意味着战争爆发。在2008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军方将领杨德清上将对香港《明报》表示：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湾大选进程，如果台独份子玩火肯定自焚，解放军坚决听从中央指示，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如果台湾发生“非常事件”，祇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解放军官兵将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由此可见，解放军完全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共叫杀人便杀人，中共叫侵略便侵略。极不稳定的台海局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极有可能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席卷其中。当然，中共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

即便没有战争的危险，西方也难以同中国“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的旗号下，中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干坏事：一方面，以种种“私货”的输出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而风行天下。许多中国公司在向外拓展业务的时候，也同步将中国的腐败文化散播了出去，中国高科技企业巨头华为在印尼的一系列并购业务中，将一大群官员拖下水；另一通讯巨头中天国际则将菲律宾政府卷入贿赂丑闻之中，造成菲律宾政局的动荡。另一方面，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接受、顺应甚至参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舍清廉而取腐化，如一向名声良好的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和美国通讯业巨头朗讯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的时候也爆出巨额贿赂的丑闻。世界的“中国化”真是一个噩梦。

中共关于“和平”的言说，有几分真实性可言呢？美国历史学家纽曼在《永久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态度，在国际政治上经常采取战斗的姿态，“经常的战争状态”就成为“自然的景象”。很明显，中共政权是全球大部分独裁政权的“幕后黑手”。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和平是什么？应该设定什么样的和平并为之努力呢？这种传统的问题一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掌权者来说和平祇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

正如一战后致力于建立全球和平体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祇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毫无疑问，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西方稳定的盟友，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西方世界对全球反恐战争和对华政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也正是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左派之间根本差异的体现。昔日，终结苏联、东欧独裁政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一向唱民主、平等、人权高调的“自由左翼”（如卡特），而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洞察了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神论本质的保守主义者（如里根）。如今，西方世界理应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也是保护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看，而仅仅从最自私的国家利益来看，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更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那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的谎言。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不能预言说祇要中国实现民主化，全世界的独裁政权便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历史才可能真正终结。

（2008年3月定稿）

令狐药师

从二零零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两会，中共新一代的人事布局基本完成，团派与太子党这两大派系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共同分享中枢权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连丝毫的微澜都没有；报禁和党禁并无任何解冻的迹象，即便是党内民主化的尝试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来，喧嚣一时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仅仅减少一个部委而草草告终，沦为中外舆论的笑柄。

正如民间评论家温克坚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已经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脑死亡”态势。这种“脑死亡”，与统治末期的满清政权极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洋务运动原来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旧有的统治秩序顿时解纽，两千年稳固的儒家意识形态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满清统治者不愿意出让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间的变革诉求，以血腥政变的方式绞杀了改良派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之后，顽固派不得不停止科举、实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凝固不变，皇室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宪——变成了一场“皇帝的新衣”般的闹剧。最后，这个政权终于招致天怒人怨，武昌首义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颠覆了满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今天，中共选择“脑死亡”，选择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鸵鸟政策来应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剂良药、是惟一的生路，他们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来的下场会有多么悲惨；但是，中共仍然坚持以“脑死亡”的状态，漠视甚至敌视来自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有的建议，乃是因为它已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捍卫既得利益当作至高无上的目标，不愿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党自身的脱胎换骨。在此意义上，终结当年满清统治的正是满清皇室，终结今日共产党统治的也正将是共产党——除了自杀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他们死亡得如此之快。

二零零八年初，国内许多媒体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响起之际，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结束，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已彻底出局。此后的二十年，中国只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力量强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势力，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便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也确实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和计划——如提倡党政分开、党企分开、起草新闻法等等；那么，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党内的“当权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贾式的实用主义者，江泽民怎么看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上海小开，胡锦涛怎么看都是一个谨慎有余的徽商。这群实用主义者，真正实践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感兴趣，而对维持权力和瓜分国家财富有兴趣。与之相比，铁杆的老左派们如日暮西山、后继无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实权，也无从发挥其影响力。中共之所以仍然显得强大，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是因为它乃是一个庞大的分赃集团——既然不能改变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是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可以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鎔基到温家宝，都不是改革派。他们既无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力。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同挑选的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样也不是改革派。国内外许多人士，在“胡温新政”的企盼破灭之后，重新燃起对习、李二人的空头幻想。他们将习、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据在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的开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并反对“六?四”屠杀。于是，出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们给习近平也戴上了一顶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强毕业于有着悠久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七十年代末还曾经与胡平、王军涛等人一起参与学生竞选，此段经历似乎会在其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于是，人们幻想李克强也许更能支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

然而，空中的想象毕竟不是地上的事实。习、李二人的为官之道，低调而平庸，在担任地方大员期间，他们从未实施过类似于“政治特区”的实验，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不如。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担任封疆大吏期间，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并未有些许的改善，这些地区因言获罪案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李克强在河南、辽宁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间，各种重大事故接二连三，艾滋病泛滥，失业工人无以糊口……在这些事关民生大计的领域，李也并无多大作为。在成为正副王储之后，习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脱脱的是登基前的胡温的翻版。

中共已无改革派，不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刚刚高调宣扬“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缩头乌龟，宣称绝对不搞“政治特区”。这几年来，省市一级的政坛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富于争议的人物，比如吕日周、比如仇和。吕日周在担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颇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作为，他曾经下令当地的党报必须在头条发表批评政府部门的文章。后来，吕因为触动官场的潜规则，被明升暗降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仇和要幸运一些，他在江苏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以反对吃喝浪费出名。升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他又在大会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员的官职，并下令《昆明日报》公布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让老百姓可以给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打电话。吕、仇的这些举措，类似于明代的海瑞，他们是能吏，甚至是酷吏，但却并非改革派。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政治架构，便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博取名声。吕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权威来倡导新闻自由，其实这种新闻自由乃是权力所恩赐的伪自由。首先，报纸可以批评其他官员，却不能批评吕本人；其次，吕一调走，报纸有恢复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迁地区严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风，居然成立道德纠察队，干涉百姓私家的红白喜丧筵席。虽然此举“政治正确”，但在本质上却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从危害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吏，对民间的伤害有可能大于贪官。

比吕、仇更高明的“实干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员、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似乎名望最高。那么，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宪政学者”自居的陈永苗在《环球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的学者生涯》的文章，大肆渲染王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面，认为王是知青一代，且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必然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这篇文章甚至将王描述成深味民间疾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

王歧山在青年时代短期进入过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但很快便转而投身政坛。凭着作为左派元老姚依林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飞黄腾达。陈永苗赞美说：“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他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他还引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确实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的王歧山，与今日作为副总理的王歧山之间，早已判若两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剑式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谄媚者个人的一厢情愿。王歧山自从二零零三年在萨斯危机中临危受命，担任京兆尹之后，历时将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统治的北京城里，有一位当年他的老师辈的人物，一直处于“三无人员”的状态，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六?四”枪响，包先生成为阶下囚，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从此成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

王歧山不可能对包遵信先生的处境一无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长之尊，对包先生作适当的照顾可以说易如反掌，比如解决包先生的医药费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动手术的费用，是朋友们凑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后几个月的新居，是女儿为之购置的。二零零七年冬，包先生病逝之后，若干前去参加其追悼会的人士被北京国安绑架，小型的追思会也遭到粗暴的破坏。王歧山作为北京市的第二号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种亵渎死者的可耻行径。然而，他不仅没有为昔日的师长送一个花圈，甚至还让这一切都施施然地发生了。从王歧山对包先生的冷酷无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惟利是图之辈：八十年代之所以参与《走向未来丛书》、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因为当时这是时代的主潮，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两届总书记都以改革为号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潮儿自居，才能在仕途上节节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禁区，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见，陈永苗对王歧山的赞美，纯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脚。陈永苗将铁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识分子”，他的这一立场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式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何其之少，某些以“知识分子”和“民间学者”自居的人物，其实永远都对中共充满了幻想，永远都抱着成为帝王或官僚幕僚的期待，永远都在作“环中南海”的向心运动。

在我看来，吕日周与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习近平与李克强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内部，早已没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硕大的恐龙的自杀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

令狐药师

韶山的“毛厕”与张戎的“毛传”


据新华网长沙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电，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主要建设项目之一的“毛泽东文物馆”土建工程正式动工。

这篇新华社的报道介绍说，这座占地六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建筑，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修建。它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二零零四年年，党中央、国务院把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总投资达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是一名“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锦涛果然不负此名，亲自主导了这座“毛（茅）厕”的修建，将杀人如麻的暴君毛泽东推上神坛更高的一层。胡锦涛的此一决策充分表明，他所有的知识背景、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均在毛泽东时代定型，堪称“毛主席的好学生”。胡的心目中毫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故而能在一大堆候选人当中，被邓小平等元老一眼相中，隔代指定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在此意义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合适、更加称职：江在上海滩耳熏目染，早已“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居然还会背诵英文版本的《人权宣言》，根本就是一个“走资派”；而胡长期在内地穷乡僻壤任职，不曾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保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对毛主席亦更有朴素的“阶级感情”。

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茅厕”的修建，是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又一个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重大举动。对杀人魔王顶礼膜拜，居然还号称“以人为本”，简直可以说是无耻之尤。这样一座臭不可闻的“毛厕”，玷污了中国的土地，侮辱了无数被毛泽东残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这才是最大的环境污染，这才是最大的人心污染。中共在胡锦涛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可以骄傲地改名为“毛厕党”矣。

就在湖南湘潭这座臭气熏天的“毛厕”破土动工的同一天，一本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登上多个国家畅销书排行榜的杰出著作——张戎夫妇撰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版，在香港、纽约和台北三地同步发行。旅英华人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先后耗费了十二年时间，呕心沥血完成了这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最具冲击力的著作。该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出版后，已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纽约时报》赞扬该书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是一本“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时代周刊》评价说“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末代港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形容该书为“改写中国现代史的爆炸性著作”。美国总统布什将其当作枕边的重要读物，通过这本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当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的时候，布什总统热情地向其推荐此书，他认为此书能让西方读者深刻地认识毛、中共及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这本书的瑰宝般的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在毛泽东众叛亲离、一命呜呼之后三十年，毛一手策动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惨烈的政治运动，仍然是中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的禁区，中国仍未迎来真正的“非毛化”时期。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外面，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恭恭敬敬地排队瞻仰毛那臭不可闻的干尸。一个崇拜干尸民族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文明”呢？一个拥抱暴君的国家还有什么脸面说“现代化”呢？我真不知道那些以爱国者自诩的中国人，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因为“毛厕”不知比靖国神社要邪恶多少倍。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张戎夫妇的这本惩恶扬善的“毛传”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华人世界当中理应人手一册的“黑皮书”，它的印量应当超过当年的以政权的力量推广的“红宝书”。不认识老毛恶魔面目，便不能找到中国重生的路径；不彻底告别毛和毛锻造的政治体系及暴力文化，便不能让十三亿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

毛厕必将被铲平，毛像必将被取下，毛尸必将被抛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牢牢地记住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毛泽东是主宰了全世界四份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时期，有七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早在五年多之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便发起一封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将该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尊重毛本人生前签字承诺的火葬方式，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更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毛崇拜与奥运精神不能兼容。在这封信里，我们这样呼吁：“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让人遗憾的是，这封信不能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媒体上发表，而只能在少数海外的中文网络上传播。更让人遗憾的是，当局以鸵鸟政策回应之，假装对此一无所知。

如今，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奥运开幕迫在眉睫，官方仍然不愿对我们的呼吁作出任何的回应。在二零零八年的“两会”上，毛泽东的孙子、无知且无谓的毛新宇居然“当选”政协委员。据媒体报道，“初上两会的毛新宇，特意准备了三份提案，分别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与中国企业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毛泽东三线思想与中国工业化。”毛新宇对记者说：“在荣任政协委员前，我正好在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整个春节除了逛逛庙会，几乎全在看相关的书，所以才能提出与经济有关的提案。”毛新宇甚至以“天意”、“鬼使神差”来形容他的研究和当选政协委员后写提案间的关系。我们无法想象，在德国的国会中，议员们会津津有味地讨论“希特勒思想如何振兴德国”的话题；或者在意大利的国会中，议员们会热情澎湃地讨论“墨索里尼带领我们走向富强”的话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非毛化被当局紧急刹车，导致了毛之毒素仍然残存在国人的血脉之中，随时可能再次夺取国人的生命。

毛新宇大谈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骄傲，他却不知道，毛泽东的僵尸乃是奥运会最大的障碍。北京当局标榜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然而，毛像和毛尸的存在，对这两个口号构成了最大的嘲讽和颠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居然停放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的尸体，居然倡导古埃及奴隶时代的“木乃伊文化”，并且让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被迫在腐尸的臭味与病菌中参加各项比赛，这难道不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亵渎吗？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德国召开奥运会，希特勒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之上，希特勒的尸骨被高举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里，那将是对人类普遍尊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多么严重的挑战！我相信，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接受和纵容之，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抵制这样的奥运会。

然而，中国人对中共仍然鼓励毛泽东崇拜见怪不怪。只有奴才才会热爱奴隶主，热爱奴隶主的奴才永远也不能变成公民。由于信息的封锁，毛的暴行没有经过一个长期曝光的过程，所以即便在西方世界仍然有不少人对毛或心存想象，或一无所知。实际上，毛泽东杀人之多、虐民之深、祸国之烈、统治之长，均远远超过希特勒。日前，美国国务院解密一份档案，记载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之间的一段秘密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说，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他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

见多识广的基辛格听到这样的高谈阔论，不禁目瞪口呆，不敢接话。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暴君眼里，芸芸众生何尝有过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一千万中国女性居然可以被当作货物一样潇洒大方地送给美国，由此可见：毛本人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卖国贼！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毛贼尚未去除，同志仍需努力。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继中央电视台某“名嘴”在博客上发表攻击紫禁城的星巴克咖啡厅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若干“爱国贼”们热血沸腾之后，黑龙江人大代表姜鸿斌又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星巴克立即搬离故宫”的提案。

二零零七年的“两会”上，垃圾代表和垃圾委员们提交了不少垃圾议案。有人建议设立“惩治汉奸言论法案”，有人建议将“妇女节”改为“女性节”，有人建议奥运会门票留一些买给农民工，有人建议奥运金牌得主接受记者采访要谦虚一些……“两会”变得比周星驰的喜剧还要搞笑。这些根本不是民选的代表和委员们，何曾关注人民大会堂外被警察驱赶的、饥寒交迫的访民们？他们自得其乐地表演着，这才是一部最辉煌的“大片”呢。我倒是有一个建议：香港的喜剧明星们不妨申请去列席“两会”，将其中的笑料作为创作喜剧的素材，定能更上一层楼。

姜代表在提案中说：“星巴克在故宫中停留一天，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伤害在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媒体报道说，星巴克的租金可以算做经营收入，可我们不能利用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为自己牟利。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有些东西也是不能用货币兑换的，故宫就是这样无法用金钱衡量、兑换的‘产品’。”

我从来不觉得星巴克咖啡馆设在故宫之中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我也没有感到自己的“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被伤害了。一种文化倘若轻易就被一个咖啡馆掀翻了，那就表明这种文化本身便失去了生命力，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就实际情况来看，故宫管理方的服务极其恶劣，在庞大的景区内居然没有一处向游客提供饮水的地方。游客参观累了，到星巴克里喝一杯咖啡，休息休息，有什么不好呢？这一细节正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和谐与对话，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本身的包容性。

姜代表振振有词的，全是些大话、空话、套话，其宏大叙事的背后却掩盖不了法盲的本质。星巴克入驻故宫，是经过合法的手续，双方签订了合同。如果你觉得不妥，首先要谴责的应当是故宫的主管部门，而不是星巴克。如果合同没有到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驱逐之，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中共当局自己都声称要“依法治国”，姜代表难道还想学习当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拆铁路、杀洋人的那一套吗？

紫禁城中的星巴克终于在爱国贼们的鼓噪下被故宫方面以“大修”为由提前关闭了。这是“民族精神”的有一次胜利，似乎中华民族由此可以崛起于东方了。说起紫禁城内的星巴克来，就不能不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头像了。当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毛头像是否会一直挂下去。邓尽管受尽毛的羞辱，但为保住共产党的江山，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毛头像还会一直挂下去。

在我看来，真正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不是紫禁城内的星巴克，而是天安门上的毛头像。就屠杀中国民众之多、毁灭中华文化之烈、破坏华夏环境之广等方面而言，毛堪称“千古一帝”，便是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在其面前亦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看过张戎夫妇撰写的毛泽东传记的读者，在走过天安门、看到毛头像的时刻，无不感到触目惊心、耻辱入骨。

挂毛像、存毛尸及在人民币上印毛头的中国，将给即将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百万外国友人留下何种印象呢？热爱暴君的民族无疑是野蛮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不配受到尊重的。姜鸿斌代表真的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什么不提出从天安门取下毛像、改毛主席纪念堂为“文革博物馆”这样的提案呢？

我将举起双手支持这样的提案。



毛像要挂到何时呢？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一名来自新疆的失业工人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这是一九八九年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对比彼岸台湾拆除蒋介石铜像、改“中正纪念堂”为“民主纪念馆”的做法，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

“文革”结束之后，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本来可以顺应民心，推动彻底非毛化运动，邓本人内心确实也对毛恨之入骨。但是，邓为了稳住共产党的江山，赶紧刹车，扼杀了西单民主墙运动，让毛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老邓在回答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咄咄逼人的追问的时候回答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此次一名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日益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何在。在九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作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下岗工人”由于对现实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打出毛像来，形成了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传》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大部分大陆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已经对毛的罪恶有了相当的认识。希望回到毛时代便能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人真正从内心深处崇拜老毛的呢？毛泽东的崇拜者，不是愚夫愚妇，不是那些喜欢作秀的新左派，而是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先生。不久前，毛仅存的儿子毛岸青死去，当局居然以副总理的待遇为其举办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并慰问毛家老小。毛岸青乃是一个精神病人，对党国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功勋和贡献，他凭什么可以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

对比两年前赵紫阳先生凄凉的后事，此次当局对毛岸青后事的破格操办，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只能在严密监控下低调地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亲自出席，甚至连一个花圈都没有送，对其前任冷酷无情之至对于中国的贡献，难道赵紫阳不如区区毛岸青吗？中共奉行的是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致意。相反，赵则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是一个不可接触的“政治贱民”，虽然他去世了，也仍然要羞辱之。

胡锦涛在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他上台伊始便赴西柏坡朝圣，隆重纪念毛的诞辰，甚于纪念邓小平，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毛主席纪念堂”。胡锦涛的大学教育是在毛时代完成的，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毛时代所赋予的。在处理中国的难题的时候，他不是面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回到毛时代继续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新闻出版控制上，却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我想，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庆幸，庆幸这个“太子”幸亏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一样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出身平凡的技术员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毛泽东的幽灵还能游荡多久？


在部分武汉民众抵制法资超市家乐福的活动中，有一些年轻大学生高高举起了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这让我想起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许多大学生举起周恩来画像的那一幕，以及学生们与军人对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的场景。反对者与被反对者的文化，居然如此“重构”。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历史仍然在以惊人的方式重演。毛泽东的幽灵，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若干愤青赤胆忠心地表达对毛泽东的热爱：

——“善良的中国人已今非昔比了，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跌倒了也还是在主席这巨人的肩膀上。吃人的豺狼已无法去消灭主席了，就阴谋来离间人民和主席的血肉关系，让人们从巨人的肩上下来便好分而食之。历史与现实教育了中国人不会再做傻事，毛泽东是人民的护身符。”

——“在我们中国遭受西方反化势力攻击污蔑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非他莫属。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年轻一代勇敢地挺身而出，让我们感动。”

——“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人反毛泽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崇拜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是永不落的太阳，是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三十年过去了，伟大的毛泽东至今仍然在呵护着他亲手建立的国家！他面对恶人的咒骂，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发出轻蔑的微笑！”

——“历史发展的真谛，就是追求完善一种精神，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民族的道路和精神，也是全人类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道路和精神！”

可惜的是，他们生错了时代，不能成为“老人家”的红卫兵。暴君与英雄，仍然合二为一。被杀戮者的后人，仍然认贼作父。如果说这些狂言妄语让人恶心和窒息的话，那么真理的光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苏州郊外的灵岩山公墓，在一个普通的、小小的墓地上。那是被毛泽东杀害的圣女林昭的墓地。

在林昭被毛泽东政权残酷屠杀四十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人自发来到这个墓地，祭拜这位了不起的圣女。杯弓蛇影的中共当局，没有想到死去四十年的林昭居然还有如此不可抗拒的感召力。于是，他们小题大做地在墓地旁边的大树上设置了一套摄影装置，试图以此威吓那些前来祭祀的人们。但是，人们没有被吓倒，墓地之前仍然是络绎不绝的人群。虽然祭拜林昭的人没有崇拜毛泽东的人多，但奴隶的时代已经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了。

在中国，有人四十年之后还看不清暴君的真面目，对暴君顶礼膜拜、焚香叩头的国民，这就是典型的“奴在心者”；也有人在四十年前便对暴君的本质有深刻的体认，在一场虚拟的对话中将自诩为“风流人物”的暴君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是伟大的“历史的先声”，此人便是民主先驱林昭。当年，林昭在狱中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集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话，运用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这封信成为当局决心杀害林昭的重要动因，这封信在四十多年之后仍然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

我们不必害怕毛泽东的幽灵。我相信，林昭的这封掷地有声的信件，足以镇住毛泽东那不甘寂寞的幽灵。我更相信，那些前去祭祀林昭的国人以及在心中默默追念林昭的国人，必定有希望将中国带入到文明国家的行列。

令狐药师

南非的和平转型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国际事件。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需要和平与和解，因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冤冤相报的循环只能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结局。在艰难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迈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之中，这个曾经千疮百孔、差点分崩离析的国家，却诞生了三名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过去，人们只是注意到曼德拉和图图主教两位巨人的身影，而忽略了在站在他们旁边的、似乎相对平庸的戴克拉克。其实，一九九三年与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后来在曼德拉任内又出任过第二副总统的戴克拉克，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丝毫不亚于其他两人。

的确，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尝试过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那就是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和解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图图主教指出：“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或陌路人。”虽然每个人都需要切身参与到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某些站在高处的人更能够登高一呼、扭转乾坤。创建一个和解与和谐的新社会，需要昔日尖锐对立的双方共同努力，仅有作为被压迫者的黑人的奋斗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有作为压迫者的白人的良知的觉醒以及对权力的释放。而戴克拉克正是领导白人精英阶层走向新时代的关键人物。

戴克拉克出生于约翰尼斯堡，一九五八年取得法律学位后，长期担任律师；一九七二年代表南非国民党参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一九七八年出任邮政部长，一九八二年出任内务部长，一九八四年出任教育部长与白人阁僚评议会议长。在担任这些要职的时候，戴克拉克跟他的立场强硬的白人同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显得温和一点罢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强硬派总统塔博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戴克拉克继任南非国民党主席，并于同年九月接任总统。那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敏锐地从戴克拉克的身上看到了变局的希望：“就我们看来，戴克拉克先生就是一个解码器。……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戴克拉克不是一个像塔博那样即便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顽固派，长期的律师生涯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定要选择某种以最小的牺牲获取最大化的利益的方式。他深切地意识到，南非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成为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不能让种族分歧和仇恨加速发酵。旧制度既对黑人不公平，也对白人不利。而变革该如何启动？他本人也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当时，戴克拉克刚刚接手的国家，即将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各方都在磨刀霍霍，和平的前景极其渺茫。南非学者海因•马雷忧心忡忡地描述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来说，贫穷和被剥夺的痛苦也已转化成来自朋友、亲人和所爱人之手的日常的凌辱和暴力的恐怖。受害者主要是妇女、青年和老人。个人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它们也为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留下了记录——因为由在感情上亲近的人所进行的谋杀、强奸和强暴的殴打所造成的伤害，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作为个人或集团）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健康社会关系的许多基本原理。”那么，如何才能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呢？

戴克拉克不是依照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价值而作出了变革的决定，乃是从现实的境况出发，反复权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谈判乃是化敌为友的最佳途径，乃是让白人实现高枕无忧的惟一方式。南非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暴力是靠不住的，暴力只能激发更大的暴力，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戴克拉克不是圣人，不愿失去权力，但他意识到：暴力不是维持权力的保护伞，通过谈判也许可以让自己以及白人精英阶层未来在新的国家架构中享有一席之地。曼德拉对戴克拉克的观察相当准确：“戴克拉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上台之后不久，戴克拉克在总统府中与还是囚犯身份的曼德拉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第一次的会见便让曼德拉感觉良好，后来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戴克拉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戴克拉克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国家，敌对双方坐到谈判桌前，被视为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戴克拉克和曼德拉各自的盟友中，都有反对谈判的声音。戴克拉克毅然决定启动谈判，固然是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的不得已之举，也是他本人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历史挑选了他，他也没有辜负这一使命。此前，塔博也与曼德拉谈判过，但其态度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而戴克拉克非常尊重曼德拉，视之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尽管双方的立场分歧巨大，两人却建立起了信任感来。多年之后，曼德拉高度评价这场漫长的谈判说：“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其也结束了南非白人与南非黑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在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谈判的同时，戴克拉克着手改变南非国民党的政策，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与以黑人为主的非国大协商，同时促进南非共产党合法化，并且释放了“国家的囚徒”曼德拉。一九九零年，戴克拉克宣布解严，次年二月宣布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六月废除《人口登录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规，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堪称石破天惊。紧接着，南非实现了历史上破天荒的、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结果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戴克拉克随即发表措辞温和的声明，承认他本人和他的党竞选失败，向曼德拉表示祝贺，并声明愿意加入新政府。一九九四年五月，戴克拉克出任曼德拉政府的第二副总统。由正而副，屈居一名昔日的囚犯和黑人的手下，对于某些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白人精英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羞辱，戴克拉克却将接受这一职位当作民族和解的一部分。两年之后，由于政策的分歧，戴克拉克退出联合政府，并辞去第二副总统一职。一九九七年九月，他辞去南非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并退出政坛。

在我看来，戴克拉克不是失败者，而是胜利的分享者，他与曼德拉一起为南非争取到了双赢的结局。他个人也被世人和历史所纪念，并获得了当代人所期盼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享有者之一，戴克拉克不可能不看重和珍惜这一荣誉。即便从最为“自私”的角度出发，戴克拉克也愿意用几年的总统职务来换取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在颁奖典礼上，主动赞扬与他一起分享该奖项的戴克拉克说：“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戴克拉克担得起这样的赞誉，没有他的当机立断以及妥协和退让，南非的制度转型有可能难产，黑白对立有可能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演变。

作为谈判的双方，戴克拉克与曼德拉一起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是一条稳妥的中道，除了极右翼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极左翼的暴力革命者之外，大部分南非民众都认同此种中道，图图指出：“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的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全面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经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南非的和平转型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再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

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存在像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便一直实施至今的城乡二元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歧视。此种制度使得广大农民沦为“非公民”或“准公民”，在基本人权和经济自由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侵犯。这一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裂乃至对立，愤怒与仇恨长期郁积，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夕。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元首和中共的党魁胡锦涛，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领导中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走向和解共生的、真正的和谐社会呢？胡锦涛上台以后提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想，但是一个将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和谐”之外的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程度超过了危险线的社会，“和谐”只能是水月镜花。

中国的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胡锦涛其实拥有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的广阔空间，尽管这种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换言之，晚改革不如早改革。目前，胡锦涛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他主动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谈判，与海内外的异议人士谈判，以谈判促和解，以和解创和谐，引导中国这艘巨轮调转航向，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他就完全有希望摘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诺贝尔和平奖有着高度的认同？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长远的规划？

据我个人的观察，胡锦涛成不了“中国的戴克拉克”。就胡锦涛上台之后数年间的诸多表现来看，他显然不具备转型期的舵手所需要的见识与魄力。他紧紧握住“多年媳妇熬成婆”才获得的权力，宁愿与之玉石俱焚，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他视一党垄断权力为理所当然，而将民主自由看作是洪水猛兽。他的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在那个时代定型的。作为一名背景为理工科的、唯唯诺诺的共青团干部，胡锦涛的青年时代并未接触过人类文明的主潮，也不知道最高的政治乃是谈判与妥协。对于所有不同的声音和诉求，他只知道以打压来应对。诺贝尔和平奖对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多次在讲话中谴责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戈氏是搞垮苏联的千古罪人，而不是终止专制制度的伟人。戈氏获得诺奖，被胡认为是敌对势力对“第三纵队”的奖励。另一方面，中共党员大都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诺奖的精神价值不予认同，只会衡量该奖项的奖金的多少。而一百万美元在中共的顶级高官眼中，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胡锦涛的手上有超过万亿的国家财产任意调用，诺奖的这点奖金岂不是九牛一毫？不认同诺奖，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更高的价值诱导像胡锦涛这样的“无冕之王”启动改革。固守“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成为他们惟一的目标。

中国的未来远比南非危险，中国民间没有曼德拉和图图式的人物，中国官方也没有戴克拉克式的人物。暴戾之气在朝野双方肆意弥漫，到时候被吞噬的不仅是大量的普通百姓，胡锦涛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也难以全身而退。不愿当戴克拉克，就只能成为“只要生前莺歌燕舞，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看看路易十六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看看米洛舍维奇、皮诺切特、乔森潘等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们凄惨的晚景，胡锦涛难道愿意重蹈其覆辙吗？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余杰先生回京了？祈祷他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