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评叶小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2008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长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宗教事务局及其首脑长期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宛如秘密的情治部门。此次叶小文高调在《南方周末》这一相对比较开明的媒体上谈论官方的宗教政策，该举动耐人寻味。《南方周末》在编者按语中描述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

令人遗憾的是，这篇专访并没有透露出中国官方的宗教政策会有任何松动和调整的信息。叶小文以凌驾于五大宗教之上的“太上皇”的身份，泼妇骂街式地将罗马教宗和达赖喇嘛辱骂一番，也点名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不仅在他不喜欢的宗教信仰者的头上统统扣上“分裂祖国”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还将海外传教人士视为“渗透”和“颠覆”的危险力量。因此，这篇访谈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显示出中共的宗教政策在新时期里进退失据，而且泄露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密”——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上帝应当服从共产党吗？

叶小文在谈话中充满了无神论者对宗教信仰的轻蔑、狂妄、无知，丝毫看不到一点尊重的宽容的成分。他说：“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

这是毫不脸红地说谎，这是对圣经的扭曲和侮辱。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名真正重生得救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说出以上这段匪夷所思的话来。叶根本不敢“注明出处”，说出究竟是姓甚名谁的基督徒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以上这番话的。很明显，这是叶小文本人编造的拙劣的谎言。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的是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而绝对不是指“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叶小文居然将圣经执笔者之一的古代犹太王国的大卫王也拉出来为其背书，仿佛大卫王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党员，仿佛圣经成了对中共党章的注释，仿佛上帝也要服从中共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叶小文的胡说八道，显示出了一个没有敬畏心的专制政权的官僚的真面目。

当记者问及当今中国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时，叶小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祇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1亿多1点’。”用王朔的话来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周恩来已经死去30年之久了，周恩来何以知道30年之后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中共党魁胡锦涛不是口口声声宣扬“科学发展观”吗？叶小文的说法既不“科学”，也不“发展”。他在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居然随口就拿出30年前周恩来所列举的一个数字来。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有了天壤之别，为什么偏偏祇有宗教信仰者的数据停滞不动呢？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和常理。

叶小文是何许人也？我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上查到了他的简历，发现此人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是胡锦涛从贵州提拔的共青团系统的官员：1983年任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次年任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1990年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从1995年起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至今。他还是中共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国务院系统的部级和副部级干部中，叶小文算是新生代中的“能员”，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能说会道，还可以讲一点英文，比较有灵活性。所以，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一改多年来该部门封闭、阴暗和僵化的形象。他主管宗教事务局的时间，横跨了江、胡两朝，对内严密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发展，对外则积极展开外事宣传活动，他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都有一些交往。他声称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担任此职务一直“战战兢兢”。在出访期间，以一副开明、温和、“可以同你讨论任何问题”的派头，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能在此重要职务上保持13年岿然不动，中共如此重用之，表明中共的对宗教的控制趋于精密化和专业化，也开始重视对外的形象塑造和宣传工作。

叶小文对外放下身段，广交朋友；对内却声色俱厉，官气十足。他多次指责和谩骂拒绝向宗教局登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罗马教宗及服从教宗的地下天主教会、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信众，以及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等。在宗教界，叶小文无疑是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无冕之王”。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等老资格的、作为官方统战对象的宗教界名流，多半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甚至还兼任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之类的闲职，并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果单单以级别高低来衡量，叶小文仅仅是一名副部级官员，祇能算是赵、傅、丁等人的“下级”；但是，叶在共产党系统内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而且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叶的实际地位比赵、傅、丁等为高。所有“官办”的宗教团体及其附属机构（学院、出版社、基金会等），因为经费依靠国家宗教事务局拨给，对叶小文更是卑躬屈膝、伸手乞讨。所以，叶便施施然地以“大祭司”和“大老板”自居，正如他认为上帝也应当服从共产党一样。

“宗教局”是违宪机构

叶小文在访谈中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去美国，在洛杉矶海关被美国人拦住了：”你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单位，你这个单位是假的，你有移民倾向，请你回去。‘我跟他说，我们负责的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哪里需要修教堂，涉及到公共利益，我们就去协调，去管理，去帮助他们。那个美国人似懂非懂地说，噢，你是做这个事的，OK！“这场争端以叶小文的”胜利“和美方的”让步“告终。其实，这不是一场误会，这也不是”文明冲突“，乃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权、也不敢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政府则控制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以民主制度来衡量之，”宗教局“乃是违宪机构，”宗教局长“乃是乌龙官僚。

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个机构，早在1954年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之时便存在了，可见中共当局自建政之初便相当重视宗教问题，以“官办宗教”作为控制宗教界的灵丹妙药。70年代后期，该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又迅速恢复，并扩大编制。然而，这一部门的合法性根本无法诉诸于宪法：中国的宪法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如序言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政府应当遵循文明国家所通行的“政教分离”的规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强行设立类似于“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并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严重的伤害。

宪法不能被当作一纸空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是一个违宪存在的部门，它非法存在于政府序列之中，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份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可见该部门的职能非常广泛，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堪称无法无天的“超级教宗”。

这个机构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共对宗教团体实行实用主义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目标。祇要这些团体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叶小文在《中国宗教》杂志撰文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法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依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既是一种公共管理，又是一种社会服务。”事实上，广大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从这个部门得到任何的“服务”；相反，它耗费了纳税人大笔的税收，却从事诸多限制和伤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法勾当。

公民的心灵自由是不容任何权力机构窥视和压制的。那些企图控制公民的心灵自由的政权，必定是专制独裁、以公民为敌的政权，如罗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帝国以及共产党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没有任何政权的统治可以永远依靠压制而维持下去。我坚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的违法机构必然会被撤销，叶小文的继任者们一定会遭遇失业的命运。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之日，便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消失之日。至于叶小文本人，那时候他是否有勇气和良知，在家里写出一本真实的回忆录、全面呈现他本人参与过的若干宗教迫害事件，并对此深切忏悔，就祇有去问他本人了。

美国为何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这篇访谈中，叶小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攻击和辱骂美国。叶小文多次访问过美国，在美国的公开讲话中，通常都可以表现得比较轻松而平易，给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他一回到国内、一面对国内的媒体，那穷凶极恶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这是一只狡猾的变色龙，他知道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应当文明地说话，而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里就肆意不文明地说话。

叶小文谈及美国的时候，措辞尖锐，甚至咬牙切齿：“美国藉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这是叶小文以及中共高级官员首次在国内的大众媒体上表达他们对于两年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包括我在内的3名家庭教会成员这一事件的“愤怒”。

叶小文提到我的这句话让人啼笑皆非。我的基督徒的身份，与我的批评中共专制制度的公共知识份子的身份并不矛盾——朋霍费尔不会认为基督徒不能反对希特勒。叶小文的上述说法，既是对美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公然践踏。与外国的国家元首见面，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特权，而是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与外国的国家元首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问题，也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特权，而是所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权利。我们3人与布什总统会谈，无需事先获得中共当局的恩准；而布什总统决定与我们会谈，同样无需看中共当局的脸色。

美国并没有歪曲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报告，涉及中国的部分我都仔细研读，其中列举的若干宗教迫害案件我都有较深的了解。叶小文不敢提及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便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狗一样蹦起八丈高来。对于叶小文来说，面子比真相更重要，谁不给我面子，谁就是我的敌人。于是，他认为美国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乃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即便中国的老百姓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又“干卿何事”？于是，他认为美国的关切乃是“别有用心”，乃是将宗教问题政治化，乃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便恼羞成怒地说：“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并进而认为，西方试图“以宗教问题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与叶小文谈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夏虫不可以语冰”。面对美国善意的批评，他祇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叶小文那颗狭隘的心灵，根本无法理解：美国深切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不是美国或者西方的价值。在2004年总统大选辩论中，布什指出：“我相信上帝愿意每个人都有自由。这就是我相信的。而且这是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2005年1月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布什亦指出：“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由。如今，美国最切身的利益和我们最深沈的信念已经结合在一起。自建国之日起，我们就宣告了，世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拥有权利，都拥有尊严和无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具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形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所有人，不同种族、肤色、国籍和文化传统的人，都是平等的，都应当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对外开放30年了，偏偏对外来传教士关闭大门。其他任何领域都可以开放，宗教信仰领域仍然闭关锁国。叶小文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必须警惕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境外利用宗教对我们进行的渗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在一些国家，基督教的渗透已成为国家行为，有统一的指挥。……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份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从这番话里，我看到了叶小文和胡锦涛们的心虚和恐慌，他们已经看到，大势已去，真理不在他们那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而耶稣基督的公义和慈爱已经降临中国。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亲自做工，无论他们如何抵挡，也是蝼蚁撼树、螳臂当车。

所以，我建议叶小文和其他中共的官僚们，立即停止辱骂和攻击美国，立即停止剥夺和伤害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立即停止将中国人民当作奴隶一样来欺侮和驱使。否则，当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们必定在地狱的最底层。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急剧恶化

叶小文认为，中国早已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他抱怨说，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出版刊物向美国介绍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却苦于这些刊物与声音在美国落不了地。他本人就编撰了一本名为《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的“著作”，这是与美方有关人士的“对话”的汇编。胡锦涛访问耶鲁大学的时候，赠送给耶鲁图书馆的一批中文书籍中，便包括这本书。叶小文为此而感到沾沾自喜。但这本书在美国并没有人看。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来拜读和“学习”局长大人的这本巨著呢？

我祇需要摘录出其中几个题目，便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美国反华势力在宗教问题上对我的攻势（代序）》、《不要在中美两国老百姓之间增加误解——对康原先生一再询问“名单”问题的答复》、《不能借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与美国“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特别代表”赛普尔会谈》……从这些题目中便可以看出，叶简直就像是一祇好斗的公鸡，“反击”、“不要”、“不能”等军事术语、否定判断比比皆是，仿佛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此种“出土文物”，不用说在美国无人问津，就是在中国也绝对不会有读者自费掏钱购买。叶大局长大约祇能通过国家宗教局的官僚系统，命令省市县的各级宗教局用公款定购之。

叶小文指出，中共当局“不惧怕基督徒聚会”，中国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举出一系列“首先在政治上靠得住”的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例子来论证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庙堂之上的都是傀儡，我们应当去关注那些大地上的真相。长期搜集中国大陆宗教迫害案例的华援助协会，在2008年2月7日发布《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家庭教会遭受政府迫害的2007年度报告》中指出，在2007年，家庭教会遭受政府迫害的已知教案涉及18个省区和一个直辖市，迫害案例60件，比2006年上升30%；受迫害总人数788人，比上年增加19%；抓捕总人数693人，比上年增加7%；判刑16人，比上年下降6%.此外，还有两种案例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在迫害中发生的人身虐待（拷打、折磨、心理摧残）事件17件，比2006年上升325%，虐待人数315人，上升400%；二是许多外国基督徒也遭受逼迫，主要方式是抓捕、审讯和驱逐出境，总人数达100多人（其中84人得到确认），较上年增加833%.根据迫害案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受虐待总人数，以及外国基督徒受逼迫总人数，这7个衡量指标综合计算可知，相比2006年度，2007年度的总体迫害严重程度上升约69%.这些数据揭穿了叶小文的谎言。

谎言需要用许多假相来支撑。叶小文是制造假相的大师，让他感到洋洋得意的一项政绩工程是：2006年4月，官方控制的“中国基督教会”在美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中国圣经事工展”。该展览先后出现在美国数十座大城市，叶小文亲自赴亚特兰大出席开幕式，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中美两国教会真诚友好的交流，会跨越万水千山，不仅对两国基督教的弟兄和姐妹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推进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利益攸关者’的基础上，向着建立新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迈进。”然而，中共当局舍得花费数百万美金举办展览，却在国内残酷打压印刷和传播圣经的基督徒。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和超市里，几乎找不到一本圣经。

看来，“宗教局长”必须身兼“谎话大王”的角色。圣经中说：“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谎言说一千遍也无法变成真话。稍稍有一点理智的人，都有能力甄别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都欺骗一部分人，却无法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刻。叶小文炮制了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这些垃圾信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更不会被本国民众所接受。叶小文要想让海内外的人们都相信他，首先就要学会做一个诚实的、说真话的人。但是，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之中，说假话乃是基本的生存之道——稍稍说了一点真话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便立即遭到无情的罢黜。将乌纱帽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的叶小文，怎能迈得出这关键的一步呢？

（2008年3月18日）

令狐药师

林昭以生命殉道，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并为中国基督徒指示了一条向着光明生长的道路。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




人的公义与上帝的公义


基督徒们互相之间经常说的一句勉励的话是：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内有平安。然而，主内的平安并不能完全遮挡世上一切的苦难。世上的苦难是真实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必须亲身经历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成了基督徒，便可以宣布说：从此我便告别了逼迫和挫折，从此我便不再面临杀戮与死亡。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样，仍然需要共同面对这个弯曲背谬的、缺乏发公义的时代。两者之间惟一的区别在于：对苦难、逼迫和死亡的看法，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了重要的区隔。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类无法解释自身经历的所有事情。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有那么多虔诚的基督徒不幸遇难，或被活活烧死，或跳楼摔死。其中，有一位华裔基督徒江淮，他刚刚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全职的牧师，灾难便突然降临了。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此刻，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不阻止惨剧的发生？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大规模的矿难接踵而来，经常有几十名、上百名的奴隶劳工被埋葬在黑暗的矿井之下。他们在恐惧中吸入毒气，痛苦地窒息而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望眼欲穿，伤心欲绝。此时此刻，人们也要追问：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帮助这些同胞脱离灾难、获得光明呢？上帝疏忽了吗？或者上帝刚好在此时此刻打了一个盹？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顺流而下、一帆风顺的。既然连乌鸦的翅膀都可以暂时遮挡住阳光，那么邪恶也可能成为某些时代的主流。回顾人类历史，有一个更加尖锐的、几乎将信仰者置于针尖之上问题：至少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杀害，至少两千五百万中国人在毛泽东的苛政所造成的大饥荒中饿死，至少三百万柬埔寨人被红色高棉的暴政所消灭，直到今天苏丹苏富达尔地区还有数十万难民被屠杀，这一切上帝都知道吗？当这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难道这些无辜的死难者不是上帝所造的吗？圣经上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上帝为何对这些惨剧袖手旁观呢？上帝那双无所不能的大手，为何不亲自来干涉人类历史的进程呢？

其实，类似的追问，昔日的约伯早已问过了。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各种疑问，上帝仅仅是反问约伯说：你追问我的权利从何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很少追问苦难和暴政的来源，中国人的追问至多是窦娥式的——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的哭诉显得决绝而无奈：“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佛教的影响，通常会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在现实世界中，善人与恶人的遭遇经常呈现为相反的情形——“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善人受苦，恶人享福”。于是，人们便将这种吊诡转化为另一种“因果报应”式的答案：这辈子受苦受难，一定是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受苦受难，是为了下辈子能过上好日子。由此，虽然生活在暴政之下，他们仍可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脱，以“随遇而安”的方式，麻木地忍受所有的不公义。

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人类的苦难和不公义的社会秩序，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基督教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之后，人类便无从逃遁于苦难、杀戮和死亡。苦难、杀戮和死亡源于人的罪。是人类的罪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苦难和不公义的现象并不是上帝原初美善的计划，却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因为上帝赐予人以犯罪堕落的自由，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深沉之爱。人类靠着自己的能力，不能战胜苦难并实现公义，于是上帝便派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人类的赎罪祭。因此，人类要认识不公义的世界，要在这个不公义世界上寻求公义，首先便要“从基督身上的伤痕开始”。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在十六岁的时候便被征召入希特勒的军队，十八岁被派上前线，在盟军的一次轰炸中，他身边的战友全部死难。“上帝在哪里？我为什么活下来了？”莫特曼在战俘营中得到了美国军官派发的一本圣经，由此唤醒了他从童年时代便沉睡的信仰。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体验到了上帝无所不至：与破碎的心灵同在，与铁丝网后的囚犯同在，与黑夜的灵魂同在。上帝是苦难中的同在，成为生命的盼望所在。上帝是受苦的上帝，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中，莫特曼进一步阐释了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针对战后“怀疑的一代”、“虚无的一代”的精神状态，他肯定性地回答说：上帝并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消失，尽管上帝没有对那些死难者加以援手；因为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上帝显然也没有加以援手。上帝在耶稣受难时“隐藏”，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受难成就普世的救恩。他这样写道：“基本上，伤痛只有透过伤痛才能得以愈合。基督不是通过他的超能力，乃是透过他的牺牲，为那些受苦的人带来生命。大能万应的神明不能帮助人。只有那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有关受苦的仆人的话在新约耶稣的激情和受苦上得以应验。”所以，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好让我们得到和平。在上帝的伤痛中，上帝对他的受造的信实以及他那无法摧毁的爱得以显明。在日本，神学家北森在《上帝的苦难神学》一书中也指出：上帝还是完全接纳与宽恕罪人，尽管上帝也让人们经历苦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良善处在世上愈来愈多的苦难和诡诈之下，而十字架神学揭示了上帝通过苦难进行工作的深义。

因为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苦痛及上帝的喜悦中认识自己，基督徒便将世界史体认为上帝受难的历史，基督徒就不会被恐惧所压垮、被苦难所征服，也不会在巨大的不公义面前轻易放弃。基督徒是一群走义路的人。在热爱真理的基督徒与被撒旦掌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高度紧张的关系。基督徒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耶稣早就说过，他的门徒会因着他的缘故，遭受世人的敌对、仇恨和羞辱。与其他的许多宗教信仰不一样，基督信仰是一条窄路，是一道窄门。基督信仰不仅不能让信仰者享有“万国的荣华”，相反会让信仰者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加艰难与沉重。基督徒不会像禅宗的信奉者那样，对世上的苦难和不公义“拈花一笑”，更不会像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以暴抗暴”、“狭路相逢勇者胜”。基督徒是一群以卵击石的人，他们所受的苦难和逼迫经常是“自找”的，他们不懂得使用《孙子兵法》之类的谋略来保全自己，他们只知道要为真理作见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基督徒如羊入狼群，却改变了狼所制定的一整套生存法则。亚美尼亚东正教神学家、古典诗人格·纳列卡齐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们时常在黑鸦之群，发现白鸽一片；在凶猛、暴虐和可憎的犬群，发现祭奉、温良之羊的幼羔。”基督徒的存在，对于崇尚“铁与血”的统治者而言，确实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他们颠覆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旧伦理，并带来了“柔弱胜刚强”的新伦理。早期教父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劝勉希腊人》中指出，基督徒“要有巨大的勇气，像竞技场上的斗士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勇敢地承受磨难。无论是得了重病，还是遭受了其他苦难，在你的灵魂里，都不要被悲哀摧垮，要以你的知识高贵地面对磨难。即使在苦斗当中，依然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的思想要比人类明智，有许多事情人类是不容易也不可能认识到的。”在人类历史的某些转折关头，这种上帝赐予的勇气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话来说，生命饱满的基督徒完全可以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基督徒的身份便是公义的冠冕。基督徒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并因此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面对那么多的痛苦与伤害、羞辱与失败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爱白人、也爱黑人，依然相信上帝是满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他说：“基督教从来就坚持我们所负的十字架必须在我们所戴的冠冕以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包括它一切的困难、痛苦和塞满张力的内容，并背负它知道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将我们救赎至那必须通过受苦而获致的更美好的道路。”他宛如无助的羔羊，却比凶猛的狼群更有力量。他曾经多次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被关押在黑暗的牢房中，联邦密探给他写恐吓信劝他自杀。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想到的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爱的崇高教训。在被暗杀之前的一天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最后一篇演说，他似乎预感到了死亡的来临，却无所畏惧：“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亦想长命百岁。长寿有它的位置，但我现在已不在乎。我只想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他容许我到山上，从那里俯瞰，看见那应许之地。我或许不能跟你们一起到达，但我今天晚上要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将会到达那应许之地。所以我今晚很高兴。我心中一无牵挂。我不惧怕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上主荣耀的来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面对苦难、逼迫和死亡的时候应有的态度。

对于基督徒来说，遭遇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不是一种厄运，乃是一种“昂贵的恩典”。为了回应这种“昂贵的恩典”，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挺身反抗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朋霍费尔在《作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明确区分了“廉价的恩典”和“昂贵的恩典”两个概念。所谓“廉价的恩典”，它相信救恩可以经由对教义的熟悉而轻易获得，即“人可以不需悔改而得赦免；不需教会操练而能受洗；不需认罪而能领圣餐；不需忧伤痛悔而能告解”。所谓“昂贵的恩典”，这恩典确实也够昂贵的，它付出了上帝的儿子作为代价。它要求信徒全然地顺服真理，它要求信徒具备受苦的心志，它要求信徒一生作主的仆人。凡能承受这昂贵的恩典的基督徒，方是耶稣的真门徒。



林昭，那朵幽谷中的百合花


基督徒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是惊涛骇浪中的灯塔。如果说朋霍费尔是上帝对德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朋霍费尔的存在，几乎全军覆没的德国教会，方有真理的一脉相承，并得以在战后浴火重生；那么，林昭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林昭的存在，在毛式极权主义浩劫之后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方有真理的薪火相传，并有希望在未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纳粹统治时代，在绝大多数德国教会都宣示效忠独裁者的耻辱中，上帝拣选了文质彬彬的朋霍费尔去承受那“昂贵的恩典”；而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教会被连根拔起的磨难中，上帝也将弱不禁风的林昭像一盏明亮的灯台一样放到桌子上，让她照亮黑暗时代的人们。

如何在一种消灭肉体并企图消灭精神的暴政中持守信仰，上帝早已给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可以效法的圣徒，她就是林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林昭是一个异数，一个右派中的异数。作为北大中文系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学生，作为一位在五十年代初一度左倾、然后迷途知返的基督徒，在百万右派中，林昭虽然不是最有学问和阅历的人，却最早、也最深刻地洞见了中共专制主义制度的核心，并与之作了最为坚定、完全和彻底的争战。林昭那人权斗士的一面，逐渐被中国当代思想史发掘出来；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作为殉道者的林昭，至今仍未引起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足够的重视。艾晓明女士对林昭的这段评述应当被我们所有人记住：“林昭是我们民族一个非凡的榜样，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人中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林昭改写了我们对历史、对中国人精神的认识。林昭的精神，是一份被重新发现的遗产，它也需要重现阐释，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权建设的时代。林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女性，承继那一份女权遗产（无论那一血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多么微弱），她可以为自由、人权和政治参与付出何等的代价。林昭的意义，开启了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几年以前，独立制片人胡杰深受林昭生平事迹的感动，毅然辞职，致力于拍摄一部关于林昭的记录片。胡杰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了信仰在林昭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我在与胡杰接触的时候，特别向他建议说，表现林昭绝对不能忽视其信仰。后来，当《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成形之后，关于林昭的信仰状况的那一部分果然大大加强了，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形象呼之欲出。最近几年来，这部纪录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索：为什么那么多的博学鸿儒、大师名流都向专制政权屈膝下跪，而一介弱女子的林昭却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想，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昭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林昭没有留下哪怕是一本神学著作和一篇个人见证，但她短暂的一生本身便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在那漆黑不见五指的毛泽东时代，林昭所承担和奉行的，便是类似于旧约中先知的使命，她的激情和紧迫感都让人叹为观止——一个人可以用什么道德杠杆去移动整个国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不可能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也不可能如此透彻地洞悉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偶像崇拜。

林昭与其他的反抗者都有所不同。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者，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在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被杀害的，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奸臣”，他们只是“清君侧”，他们对文革中的激进政策不满，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制度，并没有看穿“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才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蒙上帝光照的林昭，却直截了当地看到并揭示出了这一整套邪恶制度的根源——圣经的十诫中明确地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五节）林昭以反对和破除偶像崇拜为使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在上海被当局枪杀，年仅三十五岁。此后，一名警察还上门向其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她的父亲自杀，母亲死于红卫兵的街头暴力，妹妹后来移居海外。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确实够大的。

关于基督信仰，关于自己的使命，关于基督徒与受难的关系，林昭的狱中的遗稿中有若干片断的表述。她用血书写到：“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像圣女贞德一样，林昭将自己当作献给上帝的活祭，她知道那永恒的荣耀在天上，她知道慈爱的上帝永不离弃她。

这样的信心是何其大！林昭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她不是以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她的反抗不是充满仇恨的反抗，相反她对那些迫害她的人亦充满了深沉的悲悯和同情：“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悲悯和同情是出于上帝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它乃是人身上残存的最接近神性的部分。林昭的出现，乃是当代中国基督信仰史上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神迹，乃是上帝亲自在中国这块坚硬的磐石上打下的一个楔子。

林昭是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祝福。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配领受这恩典无边的祝福，我们仍然处于自我捆绑的悲惨境地。在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之中，林昭依然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在不同宗派和背景的华人教会里面，在两岸三地及海外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里面，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林昭这位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基督徒；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曾经承载过林昭这个纯洁、刚毅而崇高的灵魂。今天，反思毛泽东祸害中国的历史、直面毛泽东崇拜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偶像崇拜的事实（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到人民币上的毛像，难道不都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吗？），并不会像当年的林昭那样遭致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言说在大部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当中，仍然是不言自明的“禁区”。很多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教会，是为了教会现在的安全和未来的复兴。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一个看见罪恶却不去指证的教会，一个将策略看得高于真理的教会，能够蒙神的喜悦吗？这样的教会人数再多、教堂再大，也不是真正复兴的教会。教会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复兴，也不是建筑的复兴，乃是真理的复兴。

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的分组讨论中，我多次谈到必须破除毛泽东的偶像崇拜的问题。保罗早就告诫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守上帝的公义上，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教会回避这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结局便如先知以赛亚所言：“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至九节）一个被圣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基督徒，不应当继续过着恐惧战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惟有脱离撒旦的捆绑才能全然地亲近上帝。

林昭那美好的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遇到苦难和不公义的时候力量的源泉。想一想林昭的血书，想一想林昭的誓言，想一想林昭对黑暗势力的代表毛泽东所发出的斥责，想一想林昭在天父的怀抱里所享有的永恒的平安，还有什么恐惧能让我们不敢认主呢？还有什么逼迫能让我们放弃信仰呢？即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保罗说过：“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至十三节）与保罗一样，将自己全部地奉献给了真理，她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虐待，被当作“反革命中的反革命”、“精神病中的精神病”，这一切并没有摧毁她的信仰，却让她更加与主接近。



站在爱和自由的起点上


林昭生活在一个按照常理推测根本不可能保有信仰的时代和环境里，却完美无缺地保守了信仰。林昭以生命殉道，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并为中国基督徒指示了一条向着光明生长的道路。林昭与毛泽东处于人类善恶的两极，她的殉难将毛泽东时代的暴虐和谎言昭示无遗。她的存在再次证实了一个永恒的真理：羊比狼更有力量。

让我们在所经历的每一次的磨难、挑战、挫折和诱惑中都站立得住，如圣经所说：“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首先踏上了这条道路，每个耶稣的门徒都应当追随他。耶稣走上了十字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他的恩典由此变得无比昂贵。耶稣为什么不显示一个神迹，而要如此软弱地在十字架上受死呢？耶稣的死成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转折点，也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既然以耶稣超然的能力可以避免死亡的折磨，既然耶稣死后三天便复活升天，那么耶稣受死的价值究竟何在？彼得解开了这个疑问：“因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上帝完全可以用暴力手段来消灭这个不义的世界，他是全能的主，他这样处理自己的创造物，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做，这正显明了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怜悯。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不义的世界上，以其无罪之身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以自己的受难凸现了公义的可能和信仰的伟大。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应当是积极的信仰。它不仅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信仰，而且是公开的、彰显的、外在的生存方式。有人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称之为“地下教会”，我从不接受此种容易产生误会的命名，每当有人提及此名称时，我便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之：我们是“家庭教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没有一个教会是“地下”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当是“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仅仅是只存在一天的“礼拜日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理所当然地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教会。即便身处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及奉行无神论的政权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也不能偷偷摸摸地、战战兢兢地保有信仰，而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因为这自由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任何世俗政权都不能剥夺；即便处在一个邪恶盛行、暴力泛滥、黑白颠倒，人们不相信公义的社会和时代里，基督徒也不能只关心教会内部的“虚拟的喜乐”，而应当站出来成为一支“光明之子”的队伍，因为此时此刻，不再有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有权衡利弊的选择，“我是基督徒”——这就是一种毫不犹豫的、理直气壮的声明。

在我所在的、一直蒙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的北京方舟教会，有过许多美好而感人的故事。由于方舟教会接纳了一些其他教会不敢或不愿接纳的“敏感人士”，许多成员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维权活动，并以各种形式帮助那些受到逼迫的乡村教会，方舟教会便成为了中共当局肋旁的一根“刺”。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和十五日，方舟教会先后两次遭到北京警方的骚扰和冲击。在警方的威逼之下，房东拒绝续签租约的要求，教会被迫搬家。这样的折腾在两个月内经历了好几次，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每个星期都要搬一次家。然而，让我们感恩的是，经受了冲击和搅扰的方舟教会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兴旺。大部分的会友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委身教会，还有更多的基督徒和慕道朋友像被磁石吸引一样前来。

在警方冲击教会的事件发生的当天，江登兴弟兄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一次让我们靠着信仰站立，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站立。求上帝使你们站立得住，并且完全地彰显了爱与和平。……这一次，你们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不是维权律师，不是自由派作家，这一次，你们是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信仰者。在这块土地上，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或者维权律师，你能够发出呐喊，做出抗争。而惟独作为信仰者，我们能给逼迫我们的和被逼迫的人们带去光明。”是的，上帝加我们的难处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的行程都在上帝的杖和杆的保守之下。

我不禁想起了两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逼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的“三自会”一起来逼迫神的教会和儿女，几十万忠于信仰的基督徒被捕入狱。表面上看，中国教会似乎步步退却、奄奄一息，神却兴起许多为真理不屈不挠的信徒来。有两位被囚的先辈，在狱中饱受凌辱，有一次，他们在上厕所的中途偶然相遇。他们不能交谈，于是一个人用眼望望天，另一个人也用眼望望天。在那一刻，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在天上共有一位父亲，再大的患难也不能摧毁他们的信仰。二十多年后，他们从牢狱中归回，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仍然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又过了十年后，其中的一个人终于重新拥有了公民的身份，可以旅行到另一座城市去看望另一个人。他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了，立刻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更加年长的一位说：“相忱啊！我已经看不见你了，让我摸摸你，我的好弟兄！”他们一个叫王明道，一个叫袁相忱。作为基督徒，除了抗议，更需要恒久忍耐。

还有一位福建的基督徒郑惠瑞，她曾经与宋尚节博士一起组织布道会，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九五八年，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她被捕入狱。由于坚持不放弃信仰，她被反铐着双手长达几个月时间。晚上睡觉时，她必须先跪下一条腿，跟着跪下另一条腿，再倾斜上身，像一根木棍倒在地上；倒地后既不能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趴着身、歪着头睡觉。由于双手被反铐，她无法端起碗来吃饭，只能像动物一样躺在地上，把嘴巴伸到碗里。由于双手被反铐，她不能梳头，头发结成硬块，后脑与颈部甚至长了疥疮，脓肿起来，疼痛得使她彻夜难眠；筷子那么粗的脓汁流淌而且沾在头发上。即便如此，郑惠瑞仍然每天从心里流露出满满的喜悦。有的难友惊奇地说：“从你的两只眼睛，可以看出信仰给你的快乐。”有的说：“看见你睡得那么香甜，看见你的笑容，我的担子也就脱落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苦难和摧残无法消灭的幸福与喜乐。主的名因此而大得荣耀！

让我们纪念这些先辈们受苦的心志，让我们与他们一起高声赞美主。受苦是必然的，但更重要的是：受苦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正如江登兴所说，自由与正义，这是中国当下所稀缺的，然而，爱与饶恕，更是中国所稀缺的。当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人，为了纯粹的信仰目的而寻求自由与正义的时候，这个国家自由的曙光就不会太远了。那剥夺了我们自由的，不止是一个体制，不止是一群人。而是人性深处的罪，是罪带来自私，带来不宽容，带来对别人的不信任，带来对权力独占。求上帝帮助我们，用在基督里的信仰与爱胜过罪，把和平带给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似乎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人。当我们为了信仰自由而站立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自由的起点上。是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他人的拯救者，基督徒也是一群深陷在罪中的可怜的罪人。基督徒清楚地知道，我们也处在“他们”中间。我们要像约伯那样，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诘问上帝。我们身上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呢？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义”来到上帝面前，乃是凭着自己的“不义”来到上帝面前。

回顾当代中国基督信仰的历史，并非一部全然失败的历史，乃是一段血泪交织的天路历程。林昭早已离开了我们，但她并没有隐没在历史之中，她依然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读经、祷告和聚会时，便与她在一起了，便拥抱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闪亮的眼睛，听到了她温柔的话语。那么多殉道的先辈也离开了我们，他们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各种逆境中处之泰然的美好见证，也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遮盖。因此，我们需要与圣徒相通，需要与圣徒同在，需要回到爱和自由的起点上。当我们回归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的时候，就必然坚信：这稳如磐石的站立，谁又能绊倒呢？

今天的中国，恰恰就是那个先知口中连声谴责说“有祸了！有祸了！”的邦国。我们不能对身边的罪恶、苦难和不公义失去敏感，甚至习以为常。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从远处传来，这哀歌也是为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度而歌唱的：“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七节）让我们站在爱和自由的起点上，让我们成为明光照耀的基督徒，在苦难中不绝望，在试炼中不抱怨，在挫败中不回头。让我们成为那谷中的百合花，成为那溪水边的橄榄树。虽然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却有力量保有追求公义的心志，在圣灵的引导下，跑那当跑的路，打那当打的仗，公义的冠冕必为我们存留。



——二零零六年二月初稿，北京家中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

令狐药师

邓小平与美少女

中共的文宣机构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便是“与时俱进”——谁说中共是死不改革的顽固派呢？胡锦涛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可够快的，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监控系统，也懂得如何与西方国家玩弄“人权外交”的游戏，他们并没有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啊。中共当局“与时俱进”的又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位于四川广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邓小平故居，在全国媒体上高调展开文宣活动，以选美比赛来挑选其“宣传大使”。

日前，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对媒体声称，为了让“邓小平故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管理局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展了“邓小平故里爱国主义教育片区宣传大使”的评选活动。当选的“宣传大使”，将出席局里举办的各项宣传活动，并获得丰厚的报酬。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上午，来自重庆、陕西、广东等地的四十名初选出来的美少女，参与了“宣传大使”的最终角逐。一时间，在邓小平故居前面的广场上，一群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美少女们顾盼生姿、娉娉婷婷，好不热闹。从全国各地来此接受“为人民服务再教育”的官员们也与民同乐、大饱眼福。比赛的结果是，重庆师范大学旅游专业的大三学生冯佳媛，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披上了“最佳宣传大使”的鲜红的绶带。

“少女不知屠城泪，隔代犹唱后庭花”，这些少女的年龄大都只有十七八岁，昔日“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们或者刚刚哇哇坠地、或者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十七年以来，那场血雨腥风的屠杀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年龄的孩子们，通常都不知道那个枪林弹雨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孩子们被迫接受了一种精心安排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导致他们的精神领域处于某种极度的贫乏状态。

这些外表美丽而心灵空洞的少女们，茫然不知她们所要“代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个矮小的、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老人，也曾经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杀人也要维护我们的权力。如果说那些为有毒或有害的食品、化妆品代言的文体明星，是为了金钱而泯灭良心与职业道德；那么，这些参与邓小平故居形象代言人的“选秀”活动的美少女们，则是被蒙蔽、被扭曲、被愚弄的一代人，她们不知道“反右”，不知道“文革”，当然也不知道“六•四”。她们的青春美貌与杀人凶手手上的鲜血，居然如此“和谐”地并存着。

我想，倘若邓小平地下有知，看到有一群天真烂漫的美少女争先恐后地为其“代言”，一定会乐翻天的。如此美少女，如果充作后宫之佳丽，岂不更美哉！在色魔毛泽东的引导下，在一个个都如同急色鬼的中共领袖当中，邓小平亦非坐怀不乱之辈。据说，邓小平当年缺席庐山会议，便是因为与一名军中小护士偷情而不慎摔伤了腿。不过，中共高官保密有术，中国也没有新闻自由，所以邓小平没有像克林顿那样，因为与白宫实习生偷情而在全世界民众面前大大出丑。

但是，我又想，邓小平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老乡们采取此种“美女战术”，说不定又会患上忧郁症。虽说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但老邓会忧郁地思考：难道单单凭我本人的魅力，尚不足以赢得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吗？是我给中国人饭吃，老百姓难道不该心甘情愿地来瞻仰我的故居吗？这些小小的美少女，居然盖过了我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风头，真该将她们都拉出午门去斩首！

无论邓小平先生在棺材中怎么着急，他确实不如美少女有魅力。无论中共当局如何卖力地宣传爱国、爱党、爱领袖的“绝对真理”，少男少女们对此始终兴趣不大，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如火如荼的“超女”大赛。即便是邓小平故居的“选秀”活动，也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开出一笔诱人的价钱来，否则根本无法吸引孩子和家长。当局想命令任何一个美丽的女孩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免费为“邓爷爷”效劳，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大概是将财神放出囚笼的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吧。

皮诺切特与邓小平

皮诺切特死了。
邓小平也死了。

前者活到了九十一岁，后者活到了九十三岁，他们都侥幸地逃脱了法律和道德的审判。皮诺切特至死也不认罪，他宣称：“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上帝绝对不会再给他一次杀人的机会。邓小平生前也没有公开为“六•四”屠杀认罪，他一直坚信“屠杀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硬道理”，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却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但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独裁者一样，皮诺切特与邓小平皆无法逃脱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皮诺切特被称为“智利的邓小平”，这种称呼被视为一种正面的评价。大陆媒体在报道其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多突出其经济改革的成就。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采纳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在其统治期间，智利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是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倍，其国民人均寿命、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系统和教育质量等均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就连刚刚去世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使弗里德曼，也曾撰文为其辩护。

但是，少数大陆媒体也曲折地批评了皮诺切特施行的经济开放、政治独裁的“跛脚政策”。如《新京报》发表的学者周庆安的文章指出：“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法则。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共同选择了人民决定执政的方式。任何现代政权，都是建立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重视和保护民权、公正、自由，已经变得和提升社会物质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那些通过政变、武装暴乱上台的政权，不得不接受政治制度的挑战，经历民主政治的转型。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合法、健康、良性的国内政治秩序，是一个国家得到世界认可，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前提。”

为了获取经济成就是否可以牺牲人权？人不是猪，人不能被当作猪一样来圈养。皮诺切特固然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经济成就并不能洗净他手上的鲜血。昔日，戎装在身的皮诺切特，屠杀异己，铁石心肠；今日，作为一个被控诉犯有严重的侵犯人权罪的老迈的逃犯，他不得不辗转于多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受尽羞辱，正应了中国的古语：“老而不死谓之贼。”在一次次的审判中，皮诺切特的一桩桩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根据“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大约有三万五千多名智利公民声称遭到过军政府的酷刑折磨。通过臭名昭著的“秃鹰行动”，皮诺切特还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起，大肆暗杀和刑求反对派。

而作为“中国的皮诺切特”，邓小平的手腕似乎更加高明一些。从“反右”运动中充当毛泽东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先锋，到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再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最后酿成“十年改革，一夜屠城”的大祸，这名“三起三落”的“准独裁者”的一生，亦没有少干过坏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自信到像皮诺切特那样，允许全民公决和选举。换言之，邓小平比皮诺切特更加清醒地知道：民众心里有多么厌恶他和他领导的党。

皮诺切特的自信其实是轻信。当他获知在全民公决中大败的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召集三名高级将领到总统府，命令他们执行戒严令。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三名将军拒绝从命，其中一名将军当场将命令撕碎丢在地上。皮诺切特突然丧失了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力，反对党的领袖拉格斯公开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痛斥皮诺切特说：“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这是不可接受的。”一旦人民敢于公开说真话了，独裁者便立即权威扫地了。那一天，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市民纷纷开车上街，大按喇叭，如同过狂欢节一般。

邓小平没有皮诺切特的“自信”，他不敢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因而逃避了失去权力并被追究罪责的下场。邓小平的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是像彼岸的百年老店国民党那样切实改革、实施党魁直接选举，于中共而言也是一件自掘坟墓的举动。不仅自己害怕选举，还竭尽全力阻止香港民众直选特首，“一国两制”逐渐沦为“一国一制”。但是，按照“皮诺切特模式”治国的中共，究竟能够比皮诺切特走多远呢？

党魁文选与总统传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文选轰轰烈烈地出版了。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出版“文选”乃是对党魁或准党魁一级的人物的“盖棺定论”，类似于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终身成就奖”。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便有“立言、立功、立德”的追求，亦有“文章乃千古之伟业，不朽之盛事”的定位，中共历届党魁更是热衷于创立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想、主义和理论。因此，出版个人的“文选”，是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此次胡锦涛慷慨大方地为前任党魁加冕，显然不是受到来自江系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决定，而是主动为之，其目的是满足江的虚荣心，使之不要过多干预十七大的人事布局。

这些既无飞扬的文采，又无理论建树的垃圾文章，大都不是出自江本人的手笔，而是其秘书班子撰写的。江本人喜好吟诗作赋，显示自己颇有学养，但实际上江郎并无多少才气和才情。这本文选虽然发行量巨大，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普天之下找不到几名读者会认认真真地阅读之。在新华书店里，印刷精美的《江泽民文选》堆积如山，党报党刊上亦发表长篇文章号召党员干部好好学习。然而，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又一出“皇帝的新装”的好戏罢了。如果不是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量定购并分发给众人，这样一本无关百姓冷暖的“文选”，销量肯定少得可怜。随便一名美女作家或美男作家，都比昔日搔首弄姿、今日老态龙钟的江泽民更有票房号召力。

不过，幸亏中共拥有七千万名党员，号称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因此这本文选即便每七十名党员拥有一册，亦可以轻轻松松地消耗掉上百万册。在号称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共党魁文选的出版发行却完全按照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套路，可见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自信到了何种程度。

中共党魁文选与美国总统传记的出版发行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总统在任期届满之后，首要事务便是撰写个人传记，这既是一笔点石成金的买卖，又是一项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的工作。撰写传记几乎成为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高官退休之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无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或“审查”，也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宣传和推广，总统所在的党派更不会参与其回忆录的操盘工作。因为这是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总统们刚一卸任，便会有若干大出版社上门来寻求其书稿。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传记，便有超过百万册的销量，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传记亦成为当时的第一畅销书，甚至第一家庭中猫狗等宠物的故事也能大卖特卖。这些书的出版发行，每一个环节均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

中共党魁文选与美国总统传记的内容也存在天壤之别：在中共党魁的文选中，充斥着一大堆充满意识形态灌输的、形同嚼蜡的讲稿，居高临下，老生常谈，让人望而生厌；而在美国总统的传记中，则时不时地透露一点白宫的幕后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江泽民当然不会在其文选中公开澄清民间传说中他与某著名女歌手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始终绷着脸扮演人民的恩主的模样。他并不知道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外在形象，在大部分民众心目中只是一个可笑的小丑而已。与之相比，克林顿倒还有几分真诚，他在自传中坦陈莱温斯基事件的前因后果，将自己人性的软弱与阴暗面公诸于世。民众虽然“怒其不争”，却也能给予其几分宽容与怜悯。中共之前任党魁，仍然自以为是地高居神坛之上；而美国之卸任总统，已是一介平民。制度之优劣，由此可见一斑。

李鹏不要死

二零零八年的“两会”前夕，海外媒体传出中国前总理李鹏中风的消息。这是李鹏下台之后，少有的关于他的新闻报道。据可靠消息，经过解放军总医院的抢救，李鹏暂时保住了性命，但眼角、嘴角已经歪斜，估计难以恢复。

已经八十岁的李鹏，近年来身体一直不佳，甚少公开露面。其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因为涉及撇清天安门屠杀的责任，而被新一届政治局禁止出版；其主导的三峡工程，刚刚建成便已经凸显出严峻的生态危机，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天怒人怨。作为现在仍然活着的、最受民众唾弃的前国家领导人，李鹏大约也知道自己被千夫所指的处境，只好玩弄一些修补形象的小把戏，比如捐献部分工资和稿酬给“希望工程”等等。但是，比起其子女李小鹏、李晓琳垄断中国电力系统，坐拥亿万财富来，这点善款只算是九牛一毫而已。

与李鹏的日趋低调相比，他的漂亮女儿李晓琳倒是相当高调。李晓琳在两会上公开为父亲的消息辟谣，声称父亲身体健康，并谢谢各界的“关心”。确实，李晓琳是最害怕李鹏的身体出问题的人，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更有利益的纠缠。所谓“树倒猢狲散”，《红楼梦》中的结局，这名“才女”不会不知道。所以，李晓琳当然希望李鹏可以长命百岁，这样她的电力王国便能够岿然不动。

李晓琳经常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各种高档社交场所，以中国电力“一姐”的身份露面。她的一身，从上到下的行头，便价值数百万元，不知可以供多少失学的孩子完成其“义务教育”。有一次，李晓琳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一边盛赞父亲如何伟大、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声明她今天的“成就”全都是靠“个人奋斗”的得来的，从不曾沾父亲的光。这个家族的成员，一个比一个无耻，堪称是前无古人的“无耻病”的标本。

我知道有很多国人盼望着“国贼”李鹏早死。但是，我却希望李鹏不要就此死去。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一丝一毫的好感，而是我认为，如果李鹏没有接受公开公正的审判便死去的话，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在当年“六•四”血案的决策者当中，邓小平、杨尚昆虽然有幸逃脱人间法律的审判，却早已沦入地狱的最底层；陈希同成为中共内斗的牺牲品，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不过是“保外就医”的罪犯之身而已，已无法兴风作浪。而作为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的李鹏，如今亦中风成为废人一个，再不复当年磨刀霍霍、凶神恶煞的威风与凶残了。

近年来，若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裁者，都为他们昔日的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不能像寻常百姓那样安安静静地死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而是被迫拖着残病之躯，坐在轮椅上，一次次地出席法庭的审判。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是如此，印尼前独裁者苏哈托是如此，红色高棉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乔森潘、英萨利、农谢等人也是如此。被控以战争和反人道罪行的乔森潘，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首次出席审前会议。这个七十六岁、满头白发的老者，在聆听罪状之后，以沙哑的声音说，过去十年，他生活在困苦中：“自从离开森林后，我就没有工作。我只靠太太和家人，他们挣扎讨生和养活我。”而对他参与屠杀的两百多万同胞，他毫无愧疚之意。

这是迟到的正义。然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却充满了对这些失去杀人能力、并被绳之以法的独裁者的深深的同情。在报道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领袖人物的时候，甚至用了“撕开历史伤口”这样负面的标题。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共的头头脑脑们与这些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元凶之间，休戚相关、惺惺相惜。红色高棉的屠夫们的可耻下场，让他们也感到心惊胆战。红色高棉不就是中共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头怪兽吗？

《圣经》中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在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面前，心硬如石的李鹏也许始终无动于衷。但是，审判迟早都会来临的，李鹏本人、李鹏的妻子、李鹏的儿女，谁能躲避历史的惩罚和正义的判决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鹏人生的最后一幕，应当是在法庭上谢幕。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二零零六年年底，中国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十大智库”。这十大智库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十个单位虽然号称“智库”，却多少名不副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指出：“智库从概念上讲，都是非官方的，如果它一旦是官方的就不能叫智库了。”在西方，智库的定义和作用十分清晰，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信息。智库主要是集中在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者作出分析和建议，至于政府喜不喜欢、采不采纳，那就是政府的事情了。智库的分析和建议，很多时候与政府的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研究却能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周全和完善，让政府少犯错误。

但在中国，由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限制，所谓的“智库”全是官办的机构，全是官府的附庸。对此，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辩护说：“我们评出的这十大智库尽管都带有官方色彩，但是它们却因此获得了政府非常大的信任度，所以它们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智库。”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掩耳盗铃：当权者为“智库”下达研究课题，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研究人员，往往致力于揣摩领导的心思和意图，其研究方法和结果明显打上了“惟上”的烙印。如此研究，根本无助于帮助领导人完成科学的、明智的决策。正如黄靖所批评的那样：“长期来说，学术的独立性，对一个领导人、政策制订者能否客观地、独立地去分析制定政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容纳一个非常独立的智库。”

智库是由智囊组成的。在西方，智囊以其独立的地位自居；在中国，智囊却以接近中南海为荣。那么，究竟谁是胡锦涛的智囊呢？究竟谁能影响胡锦涛的决策呢？被外界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胡锦涛的智囊”，无非有如下几位：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是“和平崛起”的理论的倡导者，曾经为胡锦涛访美打前站，广泛接触美国政、经、学各界人士；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他多次赴西方访问和讲学，不久前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受舆论的关注；保密局局长、前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著有若干关于宪政问题的著作，主政保密局之后解密了一批档案材料。值得玩味的是，这几位被海外舆论认为是胡锦涛智囊的开明派人物，从来没有承认或否认过其“胡锦涛智囊”的身份。他们越是沉默似金，越是让谣言漫天飞舞，似乎是有意为之。

我个人认为，郑、俞、夏诸人，都算不上胡锦涛的智囊，更非对政局有重大影响力的“帝王师”。独裁者只需要善于领会个人意愿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能给他出主意的智囊。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要成为一名权力巩固的独裁者，靠的是厚黑学和权谋术，而不是身边有多少聪明的智囊。上个世纪八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均善待知识分子，善于倾听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建议，但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巩固，他们本身的知识分子气质是导致他们被清洗的关键因素。相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均与知识分子关系疏远，施政风格为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任用小人。刚愎自用之人，倒成为权力角逐中的胜出者，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败劣胜”的“潜规则”。

是的，没有人能够对胡锦涛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胡锦涛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早已在毛泽东时代便定格下来，他是一个最不能“与时俱进”的中国人。而那些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并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而踏入仕途的学者文人，最终的结局是：不仅不能改变中共当局的政治结构，自己却迅速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在第一个任期即将任满的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表现比起三年前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再慢如蜗牛，引用的古典诗词更加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几乎是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温家宝立即又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过去。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已故的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副“人民的好总理”的姿态，一听到这个“敏感”问题，他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了，可见其内心高度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时的表情，那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温家宝最后一次与赵紫阳在一起出现在民众面前。那时，温站在赵的身后，嘴巴紧闭，也是一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的模样。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六•四”屠杀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温家宝由中办主任、赵紫阳的总管，晋升为国务院总理，这条仕途，堪称难于上青天。此时此刻，温的内心深处是否掠过当年那些与赵日夜相伴的时光？有几许的温馨，有几许的苦涩，有几许的无奈？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位置越高，真话越少，贵为总理，偏偏就是不能“我口说我心”。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他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当年赵紫阳对他不薄，他也曾经相当地认同赵的思想观点。但是，政坛就是如此地冷酷无情，“六•四”之后，为了自保，温立即与赵划清界限。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温与赵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温家宝也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有送一个。

这就是中共冷酷无情的、泯灭人性的权力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双方保持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书籍，往往在新闻出版相对自由的香港出版，然后再“回流”到大陆。即便是昔日辱骂香港是“反共基地”的“左王”邓力群，也选择在香港出版其回忆录，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全面展示了赵紫阳晚年思想的发展，亦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臧否。赵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无义，而是比较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吴仪：虚有其表的“铁娘子”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河卫生条件很差。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点名批评，在大陆媒体上被广泛报道。

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本就没有一家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冒牌店。虽然林老板强烈要求说“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说吴仪弄错了吧？”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附属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甚。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其失政失德的惩罚，以此争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半个多世纪以来，可谓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公开向全体人民承认过其错误和罪行。

吴仪也一样。当“永和豆浆”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她必定最先获得了相关信息。但是，她并未公开为“永和豆浆”平反。其实，这是吴仪以及所有中共高官的风格：知错而不改。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内外那么多人对吴仪这个所谓的“铁娘子”如此看好？吴仪谈吐无味，不懂英文，穿着土气，根本不能与西方女性政治家，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国务卿赖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美国参议员希拉里等人相媲美，更不能望真正的“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之项背。吴仪既未进入权力核心，亦无任何政绩可言，其享有的虚名真不知从何而来。

一向见解深刻的香港评论家董桥，居然也盛赞吴仪拥有无穷魅力，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撰写了一篇题为《吴仪胸中那片竹林》的文章，在结尾处写道：“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然而，我左看右看，怎么都看不出矮胖的吴仪究竟有什么魅力。以政治上的作为而论，为官多年的吴仪可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主管卫生的吴仪可曾向河南数十万的艾滋病患者表达过歉意？吴仪虽然亲自接见了一直为艾滋病问题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在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全球舆论都在声援之，以吴仪的权力完全可以出面干涉和制止，她却像缩头乌龟一样，假装不知道，完全无所作为。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有可能犯错误的人。那么，吴仪为什么就不能为她的错误道歉呢？在“永和豆浆”事件之中，吴仪不仅批评错了，而且还严重渎职了。在黄菊去世之后，吴仪升任为第一副总理，还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她当然有责任确保让老百姓都吃上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铁娘子”焦头烂额。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堂堂副总理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在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损害的是台资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吴仪身上的职务，显示的是中共政府的无能。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的老百姓又焉能分得清呢？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大陆假冒伪劣情况之严重。中国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人们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人们不敢流通的假货。药监局整个沦为一个贪污腐败的衙门，老百姓的生命成为这些贪官的筹码。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中共当局有能力实现禁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一手硬一手软”吗？对此，自称“裸退”的吴仪，心中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歉疚？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十七大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隆重发表文章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谈到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女儿齐桥桥随侍左右，故而观察到了习仲勋的许多生活细节。

习仲勋刚到广东之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新的“乐土”，如《诗经》所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当年八月，全省就逮捕企图偷渡外逃的六千七百零九人。

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齐桥桥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政策深恶痛绝。因此，他成为广东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也是党内少有的一位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邓小平等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的挺身而出为胡耀邦辩护的元老；在天安门学生运动之中，他也坚决反对军队的镇压行动。在比赛谁更残忍的中共权力体系内，做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需要莫大的勇气。

当时，习仲勋为外逃农民所流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今天温家宝的眼泪，是作秀的眼泪。温家宝四处挥洒的眼泪，只能表明堂堂一国总理的无能，比香港三流演员的眼泪还要不值钱。而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亦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了。

在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苏联的诸多重大的难民外逃事件。让“社会主义天堂”的宣传不攻自破。而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该惨剧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偏偏中共的使领馆为了“面子”而始终保持沉默。这些中国人为什么宁愿做“黑人”也要逃离政绩的祖国呢？因为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硕鼠之国”。

在中共的高级官员之中，习仲勋是少数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国家的面子更重要的一位。胡耀邦和赵紫阳亦是如此。故而他们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他们的人生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天安门事件之后，习仲勋归隐林下，很少公开露面，也许他已经对中共的前途失望乃至绝望。不过，至少他还保持了晚节，没有像邓小平、王震等人那样成为“越描越黑”的“老贼”。相信随着历史的流逝，习仲勋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而王震、邓力群的历史地位则会越来越低。

当今中共的“王储”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样流泪？为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而流泪，为被埋葬在煤坑下面的矿工而流泪，为被像猪狗一样关押在各地“驻京办”的访民而流泪？为以死亡相拼讨要薪水的民工而流泪？

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且主管港澳事务。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则香港必能长治久安；他若能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

成思危不以太监为耻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访谈。成思危巧舌如簧地为中共的政协制度辩护，不承认“民主党派”是当局的“政治花瓶”。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的这番表白，俨然是不以太监为耻、而以说谎为荣。所谓“八大民主党派”，确实是富有“中共特色”的“制度创新”。环视全球，真还没有这种掩耳盗铃的游戏。中共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实行独裁，又要戴上民主面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若干处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后来纷纷倒向会说甜言蜜语的中共，为中共夺取天下出了不少力。一旦大权在握，昔日装扮得虚怀若谷的毛泽东立即变脸。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许多地位尊崇的民主人士以为真可以参政了，在批评中共“党天下”之余，也拿出了“政治设计院”的分权方案来。刚愎自用的老毛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逆耳之言，立即祭出“阳谋”论，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纷纷打成不齿于劳动人民的“右派分子”。读一读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著之《往事并不如烟》（香港全本名为《最后的贵族》），即可见那些批评国民党不假辞色、傲骨铮铮的民主人士，在中共暴政下如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非挥刀自宫不足以苟存性命。老蒋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因此国民党的统治尚吞舟是漏，异议人士游刃有余；老毛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焚书坑儒，在所不惜，因此在共产党治下即便是沉默亦是不赦之罪。

“八大民主党派”的党章之中，第一条皆为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近代政党政治中让人叹为观止的“第二十一条军规”。一个政党既然要拥护另一个政党，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它干脆宣布解散，直接充当其“父母党”的一个支部罢了。据说，民主党派在吸引别人入党的时候，有人毫不留情地反问他们说：“与其加入你们，不如直接加入中共，要当坏人也要坏到底，不要像你们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民主党派的官员们为之语塞。

以经济学家自居的成思危，俨然以能够加入到共产党主导的“大合唱”之中为荣。但是，他有没有想过：这是怎样的一曲“大合唱”呢？且不说毛泽东时代的八千万冤魂，且不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就在眼前发生的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香港记者程翔等公民的非法审判，以及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被强迫拆迁的房主，这些弱势群体的哀号，成副委员长真的一无所知吗？看来，太监当得太久了，渐渐地就意识不到本人太监的身份了，狐假虎威，还真以为自己是个有阳刚之气的大男人了。

成思危说：“‘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此语堪称“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真话是说谎者的座右铭”。首先，成氏何时“慷慨陈辞”过呢——当共军的坦克将手无寸铁的学生碾得血肉模糊的时候，当共军的机枪对着一无所有的广东汕尾村民扫射的时候，成副委员长真的“慷慨陈辞”过吗？其次，成氏何时“鞠躬尽瘁”过呢——当西部地区的失学儿童高达数千万人的时候，当北京南站旁边的“上访村”一夜之间被警察夷为平地的时候，成副委员长真的为这些沉默的同胞“鞠躬尽瘁”过吗？

“虎父无犬子”是一句假话，事实上，“虎父”大都有“犬子”。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近代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一生以说真话为己任，为新闻自由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因为坚持说真话，成舍我险些遭到奉系军阀的枪杀，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恐吓。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终于等来了台湾解除报禁、畅所欲言的那一天。但是，成舍我大概想不到，他的儿子成思危居然是这样一个不肖之子、这样阳刚专制政权的吹鼓手。我想，假如老先生地下有知，定然会愤怒地唾其面、批其颊的。

令狐药师

——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那些房子倒塌了，那些孩子被埋葬了。

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些刚打开的课本再也合不上了。

那些官员来了又走了，他们步履匆匆，身后跟着一长队的生怕错过了一个精彩镜头的记者们。

那些记者最善于将悲剧转化为喜剧，他们说这是一场“大戏”，他们开始炮制英雄谱和排行榜了。

死神像穿着黑衣的秃鹰一样从空中俯冲下来，母亲如鸽子一样展开着洁白的翅膀，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在沙土与砖头的缝隙里，孩子们的尸体腐烂了，被青藤缠绕，被蚂蚁爬过，化作泥土，化作灰尘。

母亲们的眼眶里早已没有一滴眼泪，她们怀抱着孩子们的遗照在衙门前头静坐。黑框的照片上，定格着一朵朵天真烂漫的的笑容。

这些花朵，再也不能在下一个春天里绽放。



有人说，地震是天灾，死亡谁都避免不了。母亲们却发现，孩子们的死亡固然缘于天灾，更缘于人祸。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偏偏都是学校的校舍呢？为什么校舍的废墟中，找不到几根合格的钢筋？为什么遇难者当中，孩子的数量比官僚多几百倍？在已知的九万名左右的死难者和失踪者之中，孩子的数量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死难的。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倒塌了。有的学校倒塌了，有的学校却没有倒塌——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至今屹立不倒。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六十一所学校，其中有六所位于震央附近，它们没有倒塌，也没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六所学校包括三所正在建设当中的和三所已经建好可以使用的。他说，其中有一所比较靠经这次的重灾区汶川，地震之后该学校只出现了一些裂缝。

谈到为什么“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没有倒塌，而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建造的学校却被夷为平地，梁建华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以后要继续帮助内地办学，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这位好心的香港人已然明了内地的若干“潜规则”。梁建华指出，“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是在二零零零年以后建造的，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学校，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检验。在学校建好之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的部门以及香港派去的义工一起进行验收。这些程序基本杜绝了偷工减料和腐败的滋生。

香港人一手经办的建筑没有倒塌，不是香港人比我们更有钱。实际上，那些香港人资助的学校的平均建筑费用，比其他学校的建筑费用更低。修建时间也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建设部早在一九七八年就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其中明确规定：“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此次倒塌的校舍基本上都是在此规定颁布之后修建的。据悉，在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北川、汶川、绵竹、茂县和都江堰属于七度设防，九寨沟、平武、松潘和文县属于八度设防。这些地方的校舍，原本不该倒塌。



然而，“原本”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不该倒的房子倒了，不该死的孩子死了，这是血的事实。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那么多孩子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么多的家庭从此残缺不全。面对铺天盖地的哀恸，我无话可说。忽然之间，盲人歌手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在我耳边响起，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那歌词堪称当代最有力量的汉语，那歌词让所有的锦绣文章都黯然失色：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全都是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被活活烧死，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她向警察哭诉，家中有三岁小女无人照料，警察却置之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老家的孩子望眼欲穿，却等不到父亲的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当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窑童奴事件发生的时候，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广为传播。黑窑奴隶童工事件，当然不是中国孩子的悲惨遭遇的空前绝后的“顶峰”。果然，此次汶川大地震，孩子们的命运更加凄惨。周云蓬应该在这首歌的末尾增添一句：不要做四川人的孩子，他们被豆腐渣工程埋葬……

古人说过，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是的，孩子们全都死于谋杀。杀害这些孩子的，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学者丁学良用三个范畴来概括之：贫困、失职、腐败。他指出：“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也许，我们还会付出更高的学费。



至今没有一个人出面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人一个人公开地忏悔和认罪。没有一个官僚，没有一个商人。没有一个在学校建筑的验收报告上签过字的人，感到恐惧战兢并去投案自首。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的神情一个比一个庄严，官员们的措辞一个比一个巧妙。“可能”、“也许”、“不排除”……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巧舌如簧的官员们都可以改行去当作家了，他们都是遣词造句的高手，经常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误。

这样的党国，这样的政府，不值得我们卑躬屈膝地“感谢”。他们已经做的，比他们应当做的少得多。建设部和教育部的部长们、厅长们、局长们，依然像豺狼一样盘踞在各自的太师椅上。是的，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母亲，不会让他们心痛。陌生人的生命，怎么比可能撬动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乌纱帽呢？

同样无耻的是中国的媒体。在那些媒体上面，巨大的灾难正在变成更巨大的荣耀，地震居然成了刺激“民族精神”的兴奋剂。总理视察灾区的时候，在一所临时的课堂上题为孩子们写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多难”固然可以“兴邦”，但其前提是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深切的反省。

那么，我们有没有反省呢？

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一丝的反省。

不把无耻当无耻，这是无耻的极致。

麻木，是第二次谋杀的凶手。愤青们所关心的是名人捐款的排行榜，他们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评说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这是一场多么好玩的游戏啊！母亲们却被彻底地忘却了，还有她们死去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关爱孩子和母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教你如何去爱？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比孩子更加可怜。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一声，便告别了这个他们爱恨交加的世界，在天国里，他们都将穿着圣洁的白袍，与天使一起歌唱与赞美；母亲们幸存下来，却不得不忍受一辈子的无休无止的煎熬，因为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对孩子的记忆是她们痛苦的源泉。

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了。中国的孩子，死于灾害，死于冷漠，死于麻木，死于愚蠢，死于杀戮；中国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后，还得忍受谎言、忍受欺骗，忍受羞辱，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呢？

母亲们没有沉默至死。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唯有恐惧和悲伤；那么，向死亡发出追问的时候，母亲们已经获得了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她们开口，对着旷野，对着墓地，对着更多的母亲。

母亲，母亲，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你们可有话要说？既然中国没有一家的媒体允许你们倾诉，那么，有多少双耳朵可以倾听到你们的心声？

大地震中死难者的母亲们，开始了她们的漫漫的上访路。绵竹市委书记试图通过下跪来阻止她们，将“火”包在“纸”当中。这是官僚们罕有地向老百姓“示弱”的时刻。但母亲们依然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这些平凡的母亲，这些年轻的母亲，与那些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十九年前的悲剧与十九年后的悲剧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没有十九年前的杀戮，哪会有十九年后的麻木？倘若十九年的孩子实现了他们的理想，那么十九年后的孩子就不会被黑夜吞噬，而必将沐浴着阳光在大地上奔跑。



苏东坡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阴阳相隔，母亲和孩子再也不能共享一轮明月了，再也不能共享一个月饼了。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还是一名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时候，根本无力测量它的长度，因为它长过我自己的年岁。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三十五岁的成人的时候，伸开两边的胳膊去，却拥抱不住这段流逝的光阴。

是的，十九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漫长。

在教会的一次洗礼上，一位即将受洗的高大英俊的大男孩告诉我说，他今年十九岁了，他的生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此时此刻，在烛光和阳光的交错之中，我突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十九年前出生的孩子，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那个孩子健康、爽朗、虎虎生气，锦绣的未来必然属于他。那么，十九年前死去的孩子呢？那些在街头巷尾走失的孩子呢？那些躺在血泊之中的孩子呢？

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成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那一天，多少孩子死去；那一天，多少孩子出生。死亡固然无情，生命还得延续下去。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我就是生命。有一盏灯在亮着。我听见有声音在响起。有人在跑动，绝望地哭泣着。然而，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还有成千上万未来孩子的母亲正在呱呱坠地：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她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别的母亲的孩子，天安门母亲的孩子，汶川母亲的孩子，是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才死去的，哪一种悲伤更加悲伤呢？

    哪一种悲伤都无法用秤来称出重量。



母亲之怒，惊天地，泣鬼神。

当我成了父亲，我的妻子成为母亲之后，当孩子在我的怀抱中微笑并哭泣的时候，我对生命有了崭新的体认。我意识到，母亲和孩子是值得敬畏的，母亲和孩子是被上帝所祝福的。

那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呢？十九年前的母亲和十九年后的母亲，同样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都死于谋杀，她们不能让谋杀肆无忌惮地持续下去了。于是，母亲们便站成了公义的冠冕，行走在一条风雨交加的义路上。

孩子们为何而死？母亲们的使命便是寻找到最后的“说法”。母亲，是那么羸弱，是那么瘦小；母亲，个个都手无缚鸡之力，手中除了孩子的照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然而，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每一个母亲都变成了强权眼中的一根拔不去的刺。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按照“中国特色”，这样的纪念碑的建造，必将是遥遥无期。然而，即便没有一座石头的纪念碑，我们的母亲们，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所有被当作奴隶的母亲，所有遭到强权的凌辱与蔑视的母亲，她们本身便站成了一座纪念碑。

让我们与母亲们站在一起。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汶川地震之后半个月，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祭日之前一星期，我的孩子刚满两个月

于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圣诞节前夕，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名博士联署的一封主题为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上的一大新闻。

近年来，内地城市过圣诞节的氛围越来越浓。圣诞是商家的节日，是年轻人的节日，是长期压抑的中国人少有的一次狂欢的机会。正如《新京报》“欢娱”专刊的评论员所说，所有人都因这个日子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借口——去抛开工作，去约会朋友，去接近爱情，去亲吻家人，去改变形象，去装点房屋；甚至去赚更多的钱，认识更多的人，喝更多的酒，制造更多的惊喜和精彩。中国人在这个失去束缚的日子里，将积压的那些细微情绪全部释放、点燃。

然而，有人却企图禁止老百姓过圣诞节。这十个博士的这封公开信写得杀气腾腾、气势汹汹，他们将国人过圣诞节的新时尚提升到危害传统文化、危害国家安全、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这些年纪轻轻的、并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怎么一提笔写文章，便有浓得化不开的“文革”遗风呢？他们真的是姚文元、胡乔木式的刀笔吏的继承人。可惜，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没有搬文舞墨的闲情逸致，这十名博士利用这封公开信暴得大名，但想要以此获得南书房行走的身份，仍然难于上青天。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压力重重的同胞们过一下圣诞节，轻松轻松，怎么就崇洋媚外、辱没祖宗了？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圣诞节的欢乐气氛比中国要浓郁得多，人家的传统文化照样比中国保存得好。过圣诞节跟呵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真正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是圣诞节，而是十博士们试图谄媚和献计献策的中共政权。

正是这个亘古未有的暴政，在现代暴君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焚书坑儒百倍于秦始皇。“文革”浩劫，多少不可复制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连孔夫子的坟墓都被红卫兵挖了；正是这个不仅与人斗，而且与天斗的政权，强行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将汉民族古文化保持最完整的区域变成一片泽国，诗人王以培在《白帝城》中哀叹说，我们的家园已经沉沦；正是这个惟利是图、刮地三尺的政权，在兴办奥运会的旗帜之下，肆无忌惮地毁坏古都北京的老城区，一片又一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成为官商勾结、掠夺式的开发的牺牲品。学富五车的名校十博士，为什么偏偏就是对这明摆着的一切视而不见，反倒拉来一个圣诞节当作替罪羊呢？

这正是他们的“过于聪明”之处。这些“人精”，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批评什么可能得罪官家，批评什么能够取悦官家。他们是培养伪君子的教育制度的高级产品，他们堪与《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相媲美。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爱国秀。他们说自己多么爱中国，上午激情彭湃地去美国大使馆喊口号，打倒人家的丑恶制度；其实，他们骨子里更爱美国，下午便毕恭毕敬地去美国大使馆排队，等待办理留学的签证。如今，有冷酷无情地面对矿难说“谁让你们生为中国人”的科学院院士，有受宠若惊地出席北韩使馆的宴会并歌颂“伟大的金正日”的北大教授，群魔乱舞，斯文扫地，再从粪坑中蹦出这十个冠冕堂皇的博士来，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虽然一时无法到南书房值班，但这十个博士日后的工作算是有点着落了。我想，他们可以到延安去担任风化警察或文化稽查队队员，那里曾经发生过夫妻在家看“黄色影碟”被警察抓捕的事件。倘若这十大博士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自然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将那些在家中看黄碟的夫妻抓进监狱，以保持延安不会由“红”变“黄”。他们还可以到江苏宿迁去担任“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员，那里的铁腕书记仇和作出规定，办喜丧活动，党员干部和公务员不得超过五桌酒席，群众不得超过八桌，仇大人用心良苦，可是管天管地，管到老百姓的吃饭上面，没有帮手如何实行？这风华正茂的十博士，有资格当仇书记的左右手，每天戴着红袖章到酒店餐馆中去检查，看看究竟还有谁敢于顶风作案。这两份工作可以让十博士满意吗？

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生命力，不用打倒圣诞节，传统文化亦能屹立不倒。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兼收并蓄，泰山不让寸土，以成其大，为什么春节与圣诞节不能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呢？那种将中国文化当作是一具僵尸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心胸狭窄的十博士，接受采访的时候个个都穿着西装革履，他们倡导的理念，却不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又如何能够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呢？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中国自古便盛产卖国贼，而少有爱国者。不过，近期以来，爱国者似乎满坑满谷，如雨后春笋般从粪土中冒了出来。无数网民愤怒声讨那位建议将民族图腾“龙”更换掉的学者，一名央视主持人在博客上撰文斥责故宫里的星巴克咖啡馆破坏了传统文化，十名出身高贵的名校博士以“国士无双”的身份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爱国之声如黄钟大吕，不绝于耳；爱国之心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

爱国之情高烧久久不退，爱国便也成了一种流行病。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并不需要其公民争先恐后地去热爱它；只有那些越来越不可爱的国家，才会规定和倡导爱国是人民的第一要务。那十名看上去冰雪聪明的博士，口口声声说，圣诞节威胁了儒家的正统文化，进而危及了国家安全。如此远见卓识，真是别具只眼。

这一次的公开信并没有浇灭老百姓过圣诞节的热情。媒体报道，各大城市圣诞节仍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看来，义和团前辈“扶清灭洋”的大业，还得由十名文弱的博士继承下去。一招不能制胜，不妨祭出第二招来。我建议十位博士再接再厉，将捍卫纯正民族文化的大旗一直扛到底：上次反对圣诞节，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个个都名垂青史；此次可以反对奥运会，更能出奇制胜，或许可以跻身民族英雄之行列。

如果说圣诞节是西洋的“泊来品”，那么奥运会更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坏东西。耶稣毕竟诞生在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奥运会却全然是欧洲白种人的体育活动。十博士何不理直气壮地发表如下置疑：奥运会是古代希腊岛国蛮夷之人的发明，又是现代法国贵族顾拜旦的异想天开，对于这些运动项目及规则，我们泱泱大国岂能照单全收？如今，中国举国上下都以奥运会为标竿，政府亦大兴土木、乐此不疲，真是斯文扫地也。国人如此痴迷奥运会，中华文化遭到冷落，孔孟之道何时才能有复兴的一天呢？

不过，官家的看法却与十博士有所不同。当局深知奥运会是一场无比巨大的宣传秀，一次展示中国“和谐”与“崛起”的好机会。当年纳粹元首希特勒便充分利用过奥运会一把。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希特勒为了掩盖其政权煽动种族歧视、倡导军国主义的本质，亲自主持了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当时，国际媒体报道说，柏林奥运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奥运会，接待之周到，让客人们个个都宾至如归。纳粹正是借助奥运会，为其迫害犹太人和扩军备战作了有效的掩饰，制造出德国繁荣昌盛、热爱和平的假象，让世界忘却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

昔日，希特勒通过德国举办奥运会，以民族主义征服德国之人心；今日，中共当局将奥运会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千古盛世”的“面子”。昔日，希特勒鼓励民众制造大型的文体活动和庆典，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将经历一次“从蠕虫成为巨龙的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用历史学家格隆贝格的话来说：“这个政权无边的推动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它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立刻可以舍弃自身的无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根植于公民生活的个体。”如今，日渐失去民心的中共统治者也抱着类似的想法，这是团结民心的最后的机会了——尽管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感远比纳粹贫乏。当然，大小官僚们也顺便利用奥运工程来搜刮民脂民膏，奥运会是其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奥运会场馆亦是豆腐渣工程的又一次集体亮相。

当年，希特勒的奥运会办得有条不紊，高效率的极权主义官僚机器一旦运作起来，绝非民主国家所能比拟。柏林四处皆是横幅标语，体育场馆之宏伟也让人叹为观止。今天，中共办奥运会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外汇存底世界第一，财大气粗，何愁大事不成？

在奥运会让举国疯狂的虚火之中，十博士如果真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便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如下建议：恢复高俅太史踢过的“蹴鞠”等古已有之的体育项目，抵制西方人喜爱的体育项目。如果硬要在中国办奥运会的话，就得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比赛。昔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殉传统文化而投水自杀，终成一曲近代之广陵散。我虽然不认同其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却对其知行合一的人格敬重有加。今天的十博士，面对奥运会遮天蔽日的阴影，有没有挺身反抗、大胆抵制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造之的真诚与勇气呢？

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以来，因为奥运火炬在欧美诸国传递的过程中受到种种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倍受刺激，遂奋起捍卫“国家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紧接着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由此可见，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让一盘散沙似的洋人心惊胆战。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一会儿是西藏议题，一会儿是人权问题，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全世界有多少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十三亿人都不给西方人生产产品，西方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互联网带来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网恋、艳照、骗子、流氓，让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斯文扫地。故而，要爱国便要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爱国者，从今天起便告别网络，让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无计可施。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便光荣地成了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就是人多，每次死个几百人，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的！火车，汽车亦如是也。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没有升上蓝天之前，谁坐飞机谁就是汉奸。

再次，爱国者们不能将爱国停留在口水上，一定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爱国者们要像“文革”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的名牌时装，无论何人，立即从其身上剥下来，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一旦发现有人乘坐法国品牌的豪华轿车，无论何人，立即让其下车步行，并立即奋力将该车砸毁。当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另外，要对那些使用冒牌法国货的国人实行奖励，中国满坑满谷都是假路易斯威登，还要增加十倍的产量，如此这般，真货就会在中国绝迹，法国公司便会破产，我们不就高扬国威了吗？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被我们不齿的“卖国贼”才去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首都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中国人难道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并由法国贵族顾拜旦延续的洋玩意。中国人有自己的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他们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谁有资格抵制法国货？

在爱国愤青掀起的反法浪潮中，法资背景的家乐福超市不幸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其实，家乐福销售的绝大多数都是便宜的中国货，无非白菜馒头、牙膏牙刷之类。遭到抵制之后，家乐福被迫将诸多货物退给供货商，倒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老百姓少去家乐福一次，少买几个苹果橙子、青菜萝卜，就可以打倒法国帝国主义吗？

平心而论，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资格爱国，但确实没有资格抵制真正的法国货。寻常老百姓家里，可能拥有动辄数万元的路易斯威登的高档挎包吗？可能设置酒窖储藏昂贵的法国红酒吗？老百姓是用不起地地道道的法国货的。所以，抵制法国货的伟大使命，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富人们的身上。

那么，中国的富豪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两年曾经完成了一份《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的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二零零六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豪大部分都是贪官和贪官的家人。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而这个小集团正是奢侈的法国货的忠实拥趸者。以前，他们打飞的到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购买这些超级奢侈品；如今，这些专卖店开到了北京上海等“与国际接轨”的城市，甚至比总店还要富丽堂皇，他们便可以就近购物了。党国要员们鼓动以愤青为主体的老百姓以抵制法国货的方式来爱国，自己却不愿放弃法国货所带来的声色犬马的乐趣和幸福。

近日，大陆一个房地产富豪团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热情追捧的热点，他们以享受到类似章子怡的待遇而沾沾自喜。但是，他们又不愿被定位为“富豪”，他们希望台湾记者以“企业家”来称呼之。这个观摩团的带队者为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据传有国安人员的背景，遂再三对台湾媒体说：“我们不是毒蛇猛兽。”

团员当中有一对珠光宝气的夫妻，乃是北京顶级豪宅项目棕榈泉的拥有者曾伟、杨蓉蓉。媒体一度盛传曾伟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予以否认，但其身世仍然不为外人所知晓；杨蓉蓉是中共某高官的女儿，富贵骄人。这对夫妇如果没有特殊的背景，在侯门深似海的北京城，如何可能拿到一块块寸土寸金的土地并点石成金呢？

杨蓉蓉的“贵气”装扮，让见多识广的台湾媒体亦大跌眼镜：她手提一款价值十万美元的爱玛仕（HERMES）包包，腕上佩戴的则是价值七十万人民币的香奈儿J12的钻石手表。除了皮肤是黄色的，她浑身上下的行头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法国货。她的一件首饰便足够让一家普通老百姓吃喝一辈子的了。

无疑，即便有一万名老百姓到家乐福去购买日用品，然后集腋成裘，亦难敌杨蓉蓉这样的贵客对法国奢侈品的倾力支持。换言之，只有像杨蓉蓉这样的高等华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抵制法国货。一旦这类高等华人开始抵制法国货，法国佬便真的会向中国人屈膝投降了。但是，这些血统纯正的太子党们，为什么偏偏不会像草根出身的愤青们那样热血沸腾地爱国呢？

愤青们的眼光应当集中到杨蓉蓉们身上，愤青们应当去招揽杨蓉蓉们说：“走，我们爱国去！”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近日，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大校接受央视访问，声称“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拥有航空母舰”。近年来，中共军方高级官员时不时地对媒体发表“个人看法”，从军事科学院少将朱成虎发西方发动核战争的叫嚣，到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若干军国主义的言论，均以“个人名义”发表。

其实，在中共铁桶般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在封闭的军队系统之内，哪里有什么“个人看法”呢？所有这些“个人看法”，无不是在上级的允许或鼓励之下，故意放出来探试国内民间的意见和国际社会的反馈的。近年来，国防科工委发言人黄强说中国有能力建造航母，该部门的主任张云川也透露，中共正在研制航母。而李杰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坚定地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拥有航母。发展一个航母，绝不单单是航母问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很多情况下出动了航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

航母一直是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但航母真的就能够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国际上最不好用，不仅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也远不如香港特区的护照好用。之所以不好用，不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的独裁政治以及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公民素质的低下和诚信的缺乏。大量的中国公民不惜重金也要偷渡到异国他乡。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官僚和商人，在欧美各国神气活现地旅游的时候，也不改其随地吐痰、勇闯红灯、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使得西方人士不得不将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即便中国拥有了航母，难道以上种种情况就能迎刃而解吗？

在我看来，航母与“国家形象”毫无关系。据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在国际上国家形象最好的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航母。这些国家之所以具备良好的国家形象，不是依靠武力威慑，不是靠输出革命，不是依靠暴发户般的消费能力，不是依靠亿万民众的“统一思想”。恰恰相反，其优势在于重视教育和医疗，重视公民的民生与民权，由此让所有公民有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宽广空间。芬兰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台湾作家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分析说，芬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育品质，在于公司伦理，在于政府的优质服务。这些指标能够依靠一艘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来提升吗？

近代以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痴迷于军事的强大。于是，李敖的“节约袜子买航母”的论调颇有市场。我却认为，靠航母、军舰、飞机、坦克等根本无法堆砌起一个真正的强国来。在没有航空母舰的时代，大清王朝也曾经拥有过一支强大的舰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清王朝的海军实力在全球海军的排名上位居前八位，特别是北洋舰队，那是李鸿章的看家宝贝，拥有六艘排水量巨大的铁甲舰，在东北亚海上可谓独树一帜、耀武扬威。然而，由于制度滞后，军事上的一枝独秀无法让满清实现“崛起”。这支舰队外不能拒强敌，内不能聚民意，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前车可鉴，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航空母舰。如今，中国的周边并没有一个国家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强邻日本战后走上了民主道路，虽然保守派的势力强大，仍然主动削减军费开支，在美国的制约下不敢轻言重新军事化。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韩国等，实力更是相距中国甚远。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费开支却连年以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幅度迅速增加，敌人在哪里呢？中国民众不需要庞大而腐败的军队及军备，迫切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一个三分之一的儿童都不能完成基础教育的国家，即便拥有了如同泰山压顶般的航母，难道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国民的自豪吗？

李杰先生的狂想，中共军队内外的战争狂人们的狂想，该醒一醒了。

令狐药师

——写给北京西单建筑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难者

那么多的农民工在我们的城市里四处漂泊，却没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又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暂住者”；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却像野草一样不能歌唱。他们承担着城市中最艰苦的劳动，也承受着城市人最无情的歧视。北京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国贸一带的繁荣景象已然可以跟纽约曼哈顿和香港中环相媲美。然而，那些从事建筑工作的农民工的遭遇却鲜有人知。当年，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时候，受尽屈辱与虐待，死亡率极高，故后人形容为“一寸铁轨一寸血”；如今，北京的高楼大厦和地铁隧道也是如此。在一个又一个光鲜奢华的建筑里，我不禁想起了那些死难的农民工。他们墓地的青草有多高了？他们的亲人还安好吗？
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被披露出来的最大的一次事故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北京西单“西西工程”（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工地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数十名工人被掩埋在两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事故之后，人们发现了八具尸体，同时受伤的还有二十多人。西单是北京仅次于王府井的商业中心，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北京的“心脏地带”和“颜面地带”，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故。千千万万农民工的施工安全如何没有保障，便可想而知了。

在已经找到尸体、确认死亡的八人中，五人来自四川仪陇，一人来自四川巴中，一人来自云南，一人来自湖北，他们的家乡都是中国西部极度贫穷的地区，如果单单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故而不得不外出打工——这是自诩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赐予中国农民的一大“恩惠”。

我们应当记住这些死难者的名字，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比政治局的“九头鸟”和演艺、体育明星更值得我们记住。据工友回忆说，四十八岁的四川农民许期勇，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时不能穿短裤，他连上街溜达也从不穿短裤，他总爱说，北京西单是全国文明地儿，穿短裤不文明。”多么憨厚可爱的四川老乡啊，就是这样一个“特别规矩”的农民，却在他一心呵护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有的尸体是救援者用乙炔枪切割开已经凝固的混凝土之后才挖出来的，九日凌晨发现的年仅二十岁的木工蔡文才，“整个身体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饼里，只露出头部，脑袋都变型了，没法辨认”，状况惨不忍睹。

他们死不瞑目。他们有与我们一样的梦想与憧憬，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们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不能如此匆匆离开。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劳动，挥汗如雨。可是，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究竟是谁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呢？凶手是谁呢？

凶手不难找到。首先，凶手当然是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近年来疯狂飙升的房价，更使得房地产成为一本万利的行业，成为人人争夺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产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之中，固然有一二名像万科董事长王石这样公众形象相对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更接近与昔日的上海滩首富周正毅——通过与权力的共谋、强取豪夺而一夜暴富。这是一个高度垄断、高度依靠幕后权力运作的领域——从土地的取得到资金的来源，各大房地产公司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足与外人道也”。如果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高层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拿到黄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么可能从银行获得巨额的贷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将土地批文一转手就立即获得数亿报酬；有的人可以从银行取得数十亿的贷款，用国家和储户的钱来为自己挣钱——一介平民，焉能如此？在偷税漏税、欺骗购房者等方面，许多房地产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一个房地产寡头阶层正在中国形成。

其次，凶手是建筑商。在建筑施工领域，工程的招投标过程和施工安全规范等也形同虚设——这一点与煤矿行业颇有相似之处。许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层层剥皮——此次出事的四号地工程，便经过了三次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是建筑工人身上的吸血鬼。一共建筑工人的血，可以供多少包工头吸取呢？许多建筑工地上，普遍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人们时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门口。事故之后，据一位水泥工许师傅披露，他们来到工地，平常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工资分两次发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保险，也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单据。还有一位在现场的工人陈自科指出，上级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已经生锈的、壁厚较薄的钢管搭建脚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规范。虽然监理人员拒绝签字，工人们仍然被强令开工。由于工作机会难得，他们虽然明知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

在施工中死伤的工人们，正处于这条“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除了出卖他们最原始的体力来换取被压到最低点的报酬之外，他们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还能做什么呢？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拿不到工钱，拖欠工钱的情形一度严重到了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新闻。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已有数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讨要工资。拿不到工钱倒还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然而，在某些挥金如土的房地产老板和建筑商人眼中，在这些挥金如土的大亨和显贵们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发生伤残乃至死难事故，至多给一笔赔偿就可以摆平了。家属再不服从，还可以利用黑社会的力量恐吓之。从暴力拆迁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结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积累，所走的堪称是“血腥之路”。此次西单工地的事故，因为死伤惨重，且发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引起媒体和政府高层的关注。北京市副市长在紧急电话会议中表示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迁就，但最后究竟会惩办到哪个层面的哪些责任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凶手，那就是故意不作为的政府，那就是专门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政府。“嫌贫爱富”的政府在其中难逃其咎。吞噬农民工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官方农村政策的严重失误和农村经济的极其凋敝。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未得以根本的改变。相反，“劫贫济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续。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失误，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日渐丧失活力，青壮年纷纷到城市打工挣钱，许多村落简直到了“坚壁清野”、“空巢之家”的状态。敢于挑战此一“潜规则”、为民请命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虽然获得朱镕基总理的肯定，最后仍然落得在家乡无立锥之地的下场。

而这些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又被迫处于“劣等人”的状态，他们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他们没有劳动保障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公民与公民之间，处境简直是天壤之别。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基本采取“无视”或者“蔑视”的态度，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施。超过两亿的农民工，是无权者，亦是沉默的大多数。

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并不是多么热爱城市文明，而是因为农村不能让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此次死难者的籍贯所在地多为仪陇和巴中，均属于四川的贫困地区。在当地，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糊口，故而这些地方均成为民工输出的大县。尽管近年来官方的农业税有所降低甚至免除，但是单靠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牲畜等，普通的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应对若干项必要的开支。

第一笔开支，是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中国的教育，即便是基础教育也日益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使得普通的工农大众家庭要想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在经济上被压迫得苦不堪言。以遇难者许期勇为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西安上大学，二儿子也在外打工，大儿子每年一万多元的学杂费都要靠父亲打工赚来。这一万多的天文数字，要想靠从土地里刨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罗师傅回忆说：“工地上就数老许最节省，从来不乱买东西，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给孩子上学。每当谈起上大学的儿子时，他总是笑个没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好好上学，将来就不用像自己一样卖苦力了。”然而，这个任劳任怨的父亲再也不能供养孩子上学了，许师傅的儿子是否经受住这一惨痛的打击、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呢？

第二笔开支，是修建房屋的费用。修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屋，是许多农民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一笔开支。遇难者郑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给家里盖房子。当年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没有新房，他老觉得欠孩子什么，就想在孙子结婚前，一定要给家里盖房。如今，这个愿望只能依靠他的儿子来实现了。遇难者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岁的许章志，也是因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五万的债务，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饭只打素菜”。

第三笔开支，是脱离农村从事其他职业所需要的经费。这部分费用农民不可能从任何银行中获得贷款。遇难者当中年仅二十七岁的许万才，书包里通常装着五本书，除了三本放线工的专业书外，另外两本是《汽车驾驶速成》和《写给年轻人的六十六个人生建议》。爱读书的许万才经常跟工友们谈起自己的人生规划——努力挣一年钱，回家买车开出租。然而，他再也不能打开心爱的书本了，再也不能回家开出租了。

第四笔开支，基本的医疗需要。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旦患病，数以亿计的人们只能躺在家中等死。因此，趁着还能够干活的时候外出打工，积蓄一点钱，至少可以作为晚年的保命钱。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年过五旬的农民仍然坚持到城市打工，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信心——比如遇难者中最年长的、已经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细湘。中国乡村的严峻状态，绝不能被少数欣欣向荣的城市所掩盖；中国农民不能过上小康生活，“和谐社会”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此次发生在西单建筑工地的重大事故，以及在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人死亡事故，理应引发整个社会都对农民工生存处境有密切的关注。农民工的“非人”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种关注绝对不是某些咬文嚼字的文士所倡导的那样，改变“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而换之以“务工人员”这种看似斯文的定义。此类提案在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这种纸面上的游戏，与民工本身的生存处境毫无关系。我们需要的关注，乃是实质性的关注，乃是促使政府在“三农”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调整，乃是对公民的迁徙权给予起码的尊重和保护，乃是取消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乃是对城市的房地产业、建筑业作出更有效的规范和监控，乃是让尊重生命、宝贵生命的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圣经中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让我们为这些卑微的死难者默哀与祈祷，祝福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在天国里获得永远的安宁与幸福。


——二零零五年九月九日初稿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定稿

令狐药师

——读王以培《白帝城：沉入江底的家园》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那么多的家园瞬间便化为齑粉。这场惨剧让我想起了几百公里外的那片土地，那里有大片的家园沉入了江底。如果说汶川地震是源自天灾，那么三峡工程便是源于人祸。诗人王以培走过这片即将消失的土地之后，发出了如杜鹃啼血般的呼号：“人们亲手拆除了自己的家，却迎来凄风苦雨；为了家人和孩子牺牲自己，却又导致妻离子散！家在哪里，国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这古老的质问，至今没有答案。”这呼号究竟有多少人听见了呢？

王以培是一位诗人，一位游吟诗人，他像荷马一样在路上行走，在四川、重庆和湖北交界的那块土地上，在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之间，他羸弱的身影成为夕阳中的剪影。他乘船，与船夫成为朋友；他坐车，与司机成为兄弟；他住宿在江边那些即将拆除的、年久失修的民居当中，他在那些简陋的酒馆和茶馆里与老人们一起回忆没有年代的往事。王以培将所见所闻的一切全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行走的那片土地，如今已不复存在，只存在于他的书本中、他的文字间。如果没有王以培的这本《白帝城》，后人还能够从地图上的那些抽象的地名之中，读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吗？

文字是软弱的，文字改变不了现实，人们的家园已经被水淹没了，王以培的文字仅仅是一份迟到的悼词而已；但是，文字又是坚硬的，文字帮助人类恢复记忆、定格历史、超越苦难，在此意义上，《白帝城》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关于人和人性的历史，喧嚣与骚动的历史，光荣与梦想的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只能被极少数的中国读者看到。王以培走过数十个县市，数百个乡镇，认识了数千个即将被连根拔起、背井离乡的同胞。其中，有饱读诗书、文质彬彬的老人，有相貌寻常却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有小巷里惊为天人的美丽少女，有不屈不挠、执着上访的青年，有天真烂漫、不识愁滋味的孩子……他将这些人的故事一一记载下来，这些故事便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用了最多的笔墨来写那些孩子：“我仔细观察过江边的孩子，发现他们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快乐和想象力；这种天赋使他们不觉得苦难，不懂得哀愁，幸福地生活在大人们认为贫困或不幸的地方。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快乐的天赋便逐渐丧失。当他们最终品尝到生活的苦果，童年的幸福也随之消亡。”

尽管是一名匆匆的过客，王以培却希望在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停留下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些贫苦而宁静的地方，对王以培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对诗人、歌手和画家都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这里你不必读书，每个人都在教你，还有门口盛满豆花的热腾腾的大铁锅，地上堆积的土豆、辣椒和玉米……这一切都让你想起亲爱的梵高兄弟；你也不用看报，不必看电视，周围人会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最新的新闻，最古老的历史；在这里，你甚至不必旅行，只要撩开棚布吹吹风，竹棚便化成一叶轻舟，飘洋过海……”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乡。王以培的故乡也在此刻的此地，因为一个人的心在哪里，他的故乡便在哪里。

王以培是以一名文化记录者和搜寻者的身份上路的。他要抢救的不是死的文物，乃是活的文明，是那些老人们口耳相传的地方志，是那些手工艺人们珍藏的《鲁班全书》，以及每一个茶馆中的闲谈，每一杯浊酒中的野史，每一方墓碑上的墓志铭……这里是中国古代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区域，虽然没有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江汉平原的富庶与繁荣，但上千万的民众依水而居，在川江号子里，在飒飒风声中，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都是画家，每个人都是小说家，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王以培记录下了一位名叫杨国禹的船员讲述的关于涪陵杨柳街的故事：相传在明末清初，张献忠的部队攻入四川，见人就杀。这一天，一对兵马来到街前，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个孩子，牵着个孩子；但奇怪的是，她把大的背在身上，小的牵在手里。这些官兵就觉得蹊跷，于是上前盘问：“你这人为何违反常理，把小孩牵着，大孩子却背在身上呢？”那个妇女回答说：“因为大的是我哥哥的孩子，小的是我自己的孩子，而我哥哥已经战死疆场。”官兵们听了都很感动，就说：“你去把这根柳枝插在家门前，等我们的兵马到来，知道那是你家，就不会杀你们了。”不久之后，大队兵马真的杀到了这条街口，看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插着杨柳枝，兵马于是望而退却……这个故事里蕴藏着一个活的中国，它申明了这样的信念：爱与怜悯可以战胜暴力与杀戮。此种中国精神薪火相传，也是中国数千年受专制暴政的摧抑而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如此动人的故事，哪个书斋中的作家可以写得出来呢？

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在此吟唱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王以培沿着同样的路线一路走来，离去与告别，如江水般潮起潮落。在我看来，这本《白帝城》可以跟贾璋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互为姊妹篇。王怡为《三峡好人》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的影评，他写道：“总有一部分人，会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沦陷。最直观的是在三峡库区，一座座千年古城在洪水中湮没。不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声尖叫，而像一块卵石悄无声息。这是一个被拆迁安置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时代。”是的，人们被迫离开故乡，当局却视之为一种恩赐；人们的牙齿被敲碎了，却还得装出笑脸来。人们需要一个门前插着杨柳的家园，这个家园究竟在哪里呢？王怡说：“一座城市的淹没，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命运。多少一笔勾销的故事，多少公共梦想对个人生活粗暴地撕裂与覆盖。”其实，那种将人们连根拔起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所谓的“公共梦想”，而起源于独裁者个人的狂想。昔日，自诩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暴君毛泽东，虽然傲慢地宣称“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却也还愿意听取支持与反对的双方的意见，最终无限期搁置了三峡计划。今日，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李鹏，硬是将狂想变成现实，伟大的母亲河被拦腰斩断，上千万民众千年不变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凝固的历史遗址和鲜活的民间文化被摧毁……便是千百个李鹏的人头，亦不能赎此罪孽。

王以培是一名文化地理考察者，但他一路走下来，却无法保持文化人的“纯粹性”。在中国，文化必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一切都被纳入政治之中——因为政治从各个方面戕害文化，所以要保护文化，就必然要奋起对抗权力。由此，文弱书生王以培无意之间进入到移民问题的核心地带。如同高行健《灵山》中那个在南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漂泊的主人公一样，王以培在展开漫游叙事的时候，也用第二人称的“你”来取代第一人称的“我”。这种写法的目的，也许是试图制造出一种旁观者的间离效果。然而，高行健做到了，王以培却做不到。因为高行健如同超然物外的庄子，而王以培更像圣经中掩面痛哭的希伯来先知；庄子的心可以是冷的，希伯来先知的心却始终是热的。作为一个“戴着眼镜”的外来客，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常常将王以培当作“上面”派来的人，人们在一瞬间便上前来围绕住他，将一叠叠伸冤的材料塞给他，以为他是微服私访的包青天，以为他能够上达天听、除暴安良。其实，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大学教师，帮不了他们任何一点的忙。他本人还曾经被鹰犬一样的警察们押走审问，认为他的采访“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其实，是与非、善与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毁坏土地、家园、文明和人心的庞大的政权，吸干了长江的血，又来吸百姓的血，正如王以培所说：“归根到底不是新旧之间的矛盾，而是有人献血，有人吸血，献血者献血屡屡白流，而吸血者从来贪得无厌。”在即将消失的土地上，在即将失去家园的人群中，王以培发现了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和腐败，也感受了百姓的愤怒与绝望，他无法回避这一幕幕的眼泪与悲情，他写道：“你在昏暗的灯光下，黑鸦鸦的移民中不停地喝酒，但愈喝愈清醒，虽然原先并没有把‘为民请愿’作为旅行的初衷，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这从天而降的使命，都不会逃避，也无法逃避。……你为什么要逃避呢？看那油毛毡棚棚里一双双热切的满含泪水的眼睛——此生你从未见过如此温暖的目光在黑暗中这样注视着你，盼望着你，对你充满信任、希望和信心。为什么要逃避呢？这些油毛毡棚棚座落在长江之滨，撩开挡风的棚布，即可看见冬天白茫茫的江水，而棚内温暖如春，春色就藏在人群里。”王以培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更相信谎言与真相永远是针锋相对的：“那么多移民无处伸冤，那么多‘新闻’可歌可泣，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电视、报刊上杳无踪影。所有关于移民的报道都是‘正面报道’，何况媒体制造假新闻早已不足为奇。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谎言的习惯和默认。一个人如果说谎成性，必定前途黑暗；同样，一个民族如果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也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王以培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也不讳言自己的软弱，但他相信“写下来，便意味着记住”。因此，他不怕触及移民的真相，即便书不让出，即便失去饭碗，也要写下来，也要记住。既然那些同胞连家园都已经失去了，自己失去饭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三峡工程在破坏南中国的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是一个悲剧，在毁坏西南地区的历史人文存留的意义上是一个悲剧，在粉碎千万中国人正常的生命状态的意义上更是一个悲剧。幸好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家园，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的城不在地上，我们的城在天上。在此意义上，王以培不是失败者，那些只能携带几张故土的照片去他乡开始新生活的移民也不是失败者。我相信，盲诗人荷马吟唱的史诗比雅典遗留下的卫城的建筑更加伟大。同样的道理，当白帝城被大水吞没的时候，王以培的那些忠实而冷静的文字乃是必不可少的。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曾经说过：“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有时我走到户外，就像正在阅读《伊利亚特》似的，我走到那条通向房屋高处的路，和路上那些不断改变的迂回一样，我内心的情绪也在改变位置和形式，这包括英雄们的同一性和表示否定的野性的满足，那些直接的、光明的、绝不重复两次的品性。”当我反复阅读《白帝城》一书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长江的水气扑面而来，榨菜的香味扑面而来，烟草与烧酒的气味扑面而来，从屈原的时代到如今的时代。此时此刻，究竟是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把家园保存在我们的心中，而我们的心灵永不沉沦。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为悼念陆铿先生，特重刊旧文


陆铿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二战时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办《天地新闻》被国民党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一月之后即获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日本经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后在共产党的牢房中被关押了二十二年，没有被关成疯子简直就是奇迹。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陆铿一生丰富多彩，与诸多国共两党高层、两岸三地名流均有深入交往，也多次卷入激荡的政治漩涡。诸多历史转折关头，他试图保持新闻记者客观中立的立场，殊不知在高度意识形态化、非黑即白的现代中国，在暴力的肆虐与鲜血的流淌中，哪里有新闻记者的安全位置？在这惊涛骇浪中，又怎能指望不打湿自己的鞋子呢？在我看来，陆铿所写的这部回忆录，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自由史上一个悲壮而光荣的横断面。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当局为了对台统战的“大局”，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中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在处理文武两种官吏的时候，遇到了陆铿的问题——陆铿是蹲中共监狱的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级别是什么呢？

于是，公安干部询问他说：“你是什么级别？”

陆铿回答说：“我没有级别。”

对方感到很惊诧：“你怎么会没有级别呢？”

陆铿说：“国民党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什么级别。”

公安根本不相信陆的说法：“有级别就讲级别，这是好事。”

陆则坚持说：“好事也不能乱讲啊。”

公安仍然认为陆“思想上还有顾虑”，便表示说：“那我们只有按我们的级别来套你的级别。”

结果，陆铿被通知说：“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

这是一个涵义深长的小插曲。陆铿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元老记者到《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直接采访过蒋介石、宋美龄乃至盟军统帅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却一直都只是一名受“聘任”的专业人士，在党国媒体中的高级职位并非其“铁饭碗”，他更没有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内担任任何职务。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国府时代，尽管国民党当局屡屡干涉新闻自由，甚至出现过蒋介石安排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恐怖事件，但总体而言，民间社会的言论空间仍然蓬勃生长，《申报》、《大公报》等民营报纸比党营的《中央日报》拥有更多读者，且一直在发表种种严厉批评国府的言论。直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未能将舆论“定于一尊”，这既有其“不能”的一面，也有其“不为”的一面。

陆铿名动天下，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一个所谓的“级别”，这个“级别”反倒是他没有为之工作过一天的共产党给他的，或者说，是他坐了二十二年的监牢换来的。中共方面以自己办《人民日报》的思路来度量《中央日报》的组织结构，因而给了陆铿一种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风向标”，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泽东亲自阅读并加以按语。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不用说权威的《人民日报》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报刊，其主要采编人员亦必须是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所有记者都是属于“单位”的“国家干部”而“非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这一概念在长达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当局（毛泽东本人亦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人能够匹敌的文宣高手和愚民大师），一贯将媒体视为自己的“禁脔”，以管制军警宪特部门的方式来管制媒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中国大陆实行着一种没有新闻法的“无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个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的违宪机构。在此种密不透风的极权体制下，陆铿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混进任何一家媒体工作，实现其以新闻促自由的理想。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描述了储安平、罗隆基等《观察》诸君在五十年代毛式法西斯制度下的悲惨遭遇——由此可见，即便陆铿早几年“觉悟”、左倾从共，以他的性格和理念，到头来仍不免死于非命的结局。

陆铿最辉煌的时期是青年和老年两头——最宝贵的中年在中共监牢中苦苦挣扎。老年陆铿在香港和美国，或自创杂志、或秉持笔政，可谓老当益壮、声如洪钟；青年陆铿则在抗日的烽火与内战的硝烟中，实践了新闻人为国为民的职责。陆铿是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激励而开始新闻工作的。于右任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先驱者，贵为国府监察院院长，仍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陆铿和他的同事们遵循此原则，使得抗战胜利后的《中央日报》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迅捷而准确，销路日日上升，并迅速实行了企业化。此举比之二十世纪末大陆部分地方大报实施半吊子的“集团化”改革，整整早了半个世纪。

围绕《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新旧两派有着一番较量：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中央日报》的一班年轻人，在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发行人兼社长马星野的支持下，坚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认为报纸如果办得没有人看，中央的立场站得再稳，又有何用？“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在抗战胜利到国府迁台之间四年间的《中央日报》得到部分实现。如年轻记者徐佳士采访国大代表，听到有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失利，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的主张，就照实写来，陆铿则照实刊登。陆铿多次采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果，愤而在《中央日报》刊登“徐永昌部长失踪”的消息，虽然受到上面的批评，却也逼得徐氏乖乖接受访问。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陆铿捅出的最大篓子乃是揭露孔宋扬子公司的贪污案件。《中央日报》的报道发表之后，立即震动全国，媒体纷纷转载，甚而连美国方面也引起莫大关注。蒋介石在震怒之余，召见宣传部正副部长和财政部长，下令追查消息来源。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宣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多次约陆铿谈话，软硬兼施。陆铿挺身与两名宣传部长对峙，坚持信守记者原则，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蒋乃作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铿接到此指示，依然大声对两名部长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陶铁青着脸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陆则顶撞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

最后，蒋介石亲自接见陆铿，陆慷慨陈辞一个小时有余，终于让蒋作出“我什么人也不处分”的决定。此后，李惟果居然请陆铿这个差点让自己去职的下属赴家宴，李夫人亲自下厨，殷勤待客。此种重人情、轻党性、对新闻自由有着相当认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共产党中的历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冻”的朱厚泽可比拟。国府时代的多名宣传部长都有到海外留学的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是陶希圣这样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与各媒体和众记者沟通的时候，至少懂得“讲道理、摆事实”。相比之下，中共当局越到统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长的水准越不堪入目，如依靠陪邓小平打桥牌而青云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内蒙一所大部分国人闻所未闻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现任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皆是胸无半点墨、文章也写不通顺的“新闻杀手”与“文化克星”。

一场本来可能会导致“军法处置”的大祸终于烟消云散。对此，陆铿的解释是，除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外，“最具决定性的还是蒋老先生没有毛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态，特别是那种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视人命如草芥，所谓‘无毒不丈夫’也。这也许是蒋被毛打败的原因之一吧？！看看《人民日报》邓拓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他不过是写了一些杂文。”陆铿深知，自己的这种勇敢只是在国府时代才可能被宽宥，在中共治下哪里有你表现此种大勇的机会——陆铿在监牢中“由人变狗”尚且沾沾自喜，可见其“思想改造”之可怕。由一个人的命运即可看出两个政权的差异来。

此种差异，既有蒋、毛两位领袖性格、品性上的差异——两人皆有浓郁的流氓性格，蒋是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且有传统文化中忠孝观念的熏染，故而“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毛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厚黑大师，是古今中外最大的黑帮头子，故而“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种差异，更是两党及两个政权本质上的差异——用储安平的说法，在国民党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国府败退，只对极少数人而言是“解放”，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奴役状态之中。从此，陆铿所夸耀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法成为“天鹅的绝唱”；从此，数亿国民钳口结舌，数十年无新闻，谎言如病毒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染复制；从此，一个数百万知识分子被迫害、受凌辱乃至死无葬身之地的时代来临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四川成都

令狐药师

----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九名来自大陆的房地产大亨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追捧的热点新闻。此九人的总资产高达一百六十四亿美元，惹得台湾各县市政府首长都以高规格款待之，搬出合适的投资项目向富豪团招手，如台北市的车站双子星计划、桃园航空城、台中永湳机场、大鹏湾与垦丁度假景点等。

所谓“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敌对三十多年的两岸刚刚解冻，珠光宝气的台湾人回到大陆，让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大陆同胞羡慕不已，原来台湾同胞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毛泽东时代，谁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台湾亲属，便自动地、悲惨地沦为政治贱民；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谁有台湾关系，谁家的台湾亲戚衣锦还乡，那可就立即身价百倍了。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二十年之后，台湾人却不得不洒扫庭院，迎接某些“先富起来”的大陆弟兄了。

台湾媒体以“富豪团”命名之，让带队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中城乐天房地产董事长刘长乐的心中感到颇不舒服。他再三声明，他们不是“富豪”，而是“企业家”；他们不是来“炒楼”的，而是来“投资”的；他们不是“毒蛇猛兽”，而是“台湾人民的朋友”。然而，推敲一下此九人的简历，似乎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他们大都是房地产大鳄，其财富大都是从房地产行业之中攫取到的——除了刘长乐一个人同时经营电视媒体之外，其他人的身份都很单一，都是在大陆名声最坏的房地产商。

在中国大陆，谁有资格涉足房地产行业呢？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商人，都是亦官亦商者，都与贪官污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地皮名义上是“国有”的；此“国有”，亦即“党有”；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共官僚们“私有”。中共高官的贪污腐败，无不与房地产项目密切相关，从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他们的垮台全都与胡乱批地、将高价土地低价“割让”给私人、并从中收取巨额贿赂有关。寸金寸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拼命争夺的猎物；大好河山，成为中共官员们随意挥洒的礼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人，堪称商人中的商人，奸商中的奸商，其致富途径乃是通过残暴的“圈地运动”，其积累的财富乃是黑不见底的“不义之财”。在中国，不是“厚黑学”炼到了极致的人物，是当不了房地产商的。在欧美国家，房地产是一个薄利或微利的行业。首先，土地只能通过公开的拍卖获得；其次，政府部门对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偷工减料；再次，政府要求对建筑工人必须有严格的劳动保障。而在中国，房地产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暴利行业，可以说任何行业都不能企及。中国的土地奇货可居，大都通过幕后交易获得；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购房者的权益得亦不到起码的保障。

房地产商一般都心狠手辣且有铁腕。对于党政要员，他们或者抛出丰厚的诱饵，以“金弹攻势”诱其上钩；或者与之建立私人感情，互相称兄道弟，缔结牢固的利益同盟。许多房地产商本人便是高干子弟，挟官场的权势到商海捞金，自然稳操胜券、无往不利。对于底层百姓，他们盛气凌人，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谁不愿拆迁，谁要当“钉子户”，便大刀阔斧、一概扫除。如同当年老毛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一样，这些富豪从不心慈手软，非常偏好“武斗”，对暴力拆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个房地产大亨的手下有一个受到警察严密保护的黑帮，可以随时为老板的利益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甚至警察也成为房地产商驱使的工具，帮助其逼迫拆迁户。近年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导致大量暴力拆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若干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到威胁、毒打乃至遭到杀害。其幕后操纵者便是这些在台湾人眼中“谈吐稳健、态度谦和”的房地产大亨们。而对于充当建筑工人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商们更是像奴隶一样奴役之，因为农民工源源不断，所以他们单方面将劳动时间延到最长，将工资压到最低。各种事故更是层出不穷，死亡伤残的工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赔偿。

这些富豪的财富就是如此获得的。他们那光鲜的毛孔背后，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北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对这对彬彬有礼的高尚人士赴台发表评论，赞扬富豪团成员中有一人匿名捐献一千万元供台湾贫困儿童作营养午餐的经费，认为这是“一段佳话”。该评论还期望说：“要问大陆富豪如何把‘钱’用在台湾，不如问大陆富豪的‘心’如何看待台湾。只谈钱，那当然是在商言商，以钱赚钱；但若对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也有一分‘心’，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会对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与价值追求存有相敬相惜的心情。”在我看来，这样的期待未免是与虎谋皮。以上九名房地产大亨，对大陆数千万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乡村孩子似乎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偏偏要对台湾的孩子施加一点恩惠，分明就是作秀。他们固然可能感受到台湾的民主自由，但并不会认为民主自由有多好，因为他们在台湾的同行身上发现，在台湾做房地产根本不可能像他们在大陆那么“一本万利”。房地产商在台湾无法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台湾有了民主自由。这九名大陆房地产大亨，看重的是如何在专制的制度和垄断的市场上赚取到最大的利润，所以对所谓的“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和价值追求”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和作为。

再看看这九个人在台湾所实施的一件“文化善行”便一清二楚了：为了让“炒楼之旅”沾染上几分文化色彩和高雅成分，这几名富豪在四天马不停蹄的活动的间歇里，专门安排了与台湾“文化大师”李敖会面。两年前，李敖赴大陆走了一趟风风光光的“文化之旅”，享受了中共的红地毯，接待规格几乎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并肩；如今，这几名大陆富豪与李大师会晤，或许正是让“炒楼之旅”与“文化之旅”完成对接的最佳方式，李大师名动公卿，这些读书不多的富豪当然以能够与之结交为一大幸事。

于李敖而言，他早已丧失了当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而直线堕落中共的在海外的一名可有可无的帮闲文人。近年来，李敖经常在凤凰卫视上大放厥词，为毛泽东的血腥统治叫好，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为中共在西藏的屠杀背书，罔顾人类的普世价值，蔑视同胞的生命与尊严，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稍有良知的华人，均将其看作一名过气的跳梁小丑。相比于日前逝世、备受世人尊重的老作家、人权斗士柏杨来，李敖这个品牌早已是一个为人不齿的“负面价值”。李敖的胡说八道，伤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反正台湾已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就算他自称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台湾当局也不会拿他法办。

李敖既然敢于捧中共的臭脚，当然也就欣欣然地前去赴这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陆富豪们的宴请了。官僚需要帮闲，富豪也需要帮闲，李敖这样善于插科打诨的人，自然是官僚和富豪的座上宾。在与富豪们共进早餐的时候，这个无耻文人开玩笑说，台湾人会把您们当作“共匪”，投资台湾一定后患无穷，还不如“投资李敖，盖一个李敖纪念馆，比较划算”。这种赤裸裸地乞讨的举动，也只有这位不把无耻当无耻的“大师”才做得出来。几位富豪当场哈哈大笑。

结果，富豪团离开台湾之前，刘长乐打电话通知李敖，大家商量之后决定送件礼物给他。刘长乐说，李敖是“中华文化的活宝”，他们决定赠送李敖三千万元，给他做一个文化书院，“展示大师的作品和思想”。而李敖得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表示，他将用这笔钱推动“美化中文，整形英文”工程，改善台湾人的中英文能力。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倒也是“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物有所值。李敖是否算得上“中国文化的活宝”，我想在人文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士，在各自的内心都有公正的评价。与余英时、张灏、唐德刚、许倬云等学术大师相比，李敖的学术成就单薄、苍白而贫乏。他的文字充满了暴力、污秽、色情、极度的自恋等负面因素，如果说要“美化中文”的话，他的文字是就是首先要进行“美容”的对象。他应当先拿自己开刀，将他文章中的戾气和下流的成分清理干净，而以同情、悲悯和爱取而代之。

不义之财自然不会赠送给真正的义人。比如在中共的牢狱之中的作家师涛、杨天水、杨子立等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然而，这些富豪们不会做“雪中送炭”的难事，只会做“锦上添花”的易事。他们的不义之财，来自于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当然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那些挑战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的同胞，他们当然不会期望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义和公正。

然而，我深信，这些富豪不可能终身侵占亿万不义之财。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中，“转型正义”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人民的土地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的房屋也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每一笔不义之财都逃不过未来民主政府的清查和罚没，将成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资金，重新回到千千万万被剥夺和被侮辱的民众那里。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

令狐药师

围绕一个并不神圣的奥运火炬，中共当局成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潮。爱国贼们充分地享受了一次爱国的“自由”——他们有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首尔等别人国家的首都追捧火炬、抗议西方的自由，却没有在北京这个自己的首都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有到家乐福门口去喊几句抵制口号的自由，却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奥运会的自由；他们有抗议CNN偶尔发表几句“辱华”言论的自由，却没有抗议中宣部长期剥夺所有公民的知情权的自由。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民众的爱国必须是收放自如的、一切言行听指挥的爱国，否则便是破坏稳定大局，危害国家安全。爱国爱到这样的份上，愤青、愤中和愤老们也够窝囊的了。

在这场奴才向奴隶主争先恐后地效忠的闹剧之中，两个柔弱却刚毅的女性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她们都是刚刚上大学不久的小女生，本来还是在家中向父母撒娇的年龄，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她们穿越了大汉族主义的迷雾，戳破了“大国崛起”的肥皂泡。这两朵“金花”便是来自青岛、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王千源和香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陈巧文。而站在她们对面的，是一群张牙舞爪、污言秽语的红卫兵，以及更多的躲藏在网络背后的青年法西斯。

王千源的觉醒始于在杜克大学学习期间与四名西藏同学的交往。此前，她不认识一个西藏人，对西藏的看法全部来自官方的教科书，当活生生的西藏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她固有的看法改变了：“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王千源尝试着理解西藏的悲情，并呼吁汉人应当像手足一样善待藏人，却被视为汉奸，千夫所指，甚至殃及国内的父母。

王千源明确反对西藏独立，陈巧文则公开支持西藏独立。陈巧文在香港大学贴出雪山狮子旗，却立即被内地学生的大字报所遮盖；她在奥运火炬接力的时候前去示威，却被香港警察夺去旗帜并被抓走。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在获知王千源的遭遇之后，仍然走上街头，颇有昔日“以一人敌一国”的法兰西圣女贞德的勇锐。

无论是同情藏人的遭遇，还是支持西藏独立，都是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统独分歧，客观存在，不可抹煞。“独”非“毒”也，独立不是一个负面价值，民族自决乃是一百多年来世界通行的普世原则。中国人一听说独立便痛心疾首、咬牙切齿、不可理喻，是因为患上了为了统一不惜血流成河的“统一病”。王千源和陈巧文的出现，正是此种病症的“解药”。

为什么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是女子扛起黑暗的闸门？毛泽东时代被枪杀的北大才女林昭，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我要将这两句诗歌转送给王千源和陈巧文，愿你们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挺住，便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