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令狐药师

《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由王长新先生根据王明道先生的录音带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整理编撰而成

目 录

焦源濂序
前言
第一章 平静的一年 .................................................. 一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的走向 ........................................... 二
第三章 五十寿辰的前前后后 ......................................... 三
第四章 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三事 ....................................... 四
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 六
第六章 全国范围内的控诉大会 ..................................... 一一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 一三
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 一五
第九章 圣道讲习班 ................................................ 一六
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 一八
第十一章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 二Ｏ
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 二三
第十三章 为真道争辩 ................................................ 二六
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 二九
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 三五
第十六章 基督徒会堂的最后一日 .................................... 三八
第十七章 逮捕王明道 ................................................ 四Ｏ
第十八章 被捕入狱 .................................................. 四一
第十九章 在审讯中 .................................................. 四四
第二十章 与罪犯同处 ................................................ 四六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 四九
第二十二章 一个投案请求逮捕的人 .................................... 五二
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 五五
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 五七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 六一
第二十六章 获释之后 .................................................. 六三
第二十七章 重陷囹圄 .................................................. 六八
第二十八章 判处无期徒刑 ............................................. 七二
第二十九章 他站起来了 ................................................ 七八
第三十章 复兴之后 ................................................... 八Ｏ
第三十一章 王太太在通县和北京监狱 .................................. 八二
第三十二章 王先生在大同 .............................................. 八四
第三十三章 王太太在邯郸 .............................................. 八六
第三十四章 荫营十年 .................................................. 八九
第三十五章 被骗出监 .................................................. 九四
第三十六章 离开荫营 .................................................. 九七
第三十七章 在平江路的日子 ........................................... 九九
第三十八章 迁居武康路 .............................................. 一Ｏ三
第三十九章 重见天日 ................................................ 一Ｏ七
第四十章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 一Ｏ九
第四十一章 暂息太湖之滨 ........................................... 一一二
第四十二章 一篇勉词 ................................................ 一一四
后记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焦源濂序

王明道先生前半生的自傅(五十年来)出版已经快五十年了，由于它属灵的感力，至今仍幅销世界各地。近悉另一本有关王先生后半生傅记的书(又四十年)即将出版，闻之甚感欣慰。我有幸于付梓前得阅全文，深感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为此心情激动，向神满怀感恩，因为这本书不但为中国教畲近代史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光辉纪录，而且将使历代圣徒读后信心大得造就。
抗日战争末期，大后方各大学知识分子因听信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笔者即其中之一)。腾利后各校纷纷迁返原址，基督教大学生的信仰活勤更加活跃，并且常常邀请为众教台所敬爱的主的仆人前往证道，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曾多次聆听王先生精湛的讲道，但更常听见的，是人们谈论他为人如何正直，以及他信仰舆生活相结合的美好见证。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易手后，中固教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四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王先生。他的遭遇虽时有所闻，但并不详细。现在由他的门生、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一王长新弟兄，将所见所闻有关王先生这四十年来的经历，耗费数年心血，一一记述下来，不仅使所有敬爱王先生的圣徒封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使我们能从这位主仆的身上，看到他所事奉的是一位何等尊贵荣耀的主。
王先生有许多地方很像当年的施洗约翰。约翰福音中有两节圣经我认为很可以作为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一章六至七节)
根据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王先生一生的三个特点：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使命是为光作见证，他完成使命的方法是叫众人因他(即他这个人的品格和行事为人)可以信。
一个傅道人的品质如何，显然是由第三点证明出来。历代教会的一大遗憾是，许多人听到传道人所传的道而信了主，但是当他们舆这位传道人一深入接触，看到他的生活为人以后，信心就软弱了，甚至不信了。王先生却不是如此，他的确作到了“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事奉神是全人事奉，无论在最重大，最危险的事工上，或是最细小、最平凡的事情上，他都作了美好的见证。
从《五十年来》我们知道，他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为坚守信仰的原则，不惜牺牲性命；同时我们也看见，他在日常生活上同样地坚持原则，一丝不苟。这是他为人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王先生一生作了不少重要的见证：他与罪恶和虚伪作斗争是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他见证了神的真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有神所赐的胆量，能长期靠主站立得住并且得胜，他见证了神的大能。他曾软弱失败舆常人一样，但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以后，坚固他的弟兄(路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见证了神的恩典。他一生经历过两次最大的风波，一次来自日本统治者，另一次来自无神的政权。二者政体虽有不同，但对付真正事奉神的人的策略却是相同的，都是利用教会中的假先知为工具，以达到他们迫害主的仆人，消灭主的教会之目的，他见证了今世的真相。最后我们看见，王先生虽然安息了，他的工作却永不止息，多少蒙他教诲的人至今仍忠心事主，多少读过他见证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更可喜的是，因着他的见证，福音今天在中国得以广传。他所事奉的主的确是万王之王，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他见证了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本书的读者，使人人都能为这位万王之王作全人的见证。阿们。 焦源濂序于美国加州福瑞门镇 一九九七年七 前言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代巨人。作为时代的先知，他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责备教会的罪恶和斥责假先知背道的言行。从本世纪初叶一直到中叶，他都不遣余力地反对假先知在教会中传播的异端之道——现代派(Modernism)。不幸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使命受到了阻遏，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人们既听不见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面貌，然而他的见证却一直继续下去，通过文字磅礴于全世界。他的著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确非始料所能及。许多妥协投降的傅道人，都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王明道先生那个属灵的英雄形象却巍然屹立，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念着这一位神忠心的仆人。 这本传记主要涉及王先生的后半生(一九五零至一九九一年)。他的前半生(从出生到五十岁)，有他的自传(五十年来)一书在，无须我们赘述，但五零年后的事则鲜为人知，本书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 他的后半生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从五十岁到被捕入狱，共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在谊一时期，他的工作不断发展并且达到了顶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先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英勇善战，威武不届。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全长达八年之久，是他失败的时期。他因为惧怕，深深地陷在说谎的罪中，不能自拔，最后失败到一种地步连他自己都不能想象。当他濒于绝境时他呼求神，神就向他显现了能手。 三，从神的话临到他一直到他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开始，神给他看见他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他得罪了神。他就向神认罪，因而得到极大的复兴。 从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工作到被捕，神大大地使用了他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神要他讲的话他都讲出来了，神要他作的见证他都作出来了。到了一九五五年，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没有立时将他取去，而是仍旧留他在地上，有神的美意在：神把他隐藏起来，叫他经历许多的艰难，修理他，造就他，使他更圣洁和更完全，可以坦然见主。尽管他那一代的傅道人都已经离开世界，神却叫他活到九一高龄，就是因为他是神真理的一面大旗，他活着就是见证。 本书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王先生本人的口述。我们有幸于一九九零年去上海访问他，舆他同住达三周之久，天天听他讲述四十年来监里监外的事，并有王太太在旁襄助和订正，录了二十盘磁带，这就是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向本书提供素材的，除王先生夫妇外，还有那些舆王先生在一起，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我们也同样录了音，作为依据。 写作此书，我用的是写史的态度，着重实事求是，没有夸张，没有主观臆测，也没有文学的描述。许多地方我虽然用的获悉者)则一律用真名。必须说明：本书所记乃当事人之一时一事，绝非盖棺论定。 许多朋友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又有不少朋友在主前不断代祷，致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谨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内人陆敏如姊妹(一九九六年已去世)在我们往访王先生时担任录音，返来后又逐字输入电脑，并按时期加以分类和整理。初稿写作期间，她除了负责输入电脑外，还作为第一读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没有她在世时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很难想象本书能于此时出版间世。 谨将此书敬献主前，愿神藉着他仆人的一生，无论是得胜或是失败，激励我们向神尽忠，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王畏新于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九七年七月

令狐药师

第 一 章 平 静 的 一 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沦陷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恢复了它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统治权。可是仅仅过了四年，政权再度易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人民政府，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对于王明道先生来说，四十年代也确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九四二年日本人统治华北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严酷的属灵战争，?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为此深深地感谢神，?且从中取得宝贵的教训。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更加严酷的属灵战争就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的王明道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人民的新政权，应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在他二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解放军入城 ...... 予出至市，正过马拉炮队，后为步兵。军乐前导，奏中乐调。
后为军鼓号，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
未见。”
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但是在北平教会和传道人中间，确是有人心存惧怕和怀疑。早在一月三十一日 （旧历正月初三），解放军还未进城之前，北平各教会即已筹备应付时局之转变。王先生慨叹那些无信仰、无使命，只求随时应付环境的传道人可怜万分。在他二月八日的一篇讲道《翻腾的海与止息风浪者》中，他劝勉圣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应运而生。 连续三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环境，以图生存。这就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计议怎样维持工作。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事：封闭礼拜堂、逮捕传道人和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王先生去该市圣会所讲道一周。每次他坐在三轮车上路过旧法租界的山西路、赤峰道口时，都会看到那里天主教修道院的一片砖墙上，用白漆自右向左所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这条标语至少保留了二、三年之久。他每次去天津讲
道时，都看到这条标语，所以他深信共产党是给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况且解放一年来他去全国各地讲道，特别是他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地讲道，途中从没有任何人盘问他，讲道也没有人干涉他，而且聚会的人很多，因此他就愈发相信共产党是不干涉信仰自由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实在是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令狐药师

第 二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的 走 向

全国平定以后, 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 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 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 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 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 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 中国教会的命运会跟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 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 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舰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 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 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 他一提倡, 谁敢不响应? 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 同年四月到了北京, 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在同年九月廿三日发表《革新宣言》, 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 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 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 王先生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几个省市领会。五月廿六日他在长沙与各教会领袖谈话时, 有人以为他也是基督教访问团一伙的人。他们请他报告北方教会的状况, 他说他不清楚其它教会的情形, 但知他所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一切如常。回到北京以后他才知道, 情况已经与前大有不同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 朝鲜战争爆发, 廿七日美国参战。七月廿七日联合国通过决议, 组织联合国军参战。到了十月廿五日, 中国就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这一件事成了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革新宣言》发表在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 是支持帝国主义呢, 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 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 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廿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 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 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令狐药师

第 三 章 五 十 寿 辰 的 前 前 后 后

五月下旬, 王先生在武昌领会期间, 想到自己将届五十周岁, 思绪万千。在他五月廿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省的话:
“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
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
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
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从这段话里, 我们看见他有极其远大的抱负, 不只要继续为神作工, 而且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也实在悦纳了他的心愿, 并且把他一生的工作推到了一个顶峰。
六月三日他由汉口返抵北京。在翌日上午的礼拜中他传了一个信息, 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预示一场属灵的争战即将开始。七月廿五日他五十寿辰那一天, 上、下午前往祝寿者达二十余人, 各人赠送他一些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但他仍能忙中抽暇写了《五十年来》一书的“序言”约七千字。晚上, 夏令特别聚会开始, 当日的讲题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讲到他从出生到十四岁信主这一个阶段。
八月中旬, 他去天津领会。八月十四日他在津时, 想到基督徒会堂工作之重要, 心有所感, 当即在他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北京教会之工作何等重要, 非惟数百人进退安危之所系, 亦全国教会之所关, 予竟轻
忽怠惰, 不加注意, 不恳切为之祈祷, 不殷勤忠心工作, 视神家与神工犹儿戏, 真重负神恩
之托付。今日午后思及, 惭惧交作, 此次返京后, 再不能不重新振作, 好好为神作工矣 (下
午五时十分)。”
从王先生的话里可以清楚看见, 他已经认识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必须为神的名站住, 并且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想到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既是惭愧, 又是惧怕, 因而极力自勉, 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使命。
九月三十日, 《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了。三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三年之前, 他曾接受一位青年圣徒的建议, 写一本他的自述, 乃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着笔, 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为止, 共写了七章。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冬他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 而成是书。《五十年来》的出版, 为中国教会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令狐药师

第 四 章 王 明 道 先 生 夫 妇 二 三 事

人过半百, 阅历可能增长不少, 然而性格却常常没有太大的改变。王先生也是这样。在开始谈王先生夫妇二三事之前, 对他们二位的性格, 似应有一介绍。谁最有资格作这件事呢? 知父者莫如子, 下面是他们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元旦在《福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和母亲》中的几个片段:
“如果有人听过我父亲讲道以后, 还想知道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脾气的话, 那么这里便可能有一点在主观环境中的客观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一部分好的, 也一样包含一部分不好的, 好在我父亲平日对于‘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那种哲学根本就不太推崇的。
“我父亲的胸襟宽大的还不够理想, 因此往往因为一两件恼人的事, 脸上的颜色、形状就都有不少的改变, 不过有时仍能不致影响工作。例如前两年多宋尚节博士的丧事礼拜的时候, 因为汽车误事, 开会时人未到齐, 我父亲便急躁得了不得, 但那次的讲道仍然是我所听到最感人的几次讲道中的一次。自然这并不足为训, 还是以能不生气为最妙。所幸这几年已经好的多了。
“我父亲的工作, 很得力于我的母亲, 这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不过‘得力’二字用在这里似乎极为不妥, 恐怕很少有人是这样得力于‘掣肘’的。因为在许多习惯上ΔΔ甚至于有些见解上ΔΔ我父亲的与我母亲的恰好相异。例如我父亲好讲礼貌, 而母亲以为待人主要是使人觉得亲切; 父亲雅好清洁, 因此有时在聚会前去指挥扫院子, 而母亲觉得应当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保持清洁; 父亲讲道时常注重信徒的生活, 而母亲觉得这不过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办法, 主张着重人灵力的增长, 在这方面用功夫; 父亲喜欢看书报, 而母亲也许一个星期ΔΔ甚至还久ΔΔ读不上一张报一本书。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最初, 我父亲觉得这两种性格纵使不算冰炭, 但至少也难称水乳。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样正是以其所长补其所短, 怨声也就渐渐减少。最近甚至抄几句箴言三十一章上的话从外面寄回来给母亲看, 不过我母亲仍然不变作风, 对这感不到太大的兴趣。
“从前我父亲常因为母亲不喜欢看书而说她孤陋寡闻, 但后来发现母亲的智力实在有些为父亲所不能及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比较有知识, 而你却比较有智慧。’这自然迹近标榜, 但至少也可从此看出识人之不易来。”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以前, 他们中间曾发生过类似的事, 从中我们也的确看出王太太属灵的智慧和信心:
大概是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时, 基督徒会堂小堂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 是为接雨水用的。因为雨水洗白色的衣服可以保持它的洁白。每年到天冷的时候必须把缸里的雨水舀出倒掉, 以免把缸冻裂。这年王太太因为事多, 就把这缸水给忘了。到了冬天快要上冻的时候, 王先生就说:
“文哪, 那缸水要冻了。你要用, 就把它用掉; 不用, 就把它倒掉。不然缸要冻坏了。”
“唉, 唉”她答应得蛮好, 可就是没行动, 一直等到缸都冻上了。这下王先生着急了, 拿起斧头就去砸缸, 边走边说:“反正这缸冻也是冻裂, 不如让我砸了它!”
这时王太太心里默默地祷告说:“天父啊, 你看这缸要是砸了的好, 就让他砸, 否则那就不关我的事。”她的意念这么一转, 只听见‘当’的一声, 斧头真的砸下去了, 但是随后就没声了, 王先生把斧头扔在那里走了。
事过以后, 王太太对一位常到会堂帮忙的弟兄说:
“当时我是去拉他好呢, 还是靠神好呢? 我越去拉, 他火就越大, 结果非砸了不可。你交托给主, 让他去砸, 他就没砸成。”她乐呵呵地说,“你看, 还是靠神的好!”
* * * * *
王太太的心里时刻装着信徒们的需要。一位弟兄初生的婴儿满月了, 妻子去上班, 他得在家里喂孩子。他没有开奶粉罐头的小刀, 只好拿起菜刀用力砍, 一刀砍下去, 奶粉四面乱喷。他无可奈何, 就放下菜刀, 出门去打水。刚走到街口, 正遇见王太太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 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一句话也没说, 就骑着车走了。他低头一看, 原来是一把开奶粉罐头的小刀。这位弟兄深受感动, 无限感慨地说:“主啊, 你真是知道我的需要。我也愿意这样把工作作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 * * * *
有人说王先生一生的成就, 百分之八十应归功于王太太。这话听来虽然有些过分, 但王太太在教会中所作的爱心的工作, 特别是在接待客旅的事上, 实在帮助了不少的人。有一天, 一位姓余的弟兄从远方来。他患有梅毒病, 和别人一同吃住不太方便。接待不接待呢? 王太太凭着爱心接待了, 安排他单吃单住, 碗筷都分开洗, 还让一位弟兄专门伺候他。这位客人走了以后, 用毛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不是感谢人家接待他的厚意, 而是大发牢骚, 说给他单吃单住是瞧不起他; 并说这样接待他, 比不信的人还不如。王太太看了以后, 乐呵呵地对曾服事过那位客人的弟兄说:
“来, 来, 我给你看看这封信。”
这位弟兄接过信来, 愈看愈生气。王太太问他说:
“你气什么呀?”
“你看, 还有这么不讲理、不认识自己的人! 你有这种病, 就当自卑。人家因着主的爱接待你, 就当好好地感谢着领受才是, 怎么还能说别人瞧不起你呢? 这种人真是不知好歹!”
王太太笑着说:“嗨, 这样才能得赏赐嘛!”

令狐药师

　　　 第 五 章 处 理 接 受 美 国 津 贴 的 会 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廿一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 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 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大会开始之前, 上海就已放出风声来, 说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去看王先生。阎弟兄跟王先生的关系原来很不错, 只是从他加入聚会处以后就不来往了。这是他到北京后六年来第一次去看王先生。他对王先生说:
“明道兄, 我听说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
“你说的这个消息不确实。”王先生说,“政府不会召开这样的会, 因为政府尽量躲避这种事, 怕人家说它干涉教会。它一召集这样的会议, 不就明显说明政府要干涉教会吗? ”
过了两天, 阎迦勒弟兄又来见王先生, 对他说:
“这个消息确实。我从上海得知, 真的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的意思是说从倪柝声先生那里得来的。然后他问王先生,“假如有这么一个会议, 请你参加, 你参加不参加? 不请你, 你要求不要求参加?”
“不请我最好。请我, 我也不去。”王先生说,“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的会, 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 我不参加。”
阎弟兄表示希望王先生能参加。王先生问他:
“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ΔΔ不信派。”阎说,“如果他们在会议中作了决定, 什么道理可以传, 什么道理不可传, 我们再传他们不叫传的, 那我们不就是反抗政府, 成为反动的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参加, 参加了就可以跟他们争。”
“我是一个人,”王先生说,“人家是一百多人, 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派。有些人虽然不是新派, 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参加了, 就得接受大家通过的议案。我不参加, 就可以不接受, 他们不能干涉我。”
“你说得对,”阎迦勒弟兄点点头说,“开这个会, 我也不参加。”
可是过了没有多久, 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 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 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 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 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跟着, 阎迦勒弟兄的态度就变了。
王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的话: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 说凡是有组识、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 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 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 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 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 他能跟公会的牧师们, 甚至不信派, 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 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 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一份请帖, 不是印的, 而是手写的, 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请台端参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帖后, 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 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帖, 他不来参加, 这是什么思想? 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 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不参加, 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 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 你在家么? 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 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 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王先生说,“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 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着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 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 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 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 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 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 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 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 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 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 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决定, 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 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 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 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 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 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 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注一)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 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 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 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 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 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 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注二)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 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 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 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 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 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注销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 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 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 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感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 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 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 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 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 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 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 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 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 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 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人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 它也是审判, 是定罪, 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 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 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 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 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注三)
对于控诉, 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他认为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 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 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 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 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 他针对的是人, 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 对他加以批评或攻击, 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 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 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 基督徒犯罪, 不管属于哪个类型, 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 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 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 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 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 这个大会以后, 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 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 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 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 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 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 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 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 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 用控诉学习的方法, 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 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 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注四)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 从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 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 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 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 头一步是先组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 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时, 就把周换掉了, 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 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 他说:
“中国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 著名的有两位: 一位是冯玉祥, 另一位是吴耀宗。
“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时候, 被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跑回山西去, 李宗仁跑回广西老家去, 冯玉祥没有地方去, 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就把他接到泰山去住。有一天, 有一群基督徒学生在那里聚会, 他们派了几个人去请冯玉祥来, 冯就对他们演讲说:‘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 这话说得不对。我是基督徒, 不过我不信有上帝。’
“日本投降后,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成都领会时, 有人送给我一本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天风》半月刊合订本。《天风》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出版了, 主办人就是吴耀宗。在那本半月刊合订本里, 我看见吴耀宗写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上帝在那里?》。该文一开头就说:‘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 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象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 他, 上帝, 该是一个专制魔王。’从这篇文章我就知道, 吴耀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不信有神的存在, 骂上帝是专制魔王, 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 明显地是假基督徒。
“吴耀宗有什么信仰呢? 他信仰马列主义。一个马列主义者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 实际不信有神, 他怎么能领导教会的工作? 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 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反基督教, 有个三自会, 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要比从外部反功效大得多。无神论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完全是对立的。无神论者领导教会搞自治、自养、自传, 这不是骗人吗? 所以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我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它。”
其实吴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一书中也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 我念书的学校, 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二十多年前, 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 就是专重信仰, 不管理智, 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 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 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属于‘现代派’的。”
吴先生回国以后,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教成都, 常到各大学去演讲。一次他在燕京大学演讲, 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竭力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拉到一起, 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会结束时, 与会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 又通过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所拟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简称《处理办法》), 送交政府批准。这两项文件均于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 发表在七月廿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注一: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天风》第十七、十八期
注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天风》第廿一期
注四: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六日《天风》第二十期

令狐药师

第 六 章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控 诉 大 会

北京会议以后, 上海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开始动起来了。在教堂内悬挂起鲜艳的大幅国旗, 也在礼拜堂里举行反对武装日本、拥护和平公约的投票, 在会议室的墙上挂了许多中国领袖像。全市各教会团体都在紧张地日夜开会, 准备控诉。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时, 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尔堂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传达大会。
刘良模先生在大会上传达“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精神。他说,“这次会议使过去深受美帝的‘超政治’思想麻醉的许多代表‘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 具体事实都说明, 中国基督徒将和其它各界人民一样, 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 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在发言中指出, ‘控诉’乃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进行控诉必须解决个人思想上的问题, 并且引证了与控诉毫不相干的两段圣经ΔΔ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 来解释基督徒进行控诉乃是为了爱国家爱上帝, 是为了恨罪恶, 并且使其它的人不再犯罪。(注一)
五月十九日《天风》周刊发表了刘良模先生的文章《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注二) 他说:
“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
“控诉什么? 我们要控诉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爪牙以及其它教会的败类。
“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
首先, 我们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有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应该‘隐恶扬善’, 不应该控诉, ...... 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有些‘控诉不起来’, 那么应该多请基督教领袖与信徒代表参加全市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匪特、恶霸们的愤怒与控诉, 会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
第二, 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 每一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他们先研究要控诉谁, 请谁来控诉。准备工作的第二步, 是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在小组会里, 尽量做到大家踊跃发言和控诉。从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 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
第三, 怎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控诉? 卫理公会江长川会督在控诉教会败类陈文渊的时候说:‘我决定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整顿我们的教会, 对于陈文渊这样的分子, 有一个除一个, 有十个除十个, 一定要彻底加以清洗!’这样的控诉给人很大的感动。
第四, 在全城或全市教会控诉大会进行的时候, 会场空气要严肃, 避免哗笑。控诉者程序的排列很重要, 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 才能把控诉大会开好。在控诉到很激动人的阶段, 可以用鼓掌的方法来表示。
“在控诉大会整个筹备过程中, 我们应该请当地的宗教事务处、人民政府、民主党派或其它有关以及有经验的方面来辅导。精彩的控诉词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并寄到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去。”
六月十日, 上海市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吴耀宗先生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吴先生以最初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伯驾和解放前的司徒雷登为例来说明。接着他又说:
“美国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他以一九二二年来华的穆德和当时尚在中国的卓伟为例, 说他们假借传道为名, 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然后他又控诉中国的传道人说:
“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又豢养了一批所谓‘教会领袖’, 来作他们的忠实走狗, 像卫理公会的陈文渊、圣公会的朱友渔、青年会的梁小初, ‘属灵派’的赵世光、赵君影、顾仁恩等。这些美帝走狗以不同的方式与姿态在中国基督教教会与团体内, 替他们的美国主子进行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活动。”其次他又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当作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 这个阴谋在中国起了更大的恶毒影响。美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内的‘属灵派’, 披上了极端神秘的宗教外衣, 歪曲圣经, 散布‘超政治’、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有毒素的思想, 企图挑拨离间全国千千万万虔诚的基督徒与我们的人民政府对立起来。”他举出已经被捕的顾仁恩和项军为例, 来说明美国利用‘属灵派’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此外他还控诉美国利用基督教文字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 特别提出美国“企图利用圣经作为麻醉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最后他号召基督徒们“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积极拥护和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并且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 努力捐献, 支援中朝战士。(注三)
除此以外, 在大会上尚有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等的控诉。最后大会通过了“庄严”的决议, 用行动来爱国爱教, 又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最后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六月廿一日《天风》周刊发表社论《我们要控诉!》, 提出六项控诉内容:
“(一)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大量的传教士, 像毕范宇这类帝国主义分子, 披了宗教外衣, 控制教会, 破坏三自 运动, 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来侵略中国。
(二)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它通过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并破坏我们爱国爱 教的三自运动。
(三)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卫理公会等基督教大公会, 勾结蒋匪帮, 布置中外匪特分子如陈文渊、卓伟等在教 会里面来侵略中国。
(四)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广学会等基督教出版机关, 散布反共反苏、亲美崇美恐美毒素, 对中国进行文化侵 略。
(五)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 以‘民主自由’的开明面貌来散布改良主义、亲美崇 美恐美毒素进行文化侵略。
(六)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 歪曲圣经, 散布‘超政治’和反共反苏的毒素, 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团 结, 破坏三自运动。”(注四)
最后它号召全国的基督徒、教会和团体都来进行控诉。这是向全国教会发出的一纸要立即展开控诉运动的进军令。在此之后的三个月内,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会, 其中以上海、南京和青岛等地举行的比较成功。


注一: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注四: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令狐药师

第 七 章 北 京 基 督 徒 会 堂

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 王明道先生主持的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文风不动,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全国的教会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下去时, 有一个地方能听到真理和神的话, 信徒们自然就往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 因着听见神的话而得到力量和鼓舞, 软弱变为刚强, 争战显出勇敢。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堂里、堂外、乃至院子和小房间里都挤满了人, 一片兴旺气象。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 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 人家接受不下去, 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怎么好轻易动他呢? 再者, 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 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 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 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 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 让他领导教会, 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 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 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 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 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 请他发表谈话, 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 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 (后来作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 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 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 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 挑那些可信的信, 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 我说:‘你去买字典, 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 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 买字典就是因为有不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 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 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 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 参加了‘三自’, 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 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 心中为之叹息, 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 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 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 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 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 并且嘱咐讲道的人, 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 教会中不少弟兄姊妹就离开聚会处, 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 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 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 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 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 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 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 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日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 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弟兄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 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 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 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 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 跟着使徒的脚踪走, 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 那样不怕恐吓, 那样不顾性命, 那样至死忠心, 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 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 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 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 就在家里聚会, 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了。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 请他给他的同人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 他很快就被枪毙了, 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 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 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 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

令狐药师

　　　 第 八 章 与 日 俱 增 的 压 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 各地都陆续开会, 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 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先生《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 先开几天学习会, 作好各样准备工作, 然后还要经过排练, 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 因而怪态百出, 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 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会开得成功的城市, 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 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 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 对言论失当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 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 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 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 谨慎言行, 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 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 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 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 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了。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 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 历时达三小时之久, 说教会必须一面倒, 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 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 告以会堂不外借, 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
论二、三日后, 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О一号, 谓北京基督
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
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 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 要大家“努力捐献, 支持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 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 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 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 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些人? 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 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 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 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 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 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 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 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 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 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 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 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 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 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 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 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 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 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 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 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 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 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
神之荣耀, 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 乃在神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 求神使之恢复信心,
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 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 儿子也十分孝父, 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 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 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 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令狐药师

　　　　 第 九 章 圣 道 讲 习 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 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 在小会堂举行, 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 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 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 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 叫“圣道学习班”, 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 出席者五十人, 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 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 “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 有见证和茶会, 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 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 并且改为学校性质. 每礼拜四统一上课, 并不分组, 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 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它各种聚会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 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 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 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 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 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了, 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 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 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 要求教会接纳, 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 了解他们, 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 然后向王先生汇报, 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 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来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 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 除了查经以外, 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会领袖的事, 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 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 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 形势越来越紧张, 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 作政府的耳目, 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 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 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 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教会必须谨慎儆醒, 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 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 当然必须严肃对待, 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一面学圣经, 一面学马列, 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识分配的人, 总是予以指摘, 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 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 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 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在小会堂里开会, 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 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 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作的话,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里就不能这样作。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 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 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 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 不去求人的同情, 只是单纯地倚靠神, 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 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 想要求助于人, 给他以同情和支持, 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