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个房间, 会客睡卧都在一处, 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 就坐不下。有一次, 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 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 又因天热, 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 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 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 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 都是男的, 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 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在武康路六十九号, 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 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 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 并且给他们看见, 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 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 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 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 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 控诉他, 抵挡他, 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 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 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 使他的冤案得伸, 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 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 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 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 也可以, 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 你就不能作了,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 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 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 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很好, 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 但事过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 只为他祷告了, 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 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 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 因为那不只无益, 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 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 虽然动了手术, 视力仍旧没有恢复, 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 他就用录音来代替, 一盘一盘地录, 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 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 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 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 她忽然一提醒, 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 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 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 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 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 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 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 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子女又不与他同心, 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 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 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 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 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 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 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 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 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 许多人都是能善始, 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一九五五年被捕, 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 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 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 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 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 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 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 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 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 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 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 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 怕气着他, 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 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 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 为他出谋划策, 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 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 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 把信徒领进迷津, 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 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 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 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 而且死得很奇特, 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 从一九八四年起, 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 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 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 他说话经常重复, 虽然有人提醒, 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 马上就忘了, 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人干涉, 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 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 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 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 他没有来得及翻译, 工作就停顿了, 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 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 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 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 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 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 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 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 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 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 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 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先生患感冒, 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 翌晨烧退, 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又有一点点烧, 再休息休息, 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 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 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 他虽然没生什么病, 但是人懒了, 从前客人离去时, 他总要起来送客, 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 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 小便常常失禁, 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 健康又渐趋好转, 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 说话也颇有力, 还经常说说笑话, 因为喉咙里常有痰, 他晚间躺在床上时, 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 老来难, 一天到晚吐粘痰, 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 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 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 他访问中国, 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 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 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 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 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 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 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 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 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 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 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 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 因而能青云直上, 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 如今又旧调重弹, 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 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 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 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 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 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 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 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 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 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 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 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 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 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 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 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 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 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 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 王长新夫妇去沪, 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 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年后这四十年的经历, 并且作了录音, 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 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 一一如数家珍, 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 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 他就忘了, 再重述一遍。从他的讲述里, 明显可以看见, 他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 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在这一年里, 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 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 或是晚一年, 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 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