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令狐药师

　　　　　 第 十 章 假 弟 兄 混 进 教 会

一九五四年, 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 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 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 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 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 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 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 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 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 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 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 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 四川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 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 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 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 也很爱主, 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 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 就住在娄的家里, 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 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 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 都是请他去作, 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到师大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 黄少府还说:“唉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 等到任务一完成, 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 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 就担任灵修组组长, 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 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 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 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 担任人事处处长, 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 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 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 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 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 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 也安插了一些人, 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 在绥远工作时期, 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 不知经谁介绍, 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 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 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 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 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 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 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 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 (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 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 看有什么人来, 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作的是什么工作, 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 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 他就出现了, 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之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 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 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 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 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 他仍是经常去, 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 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 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 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令狐药师

第 十 一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全 国 会 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 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 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 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 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 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 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 争取, 再争取。这种作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 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 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 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 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 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 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 您找我谈话, 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 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的牧师们正在开会, 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 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 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 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 王先生说:
“李处长, 我要告辞了, 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 不忙, 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 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 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 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 都受人排挤, 受人歧视, 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 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 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 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 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 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 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 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
接着,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 到八月六日止, 共十六天, 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 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 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 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 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 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正在开会, 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 证婚完了, 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 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 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 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 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 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 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 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 听见门铃响。一会儿, 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 上面写着五个名字: 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 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 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 他们进了门, 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 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 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王先生的坏话, 给他难为。”意思是说, 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 说话说拧了, 会叫你们难堪, 那就不好了, 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 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 年龄都在六、七十岁, 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 就敢说不见他们, 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 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 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 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 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 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 一. 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 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 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 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 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 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 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一.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二. 号召全国信徒,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三.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四. 贯彻自治精神, 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五.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 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六.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 研究自传工作, 肃清帝国主义毒素, 传扬纯正福音。
七. 贯彻爱国爱教精神, 提倡爱国守法, 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 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 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 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 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 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总要勉力去做, 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应当随时指出, 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 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 也不能批评, 因为一揭露, 一批评, 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 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 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 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七章十五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 撇开信仰, 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 其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 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它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 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 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 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 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 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单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王先生的口, 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 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 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 那是征铜! 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 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 都有规定, 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 他们还要拿秤称, 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 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 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 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 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 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 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 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 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 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 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他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 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 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 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 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Δ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天风》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期

令狐药师

第 十 二 章 全 国 会 议 以 后

八月五日晚上, 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 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 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 迟太太接见的他, 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 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 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 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 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 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 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 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 他仍然在北京, 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 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 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 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 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 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 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 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 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 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 怕王先生被逮捕, 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 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 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 首先由李处长讲话, 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 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 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 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 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 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 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 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 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 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 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 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 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 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 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 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 拿起杯来, 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点燃了一枝香烟, 夹在手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 还是夹在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 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 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 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 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绝对不肯参加‘三自’, 就另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 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 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 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 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 然后各人发言, 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 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 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 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 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 对王先生进行打击, 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 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 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 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 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 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 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 他们没有铜, 不能造子弹, 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 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 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 非交不可, 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 北京的市民, 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 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 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 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 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 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 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 说话也很有力, 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 就被调离北京, 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 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 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 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 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 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 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 哪家都得交铜, 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 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 迫使他参加三自会, 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 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 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 以孤立王明道, 使他感到大势已去, 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 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 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 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 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 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 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 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 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 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 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 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 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 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 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 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 第一个是王明道, 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 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 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 没存好心, 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 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 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 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 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 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 等谢过恩再回来,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 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 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 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 有来自酒泉的, 天水的, 上海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哈尔滨的, 保定的, 昌黎的, 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 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 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 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令狐药师

第 十 三 章 为 真 道 争 辩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会议之后, 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最初还仅限于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侵略中国, 包括他们在各大公会、基督教团体和出版机构的活动, 后来就慢慢转移到圣经上来, 说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即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 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关系, 破坏三自运动。
在控诉属灵派歪曲圣经时, 一般地说, 他们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而是说有人利用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破坏政府政策法令, 破坏信徒大团结, 和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来, 信徒在读圣经和讲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用政府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下, 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 就不能讲, 也不能信。所以“控诉”实际是一种遏制的手段, 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里。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读了, 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 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
到一九五四年为止, 控诉的材料在基督教刊物中已经是汗牛充栋, 不可胜数。姑自《天风》周刊中刊登的《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材料中, 略举几例如下:
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约壹二章十五节); 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么?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章四节)。控诉的人说, 这两节圣经会“使青年信徒觉得,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毒辣地欺骗人, 歪曲地引证了圣经话语, 竟把人引到不辨是非善恶、蛮不讲理的地步上去。”
圣经上讲到世界末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三章十至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强调‘凡是人手所造的都必要毁灭’。因而使人悲观厌世, 使人想‘共产主义再美好, 世界末日一到, 还不全完!’当然再无心参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这是多么狠毒的居心!”
圣经称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十二章三十九节), 并说魔鬼管辖的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弗六章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论点, 就是他们硬说今天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这是明明不合乎事实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前进。......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硬要说今天的社会是‘黑暗’的, 甚至还歪曲地引用圣经, 将历史分成金、银、铜、铁、泥几个时代,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就不是在讲圣经, 而是在散布反革命毒素。”(注一)
更有甚者, 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 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七章十五节)。这两节圣经, “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无神的分别, 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一九五四年夏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三自”的领袖们更在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中告诫大家说:
“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思想毒素, 掩盖了福音的真光, 是与福音的真道绝对不相容的。我们深信上帝对今日的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 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 传扬纯正的福音。”
“过去基督教被人利用了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以致荒谬的、叛道离经的思想竟作为‘神学’传布, 纯正的信仰被歪曲了。今后我们不但要肃清毒素, 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
“一百多年来, 帝国主义曾利用传教的机会, 歪曲圣经, 在中国信徒中无孔不入的散播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要中国信徒变成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
“关于教会的前途, 则大都觉得教会内部既是一塌糊涂, 教会与教外群众的关系又总是搞不好, 乃普遍存着悲观情绪。我们觉得问题虽然庞杂烦复(原文), 基本上究其根源, 则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毒素损害了中国教会, 损害了中国教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损害了中国教会同人的头脑与心灵, 以致他们陷落在迷乱中还不自知。”
“帝国主义者为了利用传教的事业, 进行他们侵略的阴谋, 就存心设法歪曲了基督的面貌, 企图把真实的基督送进‘坟墓’, 假借传扬基督的名字, 散布着有害的毒素。”
“我们教会工作者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不同, 过去受帝国主义毒素很深。”
看了这些控诉的材料和文章之后, 许多爱慕真理的信徒都陷入极端的苦闷, 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哪些是“圣经的真理”? 哪些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就在这个时候, 王明道先生挺身而出, 针对问题的要害, 于一九五四年冬写了《真理呢, 毒素呢?》一文, 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在这篇文章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三自”领袖们的用心和目的说:“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 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他们所以不敢清楚地讲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些什么, 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作, 信徒们立时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来。对此王先生提出证据说:
“这些狡猾的人虽然竭力隐藏, 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露出了他们内心所隐藏的东西。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与无神的分别, 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为要离间信徒和广大的人民, 使他们不能彼此团结。又有人排斥在教会中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徒, 这也是帝国主义所播散的毒素, 为要使教会不能合一, 以便利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这些话还不够使我们认识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是什么吗?”
然后王先生引出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 弗五章六至十节; 太七章十五至廿节; 林后十一章十二至十五节; 彼后二章一至三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等处经文来说明有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中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同时叫我们知道,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拒绝假先知乃是圣经中极清楚的教训。紧接着王先生说:
“也许有人要问我说,‘根据这些教训, 我们是不是应当到处和不信的人对立, 不与他们合作, 反对他们, 厌弃他们呢?' 我们的回答是‘不应当’。我们不应当与任何人对立, 也不应当不与别人合作, 更不应当厌弃别人, 反对别人。神要我们在不信的人中间彰显他的美德, 见证他的救恩, 传扬他的福音, 尽我们的本份, 服事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他吩咐我们‘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六章十节)。这节经文中的‘众人’就是指着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 连拜假神的人和不信有神的人都在其中。...... 神也教训我们说,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章十八节)。神既吩咐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 如何能要我们和别人对立, 不与别人合作, 反对别人, 厌弃别人呢?
“必有人问说, ‘神既不要我们和不信的人对立, 为什么对我们说这些话呢?’当知道神对我们说这些话, 是要我们认清我们和世人的分别, 一方面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 另一方面防备魔鬼藉着不信的人向我们进行各种的试探, 并在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知道怎样抵挡。有时魔鬼藉着那些卧在他手下的人向我们施行凶猛的攻击, 也有时他吩咐他们软化我们, 诱惑我们, 把许多利益尊荣摆在我们面前, 又有时他吩咐他们对我们表示友谊或爱情, 好藉此同化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和他们中间所有的分别, 不在我们和他们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 我们便不免遭遇失败, 甚至完全被掳了。”
最后他揭穿那些歪曲圣经真理, 称它为‘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之人的目的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他们为反对神的人效力, 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反对神的人从一千多年历史的事实上获得了教训, 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断不是用武力可以消灭的。不但这样, 而且福音和教会越受到外界的打击, 越发达, 越坚强。...... 他们说, 宗教断不是使用行政力量可以消灭的; 他们又说, 若使用行政力量来消灭宗教, 适足以帮助它发展。他们说, 他们要‘进行各种方式的反宗教宣传, 进行各种通俗科学知识的宣传, 提高人民的觉悟和认识, 最后彻底消灭宗教的残余。’让我清楚告诉你们吧, 这些加略人犹大的门徒这样把圣经中的真理都称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就是这种‘反基督教宣传’中的一环。不过他们不是站在教会外面反, 乃是混迹于教会里面反。这种‘反基督教宣传’比在教会外面反更容易收效, 因为他们不是以仇敌的面貌出现, 而是以朋友、家人的面貌出现。...... 这种‘反基督教宣传’进行既容易, 收效又宏大, 反对神的人焉能不衷心欢迎呢?
“反对神的人不怕那种只有形式却没有信仰和生命的教会。这种教会在世界上毫无影响, 毫无功能。这种教会既不能使人得生命和能力, 也碰不痛世上的任何人。相反的, 这种教会存在世界上, 还可以给世界增加一样点缀品, 使世界更热闹些, 更好看些。反对神的人不怕这种教会, 也不恨这种教会。他们希望教会都变成这种样式; 到那时, 礼拜堂和宗教仪式仍然存在, 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却是已经消灭了。
“这些犹大的门徒竭力宣传‘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同时又不说明这些毒素都是什么, 正是为要使信徒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笃信, 恐怕接受了‘毒素’; 又使讲道的人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讲, 恐怕散布了‘毒素’。日久天长, 讲的人没有可讲的, 信的人也没有可信的, 结果便把圣经中的真理都‘肃清’了, 教会信仰也就完全破产了。
“也许有人要问说,‘这些人既不说明「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又提出前面所说的那两点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两点是要消灭福音和教会最要紧的两件事。‘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这是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道坚固的围墙, 为要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损害。只要我们不拆毁这道围墙, 我们便总是安全的。...... 不信的人想要同化我们, 诱惑我们放弃信仰, 叫我们离开神, 第一步就是先愚弄我们, 使我们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界限化除, 使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人, 不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千方百计的要引诱我们离开神。...... 反对神的人无法叫我们不听神的这段教训, 犹大的门徒为帮助他们, 便起来欺骗信徒说, 这段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 也是神为我们的安全而赐给我们的警告。假先知最怕我们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因此他们便高唱‘合而为一’、‘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的口号。如果我们本着圣经, 教导信徒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不与他们相交, 他们便说这种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他们想藉着这种说法恐吓我们, 使我们不敢再讲这些教训, 这样他们便可在教会中为所欲为了。
“反对神的人在教会外面竭力要使我们离弃神, 假先知们在教会里面也设法要使我们离弃神。如果我们听从神的教训, 持守神的真理, 一方面与不信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 另一方面拒绝假先知, 远离假先知, 他们对我们便束手无策, 一筹莫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圣经中别的真理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但这两样真理他们却不得不说了。”(注二)

注一: 见《天风》周刊刊载《‘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前言》一文
注二: 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明道着《真理呢, 毒素呢?》一文。全文附在本书之后。

令狐药师

第 十 四 章 双 方 的 论 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诠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段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 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 当然各宗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那里能作为分裂的借口呢？...... 我亲身经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
“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注一）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个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那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并且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扑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注二）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作了一场恶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 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注三）
参加论战的，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鲍哲庆、张光旭、陈见真、孙鹏翕等诸位先生。声势之大，可谓空前。
王明道先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那些攻击他的文章都归根结底到一点，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正义的运动，理所当然要受到全国教会和信徒的热烈欢迎。任何人反对这一运动，都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王先生根据上面文章中所提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著：《我们是为了信仰》。
以往的时候，双方的论战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达到点名的地步。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都说教会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大同中有小异，王先生不得不指出来，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席吴耀宗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即不信派），并且引出吴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明基要派（即福音派）和现代派不是在大同中有小异，而是两个水火不能兼容的根本对立的信仰。然后他再就崔宪详先生、丁光训先生和汪维藩先生文章中所提的一一进行反驳。首先他引出吴耀宗先生着《黑暗与光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基要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m）中间的分歧。吴先生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由于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突进，生活的提高，而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于人类理性和思想的发展。人可以用理智去认识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决他的问题。这一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去的时候，就变成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认为圣经的写成，虽然是由于上帝的启示，但我们却不能根据字面去解释圣经...... 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个争论当中，创世记中人种由来的说法，更成为辩论的焦点。基要派认为人是上帝‘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ΔΔ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世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ΔΔ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寓言看。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问题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上帝对人的忿怒，变成上帝对人的饶恕。这是十七世纪宗教革命的一个基本信仰。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个爱，就能与上帝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上帝，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
“现代派和基要派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使徒信经上说：‘我相信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是第三世纪的作品，那时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样，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 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同保罗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样，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注四）
吴先生所讲的这段话不是道听途说的。他在美国读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他所入的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见《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七十八页）。从他自己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基本要道，现代派可以说一样也不信。
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告诉我们说：“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一些大都市中的教会里面，都发生过这种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没有的。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君所写的《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
谈过现代派的真相以后，王先生接着谈到崔宪详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崔君所说‘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说，‘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所谓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这种大同之中的小异。大同之中必有异，但小异无碍于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现代派'...... 崔君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他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决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乃是冰炭不能并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就不是实话。如果崔君认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吴耀宗君诚实。”
然后王先生又提到丁光训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那篇发言摘要。他引了该发言的第二部分那一段话说：
“丁君在这一段话的开头发了一个问题说，‘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好阴险的存心！好恶毒的诬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开不提。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基督教’两件事扣在那些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而坚决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分裂’岂是‘制造’出来的呢？分裂岂是从现在起始的呢？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王先生引了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三日他所写的《合一呢，分离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写的《谨防假师傅》，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他写的《给今日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几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明他在二十五年前就坚决呼喊分离：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离，乃是要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然后他接着说：
“丁君说，‘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丁君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证据，证实了‘帝国主义’和‘我们就有了分裂’有着某种关系。但丁君又不明说他得了什么证据，却用一句问话，来使读者自己去揣测。好在无论揣测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丁君都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丁君并没有明说‘是怎样一回事’。
“吴耀宗君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中间曾发生过争论，‘而最热烈的是一九二二年。在基要派中最特出的人物是纽约的曼宁主教 （Bishop Manning），而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博士 （Harry Emerson Fosdick）。’（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不知道丁君曾否调查过他们中间的这种争论是否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是否‘帝国主义要他们分裂’？”接下去，他谈到丁光训先生的论点，说我们之间的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
“丁君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在基本的信仰上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异，但他居然说出，‘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丁君并没有‘夸大信仰上的分歧’，却是‘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他所以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明显是为要使人认为那些为信仰不肯团结的人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然后把一个政治上的罪名加给那些人。”在提到丁光训先生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圣经，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赎，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时，王先生说：
“这几句话用在真实信基督的人身上诚然是对的，但对现代派就不能应用这句话了。现代派不信圣经上关于神造人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童女生耶稣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替人赎罪的道理，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身体复活的事实，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再来的应许。将圣经中这些要道都推翻了以后，我不晓得他们所信的圣经上的道理还剩下多少？说这般人与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这句话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对丁光训先生在发言中所提的‘有人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一问题，王先生说：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既然实际有这一种人，谁是这种人，谁自然就是‘不信派’，这岂是‘随意乱扣帽子’的事呢？” 最后，王先生就丁先生在发言中所引的一段圣经上的话“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发表意见说：
“这实在是一段很宝贵的教训，可惜这段经文的前后还有一些话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章一至十二节）
“读过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写这一段话是因为当日罗马的教会中有人为食物和日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段话是对这些信徒写的。这些人都是真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像不信派那样，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稣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罗马的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只是在食物和日子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罗劝他们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论断。若把这段经文用在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错误了。
“论到这般人，我们所应当引用的圣经不是罗马书十四章，乃是约翰贰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贰九至十一节）
最后，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里也提到汪维藩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引述了汪先生的这篇见证之后，他说：
“这一段话真令人惊奇万分！...... 三十多年来，稍明白一些教会的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分歧。怎么到今日又变成了‘虚构起来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将近三年，难道没有看过该院刊行的《金陵协和神学志》么？如果汪君没有看过，好不好让我介绍给他一点资料？
“《金陵协和神学志》创刊号有该院副总务长韩彼得君的一篇《金陵协和神学院介绍》，内中有几句话说：‘我们的神学院是由十一个单位联合起来的，各单位所代表的宗派关系、神学观点和历史传统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怀念中对这「信仰问题」是比较关心的...... 虽然我们之间在神学观点上是有「现代派」和「基要派」（或称属灵派）之分别，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实在是保罗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为了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 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这样就保证了神学观点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学上的自由。’
“该创刊号内又有该院教授臧安堂君的一篇《十个月来‘协和’生活的一点体会》。其中有几句话说：‘金陵协和神学院是过去由十五个大公会在中国或独办或合办的十一个神学院（内三个圣经学院）协和而成。大家所承接的教会传统，所习惯的宗教生活，有着相当的差别。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比较保守，在神学思想上反比较维新。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注重简化、活泼，但在神学思想上反而极为保守。有的被称为基要派、属灵派，有的被称为现代派、维新派。’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副总务长和教授都毫不隐讳的承认了该院内有‘现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别，而且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像这样分班上课的学习制度足证明了这两种观点中间是有着怎样的距离！而汪君今天竟会认为这个‘派别’是他‘脑子里虚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汪君说：‘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几句话怎样与崔宪详君所说的话那么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ΔΔ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有人信耶稣是由童女马利亚生的，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人信耶稣死是替人赎罪，又有人否认赎罪的道理；有人信身体复活，又有人说是否相信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信耶稣的再来，又有人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这都不过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种用‘小异’所充实、所丰富的‘大同’若更‘充实’一些，更‘丰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灭了。”最后王先生郑重宣布他的立场说：
“我在这里要郑重说明：我们不但不和这般‘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
古时的以色列民偏离正道时，神总是差遣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将神的话传给他们，叫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主的真道被掩蔽，主的教会暗淡无光时，神也照样兴起了王明道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大声疾呼地责备罪恶，劝勉信徒离弃罪恶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行神所喜悦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并且警戒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以免陷在他们的谬误里，贻害终身。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发表后，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地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写更多的书，因为他所作的已经够了。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修理造就他，使他作好准备，迎见他的神。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天风》第十二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三日《天风》第廿期
注四： 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

令狐药师

第 十 五 章 风 声 越 来 越 紧

双方论战之所以产生, 主要是由于王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冬季《灵食季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真理呢, 毒素呢?》和《顺从人呢, 顺从神呢?》, 回答了“三自”诸先生发表的言论, 并且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同时也由于他对全国教会日益扩大的影响。从一九五四年夏到一九五五年春, 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 因着王先生的见证, 认识了“三自”的本质, 并且退出“三自”。单就一九五四年而论, 全国会议之后就有许多信徒和传道人, 从各地(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来问王先生有关“三自”的问题。有的是亲自上门来访的, 也有的是写信来的, 王先生都一一作答, 把“三自”的真相告诉他们, 并且把吴耀宗先生一九四五年发表的《上帝在那里?》那篇文章念给来访的人听, 他们就明白“三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的回去以后就退出了“三自”。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退出“三自”的计有: 青岛青年学生团契在年初退出了“三自”; 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 长春市的西三道街教会、浸信会和三道沙子教会相继退出“三自”; 北京市基督徒聚会处也在此时正式声明退出“三自”, 同时还邀请王先生在四月四至五日去该教会给青年圣徒讲道数次,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四月初旬, 南京教会掀起了一个反王明道运动, 但以失败而告终; 同时, 上海又有油印刊物出版, 主张退出“三自”。五月初, 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 该市最大的教会ΔΔ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参加。五月下旬, 西安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 六月初旬, 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北到南, 由西到东, 不断有退出“三自”的事发生。
对于这些退出的事, “三自”当然感到很气愤, 除了连篇累牍的笔伐之外, 还加以口诛: 二月下旬, 上海“三自”召开大会, 控诉王明道; 五月初旬, 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 该市教会(除基督徒聚会处外)几乎被一网打尽; 同月, 西安三自会开会七天, 专门控诉王明道。这一系列的事对王先生都是冲击, 但他并没有动摇。
尽管“三自”写了那么多文章, 作了那么多工作, 信徒只要一听见王先生所讲的真理, 因为有圣灵作工, 很快就清楚了。政府如果不加干预, “三自”肯定即将趋于崩溃。为支持“三自”免于失败的命运, 五月十八日政府毅然采取严厉措施, 在天津逮捕了徐弘道先生。徐原是王先生基督徒会堂的同工, 后来被天津圣会所请去作牧师。他也像王先生一样, 拒绝参加“三自”。天津市有一座三层大楼, 原是内地会撤离时留下来的, 政府示意徐弘道可以接收, 正如北京市有一座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礼拜堂, 政府曾示意王明道可以接收一样。王先生拒绝了, 但徐先生却去接收了。这件事引起天津各教会牧师的嫉妒, 纷纷起来攻击他, 并且喊出一个口号:“信仰有自由, 爱国没自由。”他甚为惧怕, 就离开天津圣会所, 搬到北京去住, 随即被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请去作牧师。他刚一上任, 就请王先生去讲道, 更引起别人对他的忿恨, 说他又跟王明道联系起来了。其实这种话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当他还在天津圣会所时, 因为他的教会和北京基督徒会堂以及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过从甚密, 就被认为是联合起来抵挡共产党。徐先生在这个时候应邀回天津领会, 结果就在那里被捕了。
徐弘道先生被捕后, 又有风声传来说, 外地不参加“三自”的信徒陆续有被捕的。看来这是大圈套小圈, 只是北京还没有动。
徐先生的被捕虽然使王先生感到愤慨, 但实际上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因为第一, 他十分相信政府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第二, 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在他看来, 徐的被捕主要是因为他接收了内地会的财产。其实王先生想错了, 政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乎向他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逮捕徐弘道, 也照样可以逮捕你。”目的是促使他悬崖勒马, 及早回头。
六月下旬, 王先生在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态度之明朗, 立场之坚定, 一望便知这里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政府的努力全部落空了, 下面的一步就是逮捕王明道, 并且为逮捕作好舆论准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 题目是《加强团结, 明辨是非》。(注一) 这篇社论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它说: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 是团结所有信徒, 肃清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所散布的邪恶影响, 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建立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接着它谈到对于那些还没有参加的人的态度说:
“对于少数还没有参加的人, 仍然是敞着大门, 不断伸出友好的手, 用爱心和耐心指引他们, 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开诚相见, 欣然共处。”然后笔锋一转, 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
“当然, 我们也早已料到, 有个别像王明道先生那样坚持错误、以‘不变应万变’来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人, 纵然把道理都说尽了, 也是不会有丝毫感动的。恰恰相反, 我们越是胜利, 他就越要破坏; 因为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 本来就是‘冰炭不能并立’的! 对新中国的现实, 他们没有人民的感情, 心里却像灌满了铅, 日益阴暗沉重; 这种出于政治上仇恨的‘本能’, 就必然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今天, 基督教团结的基础是反帝爱国, ...... 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 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 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这难道还不是‘为了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么? 难道说, 我们真的需要把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前提撇开不谈, 而引起一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混战么? 如果这样, 岂不是正中了帝国主义分裂我们的阴谋诡计, 而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么? 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 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教会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最后社论郑重声明, 并且发出号召说:
“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 这就是我们与王明道先生假藉信仰作口实而进行破坏反帝爱国的原则分歧! ...... 我们必须从反帝爱国的政治原则来同王明道先生划清是非界限, 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都应当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作为神的仆人, 王先生说:“我们是为了信仰!”, 作为反对神的人的仆人, ‘三自’说:“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即为了政治)!”各有各的主人要服事, 一个是属灵的, 一个是属世的, 确是‘冰炭不能并立’。既然王先生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 教会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自必为中国国法所不容, 他的下场如何, 当然就是“三自”所说的‘公义的审判’了。
“社论”是一个信号: 王明道先生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 同期《天风》还发表了一篇“短评”, 题目是《批评与团结》。在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秦牧、丁灵生、江文汉、汪维藩、孙鹏翕、郁罕、叶保罗和崔宪详等诸先生的文章, 点名批判王明道。
七月下旬, 北京开始动手了。首先是在各大专院校开展运动, 要求凡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们都站出来, 交代王明道的事。如果抗拒, 那就逮捕。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是天津人, 来京后因常去王先生那里聚会, 校方要他交代, 他不肯, 就对他施加压力。七月廿四日, 他因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 送到中直医院, 很快就死了。之后, 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都要求他们单位里去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 交代王明道的事。
八月二日, 北京医学院开大会, 要柳月青、史申骅交代王明道。柳是福建人, 来北医读书, 曾向王先生申请受浸。两个人都因拒绝交代, 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王先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教会外面, 他面临的是“三自”领袖们群起而攻之; 在教会内部, 有人因受压过重而自杀, 有人因坚持真理而被捕, 有人因软弱而放弃信仰, 更有人为名利而卖主卖友。此时王先生是外有争战, 内有忧患, 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这场争战从一九五一年起, 至今已持续了四年之久, 如今又面临孤军作战, 他无论是精神上或体力上, 都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给他刺激最大的, 莫过于他的老友、天津的李伯蘅大夫。李在解放前原是一位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 与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他在峰峰煤矿工作时, 为一碗“红豆汤”(创廿五章廿七至三十四节)竟出卖了儿子的名分, 而且以后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 绊倒了很多的人。他与王先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 但在八月三日, 正当王先生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了。一见面他就问王先生:
“你还那么迷信吗?”
“伯蘅,”王先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说这话啊? 你怎么说我迷信呢?”
他声明他已经放弃了信仰, 并对王先生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他还劝戒王先生在当今反对神的时代, 不能再证明神的存在; 又说讲道要迎合人的心理, 讲人喜欢听的等等。过了一会儿, 王太太走进来, 跟他只讲了几句话, 他就勃然大怒, 对王先生说:“你还那么迷信, 我们没话说了, 我走! 我走!”说完就拂袖而去。
李伯蘅大夫这次来访, 给王先生刺激很大, 王先生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李伯蘅来访, 言返京奔父丧。劝予勿触人之怒, 谓室外黑板上写的经节, 于今日反对神之
时代, 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反原子战)事非是。又
谓一切为了政治。讯以基督徒一切当为何事? 八时三十分, 妻入室, 与伊谈数语, 伊怫然惊,
大怒而去, 挽之不得。予殊不悉伊之改变一至于此也, 心中受刺激甚深。”
李的言行实在亏负主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投入监狱。一天他在狱中口渴, 想要喝水。人家叫他把头伸出来, 他就把头伸出铁栏杆外。因为他的头大, 耳朵被铁条卡住缩不回去, 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既尝过主恩的滋味, 却又卖主, 结局何等悲惨。
王先生当日深受刺激, 夜不能寐。过夜一时才入睡, 四时半突然惊醒, 心中充满恐惧, 他预感到他要被捕了。
八月四日清晨消息传来:“黄禹先昨夜在寓所被捕。”正吃早餐时, 有四个检查卫生的人进来, 到处查看。实际是观察地形, 作好逮捕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星期日), 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搞运动, 不放假。当日下午, 两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均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雷厉风行的大逮捕迫在眉睫了。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第廿六,廿七期

令狐药师

第 十 六 章 基 督 徒 会 堂 的 最 后 一 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星期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基督徒会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的结束。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献堂之日起, 到这时为止, 已经整整十八年了。这个教会历尽沧桑, 如今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她的使命, 她的牧人王明道先生也结束了他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传道之工。
最近以来有不少迹象表明, 很快就要出事了。首先, 王先生看见《天风》上刊载一篇文章, 内中有一句话说了四、五遍之多:“王明道先生, 你的政治立场错了!”公开提名警告, 说明他们已经不客气了。另一件事是过了几天, 一位从冀东来的木匠给他送来一张传单, 题目是:《加强团结, 明辨是非》。其中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团结起来, 反对那些反动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数日前老友李伯蘅大夫的来访。看他那个惊恐万状的神情,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被捕就在目前了。
七日一大早, 会堂看门的冯起弟兄端来了一盆荷花, 说这是马利亚的香膏, 献给王先生, 为浇奠用的。从这些话看来, 好像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似的。最近一个时期, 这个弟兄情绪很不稳定, 一会儿顶高兴, 一会儿顶忧愁、又顶生气, 弄不清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会堂里一直是个有问题的人物, 对王先生有不满。他出身于旧警察, 说起来是个政治上有历史问题的人, 很容易被收买, 有人猜测他老早就在暗中为政府工作了。尽管如此, 他毕竟在会堂里呆了这么多年, 与王先生多少也总有些感情, 看见王先生大难临头, 可能出于良心的驱使, 作了这么一件事。
十时半上午礼拜开始之前, 一个姓李的女学生来对王先生说:
“大爷, 大爷, 今天我来聚会的时候, 有人跟着我。”
“你甭害怕,”王先生安慰她说,“有神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但他心里已经有点感觉, 可能要出事了。那天礼拜聚会的人数特别多, 大会堂里坐满了, 院子里还坐了有二、三百人, 总共大约七、八百人。王先生那天的讲题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 严厉责备犹大的门徒造谣诬蔑, 陷害忠心事奉神的人, 讲道十分有力。
刚一散会, 就有人来告诉王先生说:
“今天聚会来了好多我们不认识的人, 面目很生。”
吃过午饭, 王先生躺下休息了一会儿。起来以后, 隔壁一个女孩子来对王先生说:
“伯父, 我看见有几个人在会堂外头看你的地形, 好像要爬上墙似的。”王先生听了有些害怕, 想夜里可能他们会跳墙进来。
下午, 教会的擘饼聚会来了大约二百人。临散会时, 王先生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 就叫章纪勇和章师训两位弟兄去甘雨胡同家中, 拿了二百本他的自传《五十年来》, 送给来聚会的人每人一本。
晚上还有一个小型的祷告会, 参加者除了王先生和他的同工以外, 还有史昌林、章师训、王笃恩等几位青年弟兄姊妹共十余人。他们祷告的时候, 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实际已经等在墙外, 可是他因为身体过度疲劳竟睡着了, 就像客西马尼园中的那几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等他醒来时, 已经十点半钟, 于是他说:“我们该散会了。”祷告会就是这样结束的。
* * * * *
王先生对待今天这场属灵的争战和他对待一九四二年那场争战, 有很大的不同。回顾一下他在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经过 (详见《五十年来》第五章第一四四至一五三页), 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会是有益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 那日上午, 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 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 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 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 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 劝我们加入该会; 并说如果不加入, 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 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答。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 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 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 我不再求告了, 我只感恩赞美,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
那次灵战临到时, 他不是胸有成竹, 而是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求问。不单是自己祷告, 而且和教会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是那次争战得胜的原因之一。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 每逢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发命令, 显大能, 使他的教会得着胜利。在一九四二年的那次灵战中, 他祷告了不到几分钟, 就有神的话临到他, 使他明白当怎样应付那一件事。但这一次的争战他既没有那样的经历, 更没有神特别的话语和能力赐给他, 他只是按照他认为对的去作了。他所倚靠的乃是一九四二年那次得胜的经验, 以致失去了单纯信靠神的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那次灵战里, 除了上述经历以外, 他还经历过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
“四月三十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 进晚餐的时候, 妻交给我一封信, 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 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 因时局之演变, 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
精神起见, 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本市按章应设分会。
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 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 于五月一日上午新十时出席, 共讨进行
。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的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 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 并说‘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 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 在别人都睡了以后, 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 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 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 遭遇封闭, 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 如果听见我被逮捕, 她一定要焦急惊恐, 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 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 再到月光下去思想; 思想以后, 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 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 那夜却是大声祷告, 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 那夜他扶助了我, 坚固了我, 赐给我信心和勇气, 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 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 我写了一封信, 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
主在客西马尼园时, 他心里“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了, 回到门徒那里, 然后又去祷告, 这样往返有三次之多, 因而有被捉拿后在公会前和彼拉多庭前的得胜。王先生也是那样, 在月光下思想, 走进小会堂祷告, 然后回到月光下思想, 往返有几次之多, 所以有他日后会见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先生时的胜利。可是这一次不同了, 他不只没有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样的祷告, 而且在最紧要的关头睡着了。事实证明, 当日他所传的道自始至终都是真理, 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持守, 而且服膺弗违; 他也仍是那么热心, 那么勇敢, 但是他里面却少了神所赐的那个属灵的力量。失败寓于得胜之中,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敬虔事奉神的人引以为戒的。

令狐药师

第 十 七 章 逮 捕 王 明 道

八月七日晚间祷告会散了以后, 王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见写字台上放着好几封信, 就坐下来在南窗前的灯下看信。因为天气特别热, 他就脱了小褂, 赤背坐在那里, 王太太也站在他身后看信。这时已经快十二点钟了, 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 就对王先生说,“我去看看。”她刚走到小客厅门口, 政府的公安人员正要进来, 一碰见她, 马上把她铐起来, 叫她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 不许动, 也不许出声。这时王先生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信, 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外面所发生的事。突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大吼一声:
“不许动!”
他站起来回头一看, 只见在离他四、五尺远的地方, 一个公安人员手里举着一把手枪, 指头扳着枪栓对准他, 就像马上要开枪似的。他心中一惊, 登时两腿发软, 往床上一坐。另外一个公安人员手里拿着逮捕证走过来, 叫他在上面签字, 然后把他铐起来, 问他说:
“街门的钥匙在哪里?” 王先生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从街门进来的, 而是跳墙进来的, 就回答说:
“在门房看门的人那里。”
那人听了这话就出去了。另外一个人见王先生赤着背, 带着手铐没法儿穿衣服, 就拿起他的小褂往他头上一搭, 结果碰掉了他的眼镜, 就这样把他从房间带到院子里。一会儿从街门进来三十多个人, 有拿枪的, 有徒手的, 还有几个女公安人员, 都站在他的四围。王先生是深度近视眼, 不戴眼镜, 一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所以他从里屋出来, 经过小客厅时, 没有看到王太太, 心里很是不安。到了院子里, 他看见本地段派出所的户籍警站在旁边, 就问他说:
“我妻子在哪里?”
“她也被捕了。”
王先生一听说妻子被捕, 心里就慌乱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捕, 因为他认为反对三自会的是他, 而不是她; 而且即使反对三自会, 那也不构成犯罪。所以他对周围的公安人员说:
“我是守法的公民, 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两个公安人员立时捂住他的嘴, 推他往门口走, 他感到很气愤。出于生来那个倔强的性格, 他就喊:“逮人了, 救命啊!”故意叫人听见, 知道这里发生不法的事了, 以示抗议。这是公安人员执行逮捕任务时禁忌的事, 所以话刚出口, 他们马上用小褂整个蒙住他的头, 把他推上汽车开走了。
就在这时, 北京城的上空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滂沱大雨裂天而降。雨一直下到八日夜, 几乎没停, 这是北京市八月罕见的现象。更不寻常的是, 北京郊区竟全然无雨, 直到八日清晨才下了点儿蒙蒙细雨。天也为神儿女们所遭遇的表示了忿怒和悲哀。
王先生被带走之后, 紧跟着把王太太也带走了。她当时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 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脚上穿的一双新布鞋, 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她见外面大雨倾盆, 舍不得这双新鞋, 就把鞋子脱下来, 放在夹肢窝里。公安人员递给她一把雨伞, 她就光着脚丫, 淌着雨水走出去了。
除了王先生夫妇外, 当天夜里被捕的还有教会同工石天民、迟张荷静; 执事张丽峰; 青年人史昌林、章师训、凌云峰等; 以及在东大地布道所被捕的彭鸿亮, 在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被捕的王长新, 在香山被捕的陈善理, 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 和在广州被捕的凌向高等。加上七日白天在北医和协和两校批斗大会上被捕的在内, 第一批被捕的大约有二十人。
北京城里一片阴森恐怖。

令狐药师

第 十 八 章 被 捕 入 狱

捕人的汽车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了。他们把小褂从王先生头上拿下来, 他才看见那是草岚子胡同看守所。进监以后, 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 里面只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木板炕。
当天夜里, 他被喊到审讯室去。他还不知道那是审讯室, 也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审讯员。他一进去就问那人说:
“我妻子也被捕了吗?”
“捕的是你, 捕她干什么?”这是审讯员向他说的第一句谎言。那天夜里没有谈别的, 只问了一些他个人的事, 就如他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等等。他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 别人不得过问, 所以就对审讯员说:
“我个人的事, 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现在不是公民,”审讯员严厉地说,“你是我们逮捕来的犯人! 我们问你什么, 你就得回答什么。”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公民的身份, 就按照所问的讲了一些。
从审讯室回到监房, 他躺在炕上, 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被捕? 我犯过什么罪? 我没有犯过一条国法, 没有偷过一样东西, 也没有作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被捕没有别的原因, 完全是为了反对三自会。”于是他想,“如果我说三自会是正确的, 是合理的, 他们就会放我出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提讯的时候, 他一到审讯室就向审讯员说:
“我反对三自会, 三自会是政府支持的, 我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谎言:“三自会是正确的, 是合理的。”他以为这么一说, 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错了, 说了第一句谎言, 就得说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第一百句 ......, 而且越说越多, 从这时起, 他就开始说起谎来。
审讯员一听这话, 觉得正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 于是把眼睛一瞪说:
“你还不交代你的问题!”
“叫我交代什么呀?”王先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是反对三自会吗?”审讯员问他。
“反对三自会是信仰问题, 与犯罪没有关系。”王先生说,“反对三自会, 并没有犯一条国法啊!”
审讯员严厉地说:“反对三自会, 就是犯罪!”
这句话可把他给吓糊涂了, 于是他就把反对三自会当成罪状, 承认自己犯了罪。接着, 审讯员问他:
“你们教会里都有哪些人工作?”
他说了好几个人, 可就忘了梁立志, 因为解放后梁在基督徒会堂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就走了。审讯员追着问:
“还有吗?”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审讯员看他想不起来, 就提醒他说:“冀东的。”
一说冀东的, 他立时想起来了, 说:“梁立志!”
“你说说梁立志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把梁立志先生的事讲了一番:
“起初他到我那儿去订《灵食季刊》, 告诉我说他在丰润县美以美会工作。过了好多年, 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 一天夜里他又到我那儿去。我问他从哪里来? 他说从西安来。我问他怎么上西安去了? 西安是自由区, 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地, 他怎么能从西安来呢? 他说他不满意老家那个环境, 去西安找一个朋友, 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 成为战干团的成员。我说:‘你怎么可以加入国民党, 做这种事? 国民党是非官、非民、非军、非警, 什么也不是, 但什么都管。你应当敢快去脱离啊!’讲到十一点, 我催他走, 他说旅馆都住满了, 没有地方可去, 请求在我那里借住一夜, 否则只有露宿街头。我因为怕他给日本人弄死, 留他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他走了。日本投降后, 他又来了, 说河北省党部派他去昌黎县当国民党的书记长。”这时审讯员插进来说:
“你知道县书记长是干什么的吗? 那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
“他没有当成啊!”王先生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书记长去了。后来他脱离了国民党, 要求在我们那儿工作, 我因为正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就把他留下了, 而且给他报了户口。”
“你藏匿国民党特务!”审讯员严厉地说。
“我们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 怎么叫藏匿呢?”王先生说,“而且解放后反动党团登记时, 他返回原籍去自首了。”
审讯员严肃地说:“他是书记长, 是大反动派, 你留着他, 你敢保证他在你那里没有作过党部的活动吗?”
王先生说:“我不敢。”后来他想他应该说“我敢”, 因为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他没有容留梁立志在那里干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把他传去问话, 或者带到昌黎县去对质。梁立志先生从被捕到枪决, 北京市公安局始终没有找王先生谈过一次话, 这就证明梁立志没有在他那里干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因为那天他整夜未睡, 又被那枝手枪吓糊涂了, 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所以不敢说“我敢”。就是因为他不敢保证, 所以他包藏国民党特务梁立志的罪名就成立了。到此为止, 他已经承认了两项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王太太进监后, 也立即提讯。她到了审讯室, 就坐在那里用两只手搓脚, 因为她的脚还是湿的。审讯员问她:
“你为什么不交代? 你害怕?”
“我不害怕。”
“那, 你是诡辩。”
“我也不诡辩。”
“你不老实。”
“我没有不老实。”
她头上的发针因为进监时被收去了, 两根小辫子就垂下来。发梢尖尖的, 她不由自主地用手不停地绕她的发梢。
“你别玩那个!”审讯员说,“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 什么事?”
“梁立志是国民党员,”王太太说,“我们劝他脱党, 他脱了党, 就把党员证扔在炉子里烧了。从那以后, 他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解放后过了三个月, 他回原籍去自首。这三个月住在我们那里, 不就是包庇反革命吗?”她这是想给自己加上个罪名。
开头两次提讯, 审讯室门口有三个站岗的, 那样子真是又怪又可怕。她想:“这些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
审讯员问她:“你害怕不害怕?”
王太太说:“我不害怕。”
提讯常常在夜里, 刚刚躺下, 铁门咔嚓一声开了:“提讯!”每次她从监房出来, 总是一边走, 一边求天父给她当说的话。走到审讯室门口要喊一声:“报告!”这时她就求天父预备她的心, 带领她说该说的话。有一次审讯员问她:
“王明道讲道, 你讲道不讲道?”
“我不会讲道, 不过有的时候在我们妇女聚会里我也讲。”
“你怎么讲? 你讲给我听听。”
在她被捕之前, 她们妇女聚会正好查罗马书第二章, 她就把这段话讲给审讯员听:“圣经上说,‘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常会批评别人, 可自己多少时候还就犯这个毛病。不说别人的错时, 自己还不犯; 正说人家错时, 自己倒犯起来了。”说了这话以后, 她想:
“哎唷, 坏了, 他可能想我在假藉机会说他了。”还好, 审讯员没说什么。
对王太太的审讯没有接触到什么实质问题, 政府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王先生身上, 因为他们想只要王先生转变过来, 王太太就跟着过来了, 其实他们估计错了。

令狐药师

第 十 九 章 在 审 讯 中

到了九月, 天渐渐凉了。王太太夜里没有被子盖, 白天身上穿的仍旧是那件短袖衬衣和衬裙, 而且仍旧光着脚, 没有袜子穿。她向政府要求取衣服, 政府答应了, 就叫她开条子。开完以后, 管理员对她说:“你给王明道也开一张, 取他日常需要的东西。”她就又开了一张, 取他的被子、褥子、衣服等, 还给他要了一副眼镜, 因为王先生被捕时戴的那副眼镜掉在地上摔坏了, 现在要的这副原是备用的。王先生是高度近视眼, 不戴眼镜跟人家讲话, 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 更不用说脸上的表情了。所以被捕后这一个月来, 他感到非常不方便。
东西取来之后, 管理员把王先生的那份直接送到他监房里去, 并且对他说:“你老婆给你送东西来了!”老婆送东西来, 当然说明老婆在家喽, 王先生当时就信她还在家里。管理员所以这么说, 是为了跟审讯员在审讯室所说的话一致:“捕的是你, 捕她干什么?”显然, 他们二人所说的跟派出所那位户籍警所说的互相矛盾。
九月下旬, 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你写写刘景文的材料。”
王先生心里想,“她有什么材料可写的啊?”但又不能不写, 于是就写了一句:“她也反对共产党。”他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他一进监, 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 所以他想每个进监的人必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时他对王太太的被捕与否, 开始有些怀疑了。到了十月初, 管理员给他送来一双冬天穿的旧皮鞋和一条新棉裤。放在炕上, 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旧皮鞋是他每年冬天都穿的, 那条新棉裤却是从未见过, 他想一定是他被捕后, 王太太在家里给他缝的。现在必是她也被捕了, 同工迟太太给她送东西的时候, 也把这两样东西给他带来了。从这以后, 他就认定王太太也在监里。其实无论是迟太太或是王太太, 她们都和他在同一天夜里被捕了。
审讯室的审讯员和监房的管理员是密切联系着的, 而且同监犯人的所作所为, 也多少都有管理员的授意或暗示。他们掌握了王先生胆小的特点, 从审讯室到监房都采取同一策略, 就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审讯员不好随便说的话, 常常藉着监房犯人的口讲出来。而且他们说话的口径十分相似, 以致王先生都分不清什么是政府的政策, 什么是犯人的胡说。
在审讯室, 审讯员向王先生交代政策:“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监房的犯人跟着就说:“你认的罪越多, 出去的越快。把自己说的越坏, 越说明你老实。......”而且还说:“你不认罪, 审讯员一翻脸就把你拉出去枪毙, 叫你死得很惨。......”他们就是这样昼夜地逼他、恐吓他, 使他整天生活在恐惧中。
共产党有一整套很强的政治逻辑。你不接受则已, 一旦接受了, 就得跟着它往前跑。政治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接受这一套逻辑, 并且把它贯彻到你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监号里的政治学习是在更加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 作为一个犯人, 你只有唯唯诺诺, 没有别的出路。
审讯一直进行下去, 对王先生的审讯总计有几十次之多。一般地说, 审讯员并不直接教给你讲什么和交代什么, 而是诱导你往那条路上走, 让你从自己口里, 讲出政府要你讲的话来, 并且按照政府的意思把问题交代出来。事实上你不这样交代也不行。
九月初旬, 审讯员启发王先生交代一个问题, 就是“在教徒与非教徒、以及教徒与政府之间制造对立。”王先生说:
“李处长跟我谈话时, 劝我们基督徒不要老跟不信主的人那么格格不入。我说:‘这不能怪基督徒啊, 因为他们到处受人歧视。’李处长说, ‘这事我们也知道, 以后我们要教导这些人不要歧视基督徒。’”
过了些日子, 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我见过李处长了, 他没有说过那个话。”
李处长明明说过, 哪年、哪月、哪个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员竟说没有那么一回事! 这可把王先生气昏了, 他随即喊了一声:“天哪!”因为几天前审讯员跟他说过,“这里是法庭, 不许你再提‘神’字。”于是他就不敢再提‘神’了。但他喊天, 还是指着神说的。这件事又把他逼到一个地步, 必得承认那是他自己的罪行。
在审讯室, 只许你说政府要你说的话, 不许你说真理, 与政府的意图有抵触。有一次审讯时, 审判员提到控诉的问题, 王先生说:
“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
审讯员没有办法反驳他, 就诉诸恐吓:
“你还是保持你那个立场!?”
这句话的份量相当重, 他害怕了, 唯恐审讯员一变脸, 就把他拉出去枪毙, 于是认错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我说的话可能有些是不合适的。”
审讯员为了压他赶快交代问题, 就尽量说些恐吓的话。他为了得释放, 就一步步退却, 把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地步。
* * * * *
王先生的失败始于八月七日之夜。七日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 那样勇敢, 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 而且失败得这样惨, 简直判若两人呢? 一九九零年当他被问及此事时, 他很坦白地说:
“解放后不久我曾去天津, 看见在一片砖墙上用白漆写的四个大字ΔΔ‘宗教自由’。我说这就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 告诉全国信徒说: ‘不要害怕, 信仰自由。’我很相信这话。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 所以我才发表了那么多为信仰争辩的文章。
“我的失败也和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胜利有关。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 势力那么大, 我都始终没有屈服, 我还怕什么? 《东莱博议》上说:‘天下之事胜于惧, 而败于忽。惧者福之源也, 忽者祸之门也。’我失败就失败在‘忽’和‘不惧’上。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忘记了我还是个人, 我还有肉体呢! 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 还是共产党可怕? 我说:‘还是日本人可怕, 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 我能跟他们讲理。’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 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