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有容乃大

西安事变：“杀蒋”与“放蒋”的艰难抉择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一传出，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报刊一片哗然，焦点是怎样对待蒋介石——是杀是放，成为“战”与“和”的关键。

　　杀蒋：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者，杀也。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西安事变爆发前，鉴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而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弱小，根据地狭小。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西安事变爆发后，形势陡转，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而张、杨、共“三位一体”，于是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上) ,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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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认为，要稳定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它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争取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桂系，以达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也要争取这股力量抗日。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取领导作用。将来，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我们党应该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同时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朱德发言较短，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他提出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撰写回忆录，写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于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闻天对于杀不杀蒋没有吭声。他在最后发言中，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更不主张“审蒋”、“除蒋”，反而强调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应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最后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 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当时持张闻天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主张。

有容乃大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向张学良发出贺电，祝贺西安事变一举成功，“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提醒张要将“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最紧急任务之一是“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一文电，把蒋介石称为“元凶”，“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显而易见，也是要“审蒋”、“除蒋”。文电还回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虽未公开赞同“审蒋”、“除蒋”，但在12日21时和13日中午与毛泽东联名发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赞同“审蒋”、“除蒋”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远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此电被斯大林扣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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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反对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便从保安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先后发出三次电报。前两封电报转述了张学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一封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并说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将前往，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在13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告知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其性质和中共的应变设想外，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发生，始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收到中共中央的数次电报后，对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断置之不理，反而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

　　有学者指出，这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有关。1936年前后，苏联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认为张、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社论指出：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有容乃大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合的口号。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15卷)

　　共产国际回电，只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四个条件，而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杀蒋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确提出“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然而，中共中央18日“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就是所谓的“乱码电报”。有学者对“乱码电报”提出质疑，认为两封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因而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苏联考虑到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于是通过共产国际批评中共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步骤，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的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毛泽东只得在(12月17日)给张的回电中安慰说：“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让张学良相信苏联报刊所发文章只是外交辞令。这里，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收到电报或从国内外报刊上晓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即远方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介绍了他在1937年11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斯诺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斯诺还记述，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勃然大怒，一边咒骂一边跺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也写到此事：“正当中共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毛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这里，特里尔也是引用斯诺的叙述，但他在采访黄华时，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证实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并译出。真相如何，有待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或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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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7日，周恩来抵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 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 则蒋安全无望。”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对蒋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 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国民党中央“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电文最后指出：“本党相信, 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 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20日，中共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的明确指示后，公开的态度从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释放蒋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张，不过还是特意删去了“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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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即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加强军政训练，待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于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红军将士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存亡之紧要关头，红军愿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红军改编的条件。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后为王稼祥），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所属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和红军第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军第27、第28军等部编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红军第29、第30军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同时，八路军在延安设立后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太原、兰州、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8月29日，正式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在前方军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师、旅政治部及团政治处的名称。任命聂荣臻为第115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120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129师政治委员（后为邓小平）。从而，在组织上和政治思想上有效地保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征，第120师主力和第129师主力先后于9月3日和30日，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总部于9月6日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执行开创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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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于9月下旬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一个新的军，提议以叶挺任军长。
       
叶挺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建议用“新四军”的番号来命名这个新组编的军队。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境内14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1月3日，叶挺应中共中央邀请到达延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叶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叶挺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2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叶挺奔走于南昌、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参加新四军的斗争。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一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一面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和尖锐斗争，胜利完成了改编任务。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对外办公。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驻南昌。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4支队由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全军共1万余人。

　　2月至4月间，在江南的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在江北的第4支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江西南昌移至皖南歙县之岩寺（同年夏移驻泾县云岭）。

　　5月，新四军各支队实行战略展开，开始了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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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的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正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并请求八路军配合侧击日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山西，振奋八路军军威，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重要胜利——平型关大捷。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省灵丘县西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21旅团一部，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9月14日，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派出侦察部队调查平型关地区地理情况和敌情，为平型关歼敌做各种准备。23日，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集干部会议，作出初步计划。24日，第二集团军、第六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8旅一部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4日晚，林彪在电话上同孙楚说：“萃崖（孙楚字），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25日零时，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出发，涉急湍山洪，在拂晓前到达指定地区，把全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公路南侧山地的边缘上。343旅之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687团，口袋底是第33军之独立8旅，115师第344旅，688团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使得进攻平型关敌人完全处于包围圈的伏击之中。八路军同时又以一部从关沟出发，主动接应郭宗汾的出击部队。此时战士们只着单军装，又破又烂，经半夜冒雨急行军早被汗雨湿透。晋北9月下旬夜间气温已很低（9月19日中秋节，平型关、恒山、雁门关一带曾降大雪），战士们又冷又饿，但伏于湿地、山岩上待命，士气高昂。

　　25日晨5时半左右，敌第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聂荣臻传令：沉住气，无命令不许开火。等敌板垣师团第21旅千余人及汽车、大车300余辆进入伏击圈后，115师某团5连连长曾贤生率全连首先向敌冲杀，用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敌人退路被截断，于是拼命冲杀，反复争夺公路两侧的制高点——老爷庙。敌人争夺失败，预示着被围歼的灭顶之灾，于是企图冲破独8旅阵地逃命。独8旅把一线配备改为纵深配备，拼死抵抗。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7日白天，敌人终未能冲破包围，敌板垣师团21旅遭歼灭性打击。因敌人死不缴械，千余日军全部被击毙，我军伤亡也很严重。据阮受贤回忆，115师约有900人伤亡。《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认为：我团营干部5人负伤，以下近千人伤亡。第5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连长曾贤生壮烈牺牲。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出击部分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之险厄。

有容乃大

抗日规模最大最惨之淞沪会战：碎日本速胜迷梦

　“八一三”淞沪会战，90天顽强抗击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淞沪会战自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月12日我军西撤结束。

　　战役概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侵占北平、天津以后，日本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士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开枪打死1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击毙日军官兵2名。日本遂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大举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投入陆、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动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狂妄地宣称1个月内占领上海。我国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中正(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设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中央军(总司令张治中、朱绍良)、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和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部份省市保安总队，总计兵力约70余师，奋勇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