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有容乃大

再次与日军肉搏

　　5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增调了两个大队和三个中队的炮兵，总集结兵力达8000多人，却依旧被赶回嫩江南岸，留下700多具尸体。省防军卫队团骑兵连中校连长张鼎新、一营桑排长殉国，士兵伤亡200余人。

　　5日的战况，据后来李顿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所述：“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得关于此项情报（即4日战役之情况）之报告后，立派大批军队前往增援。是日（4日）晚间有步兵一营开到，日军得援，乃于11月5日拂晓，重取攻势。经2小时后，到达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据滨本大佐本人致调查团报告称，中国军队在该地有极坚固之战壕，并有自动机枪70架，日军之攻势，至此完全停顿。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

　　11月6日凌晨2时，天还未亮，日军开始更加猛烈地炮击。日军铃木旅团数千人前来增援，加上多门师团所余人员，共计1万多人。

　　4时，在飞机、野炮的配合下，日军第三次冲过江桥，向守军发动全线猛攻。

　　日机乘着中国守军一无空军二无高射枪炮的劣势，疯狂地进行低空轮番轰炸扫射。日军炮兵阵地也增加了多门大口径火炮，瞄准我大兴主阵地倾泻爆炸力最强的炮弹。

　　这时，马占山直辖的步兵第三旅二团派两个营前来增援，和固守阵地的将士合力抗击从正面进攻的日军，双方拉锯多次，争夺异常猛烈，一直打到将近中午。中国守军主阵地几乎被日军枪炮摧毁，来不及补修，难成掩体。当日军再度逼近我军时，我守军索性跃出战壕，端枪冲上，与日军肉搏。

　　接连3天的阵地战，我军总共毙伤日军及伪军近4000人，我军伤亡近2000人。

　　第3天的激战结束后，大兴阵地的工事已被全部摧毁。

　　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当机立断，下令我军变换阵地，将主力撤到距大兴站18华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防线。

　　恶战三间房

　　三间房，原是齐齐哈尔通向泰来的一个村落，北距齐齐哈尔70华里。自从洮昂铁路和滨洲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了北满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

　　日军欲夺取黑龙江省城，过了江桥和大兴站，必经之地就是三间房。

　　黑龙江省防军主动有序地撤离大兴阵地，让日军一时摸不着头脑。

　　11月6日黑夜，日军用重炮无具体目标地向前伸延轰击，直到7日凌晨1时停止。

　　7日早5时许，日军骑兵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冲进大兴阵地。大兴车站空无一人，阵地上看不见一具阵亡士兵的尸体，也没有一件失落的武器。

　　日军没遇到伏击。滨本命令骑兵从大官屯和小新屯出发，顺公路进攻中国军队尚未占稳的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阵地。他没料到潜伏在树丛和苇塘里的中国守军孙鸿裕团，突然跃起猛击。日军骑兵马失前蹄，人落鞍下。旅长吴松林派骑兵乘势自北向南向大兴站发起反攻，日军处于夹击之中。双方在马上刀刃相见，激战至中午，日军丢下成百具尸体，被迫停止进攻。我三间房阵地如同在门前滚过了一阵惊雷急雨，纹丝未动。

　　日军北进受挫，变得谨慎起来。日军多门师团长下令出动空军，对我三间房阵地狂轰滥炸。七八架日机飞抵我三间房阵地上空，低旋投弹，阵地上黑烟暴起，沙土飞扬，守军士兵伤亡不断。

　　多门疯狂地喝令日机轮番不停地轰炸。我军阵地许多官兵倒在敌机轰炸的血泊里。士兵们不惜牺牲，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射击，竟击落一架日机，坠落在阵前。

　　炮手们把平射的山炮坐落在坑内，将炮身崛起，朝日机连开数炮，又击落了一架日机。

　　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11月12日，沉寂了4天的江桥终于不再沉寂了。

　　下午1时许，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日军约500骑兵向中国守军第二道防线左翼最薄弱的乌诺头、张家花园和三间房等处猛攻。我阵地多处告急，据守在左翼前沿的吴松林旅奋起抵抗，激战40分钟，迫使日军退却。战事稍停一个小时，日军以重炮8门、飞机10多架地空联合轰炸守军阵地，由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指挥的左右翼，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中路，共计7000多日军分三路呈口袋式的进攻阵势向我三间房推进。

　　我守军战壕被敌炮火截断，多处失去防御作用。前方总指挥苑崇谷旅长万分着急，恰值马占山赶到三间房阵地，立即下令增派张殿九旅孙鸿裕团进入一线参战。

　　马占山临阵指挥，三个旅合成一体，士气顿时高涨，抗击越来越猛，一直血战到傍晚6时，日军终于招架不住，在炮兵的掩护下，不得不拖着死伤的日兵撤退。

　　日军撤出后，双方又炮战多时，直到晚8时多，才停火歇战。

　　马占山急电驻扎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的程志远第二骑兵旅的两个团，星夜开到昂昂溪，同时命令三间房总指挥部进驻距三间房30余华里的昂昂溪火车站。

　　11月13日早5时，日军出动500余名步兵，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直冲我乌诺头阵地，企图集中力量突破我防线的一环，直插我军腹部。在吴松林旅长的指挥下，将敌人遏制在阵前，双方交战到上午10时，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到了太阳落山，天色漆黑的时候，日军炮火再起，天边一片血红。日军旅团长天野指挥步兵一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共约3000余人，配以野炮30余门，重炮8门，由正面向我阵地进攻。

　　日军旅团长长谷则指挥步骑混合联队约2000余人，自正面绕往景德镇一侧向我军进攻。

　　日军发动的夜战比白天凶猛数倍。中国一方的苑崇谷、吴松林和张殿九三个旅长一齐上阵，在各自负责的阵地上挥刀督战，合力顶住日军的冲击压力。从晚8时直打到午夜12时，日军再次败北。日军趁双方激战之机，将江桥修复完毕。

有容乃大

双方调动力量增援

　　11月14日，天未放亮，日军以小股部队偷袭我军汤池和蘑菇溪之间的第二道防线，试探中国守军的虚实。天亮时，敌人出动飞机掩护700余步骑兵猛扑我军阵地，用重炮轰击我方工事。占据大兴站的日军以10余门大炮作掩护，在坦克的配合下，向我军阵地压来。

　　日军的进攻目标集中，中国守军一时难以调集支援。为了减少敌人炮火下的损失，守在战壕内的士兵上好刺刀，跃出战壕迎着敌人展开肉搏，压倒了日军的气焰，激战至早8时，日军不得不溃退。

　　中国守军利用暂短的时机，重整防线，苑崇谷总指挥命徐景德和萨力布两个团扼守蘑菇溪，又调卫队团两个营补充到位。两个小时后，日军长谷旅团长指挥骑步兵2000余人，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股呈包围攻势，由左右两侧夹攻通向三间房阵地的前沿阵地汤池。

　　中国守军用迫击炮集中打击日军密集的部位，将日军前后联络截断，至上午11时40分，日军招架不住，再次退却。

　　日军连攻3日不见起色，损失严重，天野、长谷、铃木和森连几个旅团长所辖的兵力已经精疲力竭，难以再战。多门师团长不想将他在满洲建立头功、足迹遍辽吉两省的心腹之师全部葬送在江桥一战。他不得不下令停火休整，并向日本陆相连发急电，速求调集援军后再全力大战。

　　11月15日、16日两日，三间房第二道防线再度沉静下来，日本政府调驻朝鲜弘前第81混成旅团和本土广崎混成旅团分别开拔，经两天抵达东北，由专列运送到四洮路抵洮南站，转赴嫩江江桥。

　　中国守军一方，仅有绥化县李云吉率领的保安大队1000余人前来增援，改编为第一独立团，加入正面阵地。

　　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

　　11月17日，又是拂晓时刻，日军开始了向我三间房阵地进攻，战事非常激烈。

　　江面已结厚冰，泥沼完全冻结，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可以在江面任何一处开足马力行进，加上日方大批援军已到，此次来势必凶猛异常。

　　早8时，马占山亲临三间房阵地，命令涂全胜团长率骑兵抄敌后路，让敌后顾有忧。涂全胜率骑兵飞速突出，一度占领被放弃的大兴站，并直抵嫩江大桥，但骑兵只能攻不能守，没有后续步兵跟上，只得拨马退回。

　　此次进攻，日军增至3万余人，统由多门师团长指挥。

　　一路日军为长谷旅团长的旅顺炮兵联队约4000余人，攻我正面阵地。中国守军为苑崇谷旅全部及步兵第三旅李少峰团，计3000人。日军以骑兵扰守军左右两翼，步兵主力正面进攻，反复冲锋10余次，均被守军击退。从凌晨战到深夜，20多个小时战事始终未停。

　　二路日军为朝鲜混成旅团骑兵两联队，攻我守军右翼英老爷坟、汤池一带。该地守军为第二骑兵旅程志远部。

　　三路日军为天野旅团全部，配以4辆坦克，攻我守军左翼韭菜沟、前后官地、新立屯一带。该地中国守军为第一骑兵旅吴松林部刘斌、萨力布两个团。

　　中国守军步骑兵共计4000余人。日军数倍于我，轮番冲锋10余次，多有喘息之机。而我方阵地全部兵力均在最前沿，不得稍有松懈，甚至没有一隙进食充饥的时间，加上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后运未到，爱国将士疲饿不堪，全凭一股强烈的民族大义支撑，奋勇杀敌。

　　就在11月17日这一天，南京中央电台广播：国民党第四届全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

　　尽管没有派兵援物之意，决议中将主席去掉“代理”二字，又晋以“上将”待遇。决议传谕到前方，将士无不欢呼雀跃，期望后援成为现实。

　　同一天，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直接致电马占山将军，称中日两国事件，应由外交解决，日本政府已令日军遵照外交解决，希望将军停战，勿再扩大等等。

　　马占山当即复电，表明日军如果撤出黑龙江省疆域之外，一切事项可由外交解决，否则只有我守土有责等语。

　　向第四道防线转移

　　11月18日，一夜未停的鏖战，到凌晨2时，日军坦克冲进我军阵地，掩护步兵和轻机枪队，扫射前进。守军战壕外设置的木桩铁丝网被损毁，防御地堡多被砸塌，各团、营阵地被机枪炮火断隔，不能相互策应。日军骑兵从大小新立屯的左后方形成包围，守军腹背受敌，在战壕内占据不住，被逼跳出战壕与敌人肉搏，但是我军人数过少，守军骑兵的多半马匹伤亡，不能整列拒敌。

　　由于战事时间过长，守军弹药将尽，且炮身连发过多，热度过高，频出故障，实难对垒相持，不得不边打边撤，进驻蘑菇溪新置阵地。

　　马占山趁势率手枪队反攻，下午3时，中国守军夺回三间房阵地。

　　正当马占山督师和日军拼杀的时候，涂全胜团长率部迂回大兴站，于中午12时绕到敌人身后，将敌军多门司令部包围，击毙日军官30余名，并虏获多门师团长的汽车，车内有金票10余万元。扼守在战壕内的日军，被守军全部歼灭。

　　中国守军趁势向大兴站反攻数次，但因激战两天一夜，损失过重，不得不撤回蘑菇溪阵地。

　　马占山不忍在敌我相差悬殊之际，把忠勇无畏的将士全部拼尽。18日下午，他沉下心，下达了总退却令，守军向第四道防线乌黑马防线转移。

　　下午5时，马占山乘指挥车由蘑菇溪返回省城，仅带随从10余名。路过大民屯发现百余名日军骑兵向我阵地后方包抄。马占山跳下汽车，占据一座小高地，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将敌击溃，脱险返回省城。少校副官魏道五阵亡。

　　19日，日军一联队追击我转移守军，在杨家屯被全数歼灭。致使多门确认黑龙江守军撤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敢再贸然追击。

　　至此，嫩江江桥抗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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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16日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在沈阳召开。

　　日本在密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就在酝酿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熙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地区的伪政权。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抵达旅顺。

　　1931年底，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

　　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2月16日，东北各省的汉奸头子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伪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2月17日，建立了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2月18日，发布《独立宣言》，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伪满洲国。

　　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为“执政”，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称为“新京”。2月29日，日本方面决定，溥仪为“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在长春举行溥仪“就职典礼”。随后，溥仪与本庄繁签订了日满密约，将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9月15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双方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认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1934年4月，“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当“皇帝”，年号为“康德”。溥仪终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当上了儿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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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 马占山任总司令

　4月7日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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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先策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中及国际社会上反法西斯的呼吁声中，蒋介石却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二年，迫于舆论压力的蒋介石又在庐山会议中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借以平息众怒。

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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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惨案骨池遗骸叠压 日军为毁罪证曾集中焚烧

受访人 周学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

　　记者：请介绍一下日本侵略者当年实施的暴行。

　　周学良：在平顶山惨案遗址馆近400平方米骨池中，一具具遗骸枕藉叠压，纵横交错，仍保持当年被屠杀时的惨状。当年，日军屠杀后，为销毁罪证，于第二天将四处分散的遗骸集中进行焚烧，并于十几天后放炮崩山，掩盖罪状。由于焚烧和放炮崩山，很大一部分遗骨已经被毁了，现在陈列的都是比较完整的遗骸。在骨池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很多孩子的遗骸。根据幸存者回忆，中间的位置当时正对着日军用布蒙着的机枪，当机枪开始扫射时，站在中间的村民来不及逃跑，一排排地倒在血泊中，这里也是遗骸最为密集的地方，最集中的一处仅1平方米的范围就叠压着8具遗骸。遗骸中，有一具襁褓中的婴儿遗骸，可能还没有满月，在他身下被烧成灰烬的就是当年包裹他的小被。一具遗骸的头骨上有很明显的一道刀痕，应该是日军在二次屠杀的时候用战刀砍的。累累白骨，件件遗物，都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平顶山惨案的铁证。

　　记者：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纪念馆做了哪些工作？

　　周学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根据时代的特点不定期地改进展览，例如现在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史实展》就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煤矿的巷道、义勇军进攻示意沙盘、密谋策划场景复原、大型屠杀场景复原雕塑、死难者名录墙、幸存者证言等，是展览中参与性较强的项目，增强了教育效果。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针对小学生、中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和街道社区居民分门别类，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编辑了《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故事》作为《中国纪念馆故事》丛书第一辑出版。

　　纪念馆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做好中外交流。自2005年开始，与社科院及日方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对日诉讼辩护律师团等单位和团体联合举办平顶山惨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9届。通过研究活动，将平顶山惨案问题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纪念馆还走出国门宣传平顶山惨案史实，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军暴行。今年的9月6日到9月9日，《平顶山惨案图片展》已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图书文化馆展出，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平顶山惨案的事实真相，从而更加珍惜中日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友谊。

　　1932年9月15日夜，一支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途经平顶山村，袭击了日军侵占的杨柏堡采炭所等地。 9月16日上午，侵略者疯狂地进行报复，将平顶山村村民驱赶到平顶山下，残杀近3000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村附近的栗家沟和千金堡，将200多名村民残忍杀害。为掩盖其罪行，日军用汽油焚尸，放炮崩山将全部尸骨深埋在山下，烧毁全村800多间房屋，将平顶山村夷为平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为悼念殉难同胞，铭记历史，1951年，抚顺市政府在惨案旧址的平顶山上立碑纪念。 1970年，抚顺市政府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1972年9月16日正式对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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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2.日军进攻山海关

　　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阻塞，雄关紧扼隘口，素有“榆关天险”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就允许帝国主义屯兵驻扎。日军营盘距山海关城不过2公里。1932年11、12月间，日本关东军就向由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中国方面，驻守山海关者为东北军第九旅，六二六团1个团的兵力，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1列铁甲年，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国民党政府竟以“事出误会”处之。

　　日本侵略军调来步兵3000多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两艘。在1933年1月1日发动了侵榆战争。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闻变后，星夜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已甚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日军突用海陆重炮及空中投弹以大炮掩护进攻，并有飞机十数架低飞轰炸。我方当即猛烈还击，用机枪猛烈阻击，近则以手榴弹投杀。士兵们无不奋勇当先和敌人浴血奋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肉搏，伤亡十分严重，六二六团三连连长关景泉、二连连长刘虞宸、四连连长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一营长安德馨相继阵亡，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突围。坚守城池的六二六团，阵亡官兵400余人，负伤300余人，驻军眷属遭杀害者亦有10多人。

　　日寇进攻山海关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1月5日东京陆军省公布：“截至4月7日下午7时止，榆关日军计阵亡军官4名，下士官以次15名，负伤军官3名，下士官以次99名，总计死伤120名。”这是一个远违事实的宣传数字。据实际调查，日军伤亡总计在四五百名以上。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3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据不完全统计：山海关城内外商号毁于炮火者500户以上，民众伤亡达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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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1933年5月26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在同盟军内建立了前敌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十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9月底至10月中旬同盟军遭到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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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的确定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无作战部队），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据统计，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有容乃大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20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声称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