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有容乃大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利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也英勇作战，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基本上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有容乃大

1938年汪精卫如何踏上万劫不复背叛道路？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有容乃大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有容乃大

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愿意与日议和。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言论更公开而急迫。尽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称为“重光堂会谈”的秘密谈判。“重光堂”会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间表。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黄美真教授介绍。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汪精卫没有军事权，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国西南，像龙云、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建立一个政府，促蒋和谈。”黄美真说。为此，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龙云也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有容乃大

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南昌会战，首当其冲。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武汉形成包围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有容乃大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有容乃大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体现了抗日的高昂意志。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名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有容乃大

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许多相关著作，史料单薄，内容大而化之，不是可信度不高，就是尖锐的斗争，辩论无聊的话题，如抗战爆发时间，田中奏折真伪，谁是抗战主力等话题，但对历史研究意义非常有限。近日，非专业研究者谭飞程的《赣北兵燹：南昌会战》面世，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南昌会战的专著，在抗战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中日史料对照辨析

　　中方的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

　　国内主流抗战史研究的短板是，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基本局限于一方的材料，比如对中日外交研究，甚至日本内部发展，都极少使用日文资料，即使有也是中文翻译(部分是删减本)版，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作者根本不懂日文。《赣北兵燹：南昌会战》利用了不少日文材料，既有原始档案(来自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有部队战史，资料书。还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共计60余种，这在国内抗战史研究(甚至是中日关系)中是非常罕见的。

　　而对于中方史料，使用更是丰富，不但有档案，口述，年谱，还有网络资料。这些对于一个非学术圈，甚至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有了这些是否一定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战报受主观影响很大，当时中国所有电报，战报统计数据，都不太可信，特别是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均带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叙述上有时代政治色彩，不可轻信”。(序言6页)在第11章附注部分作者分别指出了中、日双方史料都存在夸张，不可靠部分(194-195页)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着很高的警惕性，没有被双方原始记录所迷惑和误导，凸显了深厚的功力。

有容乃大

情报、指挥、后勤均不及日军

　　南昌会战，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

　　南昌会战，从战略上讲日军略胜，但相差不远。中日双方均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日本方面看，夺取了南昌，打击了中国第九战区的抗战主力，但是未能有效歼灭。从中国方面看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第二阶段没有日军详细的伤亡数字，但很难认为受到严重损失。(372页)

　　从战术层面讲，中国方面一败涂地。在情报工作方面，中国情报收集单一，效果很差，采取都是人海战术和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弥补。虽然有个别灵光一现的时刻，但总体讲对日军的动向，部队内情基本属于半盲的状态。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当面日军的判读有了明显提升，没有特别荒诞离谱的地方，这主要得益于根据日军尸体上搜集的部队信息、文献材料和审问战俘。

　　而日军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派出大量人员，使用各种身份和不同方法和手段(如使用航空手段对军队的行军路线)，了解中国军队的信息，这使得双方在交战前对对方了解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战争开始后，日军的情报水平却没有明显的提升；在武器质量、士兵素质、后勤的补给三个影响战争重要的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从指挥上看，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过于怀疑基层的执行力，罔顾当时的不利局面，顽固地要求部队去限期夺回已经失陷的南昌城，把自己不久前所说的不以南昌得失为要，可以不重得失的话，完全抛弃。

　　而前线指挥官罗卓英则属于长于谋划，短于决断的典型，在部署修水防线时，他极为用心，战争过程中也谋划了很多反攻和调整，努力改善局势，但他高估自己的实力，做出很多部署但都远远落后于形式，特别是对日军的攻击方向判断延迟或有误(375页)而对冈村宁次作者明确指出：“为日军将领中的佼佼者，知人善任，作战中对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到位，调整及时，始终左右着战场的主动权”。唯一缺陷就是误判中国的第19集团军已经溃灭，急于占领南昌城，未能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376页)

　　从以上多面总结可以看出，这次会战的结局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多项因素的组合，也是中日双方在战争初期阶段总体实力的对比。

有容乃大

整体落后导致作战劣势

　　日军的粮食供应和武器装备，远非中国军队可比。

　　做抗战历史，中国学者基本都是预设立场，愤怒声讨侵略者，著作中大量情绪化语言，但对史实重建，事件来龙去脉，弄不清，使用统而言之的做法。本书作者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互联网出现的为汪精卫说好话，或曰翻案的文章，作者则明确指出：“如果说低调俱乐部成员，放大了中国的困难，忽视了日本的困境，对抗战局势产生误判，还可以说是当局者迷，那么重光堂会谈一波三折之后，面对明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条件，还要往里面跳，那就是汉奸无疑了。而某些史学专业人士(非近代史领域)面对如此清晰的历史，还要信口雌黄，那就比汪、周之流还要不如了(序言5页)。”简单两句话，点出了翻案者的愚蠢头脑和下贱人格。

　　历史研究要针对历史条件。当时中国整体落后，这种落后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不能将抗战责任完全归结到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人的头上(序言7页)。作者在书中列举，南昌会战前后，日军106师团记录显示，日本士兵每人每天640克精米，200克精麦，150克罐装肉，20克浓缩酱油，而军马则是每天大麦2.5公斤，食盐30克，其他饲料则就地搜集(60页)。从这些简单数字，可以清晰看出中日之间在后勤方面的悬殊差距。从部队的武器装备看，日军除去步兵师团外，还有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独立迫击炮大队，独立攻城重炮大队装甲兵部队。同时为了更好发挥上述武器单位的作用，日军专门配置了一定规模的测绘、工兵部队。同时还配有一定规模的空军，用来配合作战。这些都是同时期中国军队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的。

　　总体讲，本书是一部难得的抗战军事研究杰作，是献给那些在这场全民族卫国战争中献身官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