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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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盒火柴=l只羊”或“10盒火柴=l头牛”

　　　　　　　　　　　 ——沙俄对乌梁海的经济琼夺

　　从十七世纪初，沙俄的侵略魔掌就伸进了唐努乌梁海。1616年曾有沙俄哥萨克从托木斯克到萨彦岭一带窥探，接着沙俄派瓦西里丘麦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首次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活动。从1634年到1666年间，沙俄曾先后数十次派人到这里活动，企图拉拢当地一些封建上层归附沙俄。

　　沙俄侵略者在向该地区不断移民强占这里的土地、森林、水流和矿藏的同时也向这里输人商品，并采取不等价交换和欺骗性的高利贷活动掠夺财富，在其移民中培殖地主和资本家，而把当地人民变成沙俄地主和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建立实质性的殖民统治。

　　最初，只是沙俄哥萨克在边境同当地居民进行零星贸易，每年最多不超过六千卢布。到1840年，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每年达一万卢布左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边境实行免税贸易。西伯利亚俄商纷纷涌人唐努乌梁海地区。他们在这里建商站、修仓库、开店铺，俄商逐渐增多，并有部分定居下来。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经营的行业达七十多种，1907年，俄商在康努乌梁海的交易总额达二百万卢布，约占唐努乌梁海地区商业总额的一半。到1911年，整个唐努乌梁海市场都被俄商独占了。

　　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的不是贸易，而是掠夺。他们用布匹、烟草、斧头、菜刀、火药、火柴等小商品，不等价换取当地人民的牲畜、羊毛、兽皮、黄金等。

　　1小盒火柴换1只羊，10盒火柴换1头“托尔巴克”，即1岁的小牛犊，它是乌梁海主要的货币单位：在那里用羊、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有“领头的”公牛（四岁）进行计算。

　　当地居民索约特人酷爱和平而不好争斗。他们还特别喜爱赊购商品。俄商抓住他们这些特点对他们进行敲诈。俄商们想方设法把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赊给他们，因为索约特人在每个“苏尊”（乡）里都有连环保，过后，商人就通过官吏和诺颜向“苏莫”加价补利地索要全部债务。未能如期付款的欠债人连最后一只羊也被牵走，而他们自己还要在脊背上挨鞭子以向村社“补付”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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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俄商分别赊给索约特人400包火柴，说好到春天索约特人向他交同样数量的小牛犊“托尔巴克”。

　　到了春天，这位商人来了，又分别赊给了一批货物，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的事却一字未提。索约特人也没有主动去提自己的债务，这商人就走了。

　　过了一年他又来了，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是一字不提。最后到了第四个年头，他来了就说：“喂，老弟，把我的公牛给我赶来吧！”

　　“什么公牛呵？”索约特人惊奇地问，“我欠你的是小牛犊，托尔巴克”。

　　“嗳！”狡猾的俄商慢条斯理地说道：“这位老弟怎么这么糊涂，三年前我买下它们的时候才是小牛犊呢，现在它们还能是小牛犊吗？我想它们已经长大啦！把四岁的牛给我赶来吧！”

　　索约特人提出抗议。于是商人向头人们去“说理”，那些头人左左为难，但迫于俄国人的压力，最后还是判定商人有理。

　　四百头上好的公牛就这样被讹诈走了。

　　这位“天才”的俄国商人把牛经由蒙古发送到伊尔库次克。这是一条牛群通常走的道路，三个月期间走的全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广阔牧场。到伊尔库次克时，牛都腰肥体胖，可以直接送屠宰场了。

　　在乌梁海俄国商品价格如何，看着下面这个事例就清楚了：在俄国一盒二百五十只的子母扣售价二十到四十戈比，在乌梁海，俄商按只数着卖给索约特人，十个收一张灰鼠皮，即三十五至四十戈比。

　　俄商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获得了千百倍的利润，致使唐努乌梁诲人民负债累累。牧民自己无力还债时，俄商就向其父母亲戚追索，若父母亲戚也无力代还，便由其部族抵偿。

　　在俄商的残酷榨取下，唐努乌梁海人民过着窘困不堪的生活。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曾说过：“商人肯定可被指控为有意剥削不发达的邻国居民。他们用高价赊给这些居民质量低劣的商品，讨债时毫不留情，根本不想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只是企图更快地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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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考察”——“依据”难产，——军事占领

　　1904年以来，沙俄总参谋部波波夫上校多次率众以“科学考察”为名，到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经过“考察”，他反复向沙皇陈述“迅速占领唐努乌梁海的必要性”。

　　他曾建议从乌里雅苏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修筑一条马车道，与西伯利亚快路连接起来。沙俄总参谋部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且明确指出：“计划修筑的这条马车道必将有利于加强我们在乌梁海地区的影响，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便于占领乌梁海，并将使我军的小部队更易进入蒙古，以便把从土尔莫斯坦和外贝加尔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战役联系起来。”

　　1907年，沙俄政府派工程师罗杰维奇以勘察叶尼塞河流域啊源为名，进行军事侦察。

　　罗杰维奇经过侦察后，向沙俄政府内阁会议报告说：“乌梁海确实是俄中边境上抵抗力最小的一个点，但在这薄弱点的后面却是一个富饶的省分。如果中国开始对黑龙江一带地方施加压力的话，那么乌梁海地区就是适于俄国进行反击的地区，在这里可以花费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功。从米努辛斯克径由乌斯往乌梁海修一条设施完善的大道，同时在米努辛斯克再集结一定的兵力，就足以调整俄中关系，而且在必要时也可非常迅速地占领乌梁海。”

　　这个报告得到了沙俄内阁会议的极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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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沙俄总参谋部派波夫上校率领“经济考察”远征队，再度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军事侦察。

　　为了给沙俄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活动作后盾，沙俄政府指定波波夫为国境委员，专门管理俄国与唐努乌梁海相毗邻的国境地带。

　　同年，沙俄派人偷偷拆毁了萨彦岭上的察布齐雅勒达坝界牌鄂博，中国政府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沙俄驻京公使廓索维慈竞说，中俄在唐努乌梁海的边界是尚未解决的回题。1869年所立界烤鄂傅是不妥当的，俄国政府概不承认。……1911年初，沙俄政府的喉舌《新时代报》公然指出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

　　沙俄外文部下令搜集“当属俄境”的依据。

　　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依据”。

　　那天，沙俄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阿布里科索大使馆档案福中找到几分文件。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五十多年前，伊尔库次克总督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档案库里找到叶卡特林娜一世时代的一份文件。上面讲。唐努乌梁汗曾向女皇归顺过，答应每年送几张貂皮作为贡品。随着时间的消逝，汗也找不到，貂皮也没有收到，这块地方同蒙古其他地方一样，成为中国领土了。总督派遣这个官员到唐努乌梁海去，他在那儿发现几块石头的记号，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按照旧的边界，这块地方应该属于俄国。接着，总督就给彼得堡递了一份报告。沙皇批示说，决不允许这一块俄国领土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这份报告转到外交部，外交部怕引起麻烦，向沙皇作了些解释，整个事情便被完全忘记了。

　　公使大人廖索维慈听到有这个：发现就忙把整份文件要来连夜加以研究。

　　第二天一早，笑逐颜开地对阿布里科索说：“这份文件对实现我的打算，是极其理想的。”

　　廓索维慈得到这个“依据”，如获至宝，马上报告沙俄外交部和伊尔库次克总督，总督立即派国境委员波波夫上校赴北京。同廓索维慈密商。

　　在沙皇的指令下，沙俄政府召开了讨论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内阁会议。会上研究了绑索维慈找到的所谓“依据”。结果大臣们失望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有这些外交文件，是远在十八世纪时候的东西，对于要求乌梁海地区属于俄国，显然不能作为进行辨护的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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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依据”的争论整整进行了三个月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912年2月28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沙皇报告：“谨将驻北京代办豆月四日急件第8号呈请皇帝陛下御览，五等文官世清在情报中表示我们立即占领乌梁海区的好处，论证采取此种措施的理由时说，一方面我国对此一地区无疑有法律上的权利，另一方面顺在的政治形势适合这样做。对于上述两种情由的第一种，我认为有义务启奏陛下：波波夫上校证明乌梁海边区属于俄国的依据，波波夫本人也不认为是充分的和完全的，已被奥斯科总档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初（约当我国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界约时）的原文件及地图材料得到下列结论：1727年由俄国和中国全权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摩岭线疆界。划界以后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监督下绘制的边界地图对此也作了肯定。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而我们要占领萨彦岭至唐努乌拉山脉之间的土地的动机，可能仅由我们利益的观点才有采取此种措施的必要”。

　　沙皇却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恰好相反，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利益。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

　　瞧！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了，但是下决心要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了。他所说的“利益”，就是要霸占中国的领土；他所说的“回忆，就是要用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领土的惯伎霸占唐努乌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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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漂亮“二毛”小姐的遭遇

　　沙俄强占唐努乌梁海以后，为了加强侵略势力，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殖民洪流漫延而来。1914年底，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沙俄移民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沙俄移民局打算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使俄国居民数量增加为1915年的十倍。

　　1915年，沙俄移民局的年度报告说：“我国新边区‘萨彦岭南的俄罗斯’的未来远景就是如此。富饶的乌梁海边区接纳了新移民之后，应该完全变成俄国的地方，因为俄国移民在数量上正在赶上土著居民，也许将来可能超过他们。”

　　这些披着移民外衣的入侵者，除了强行霸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牧场和耕地，大搞物质资料生产，个个暴富外，还凭借殖民者之高位随心所欲地乱搞人口生产，演出了诸多人间的悲剧。当时，唐努乌梁海漂亮的“二毛”小姐成群降临人世，而残酷的人世却并不因“二毛”小姐的漂亮而使她们少受劫难。

　　阿尔戈里克河畔，位于五颜六色高人云霄的山岩中间垂直地劈开的一条五到十丈宽，而又曲曲弯弯的缝隙间，流水轰鸣不绝于耳，湍急的河水存流于岩行之固。在雷雨交加、春汛水涨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之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就在这美丽的河畔中游，有一个叫丘尔根的小村。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个个头发蓬乱、面目漆黑，从不知洗澡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生活得恬静、安详、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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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众沙俄移民闯进他们的家园后，这里的一切都开始骚动起来，沙俄警察所长的喝斥、毒打、沙俄移民的抢夺马匹，任意杀食，沙俄军队的严乒守卡，所有这一切，对一向以忍耐著称的丘尔根村民来说还犹可说笑，而最不能忍受的要数沙俄移民对丘尔根人新婚“初夜权”的强占。

　　随着沙俄移民势力的骤增，沙俄人为所欲为的胃口愈来愈大，警察所长擅自作出一顶决定，丘尔根人新婚之夜，新郎应退避三舍，由俄人充任。就为这项决定，丘尔根人奋起反抗。而最终被逐出该地区，流落他乡的不计其数。

　　当时有个名叫宾宁格先的沙俄伯爵。带着妻子到乌梁海边区这一带地方来做蜜月旅行。这对新婚夫妇还带着哥萨克卫队以及厨师、家仆等一大帮人。这位伯爵路过丘尔根，嗅到了“初夜权”的腥味，竟一住数户，亲尝了十几次“初夜权”的滋味。

　　“初夜权”占有的后果。是给丘尔根人增添了为数不少的“二毛’小孩儿。说来也怪，这些混血种的“二毛’小孩儿又大都是女孩儿。

　　这些小女孩，一头金发，碧兰的眼睛，再加上洁白的肌肤，着实惹人喜爱。她们是无辜的，然而，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降生又意昧着什么？

　　沙俄人纯粹是为满足殖民者膨胀起来的兽欲，对她们根本弃之不理，丘尔根人把“二毛”小女孩的降生当成家族、民族的一大耻辱，有辱历祖历宗，哇哇坠地后，有的即刻被扔到尿缸里溺死，有的被抛冤荒野，有的被当地的教徒收养，过着乞丐的凄惨生活。

　　偶尔生存下来的“二毛”女孩儿，处处低人一等，常常是十五六岁还不敢蓄发，甚至眼睫毛都要剪去。无辜的“二毛”女孩们就是在这种扭曲的氛围中艰难地步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年龄越大，心理压抑越强，不少漂亮的“二毛”女孩儿正是春意勃发、青春荡漾之时却走上了绝路，走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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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苏联红军的“战果”

　　沙俄侵略军对唐努乌梁海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激起唐努乌梁海人民极大愤慨，他们对侵略者“侧足而立，道路以目”。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的王公上层，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他们多次以“暴力反对暴力”，“消灭和杀死那些最凶恶、最贪婪的剥削者”，“抢劫俄国商站”，要求重归中国。

　　1930年，唐努乌梁海人民喜出望外，苏联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唐努乌梁海，协同唐努乌梁海军民把沙俄残余白匪军统统赶了出去。几年的殖民地生活结束了，唐努乌梁海人民欢天喜地，在1921年，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土瓦人民共和国。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大沙俄主义的根深蒂固，1944年8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被迫并人苏联版图，中国历届政府未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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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峰回路转

　　　　　　　　　　　　 一、活佛的毒药给谁服用

　　进入1915年后，中国同外蒙古的关系发生了“回复”性的变化，引起举世瞩目。这是由于俄国被牵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外蒙古当局岌岌自危。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

　　1915年10月，中国驻库伦办事大员陈萧和驻乌里雅苏台等地的住理专员到过达外蒙任职。

　　1916年7月，根据《恰克图协约》，在库伦举行了中国大总统册封哲市尊丹巴为
呼图克图汗的典礼。

　　同年11月，在外蒙经商的内地商人在库伦成立了商务总会。

　　1917年，为了整顿在沙俄控制下处于严重混乱的外蒙财政金融，在库伦设立了中国银行，其后又开辟了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运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月，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自治”政府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派“司法部长”、车臣汗部盟长那旺那林和“军事副部长”扎木彦多尔济等到北京，向民国总统和中央政府赠送了大批礼品，表示恢复国家统一的愿望。

　　然而，逐渐醒悟了的外蒙民众和王公上层喇嘛是不满足于外蒙“自治”政府的上述举措的，他们要清算造成外蒙假独立，真傀儡的罪魁祸首。

　　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王会上层的强烈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抛出了杭达多尔济和那木星苏伦这两个替罪羊，不过，这两只羊即使不替罪，也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别的不说，单就他们和沙俄私下进行的肮脏交易就足够了。

　　1912年底，杭达多尔济带领的外蒙“政府代表团”至达彼得堡。为了“奖励”杭达多尔济对俄国的忠诚，尼古拉二世把他“当作一个宫廷贵客招待，其在彼得堡之一切费用，皆由皇帝之私库支取”（引自当时的《国闻周报》）。

　　杭达多尔济飘飘然，欣欣然，在彼得堡过了数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的“天堂”生活。纸醉金迷、神魂颠倒的杭达金尔济，在彼得堡期间，同沙俄签订了聘请俄国教官、组建伪蒙古族的特别协定；以外蒙各地金矿作抵押换取了沙俄的二百万卢布的贷款和一些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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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祖辈辈留下的金矿，在杭达多尔济的谈笑声中，一下灰飞烟灭，全落在了沙俄人的手里，诸如此类事情，恐怕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稀有的。

　　再说说那木囊苏伦。1912年11月初，刚刚当上“总理大臣”的那木囊苏伦，就息不可待地带领外蒙代表团”到达彼得堡乞求援助。

　　沙查诺夫在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十分露骨他说“必须利用三音诺颜汗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把他完全拉拢到我们这边来，以作我们在蒙古一切活动之支柱。……应该以二百万或三百万卢布的新贷款借给蒙古政府，……因为它能维特三音诺颜汗之地位——我们还十分需要这个人的帮忙。”

　　沙查诺夫的意愿在沙俄政府上下产生了共鸣。尼古拉二世先后两次接见了那木囊苏伦，并特意在豪华的宴会厅里，一本正经地授给那木囊苏伦一枚沙俄最高荣誉勋章——自鹰徽章。

　　受宠若惊的那木囊苏伦也大慷外蒙古之慨，乖顺地在“蒙古族特别协定”的续签合同上签了字。

　　在这个合同里，沙俄虽然答应给外蒙政府二百万卢布的新贷款、但是这笔贷款必须由沙俄财政顾问监督使用；并以外蒙的课捐关税收入做抵押。沙俄提出的聘请财政顾问合同规定，沙俄顾问除监督使用新贷款外，还有权管理外蒙整个财政事务，负责外蒙“国家”行政部门的改革，有权自行开办煤矿、电信等企事业。

　　从这个合同中，不可一世的哲布尊丹巴也深深地体味到了太上皇的厉害和儿皇帝的难堪。

　　替罪羊抛出后，按照外蒙法律，由哲布尊丹巴赐毒酒于杭达多尔济和那木囊苏伦。

　　据说，杭达多尔济服酒前，泪如雨下，感慨万千，发誓若有轮回，来世决不再戴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