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老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九日

琴心剑胆

家国皆可抛？

令狐药师

漫天风雪中，我与张伯笠牧师驱车赴普林斯顿大学探望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的家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是一栋隐藏在幽静的森林中的精致的小屋，森林的一角还有一片竹林，那是余先生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很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是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的象征。记得夏天来的时候，余师母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屋子的旁边，开凿了一方小小的鱼塘，有一群锦鲤悠游自在地游弋其中。没有想到的是，高空中的飞鸟发现了，突然俯冲下来，叼走了好几条鱼。于是，他们便在上面覆盖了一张网，让飞鸟望鱼兴叹。如今，鱼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小鱼可以快乐地在冰层下安居乐业了。

余英时先生依然神采奕奕，放下案头的纸笔前来迎接我们。他离开中国大陆已经将近六十年时间了，还保持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不过，却没有诗人余光中那样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刚刚考上燕京大学的余英时在深圳罗湖海关坐等了一个通宵，次日一跨过罗湖桥，便感到一身的压力突然解除了。这种自由的真实感觉，他至今记忆犹新。余先生说，那时候虽然中共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且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并没有受到中共的注意，更没有受到迫害，但他已经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他去香港，除了要去照顾年迈的父亲之外，还希望寻求一处可以自由求学的环境。尽管一开始他并不喜欢香港，但当他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之后，才发现香港是华人世界中难得的一处自由的“飞地“。而对香港“殖民地”的身份，他丝毫没有所谓的“耻辱感”。相反，多年之后，余先生深深地感叹说，如果当初选择在大陆或台湾生活，必然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就有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能力，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敢去想嘛！

余先生成名也很早。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期间，他便开始写作和投稿。虽然他以历史研究为主业，但因为对民主自由的倡导，也得罪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台湾方面认为他在搞“第三势力”，政战部门也查禁他的文章。余先生告诉我们说：“我只是站在文化人的立场上说真话，但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都天然地将我当作敌人。”在赴美求学的时候，台湾方面居然不给余英时发放中华民国的护照。于是，他只好到律师楼办了一份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证明书，凭着那一页薄纸才到了美国。

余先生很喜欢聊天，今天的客人，一个是当年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张伯笠，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为晚辈及同宗的我，余先生更是谈兴盎然。他与张牧师谈起了当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往事，学社差不多是余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小小的学术机构成为那些刚刚从屠刀下逃亡出来的学者和学子们的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十多年之后，学社的很多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成就，让余先生倍感欣慰。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便有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来自大陆的传道人是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走出来的，他们就是远志明和张伯笠。余先生很关心张牧师在弗吉尼亚创办并牧养的华人教会，他也对中国大陆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现象很感兴趣。他表示，基督教精神对于中国未来的复兴至关重要。

我们还谈起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余先生对国内学生的支持。当时，他筹集了四万美金，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份声援北京学生的英文信。余先生说，那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在余先生各种书籍、文稿堆积如山的书桌上，我还发现还摆放着他的表妹、也是六四难属之一的张先玲的一封来信。张先玲女士的儿子，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余先生说，那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他一般不参与各种公开信的签名，但关于六四的公开信他就先后签了好几次名。

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访问，余先生说，当时他便痛切地感受到，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和算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挂帅。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不觉得是回到了祖国，反倒觉得这是外国，比外国还要外国。他终于意识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故国早已不存在了、回不去了，故国已经变成了历史、变成了记忆。但是，细心的余先生也有独特的发现，他谈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一处简陋的厕所外边，发现了一张被人丢弃的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写着几行斥责中共暴政的文字。余先生说，从这张小纸片上，他感受到了大陆底层已经是民怨沸腾，即便是毛主义的高压，也剥夺不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一叶知秋，他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变局即将展开。

童年时代安徽潜山那个点着油灯的小山村，永远铭刻在余先生的记忆深处。但是，对于余先生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他引用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年，当纳粹帝国的军队横扫欧洲之际，作为纳粹的敌人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被迫从避难的奥地利继续流亡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当托马斯•曼在纽约登陆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问他说：“您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他掷地有声的回答：“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余先生说，他是中国文化的难民，但也有如此的自信。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将他誉为“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指出，余英时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惟一打通了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国学”三大领域的学者，余先生的获奖在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确实，半个世纪以来，余先生的影响力早已溢出纯粹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到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即便是中国大陆学界也无法回避余先生的存在，近年来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得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陈寅恪晚年诗词及心境的那场讨论中，一批中共的御用学者便将余英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的代表”，加以批判和攻击。余英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只身应战。半个世纪之后，那些辱骂余先生的小丑均已灰飞烟灭，而余先生的著述却壁立千仞。

虽然与胡适并无学术渊源，余先生却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情有独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当中，以自由主义思想去整理、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余英时却脚踏实地地实现了胡适以西方现代学术精神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梦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利用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却在海外坚持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努力让中文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学术语言，这是一种“存亡继绝，返本归新”的使命。余先生是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声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必须坚持说真话，必须捍卫人的尊严和文化的尊严。所以，他多年来始终不畏强权、不受诱惑，矢志不渝地批判中共的极权统治。他透露说，中共的使领馆曾经通过各种渠道，传话给他说，欢迎他到大陆走走，也可以是私人的访问，政府甚至可以归回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现在，中共确实财大气粗了，派发的礼物也实在慷慨大方得很。余先生成了他们的高级“统战对象”。然而，这样的“建议”简直是在侮辱余先生的智慧、道德和文章。今天的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失去了理想、主义与信念，剩下的惟有利益的联结。他们以为所有人都可以用名利二字来收买，杨振宁、金庸、李敖等名流不就乖乖地“入我毂中”了吗？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人真正是超然于物外的，就如同身处棋盘外的棋子一样，并不受棋盘规则的制约。余英时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他断然宣称：“只要中国大陆还在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我就绝不再回去。”

余先生很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况，如果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单位”中供职，是否可以生存下来？我告诉他说，像我和刘晓波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靠稿费在体制外生活了。他很为我们高兴，说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首先便是经济的独立。余先生也知晓重庆“钉子户”拒绝拆迁、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以及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情况。他指出，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近期中国南方发生的雪灾，他的家乡安徽亦是重灾区，安徽的老友打电话给他说，老家的许多旧房子都被大雪压垮了。政府的无能与欺瞒也在此次灾害中暴露无遗，人们从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变成今天的大声谴责，说明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今天的中国大陆就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那样，公民社会逐渐发展，专制政权日渐退缩，再过一二十年，共产党还能够笼罩住一切吗？因此，余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还询问到师涛和胡佳等深陷黑狱的作家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近况，虽然他不上网，对大陆的情形仍然了如指掌。作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通过历史来洞察现实及未来，正是太史公所谓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余先生鼓励说，你们在国内很不容易，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名利场，共产党那边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名利欲望，所有很多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吹鼓手。从西方各国的政客，商人，到学者名流，包括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彼岸去当“座上客”。余先生说，我们不必因为此种情形而感到灰心、沮丧乃至失望，因为自古以来，持守真理、行走义路的总是少数人，我们要甘当“少数派”。诚然，少数派是孤独的，但少数派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余先生还告诉我说，不久前《南方周末》有一位年轻记者前来采访他，这名记者的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读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很有些独立见解。以前，他还接受过大陆年轻记者王光泽的访谈，王光泽问的问题都很精彩，他对其印象很好。所以，余先生说，大陆的年轻人中还是有很多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他们将对中国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动，余先生也有一些一针见血的见解。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着对“胡温新政”的无尽企盼，被胡温的一些表面上的亲民举动所迷惑。胡温上台之后，四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脖子都仰歪了，仍然不见“胡温新政”的影子。但是，人们继续为之辩解说，是因为江泽民退而不休，导致胡温无法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余先生却清醒地指出：在现有权力体制中，温是大管家，是秘书长，没有决策权，无足轻重；而胡是毛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其教育背景及履历均表明，他是一个个性拘谨、思想僵化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已经大权在握，根本不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比，虽然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小丑，但江的骨子里至少不像胡那样排斥西方和西方的价值。胡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比江时代有所加强，对于独立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余先生建议说，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与其对中共主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不如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水滴石穿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历史的进程。

对台湾大选，余先生也有相当精辟的看法。余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多人认为他与台湾颇有渊源。其实，他并没有在台湾长时间生活过，他的妻子陈淑平女士倒是台湾的名门之后，是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的著名教育家陈雪屏的女儿。余先生说，他并没有蓝绿的倾向，但他不赞同扁政府“去中国化”的政策。他指出，如果“去中国化”是指过去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或今天在海峡对岸的中共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国化”这个错误的名词。从历史文化上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如果真的公开推动“去中国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国文化，不论血缘、文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么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后，台湾还有什么？他进而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大陆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余先生说，他的这篇谈话由《中国时报》的编辑整理发表之后，在岛内有许多人猜测说，余英时在此时此刻对台湾政治发表看法，是不是要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可见，台湾社会实在是太“泛政治化”了。其实，这是余先生一以贯之的看法，他从未想过要介入到台湾的政治运作之中。

谈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局，话题又回到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上来。余太太倒是态度十分鲜明，她说她会去投奥巴马一票，因为奥巴马年轻而有活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理想。看来，余太太的心与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而余先生则更谨慎一些，他说美国社会确实有一股求变的思潮，但是怎么变化，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麦凯恩，他都需要继续倾听他们的见解，观察他们的行动，直到投票前夕才决定该投谁的票。

谈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奖“克鲁格奖”，余先生说，获奖当然是好事，说不高兴那就太虚伪了，但获奖毕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获奖之后，媒体的采访和演讲的邀请一直不断，原来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他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他还要继续过宁静的书斋生活。余先生坦诚地说：“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他即将展开的是对唐代僧人和诗人的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朝代都有过专题研究，偏偏就是缺少了唐代。因此，他希望今后几年以阅读唐代的史料为主，先作充分的准备。

我还谈到不久前余先生接受北明的采访，谈及义和团运动及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等问题，批评了中国近代以来扭曲的“仇外心理”，指出文革是义和团的延续。这篇访谈发表之后，在中国大陆引发轩然大波，若干网络愤青和中共当局的“狗头军师”纷纷撰文谩骂余先生是卖国贼、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余先生说，那些攻击的文章他多少知道一点，根本不值得一驳。这些攻击恰好说明他的话说到了他们的痛处，他指出：“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便很难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余师母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送给我几张她亲自拍摄的鱼塘和树林的照片。于是，我央求余先生在照片的背后题字。余先生在案头书写的时候，师母说，你们看，这书桌有多么乱！原来，余先生从来都没有聘请过助教、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从资料搜集到手写稿件，全部都是自己一手来做完。对比之下，国内的某些教授，稍有了一点的名望和地位，便盛气凌人，身边配备一大群工作班子，甚至让研究生们无偿为之服务，这样的学者反倒是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

余先生爱抽烟，每到写作重要文章的时候，更是烟斗不离手。我问师母说，有没有劝先生戒烟呢？师母却幽默地说：“我要是有本事不准他抽烟，我岂不成了毛泽东，回到中国大陆去管理十几亿人民去了。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我不管。”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他与妻子的关系是妻子兼朋友，除了“一生相许”的责任、互相照顾和互相帮助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就是中国文人对个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啊。

令狐药师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180辆。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量的年轻富商，这些年轻的新贵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车展次日，宾利北京的代表便宣布这辆888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80万元和888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卖出20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冰山一角。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约有10万人左右。每年发布的几种不同的富豪榜上，“富人中的富人”轮番出场亮相。但知情人透露，其实若干实力派人物并不在排行榜上。另一方面，那些招摇过市的富豪，不少人很快便锒铛入狱，比如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陈良宇的小弟张荣坤、健力宝总裁张海、科龙公司老总顾雏军等。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超级富豪都是罪犯，但其中确实有不少人暴富的秘诀与杨斌、周正毅、张荣坤、张海、顾雏军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每个富豪的每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那些“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富豪们致富的方法像是玩魔术一般，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便可换来一亿的地皮，用一百万的现金便可买下一亿的工厂。他们不是官僚，一个电话就能将省长召到饭桌上；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若干国家的护照在国际航班上飞来飞去。

宾利轿车便是这些人炫耀财富的座驾。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落马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37岁的神秘人物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的答案之一。在北京国际车展上，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便由覃辉一举购下。他虽然不是明星级的富豪，但其身份并不简单：他是北京无人不知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便连续控制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他以一掷千万购买豪车的做派、与香港明星李嘉欣“订婚”的消息，以及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几次大型收购，让一些媒体对其大加吹捧，不惜给予“隐身富豪”及“民间第一传媒大亨”之美誉。

在张恩照“辞职消息”公布之后25天，覃辉在北京被警方带走。随后，《财经》杂志以“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被拿掉，覃辉传奇终于收场”为标题作了专题报道。神秘的宾利车主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其暴富的过程也部分浮出水面。覃辉出身于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据说，其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夫人之侄外孙女，此背景也为覃辉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但是，此“上层背景”究竟有多么深厚，外人很难知晓。可以追问下去的是：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掌控的长风通讯公司如何介入警方和军方专用的手机通讯领域？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他又如何稳稳掌控“天上人间”夜总会长达10年之久？

“天上人间”夜总会坐落在北京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不仅充满奢糜气氛，更以“美女如云”著称。其来宾往往是政界、商界、娱乐界的顶尖人物，其消费水平让普通民众叹为观止。据说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数万元人民币。按照目前黑白两道的“潜规则”，它的幕后老板至少是诸如昔日陈希同的公子之类的显赫人物，殊不知却是“崛起于垄亩之中”的覃辉。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以此推算，当时夜总会的资产总额在2000至3000万元，可谓一头“现金奶牛”。该夜总会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数不胜数的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成为其“事业”的巧妙助力。“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一位与覃辉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与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上其他大亨发迹的轨迹相似，覃辉的钱大多来自于银行。迄今覃辉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类投资公司究竟从国内银行拿到了多少钱？一时难有详实的数字。覃辉曾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达10亿元之巨。他旗下公司曾从建行贷款逾6亿元。他能拿到这笔贷款，是得到了张恩照的特别关照。覃辉过去主要是与行长王雪冰相熟，王落马后，遂设法与张恩照发展“友情”。星美传媒从2002年下半年起便着手向建行申请贷款，并于当年获准。由于星美传媒在市场上缺乏业绩，大银行向文化企业贷款也十分罕见，经手此贷款的星美传媒董事长李威承认，建行此举“主要是支持传媒产业”，“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中国的宾利车主们并没有宾利车的“高贵血统”。中国的富豪们并不具备欧洲贵族的气质，也从不遵循基本的商业伦理——他们是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冒险家，中国就是此类冒险家的乐园。以覃辉而论，若干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均认为，他是一名“准黑道”式的人物，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罕有诚信，他的主要手段为“贿”、“吹”、“骗”、“偷”。据其公司职员透露，覃辉将公司当作独立王国，做派宛如暴君。在高层会议上，他甚至抓起烟灰缸将一名副总砸得头破血流。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他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喧嚣一时的购并，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城、阳光卫视控股权等，各家欠款均以千万计；购买夜总会“钻石年代”，至今还欠付数百万元。然而，就是此类人物，却能呼风唤雨、长袖善舞。即便在覃辉被捕之后，其公司的高层人士大都不敢接受采访。“他们还在观望，怕现在说话，覃辉万一出来会报复”，一位与之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评论说，“覃辉这个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在宾利轿车的热销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日益呈极端化的中国。在一党独裁的格局下、缺乏新教伦理为价值支撑的权贵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强取豪夺的资本主义，一种无法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一种伤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资本主义。以覃辉购买接近千万元的豪华宾利为例，他本人并没有“玩车”的品味和兴趣，祇是想通过此事满足个人的占有欲而已。那辆豪华宾利长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楼的地下车库中。因为有一次乘坐此“宝马香车”出门时，受到众人的围观，覃辉此后遂不再乘坐此车。耗资近千万的宾利，从此便被主人冷落在一边，慢慢等待生锈报废。覃辉被捕之后，大概更没有机会乘坐此坐骑了。支撑宾利之类的豪车在中国的销售市场的，许多都是与覃辉的行事为人相类似的“厚黑人物”。

正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云，在中国祇要心肠够黑、脸皮够厚，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就能控制别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像覃辉、张海等30多岁即坐拥金山的富豪，那些国有银行就像是无偿为其印刷钞票的朋友一样——国有银行的负责人在贿赂面前纷纷落马，便施施然地将金库的钥匙赠送给了这些贪婪的富豪，“化公为私”的把戏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于是，这些富豪们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简直比海湾国家里依靠祖传油田的阿拉伯王子们还要轻松。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任何的财富和价值，他们是祇是无耻的消耗者而已。他们对天价宾利的占有，往往需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中国超级富豪的数量，大于进口的宾利轿车的数量。于是，中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中国所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又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否可以寄托于几百辆、几千辆宾利车之上？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难道就是这些昂贵的宾利轿车吗？这是需要由经济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成了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他们也以能够被邀请乘坐宾利轿车为荣。与大部分普通民众一样，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感到自豪。宾利轿车在中国的热销，并不能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富强；相反，这一现象凸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超级富豪们的强取豪夺，在民众当中已经引发了极大的怨愤。如果忽视这一危机，那么宾利轿车很有可能引导中国高速奔向一场可怕的崩溃之中。

令狐药师

二零零八年一月，北美最大的华文周刊《世界周刊》刊登了由该刊记者韩杰撰写的《文化行者：余秋雨》一文。许多北美的华人读者给我来信，告知该文中涉及到我的几个段落，存在诸多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地方。他们愤怒地指出，这个人居然撒谎撒到美国来了！

我对余秋雨为人为文的批评，早已是八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愿再次提及这个老话题。换言之，今天仍然标榜“正面的精神价值”的余秋雨，其实连被批评的价值都不大了。但是，为了避免以讹传讹，为了制止谎言的泛滥，我不得不撰文对相关事实澄清之。

余秋雨是“石一歌”成员

我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考证出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的多个写作班子，并撰写过多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的事实。我在文章中呼吁这位以“文化导师”自居的作家公开忏悔。忏悔当然是其内宅的需要，但我提出忏悔的呼吁亦是我批评的自由。当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但早在一九九八年便出版了《火与冰》一书，该书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以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尖锐批判，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引发了知识界对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的关注。

当时，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很简单：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问题，余秋雨只是我所分析的个案之一。此前此后，我还对郭沫若、周一良、季羡林等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言行提出过批评。我对余秋雨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根据史料，余秋雨参与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程度之深，确实让人震惊。而这些历史事实，余秋雨在九十年代重新成名之后，却始终避而不谈。因此，余秋雨的心理状态及人格形态颇有典型性，追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与追问“日本人，你为何不忏悔”具有同样的价值。此后，余秋雨及其支持者攻击说，我是想靠批评他出名，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自恋的想法。

二零零零年春节之前，我与余秋雨在四川成都魏明伦的家中见了一面，会谈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是余秋雨解释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会面结束后，我对他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平等对话是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私人恩怨，我们的分歧是价值观的分歧。我愿意收回“文革余孽”这个词语，但我不能采纳你的一面之词，我还会访问更多知情人，深入探讨此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一次会面便放弃了对余秋雨的批评。《世界周刊》记者韩杰在文章中所说的“余杰承认自己用了文革的思维方式，还表示钦佩余秋雨的宽容大度”，真不知是从何谈起。这位记者在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应当采访当事的双方，将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新闻记者最忌偏听偏信。

此后，我又搜集到更多史料，包括文革期间余秋雨的顶头上司孙光萱等人的回忆文章，接着撰写了《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等文章，对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反智主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但颇为吊诡的是，反智主义偏偏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帮助当权者煽动起来的。文革期间极左派的“写作组”，无论是北京的“梁效”，还是上海的“石一歌”，都网罗了一批老中青三代的一流文人。这些参与者固然大都是“身不由己”的，但在大灾难过去之后，作为亲历者，他们有责任见证历史和自我忏悔。余秋雨当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误上“贼船”，是可以同情和谅解的。但是，不能同情和谅解的是，在许多史料都呈现出来之后，他仍然死不认错，百般抵赖，并且将自己描述成白玉无瑕。如同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生性丑闻：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中宣淫，固然应当谴责，但不至于因此险些酿成国会弹劾案。他之所以差点受到弹劾，不是因为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而是因为在法官的面前说谎。与克林顿相似，余秋雨不惜以更大的谎言来遮盖早年的错误，是一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所以，我对余秋雨的批评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是韩记者所说的后来又发生了转变——“余杰也一改道歉态度，声称要‘战斗到底’”。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与余秋雨之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

这篇报道中有一个最大的谎言，便是所谓“上海市政府的调查报告”得出如是结论：余秋雨参加的是周恩来指定的教材写作组，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这是余秋雨故意散布的一颗烟雾弹，可惜韩记者信以为真，像小孩一样受其误导。其实，事实的真相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便可一目了然。这份所谓的“反调查”，不过是余秋雨操纵《新民周刊》来进行的，而根本不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上海市政府日理万机，哪里会愚蠢到随意使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余秋雨“正名”？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调查报告”的许多内容，在发表的时候遭到严重的篡改。后来，多名被采访对象致信编辑部表示抗议，作者和余秋雨不得不道歉。

我们可以看看最知道内情的人是如何说的。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最近发表了《我与徐景贤》一文，该文记载了他与文革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一些交往。徐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夕，与沙叶新有一段谈话：“这个人（余秋雨）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夏其言）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余秋雨究竟是不是“石一歌”成员，当时在上海滩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的徐景贤的说法，算不算“一言九鼎”呢？余秋雨还能抵赖到几时呢？

沙叶新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戏剧家，近年来撰写了许多直指现实、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沙叶新相比，矫情造作、从官的帮闲摇身一变成为商的帮闲的余秋雨，根本不配自称为“知识分子”。一个人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他便永远蜷缩在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民族若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幽暗的历史，它便无法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任何“正面的精神价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如是，不承认文革中斑斑劣迹的浩然、余秋雨、宋彬彬们亦如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对此，沙叶新语重心长地指出：“只要对自己的历史持有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你。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沙叶新的这番话说得公道而诚恳。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以文化思考者自许并引以为傲”的余秋雨。作为一名在文革后期出生的后来者，我也愿意与所有的年长者一起，直面和反思那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因为，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历史感和记忆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余秋雨如何欺骗夏其言

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聪明如余秋雨，居然也会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一样，认为人们都会坚定不疑地相信他的谎言。看来，他是太爱自己了。这一次，余秋雨悍然搬出上海市政府为其背书，可见其潜意识里认定了“官府便代表真理”。余秋雨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的时候，声称“我必须要承受在中国一个没官位、没有权势的名人所必然遭遇的一切灾难”，那么他为何又要拉出官家来为自己撑腰呢？

众所周知，《新民周刊》并不是上海市政府的“机关刊物”，《新民周刊》上的文章并不能代表上海市政府的立场。然而，余秋雨在此偷梁换柱，隐去“调查报告”的主体是《新民周刊》的事实，却搬来“上海市政府”这个大而无当的救兵，甚至还祭出“周恩来”作为挡箭牌。《新民周刊》在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帮助余秋雨“漂白”。因此，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余秋雨多次亲自“陪同”。如此写出来的文章，能否做到客观、中立、尊重事实，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最恶劣的地方便在于，肆意歪曲被采访者的言论，比如关键的证人之一、文革结束之后负责审查余秋雨的问题的夏其言的观点。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人，抗战期间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文革前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新民周刊》的文章指出，夏其言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夏其言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不顾身在医院，亲自执笔向《新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二零零零年第三十四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

夏其言还将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新民周刊》只好于二零零零年第五十一期刊登了《本刊说明》：“本刊今年第三十四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这一道歉声明仍然显得言不由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但仍十分关心余秋雨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原写作组负责人孙光萱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夏先生是一位忠厚老者，在上海文化界颇受敬重，他用此种语气评价余秋雨，可见对其死爱面子、拒绝认错的性格极其厌恶。

不要拿“在高位的朋友”来恐吓人

在我看来，要成为一名众望所归的“青年导师”，不是有点吟诗作赋的才情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靠在媒体上滔滔不绝地说话就能蒙人的。真正的“青年导师”，应当拥有一种精神魅力和品质，应当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以此来衡量，今天中国那些自称或自以为是“青年导师”的人们，大都名不副实，他们不过是些存在着严重人格缺陷的无行文人罢了。当真正的老师被迫保持沉默、失去讲台和听众的时候，鲁迅所嘲讽的“乌烟瘴气鸟导师”们便一个个地向风筝一样升高。

余秋雨便是其中最“误人子弟”的“鸟导师”。他教导青年们怎么做“人”，其实是怎么做“小人”；他倡导尊重文化的价值，其实是在暗示文化可以讨好权贵、成为仕途和商场的“敲门砖”。他常常对着摄影镜头口吐莲花，他说的很多话连自己也不相信。对于余秋雨来说，生活确实就像演戏一样，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运动与斗争，没有超凡的演艺哪能从容度过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为“红人”呢？

在这篇“大话西游”式的访谈当中，余秋雨以“在政治灾难中长大的孩子”自居，以父亲被抓、叔父自杀来博取读者的同情。父亲被抓、叔父自杀，并不能说明余秋雨本人有多么“干净”；相反，为了摆脱“被革命”的命运，他选择了扮演“最革命”的角色，一头扎进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建的写作班子。那段时期，为了效忠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他奋笔疾书，写了不少硝烟弥漫的“战斗檄文”。九十年代，当他看到文革已经在人们心中日渐模糊，便“重出江湖”，并摇身一变，以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自诩，还声称自己可以毫不谦虚地回首那段逝去的岁月。

余秋雨以在文革之后并没有受到过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处理、反倒顺利地当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事实，作为在文革期间并没有任何劣迹的“证据”。其弦外之音是：官府对我的认可，也就是法律对我的认可，更就是历史对我的认可。可惜，历史并不是可以任由他个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是作恶者中的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的作恶者（甚至手上沾着血迹的人）都逃之夭夭了，因为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有的作恶者当上了大学校长，还有的甚至身居政坛要津。近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庆，对当年副校长卞耕耘被殴打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宋彬彬，又重新回到母校并被授予“杰出校友”的称号。这种作恶者衣锦还乡的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人对罪恶的麻木。文革之后，余秋雨官运亨通的经历，并不能构成对他文革经历的“无罪辩护”。

在赵俊迈撰写的颇具诗意的《秋雨时分马兰香》这篇访谈录中，余秋雨时不时地露出一些马脚来。他自吹自擂说：“我在承受着一个没有自由文化人的国度，自己选择自由文化人的定位所必须承受的风雨！”言下之意就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他一个是所谓的“自由文化人”。他还说：“我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加入‘文联’，在中国社会上变成一个赤条条的人。”这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余秋雨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曾经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的职务。不过，在几年前的理事改选中，他得票很低，名落孙山。从此，他不参加上海市作协的活动，甚至将作协赠阅的《上海文学》和《萌芽》退回，连信封都没拆，其心胸之狭窄，可见一斑。即便如此，余秋雨并未公开声明退出作协，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表示，根据作协的原始资料显示，余秋雨仍然是作协会员。由此可见，余秋雨并非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赤条条的人”，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要弄虚作假的人，何以取信于人呢？采访者所赞美的“他所说的每句话、传达的每个讯息，相信与他的文章、演讲的内容一样，应也是持有同等认真而负责态度的”，简直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笑话。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语带双关地指出：“我为了保持辞职的尊严，始终没有拿起电话打给在高位的朋友；杨澜在访问我的时候就讲：只要你拿起电话，这些谣言就会没有了。”所谓“在高位的朋友”，大概就是曾经建议高级干部都读一读《文化苦旅》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吧？看来，余秋雨内心深处还是以被帝王赏识为荣。既然有一个“在高位的朋友”，便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恐吓那些批评他的人。余秋雨的潜台词是：只要“在高位的朋友”一开口，全国所有媒体上对我的不利报道，都将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有尚方宝剑，只是暂时不用而已；一旦使用，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杨澜也曾经用过同样的方式，来恐吓揭露她丈夫吴征的假学历的记者，杨澜与余秋雨本来就是同一类人。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能够吓退所有的批评者吗？显然不能。我没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但我仍然要批评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的余秋雨。

戏子就是戏子，戏子成为文化大师，是今天中国文化莫大的悲哀。近年来，余秋雨巡回于各大学校园里，或作激情演讲，或作签名售书。大学生们对其视若神明，他本人也越来越有文化宗师的感觉和派头了。大学的讲坛成为杂耍的场所，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沦落。同时，余秋雨还成为在电视上露面最为频繁的文化人，甚至在青年歌手大赛上，也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整个华语文化圈中，有那么多读者都在津津有味地听取他的“人生教导”，一字一句地阅读他的俗词艳调，正是这个时代华语文化缺乏原创力的标志之一。

余秋雨用浮华的言辞，用虚假的文字，用在新旧时代、政商两界游刃有余的“成功”，让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人对其五体投地，并将青年人引入歧途和陷阱之中。青年们在他身上学会了如何不假思索地说谎，如何施行“适者生存”的准则，如何将才情和学识转化为滚滚的名利，如何背对这个时代各种不公义的现象。结果，真实的人生变成了一场虚假的表演，而虚伪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不要用法律来“防民之口”

文人无行，忏悔无期。等候余秋雨忏悔在文革中的作为，恐怕再等五百年也等不来；追问余秋雨为何不正视他本人以及整个民族的那段黑暗历史，反倒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这就是现实的荒谬。余秋雨的头衔很多，如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等等，如今似乎又多了一顶帽子，那就是“法学家”。在走完“凤凰之旅”之后，他立即宣布要走所谓的“法律之旅”了——他首先状告武汉学者古远清在一篇批评文章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对方索赔十六万的巨款。

余秋雨由作家摇身一变为讼师，并不让我感到吃惊；令我吃惊的事实倒是：上海的法院居然不加甄别地受理了此案。我也是曾经遭到余秋雨“告状”威胁的批评者之一。对于余秋雨的这一“战术”，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一书中有过精辟的分析：“当余秋雨告诉世人自己受法律的保护时，是在告诉世人自己受‘政治’的保护；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法律时，是在警告余杰们要敬畏‘政治’；当余秋雨警告余杰们要当心法律的惩罚时，是在警告余杰们当心‘政治’的惩罚。”

文艺批评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领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比如有关言论危及公共安全、鼓吹暴力伤害等等），法律不必也不该介入。法律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乃是社会实现法治化的前提，借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开放社会当中，如果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文学、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将受到无法估量的伤害。因此，在面对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名誉权”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应当谨慎对待，小心从事，不可全盘接纳所有的诉讼。否则，不仅是对有限的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有可能对法院的权威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在余秋雨的“名誉权”案件中，仅仅因为古远清的批评文章中有打着引号的“狡猾”一词，余秋雨便提出高达十六万的巨额索赔，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如果司法机关莽撞地闯入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领域，那么我们还能拥有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杂文家吗？可以猜想，一生痛骂数百位文化名流、政府官员及各界贤达的杂文大师鲁迅，不知会被多少人告上法庭，不知会被索要多少“精神损失费”，最后非得被罚个倾家荡产不可。比如，鲁迅曾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用词之“刻毒”，远远超过今天余秋雨的批评者们：而作为大名鼎鼎的、学富五车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梁实秋，似乎并没有觉得受到“奇耻大辱”，并愤而将鲁迅推向法庭，甚至狮子大开口地索要巨额赔偿；梁的做法是一笑了之。在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均有相当的胸襟和气魄，司法系统也恪守其职能界限，不会随便做出越界干涉的蠢事。

没有批评的自由，便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接纳批评的胸襟，便没有创作的更上层楼。当一个人不能虚怀若谷地面对批评意见的时候，其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便开始走向衰竭。对于文艺批评，甚至是“酷评”的容忍，前辈文人学者有诸多佳话留下。鲁迅去世之后，作家、翻译家和外交家叶公超花几个星期时间，将鲁迅的作品认真阅读一遍，不禁撰文赞扬说：“我有时读鲁迅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如此心悦诚服的评价，连崇尚“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的胡适也接受不了，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回答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可惜的是，今天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叶公超式的人物呢？这样的胸襟和肚量，我们久违了。我们身边的“青年导师”，大都是些沽名钓誉、小肚鸡肠之徒。作独立状，却巴望着被重价所招安；作大师状，却没有大师虚怀若谷的境界。

文艺批评走向法庭，并非法治进步的标志，反倒是文化人“死要面子”、不容异见的劣根性的大暴露。余秋雨通过夫人马兰之口透露，起诉古远清仅仅是一个开始，他还有一张庞大的名单，一系列的法律诉讼还将涉及到若干城市的若干人物。看来，在“行走秀”、“评委秀”之后，余秋雨又要马不停蹄地上演“法律秀”了——正如他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中的慷慨陈辞，“我是在用生命作秀呢”。在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今天，他口口声声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其实是在玩弄政治的权势。他在访谈中说，之所以要诉诸法律，重要原因乃是“有很多朋友支持我”。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朋友”显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他不仅是在暗示，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宣布：我背后有人支持，我的官司一定能胜利。古远清人在武汉，文章发表于广州的《南方文坛》，而官司偏偏在与此事不相干的上海开庭，个中原因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海是余秋雨的“发迹之地”，他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对官司发挥影响。

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余秋雨大讲法律的豪情，让旁观者啼笑皆非。谁更有资格讲法律？谁应当被推上法庭？文革结束之后，作为象征符号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与此同时，文革的始作俑者及其大小爪牙得以逍遥法外，躲避一段时间之后又粉墨登场。今天，宋彬彬、余秋雨们的走红，是对历史的再次羞辱，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谋杀。在我看来，最有资格讲法律的，不是余秋雨，而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应当被推上法庭的，不是那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而是文革中的“拳头打手”和“文字打手”们。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定稿

令狐药师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是内在生长出来的民众的民主诉求。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也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国际环境的因素之中，美国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力量。中共当局和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中共随着经济实力渐渐坐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对欧盟、日本等越来越倨傲，但对美国始终心存顾忌，不敢公开与美国叫板。一是中国尚缺乏对抗美国的实力，无论就军事力量还是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离美国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差距，按实际购买力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国民收入不足美国人的十分之一；二是在道义上中国更非美国的对手，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独裁国家日渐孤立，中共焉能以独裁政治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中共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独裁就是好”，也要装模作样地作民主秀和人权秀。

可以说，与松散的欧盟与势利的日本相比，美国是当今惟一能让中共当局退避三舍的国家，也是惟一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推手”作用的国家。二零零六年五月，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布什总统提出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此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不可能作出某种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此种建议。因为布什总统的诸位顾问曾经多次向他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时，布什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著作和传记，都被布什放置于床头阅读。昔日里根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今天的美国总统当然也不会对中共的恶行熟视无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我从未掩饰过我是一个“亲美派”。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承认自己是“亲美派”，却不敢公开承认，因为这样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和辱骂。我不怕“网络义和团”的砖头和唾沫，我言说的都是常识问题：比如，美国是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大的外在力量，亲美政策也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我呼吁美国总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到了网络愤青和中共网特的大肆辱骂。我一直被爱国愤青们视为“汉奸”，此次更是千夫所指、三人成虎。有人攻击说，如此卖国言论，堪与刘晓波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相媲美。我乐于接受此种“殊荣”。即便受到诸多批评和辱骂，我仍坚持此种观点。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在二战中被日本法西斯亡国了，今天哪里还有国可爱？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很难从文革的崩溃中迅速恢复过来，哪里有“改革开放”的奇迹？

亲美的立场，符合中国的利益，亲美不仅不与爱国矛盾，相反正是爱国的直接结果。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在健康的爱国主义心态下，对美国该作何种评估呢？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一直深陷于某种民族主义的悲情之中。中共建政以来，更是以“爱国”作为诱饵，以“爱国”作为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灵丹妙药。于是，一提及“爱国”这个词语，差不多人人都血气翻涌，丧失理智。有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与布什总统的对话，将我称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公开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如此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即便是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

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我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这个戕害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爱国心切的华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此思维方式。其实，中共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恰恰就是那个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因此，“爱国”不必“忠党”，“爱国”尤其需要“反党”。

对于以上两种批评，我皆有不同意见。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自食其力的一介书生，无权无钱，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供“出卖”的国土，连自己购买的一套房屋，也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将中国的某片土地“割让”给美国，当然更没有任何操作能力。实际上，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当中，对中国从来没有过领土野心的，恰恰是美国。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设想，都为美国所阻止。

中国确实也有卖国贼，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中共的历届统治者。从毛到胡，与苏俄当局签订过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割让大片领土。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国土的面积超过九个台湾的大小。那么，那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实实在在的卖国行为呢？显然，对于“过于聪明”的学者来说，辱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而辱骂手无寸铁的余某人“卖国”则毫无风险。所以，捏“软柿子”的举动，何乐而不为呢？骂别人“卖国”，是一种绝对“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一提起“民族感情”，仿佛任何中国人都会被吓得趴下。但是，让我最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在九七之前为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祖国大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呢？伤害梁院长的“民族感情”的，不是我几句话，而是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家和基督徒，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其用武之地，反倒必定会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被送进劳改营中劳动改造。堂堂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而梁博士忍辱负重地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最基本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和在教堂中公开讲道，更可以过上安全、有序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却荡然无存。因此，梁院长宁愿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需要攻击那些与之不同观点的人的时候，“民族感情”便立即被找回来，当作翻天印来使用。

看来，如何爱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爱国”绝对不是爱某个政权、某个政党及其党魁。爱国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个同胞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将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和大众，以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不敢说我比那位研究哈维尔的“专家”更爱国，也不敢说我比巧舌如簧的梁院长更爱国，但我拒绝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卖国”的帽子。亲美与爱国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和谐统一”。


日本和德国是美国“民主改造”的样板

回顾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亲美派大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如胡适、张东荪、吴国桢、赵紫阳、刘晓波、马立诚等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我从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批评共产党就是卖国，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走进监狱。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一名“亲美派”，我赞同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和变革之路。虽然此立场在许多国家都是“政治不正确”，但我确实仍然坚持此一立场。我看到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随意的论断却违背了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有记载的事实。梁博士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由美国的帮助实现了民主制度，那些国家个个是“悲惨的下场”。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改造和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亚洲和欧洲的典范。我去过日本和德国访问，接触过许多日本人和德国人，发现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像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美国当局最重要的举措是帮助日本政府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扶植私人企业。由此，日本完成了战后政治的重组和经济的起飞。

在美国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早已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德国新宪法将保障人权当作重中之重，既是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又是对美国制度的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深切地吸引了西德人。凭借着德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政治也最稳定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和顺利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最关键的原因便是由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当然，日本和德国两国具体的宪政制度，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结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日本和德国也不是美国的附庸国，他们在很多国际问题都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两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内部，既存在“亲美派”，也存在“反美派”，但这两派都不会忘恩负义地否定美国战后帮助他们的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功劳。

二战之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心态，承担了民主世界领头羊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的援助和榜样。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掩饰对美国的亲近，多次在公开场合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确实，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一支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给予肯定吗？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难道都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吗？


“亲美”的核心乃是亲民主自由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法西斯国家的浴血奋战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格局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备了对抗苏联共产集团的实力。没有美国，人类早已陷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统治之下，人类的未来将是何等的黑暗与悲惨！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了该地区，他的访问堪称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在八十年代末期终于破土而出。东欧之行带给老布什许多刺激性的体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在访问波兰的时候，老布什与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

后来，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他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波兰人民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那是老布什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演讲：“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被学者称为“自由派国际主义”，它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强劲的支持。里根政府干预萨尔瓦多、菲律宾、格林纳达、智利和其他地方事务，都反映了这一方向。当然，这样做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越是积极地倡导人权和民主，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小。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都不是过河拆桥之徒，他们牢记着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在卸下总统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亦不顾欧美主流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明确支持美国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尖锐批评欧洲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却成了空谷回音？

中国异见知识分子群体中需要出现一批像哈维尔这样的“亲美派”。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美国免费（甚至自己掏钱）充当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却遭到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国家的非议。美国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不是每一个国际争端都完美地处理好了，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比一个有美国的世界要混乱和危险得多；由美国担任家长的世界，比由其他任何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德国、中国等——担任家长的世界，要安全和公正得多。

曾经担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的彭定康，在谈到美国促进全球民主自由的作用时触及到了本质。他放下了英国贵族的傲慢指出：“本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层在拯救自由方面比多数其他国家更负责任。美国随时准备慷慨地、强有力地和坚定地支持形成了自身自由主义和繁荣的价值观。有时，美国的做法显得笨拙了一些，但是，它毕竟付出了努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职之是故，我个人认为，吁请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只要让同胞都过上符合人性的生活，只要让黑窑的奴隶童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房产的市民以及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胞都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美国的帮助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美国的经验呢？

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只是专制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心高气傲的反美学者：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便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要因为持“反美”立场而违背正常的逻辑思维。停留在“网络愤青”层面上的“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对中国却危害甚大。中共当局最喜欢老百姓的“反美”情绪了。回顾中美之间百年的交往历史，美国的“敌人”形象，是中共当局一手塑造出来的，是违背历史与现实真相的。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我们直面事实而不是激昂于民族情感的话，应当承认：当时中国依靠自身孱弱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后来的中苏冲突中，如果没有美国对头脑发热的苏联领导人发出严正警告，苏联的原子弹很可能就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很可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惨遭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尽管美国“挺中抗苏”有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毕竟使得中国免于生灵涂炭的绝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对美国表达感激之情。

所以，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一个“亲美派”。我所标榜的“亲美”，实际上是亲近那些在美国已经成功实践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而非亲近某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或党派。当然，美国政府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当美国有违背民主自由价值的政策时候，我一定会不加掩饰地批评之。比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的匆匆撤退，使得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未能解决；比如，在近期的反恐战争中，出现了美军虐囚的丑闻；比如，在全球阻止温室效应问题上，美国政府未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等等。我没有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我深知，美国存在着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美国人也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从未美化和理想化美国，也从未将美国看作是一处人间的天堂。

百年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却万变不离其宗：美国是中共政权的敌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亲密盟友；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中美之间真正进入“蜜月期”的那一天。

iamleaf

.......按着日本德国的例子,那就要先彻底摧毁一个中国,再来发展咯?那么巨大的牺牲是否真的值得?
美国的民主就真的适用中国么?
不是意气, 就是觉得, 不太接受这么露骨的....近似谄媚的文章....
就算美国的民主来了,能有多少天翻地覆?也不过是多了一些政坛上的小丑而已...乱哄哄的台湾,也是值得中国大陆效仿的么?

令狐药师

教授群体奋起反抗

最近，一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院大会的会议纪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只要是关心北大、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院长张维迎的表功报告，而是教师们对张的严厉批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奋起反抗，既是为了挽回北大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声誉，更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与尊严。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断了脊樑，他们成为最软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一群人。在近年来中国大学急剧膨胀和急剧腐败的过程中，大部分大学教授都保持沉默，除了作为外来和旁观者的丘成桐、丁学良等人直陈中国大学的危机之外，在本土只有陈丹青、陈平原、钱理群、张鸣等寥寥可数的几名教授站出来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是学术腐败和教育质量直线下降的重灾区；而「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光华管理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张维迎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以来，光华日益沦为富豪与官僚镀金的中转站，以及见钱眼开的赚钱机器，在社会上口碑不佳，让北大也一同蒙羞。与中国的其他部门一样，大学校长、院长的职务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非自下而上选举的。因此，校长、院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土皇帝」，以张维迎为例，他标举改革者的旗帜却成为光华的独裁者；教师们只能对学院的怪现状敢怒而不敢言。

鲁迅说过，作为被压迫者，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光华的教师们终於在沉默中爆发了。在此次会议上，何志毅、单忠东、蔡剑，杨东甯、江明华、曹凤歧、张红霞、王立彦、刘力、胡健颖、朱善利、王亚非、陆正飞等人相继上台发言。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光华的老人，有的是刚从海外回来不久的新人，有的是埋头书斋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党务系统的官员，也有的是工会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与张关系密切、被张所提拔的人士。他们的背景及立场各不相同，他们的言辞或尖锐或温和，但都对光华的现状相当不满，对光华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期望中国大学能够建立起一套民主的管理制度来。

知识分子群体维权

在我看来，此次北大光华教师的「起义」，与厦门市民反对化工项目和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项目一样，是中国近期中产阶级勇敢维权的三个醒目的亮点.过去，人们一提起「维权」一词来，便联想起权利受到最大程度侵害的、底层的工农大众。如今，维权意识已经拓展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厦门和上海两地的市民，不惜冒着被诬蔑为「非法集会」的危险，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他们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新兴的联络方式，迅速传递信息，召集有共同诉求的民众，或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或「集体散步」，或徵集签名信，或参加听证会，终於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两个事件展现出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国民主化的破局，不能仰望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出现，而只能「返求诸己」。换言之，中国民主转型源源不断的动力，就蕴藏在这个正在站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身上。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们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张维迎「这一个人」，而是造就「张维迎现象」的滞后的大学管理制度。

问题的关键在於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而解决之道是将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将个人的独断专行变成透明的民主讨论，将大学从官僚和商贾的附庸变成创造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的「独立王国」。如果知识分子没有敏锐的权利意识，不敢公开捍卫被侵害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法成为时代的先锋，而会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作为社会的「思想库」的大学，自身不能率先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那么它就无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工会开始发挥作用

这次光华的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工会的出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工会主席则是安置即将退休的官员的一个闲职。在行政官僚与教职员工的极端不平等关系中，工会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旁观者，它没有也不可能将分散的教职员工组织起来，凝聚成一支可以同官僚系统对峙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边缘化的一部分而已。在此次光华全院大会的纪录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光华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张红霞教授的一段简短发言：「光华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声誉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老师自发的提出来一些倡议，工会把群众的声音整理成了《倡议书》。大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快乐的光华.」同时，她还表示：「今后学院的工会确实应该依照《工会法》、《教师法》在监督民主决策上多做一些贡献和工作，更多地保护大家利益，能够让大家在光华过上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生活，然后再埋头干活。」这段话让人看到了微茫的希望。以工会对抗学阀，大概是光华的教师们「绝地反击」的一次机会。虽然到目前为止，工会尚且软弱无能，但人们一旦努力将其激活，它未尝不可能成为「体制内护法」的渠道之一。而工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大学或许可以成为先走一步的「试验田」。如果工会的角色和功能首先能够在大学中得以复原，如果工会能够积极运用相关法律来帮助教职员工的维权行动，那么大学的民主化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从制度上改革大学教育

第二个亮点是在大会上公佈的一份《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第二，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第三，响应许智宏校长的学术见解和观点，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四年不得连任。第四，建立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制度，重大问题实行投票制，学院行政班子每年度应向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述职，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这是光华教师的一份「权利宣言」。我相信，如果以上四条建议都能实施的话，光华就有可能掉转船头，驶向正确的航道，并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带来正面的启示。即便未来有不堪的人物当上光华的院长，他也无法给光华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制度来监督和制约之。「院长」的一举一动将不再是所有教职员工瞩目的中心，因为「院长」仅仅是一名全院成员僱佣和选举的「短期服务生」罢了。学者谢泳曾经指出：「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不能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们的「造反」能够让人们看到大学实现教授治校的前景，那么曾经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又将成为大学制度更新的领跑者。

令狐药师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

保罗说过，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圣经是特殊启示，而人类各民族的典籍、历史文化遗产等则是普遍启示。所以，我们不必抱着从圣经中寻找有关中国的论述的想法来查考圣经。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囿于“中华中心主义”的观念，拼命要从圣经中寻找出提及中国的字句来。比如，有人认为下面这段经文便涉及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由此，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便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满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以人意解经”、“以圣经注我”。其实，稍稍查考史料便可以发现：近代旧约圣经考证学的研究，以及一零四七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均证明希伯来文原音的“希尼”的这一词语与“色耶尼”仅相差一个辅音字母。所以，“希尼”应为“色耶尼”，而“色耶尼”正是现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的旧名称。这里的意思是先知预言将来犹太人必从世界各地回归，故“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南方）”，所以根本不是指中国（秦朝）。整部圣经中，确实没有一处提及中国，但这并不能否定上帝对中国人的爱，以及中国对上帝的爱的回应。

第二个问题，上帝与人类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旧约”的中心是“十诫”，“新约”的中心是“爱神及爱人”。这个约既规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也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耶稣第一个宣告个人的重要性，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因被造而拥有独特的价值；上帝爱每一个人，无论他美或丑，无论他强或弱，无论他高贵或卑微，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先哲马格里奇曾经是一个非基督徒，后来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护教者，他指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是健康的，聪明的或迂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如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同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地对上帝负责，人有自由意志决定是否接受上帝的拣选，每个人都是单独地与上帝发生关系，除了作为中保的耶稣基督之外，人类无须通过其他“中介”来走向上帝。也没有人可以凭借其种族、党派或团体的身份而获得救赎与永生。

人权观念也肇始于基督教。基督信仰带来了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在全球拥有最多听众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甘雅各（D.James Kennedy）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影响，他引用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其实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人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在于人的品质。也就是说，它建立在和上帝的关系之上。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客观事实，建立在上帝对人的关系之上，这个关系不会丧失也无法摧毁，只有上帝才能取消这层关系。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一六一八年的《人权请愿书》、一六八九年的《人权法案》，以及美国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和一七九一年的《人权法案》中都有所体现。历史学家海斯如此指出：“基督教理想被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真诚地朝这理想努力的地方，那里就有充满生机的自由；而在基督教被忽略或拒绝，遭逼迫或羁缚于政体的地方，那里就有暴政。”

基督教的“人论”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 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养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人类选择民主制度，不是因为人类有多么聪明和智慧，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是一套如何精致和完美的制度。相反，乃是因为人类的全然败坏，乃是因为人类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罪性。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你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专家，这方面大概不需要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第三个问题是，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彰现信仰？我的答案是两句话：“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毫无疑问，上帝的救赎既是个人的救赎，也是民族的救赎。但是，个人的救赎和民族的救赎之间，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即：先救赎个人，再救赎民族，而不是相反。正如张伯笠牧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必须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所谈论的基督教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关系，我们也从中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仍然将它当作是一种似乎可以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或方案，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等等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别人去信耶稣，甚至乐见中国基督教复兴的趋势，因为基督教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水准。但我们自己偏偏就是不愿去信仰，因为我们是有理性、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今持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固然比“义和团愤青”好得多，但“文化基督教”毕竟不是“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的生命并未有本质的改变。再进一步，如果“文化基督徒”变成“政治基督徒”，将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的次序颠倒过来，那么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近代以来所谓的“基督教救国论”，此一思路不仅无法救国，而且也背离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工具化、信仰的策略化，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纳入到某一宏大的“政治蓝图”之中，此一思路在今天某些“党外人士”的圈子里颇有市场。有一名自诩为“大总统”的律师便多次声称：“我要信基督教，并让我妻子去练法轮功，基督徒有一亿人，法轮功有一亿人，这样支持我的人一下子便有了两亿。”还有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宪政学者，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易经》，枕头下面还放着厚厚的一套《毛选》，他每天都将此三本书参照阅读，显然基督教只是他达成个人的政治野心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是真诚的信仰者，他们是洪秀全式的人物在当代中国的翻版。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需要救赎的，而是企图去充当他人的“大救星”，在此过程中，上帝只是他们认为可以拿来利用的一张面具而已。

另一种在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信仰与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割裂甚至对立。在教会中探讨公共事务很可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这几年来，我有过这样的切身的经历。但我认为，基督徒不仅是天国的子民，亦是地上的公民。海内外华人教会对后者缺乏深刻的认知。由于某种有偏差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大陆的教会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香港、台湾的教会则难以摆脱殖民地的历史影响，这些历史包袱使得华人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政治关怀”长期阙如，许多人将“福音”与“政治”对立起来，一谈“政治”来便恐惧战兢。使得基督信仰萎缩在私人空间中，教会和基督徒对公共生活缺乏影响。有人甚至还美其名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是一块专门涌来遮掩怯懦的遮羞布。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下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信仰完全“属灵化”，将信仰变成一种个体的精神安慰；一是将信仰完全“政治化”，将信仰变成达成其政治企图的资源。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在一条“中道”之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信仰体系，它必然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正如你信中所说的那样：“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用主祷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信仰既是私人性的，又是公共性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美国神学家戴德理教授指出：“期待信仰体系对个人、社会可以作出正面的贡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宗教，或一种哲学（例如儒教、马克思主义、或人文主义）不能潜移默化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宗教或哲学应该束之高阁。生命太短暂了，而人的需求又是如此巨大，生命不容浪费在仅供作‘观点’、‘看法’之世界观；生命必须专注于改变世界的真理之上。”我很同意这种看法。我很欣赏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倡导的“十字架神学”，他认为：“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待的姿态。相反，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参与的姿态，并在公共政治的领域中，提出神的应许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神学的任务乃是形成一种十字架的神学，寻求使人从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当教会和基督徒站出来捍卫社会公义的时候，他们便是将信仰实践化了。基督徒必须用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去改变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基督徒应当缺席的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上帝保持沉默的领域。

教会不能成为政党和政治团体，但基督徒个人却可以成为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上帝也呼召了若干基督徒承担此使命。正如莫特曼在一篇访谈中指出那样：“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站在弱者、病人、忧伤者、被逼迫者一边，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如果基督徒有机会承担政治的重任，那是很好的事。……基督徒乃是政治汤锅中的盐，是黑暗中的光，然而他们不一定为执政而执政。如果他们必须担当重责大任，他们当然准备就绪，然而他们不会一味追求权力。自从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后，有许多基督徒和牧师担负起政治上的重任，可是他们会等到新兴的政治势力抬头，能够承担起重任时，放下手中拥有的权力。”因此，民族的救赎是个人的救赎的“果实”。当个人的信仰坚实的时候，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当个人的信仰丧失的时候，民族的堕落也随之来临了。莫特曼在回顾德国的历史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德国以往的传统是：宗教是个人性的，与政治无关。我想希特勒得以坐大，基督徒要负某些责任。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个人性的，因为我们持守的使徒信经中就有一位政治人物：彼拉多。他让耶稣钉十字架，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桩政治事件。正如默茨所表达的，耶稣不是在两个祭坛上的人物间被钉死的，而是在两个受刑人之间，因此，我们必须竭其所能地参与政治。”

再回到我们中国上来。一九八九年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人开始在精神的废墟中，像当年的先知耶利米那样追问耶和华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带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回答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是的，基督信仰在中国开花结果，最根本的成就乃是个人心灵的得救与个人生命的重生。但就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而言，如果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公民中的比例持续增长，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股正面的助动力。

所以，我也认为，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时，信仰问题举足轻重，基督教尤其不可置身事外。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个不愿顺服的民族，上帝对中国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安排和期许。上帝需要我们与之“同工”，上帝需要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和国度“荣神益人”。在没有外力全面介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转型，与之伴随的必须有道德伦理层面的重建和宗教信仰层面的复兴。近在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国，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教会和信徒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功地避免了席卷全民的暴力冲突，成为驯服崇尚暴力的军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南非和波兰等国家的转型之中，我们也都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正是如此，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尽管今天中国的境况以及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的境况并不如人意。我深信，由于福音在中国的广为传播，中国将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伦理价值也将脱胎换骨，这远远比中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更为重要。让我们为公义和慈爱早日充满中国广袤的大地而祈祷。

梦里不知身是客，故国花落知多少？胡平先生曾经在《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一文中，谈到了流亡者的苦难、沉重、以及神圣与庄严，让我很受感动，我相信那也是你的感受。张伯笠牧师说过，那个政权企图不让人们回到祖国，以此来折磨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但是，自从有了天国的盼望之后，他便不再受乡愁的折磨了。是的，有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那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你跟随张伯笠牧师作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中亦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经中说，一个罪人灵魂的得救，便是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之欢呼雀跃。我也会持久地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愿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和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正如当年我在信仰之路上苦苦求索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一样。我深信祷告的力量，若不是凭着祷告，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信，但信心何其不足，是祷告加添了我们的信心。也愿你多多地祷告、读经和参加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沐浴在上帝的天光爱谊之下。

爱你的弟兄  余杰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旬

令狐药师

欧盟经过六次扩大之后已经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欧洲共和国”初步可以窥见未来的雏形。但是，欧盟内部“老欧洲”与“新欧洲”的价值观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持守不放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那么承平日久、被福利制度和相对主义思想拖累、害怕与极端主义势力战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是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以及正在嬗变中的共产专制主义。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都是对人类未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美国观”存在着天渊之别，它们对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恐事业也持相反的看法；另一方面，它们的“中国观”也差异极大，它们对实行畸形的市场经济和独裁政治的中国的看法也很不相同。“老欧洲”之老与“新欧洲”之新，形成鲜明的对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欧洲”与“新欧洲”，谁的看法更接近真理呢？究竟谁更加正确地预见到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呢？


“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

“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一度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但是，在晚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欧洲”深陷于激进主义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渐失去了信仰的传统和理性的精神。在暴力革命风暴和乌托邦理想的挟持之下，又先后经历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老欧洲”的绥靖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至今仍然是欧陆思想的主流：不仅对法西斯的崛起持绥靖态度，而且长期纵容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今天则戴着“和平主义”的面具出现在舞台上。

绥靖主义祸害无穷，它如同一块经过精美的包装的、却已经腐烂的糕点。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在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作斗争中，犯下过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里根和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而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应声虫一般的美国左派知识界。仅以冷战时期而论，占据“老欧洲”知识界主流地位的“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肆意歪曲冷战的意义，消解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美苏两大国都看作人类和平的威胁。他们身患“恐苏症”，一直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恐惧万分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他们看不到苏联内部出现反对党、反对派的可能，便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将永远执政下去，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外强中干、命弱游丝了。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政权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总算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老欧洲”一贯标榜文化优越论，瞧不起浅薄粗鲁的美国。当美国以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那些老牌殖民大国，不能忍受自身地位迅速下降的现实，转而以反美为旨归，企图在反美叫嚣中恢复一点自信心。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安慰和忘恩负义啊。在整个阴云密布的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的慷慨援助与支持，欧洲的心脏早已落入苏俄的魔爪之中。回想一下昔日西柏林的空中走廊，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所获得的不都是从美国空运来的食物吗？

左翼的阴影、社会主义的政治高调一直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在政府层面，左派政府始终占据欧陆的半壁江山以上。左派的特征之一便是亲近极端主义，特征之二便是固执地反美。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老欧洲”各国渐渐忘记了是美国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将他们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更忘记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让他们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他们在恢复元气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领导的对苏联集团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再度扮演绥靖者的角色。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之时，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无耻地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居然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和“友好关系”。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邻国有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呻吟呢。

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似乎厌倦了民主制度，不仅对本国内部暗潮涌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熟视无睹、不做任何深刻的反思与切实的行动；反倒对奋力抵抗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独裁政权的美国和英国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其中，最让人厌恶的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虽然在法国的政治格局中属于偏右的人物，却充当近年来反美的先锋，不仅恶毒攻击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还摆出一副当年的拿破仑皇帝的模样来，妄图充当“欧洲元首”，像家长一样对“新欧洲”发号施令。在国内，希拉克先生胆敢言辞谴责一心一意要颠覆“法兰西共和国”的极右翼政客勒庞吗？在国外，希拉克先生胆敢公开批判那些危害全球安全、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吗？

大部分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以左派的身份为荣。在“老欧洲”，奢谈“平等”成为一张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即便这种“平等”导致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民粹主义，而“老欧洲”大部分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最初，他们将理想寄托于苏联“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上；当苏联的古拉格黑幕被作家索尔仁尼琴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不敢继续为暴君斯大林唱赞歌，便转而去毛泽东的中国“朝圣”和“取经”；当文革的血腥与卑劣逐渐曝光，他们的梦想第二次破灭了，便又将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纳捧上神坛，视之为“人类的解放者”和“伟大的圣徒”。在同一个地方跌到三次的人，真是愚不可及。辱人者，人必辱之，那些替共产暴君化妆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共产暴君们内心的尊重，苏俄的缔造者列宁便轻蔑地将这个群体形容为“有用的白痴”。可是，直到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式和人类文明的走向，他们仍然刻舟求剑，沦为笑柄。


“老欧洲”与“新欧洲”对美国及全球反恐事业的不同看法

伊战爆发之后，“老欧洲”的政客们俨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高声谴责美国的“穷兵黩武”。他们偏偏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正是从他们的土地上发源，进而为祸世界的；他们偏偏忘记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诞生并蔓延的。那时，他们何等期盼着美军前来解放之！当年在希特勒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欧洲人，与今天在萨达姆的蹂躏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吗？冷战时代，如果不是美国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抗苏联的扩张，西欧能够一直平安无事吗？

与此同时，“反美”也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标榜。在“老欧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为荣。他们在攻击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时候，却无力解决像科索沃危机这样发生在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声称关心落后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却成群结队地去朝拜阿拉法特的独裁者和腐败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发表长篇开幕演讲，将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昔日的法西斯德国，将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为战争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讲慷慨激昂，获得了在场数百名作家狂热的鼓掌和欢呼。谁知，不久之后却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党卫军成员、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隐瞒此段经历的丑闻。此一个案，即充分表明了“老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自私。

今天，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进攻，以法国为首的“老欧洲”，仍然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应。哪个法国政客敢于忽略法国境内超过两百万的伊斯兰背景的移民呢？为了选票，他们在真理问题上闭嘴了。与此同时，“老欧洲”境内的回教社区日益扩张，俨然享有治外法权。散播邪恶教义的回教出版物在欧洲大肆流行，公开宣扬将持宽容和开放的观点的人、叛教者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统统消灭的论点。恐怖方舟热衷于恐怖活动，绝非为了改变贫困、追求平等。贫穷固然让人绝望，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基地组织的成员，都是富豪或中产阶级的沙特阿拉伯人或埃及人。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因报道中东的新闻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弗雷德曼指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同样也有穷人和失意者，但这是美国的过错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同样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但韩国在控制其发展方面如此出色，以至于其现在的经济超过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美国的过错吗？阿富汗被中世纪的塔利班神权统治所控制，它禁止妇女工作或上学。这样一个地方又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谁又是倒退的塔利班社会最大的保护者呢？那正是奥玛尔、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那些“老欧洲”的哲人们偏偏忽略这些常识呢，千方百计地为恐怖活动寻找其他“合理的原因”。

即便在作为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欧洲，对自由观念、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的敌视，非理性的、逢美必反式的“反美主义”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如今却大行其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基本上解决了种族对立问题，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移民组成的大熔炉；欧洲诸国虽然努力组建欧盟，却在种族问题上闭关锁国，居高临下地对中东事务指手画脚，却没有热情帮助该地区的居民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更是冷冷地拒绝难民的涌入，此种情形乃是极端主义孳生的温床。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既然民主社会总是过早地庆祝自己的胜利，丢弃了过去某些有用处的工具，出于忽视或习惯而解除武装，打算实行某些错误的短视的政策，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像葡萄菌一样，正在卷土重来。”然而，智者的声音通常遭到忽略，直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觉悟。

与暮气沉沉的“老欧洲”相比，刚刚从共产独裁制度下解脱出来十多年的“新欧洲”，则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奉行的反恐和反共政策。因为他们身上的伤痕犹在，他们深知在被专制奴役的滋味为何，他们不愿重新回到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这些国家挣脱共产主义束缚的经历表明，自由不是一个凭空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更深知美国为他们的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最无私的帮助。如今，他们有责任以对美国以及对全球安全与自由的支持来回报之。职之是故，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主动出兵参加由美英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医疗救助等服务。虽然这些国家力量有限，但他们积极参与全球民主事业的热情让人感动。

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和北约，尤其是北约的东扩，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了有效的安全保障。他们也邀请美国在其国内设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对俄罗斯普京政权威权统治的发展趋势充满了警惕。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北极熊”俄罗斯是压迫、掳掠和吞并这些小国的元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革命兴起，赤潮亦席卷了东欧的十几个国家，他们不得不仰苏俄的鼻息而生存，沦为只拥有“部分主权”的国家。

正是因为那一页页无比惨痛的历史，正是深味自由的可贵与专制的可怕，“新欧洲”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亲美的外交路线。他们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什总统在东欧各国所受到的欢迎，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他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等地所发表的演讲，得到了广大东欧民众的热烈回应。这一情形与他在西欧各国所受到的冷遇和抗议，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新欧洲”各国也相信，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不能忘却正义的原则。近期，在波兰展开了对昔日共产党官僚阶层及秘密警察的罪恶的新一轮揭露与清查，原东德的在共产党受害者也凭借新的法案获得了国家补偿。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做法，与共产制度彻底决裂。最让我尊重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弹丸小国爱沙尼亚，不畏俄罗斯的威胁恐吓，毅然拆除占领者留下的耻辱印记——“苏军纪念碑”，并计划修建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相呼应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公开支持其做法。爱沙尼亚知道，国家主权和自由价值神圣不可侵犯，美国支持其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现在再也不必看“北极熊”的脸色行事了。


“老欧洲”与“新欧洲”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除了在如何看待美国及其领导的反恐战争上“各自表述”，“新欧洲”与“老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差甚大。“新欧洲”各国经济缓慢起步，外贸对象主要在欧盟内部，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格局中并不占有显著的位置，所以各国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不必过多考虑政治立场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公正地面对中国，反倒比“老欧洲”的那些大国更敢说公道话。

“新欧洲”各国虽然缺乏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实力，但道义立场十分明确。在这些国家解密的大量历史档案中，曝光了昔日共产党政权与中共合谋的种种黑幕，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均对中共的丑恶形象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单单是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就让他们终生无法忘却。这些国家拥有若干比较坚持原则的魅力型政治领袖，如哈维尔、瓦文萨等政治家，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不断地批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台湾和西藏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不顾中共的干扰，多次访问台湾。他特意赴台湾出席“民主领袖大会”，向台湾民众分享捷克民主转型的经验，也盛赞台湾十多年以来的民主成就。其他东欧国家的政要、议员和知识分子领袖，也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及其他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匈牙利驻美国大使馆向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弘达颁发了“自由英雄”奖章，以表彰他对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无畏支持和几十年来历尽艰辛为自由、民主、人权不懈奋斗的精神。劳改基金会创始人、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吴弘达先生早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对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发表过批评意见，并因此被划为右派，在劳改营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匈牙利大使在颁奖词中说，向吴弘达先生颁发此奖章是为了表彰他“在支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体现出的勇气和为这一英雄行为而长期付出的艰苦卓绝的个人牺牲”、“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为争取自由、尊严、民主和普遍人权的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我们匈牙利人民会永远感谢吴弘达先生，他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捷克、匈牙利等国根本不会看中国政府的眼色行事。

与之对比鲜明，“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不仅体现在“反美”上，还体现在“亲中”上。近年来，许多“老欧洲”国家丧失了对中共的警惕性，在中国大量投资，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老欧洲”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们，大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独裁制度的本性，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如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对访民的迫害等等。大部分“老欧洲”国家对中共政权采取绥靖政策，乃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由于一成不变地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西欧各国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社会的创新能力处于停滞状态。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生机勃勃的美国尽占先机，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领跑者。欧洲落后美国至少二十年时间。由于选票和移民的原因，“老欧洲”的各项社会制度积重难返，真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于是，某些“老欧洲”的政客，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将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当作救命稻草。订单便是一切，什么产品都想卖到中国去——汽车、香水、磁悬浮列车……即使中共希望购买的尖端武器，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也照卖不误。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为了向中国出售空中客车、高速火车及汽车项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耻地宣称，天安门事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不必再揪住往事不放，大家还是开心地做生意吧。法国国防部长玛丽多次呼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以便让法国的军火商们从中渔利。然而，就在希拉克刚刚返回法国之后没有几天，中共当局就对广东东洲汕尾捍卫土地权益的村民开枪镇压。这是对毫无道义原则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讽刺——天安门屠杀并没有过去，天安门屠杀仍然是在中国继续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现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赢得中共的好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承诺将在欧盟内游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作为西方左翼政党社民党的党魁，施罗德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作风也比较亲民，但对振兴经济无能为力。在其执政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十分萧条。于是，他便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率领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签署了大笔订单。有意思的是，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希拉克是右翼政客；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施罗德是左翼政客，但他们“反美”和“亲中”的立场，却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只要能以反美为“政治正确”的标榜，只要能从中国捞到具体的好处，便可稳稳当当地掌权。

法国和德国试图出卖先进武器给中共政权，以赚取大钱。那么，中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只有依靠杀人才能维持统治地位的政权，一个未经选举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国“公民”，我今年三十五岁，却从未参加过一次选举，从最高元首的选举到市长的选举，一次也没有。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而是来自于武力，中共魁首毛泽东赤裸裸地宣布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该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更改。因此，欧盟不应当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万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胡作非为，使得这一努力付之东流——就在欧盟即将启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中共强迫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磨刀霍霍的《反分裂法》。该法堪称战争授权法。震惊之余，欧盟收回了相关议案，即便法德两国在欧盟内部一言九鼎，也无力回天。

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它也许能给欧盟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这一举动必将危害世界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敢于以战争手段威胁中国，除非该国自取灭亡。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拼命扩充武力呢？不顾民生问题而疯狂提升军费，难道符合“和平崛起”的政策吗？

以希拉克、施罗德为代表的“老欧洲”政客，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人民的事实，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翩翩起舞。我在法国和德国访问期间，曾多次尖锐批评法德两国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两国官员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如此害怕中共，简直超过了当年害怕纳粹的盖世太保。由于中共当局软硬兼施，在欧洲大陆，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媒体，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正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转机已经出现。施罗德和希拉克先后下台。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萨尔科齐都致力于修补与美国的关系，重建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政治家，出身于一个倍受共产党政权歧视的牧师家庭，她本人就曾经生活在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所反映的那种环境之下。默克尔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不畏惧中共的强权和收买，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尊重，当然也招致了德国企业界和某些功利主义政客的杯葛。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比较油滑，不敢像默克尔一样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宣称不会接见达赖喇嘛，但其政府内却有不少正直之士，如新外长库什内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权活动家，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深有了解，比起前任来，更加敢于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老欧洲”的一系列变化，使得“老欧洲”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开始向“新欧洲”靠拢。中共妄图向美国打“欧洲牌”，恐怕是缘木求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