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2小时灭1500名日军 被赞神机军师

有容乃大

　刘蒙，重庆开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86～2005年，历任驻爱沙尼亚、芬兰、丹麦、新西兰等国武官以及联合国驻叙利亚、科威特、埃及、以色列等国军事观察员、联络处主任、地区司令等职。2005年回国，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2008年起任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分管陆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
　　刘蒙同志任驻外武官期间，对促进我国对外装备技术交流做出突出贡献，曾获得丹麦、芬兰、爱沙尼亚、埃及等国多枚勋章。作为我国首位联合国维和部队地区司令，他直接指挥过美、英、法、意等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对世界各国陆战部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都有直观而深刻的认识与研究。
　　太行山，绵延400余千米，地势险峻，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得太行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70年前，八路军129师在师长刘伯承的率领下进击太行，经略中原，以巍峨险要之地势，舍身取义之信念，河山换尽血流红之气概， 在太行山筑立起钢铁般的“天下之脊”。自此，一出出经典的抗战大剧拉开了帷幕。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本刊记者走访了刘邓大军抗战时期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观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并采访了。本期将为您展现刘伯承元帅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作战实践与战略思想。
　　绵绵群山见证了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巍巍太行伫立着中华儿女的不朽丰碑。
　　全民族的抗战
　　记者：刘将军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现在对抗战有些说法，比如“国民党死了200多个将领，共产党只牺牲了1个高级将领左权，抗战是国民党打的……”您如何看待这种问题？
　　刘蒙将军（以下简称刘）：我一直持一种观点就是，抗战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国共之间存在配合、默契、矛盾和斗争。初期我们的游击战配合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1940年以后，由于我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发展，渐渐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
　　记者：您如何看待蒋介石这个人和他的智囊团？
　　刘：回顾抗战之初，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蒋介石政府一味躲让，日本人野心不断膨胀。日本人自己把铁路炸了，赖在中国人头上，接着占领沈阳、吉林、长春三个城市。当时国民党人包括张学良要与日本打，但被蒋介石按住了。结果日本人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之后，张学良又要反击，但蒋介石又说东北本来就是满州人的，给他们算了……就这么一个结局。
　　蒋介石用过的五任德国军事顾问都很有名，我认为比较有能力的是第五任法肯豪森将军，一个很务实的军事人才，给蒋介石提过很多好的建议。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他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日军集结兵力不仅要占华北，还要打上海，继而沿长江而上，将中国切成两段，最后占领中国全境。但当时蒋介石完全不听。所以后来上海丢了，接着是南京。日本人果然溯江而上，将中国切断。
　　法肯豪森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就是后来的花园口决堤，蒋介石认为这条建议花钱不多，又容易实现，就采纳了，没想到河水不可控制，淹没了很多村庄，死了很多老百姓。所以说，抗战中蒋介石确实是起了很多消极作用的。
　　蒋介石这个人小计谋很多，但大的战略看不清楚。比如到重庆后，为得到美国援助，找来美国顾问，可又只顾小利不谋大局，在远征军问题上与史迪威矛盾很大，影响了入缅作战。
　　史迪威提出入缅作战的积极防御思想，他大加赞扬，在重庆誓师大会上引用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但一到真动兵就不干了，消极防御使仰光失守。
　　蒋介石与八路军的合作也一样。虽说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又怕共产党拥有更多部队，所以满打满算只给了6个旅的编制，也就是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这么一点部队能打什么会战？所以共产党开始根本没有力量与日本大规模作战，只能以游击战配合主战场。

有容乃大

抗日战略的提出与践行
　　记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5周年的时候，张震副主席说：“《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战略问题》两篇文章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后一篇在军事工作中指导意义更大。”您能讲一讲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吗?
　　刘：这篇文章源自《洛川会议决议》，经过修改后编入了《毛选》，洛川会议制定了我们抗战军事斗争的战略原则。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刘：1937年在洛川会议召开前，父亲和他的政治委员张浩（林彪的堂兄），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一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与日军阵地战”。毛主席对这封信中的军事观点非常满意，并责成父亲说服与会同志接受这一军事观点，从而形成了《决议》。父亲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决议指导了我们的军事斗争。
　　记者：抗战之初，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129师还是打了很多著名的战斗，请您概括地讲讲？
　　刘：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应该是他的特点。
　　经过正式谈判以后，国民党（经周**协调）帮助安排了路线、时间、地点，让共产党3个师进入山西驻地。为了不被国民党方面干扰，更不让日军刺探到我们的军事机密，父亲很谨慎，完全没有按照蒋介石安排的路线进驻作战区域。
　　129师进驻太行地区以后，五战五捷，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歼灭战，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其中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人，击毁40多辆卡车和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七亘村伏击战，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增援娘子关的日军。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有容乃大

提出“敌进我进”，壮大了我抗日力量
　　记者：刘帅关于“敌进我进”的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刘：那是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1940年日军开始“扫荡”，主要想扑灭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敌进我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父亲采用了“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
　　“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所以说父亲在军事上是很敢说自己的想法的。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主席跟他说：“你们这个‘敌进我进’搞得好！抗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百团大战”之后，冈村宁次在其日记里写到，“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讲一点儿《孙子兵法》，帮助理解八路军的抗战。孙子的“胜不可为”是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先求不败，在不败的过程中摸索与敌人斗争的规律，寻求方法因势利导，从而获胜。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敌进我进”是八路军抗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敌进我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军，而且壮大了我军。129师出征时九千多人，走出太行山时三十多万正规部队，七十多万地方部队。说到底，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是在斗争中斗出来的，是靠我们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举措，发动群众、扎根群众得来的。

有容乃大

　与反“扫荡”
　　记者：日军1942年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攻势是太行山南部129师师部，刘帅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据说当时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而刘帅只有两千人？
　　刘：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日军“铁壁合围”是对袭击目标进行第一次包围，如果发现八路军有突围的情况，紧接着实施第二次包围。父亲根据日军出兵的不同方向，在地图上标了不同的“利害变换线”，同时对突围也有上、中、下三种方案。上是找到敌人合围的最后缝隙，在敌人接近变换线时跳出去。中是用小股部队袭击日军，制造缝隙带领司令部机关跳出去。下是一边打，一边向深山里退。整个抗战中，父亲从未失过手，每次都能带机关部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静、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1942年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他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