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强烈反对计划生育：有人就能造人间奇迹

有容乃大

在20世纪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有一位铁骨铮铮卓然而立的人物，他就是明知寡不敌众，依然单枪匹马誓死坚持“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先生。
　　建国之初，马寅初发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危害
　　1949年3月，马寅初应中国共产党电召，经香港转道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成为建国之初我国财政和教育文化领域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
　　建国之初，我国人口开始了快速的“转变增长”，即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结果人口增长加快。根据孙沫寒先生编撰的《中国计划生育纪事》，195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8.00‰，自然增长率19.00‰，年增人口1039万。到1953年时，全国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4.00‰，自然增长率23.00‰，年增人口1337万。1953年，为了配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时也为了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于1953年6月30日零时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调查结果的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6.02亿，其中城市人口为13.26%，农村人口占86.74%；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6%，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3.6%，属典型的年轻型人口。至195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增至37.97‰，死亡率降至13.18‰，自然增长率增至24.79‰，年增人口1475万。人口逐年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
　　第一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还不能准确概括全貌。
　　1954年，已经73岁高龄的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视察，深入调查。这一年的5月25-30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浙江省黄岩、乐清、永嘉、温州市郊调查，发现农村的儿童特别多，这令他很担忧。此行回来后他写了《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对农村孩子太多表示忧虑。当时，浙江各地的人口增殖率都偏高，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这些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实地调研，马寅初发现并抓住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他认为，国家还比较穷，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设起来，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将来国家负担很重。在经济发展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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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
　　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看到了避孕节育的必要性，邵力子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也写文章呼吁普遍避孕。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一些群众特别是妇女干部强烈要求摆脱多子女的拖累，参加经济建设，要求避孕节育。1953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示卫生部要改正限制节育、禁止避孕药品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并敦促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3年9月29日，政务院总理周**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来信上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他指示卫生部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对进口避孕药的限制。这是我国建国后提倡计划生育的开端。1954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议传播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避孕方法，供应避孕药品。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政务院召开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强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明确表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我们这样主张，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毫无共同之点。”
　　1956年是一个转折年，开始公开、频繁提倡“避孕节育”并首次提出“计划生育”的说法。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9条第3项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这一年的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时政府倡导避孕节育，也是为了避免人工流产对妇女的伤害。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提问：“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毛泽东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其时产生过有计划地生育的设想。
　　1955年7月，马寅初在浙江、江西等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同时，邵力子先生也提交了相关议题的提案。不料，他们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当初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1956年，马寅初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机会，再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由此可见，马寅初先生有关新人口论的思想是1954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55年，马寅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6年1月，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寅初继续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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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得到毛泽东赞赏。
　　毛主席说：“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它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毛主席还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毛泽东在3月1日的讲话中又明确说：“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马寅初先生是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谈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那么毛主席以人民要求来理解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可以说道出了一个普适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追根溯源，至少应该说，毛泽东支持人民自觉的避孕节育这样的思想是一贯的，而由政府出面进行计划生育则是一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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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63号寓所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谈到如下观点：“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谈话内容以“马寅初谈人口问题”为题公开发表。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膳厅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师生奔走相告。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3日，马寅初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发。
　　《新人口论》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择其要者，首先，马寅初从七个方面论证了1953年至1957年，人口增殖率超过20‰的原因。其次，他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简单说消费多积累少。第三，他声明人口控制的观点是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的。第四，人口如不控制，将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第五，从资金积累、工业化、科学研究、粮食几个方面论述了人口非控制不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仅体现在《新人口论》一文中，也包含在其他文章中，其基本主张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
　　“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马寅初的观点新就新在一反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论调，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人口增长太快问题，并对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作出了新的选择。马寅初的主张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节育，而且是社会范围内的生育节制——“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不过他的主张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即第一步是普遍宣传避孕，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他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这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核心思想。他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中清楚表明：“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第二步是宣传迟婚的好处，认为男25岁、女23岁结婚比较适当，并建议适时修改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龄男20岁，女18岁。）第三步才是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实际上，《新人口论》已经树起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大旗。
　　虽然马寅初不是提倡节制生育第一人，但他的观点比较系统和切合实际。以往的学者主张的节育基本上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思考，却很少想到政府该有什么样的作为。此其一。其二，他是从消费与积累等诸多矛盾的框架中来看待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的。其三，马寅初深切的爱心使他关注到了高生育率对妇女的羁绊和危害问题。其四，重要的还在于他提出了开展人口普查等可操作的建议。其五，马老辩证地看到了人口的两面性，他指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马寅初的观点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体现了爱国爱民的人文思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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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思想转折点
　　巧合的是，在马寅初北大演讲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右运动开始。1957年7月3日，马寅初作《新人口论》书面发言时，反右运动已经扩大化。因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才免于被划为“右派”。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各地放卫星，导致毛主席错误判断，甚至认为：“现在看起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1958年2月，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和邵力子两位先生再次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但已经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合拍”。“大跃进”的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思想转折点。毛泽东陶醉于“大跃进”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观点，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回顾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和人定胜天。在写于1949年9月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
　　1956年，毛泽东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毛泽东还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都被发动起来。举国上下的高昂情绪，又激发和感染了毛泽东。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正是在全国“大跃进”、人多好处多的浓浓氛围中，节制人口的声音被淹没了。为了扫除“大跃进”的思想理论障碍，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外“反冒进”主张的理论依据——马寅初先生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新人口论”则是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到会突然发难，说：“马老要作检讨。”5天后，《光明日报》等紧跟其上，掀起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经济理论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说批判马寅初是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发动的，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冷眼相对的马寅初最后则大声反驳：“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至此，矛盾公开并激化。当时，全国到处宣传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观点。
　　1959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全党全国开展“批修运动”并准备打世界大战，甚至声称6亿人口死三分之一仍然是大国，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资源和实力。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理论自然就同毛主席的人多好处多论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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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广东等8个省区实地考察调研工农业生产和人口状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劝马寅初从大局出发，写个检讨。在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梳理过后，马寅初在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庄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掷地作金石之声。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大规模的批马运动，大字报、批判会、各类文章可谓“铺天盖地”。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学校长辞职书。3月18日，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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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历史最后证明，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不仅还了他公道，而且给了他不朽的位置：立身巍峨，民族瑰宝；道德文章，垂范千古；铁马冰河，浩气长存。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后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胡耀邦处理。“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胡耀邦当天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
　　1979年7月25日，98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佳音。1979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文章，文章前面加了报社主动做的检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专程登门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平反意见：“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马寅初委托儿子马本初致答词，第一句就是：“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同日新华社讯：党中央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大会一致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在马寅初先生逝世四个月后，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993年9月，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授予马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