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

有容乃大

包括攻坚、防御，任何战斗、战役，都给各级指挥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不然，1955年就用不着授那么多上将、中将、少将及校尉了。而像辽西会战这种运动战，这种空间就更广阔，更需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了。待到后期纯粹的“打乱仗”，林彪的电报也少了，你们就各自为战、机断专行吧。
    10月20日，“林罗刘”电令6纵“应暂在彰武以东隐蔽，准备待命突然包围彰武之敌，但如发现该敌撤退时，则应机断包围彰武”。24日又命令6纵“应以强行军插到半拉门以西郭家窝棚、靠山屯、刘家窝棚一带，防敌向西南撤退”。25日又电示“途中遇小敌歼灭之，遇大敌则首先将敌退路切断”。
    电报不止这些，有时一天几封，包括“前电作废”，让部队多跑许多路。而主旨当然未变，那就是无论敌人南逃营口，还是东退沈阳，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待攻锦主力赶到后歼敌。
    当日黄昏，6纵两个师分作两路，以应战姿态并肩前进。接敌时为加大攻击正面，尽快投入兵力，两个师又各编成两个行军纵队。黄永胜还指令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同时加强前卫营连火力。
    此前此后，黄永胜都想了些什么，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而在这个即将被炮火映红的战局诡谲的夜晚，在辽西那些大都叫作“窝棚”的村镇间，廖耀湘兵团这条大鱼到底还是被6纵逮住了。
    此前两天一夜，6纵行军100多公里。有人说光顾赶路了，在此期间一直没有机会架设电台，有人说是一天，有人说半天。笔者曾认为是前者，这次写到这里查阅资料，有些叫不准了。而无论如何，6纵只顾抢时间、赶速度，未与总部联系，也就在“林罗刘”那儿把自己弄丢了。
    大战在即，瞬息万变，没抓住廖耀湘兵团，倒把个主力6纵弄丢了，而且6纵两位主官还要统一指挥在辽西的4个多纵队，这可怎么得了呀？
    “林罗刘”的焦灼可想而知。
    刘亚楼恨恨地说：“这个黄永胜搞的什么名堂，误了事非杀他头不可！”

有容乃大

终于接到电报，报告已经截断敌人退路，自然如释重负。
    刘亚楼更是喜形于色：“这个黄永胜，真有一手！”
    26日4时左右，6纵16师前卫46团越过北宁铁路，进至厉家窝棚、姚家窝棚一带，与廖耀湘兵团先头部队新3军14师遭遇。
    敌人是逃营口，还是回沈阳，一时还难以断定。黄永胜命令部队尽量扩展阵地，迅速抢占一切可以阻击敌人的制高点，坚决顶住敌人。
    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厉家窝棚阻击战，堪称辽沈战役和东北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126师有9个连打剩10来个人，46团牺牲300多人，伤亡过半，牺牲团政委、参谋长和两个营长。
    战斗打响，黄永胜扫视着身边的人员，“这些日子该说的话都说了，等的盼的就是这个时刻。眼前的形势大家都清楚，我就说一句话：我的指挥位置就在这里，打剩一个人也在这里！”
    黄永胜要求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这时他的位置是在16师指挥所。
    天津攻坚战，8纵一鼓作气扫荡外围据点，尖刀连3分钟突破民权门，各师团猛打猛冲，在金汤桥与友军胜利会师。
    打锦州出纰漏，挨批评，杀了人（处死1位连长），3个月后打天津就像换了一支部队。再想想8纵开门大吉的三战三捷呢？没人说这都是黄永胜的功劳，却有谁能忽视司令员的作用呢？
    23、
    1949年5月，黄永胜被任命为14兵团副司令员，之后为13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2月，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直至1969年7月。
    “文化大革命”中，对黄永胜震动最大的事情之一，是陶铸被打倒。

有容乃大

  陶铸原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这时是华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住在军区大院。两家比邻而居，中间院墙开个栅栏小门，常来常往。陶铸年长两岁，参加革命也早些，黄永胜对他很尊敬。陶铸主要精力在地方，政委只是兼职。军区重要工作，黄永胜都要求军区机关向陶铸报告，重要会议请陶铸到会。作为地方党委一把手，陶铸对军区工作大力支持。黄永胜常讲：有陶政委这个班长掌舵，工作好做，放心。
    陶铸是1966年5月调中央工作的，仍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8月，陶铸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突然宣布陶铸到中央后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夜之间，陶铸沦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由“红桃四”变成“黑桃三”（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黄永胜目瞪口呆。
    这也是两年半后，他不愿进京履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4月14日，周恩来为处理春季交易会问题来到广州，用3个晚上25小时，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200多人座谈，了解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据说，周恩来高超的革命斗争艺术，给黄永胜留下深刻印象。
    这期间最使黄永胜震惊的，是武汉的“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奉召进京，造反派得知他住在京西宾馆，强行冲入，在楼内到处搜抓。当时黄永胜就在京西宾馆，还有中央文革为声援武汉“造反派”组织的百万人大会的疯狂场面，都不能不使他感到下一个“7·20”事件会发生在哪里。
    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湖南省军区因为不支持“造反派”的打砸抢烧杀行为而被改组，几位领导人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关押。湖南省军区是广州军区下属单位，广州军区能没有责任吗？
    他知道，信手拈来的任何一件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人劝他：别上火，没事儿，你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有容乃大

  在黄永胜的老领导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林彪、罗荣桓了。对于林彪的治军之道和指挥艺术，黄永胜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林彪的孤僻性格，让他感到拘谨，有些难接近。每次进京，倘非召见，很少登门，有事求见，也要预先联系。而对罗荣桓，除崇敬外，又多几分亲情，几乎进京必去。罗帅跟他谈工作，唠家常，对于他的毛病也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领会老领导的苦心。罗帅到湖南考察，顺便回家乡探望，他全程陪同。1963年12月16日，罗帅去世，在北京举行葬礼的同时，广州军区也在军区礼堂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追悼会。
    1968年3月23日，黄永胜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去北京“受领任务”。当天深夜，乘北京来的军用专机进京。
    24日晚，驻京军事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近万人，齐集人民大会堂。待到21时30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挥动《毛主席语录》，依次走上主席台。明眼人立刻发现没了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却出现了身材高大、一些人并不熟悉的黄永胜，就听到有人情不自禁地道：这人是谁呀？
    林彪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开口就讲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傅崇碧出了问题，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对杨、余、傅的处理决定，和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副总参谋长的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然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依次讲话，揭发批判杨、余、傅。这就是当时的“杨余傅”事件。会议进行4个小时，将结束时毛泽东亲临会场，接见与会人员，让人感觉是一锤定音了。
    黄永胜什么感觉、滋味儿？
    有人说，黄永胜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去北京“受领任务”，他以为是有重要军事行动，立即要作战部门为他准备了有关资料。当时珍宝岛已经打了起来，中苏边境局势吃紧，越南战争不用说了，东南沿海也不平静，广州军区护卫祖国的南大门。他曾经说过，现在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万一敌人再进来搞一家伙，可怎么得了呀？
    24日上午，黄永胜奉命去中南海开会时，才得知党内又出现“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出了“新的二月逆流”。
    关于“杨余傅事件”，有人已经并将继续写出真相。而似乎与此无关的黄永胜，是在林彪宣布决定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京官吗？
    从大区司令员到总参谋长，他没有权欲吗？陶铸被打倒，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与他私交挺好的杨成武被他取代，又能让他想到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他已经看得太多了，特别是走马灯样倒来换去的京官。此时与此前此后，他曾认为林彪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期求林彪的庇护吗？那么陶铸呢？他当然清楚陶铸与林彪的关系。
    之后，黄永胜陆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
    青云直上。
    1971年“9·13”事件后，就一下子摔了下来。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黄永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久即监外执行。

有容乃大

刘亚楼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1局局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人与物，目光到处，都是异国情调，却是多少年来就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风尘仆仆的抗战军人，摩拳擦掌要大学一番，回国后大干一场。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刘亚楼这位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度又不同于跟小鬼子拼刺刀。
    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字码子”。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连说带比划，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
    刘亚楼是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有后来的实践为证。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有容乃大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一路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逼近莫斯科。
    苏军将帅没有疑义，刘亚楼觉得不妥。
    1938年3月，林彪在山西隰县被晋军误伤，到苏联疗养，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库契诺庄园。伏龙芝军事学院培训外籍学员的特别部，也设在那里，在特别部学习结束后，刘亚楼仍是那里的常客。
    刘亚楼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德军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消息传到中国，版本有些变化也属自然，待到林彪“永远健康”时就神乎其神了。说斯大林要用5个师的苏军换林彪，还说要用15个（还有说3个、5个的）苏联将军换林彪。
    比较准确的情况是，1960年春，空军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讲了这件事，但他并未提及自己在其间的作用。
    25、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供职警备司令部，化名王松。
    12月初的一天，大连市委书记韩光①，邀请刘亚楼参加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控诉日军、汉奸罪行。一个身材修长、脸庞俊俏，明显带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声泪俱下地控诉后，呼吁人们警惕日伪残余势力造谣、破坏，号召大家为恢复、发展生产尽心尽力，会场上不断响起口号声和鼓掌声。
    “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刘亚楼随手在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韩光。
    韩光告诉刘亚楼：她叫翟云英，是香炉焦小学教师，大连市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
    刘亚楼问：她是俄罗斯人？
    韩光道：算半个吧。他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一言难尽，一个苦命的姑娘。

有容乃大

又道：王少校，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刘亚楼点点头，又摇摇头。
    像他这样的干部（包括本书中的几位名将），许多是在延安结婚的。枪林弹雨中冲杀到那里，自然法则已经到了、甚至过了这一站了，又有那样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进入抗大训练部长视野的，是第二期学员员凌漪。刘亚楼赴苏学习，员凌漪留在延安。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而天各一方的员凌漪，听说刘亚楼牺牲了，十分悲痛，后来再婚了。
    之后，刘亚楼与陪伴贺子珍在苏联休养的苏兆征①之女结婚，并生有一子，后来也离婚了。
    散会后，刚成立不久的大连县委的县委书记王西萍，又给刘亚楼当红娘：这翟云英可是个好姑娘，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办工人识字班，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她。
    刘亚楼叹口气：我不是没想过这事，是受不了婚变的折磨了。再说了，我都35岁了，那姑娘顶多不过20岁。
    王西萍说：年龄不是主要问题，我看你们俩挺合适，这事就这么定了。
    几天后，翟云英来到县委书记的会客厅。之前她作为香炉礁的妇女代表，在这里开过座谈会，这次怎么就她一个人呀？
    王西萍满面春风：今天不是开会，是要给你介绍一位白马王子。
    一辆汽车驶到门前，门开处，韩光陪着一身黑色西服的刘亚楼，走了进来。
    王西萍迎上去，为双方介绍。刘亚楼向翟云英伸出手，那手还没握上，姑娘俊丽、白皙的脸就变成了红苹果。
    第一次见面无话，二次谈家事身世。
    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是山东人，闯关东到东北，又独自去俄国谋生，先后在海参崴、赤塔、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打工。参加了十月革命斗争，加入中国红军团，与高尔察克匪帮作战。战斗负伤，被安排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同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结婚。1930年来大连省亲，赶上“9·18”事变，回不了苏联，在香炉礁安身。父亲参加反日活动，被宪兵队抓去，惨死狱中。母亲给附近渔民磨米，收点加工费。翟云英从小捡煤核、挖野菜。

有容乃大

刘亚楼说：我家也是一样，都是苦命人，才参加红军闹革命。
    两个人开始心心相印了，可一谈到两人的关系，翟云英就心里敲鼓了。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嫌他比她大17岁。
    第一次见面，如果说刘亚楼有点不像他自己了，那么这一次，他的个性就展示无遗了。
    他痛痛快快地道：我去和你妈妈见一面，如果她老人家仍不同意，那就是我没这个福气了。
    他不能不想到那个“万一”，却又对自己充满自信--就像面对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一样。
    “妈妈莎。”按照苏联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刘亚楼进屋后亲切地叫了一声，用俄语跟老人唠了起来。
    如果说这遥远的乡音，已经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这个中国小伙子的学识、热情、坦诚和落落大方，就让这位苏联老人十分欣喜了。
    1947年5月1日，刘亚楼与翟云英结婚。
    一年前的5月，他已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①了。
    26、
    民主联军总部，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县城双城堡。挺气派的有钱大户的大院，院内又有两个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东院为林彪等人的办公、住处，西院为参谋处。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带着个不超过10个人的指挥班子去辽西，又辽北、吉南地转悠，指挥作战。毛泽东对这个轻便的指挥班子挺欣赏，1946年4月曾专电询问，让林彪介绍说明。现在虽然不再到处游击了，人员也有增加，毫无疑义，这是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有此前扭转东北战局一系列胜利为证。
    刘亚楼认为还不行。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势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根据地这一堆，那一块，也无法统一作战，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有容乃大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共产党闯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冲啊”。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一大堆，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解放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用林总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一些人转不过弯子，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个印刷厂，不久又成立个测绘学校。
    走走转转，听听看看，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须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

有容乃大

接下来是举办参谋训练队。总部有专门的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纵、师司令部也按规定，抽调有文化、又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而他就在上任伊始的千头万绪中，点灯熬油地翻译了苏军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我军的特点有增有删。像那测绘学校一样，应为我军的首创、第一了。
    各级司令部人员按编制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得就逊色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仍把参谋人员视为旧军队的副官、随从之类。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谁还敢不把参谋当盘菜？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区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利上、威信上都要适合于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林彪说这话时，东北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已经正规化得有模有样了。
    许多老人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刘亚楼告诉参谋处人员，敌情我情，装备士气，机动能力，兵员成分，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敌方指挥官的性格，这支部队的历史、特点，作战区域地形、气候、道路、群众条件，一个参谋人员，无论带长不带长，必须随时了然于心，特别是你负责的那摊子业务。一个参谋要敢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参谋、建议，并且语言简练。首长向你了解情况，你不懂，说不清楚，已经失职。如果不懂装懂，明不知以为知，那就是犯罪。首长要根据你的情报作出判断、决心，调动千军万马，指挥作战。记住，参谋人员必须永远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精细、严谨、准确而又明确，嘴里不能有“大概”、“可能”、“差不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①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