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中共危机与转机：毛泽东逝世引高层权力危机

零下68度

　三次危机——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

　　六条成功经验——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军事危机：长征前后（1934~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源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到了西安，发现事情并非如原先预料，国际舆论对张、杨的行为颇多非议，南京方面也准备出兵西安……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调整，决定不再提出审蒋、处蒋，而是逼蒋承认中央红军，一致抗日。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零下68度

　粮食危机：大饥荒（1959~1961）

　　韩教授说，经历过3年大饥荒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据韩钢教授所掌握的，就有二十多种说法。不管人数多少，铁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

　　吹牛并非不上税，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总理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结果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零下68度

　高层权力危机：毛泽东逝世（1976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总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的高层政治格局出现多派并存。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kaiyuanjiayuan

我同意楼主所说顺应民意协作配合，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用现在的一个词汇那就是和谐。只有相互之间秉承着和谐的氛围和谐的理念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处处洋溢在和谐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