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楼主 |
发表于 31.1.2012 11:23:24
|
只看该作者
(四)
在“西林整军”和反磨擦斗争期间,我同德怀同志交谈甚多。除了商讨军事和统战工作外,有时还谈到工作方法和个人修养。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这个人性情较急,虽也深知这个毛病不改,是要误事的,可改起来真不容易。德怀同志笑道:你这个毛病要同我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luo@①!不过,我可以告你一个办法,就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写出处理意见后,不要立即拿出去,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了,再看它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确实比较妥当了,再拿出去。这是个治急躁病的良方。我已试了数年,效果不错。其实,这并非我的发明,我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你不妨试一试。从那以后,我也照此去做,果然奏效,至今仍常用不辍。这个办法说明了一条经验,就是处理重大事情时,亟需冷静,务必三思九虎,慎重决断。切不可躁进冒失,否则就难免举措失当,贻患于后。
还有一次,在谈到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防止偏听偏信时,德怀同志向我讲起了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他直言不讳地说,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朱长楷、王怀等人来找我,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要求解决袁、王及其武装。我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坚持认为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根据地就会面临危险,并说特委已作了决定。听了他们的话,我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遣红五军第四纵队随他们到了永新,1930年2月包围了袁、王所部,袁死于乱枪之中,王落水身亡。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将他们杀掉。袁、王二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此事追悔莫及,错就错在轻听轻信上面。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听了德怀同志这些话,我的心情亦觉沉重,也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想,能够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仍不失为聪明者。
(五)
1945年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抗日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经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批评,主要是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百团大战和关于“闹独立性”等问题展开的。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
有道是物换星移,往事回首,感慨良多!也许是这样吧。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
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1943年3月,德怀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6月初,毛泽东同志致信于他,对谈话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不妥”。座谈会上一些同志也进行了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对的,有道理的。对此德怀同志也是认真接受的。不仅这次会上,而且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一再作过检讨。直至1962年6月他给中央的信中,还认为那次谈话“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是有错误的”。足见他是个知错必认的人,而不文过饰非的。
关于百团大战。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对于这种批评,德怀同志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错误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和对日军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他在1962年给中央的信中,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是有所影响;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我军‘游而不击’的造谣;我军也取得了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的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的迅速开展。”所以那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看法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事实。低估和否认百团大战的主要功绩是不对的。在百团大战中,决死队有五个团参战,其中特别25团、38团,经过这次战斗,才真正进入我军英勇善战的部队的行列。
关于“闹独立性”。会上所有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批评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之一是说德怀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而且他说过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些也可以成为批评的“依据”了,更不会认为这是“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当时的会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这么批评的。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记得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对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参加革命,竟然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呢,“说明进步甚迟”。有的甚至对德怀同志的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也进行责难,说那是什么生活上的“禁欲主义观念”。这类的“批评”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早在1922年党成立后不久,彭德怀同志就积极接受党的影响,同黄公略、李灿等同志一起在所在的湘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救贫会、士兵代表会,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又把救贫会、士兵代表会改为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闹饷、监视反动军官的动向,并继续向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一片白色恐怖,德怀同志毅然参加党,英勇地领导平江起义和组织工农红军,这一切难道不是恰恰有力地说明他“进步甚早”吗?难道不是充分体现了他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吗?
彭德怀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在检查中他是坚持讲真话的,并未因为批评的激烈气氛,而发违心之论。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此话亦是真言!不管是批评别人还是批评自己,都应有实事求是之意,而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但是,对于确实不对的东西,一旦自己认识了,德怀同志是痛快承认,并诚恳接受批评的。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他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账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经过反复思考,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这也再次说明德怀同志是知错就改的,胸襟是坦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