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四位一级上将在台湾的最后结局

有容乃大

陈诚——台湾最忙碌的“副总统”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47年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抗战胜利后，陈诚从1947年8月起兼任东北行辕主任。1948年4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病。在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东北代表直起喉咙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还有代表说：“中央‘剿匪’采用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白崇禧听到有人痛骂他的政敌，一个人私下里窃笑。
　　当时陈诚正在上海准备出国，听到这些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进了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这是陈诚在军政仕途上最暗淡的一段日子。
　　陈诚1948年5月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10月就被派到台湾。在蒋介石心目中，他仍然是民国第一能臣。
　　1949年1月，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宣布自己下野前，任命早已到台的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取代已经得罪了台湾民众的陈仪，为国民党败退做好了准备。
　　陈诚一边镇压“反宪法、反政府、反美国”的学运，一边以40万两黄金作为储备，进行台湾的“币制改革”。与此同时，他还得收拾残局，安顿败兵。从大陆退到台湾的每一艘运兵船，无论在基隆港，还是高雄港，都会听到岸上大喇叭大声呼喊：“来台的军人们，请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武器交给上船的宪兵，然后依次下船接受安排。”
　　港口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登陆上岸的退台老兵必须先缴械，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可也奈何不得。陈诚对这些老兵实行集中管训，一共撤销了十几个兵团司令部，三十余个军部，并裁了七个军事单位。当时台湾交通混乱，不时发生军车撞死平民的事件，陈诚以台湾警备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凡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压死人者，就地正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民党200余万军政溃败人员退到台湾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
　　从1949年4月起，陈诚就开始在台湾实行一系列土改实验，但“三七减租”、“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政策，直到1953年才大规模贯彻，此举让佃农们普遍获得了土地。而地主们则惴惴不安地用换来的实业股票，慢慢开始适应工商股东的新角色。
　　1954年，陈诚被蒋介石提名“副总统”后，春风得意，满面笑容。在记者会上，他在自己的桌前放了一张白纸，上面写道“追随总统，善尽职守”，算是他的“竞选口号”，以此回报蒋的恩宠，因为蒋介石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陈诚于1961年底代蒋访美，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副总统詹森会面，可谓风光无限，达到他个人事业的顶峰。
　　由于陈诚在台声望日隆，已成为太子蒋经国继承大统的最大障碍，蒋氏父子对他深感棘手。然而，老天做了选择，1965年，陈诚积劳成疾，因肝病在台北荣军医院去世，享年68岁。台北市殡仪馆内花圈、挽联无数，最突出是蒋介石的挽联：“辞修同志千古。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蒋介石的挽联可谓具实而写，有感而发。不过“光复”大陆之举却素为陈诚反对。他是做实际工作的，他非常清楚，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无论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根本无力担当起这一“重任”。所谓“最后奋斗关头”，其实根本没有一点可能。
　　太平洋那边的冷战盟主美国惊闻陈诚去世，派出副总统尼克松到台湾出席丧礼。历史总是给人意外，这位陈诚的老朋友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两度访台，几年后却成为打破中美坚冰，踏上中国大陆的首位美国总统。
　　时至今日，台湾农民对陈诚尚心存一份感激之情，称呼他为“陈诚伯伯”。

有容乃大

白崇禧——台湾回教的“大家长”

　　白崇禧，字健生，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回族家庭.与桂系头号人物李宗仁同乡，关系极为密切，关键时刻总是鼎力相助。

　　白崇禧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桂军，渐渐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干。1927年，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白崇禧指挥了著名的汀泗桥战役，成为北伐名将。

　　抗战时，白崇禧参与指挥了武汉保卫战。据李宗仁之秘书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抗战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白崇禧非黄埔系将领，处处与蒋介石离心离德。他数次支持李宗仁反蒋，最露骨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前夕，淮海战役国共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时，白崇禧正驻防华中，坐镇武汉，掌控着三四十万能战之兵，被李宗仁誉为“华中擎天一柱”，却不肯在战争的天平上朝国民党军一方增加砝码。

　　但李仁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李仁宗回忆录》里专门对此作了澄清：“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十个师），便是自崇禧从华中调去的。……总之，自崇禧不幸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受蒋介石的委托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电报，转告蒋介石对他进退的建议：要么马上返台仍代总统，要么辞去代总统由蒋介石复职。

　　结果，李宗仁既不辞职，又不返台，让蒋介石很是尴尬。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马上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蒋介石“违宪”。弄得蒋介石很不舒服，便迁怒于白崇禧，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去台湾之后，白崇禧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大权旁落，行动处处受到监视。他只能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身份，一心一意从事回教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台湾回族教民的大家长，把大陆的回民文化带到了台湾。1960年，台北清真寺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举行落成典礼，成为了台湾回民及旅居台北的中东人士的精神文化中心。然而，坊间却有传言，说“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

　　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966年12月2日，身体一向强健的白崇禧突然死在卧室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是死于急病，还是被人暗害，至今仍是一个谜。

　　对于白崇禧去台，他的儿子、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有一番说法：“他（指白崇禧）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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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应钦——活得悠然的“证婚人”

　　1949年何应钦到台后，虽说老蒋没有对他采用杯酒释兵权方式，却只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等空衔，让其退出了权力圈。不过，何应钦也乐得其闲，除了借一些在日本的老关系，从事点台湾对日交流活动外，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何应钦，字敬之，生于1890年，贵州兴义人。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自此，跟随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军界元老。

　　何应钦在台湾常主持一些与国民党军政历史相关的纪念活动，如1954年的中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30周年校庆、1955年的棉湖战役30周年纪念会等等。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为第一团团长，陈诚、胡宗南、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后来的国军高级将领，当时都是他的下级军官，有的甚至是普通士兵。1925年黄埔军东征，在棉湖战役中，何应钦率部击溃数倍于己的陈炯明部队，黄埔学生军一战成名，何应钦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黄埔教导团也成为国民党中央军的前身。

　　何应钦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是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主持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仪式。他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有师生之缘。不过作为战败者，冈村宁次只得面色羞愧双手颤抖地在自己学生面前签署了投降书。

　　晚年的何应钦特别喜欢打猎、摄影，不时也栽花养草。由于他名气大，说话幽默，风度儒雅，又经常被请去为新人证婚，着正装结领花出席人家婚宴，打打桥牌。

　　1977年，何应钦与夫人王文湘60周年“钻石婚”纪念仪式在台北举行，在亲友晚辈的祝福和掌声中，两人同切一块六层大蛋糕，还交换了新的结婚戒指。王文湘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妹妹，夫妇俩一辈子相亲相爱，何应钦常在军务之余代为操持家务，在南京高层圈子内有“中国第一好丈夫”的佳誉。

　　1984年，何应钦95岁生日，虽说夫人早走了一步，但还是有众多旧日门生帮他暖寿。何应钦在儿媳妇的搀扶下，别出心裁地举起军用指挥刀切开蛋糕让大家分享。台湾当局还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丛书12册。台湾军方也为他冠上“黄埔老师”的尊荣。算是风光一生，晚年安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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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台湾最小的“司令官”

　　胡宗南，字寿山，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生。曾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到台后先任“大陈防卫司令”，后任“澎湖防卫司令”，是弹丸之地的司令官。

　　去台之前，痛失三军的胡宗南对他的校长蒋介石多有埋怨。

　　1949年8月11日，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秘密飞往汉中与胡宗南会晤。他俩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商定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当时胡宗南集团有几十万人，宋希濂集团有十多万人，占了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军队的一大半。抗战时期，宋希濂曾率第11集团军远征印缅，在滇缅边境打了四年仗，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十分熟悉。

　　两人认为，从军事的角度看，此时最好的选项是：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西，作为逐步向滇缅地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线，“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阻止解放军的进攻”，然后再视情况退到滇缅泰边境和缅甸境内，与解放军周旋。

　　8月中旬，蒋介石率陈立夫、蒋经国、黄少谷、俞济时等党国大员从台湾飞到重庆，进行军事部署，力图挽救西南这半壁江山。一天下午，胡宗南和宋希濂一同驱车到官邸去看望蒋介石，同时面呈两人商定的计划。

　　不料，蒋介石一听此计划就断然拒绝：“不行的，这个绝对不行的！你们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给了毛泽东吗？！”

　　“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是从军事上考量，四川不比台湾，也不比海南和舟山，共军可以四面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不能不考虑呀！”

　　“不，不行！绝对不行！你们只晓得军事，不懂政治！”蒋介石坚决地摆手，末了又说：“你们只要坚持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北平、金陵、上海，又是我们的了。”

　　后来，胡宗南逐渐退入四川，此时他手中还有包括国民党的精锐之师第一军在内约30万人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退守西昌、云南，还是被他的校长拒绝了。

　　此时，溃败川东的宋希濂手里只剩下一万人马，他终于作出决定，下令关闭所有电台，停止与国民党国防部联络，然后分兵数路向滇缅方向退却。结果为时已晚，他率部逃窜至峨边刚渡过大渡河，就在1949年12月19日被生俘。

　　1949年12月20日，解放军二野的先头部队沿成渝公路已逼近简阳、仁寿附近，岷江两岸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津河对岸，与胡宗南的第五兵团隔河炮战；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解放绵阳，挥戈南下。胡宗南感到成都危在旦夕，决定将长官部撤到西昌。

　　12月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以上高级军官会议，布置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重庆佯攻，然后折向南突围，再折向贵州毕节，最后向云南边境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集团主力向西康的突围行动。

　　会后约定次日中午电话联系，胡宗南却将指挥权交给第五兵团的李文，于23日早上10时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报告气候不好，便改飞海南岛，在三亚机场降落。

　　胡宗南飞海南岛，未经蒋介石同意。蒋得知后立即派顾祝同去查办。顾碍于情面，从中周旋，要胡宗南即飞西昌，收容川西突围出来的部队。胡宗南无奈，只好于12月28日，又率亲信飞回西昌。

　　回到西昌，胡宗南得知李文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兵投降共军，心情非常不好，抑郁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关在邛海新村的房间里，点上红蜡烛，绕室徘徊，时而抱头痛哭，时而痛心疾首：“完啦！我的40万人马，三个兵团全完啦！”时而面壁狂喊：“校长，你害得我好苦哇！部队让你整光，还硬要我飞回西昌干什么？这西昌是兵家绝地！”

　　他在西昌苟延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军突然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以送秘书长赵文龙去台北汇报军情为名，在机场悄悄将西昌的6万残兵败将交给参谋长罗列指挥，自己乘飞机逃到台湾。

　　1951年3月，胡宗南被台湾当局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想起自己当年身为西北王，拥兵40万众，在西北地区威风八面，而今龟缩在几个小岛上，领兵不足1万人，上任时还有什么脸面？于是他化名秦东昌（意思是当年曾在秦地为西北王，今日我会东山再起），前往大陈岛赴任。

　　1955年8月，蒋介石忽然召见已近60岁的胡宗南，要他去澎湖列岛任防守司令。据说，胡宗南在澎湖期间，有一次“国防部参谋总长”彭孟缉坐飞机到澎湖视察，飞机停稳后，彭正要下飞机，随行人员报告说澎湖防卫总司令胡宗南亲临机场迎候。彭孟缉是胡宗南的学弟，一听此话，已经踏出机门的脚又缩了回去。他叫随从人员劝胡宗南回去，说胡上将回去了，他才敢下飞机。但胡宗南说自己是以澎湖防卫司令长官的身份迎接“国防部”参谋总长，不必客气谦让。胡宗南一直等在飞机下，彭没有办法，下去后流着泪拥抱胡宗南，感激他的豁达超然。

　　1956年后，胡宗南退休，成天以写毛笔字和读报打发日子。

　　1962年，66岁的胡宗南因心脏不太正常被送进荣民医院。蒋介石亲临医院探视，病危中的胡宗南感激涕零。3月13日，胡宗南心脏停止跳动。病故后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