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以及个人化的快乐定义——宗萨钦哲仁波切

morgenyiran

社会化的快乐定义
在他尚未抵达菩提迦耶，或打算跋涉至摩揭国之前，悉达多坐在一棵树下达六年之久。长期以来，因为每日只吃几粒米、只喝几滴水，他变得消瘦憔悴。他不沐浴也不修指甲，成为其他共同苦修的寻道者之楷模。他严守戒律，不论当地的牧童如何用草搔他的耳朵、对着他的脸吹号角，都不为所动。但是，经历多年极端的苦行，有一天他了解到：这不是正确的，这是一条极端的道路，这只是一个如同宫女、孔雀园和珠饰汤匙一样的陷阱。于是他决定从苦行的状态中起身，前往附近的尼连河（即现今的帕尔古河）沐浴。他甚至接受了一位名叫苏佳达的牧羊女所供养的鲜奶，此举令他的同伴大感震惊。据说，这些同修们认为他是一个不良的道德影响，与 他共处会妨碍修行，因此离弃了悉达多。
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苦行者因为悉达多违背了誓言而离弃他。人类一直努力试图寻找快乐，不仅透过物质拥有，也透过宗教的途径。世界历史大部分是以宗教为中心。宗教以光明的道理和行为规范来号召大众，诸如爱你的邻人、修持布施和处世准则、静坐禅修、斋戒和奉献牺牲等等。然而，这些看似有益的原则，也可能变成极端而严苛的宗教教条，造成了人们不必要的内疚和自卑。我们常常可见虔诚的信徒傲慢 地鄙视其它宗教，完全没有一丝包容，用自己的信仰把文化或实质种族绝灭予以合理化。这种具毁灭性的信仰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人类不仅仰赖有组织的宗教，也仰赖世俗智慧——甚或政治口号——来获得快乐，去除痛苦。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如果我必须在正义与和平之间做一个选择，我选择正义。”但究竟是谁的正义，而排除所有其它的正义。
举 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很能了解儒家的智慧吸引人之处，例如尊敬顺从长辈，家丑国耻不外扬等等。这些原则或许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则却造成了极端负面的结果，例如控制言论和镇压反对意见。举例来说，执着于“保留颜面”和顺从长辈的思想，导致了长久以来的欺骗和谎言，从对待邻居到对待整个国 家，都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许多亚洲国家，例如中国和新加坡等根深蒂固的伪善，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许多国家的领袖谴责封建和君主专政，鼓吹民主或共产主义，但同样的，这些领袖们为臣民所敬畏，恶行秘而不宣；他们掌控权力，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钦点的接班人掌权为止。 时至今日，古老的封建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法律和司法是设计来维持和平、创造和谐社会用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司法体系反而对作奸犯科和富人有利，而贫困和无辜的人却因为不公平的法律而受苦。
我们人类在追求快乐、止息痛苦上，用尽了无数的方法和工具，远超过任何其它的嗜好和职 业。因此我们拥有电梯、笔记型电脑、充电电池、电动洗碗机、自动弹出完美土司的烤面包机、狗粪吸尘器、电动鼻毛修剪器、温热坐垫马桶、奴佛卡因麻醉药（Novocaine）、行动电话、威而刚、整铺地毯子……，然而不可避免的，这些便捷也制造了等量的头痛。
各个国家在更大的尺 度上追求快乐、止息痛苦，为了领土、石油、空间、金融市场和强权而证战。他们发展先发制人的战争，来避免预期的痛苦。就个人层面而言，我们也一样受预防性的医疗照护、服用维他命、找医生注射疫苗及抽血检查，以及全身电脑断层扫描。我们不断地寻找痛苦的证兆。而一旦找着，就马上寻求疗方。每一年，日新月异的 科技、疗法和自助书籍，都试图为痛苦提供长久的解决方案，并且还想根除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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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达多当时 也是在试图根除痛苦。但他不是梦想着诸如展开政治改革、移民到另一个星球或创造世界新经济；他甚至没有想到要创造一个宗教，或发展一套能带来安详与和谐的行为准则。他以开放的心灵来探索痛苦，透过勤奋不懈的沉思，悉达多发现，追本溯源，导致痛苦的是人的情绪。事实上上，情绪即是痛苦。不论如何，直接或间接 的，一切情绪都是生于自私，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执着于自我有关。更进一步的，他也发现，情绪虽然看似真实，但不是一个人本具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神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诅咒或植入。当某些特定的因与缘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就会生起，例如当你突然认为某个人在批评你、忽视你， 或者剥夺你的利益时。然后，相对应的情绪就会接着生起，在接受、陷入这些情绪的当下，我们就失去了觉知和清明。我们“被鼓动”了。因此悉达多发现他的解决方法——觉知。如果你认真地想要根除痛苦，你必须培养觉知，留心你的情绪，并且学会如何避免被鼓动起来。
如果你像悉达多一样地检视情绪，试图找出它们的起源，你将会发现它们根植于误解，因此根本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偏见，在每一种情绪之中，都存在有分别心的成分。
举例来说，一个火把以某种速度旋转，就会看起来象个火圈。孩童或甚至一些成年人在马戏团里见到这种景象，都会觉得有趣而迷人。孩子们不去区别手和火把上的火，他们认为所见的是真实的；视觉错觉所形成的火圈让他们兴奋不已。同样的，我们许多人过度关心自己身体的外观和舒适。当我们看着身体的时候，不把它们当 作各个分开的部分，如分子、基因、血管及血液来看待。我们把身体视为一个整体；更有甚者，我们还预设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机体，称为身体。由于确信身体是真正存在的，我们先是希望拥有平坦的腹部、细致的双手、壮硕的身形、黝黑英俊的面貌或曲线玲珑的身材。接着，我们迷恋它，把钱投资在健身房会员卡、润肤 霜、纤体茶、南滩节食法（SouthBeachDiet）、瑜珈、仰卧起坐和薰衣草精油上面。
如同被火圈所吸引、激动甚或惊咳的 孩童一般，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外观和健康状态有着种种的情绪。当我们看到火圈时，成年人通常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形象而已，不会被鼓动。理性告诉我们，火圈是由组合的部分所造成——一支转动的手握着一个燃烧的火把。没有同情心的大哥大姐们可能会傲慢地嘲笑这个小弟或小妹。但是身为成人的我们看得到火圈，因此能够 了解孩子们为何如此入神，特别如果是在夜间，加上舞者、迷幻音乐和其它动作伴随表演的时候，更令人目眩神迷。甚至连我们成年人，即使知道这虚幻的本质，也可能会兴奋起来。根据悉达多的观点，这种了解就是慈悲的种子。

个人快乐的定义
问 一个佛教徒“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问题暗喻在某一个地方，也许在一个洞穴之中或者在一人山岭之上，存在着一个究竟的目的。仿佛我们可以透过追随圣者，阅读书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来解开这个秘密。如果这问题是假设在亿万年以前，有某个人或神设计了一个人生目的图表，那么它就是一个有神论 的观点。佛教徒不相信有个全能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不信为生命的目的已经、或需被决定和定义。
对佛教徒比较适当的问题是“什么是生 命？”。从我们对无常的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非常明显：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和合现象，因此生命是无常的。它是随时变化、短暂无常经历的集合。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存在，但其共通点是没有一个生命希望受苦。我们都想要快乐，无论是总统、亿万富豪，或辛勤工作的蚂蚁、蜜蜂、虾子和蝴蝶，大家都想要快乐。
当 然，在这些生命形态之中，痛苦和快乐的定义有极大的区别，即使在范围相对罗小的人道之中，也是如此。对某些人痛苦的定义，是其他人快乐的定义，反之亦然。对某些人而言，只要能生存下去便是快乐，对另外的人而言，拥有七百支鞋子是快乐。有些人，有臂膀上有个贝克汉姆模样的刺青就会快乐。当一个人的快乐取决于 享有一片鱼翅、一根腿或一根老虎的阴茎时，快乐的代价是另一个生命。有些人觉得用羽毛轻搔是性感的，另一些人则偏爱乳酪碎磨器、皮鞭和链圈。英国爱德华八世宁愿娶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女子，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国的王冠。
即使在个人身上，痛苦和快乐的定义也时有变动。一个轻佻的调情时刻， 可能因为其中一个人想要更认真的关系而突然变调，期待转为恐惧。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在沙滩上堆筑沙堡就是快乐。在青少年时期，看着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冲浪是快乐。在中年，金钱和事业是快乐。当你八十多岁的时候，收集陶瓷盐罐是快乐。对许多人而言，不断调适于这些无尽而又经常变化的快乐定 义，即是“人生的目的”。
我们许多人从所处的社会学会快乐和痛苦的定义，社会秩序支配我们衡量满足的标准。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自世界两端的人，能够基于完全相反的快乐文化指标，却体验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悦、厌恶或恐惧等。鸡爪是中国人的佳肴，法国人则喜爱把肥鸭肝涂在吐 司上。如果资本主义从不曾存于世界上，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确切实践毛泽东务实的共产哲学的话，想象一下世界会变得如何：我们会很快乐地活在没有购物中心，没有豪华的汽车，没有星巴克，没有竞争，没有贫富差距，享有全民保健的社会。而脚踏车会比悍马休旅车（Humvees）更有价值。然而，我们的欲求是学习而得的。十年前，在偏远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卡式录放影机是富裕的象证。逐渐地，丰田Landcruiser越野车俱乐部取代了录放机俱乐部，成为不丹繁荣快乐的终极愿景。
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小学一年级时，你看到其他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你发展出一个“需求”，要有和其他人一样的铅笔盒。你告诉了母亲，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这个习惯持续到成年。隔壁邻居有一台 电视或一辆斩新的豪华休旅车，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而且要更大、更新的。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我们常常对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比自己的评价还高。最近，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这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他看起来高贵优雅，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但是校长却威胁他， 如果他不遵从“规矩”——意即西式的短发，就要把他开除。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样。
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 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令人讶异。但是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自卑情绪。一方面，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但在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 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他们都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举止衣着、音乐、道德规范，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都是如此。
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来获得快乐、克服痛苦，却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因为我们不仅仍在受苦，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无法融入体制之中。
有 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来说，银行帐号里有一点钱、舒适的住所、足够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锁匙圈——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人偷走，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