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下一个五年

有容乃大

从来没有见过像彼得•诺兰这样张扬的演讲者：在不大的讲台上，这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来回踱步，旁若无人（其实台上还坐着另外五个学者），说到兴奋处则神采飞扬，手舞足蹈，仿佛这个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地下室就是他在剑桥的教室，台下100多名由商人、律师、外交官、记者、学者组成的听众就是他的学生。

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地下室，就是英国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演讲厅，这个在本周二（12月14日）举行的论坛，题目是“中国的下一个五年”，彼得•诺兰（Peter Nolan）则是这个论坛的第一个演讲者。
诺兰教授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商界名气很大，他出版了多部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还是可口可乐公司和渣打银行的顾问，但他在中国的名气也许更大，据说他是王小强、秦晓等人的指导老师，目前他在剑桥大学主持了一个项目：每年让中国一些著名大公司的CEO来剑桥参加为期三周的培训，讲课者既有国际知名学者，又有跨国公司的高管。
诺兰教授在这次论坛演讲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大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其严峻程度要远远大于人们的通常看法。

初听上去，这似乎不是什么太新颖的观点，但考虑到最近几年西方媒体上充斥着有关中国企业财大气粗、在海外挥金如土的耸人听闻的报道，那么，对中国企业来说，诺兰教授周二所表达的观点仍然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与西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观点不同，诺兰认为，获益于新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其实仍然是那些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诺兰在演说中挑战了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有关“世界是平的”的观点，也挑战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有关“跨境并购的活跃似乎并没有强化集中”的说法，他说：“事实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为期30年的全球化时期，见证了全球规模的产业整合和企业权力的集中，这种整合和集中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在此期间，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出现了产业集中进程，包括高科技产品、名牌日用消费品和金融业。在全球产出巨幅增长的同时，大多数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数目却在急剧减少，而全球商业系统的‘制高点'几乎完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所占据。”在诺兰看来，产业集中的最明显的部分就是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名牌的著名公司，他们成了延长的价值链上占据最高点的“系统整合者”或“组织之脑”，他们的主要顾客是全球的中产阶级。在许多行业中，少数几家公司在行业总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一半或更多。诺兰把在整个价值链中出现的资本集中现象称为“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他认为，这种“瀑布效应”对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面对的挑战要远远比初看上去严峻得多。他们不仅在追赶领先的“系统整合者”方面有着巨大的困难（即产业结构之“冰山”的看得见的部分），而且也在追赶如今主宰全球供应链几乎所有链条的强势公司方面有着巨大的困难（即产业结构之“冰山”的看不见的部分）。诺兰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是在商业权力集中程度最高之时加入所谓的‘全球公平竞争环境'的。在那些商业制度已经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寡头垄断不仅已经被世界主要的‘系统整合者'迅速建立起来了，而且也已经在供应链的上端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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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情况更不利于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诺兰引用了英国政府的数据：在研发开支方面领先的前1400家公司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占了80%，而来自“金砖四国”的公司只有34家。

谈到全球化和中国的关系，诺兰的看法更是与许多中西主流经济学家不同。他认为，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公司自然获益不浅，但更大的受益者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他一边在另外几个嘉宾背后踱着步，一边出口成章地引述着一大串数字，试图以此证明其论断的正确性：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1990年的21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80亿美元；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附加值的大约28%，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以上，占中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大约三分之二和高科技出口的大约十分之九。

“最近几年，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迅速增加了对海外资产的收购。中国的海外投资从2000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80亿美元。这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密集讨论。然而，中国公司仍然处在创建全球企业的最初阶段。”诺兰又搬出了数据来说话：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金额少于俄罗斯、新加坡或巴西，不到荷兰的五分之一，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大型公司几乎没有在高收入国家中投资。中国对外投资的将近三分之二投到了香港和澳门，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则不到十分之一。中国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只有17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财富》500强企业中一个排名中间的公司的海外资产总额。中国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总额不到中国所吸收的外资总额的5%，而这些外资大多数来自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高收入经济体中的公司。
他强调说：“在长达30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继续强劲增长。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赶上高收入国家。虽然中国人口比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近三亿人，但中国的国民产出仍然不到高收入国家的五分之一，其出口大约是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而中国大型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弱势反映在：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仍然持续的国际并购活动中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讲完这些数据，诺兰教授站在中国的角度，说了一句话，作为中西商业关系的总结：“你（西方）已经深入了我（中国），但我还没有深入你（I have you within me, but you do not have me within you.）。”

在诺兰看来，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有效地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真正地“深入”西方高收入国家。

诺兰的演说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兴趣，这些听众既包括打算去中国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也包括正在英国开发市场的中国商人，他们提了很多问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丁赛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预测了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前景。被论坛主持人称为“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丁赛认为，中国需要在2011-2015年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以确保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内需、扩大消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一个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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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国应该如何把投资与出口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成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丁赛认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必须建立在一个竞争充分、资本市场表现良好、社会保障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之上，她建议，为了实现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政府应该推行如下旨在鼓励内需的政策：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看不见的手”而非政府干预手段进行资源配置、进一步改革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务、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代理所长王正绪博士从政治继承角度分析了中国今后五年的发展。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台湾问题的教授级研究员曾锐生分析了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而来自新加坡、目前在中国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卢姝杏则分析了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的关系。

总之，这次论坛，时间虽然只有半天，但讨论的主题却涵盖了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三大主题：经济转型、政治继承和对外关系。

作家 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