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读书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15:04

老舍：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 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 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 “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走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16:57

华罗庚：读书要打好基础 有人说，基础、基础，何时是了？天天打基础，何时是够？据我看来，要真正打好基础，有两个必经的过程，即“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过程。“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譬如我们读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加上自己的注解，就愈读愈厚、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也就“由薄到厚”了。但是，这个过程主要是个接受和记忆的过程，“学”并不到此为止，“懂”并不到此为透。要真正学会懂还必须经过“由厚到薄”的过程，即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当你读一本书或是看一迭资料的时候，如果对它们的内容和精神做到了深入钻研，透彻了解，掌握了要点和关键，你就会感到这本书和这迭资料变薄了。这看起来你得到的东西似乎比以前少了，但实质上经过消化，变成精炼的东西了。不仅仅在量中兜圈子，而有质的提高了。只有经过消化提炼的过程，基础才算是巩固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练，那就不是普通的练功了；再念书，也就不是一本一本往脑里塞，而变成为在原有的基础上添上几点新内容和新方法，经过“由薄到厚” 和“由厚到薄”的过程，对所学的东西做到懂，彻底懂，经过消化的懂，我们的基础就算是真正的打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学习就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学习和科学研究上循序渐进的规律。 有人说，这样踏踏实实、循序渐进，与雄心壮志、力争上游的精神是否有矛盾呢？是不是要我们只搞基础不攻尖端呢？我们说，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打好基础，正是要实现雄心壮志，正是为了攻尖端，攀高峰。不踏踏实实打好基础能爬上尖端吗？有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爬上去了，但实际上底子是空的。雄心壮志只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需要步骤，一步步地，踏踏实实地去实现，一步一个脚印，不让它有一步落空。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17:35

郑振铎：开卷有益 死读书便会成了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也可能会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所以善读书者，必须深入社会生活里，深入斗争生活里，取得活的知识，使自己成为博古通今的有用、有益的人。但单凭经验办事，也有危险之处，容易流于故步自封，容易陷于主观主义。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人，再加上有理论的修养，并博览群书，吸取古今人的更广泛、更复杂的知识，那末，对于繁赜的事务便可应付裕如了。 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古语云：“开卷有益”。这是的的确确的话。常是绝早地起来，曙光刚红，晨露未稀，院子里的空气，清鲜极了，在书房里翻开一两本书看看，就会有些道理或获得些不易得到的知识。譬如，有一天清早，偶然翻翻《格致丛书》本的汉应劭著的《风俗通义》（卷六），看到“批把”二字。应劭说道：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时。 这明明说的是今日的琵琶。我们总以为琵琶是外来的乐器之一，而且似乎到了唐朝才有。想不到在东汉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字作“批把”。虽然这一则话，在类书里，像《图书集成》，也引用过，但似乎总没在应劭原书里读到的那末感到亲切有味。又像，少时读到苏曼殊诗，有“春雨楼头尺八萧”句，总以为“尺八”乃是日本的萧名。的确，日本人到今天还爱吹“尺八”。后读明杨升庵（慎）的考证，才知道“尺八”乃是中国的古代管乐之一，不过到了后代失传了而已。我们“礼失而求诸野”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 一面在书本里好好寻找，好好研讨，一面还可在友好的邻邦里，得到不少活的材料。在今天研究学问，确是有“得天独厚”之感。只怕你不用功；但要用功便没有不可成功的学问。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18:49

冰心：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 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7 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钱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36 天罡72 地煞勉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到得我11 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1980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 的篇章，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己！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19:51

徐特立：读书“七要” 徐特立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一生勤奋好学，总结了许多学习经验，他认为读书学习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学习要有时代性：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时的新时代而立言的，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 二、学习要抓住基本的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马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八千公尺的孤峰是难于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是易于枯竭的。 三、学习要有方法和立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独到处。唯杂家什么都有一点，而没有专长，等于抄书匠，无一成功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无一定的方法和立场，也就无一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学者。中国研究《说文》者，不下数十百家，而许氏的正统派还是二徐，刊本则终推孙星衍本，所以，学习虽宜无书不读，但不是毫无方法毫无立场的。 四、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及长期的计划：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和无计划乱抓的学习，都是不对的。⋯⋯应该为工作而学习，不是以工作来帮助学习，而是以学习来提高工作的能力，加强工作效率。 五、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使一切学习围绕着它：像建军一样，要有基干部队作领导；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六、学习要抓住要领：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总是贪多而找不到中心的一环，……虽劳心劳力无成功。 七、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都要把它当成历史看，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 徐特立的时间观念很强，他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开会必准时到达；与人约会，必按时赴约，如有改变，必定先通知。他说：“如果迟到一分钟，有60 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一点钟；有600 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10 点钟，人数越多，浪费越大。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的人！” 买书，是徐特立一生当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收藏的图书总数在二万册以上。他一生最善于挤时间读书，日间工作繁忙，就挤早上的睡眠时间。他这种孜孜不倦、认真看书学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而没有懈怠。1954 年以前，他曾集中过一段时间学习与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语言学、逻辑学，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56 年后，他又专心致志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写过《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早在1947 年谢觉哉读了他的70自寿诗后，曾写诗赞颂他读书的勤奋和取得的成就：“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法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诗中并希望他多多著述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与我公约，著述从兹始。再写三十年，年年十万字。整篇固所需，片羽亦可喜。以此寿世人，学行之根柢。” 徐特立认为读书固贵理解，也须记忆。要理解得好，必须记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了，今天看的书，明天又忘了。因此他就把书中重要的地方，或精当的语句，用大字摘录出来，张贴在壁上，就寝前向壁朗读或默念，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一直到能背诵为止。1967 年，他已经90 高龄，仍坚持这样做。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20:59

向警予：读书要有目标有方法 学问事业，原不是教师们能给与我的，根本还在自己的努力。但是仅止空空洞洞的努力，仍旧得不到结果的。第一要有目标。就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读书；第二要有方法，就是要知道我应怎样读书。这样有目标有方法的读书，才能得着读书的结果，发生读书的效率。我以为欲定吾人读书的目标，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在20 世纪的时代，重演前十几世纪的陈古董，未免逆转历史进化的潮流，为历史进化所不许。所以20 世纪的中国决不容有废女学毁女权的事实出现，也 和决不容有称帝复辟的事实出现一样。20 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我们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的一法。现在的社会简直是血包脓的社会，是万恶之丛，除了我们女子，还有整千整万在人类中占最大多数的弱小民族和工人，无一不在资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的，碾转呻吟过那九死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 我们女子如果稍知时务，稍有人心，便无论为人类为同胞或为自身的解放，都非毅然决然踏上革命改造的前线不可。故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娱乐而读书”，或“为将来嫁一如意郎君而读书”，皆不是我们以人自居的觉悟女子今日读书的目标。我们读书的目标，应是：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 文学美术，能建设在改造社会的基础上与人生问题发生实际的关系，当然有他相当的价值。如果专门炫词调，夸丹青，或是描写那两性莫名其妙的肉麻恋爱、花儿鸟儿、卿卿我我，又有什么意味？这种能事，只是古代名媛才女的专技，20 世纪觉悟女子的使命似不在此。然则根据我们的目标，我们应怎样读书？那些书是我们必须要读的？关于这个问题，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女子的读书》一文中也曾说过。他说： “……教育的目的既然在于发展个性，那么独立判断力的养成，当然是其中的一件，……教室里的哲学的理论、科学的实验，比以前的圣经贤传，胼散诗文，当然好得多了，但于养成独立判断，发展理性勇气上面，其无力几乎相等。……据我的偏见说来，在这方面最有益的是那些具体的说明自然与人生的科学书，如生物学、人类学、文化史等。其中以生理心理、道德发达史等尤为切要。学者能平心静气的先把这些知道一个大概，再就最切身的性之生理和伦理等稍加研究，筑下根基，于是出来涉览一切，无论在什么书中都能得到利益。……近来胡适之，梁任公诸先生都指导青年去读‘国学’书，——凡是书都可以读的，所以我并不想反对他们，但是总怀着不相干的杞忧，生怕他们进去了不得出来（吴稚晖先生更说得痛快；什么叫做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 在养成独立判断和发展理性勇气上面，周先生对于女子读书的指导，可算很对。但于女子自身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目标的应用上面仍嫌不够。所以我于周先生的意见之外不能不加以补充。我以为今日女子的第一任务在于了解她自己的地位和社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尤宜明白社会进化的历史，明白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以历史学、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哲学等等，都应加一番体会。以先后缓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在自然科学之前。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仅是周先生所说的那几种，就是天文学、 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应弄个相当的根抵。这样读书才能养成充分活动的能力，解放自身，担当改造社会的使命。现在要找合乎这种标准的学校，简直是走遍中国找不到——其实，就是欧美各国又何尝能有这样的学校。所以说来说去，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中国出版物虽然幼稚得可怜，然而尽可勉强敷衍我们的研究。我们还可加紧学好外国文，满足我们的要求，假若先知先觉们能应我们的急需，编译各种小百科丛书，那更是再好没有的了。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22:57

朱光潜：读书是一种训练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到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 成就的总帐，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书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嘴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个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千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的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的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10 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10 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10 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10 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差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随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50 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 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作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 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 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 不能并收尽取，但是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 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 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词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在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功夫。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24:47

巴金：小时背书有好处 有人要我告诉他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30 年来我一共出版了20 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的散文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 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或者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20 本散文集。其实这20 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着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每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者“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两三百字。写作者走过一个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明、炸死国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其实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者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 鲁迅译] 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后来编辑《文集》，又把《废园外》放进《散文集》里面。又如我1952 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还有，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日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 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要给老师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颖考叔纯孝论》、《师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如《郊游》、《儿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说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的乐趣”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 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几个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什么叫“红袖添香”了。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文，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口语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求人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的《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如何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的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说，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20 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25:58

钱歌川：求知要靠自觉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就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离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酬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 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织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五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一百个五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整天。我尝听见善于治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五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了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得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蹋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伊索的猫 · 发表于 13.6.2004 13:27:25

缪钺：治学贵有才、学、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又是诗人、书法家。缪钺先生毕生笔耕不止，育人不辍，是一位深受人敬爱的教育家。 先生治学执教60 年，学识淹贯，经验丰富，不少刊物编辑、青年学人，来请教治学之道。先生总结毕生经验，提出三个结合作为治学的蕲向。这三个结合是：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先生阐述说： “所谓论史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掌握大量资料之后，再用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论点，论从史出，避免‘左’的教条之弊。 “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往往是文史兼长的。治文学的要知人伦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索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对历史的解释更能深透。我在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作科研也是二者兼顾。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读史存稿》、《冰茧盦丛稿》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其中也偶尔有与哲学结合的。” 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盦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 余篇论文，自30 年代初，迄于1983 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还在30 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宓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先生以为：“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僻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二个榜样。先生举例说：“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 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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