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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读书是件快乐的事<br><br> 在我的一生中,从我开始识字起,书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读书和写书,成了我生活中的常规,成了我的必修课。在我看来,有书读,有书写,是人生一大幸事。世上有许多人不识一个字,一生没有读过一本书;也有的人,虽然识字,但几乎不读书,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br> 我的生活离不开书。每天必读,而且读得广而杂,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了。但我一直偏爱读旧体诗,特别是唐宋的诗,我很早就能背诵了,但我还是一有空就翻上几页读一读。古代诗人那精湛的诗句,巧妙的用词,以及优美的韵律,读后犹如品尝到一杯美酒,能使我忘掉生活中的不少烦恼,把分散的思想集中到写作中去。读旧体诗,更重要的还为我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大诗人,但偏爱读诗,还使我结识了许多近代的大诗人,如诗人柳亚子、朱大可等。这些朋友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除<br>了爱旧体诗外,我还爱读历史书。我收藏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书。我读书的方法与一般人似乎不尽相同,不做札记,也不做卡片,全凭着自己的记忆,把重要的,或感兴趣的记住。要记住这些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人物的一些细节,就得经常地翻阅读过的书,并随时加以整理,使它们在记忆上烙下印记,并及时地在写作中应用上。这样自己写文章时就更有说服力,更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了。读历史,也是我自身修养的必要,从历史中,我看到历代杰出的文人都是爱国的,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为广大劳动人民写作的。他们那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曾深深地鼓励着我去伸张正义。当《民权报》反对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大兴挞伐时,我便马上写文章大骂袁世凯,骂得淋漓尽致。某年,哈同花园执事者,仗势凌人,被人控诸法院,他竟纳贿获胜。我便在自己编辑的《金钢钻报》上登了一幅沈延哲对此案所绘的讽刺画。事后,我遭到了罚款处分。这纯粹是混淆是非,我忿然离职。柳亚子为此赠诗道:“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br> 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休息时,翻翻书,读读报,也是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内容。当我读书或写作累时,我就会随手翻阅一些杂书。在翻阅的过程中,我便明白,哪些书需要认真读一下的。哪些只需略略看一下就行了,哪些内容将来可能有用的。这样我以很短的时间,把一下子来不及看的书分了类,并把它们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用时就能随时找到。从中学阶段开始我就剪报。当时,我十分喜爱读《民立报》和《民权报》。这两份报纸都有副刊,而且篇幅很大,上面登有小说、笔记、诗词,以及杂体文等,篇篇文章<br>无不风趣有致,引人入胜。我就整版地收集起来。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获得了意外的营养,自己作文中的词藻丰富起来了,思路也开阔了。剪报使我尝到了甜头。在《民权报》停刊后,我就剪其他报纸中的好文章,把它们订成一本本的小本子。这些剪贴本与书相比,更为我所喜欢,因为,它们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喜欢的,而书刊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因而可以说这一本本剪贴本是文章中的精品集。我时常拿出自己的剪贴本翻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些我早已熟知的文章,但每次重读,我都会从中获得不少新的体会。剪贴本还是我收集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写《上海旧话》等书时,剪贴本曾给了我许多帮助。可惜,“文革”中,把我从中学起就精心剪贴的几十本册子都毁了。“文革”后,我又开始了剪贴,直至今日,我仍很喜爱做剪报这一工作。然而, 95 岁的我现已是时不我与,力不从心了。写作的任务那样重,从报上剪下那些文章后,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它们整理和贴好成册了,只能折叠在那里,等以后再说了。<br> 词典也是我几乎每天要翻阅的书籍之一。我特别地爱买词典,它们是我不出门就能请到的“老师”。这些词典受到我优厚的待遇。我书架上再挤,也不会把它们放在地上。我特地买了一架大的玻璃书橱,我把词典一本本地,十分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我先后买下了日本出的40 本的《汉语大词典》,我国出的《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辞通》、《美术字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整整地放满了一书架。它们成了我阅读、写作的最得力助手。<br> 读书、看报、写书,每天,书就是我最忠诚的伙伴。我把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它们。同时,它们也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我与书本之间这样不可分离的关系,真可谓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了!<br><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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