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君主与地方豪强的矛盾

niyeyi

无论魏吴蜀，都存在这样一种特别的现象，即国内的大臣，往往由几股来自不同势力的地方豪强组成，君主对其即需依靠，却又大加提防，说白了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故豪强与皇权之间总是矛盾重重。在对待这些豪强势力上，三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魏国的方法是“纵容”，更准确地说，这种“纵容”是建立在“拉拢”的基础上，也就是间接式的。这种不计后果的方式，其好处就是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三国时期魏国人才之济济不用多说了），但缺点就是养虎为患，最终魏国是三国中被灭得最干脆的国家，被司马氏直接从内部取代。更夸张的是，由于大量人口被豪强侵占，并被编织成私人军队，魏国后期甚至出现了政府“无兵可调”的尴尬局面。
　　蜀国的方法是“打压”，无论刘备还是诸葛亮，都极为猜忌四川本土的人才，许多人士终身得不到重用，有人就借此批评诸葛亮等人“任人唯亲”，其实客观地说，这是无奈之举，因为对于巴蜀之地来说，刘备集团是一个“外来政权”，彼此之间无论政治还是情感，都没有过合作基础。事实证明，“打压”只能实效一时，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一旦政府的能力衰落，豪强就又猖獗起来，这给蜀国后期留下了隐患。
　　吴国的方法是“剪除”，以暴力强行削弱豪强的实力。其实看问题得全面些，孙权早年对豪强的信任是不留余力的，这是因为江东君臣上下都有着一致的奋斗目标，然而到了孙权称帝后，吴国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就全面暴发了。人们向来说孙权晚年错误地宠信了奸臣吕壹，以致听信谗言迫害群臣，然而吕壹充其量不过是孙权用来对付世家大族的一枚棋子罢，说吕壹能够“迷惑”孙权那实在太抬举他了，这些血腥的政治斗争的真正主谋无疑是孙权本人，他的确很残暴，但“昏聩”则不至于，孙权可清醒明白得很。对此，《中国通史》对孙权有着一段冷静客观的评论：“治史者常常指摘孙权晚年对大臣的猜忌和残杀，说与其早年的礼贤下士不同。孙权早年和晚年的变化固然可能与其脾气的变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于日益强大难制的世家大族的恐惧和忧虑。许多重大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与豪强的斗争。”孙权是这场斗争的输家，最后不得不把吕壹抬出来当替死鬼，从而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三国的君主都没能搞好皇权与豪强的矛盾——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调和的。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晋国。司马氏吸取了历史教训，便将亲族派往各地，妄图用以牵制众豪强。这下可好，结果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亲族们倒是和地方势力勾结起来了，于是有了震惊朝野的“八王之乱”。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君臣关系困扰着整个魏晋南北朝。三国灭亡后，这类情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南北朝时期，对官员的出身之要求简直苛刻到了极点，很多治国之才、善战之将，只因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就终身难以得到提拔的机会（比如南梁名将陈庆之就是如此），直到隋唐时代建立了科举制度，这种现象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也是隋唐之所以是划时代的伟大王朝的原因之一。从这点来看，似乎不能太过于苛求三国时代的君主们，而三国的昙花一现，似乎又是无法改变的。

Paul

这个矛盾并不是三国时期的专利，也不只是中国的专利，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今天叫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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