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蒙古曾叫苏联父亲 称中国为母亲

大刀王五

凤凰周刊


核心提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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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 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 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 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 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有容乃大

好文。

丘比特的贱

过错是暂时的遗憾，而错过则是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