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版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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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冲突  
　　除了东、西、南、北之间的斗争外，二次大战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也始终是世界持久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十九世纪末，一个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1896年，记者泰奥多尔·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要求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便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犹太人能够“返回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山丘，是犹太人神圣的象征，当年他们就是从这里被罗马人赶出去的。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一批欧洲犹太人迁徙巴勒斯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遭到纳粹迫害而逃亡的。二次大战结束时，这里已经生活着约40万犹太移民。他们被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械斗和恐怖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11月，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国际城市。但阿拉伯人把整个巴勒斯坦看成是他们的国家，因而拒绝这个分割计划。犹太人接受联合国这个决定，但不愿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而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各个阿拉伯邻国随即向以色列宣战。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战略，所以只能在战场上各自为战，尽管人数占优势，仍然屡遭失败。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把联合国计划中的以色列的国家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

　　这场持续了十个月的战争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大约有75万人被赶出家园。随后不得不作为难民生活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中，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消灭犹太国家，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人则从一开始就把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看成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以色列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有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反过来，苏联却支持阿拉伯一方。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1956、1967和1973年的各次中东战争中保住了自己的临时边界，甚至还占领了额外的地区。

　　阿拉伯国家无法战胜以色列，巴勒斯坦更没有这个可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同以色列国进行斗争，特别是进行恐怖爆炸行动。1959年，亚希尔·阿拉法特试图把很多巴勒斯坦地下战士收集到“法塔赫”中来；于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PLO，即巴解组织），1969年，阿拉法特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想通过暗杀、爆炸和劫持飞机等方法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并强迫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志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到了七十年代，缓和政策阶段取代了冷战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都敦促他们在中东各自的盟友走向谈判桌。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进行谈判，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当时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以色列许诺，把1967年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这个协议没有给巴勒斯坦带来任何好处；战斗继续下去。

　　当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地区开始修建犹太居民点时，形势立即又紧张了起来。1987年，巴解组织号召进行“INTIFADA”— 原文的意思是“甩掉”和“起义”— 这就意味着进行公开的反抗。甚至连儿童、青年和妇女都开始攻击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INTIFADA运动发展迅速，它向全世界表明，在普遍的缓和形势下，巴勒斯坦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加强了促进谈判的攻势，因为一些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向西方工业国家威胁要停止原油的供应。于是一系列协议得以签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这时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他们不再企图取代以色列，而是愿意和以色列并存。而以色列则接受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并同意它在被占领地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但这些取得的进步，却被双方后来的言论和行动一再推翻。特别是阿拉法特无法制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动。以色列甚至断言，说阿拉法特根本就不愿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报复行动作为对恐怖行动的回答。

　　中东冲突，看起来虽然只涉及两个民族在世界上一个较小的地区的生存权利，但却具有世界政治意义，因为这个冲突已经导致那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离异。其实，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比如伊朗，自从阿雅图拉·霍梅尼发动革命于1979年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以来，它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由独裁的萨达姆·侯塞因统治的伊拉克，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响伊拉克，同伊朗进行了战争。它还进攻了邻国科威特，只是在美国1991年干预所谓的“海湾战争”后，战争才得以结束 — 在这里，是一个西方国家帮助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如此：几乎对所有阿拉伯国家来说，以巴冲突都是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整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单方面支持以色列，就会被看作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敌视行动；甚至会被看成是老殖民主义的利益在作怪。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会导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以这样的观念教育它们的成员，2001年9月11日，他们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行动，使西方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因此 — 不仅为了阿拉伯的石油 — 整个世界都必须关注中东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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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的解体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起来反对越南战争。但他们的抗议还包括更多的含义。他们所根本反对的是父辈的政治，反对业已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个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轻人开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主张本国的民主应该更有生气和更贴近基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1913-1992），迎合了这种气氛，并在执政声明中许诺更多的民主。

　　这种觉醒的气氛，并未停止于铁幕的一边。1968年春，捷克出现了改革运动，也触及到了共产党。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党首，宣布了新的目标：民主化和自由化。“一个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将诞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对这个“布拉格之春”充满了希望，期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出现“第三条道路”。但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当权者却恰恰想制止这种状况出现；他们担心布拉格之春是个“自由细菌”，因为他们也相信多米诺理论。1968年8月20日，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开进捷克，结束了这场实验，再次安插了亲莫斯科的领导机构。但“自由细菌”却不顾坦克和铁丝网而继续蔓延。

　　在这场运动中，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但这个政策的后果却是东西方人的接触不断加强；“自由细菌”得到了传播。同样，得到更多消费品的愿望，在东欧人们心中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对铁幕另一边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他们不想再等待早已许诺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了；他们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来，而是越快越好。

　　聪明的共产党政治家认真对待这种呼声，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拯救这个体制。然而，当时还是那些“水泥脑袋”占主导地位，认为改革只是软弱的表现。直到1985年3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他坚信，共产党国家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前任们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压力下，重新开始了军备竞赛，吞噬了巨额的资金，使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因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进行接触，以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他想把国内原本有限的资金，用于苏联的改革事业上。“变革”、“更新”、“公开”、“透明”等概念，当时传遍了全世界。但戈尔巴乔夫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国家现代化和自由化，但却不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快就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结果，共产党权力的垄断状况，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允许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里的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起来要求进行改革，首先是波兰的独立的团结工会。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开始时就被禁止，在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89年已经强大到可以抵制选举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程度。波兰人在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第一次选出了多数政府。紧接着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随了波兰的榜样；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逐渐让位给由人民民主选举出的政府。

　　坚持反对改革时间最长和最顽固的就是东德的领导当局。“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任何牛和驴所不能阻挡的！”党和国家头目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还声明说。他不想看到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但事物的发展却是直到最后还没有觉醒的昂纳克所无法阻挡的。1989年秋，东德各个城市都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纳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职务，1989年11月9日，新的领导当局屈服于人民的意愿：通往西柏林的边界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他，并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却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1991年8月19日，在党和军队内甚至爆发了反改革的暴乱。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莫斯科周围集结了3500辆坦克。通过以俄罗斯总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果断行动，反叛力量遭到了失败。叶利钦成了最强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罗斯禁止了共产党，并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共和国；就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宣告终结。

　　戈尔巴乔夫试图制止苏联的解体，但没有成功，于是辞去了国家总统的职务。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新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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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  
　　不论新的千年是开始于2000年 — 这是根据我们的感觉 — 还是2001年 — 这是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说法 —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第三个千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它进行一次回顾和展望。

　　即使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的生活，在上一个千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500年前还相互无有所闻的大陆，不仅相互发现，而且越走越近。世界更大了也更小了。不论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在几秒钟最多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传遍全世界。发生的事件越重要，也就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大约200年前，歌德还在一首诗中借一个市民的口说：

　　“节日里我听到一件趣事

　　人们又谈论战争的消息，

　　据说在那遥远的土耳其

　　各个民族之间干戈又起。

　　我们临窗喝干杯中美酒

　　眺望眼前河面彩帆济济；

　　然后又满意地回到家里，

　　享受安宁和和平的气息。”

　　诗中当然包含了嘲笑的成分。但这种嘲笑早已不适合今天。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也会知道：在世界最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到了明天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前面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阿拉伯自杀性的杀手劫持的两架飞机冲向纽约的世贸大厦，它向世界表明，持久不能解决的中东问题，即使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里，也会夺去3000名无辜的生命。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持久战已经揭开序幕。很多人把2001年9月11日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相比，那一天直至今日还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当代人现在还有能力，不使2001年9月11日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的政治家、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还有能力不让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战争爆发。

　　各个大陆，各个国家的相互交织，各个领域里的所谓“全球化”，使得政治间的交织成为必要。我们在谈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们的地球上存在四个世界。这种谈论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而也只能有一种世界政治。它不应是对立的政治，它必须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应是世界的内政。

　　尽管存在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新千年的世界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却应该是：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在一个有生活价值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