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版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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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人类  
　　我们的地球，大约已有50亿岁的年龄。30亿年前开始有生命，1500万年前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到长到像我们现在这个模样，它走过了无以数计的历程。尽管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但科学家们却可以大体描绘出其发展的轨迹。出土的遗骨和工具为他们提供了特别有益的见证。

　　大约在500万年前，估计就出现了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他们的前肢从而解放了出来，逐渐发展成为双手。在后来的300万年里，这种生物的脑量增长了三倍，从“猿人”变成了“能人”。这时他们已经可以使用石木工具。由于这个时期的主要工具是石头做成，因此人类历史的头50万年，就称之为石器时代。从石器时代人类，到现代人类 — 即“智人”，还经过了很长一段路程。这种新人的第一个代表，就是所谓的“克罗马尼翁人（Cro Magnon）”。这个名称来源于发现他们的法国西南部一个地方；但他们却是来自非洲，大约4万年前，迁徙至亚洲、欧洲和 — 通过当时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还存在的陆地 — 北美洲。

　　最初的人类以群体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栖身于洞穴、树枝搭成的简单窝棚或兽皮搭成的帐篷之中。但他们并不长期住在里面；作为游猎者他们经常随季节的变换跟踪兽群转移，因为当时人类的食品和服装，主要依靠各种野兽供应。智人比能人更加聪明，狩猎技巧也更先进：他们发明了长矛和弓箭，学会了挖掘陷阱，并用索套捕猎野兽。他们用越来越好的工具挖空树干，作为舟船使用。很快他们就学会了用梭镖和鱼网捕鱼。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因而可以烧烤鱼肉食品，使它们变得更具有可食性。他们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显然是一代一代传了下去。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已经掌握了较复杂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怎么发展的，仍然是当今科学的一大迷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语言在较大的群体中起到了规范日常生活的作用，并改善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人类不再需要把全部时间和力量用于狩猎和采集；他们开始关注对其他事务的开发。他们开始用牙骨、贝壳和珍珠制作手镯和项链，用石料和骨料塑造形象，用雕刻装饰他们的武器和工具。这时也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伟大艺术品：欧洲众多洞穴中的绘画，例如法国的拉斯科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它们都是在2万年前绘制的。人们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惊人的绘画，没有人知道。或许他们想通过画中的动物造型获得神秘的力量，以便在狩猎中更加准确；或许他们想举着火把在这些绘画前跳舞，以便取得他们的神灵的欢娱 — 如果他们当时就信仰这样神灵的话。研究宗教起源的科学家们相信这种猜想。他们从死者安葬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从墓中发现的物品当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不可能是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只能是为了保护和陪伴死者。他们认为，其中找到的很多艺术品，只能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制作出来。例如著名的维伦多夫维纳斯，就很可能是当时的生育女神。即使这种猜测走得太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维伦多夫维纳斯和洞穴绘画的制作者，和我们是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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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聪慧的民族  
　　当中欧人还在四处游猎和采集时，生活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个高度文明。他们已经发明了车轮以及由毛驴或牛牵引的犁具。他们修建了可容5万人的城市，保护城市阻挡洪水的堤坝及可以灌溉农田的河渠。所有这些工程都必须进行规划和组织，就像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在这样巨大规模的群体中需要规划和组织一样。于是苏美尔人就找到了一种把重要事情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的新方法。他们首先利用小的图象符号，例如代表男人、女人、牛、水果篮或者粮食口袋的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形变成了符号体系，用它也可以记录一个过程和作为相互通报的形式。他们把楔形的笔划印在柔软的陶版上，然后进行烧制，使上面的图象得以保存。从此，口头方式已不再是向同世和后世传播知识的惟一途径。

　　车轮和所谓“楔形文字”的发明，是苏美尔人在人类历史上迈出的两大步。同样在其他领域，他们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比如把整体划分为12个单位或六十个单位的度量制度。我们现在把每小时划为60分，每分钟划为60秒的时间划分制度，就来源于此。至今我们还把12件物品放在一起称为一打。

　　苏美尔人对城市的建筑和组织已经如同一个小国家。城市为首的是一名城主，有权代表神灵统治这个城市。我们知道，苏美尔人当时已有自己的信仰，而且是一种多神的宗教。

　　城主颁布法律，以规范人们的生活，他规定每个市民必须交纳赋税的额度。这些税赋用于支付祭司和城市管理，建立军事防御设施，保证水源供应，增加仓库的储备，供非常时期使用。今天我们可以说，苏美尔人当时已经有了捐税制度。还有一点，苏美尔人也是相当现代化的：各个城市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主要为了争夺财产、土地，尤其是权力。某些争执变成了战争，某些战争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

　　苏美尔人繁荣时期持续了约1500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文明扩展到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而以后他们为什么从历史上消失，我们还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文明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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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世界奇迹  
　　即使不研究历史的人也会知道，在很久以前埃及就修建了金字塔，那些让人修建金字塔的统治者称为法老。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这些4500年前的建筑面前惊异不已。

　　大约公元前5000年，尼罗河畔的第一批猎人和采集者转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和尼罗河一起生活，尽管开始时极不容易。因为每到夏季，就会发生巨大的洪水，泛滥整个沿岸的土地。洪水是危险的，但洪水退去后，却留下了淤泥。而这些淤泥恰恰是最好的肥料，使周围的田地变得肥沃。所以，人们很感谢尼罗河，把它视为神灵：“赞美你，尼罗河，你从大地诞生并来到我们跟前，给埃及带来了营养。灌溉了田地，并使牲畜得以生存。你给远离水源的沙漠解了干渴。让大麦和小麦成活。使梁仓盈满，使库房扩张，你给穷人以恩赐。我们为你而演奏竖琴，为你而高唱赞歌。”埃及人就是用这样的歌词来感谢尼罗河，因为它对埃及至关重要。他们还对尼罗河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每365天就会出现一次洪水。这就是尼罗河年的长度，然后又把这个年分为12个月，每月有30天。而剩余的五天，他们就放在每年之间。也就是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使用了和今天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几乎同样的历法。

　　这个时期，尼罗河畔有两个国家在争夺霸权：上游的上埃及和出海口地区的下埃及。根据传说，上埃及王美尼斯于公元前3100年率领大军攻占了下埃及，建立了首都孟菲斯，成了所有埃及人的最高统治者。作为“法老”，他不仅是国王，而且也像神灵一样受到尊敬和礼拜。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执法者则是以总理为首的官吏。总理融政府首脑和最高法官于一身，因而是埃及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有权势的人。

　　为了管理这个有100万居民的大国，组织好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官吏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书写技术，但发展成为自己的体系。这种图画和符号的混合体，被后人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en）原文的意思是“神圣的符号”。开始时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后来，埃及人用芦苇类植物的杆制成了纸张的前期形式，并用羽管笔和墨水把要记载的事情写在上面。

　　谁会写字、计算和读书，谁就属于埃及的上层社会。国家各阶层的等级，在总理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个等级是书记员，他高于商人和手艺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和工人。是他们修建了宫殿、庙宇和法老的墓碑。

　　金字塔是其中埋葬法老的身份和象征。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雄伟，就是法老相互攀比的证明。最大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公元前2500年统治埃及的胡夫法老。他登基伊始，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就开始让人设计修建他的陵墓。由于修建陵墓的地方吉萨，周围只有沙漠，所以必须从遥远的采石场运来石料，总数大约有二百万块，每块最大达三吨重。它们从采石场拖到尼罗河边，然后用船运往吉萨。从尼罗河畔到修金字塔的工地之间必须先修一条道路，光是修路就用了十年时间。金字塔的修建持续了23年之久。从后来发现的手艺人驻地遗址上，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大约有4000人参加了胡夫金字塔的修建工程。再加上洪水期5万到10万农民工。他们只是用体力、撬棍和缆绳，把金字塔修到146米的高度。它的地基为230米见方，相当于今天十个足球场大小。

　　金字塔内部是法老的墓室，里面为他死后安装了各种保护设施。这所以必要，是因为埃及人相信死后的生活。为死后能够继续生活，就需要完整的躯体。为了保持法老躯体的完好，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繁琐的方法加以保护，外面用浸透树脂的布料裹住尸体。为了法老死后能够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舒适，法老的一部分财宝同样葬入墓室。当然也有各种食品和饮料。今天看起来这种花费是十分巨大的。但当时人们却相信法老会在另一个世界仍然为埃及的福祉做出贡献。因而这种花费是值得的。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高度文明。埃及文明持续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时代都长。一直到约3000年之后，由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于公元前332年对埃及的占领，这个时期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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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畔的高度文明  
　　尼罗、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东方，在富饶的河谷地带出现了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文明古国：公元前2600年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开始的印度文明，和1000年后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我们了解的最少，它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解读出来。对它的研究，目前只能依赖考古发掘。估计这可能是一种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混合体。已经发掘的两个城市遗址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当年的政治、经济和精神中心。它们的布局十分严谨，所有重要街道均为平行的南北走向。它们是最早具有下水管道的城市。有的房子甚至装有浴室和厕所。水的供应通过管道，下水通过街道地下管道排掉。巨大的卫城在城中居于突出地位，卫城建筑在一个人造的高地之上。卫城里面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其中包括一个面积为54 x 32米的室内大浴池。公元前约2000年，达到发展的顶峰，当时在两座城市大约生活着4万居民。他们同苏美尔人有往来，并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民族有贸易关系。最重要的商品是首先在印度河谷种植并传播开来的棉花。

　　印度文明为什么到了公元前1500年开始没落，现在还无法解释。科学家们估计是生态原因，因为印度文明时期的人们需要很多木材，对森林的极度砍伐，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无后果的。当时曾出现灾难性的洪灾，把人们从城中驱走。但致命的打击，估计是通过来自亚欧交界地区外敌的入侵。这些所谓的雅利安人，百年来一直南迁，到了公元前1400年到达了印度北部，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经过近千年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印度文明，其踪迹一直保留到今日。

　　雅利安人以部族为单位群居。祭司享有最高威望，其次是武士。武士以下是农民。被征服的当地土著人，开始时不属于部族群体之中，但很快就和农民融合在一起。后来，人们把不同的集团称为“社会等级”。这种等级状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 例如增加了手艺人等级 — ，但各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是始终固定不变的：一个等级的成员一生都不改变，武士永远是武士，手艺人永远是手艺人，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是一脉相传。他们也不允许和另外等级的姑娘联姻，不允许和另外等级的人交友。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经过一个同样很长的历史时期，从雅利安人和土著人的宗教观念中，逐渐产生了印度教，成了印度的主要宗教信仰。婆罗贺摩（梵天）是印度教的始主和最高的神。毗湿奴是保护之神，六臂湿婆则是毁灭之神。处于印度教中心位置的学说是“羯磨（业）”即再生。按此说，人将有多重生命，在过去的生命中甚至可能是一只动物。通过在本等级中的模范行为和做善事，就可以在来生中升级，投生于最高的等级之中。这个信念造成了广大印度群众不能动摇的等级制度，即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对印度教提出批评的，竟是一位在豪华宫殿奢侈生活中长大的国王的儿子：悉达多王子。他生于公元前560年，从未接触过生活的阴暗的一面。因为这不是一个王子所能遇见的。直到他结了婚，生了子，他才看到了人的老、病、死。这对他的震动很大，从此放弃了美好的生活。“我还风华正茂，光彩照人，头发乌黑，刚刚享受幸福的童年，开始了成年男子的年龄，违背我痛苦流泪的双亲，剃除了头发和胡须，穿上简单的衣服，离家走上无家无居的生活。”

　　他作为隐士生活了六年，放弃一切享受，思考着神和人，生和死。终于有一天他大彻大悟。人所以受苦，就因为他不能满足内心的欲望。为了不被欲望所烦扰，就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必须不断减少欲望，直到无望而知足。谁达到了无欲的境界，就会死后获得重生；他的灵魂会在“涅槃”（即不生不灭的境界）中获得永恒的超脱。

　　作为大彻大悟的“佛陀”，原来的王子悉达多，走向世人传播他的新学说，佛教，今天，它和印度教一样，已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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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然大国  
　　宇航员在太空中飞翔，他们看不到金字塔、宫殿、教堂和摩天大楼，但他们却能够看见世界最大的建筑物，中国的长城。它显示了巨大的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对外抵御来敌和对内维护统一 — 这正是修建长城的目的。

　　在从游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期，中国内部显现了很大的时间差别。在黄河流域，人们自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小城市中。而从内地却仍然有游猎的强悍部族前来袭击城乡的居民。中国的社会历史上很少有和平时期。众多小的城邦之间频发战端。即使当第一位商朝的国王经过长期斗争于公元前1500年建立起第一个诸侯国家以后，时局也仍然不能平静下来。各个地区和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听从遥远的国王的政令。国王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在后来的一千年里，这种状况基本没有转变。

　　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是贫穷的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中。他们饲养着犬、猪、羊和鸡，使用简单的石木工具。如果天气和流窜的盗匪不骚扰他们，他们还可以勉强生活。否则就会陷入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

　　但城里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那里已经有了富裕的居民，住在木房子里，身穿麻、毛甚至是丝制服装。而且还握有青铜武器和首饰。在城市中还发展了汉字，其基本造型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中国人笃信神灵和祖先，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精神死后仍然存在。为了给神灵留下好印象，为阴间的家人造福，他就必须在生前有所供奉。牺牲品大多是牲畜，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活人。

　　和印度一样，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批评时政的人：孔子。他不是一个王子，但却是一个高官的儿子。本人也曾为官，但到了35岁时被开除，因为他过于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弊端甚多 —  有异端邪说的人即使在两千五百年前，也是上司的眼中钉。而实际上，孔子的想法对国家是善意的。他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相互间没有争斗和战争。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国家生活，并为之工作，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平共处了。他只是口头传播的学说，首先是关于和平共处的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他的核心警句。

　　孔子的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就必须设法，使其保持下去。首先要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爱戴。对孔子来说，家庭就是“人之根基”。就像父亲对待家庭那样，王侯们也应该在道德上成为臣民的榜样。

　　当他的弟子问他，应如何对待神灵和祖先时，孔子回答说，照顾周围的人，比照顾神灵和祖先更为重要。

　　他的学说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主要是在汉代（公元前206年 — 公元后220年）。汉朝的第一任皇帝，经常去拜偈至今存在的孔子陵墓，并让人在孔子的家乡修建庙宇。从此以后，孔子就被奉为圣人。

　　孔教从中国传播到整个亚洲。直到今日，它仍然是那里的重要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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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基础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学）、Gymnasium（中学）、Bibliothek（图书馆）、Theater（剧院）、Musik（音乐）、Architekt（建筑）、Mathematik（数学）、Biologie（生物）、Arzt（医生），等词，都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但却很少想过它们的来源。实际上，它们都是来自古希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腊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如果我们谈到古希腊，当然不能想象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700年，这是一个拥有众多小国的支离破碎的地区，分布于山川河谷流域的平原和沿海及岛屿之上。在这些小国的中心都是一座城市，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城邦国家。希腊人把这样的城邦国家叫做Polis。每一个Polis都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为了保卫自由和独立，它们都建立了军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两个最发达的城邦国是斯巴达和雅典 — 但它们的发展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斯巴达以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战胜和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并使所有非斯巴达人沦为奴隶。但他们并不想永远忍受奴隶的待遇。因而经常出现骚动和起义。为了制服数量上占优势的奴隶，斯巴达的所有男子都必须成为士兵。

　　即使在起义的奴隶被镇压以后，斯巴达人也必须提高警惕，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仍然戎装待命。男孩从小就被培养成为战士。七岁就必须离开父母去接受训练。他们不许穿鞋，只能穿轻便的衣服 — 他们必须经受艰苦的磨练。他们得到很少的食品，便于以后能够在物品匮乏的情况下生存。谁要是觉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须自己去解决额外的食品问题 — 就像战争中的士兵。只有在偷窃时被捉住，才会受到惩罚。准军事的训练包括勇气的锻炼和角力。例如年轻人要经受鞭笞，谁能够经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谁就是胜者。

　　这样的军队使斯巴达成为希腊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斯巴达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统治区域内，同样有社会骚乱，因为这里富有的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但雅典的市民阶层却不想像斯巴达那样做出残暴的反应。为了不发生像斯巴达那样的起义，当然也必须做些什么：雅典人发明了被双方接受的仲裁人职位。聪慧的梭伦（公元前640—561年）就是这方面合适人选。他就任后决定，对土地的占有必须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贵族购买越来越多的土地。沦为奴隶的贫穷农民得到了解放。负债的市民不许被当作奴隶贩卖；而且他们的债务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颁布的严酷的刑法，也被梭伦废除。他制定的影响深远的法典，使雅典的未来不再由“神般”的国王或少数贵族来决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们每年至少召开四十次市民大会，讨论Polis的一切重要问题，通过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务，由一个从有威望的市民中选出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是一个独立的市民法庭。就这样，梭伦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统治模式。人们称之为德谟科拉西，即“民主”。

　　从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因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这个权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谓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们。按照居统治地位的男子的观点，妇女不具备参与公众言论的能力，只能呆在家里，因而和奴隶及眉特肯（外来的陌生人）一样被排除在外。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种统治形式是非常先进的 — 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梭伦和他的后继人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进行的改革，不仅导致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建立，而且还导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 至少对雅典的市民。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言论的交锋。谁要是想说服别人，就必须掌握有力的论据，就必须有能力技巧地表达出来。这种公开的思考和言论，对事物从各个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发明了哲学。它把思想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就出现了对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间，雅典产生了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西方的思想。

　　同样在艺术和建筑中，雅典也创造了新的标准。阿克洛波里斯山丘上的神庙及庙中和雅典各广场上的雕像，成了欧洲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偶像和榜样。与此同时，希腊的诗人还写出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批杰作：荷马的英雄史诗《伊里亚斯》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喜剧，每年都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进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国剧院的保留剧目。

　　雅典市民的子孙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上学校的第一批人。他们的上学时间为七岁到十四岁。在学校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而且对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每个男孩都必须至少学会吹笛子或弹里尔琴（一种小型竖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学习演讲术，并涉及希腊文学，特别是英雄诗史。重要的段落，希腊学生必须能够背诵下来。十四岁以后，主要进行体育教育。这种教育在“Gymnasion”（一种类似体育学校的场所）中进行。在那里的课程表上有体操、摔交、拳击、击剑、跑步、掷铁饼和标枪等项目。体能的锻炼一方面用于军事目的，因为每个市民都有保卫城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体育学校里培养运动天才。谁要是能够成为优秀者，并在课外努力锻炼，就会有机会参加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对每一个希腊市民都是最大的荣誉。运动会期间，任何城邦都不许向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时应该是和平时期，以便全希腊的优秀男子都有机会在体育竞赛中比试高低。胜利者将得到奖励，在家乡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们不再交纳捐税，将得到他带来荣誉的国家的终身照顾。取得最佳体育成绩，在当时就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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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世界帝国  
　　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这幅图象源于一个传说：据说罗马是公元前753年由孪生兄弟罗慕洛斯和勒莫建立的，他们在婴儿时期被遗弃，在一只母狼哺育下长大。实际上，罗马的形成并没有多少传奇。人们现在估计，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农民、牧民和渔民生活在台伯河沿岸山丘上的小村落中。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在后来的300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大城市，它和整个北部意大利一样处于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的第一个文明民族）的统治下。

　　大约在公元前510年，罗马人开始反抗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并推翻了残暴的国王。和雅典人一样，罗马人也不再愿意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民主制度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奋斗目标。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选举了一个城市政府，为首的是两名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两人中任何一人没有另一人的同意都不能单独决策。这种制度旨在防止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但真正的权利却在参议院手中，这是一种会议形式，其中的终身制成员均是来自富有家庭（Patrizier）中的男子，普通人民的男子（Plebejer），虽然也可以在全会上发言，共同决定法律，选举市政府，但在罗马并不是所有的表决权都是等值的。一个十分烦琐的表决制度，保证了富有的罗马人永远占有多数，所有决议都是在他们的意志下做出的。

　　罗马的“res publica”（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实际是为富人服务的富人的事业。由于Plebejer长此下去越来越不满意，因此经常出现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虽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权利，但根本的力量对比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Plebejer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估计，这是罗马的先进的法律起了作用，这是公元前450年在十二块石板上公布的法律。它保护市民不受专制的侵犯，保障他们的法律安全。不经过正式法律的程序，没有罪证，任何人都不受惩罚。这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当时来说却是一场革命。罗马的法律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各国法律效仿的榜样。

　　罗马的新主人，很快就不能容忍他们只是很多城市中的一个。罗马必须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城。这个目标，他们想借助强大的军队得以实现。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使罗马的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到公元前270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人口达三百万。一般情况下，被征服的城市，在内部仍然保持独立，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得以保持，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需要向罗马交纳赋税，在战争时期提供兵源。通过这种“松散的关系”，罗马避免了武装反抗的发生。而且，人们在罗马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体制下，生活也比过去得到很多改善。

　　罗马统治了意大利的南端之后，又开始进攻西西里。这样就发生了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的冲突。迦太基在当时是西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航海和贸易强国。公元前264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损失惨重的战争，其中包括所谓的“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原来属于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和其他地区（如沙丁、科西加、西班牙和部分北非），都变成了罗马的省份。但罗马仍不肯罢手。他们还想把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此，他们称地中海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

　　从罗马的征战中获利最多的是Patrizier。他们分配战利品，他们获得战俘，作为奴隶为他们劳动或出售。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批评Patrizier“贪婪无度”，说：“人人都在拿、抓和夺取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富人越来越富，而Plebejer却两手空空，或者像农民那样越来越穷，尽管他们经受了战争的主要负担。他们被迫连续出征作战，无数的人在战争中生病、受伤、残废，甚至再也不能返回家园。庄园荒废或者债台高筑，土地被大地主廉价收购。即使在停战期间返乡的农民可以经营他们的庄园，但也无法与大地主竞争。大庄园使用奴隶经营，成本越来越便宜，致使农民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因而越来越贫穷。很多人迁移到城市，希望在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手艺人和大工场，宁肯使用无偿的奴隶为他们劳动，也不愿雇佣他们。作为没有工作的无产者 — “proletarii”— ，这些原来的农民每日为了简单的生存而奋斗，最终变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城市无产阶级。

　　这种发展，甚至一部分Patrizier都觉得不合适。这其中就有主张限制个人土地占有和财产的格拉古兄弟，他们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让贫穷的农民及其家庭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但参议员们却反对进行改革。他们认为格拉古兄弟是危害国家制度的煽动民意分子。提比里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在市民会议上发言时，竟被殴打至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300名他的支持者。十二年以后，他的弟弟盖尤斯也不得不死去，同时还有他的3000个支持者也被处死。参议院无法制止罗马的市民分成了两派。后来的七十年里，暴力和内战成了政治生活的常事。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有这样的记载：“一切都变成了两派；共和国在两派之间走向没落。”

　　在一次这样的内战中，于公元前45年，战绩显赫的统帅尤利乌斯·恺撒脱颖而出。参议院任命他为执政官，任期十年，后来变成了终身职务。从形式上看，罗马一直还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恺撒已经成为惟一的统治者 — 当然不是很长，因为一年之后他就在一次会议上被参议员们谋杀。

　　为了确定恺撒的接班人和未来的政治体制，又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最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占据了优势，于公元前27年被参议院任命为“国家第一公民”。人们赋予他“大将军”（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的头衔和“奥古斯都”（至尊者）的荣誉称号。此外他又是恺撒名字的继承人。恺撒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为“皇帝”的代号。

　　奥古斯都从恺撒的命运中接受了教训。他不是锋芒毕露地显示自己的权势，而是安抚参议院和市民会议，让他们相信仍然在操纵罗马的命运，共和国仍在正常运行。但他是罗马军队的主帅和国库的主管，任何人都无法违反他的意志行事。罗马的“res publica”变成了君主国家，一切权力最终操纵在皇帝的手中。

　　奥古斯都在他漫长的执政时期里，不仅在政治上利用这个权力，而且也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他特别关注文学，把诗人召进宫中，为他创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在韦季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参与下，罗马的文学在公元一世纪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时期优秀的哲学家是塞涅卡，在史学领域，是历史学家李维乌斯和塔西佗，在很长时期里为主宰力量。

　　公元120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限。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加上高卢（后来的法国）、日尔曼，直到莱茵河，以及大部分不列颠，巴尔干以及黑海和小亚西亚，均属罗马所有。聪明的皇帝知道，只用武力是不能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因此，各个不同的民族继续允许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但罗马的法律和钱币适用整个帝国，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崇拜罗马的神灵，当然最后一点最难加以控制。两个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通行整个帝国。这样很有利于贸易。此外，罗马很早就重视修筑道路，以便于其军队的快速运动。这个道路网也为通商带来了繁荣。同样为经济发展有利的，还有船运和港口，在和平时期得进一步扩建。

　　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罗马的各个省份从被占领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市被新建和扩建，市中心大多为一个周围建有房屋的大广场，供召开政治会议或司法审判使用。手工作坊、商店、旅馆和公共浴池，都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某些房屋和输水管道，一直保留到今天，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建筑艺术的辉煌。

　　有权势的人和富人都住在豪华装修的大别墅中，均同公共的上下水道相连，甚至有自己的浴室和地面取暖设施；他们让奴隶为自己服务，充分享受生活。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农民、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也只能得到仅能糊口的报酬。在城市中，房租十分昂贵，很多家庭在大营房中租一间房子居住。尽管如此，大部分人总的说还是满意的，在皇帝统治时期的前250年里，没有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发生值得一提的骚乱、起义或内战。由于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皇帝 — 除极个别外 — 都没有发动远征战争，所以人们几乎在和平中生活了近200年的时间。

　　和平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没落，是皇帝软弱，内部困难和外部侵袭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了产生于中东的耶稣基督的学说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并在罗马统治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特别是对普通百姓，这个新的信仰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他们的此生带来了慰籍，为来生预示了更为美好的前景。但罗马有自己的神灵，不想知道有什么新的上帝，因此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为四个宗教区域，任命四个主宰，以便于统治和防御。但不久这四个主宰就开始相互争斗起来，导致整个帝国的力量大大削弱。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才重新统一了四个区域。为了在帝国内建立稳定的局势，他于公元313年宣布“宗教自由不受干涉”，并允许基督徒自由行使其宗教行为。君士坦丁大帝想让基督教为己所用，但实际上基督教在他的保护下很快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大教。君士坦丁大帝又做出了另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公元324年，他把拜占庭定为罗马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位于战略极其重要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形成了对东西方的钳制。君士坦丁大帝让人在首都修建豪华的建筑和设施，使其成为罗马统治制度同基督学说和希腊及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体制。君士坦丁堡成了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东部很快就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了西部。帝国统一的纽带就是基督教；皇帝成了基督教会的监护人。

　　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牧首”，处于皇帝政令之下，但罗马的主教却不愿意。在信仰问题上他要求对教会和自己有终决权。他还指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圣徒彼得建立了罗马教会，并把罗马的基督教领导权赋予了他的接班人。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主教后来获得了“教皇”的称号，从此被承认是西方教会的最高领袖。罗马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作用也随之消失之后，直接走上了基督教会首府的道路。帝国的东部又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即“希腊东正教”。它的领袖是皇帝，作为上帝的代表，在肖像上始终带有光环。

　　就像年轻的基督教被分裂一样，罗马帝国也于公元395年再次分裂。它的西部一再受到日尔曼部族的袭击，力量日益削弱，崩溃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公元476年最后一个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从此消亡。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尽管不断遭到外来的袭击和削弱，却仍然继续存在了1000年。它的艺术家和学者保护了被西方逐渐遗忘了的古希腊文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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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都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皇帝命令进行人口普查，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臣民。然而，居住在伯利恒的犹太人不承认罗马的占领，并厌恶多神的宗教。他们早就只信仰一个神，那就是他们称之为的雅赫维。他们期望着神会派遣来一位“弥赛亚”来，即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根据圣经的故事，在拿撒勒畜圈中诞生的耶稣很早就关注宗教问题。圣经中说，他“聪明过人，身上附着上帝的恩惠”，十二岁时就在神庙里和教师讨论问题，大家对他的理解力和回答惊奇不已。当耶稣大约十三岁时，认识了传道者约翰，不久自己也开始传道。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天父热爱他的所有子女，不管他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上帝的爱是无限的，谁能够悔过自己的罪孽，都会得到宽恕。耶稣布道时不像犹太教士和学者那样繁琐晦涩，而是使用普通人的语言；他把上帝的训诫编成关于农民、渔民、不听话的孩子和丢失的羊只的故事讲出来，连孩童都能听懂。根据圣经的描写，耶稣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贫穷和弱势人群当中。他们还欣慰地接受了天国即将来临的预言。在这样的国度里笼罩着和平和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相互爱慕中生活在一起。

　　耶稣的出现和他的学说，对犹太教士和罗马高层当局是一个挑衅。他遭到漫骂和嘲笑，最后不得不为传播信念而殉教。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徒，特别是他的十二门徒，后来宣称，耶稣曾从死亡中复活，升天而去。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渴望已久的弥赛亚，他的名字是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他们继续传播他的学说，不顾各种敌视和迫害，基督教最终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信仰自己的宗教，即“摩西教”。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是同样的。旧约全书，在两个宗教中完全相同。

　　大约耶稣之后又过了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双亲早亡之后，他开始为阿拉伯商人效力，跟随马帮四处游历，从而认识了信仰各种宗教的外国城市和人。有关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学说，给年轻的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行了很多思考，最后得出一个信念，觉得确实只能有一个上帝，他把这个上帝称为安拉。在他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年代里，他经常返回麦加附近的山洞之中进行修行。一天早上，他说，天使加百列现身，向他揭示，他就是被选中宣讲惟一的真主安拉意志的人。第一次揭示之后，又出现更多的揭示，克服了他开始时的犹豫，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他所接受的真主的信息：除安拉外，再无神灵。而我，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听他的宣讲。穆罕默德甚至惧怕自己的安全，和他的信徒于公元622年逃往麦地那。这次逃逸，阿拉伯文称之为“赫什拉”，成了伊斯兰的纪元之年。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赢得了很多信徒，他们不仅把穆罕默德当成是宗教领袖，而且也当成政治领袖“伊玛目”（首领）。他在这里定下了向麦加方向朝拜的规矩。逃逸后过了七年，穆罕默德已经有了很多信徒，他返回了麦加，作为先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直到他于公元632年去世，穆罕默德的学说得到了所有阿拉伯部族的认可。这个学说写在一本书里，即古兰经，并称为伊斯兰，意思是“升华至神的意志”，或“顺服安拉”。古兰经是伊斯兰的“圣经”。它详细规范信徒的生活准则，直至日常行为细节；它确定祈祷词的内容和诵读的次数及祈祷的方式方法，制定了饮食和禁食的规范，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和罪孽，以及详尽的惩罚方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 — 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 — 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

　　穆罕默德死后，“哈里发”作为他的代表接管了政权。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越过埃及和北非直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他们所以优于敌人，是他们传教的坚定意志，他们坚信，在为传播信仰的斗争中死亡，会使他们直接进入天堂。

　　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和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相遇。这使得被称为“朝阳之国”的东方世界，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繁荣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其他文明的知识，例如希腊文明，被接受和进一步发展。例如数学，阿拉伯人引进了十进位制和数字的新写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和古希腊重视用思考解释世界的方式相反，阿拉伯的科学家则更看重提高实用的试验 — 实验 — 以此种方式获取物理和化学上的新知识。他们精确地计算太阳、月亮和星球的运行轨道，并证明地球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球体。这对航海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在医学领域他们也居领先地位，发现了很多植物的治疗作用，开发了很多药品并进行外科手术。他们为此在城市修建了医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阿拉伯世界创造了一部最精美的图书：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为苏丹讲述的童话和故事《一千零一夜》。

　　今天，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世界大宗教之一，大约有10亿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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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王朝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日尔曼各部族控制了大片欧洲。由于他们之间并不一致，所以相互经常发生战争。战争中，狡猾残暴的法兰克君主赫洛维格（Chlodwig）率领大军逐渐攻战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到公元500年成了大法兰克国的国王，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荷比卢各国均在此地形成。赫洛维格承认了基督教，并接受洗礼，要求全体臣民一律皈依基督。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法兰克国的官方宗教，但异教的风俗习惯还一直和基督学说并存了200多年。最终的基督化是通过八世纪初的教士的努力和后来的主教卜尼法斯完成的。

　　这个时期，墨洛温王朝赫洛维格的一个后人占据着法兰克国王的宝座，但他只能坐在宝座上吃力地念着别人给他写的演说稿。真正处于统治地位的，实际是王国的最高官吏“管家”查理·马特。他于公元732年获悉，一支阿拉伯大军已经成功地越过比利牛斯半岛向法兰克国挺进。他立即率领军队迎向阿拉伯大军，并于公元732年10月在土尔斯和普瓦提埃击败敌人，把他们赶回比利牛斯。从此制止了伊斯兰继续对外扩张，留在了东方地区。

　　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认为，谁代替国王处理政务，谁也就应该成为国王。在教皇的默许下，他把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赫（Childerich）三世赶入修道院，让贵族任命自己为法兰克王国的新君主，并树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地位。为了使这个统治地位更为稳固，他还专门索取了教皇的祝福，并让国内的各个主教为他涂圣油赞美。就此，他在法兰克国历史上首次使政治、宗教和教会联结了起来，所采用的方法直到二十世纪仍为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学习的榜样。丕平之后的国王都要求从上帝手中得到王位，并根据上帝的法旨行事。

　　公元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成了法兰克国的惟一统治者。他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目标，要把所有日尔曼部族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征服了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的伦巴德之后，还只剩下异教地区萨克森了。萨克森采取一切手段抵制了达32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战胜，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查理的目标达到了。当他于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经过百年之后又有了一个“西罗马”帝国。查理把自己看成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的接班人，同时又是基督教的西方领袖。很快，他就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这对他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是个战绩辉煌的战争统帅，而且是一个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伟大的促进者。在他的被称为“法尔茨”的皇宫里，经常有著名的学者、神学家、诗人和建筑师进出。

　　除了法尔茨外，修道院也成了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中心。最早的修道院出现在西方世界，是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圣本尼狄克时期，首先是为全身贡献给信仰的男子建立的团体。查理大帝极力促进修道院的发展。他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学校，让自由农民和手艺人的孩子在其中学习宗教、写字、和算术。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推行一种先进的教育政策。他比其他国王更关注这个时期生活在贫穷中的普通百姓的忧虑和困苦。

　　当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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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和下层和底层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很多强大的国家兴起又没落。因为，用征服手段建立一个大国容易，但要把它保住并治理好却很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长期统治一个国家，那他就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我们看到，从法老到罗马皇帝，他们都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尝试。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日尔曼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和社会模式，对整个中世纪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联，他死后，采邑将重新归还给封主。但后来，在东法兰克帝国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把采邑继续传给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习惯得到了认可，变成了现行的法律。从此采邑可以继承，消除了皇帝的处置权利。长此下去，皇帝的权势逐渐被削弱，而帝国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权势却不断增强。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诸侯日益强大，而中央集权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们正确地把德意志称为“迟到的民族”。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意义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从小时起，孩子就得在家里和庄园里劳动。他们很早就结婚。13岁的女孩和18-20岁的男孩结为夫妇，常常就已经是六到八个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够成活。妇女往往在生产时就已死去，即使能够活下来，也不会长命，因为生育频繁和劳动繁重，使她们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是疾病缠身。

　　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种状况在一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1620年，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在他的小说《辛普利基西穆斯历险记》中，让13岁的主人公说，他既不知道上天有个上帝，也不知道农庄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帮工“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人，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进出的房子 …… 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