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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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布瓦福星高照。当晚，在酒店的一个铁匠出于好奇来到警察局要求看看马车残骸。他肯定地说马蹄铁是他在4年前为这匹可怜的牲口打的。“这匹马的主人是谁？”警官询问道。“是朗贝尔。”铁匠很肯定。

　　迪布瓦将注意力集中到曾经租用过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的“货郎”身上，该车库距离马尔蒙将军所拥有的车库不远。迪布瓦亲自对车库的业主公民梅纳热、他的看门人女公民罗歇以及他们的20名房客进行审讯，通过审讯其中一个承租人，迪布瓦得知她曾经觉得货郎的行踪诡秘，因此曾通过墙洞看到他和另外两个人在他的房间里约会。于是，警方第一次认定此事至少可能有三人参与。看门人罗歇以巴黎人传统的热心生动地描述了另外两个人的细节，包括他们的口音和服饰。至于马车本身，她说车上装着的是满满两箱炸药，而不是布匹，并说那辆马车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里一直停放到12月24日下午5点45分。看来案情有了眉目。接着，地方警官又发现他们曾经在此前雇来一名箍桶匠用铁箍将两桶炸药加固。后来，他又发现这同一个人是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购买的木桶。证人都确认疑犯是在当地叫做“弗朗索瓦”的人以及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

　　打听到弗朗索瓦的老家在圣德尼和圣马丁港之间的地区，警察迅速找到了他的姐姐，她住在圣马丁街一栋老公寓的7楼。虽然当地人称她为瓦伦太太，可她的真姓是卡尔邦，而眼睛上方有伤疤的货郎的真名是弗朗索瓦·卡尔邦。

　　在离开1801年还有两个月时，又有了一项新的突破。在搜查瓦伦太太肮脏的房间时，警官发现了半桶火药、雷管和一些男人的衣服。迪布瓦逮捕了瓦伦太太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将她们连夜押送到秘密监禁地进行审讯。毫无疑问，卡尔邦是揭开案情的钥匙，瓦伦太太和她的女儿被逮捕的消息通过公报传遍了法国首都和政府部门。

　　警方加大了对瓦伦太太和她的女儿的审讯力度。女儿承认她们的舅舅弗朗索瓦曾经在她们家待过，现在藏在巴黎圣母院街的两个前修女的住处。两个女孩说他曾经会见过一些朋友，但是她们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迪布瓦惊异地发现卡尔邦、一个布列塔尼的士兵居然参与了保王党领袖卡杜达尔的阴谋，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完全由贵族妇人组成的保王组织效力。显然，这次事件不是雅各宾党人所为，富歇的判断完全正确。于是，在元月16日早上7点，警方突击搜查了前修女的豪华住处，在顶楼他们发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弗朗索瓦·卡尔邦。

　　迪布瓦亲自对面带伤疤的卡尔邦进行严刑拷问，但他顽固地一言不发，整整一天的拷问没有结果。歇息之后，在当天晚上9点，警官又继续拷问；经过通宵连续审讯，在次日凌晨4点，卡尔邦崩溃了。他不仅承认了他就是购买马匹和马车并将其藏匿在帕拉蒂斯街（天堂街）23号车库的“货郎”；而且供认了他的同谋——“皮埃罗”，真名圣里让；以及“博蒙”，真名叫里蒙朗的贵族。

　　迪布瓦简直不敢相信案子破得如此顺利，因为圣里让和里蒙朗都曾经是声名狼藉的卡杜达尔贵族军队的重要首领！这次爆炸案件是保王党的图谋已经肯定无疑。其他同谋的名字也被一一招供出来，圣里让很快就被抓到，但其他嫌犯都逃之夭夭。

　　富歇可以高枕无忧地品尝“他自己的奥斯特里茨”，并指责迪布瓦没有在他的行政管理范围内制止这次卑鄙的阴谋。迪布瓦十分生气，既生富歇的气，也生自己法网有漏的气。好在拿破仑并不这样看，他高度赞扬巴黎地方警官的工作，并给予慷慨的重奖。1802年，迪布瓦被选入参政会以表示对他“维持首都治安有功”的奖赏。

　　这次保王党分子阴谋刺杀第一执政拿破仑的事件标志着保王党贵族和拿破仑之间的长期战争的开始，他们的指挥部设在海峡对岸的英国。

　　圣诞夜爆炸案事实上是由卡杜达尔将军本人操纵的。当年夏天，在伦敦的命令下，给圣里让下达的使命是绑架（或杀死）拿破仑，一切费用直接由伦敦政府提供。“我将为你提供到达首都的交通工具，我会告诉你一些人的名字，你要和他们取得联系。”卡杜达尔对圣里让布置道，“你用这些经费购买马匹、武器和衣服，我今后用得着。”由路易十八亲自领导的卡杜达尔将军将亲临巴黎指挥。

　　然而，圣里让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轰动行动代替单纯的绑架。于是，一回到法国他就和他的朋友保王党领袖里蒙朗取得了联系，并在一个工程师的帮助下制造了最后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的炸药桶。

　　还在英国的卡杜达尔——虽然被富歇指控为企图杀死第一执政的幕后策划者——事实上是在事后才了解到爆炸事件，而且和别人一样大吃一惊，也以为是极端的雅各宾党人干的。在迪布瓦提供案情的证据之后，愠怒的拿破仑极不情愿地释放了他在爆炸事件后逮捕的233名雅各宾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但是，是在卡尔邦和圣里让被处决之后才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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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刚健有力的叛乱首领，布列塔尼农民的儿子——45岁的卡杜达尔，虽然和圣里让同样顽固，但比缺乏耐心的圣里让要聪明狡猾得多。他立志要为法国王权的合法继承人路易十八推翻篡位者拿破仑，为此， 他做出了在1803年再次回到法国的计划。

　　卡杜达尔一直谨慎从事，但现在有了皮什格鲁将军的支持，卡杜达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皮什格鲁之所以现在同意支持他，是因为皮什格鲁错误地认为莫罗将军也全力支持卡杜达尔。一名保王分子的信使肯定地告诉皮什格鲁，莫罗支持卡杜达尔——事实上，是莫罗的那位激烈反对拿破仑的老岳母派信使到英国的。“如果莫罗和皮什格鲁同意，我将很快返回法国。”阿图瓦公爵(即路易十八的兄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过早地宣布了波旁王朝的计划。

　　卡杜达尔虽然身体肥胖，却精力过人，急不可耐地要回到法国孤注一掷；于1803年8月21日和他的同谋者们（包括圣诞夜爆炸案的主谋）从伦敦出发。英国政府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充裕的经费。他们的船驶到了离迪埃普不远的地方，那个名叫加亚尔的保王分子（富歇的老朋友）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安排到巴黎的旅程。

　　回到法国首都之后，一切都要倚赖皮什格鲁和莫罗的协调和安排。至于卡杜达尔，在两位将军最终同意会见他并和他采取联合行动之前只能是一筹莫展。几个星期过去了，由于各种理由，皮什格鲁和莫罗之间没有能够达到协调一致。最后，他们终于在1804年1月25日秘密会见了。直到此时他们才了解了莫罗的真实想法：莫罗强调他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共和国价值观，虽然他十分憎恶拿破仑，但他绝对不支持波旁王室或任何人重登王位。卡杜达尔和皮什格鲁目瞪口呆——如果莫罗将军真的不愿为波旁王王室服务，保王党的军事起义计划就会落空。

　　就在1月下旬，拿破仑派到保王党内部的密探了解到了保王党分子密谋举行军事起义的全部计划，并得知计划的核心是绑架和除掉拿破仑本人。

　　富歇和迪布瓦立即张网搜捕阴谋集团成员。2月份，他们逮捕了一名重要成员，他供认了“莫罗—皮什格鲁阴谋集团”的背景。

　　于是，拿破仑亲自下令逮捕莫罗和皮什格鲁。2月15日，莫罗将军在自己的住宅中被捕，被关进了巴黎一座中世纪的塔楼。5天之后，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军校的老师皮什格鲁因其房东为了30万法郎的赏金向警察当局告密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卡杜达尔决定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躲进了一个过去为波旁王室制造香水的商人家里。他的手下为他找来了篷车，但卡杜达尔不知道他的手下已有人被警察局买通。3月9日，篷车如约来接，卡杜达尔和他的3名军官匆匆登上了篷车。就在此时，4名身着便衣的警官突然冲了上来，卡杜达尔的朋友将他们打倒后，驱车而逃。途中又遭到警察拦截，卡杜达尔开枪打死其中一个上来抓马缰绳的人，并将另一个用棍棒朝自己袭来的警察打伤。当卡杜达尔跳车逃跑时，受伤的警官突然起身猛击卡杜达尔的头部；在两个过路平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的头号敌人束手就擒。

　　除了承认到巴黎来是为了抓住拿破仑并将他关进监狱之外，卡杜达尔拒绝承认任何其他事情。

    “你在巴黎住在哪里？”迪布瓦问。
    “没有住处。”
    “皮什格鲁是你的同谋吗？”
    “我不知道。”
    “莫罗呢？”
    “不认识他，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
    “在篷车里。”
    “你是否知道你杀死了一个警官？”
    “下次再多派几个来。”囚犯露出嘲讽的微笑。

    迪布瓦在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经过几天审讯后，卡杜达尔也被关进了塔楼。

　　审判结果是卡杜达尔被判死刑，莫罗只判了两年监禁并驱逐出境。其他阴谋分子也都判了刑。至于皮什格鲁将军，根据警察局官方的报告，他“自己用领带勒死”在塔楼监狱的地牢里。这样，保王党第二次反对拿破仑的阴谋活动宣告失败。

　　这些不断威胁第一执政生命的阴谋事件对拿破仑不能不产生影响。尽管他采取了专制的手段巩固他的新政府，但一切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他真心地希望法国的形势能够好转，希望国家能够在法律和秩序中得到稳定和繁荣。他想将大革命和恐怖时代的惧怕永远从法国消除，永远被法国人民忘记。拿破仑对法国抱有美好的梦想，但是来自保王党、共和派或雅各宾派的叛国集团的恐怖谋杀活动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化，逐渐背离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想。他开始加强出版和言论的审查制度，只要稍有叛国的端倪就要坚决镇压。报纸要取缔，就连巴黎著名的剧作家的新作也必须由拿破仑亲自审定才能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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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拿破仑对保王党的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他曾经命令：“抓住那个该死的乔治（卡杜达尔），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一旦抓住，在24小时内枪毙。”他指示：“对反叛分子要坚决打击，如果必要可以将他们的村庄烧毁。”拿破仑最不能原谅的还是他自己的容易受骗，因为在1800年3月5日，他本人就曾经在巴黎和这个卡杜达尔单独会见过，并希望卡杜达尔能够改弦更张，加入他的军队和外国人作战。

    但是，拿破仑绝不是个为过去失去的机会或犯过的错误而失眠的人。加之，富歇对法国王党分子的监视是如此的成功，此后只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保王党人阴谋。那时，卡杜达尔余党的活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后来的拿破仑皇帝会时常打断富歇的警告性的报告，有时甚至称他是庸人自扰。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拿皇帝的俸禄就该去应付这些事。“好吧，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有一次，当富歇又来报告一项新的阴谋时，拿破仑打断了他。“这是你的事，你是警察，该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吧。”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拿破仑对危险已经见惯不惊了。他在1808年时说：“我敢说，除了造物主希望我死以外，任何人也别想夺去我的生命。”他不仅逃脱了各种暗杀阴谋，而且身经百战，身后尸横遍野，无数战友战死沙场，可是他在多年之后，仍然毫发无损。和受到失眠痛苦折磨的朱诺不同，拿破仑的睡眠也是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的。

　　除了阴谋集团的谋杀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个人的刺杀行为。曾经有过一个德意志的学生为报复法国占领德意志领土，身藏手枪，只身刺杀拿破仑，被巴黎警方抓获而未遂。拿破仑只是将他关了起来而没有将他处死。“这个年轻人显然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拿破仑这样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为冥顽不化的罪人……给他读一些好书，让他给自己的家人写信并让他和法学家康巴塞雷斯谈谈，想必会对他有所教益。”1814年，拿破仑重新回到巴黎的100天期间，这个不幸的年轻学生又冒了出来；这次他使用的是一枚藏在腋下的自制炸弹，可惜在他下马车时绊了一跤，炸弹爆炸了。他又被拿破仑抓获，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在1815年被路易十八释放；后来他投塞纳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拿破仑的消失，他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要找到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次刺杀未遂事件之后，拿破仑对达武①元帅透露道，“我没有固定的日常习惯，没有确切的生活作息时间。我的活动时间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在随时可能有被暗害的危险之中，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防范措施，至少我没有看出他有任何防范措施。”秘密警察头目德马雷抱怨道，“当他要在剧院露面、外出狩猎或出门旅行时，我们甚至不得不对他隐瞒我们所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但有一件事又揭开了1800年12月保王党分子所留下的伤疤，这件事是拿破仑很难忘记的。

　　1808年3月11日上午11点，拿破仑正在仔细阅读富歇刚刚送到他手里的警察公报。公报中有一则关于保王党分子普里热新近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的消息。当拿破仑对富歇提到这则有关普里热的消息时，富歇耸耸肩，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拿破仑凭着他在关键时刻的直觉，感到这里面有鬼。他向富歇询问了一些细节，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指示富歇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每天向他报告。

　　富歇立即为此事增派了人手，令他们前往发案地圣马洛。从大革命开始以来，这一带海岸就不断有英国人和波旁王朝的人登陆。这次，富歇向拿破仑报告说，在1808年1月，一艘小渔船在这一带将4个人送上了岸。据当地人报告，4人都是“农民模样”并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让、诺诺特、富希诺和布隆代尔，当然都是假名。他们的头目布隆代尔是揭开这个谜的关键。他大约45岁，身强力壮，说话带乡下口音，很有可能就是圣马洛人。当总指挥官雷亚尔将圣马洛水果商的儿子普里热的细节说给报告者听时，他立即确认此人就是布隆代尔。雷亚尔追捕普里热已经有好几年了。普里热是直接受皮萨耶领导，由英国政府提供经费的波旁王朝的重要特务。拿破仑得到消息后命令立即追捕这几个偷渡者。

　　不时有报告传到巴黎，称布列塔尼、旺代和诺曼底一带海上经常发现英国船只向法国海岸和那里潜藏的特务发信号，或企图送人或给养上岸。1月，法国警方抓获一艘船，从船上搜到一包神秘的文件。通过文件提供的线索，一些特务在南特斯落网；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海上被抓获；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亨瑞克公司的秘密通信被截获；另一封送往伦敦的密件也被警方截获，信中称巴黎的保王党分子在“继续努力推翻法国皇帝”。

    同时，在1808年2月21日，一部剧名为《柯柯里》（Kokoli）的戏在帕维龙剧院上演，剧中主角柯柯里对国王说：“重振你的军威……减少苛捐杂税……寻求和平。”矛头显然针对拿破仑，因此被警方禁演。当地警方告知巴黎：“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证明这出戏可能改变公众对保王党分子的态度，因此我们立即禁演。”法国内地不断发生叛乱和动荡，富歇的警察局务必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

    3月10日刊登在公报上的另一则消息，使警方加强了对搜捕上面所说的普里热的努力。来自伦敦的一封致保王党特务的密件被截获，信中写道：“我告诉过你，约一个月前，普里热和他的几个同僚已经离开伦敦潜回法国。”拿破仑担心的是，信中提到的事发生在3个月前，这意味着敌人已经有了足够的活动时间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和圣马洛报告发现普里热的事件是相互联系的。于是，拿破仑命令富歇加大破案的力度。

　　富歇增加了海峡沿海地区的宪兵和警官的人数。但直到5个星期之后，即4月27日，圣马洛的警官才报告说他们找到了普里热1月份时在法国圣塞万的最早潜藏地——但这仍然是3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警方将网撒得更大，发现普里热在过去一年一直在和保王党的重要领袖布荣亲王（Prince de Bouillon）以及另一个保王党的特务联系。此外，他们发现假名叫“富希诺”的“农民”其实是普里热手下的一名尉官，真名叫德尚的知名保王党分子，他的母亲早在1803年就窝藏过他（她后来为此坐了3年牢）。现在必须抓住这些线索追查到底。富歇对拿破仑保证，抓住他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呢？谁将是他们首先袭击的目标呢？他们将如何动手呢？是用枪、刀还是炸弹？显然，必须及早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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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6月7日早上，富歇紧急求见拿破仑，向他报告：普里热已经于两天前在圣吉尔和德尚、勒克莱尔一起落网。警方早些时候已经将集团中那名叫让的成员捕获，他的真名叫布夏——事实上是他供出了普里热，才使得警方能一举破获这个集团。富歇知道拿破仑对这个案子的细节一定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报告道：

    装扮成宪兵模样，他（布夏）给由吉利率领的宪兵队带路。当天晚上，3队宪兵包围了谷仓后面的房间。双方展开了枪战，一个宪兵的腿部受伤，勒克莱尔被击中两次，受了重伤。这全是圣马洛地方警官在过去7个星期中采取严密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富歇继续夸耀自己的成绩：

    根据普里热这个人物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可观的活动能量和胆量，他的落网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过去15年里在法国海岸有过200多次秘密的偷渡活动。正是他负责安排保王党主要领袖的登陆活动、提供武器弹药并保持两岸通讯的畅通。

    普里热承认了自己是皮萨耶的特务，皮萨耶则受英国政府和波旁王朝的指挥，负责法国西海岸的特务活动。从1月份起已经向法国派遣了一些其他特务，他们就在法国内地成立保王委员会，和英国保持着秘密的联系，这些情况和富歇安插在伦敦的特务密报的情况完全吻合。

　　在警方的严厉审讯之下，富歇说，普里热招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重要的文件和内部情况。所有文件都掌握在雷恩的警方手里。普里热承认他和巴黎的特务有过书信来往，虽然他无法提供具体的人名，但可以提供他们的地址。于是，警方又抓获了在巴黎的马尔斯先生。案子的进展使富歇十分兴奋，他已经命令将普里热押解到巴黎接受审判。他告诉杜伊勒里宫：“已经采取了防止他逃跑的适当措施。”

　　对富歇手下的人的工作进展十分满意的拿破仑对揭示出来的案情兴趣浓厚，他要求将普里热的所有材料都拿给他看。他说：“他有没有记录日常生活细节的日记，诸如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之类？我很难相信事情就如你告诉我的那样简单明了。他必须彻底交代，包括在巴黎和在沿海地区的特务名单。”

　　4天之后，6月11日，富歇带着每日公报和进一步揭示有关“普里热案件”的材料的长篇报告回到巴黎。他报告拿破仑：普里热负有一般和特殊使命，并掌握着法国26名保王分子领袖的密码名单，但已经被他事先烧毁了。其秘密使命包括在布列塔尼、在帝国海军以及在整个法国建立保王党的委员会。

　　看来，拿破仑在3月份对普里热问题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依了富歇的看法，不对此事做彻底的调查，保王党的地下组织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幸运的是，富歇的手下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个阴谋计划，事实上，普里热在法国煽动保王党人造反的活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由于拿破仑对保王党采取的分化瓦解和收买拉拢的政策，使一些保王分子没有理睬普里热的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计划是有勇无谋成不了气候。的确，甚至连住在奥恩的皮萨耶的弟弟也拒绝和他联络（富歇还是将他逮捕了，并进行了审讯，不过后来将他无罪释放了）。至于被普里热烧毁的另外26名同谋的名单，他只记得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他向警察招供了这些人，他们大多数分布在雷恩一带。

    通过普里热，警方掌握了大量分布在法国西海岸地区的保王分子特务的情况。拿破仑很高兴，但对富歇并不满意。警察局至少掌握了100多个保王分子的名单，他们之中有些还是产业的业主。拿破仑命令富歇“起草一份他们的名单，并送到他们所在地的地方官以及产业登记办事处，命令扣押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妻室的物品，将他们的亲属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拿破仑对于一个疯狂刺杀他的年轻学生可以大发慈悲，但绝对不能对企图推翻他政府的阴谋集团心慈手软。所有有牵连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必须受到惩罚。

    6月16日，富歇将审讯记录送到了杜伊勒里宫中拿破仑手里。富歇解释道：皮萨耶早在1807年10月就决定了他推翻拿破仑的计划。1808年的1月18日，普里热在法国海岸登陆，使命是在雷恩建立保王党的委员会。富歇进一步告诉拿破仑：普里热手上有3,000金路易——相当于6万法郎——作为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委员会的基金，用于将逃亡的保王党分子送回法国举行反对拿破仑的武装起义。

　　虽然警察当局已经镇压了这起阴谋，但6月22日的公报上还是登出了一则消息，称有3名更加重要的保王派特务将随时可能在诺曼底沿海登陆，因此富歇的警察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普里热现在已经是热情帮助政府当局的人了，他以撤销对他的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提供了截获敌人和法国沿海通讯的最好方法；他还提供了和派来接他的船联络的信号。富歇认为，普里热对于这个案件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

　　这个案件最后有63人被捕，其中10名被判枪决，29名被宣告无罪开释。至于普里热和出卖他的布夏，由于他们在此案中的良好合作，富歇决定不予追究。但是，当此消息传到公众耳里时，引起了相当大的民愤，因此在10月11日普里热还是没有逃过行刑队的枪口。

　　拿破仑对普里热案件中警察部门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心存感激。“他们为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感激他们。”他命令富歇用24,000法郎作为奖金分发给他们（这笔钱是从被捕的保王党分子那里搜来的）。这样，这个由伦敦直接领导的保王党反对拿破仑的阴谋计划彻底告破，但几年后马莱的阴谋计划同样令拿破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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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革命已告结束

我不是以发动战争为职业的，事实上没有谁比我更加热爱和平。

    从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宝座之日起，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机要秘书布列纳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在拿破仑的脑海里涌动着无数个治理法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和目标，而且它们如果同时涌现出来，一般是令人难以招架的。

　　自从1799 年11月12日向全国宣布废止《共和3年宪法》及其腐朽的不民主的政体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从各个方面建立新的政体来取而代之。“人人都在我面前大谈仁慈、抽象的正义以及社会的正常法律，”他说，“首要的法律是需要，首要的正义的原则是确保公众的利益。”然而，拿破仑所考虑的需要和建立并维护公众利益的要求是不同于诸如西哀士、拉法耶特、塔列朗等同时代人所预想的那样，也不同于托马斯·杰斐逊。法国需要的是剧烈的变革，以便为这个国家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仍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蹒跚而行。

　　“我倾听来自各方的忠告，但归根结底，要由我自己的头脑做出决断。”拿破仑在新成立的参政会上说，“治理国家的艺术，只不过是运用常识来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已。”他给自己和受到巨大压力的布列纳（他现在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1点或者深夜，一周工作7天，月月如此）所规定的工作步伐使他们极度疲劳。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决定和命令送到参政院、参议院、部长和各个部门。“至高权力拥有者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有可能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最大的灾难。”拿破仑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为此，他以铁的手腕牢牢地把握着手上的权柄，这权柄直到多年后才被全欧洲联军迫使他交出。“拿破仑不仅想在法国建立专制政体，他是要建立军事专政。”布列纳这样指出——他的这个看法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了。

　　尽管法国在大革命中经受了10年动乱、自相残杀和蓄意破坏，拿破仑首先想到的除了命令财政部长戈丹立即着手整顿全国的财经并组建法兰西银行之外，便是军队和战争。例如，法国仍然在和奥地利交兵，奥地利占领了法国人手中的一些前意大利省份。拿破仑决定将它们夺回来。

　　在他成为第一执政不到7个星期时，拿破仑便动员民众准备战争，为莱茵军和意大利军准备军需仓库、大炮和部队，包括从仍然在埃及的东方军中抽调4名最好的指挥官（德塞、达武、维亚尔和拉尼斯）回到法国，同时指示剩下的东方军继续控制法国在埃及占领的省份。在对莱茵军和意大利军的讲话中，拿破仑提醒他们已经征服过荷兰、莱茵和意大利，而“胜利将给你们带来面包”。

　　“我发誓，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如此惧怕，他们宁可让魔鬼来统治他们，如果魔鬼能够许诺使大革命的动乱一去不复返的话。”罗德雷这样评论。的确，人民最害怕的就是战争，哪怕战场是在国外。拿破仑很快就使人民相信新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是不一样的。他向又惊又喜的法国公民发布公告，宣布：“大革命已经回到它当初借以发端的原则，革命已告结束。”

　　那是在1799年12月15日，当时拿破仑宣布：“我为你们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它是以有代表性的政府的真实原则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是强大而稳定的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提法是“私有财产”，在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私有财产，如今有了保障，并加上了个人的平等；具有强权的政府将确保国家的安宁和利益，包括繁荣的商业和农业。

　　拿破仑宣告革命结束后，取消了革命的节日（除了7月1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和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之外）。他再次赦免流亡海外的贵族，允许他们回国，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然而，这些政策遭到了公众的抵制，让群众摆脱大革命年代形成的偏见是需要时间的。拿破仑下令对曾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阶下囚、于数年前死于瓦伦丁监狱中的罗马教皇庇护六世举行公开的葬礼。全国的教堂重新开放，神职人员允许重操旧业。他宣布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自由。拿破仑着手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不是他本人的信仰使然，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维护国内的稳定。因此，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了教务专约，使罗马天主教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恢复了正常关系。“宗教……”拿破仑对布列纳说，“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政府有用的。我们必须利用它来控制人民。在埃及的时候， 我是个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我则是个天主教徒。”

　　拿破仑的政治旋风对于波旁王朝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因为他们一直将梵蒂冈的支持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一旦被罗马天主教廷抛弃，他们还能投靠何人呢？年轻的当甘公爵悲叹道：“连上帝对拿破仑也无能为力了。”

    同时，作为恢复国内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第一执政宣布要对西部地区的保王党分子的武装起义进行镇压，内战必须予以制止。同时，拿破仑要和这些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波旁王朝分子支持下长期与革命为敌的叛乱分子“和解”。拿破仑命令取消督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不再向他们摊派“贷款”；不再关押他们的人质；也不再焚毁他们的村庄，并立即取消一切宗教限制。拿破仑鼓励他们“回到新宪法的身边来”，在爱国的统一基础上实现和解。

    当和平的橄榄枝遭到朱安党人①的拒绝时，拿破仑发表了《告军队书》，命令军队坚决肃清西部省份的反叛匪帮，给予他们毫不留情的打击。1800年1月5日，拿破仑派遣了6万大军前往西部省份扫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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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从来都是希望别人绝对服从他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早先被征服的丹麦人、瑞士人所尝到的滋味。1799年12月18日，拿破仑告诉利古里亚共和国的人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希望利古里亚成为法国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愿和法国签订此项条约，他将“授权马塞纳将军从热那亚商会强征数百万法郎的献金”，如同他在瑞士和荷兰所做过的那样。

　　拿破仑一开始就对欧洲发出了清晰的警告。法国能够并将要以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扩张，战争将继续下去。虽然拿破仑在1799年12月25日分别致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和奥地利国王呼吁和平，但拿破仑不但不指望得到他们积极的答复而且等不到信发出，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已经签发了有名的《致法国士兵书》——拿破仑向法国士兵宣布：“军人们，对于你们，我不仅要求你们保卫疆土，而且还必须进攻敌人的国家！”

　　1800年元旦，拿破仑的新政府成立之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在敌人之前采取了保障新政府安全的措施。为了向世界特别是向法国显示，他的政府不是另一个软弱无能、腐朽的督政府而是一个坚决的独裁专政，在1月19日，拿破仑率领整个政府包括内阁、议会，在3,000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督政府的所在地卢森堡宫搬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终于取代了波旁王室住进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曾经住过的宫殿，开始了对法国的统治。

　　个子矮小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其他方面也很快证实了自己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般的革命政治家。根据财政部长戈丹的建议，拿破仑创办了法兰西银行以整顿和稳定大革命时期混乱的金融秩序。他下令起草新的法典，保障私有财产，同时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在1803年3月公布，1804年1月生效。拿破仑参与了立法委员会对每一条法典条款的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执政对法兰西的最大贡献，正如拿破仑自己所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所打赢的40 多场战役……而是我那部永远不可否认的不朽的民事法典。”

　　1802年5月，拿破仑不顾过去的雅各宾党人和拥护共和的护民官的反对，创立了荣誉勋位。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要皇帝、不要独裁统治、也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分为不同等级；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才能和能力——所有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不应该人为地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连由拿破仑一手扶植起来的参政院也发出了同样的反对声，24名参政员中只有14名投票赞成拿破仑的主意。拿破仑顶住了来自护民官的强大压力，使他的提案最后得以投票通过；后来在1807年8月，拿破仑撤销了保民院。

　　在立法进程中拿破仑没有忘记教育，他创办了公立中学、重建了国立大学，包括法律、自然科学、艺术、军事科学专科学校以及3所女子学校。他创办了一万多个国家奖学金（年轻的维克多·雨果②就是享受该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以便为国家发掘人才，使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埋没（第一执政拿破仑自己如果不是当年享受了类似的奖学金，也不会有今天统治法国的光耀）。

　　此外，法国第一次将教育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所有公立中学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便从外观上消除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并随着鼓点，用整齐的步伐走进学校。年轻学生被灌输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他们将随时接受拿破仑的命令为国效力。这又被同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所强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拿破仑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授予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原则，以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着相同理解的整体，在统一观点和愿望的基础上为公共的利益服务。”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学校里不允许有不同观点；只允许持有由杜伊勒里宫发出的官方观点，凡有怀疑者以敌人论处。在拿破仑的新法兰西没有个人或独立思考者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立足之地。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泰西塔斯③都要从教室和图书馆剔除，“要让青年人读恺撒的《战场纪事》和高乃依④的著作。”他命令道。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全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将孩子们教育成好公民、未来的军官和政府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了。法国的光荣被用真理为代价加以赞颂，法兰西的领导们宁可将他们的公民当成小孩加以蒙蔽，让人民生活在虚假的梦中。这种做法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窒息了人民对完整性的要求；而缺乏完整性的国家是不成熟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这种教育审查制度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已经提过的，报纸被查封，匆匆出笼了拿破仑官方政策的喉舌——《箴言报》，此还有《争鸣周报》和其他几家官方出版物。拿破仑命令出版物宣扬新的法兰西历史，反映他的国家发展观点。学者的独立工作必须置于他的审查之下（通过警察局和巴黎的地方行政官员）。审查还涉及戏剧，拿破仑认为给大众上演“历史悲剧”的题材过于危险，在这些剧中很容易找到反政府的倾向；法国人民需要轻松愉快的作品，“让他们看喜剧”。新剧上演前，剧作者和主要演员要接受杜伊勒里宫或圣克鲁宫的审查。如果某个剧作家不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那他的事业就结束了——他的作品既不能出版更不能上演。只有拿破仑才是法国的最高审查官，只有他能够决定什么是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偶尔有少数剧本在外省上演没有得到他的事先恩准，也最终逃不脱富歇的眼睛。

　　1802年，第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克鲁宫度过的，他投入了600万法郎将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圣克鲁宫整修一新。圣克鲁宫的庭院和宫殿的布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能够反映拿破仑的品位。此外，在圣克鲁宫还可以俯瞰在远离巴黎喧嚣的森林中流过的塞纳河。和杜伊勒里宫不同的是，在这里，公众无法接近拿破仑和约瑟芬坐着聊天的大房间的窗户往里张望。拿破仑鄙视并害怕群众，并采取得体的措施使自己和他们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圣克鲁宫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像在卢浮宫那样前来打搅他。后来，拿破仑用灰绿色烫金的栅栏将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圣克鲁宫和十几栋政府大楼都围了起来，栅栏上都有帝国的徽记。

　　拿破仑对于埃及的雕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早就有心改变一下巴黎的面貌。他不仅修缮了巴黎的大小宫殿，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巴黎的市政建设，修建了临塞纳河的凯道赛⑤，宽阔的林阴大道，包括帝国大道，兴建纪念碑，将方尖塔树立在革命广场靠近杜伊勒里宫的地方；当然还有凯旋门，那上面刻有他最有名的将军和海军将领的名字。“所有这些工程的目的，”拿破仑向布列纳坦言道，“是为了确保我的名字永远和法兰西连在一起。”尽管巴黎没有罗马和埃及那些震撼人心的建筑，拿破仑功利性的计划还有不少，如拓宽圣康坦运河、修筑穿过沼泽和森林通向梅斯和美因茨的军事要道等。但是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用石头建的纪念碑而是纸上的——说到底，载入史册的光荣才是真正的“纪念碑”。为了确保他的伟大业绩能够永垂青史，拿破仑和在埃及时一样对过去军队的报告和简报进行了篡改，同时采用了他在过去事业中在《箴言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他对后世比今世更加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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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显然和法国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统治者或政治家截然不同，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甚至连政府雇员也不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早期，人人都为重建法兰西而同心协力，全国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励，人人都要为新法国多做一份贡献。拿破仑坚持道：在法语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他个人的意志力量左右着人民的命运。早在1799年尚帕涅就说过：“我们需要一个钢铁造就的人。”现在法国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

　　由于这种令人鼓舞的力量，使法国恢复了自从大革命恐怖时期以来就失去的稳定和自信。长期埋藏的金币又重新露面，商业又重新活跃起来，新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小小的巴黎股票交易所的大门重新打开，政府债券和投资基金迅猛发展。拿破仑不主张人们相互称“你”或“您”，也不主张用革命年代的“公民”或“女公民”，而主张恢复大革命前的称谓：“先生”和“夫人”。人民开始意识到法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革命已告结束，”拿破仑通知了朱利党的领袖德昂第纳，“革命的法律不会再回来破坏法兰西美丽的土地了。”

　　巴黎的剧院和音乐厅昼夜开放。11年来法国人民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新的法典——民事法、刑事法和商法不但能确保人民眼下无虞，而且能保障他们安享太平。但是，拿破仑没有将将近6亿法郎的国家年度预算用于重建在大革命中被毁坏的成千上万座房屋，修复海港，修建商船队以及全国急需的政府机构设施、学校和医院，而是擅自决定将大部分预算用于战争。

    法国自处决路易十六以来就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战争之中。拿破仑意识到，尽管他对欧洲甚至北非的扩张充满了野心，但人民需要和平，目前他不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此他打算先动手收复在意大利北部的省份，然后，着手和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拿破仑首先要对付的是奥地利国王。 他委任莫罗为莱茵军总司令，命令他进军德意志南部；命令贝尔蒂埃作为新预备军司令，做好参战准备。但军队还是缺乏所有需要的东西，1799年11月拿破仑开始执政时，国库里只剩下了67,000法郎。他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勒索的办法，他向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的商人勒索了大量的钱财。这还不够， 他又凭借刺刀向荷兰、瑞士、意大利，甚至葡萄牙商人强征了数百万法郎，光从葡萄牙就征得了八九百万法郎作为他征战意大利的费用。他命令法军驻巴塔维亚的新指挥官奥热罗要求海牙为法国准备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津贴”。在意大利的马塞纳也是一样。莫罗则依照命令对瑞士进行威胁。

　　几个月后， 3月8日，拿破仑又从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和官员手里勒索了1,000多万法郎。他仍不满足，不到3个月，他又问他们要更多的钱，同时征用成千上万的丹麦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征战。拿破仑命令奥热罗无情讨还该国政府欠法国的债务——葡萄牙和荷兰都没有欠法国一分钱， 而是相反； 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拿破仑对瑞士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法国人自己也没有逃过拿破仑“借贷”的要求。拿破仑命令财政部长号召巴黎最有实力的12个商人为法国军队提供援助，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了里昂和马赛的12个商人那里。当征集的钱仍然不够时，拿破仑开始对个人下手，他甚至逮捕了富有的金融家乌尔拉夫⑥，要他“归还”政府6,200万法郎。与此同时， 拿破仑拒绝归还他从另一个银行家手中“借来”的2,400万法郎，当时这钱是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如今不仅不还，还将他逐出大厅。

　　正是通过了这样的强征和勒索，拿破仑终于凑够了发动两场主要战争的经费：跨越莱茵河和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1800年5月5日，拿破仑从巴黎出发了。出发前， 第一执政将巴黎交给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命令：无论是谁，只要敢于破坏巴黎的平静，就坚决予以打击。

　　拿破仑命令莫罗的12万莱茵军在8月中旬前去和奥地利将军克雷的10万人马作战，同时命令贝尔蒂埃（他刚刚被解除陆军部长一职，该职由卡尔诺替任）带领一支新建的6万人的预备军团于5月30日越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事实上他的军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将马匹、辎重和大炮运过积雪的山道。马塞纳的人员较少的意大利军已经在热那亚的西北发起了攻击，在那里他遇到了梅拉斯将军的97,000人马的奥地利军。

　　战争一开始就险象环生，让拿破仑感到吃惊。首先，莫罗拒绝执行越过莱茵河上4个桥头堡的命令，随后他接受了命令但过于小心谨慎，裹足不前。莫罗对于执行年轻的科西嘉将军的命令很是不满，特别是他非常讨厌拿破仑，这样一来就使战局受到了损害。同时，马塞纳的军队遭到梅拉斯将军出其不意地拦击，也使拿破仑大吃一惊。梅拉斯旨在迫使马塞纳投降，以便大军西指，直捣尼斯，围歼絮歇⑦。马塞纳和絮歇的部队在意大利和其他法军失去了联系，迅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拿破仑发现梅拉斯的奥军后方（即瑞士）空虚，便命令马塞纳死守热那亚要塞，造成等待拿破仑前来解围的假象，拖住奥军；同时私下通知被围困在要塞内、弹药和给养缺乏的马塞纳准备弃城。马塞纳的确拖住了大量的奥军，使拿破仑和贝尔蒂埃的预备军团得以从后方袭击梅拉斯的军队。马塞纳很快就放弃了热那亚，但是以“率守军全部，不解除武装”为条件退出该城的，絮歇的军队则顶住奥军的强大攻势，坚守尼斯。而缪拉和拿破仑的法军主力则得以于6月2日长驱直入地占领了米兰。拉开了马伦哥战役的序幕。

　　在拿破仑的坐镇下，预备军团总司令贝尔蒂埃在意大利摆开阵势，准备和梅拉斯的主力决战。拉纳和维克多在蒙特贝洛击败了奥地利将军奥特，后来拉纳被授衔蒙特贝洛公爵就是为了纪念此战役。拿破仑也离开了米兰，抵达斯特拉德拉，组成司令部，调整战斗力。此时，贝尔蒂埃的85,000人（只有41门炮）里只有30,000人是真正的野战兵力。6月11日预备军团渡过波河。同一天，从埃及回到法国的德塞将军赶到现场。法军向前推进，搜索奥军；拿破仑错误地认为，奥军是在躲避战役，遂下令维克多军团孤守马伦哥村。

　　错误的情报使拿破仑相信奥军主力在避开法军，梅拉斯已经放弃决战意图。可是，在1800年6月14日星期日一大早，他们在亚历山德里亚附近遭遇了梅拉斯的31,000人和100门大炮的猛烈袭击。起先拿破仑还认为这只是奥军的侧翼行动。可是3路奥军并驾齐驱，直扑法军，将其逼退到马伦哥。拿破仑不得不派拉纳和缪拉援助马伦哥的维克多。贝尔蒂埃的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拿破仑命令德塞的军队支援马伦哥。

    下午3点，正当法军接近崩溃的时刻，德塞的生力军赶到，接着克勒曼⑧将军（早在1796年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对他的才能就十分赏识）的重骑兵也赶来支援。几小时之后，拿破仑发动了致命的反击。经过12 小时的浴血奋战，法军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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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法军伤亡7,000人，德塞将军当场中弹身亡；奥军损失14,000人，差不多是在马伦哥平原作战的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损失了40 门大炮。在24小时内，梅拉斯不得不派出使节向拿破仑求和；结果签订亚历山德里亚条约，整个北部意大利回到法国手中（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巧合，在马伦哥平原上阵亡的德塞和在开罗被阿拉伯人刺杀的法军留守司令克莱贝尔是在同一天，即1800年6月14日遇难的）。如果说和维也纳还没有能签订和平协定，这可以说是谈判的开端，并使得胜的拿破仑能在6月17日离开意大利，凯旋巴黎。拿破仑一回到法国首都便命令他在内政部的弟弟吕西安安排“6名最好的艺术家”为利沃里战役、莫埃克絮（Moekirsch）战役、塔博山战役、金字塔战役、阿布基尔湾战役和马伦哥战役作画（这些画，他自己大多数都没有看到）。

　　1800年12月3日，莫罗将军的莱茵军在霍亨林登战役中大获全胜，最终迫使奥地利国王承认战败并于1801年2月9日和法国缔结了吕内维尔和约。吕内维尔和约的确是法国的一大胜利，它确认了坎波福米奥和约的条件（割让北部意大利、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给法国）。奥地利承认法国庇护下的黑尔维谢（瑞士）、巴达维亚（荷兰）、利古里亚（热那亚）等共和国。在莱茵河左岸法兰西的国旗取代了哈布斯堡的旗帜，拿破仑结束了统治欧洲已有数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⑨，有效地开始了欧洲的新纪元——仅在一年之后就形成了由法国控制的莱茵同盟国。

　　由于取得了这些令世人瞩目的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成功，加上绝大多数法国人民希望和平，拿破仑决定和法国剩下来的惟一敌对国英国签订和平条约。但是，和英国的条约直到埃及问题解决之后才得以落实。

　　1799年8月23日，拿破仑抛弃了他在埃及的东方军回到法国之后，在埃及的法国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结果在1800年1月28日，德塞将军不得不在奥阿里什投降了英国分遣舰队司令西德尼·史密斯。史密斯给法军提出了相当宽大的条件，允许法国军队保留武装返回法国，但却遭到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基思勋爵的拒绝——他提出法军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次又遭到德塞的回绝——于是狼烟又起。3月21日，克莱贝尔将军以他率领的10,000人和土耳其的75,000人在赫里奥波利斯的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早已对埃及失去兴趣的拿破仑对埃及的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先后将4名留守埃及的最好的将军（包括德塞）召回了法国，埃及军只剩下克莱贝尔和梅努指挥。土耳其军乘势大举进攻，1801年3月21日，土耳其军占领阿布基尔。6月14日，克莱贝尔遇刺，13天后，开罗被土耳其军占领。9月2日，梅努将军率领他所指挥的11,000人投降了英国人。拿破仑的埃及惨败到此结束。

　　甚至在得知克莱贝尔被刺和梅努投降的消息之前，拿破仑就意识到他的这支自1798年在埃及初次登陆以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增援，而现在将军死的死，回欧洲的回欧洲——东方军的全军覆没是在所难免的了。

　　“这次难忘的远征的结果是什么呢？”布列纳回首往事，“是我们最好的一支军队的毁灭，是失去了我们最骁勇的将军，是我们的海军遭到灭顶之灾，是我们失去了马耳他，是英国人彻底控制了地中海。今天在那里还剩下什么呢？科学院吗？”

　　1801年3月21日，法国在阿兰胡埃斯条约上签字，确认了圣埃尔德枫索（San Ildefonso）条约的条款，使西班牙和法国抱得更紧了。1801年9月9日在马德里签订的另外一个条约使法国军队获得了越过西班牙领土前去攻打葡萄牙的特权。1801年3月，那不勒斯国王和西班牙王室一样，也在法国的威胁之下屈服，同意将他们的港口对英国海军关闭，并将一个名为厄尔巴的岛屿割让给法国。当年早些时候，拿破仑得知丹麦海军在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的战役中覆没，纳尔逊和海德·帕克结束了他们的“武装中立”的立场。马耳他当然也落入了仍在处处高奏凯歌的英国人之手。1801年4月12日，坏消息传到了巴黎，法兰西的同盟沙皇保罗一世去世。拿破仑立即抢占了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勒克莱尔远征圣多明戈遭到失败）。

　　当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马伦哥战役的时候，塔列朗在1801年6月6日签订了法葡条约，该条约是由吕西安·波拿巴草签的，在10月19日进行了修订、批准和交换。该条约不仅将大片南非的葡属新几内亚给了法国，而且大大地抑制了依靠英国支持的葡萄牙海军力量。法国在意大利的胜利为它与英国人的谈判增加了新的筹码，马伦哥战役的胜利和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失去了奥地利这个同盟国，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宣告崩溃。1802年2月5日，威廉·皮特辞去了首相职务，由较为顺从法国的阿丁顿接替该职。阿丁顿一直反对前首相仇视法国的战争政策，上任后立即在亚眠开始了和拿破仑政府的谈判，终于在1802年3月25日签订了亚眠和约。

    亚眠和约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对和平的渴求，虽然英国取得过伟大的军事胜利，尽管该条约不仅使英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名声也受到损害，英国仍然承受。随着美国、葡萄牙、奥地利先后和法国媾和，加之比利时和荷兰都在巴黎的控制之下，新沙皇也承诺不和英国人来往——英国人也别无选择。

　　亚眠和约是1802年3月25日在法国东北部的亚眠由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全权代表签字的。和约规定：英国将马耳他归还给马耳他骑士军团，埃及归还奥斯曼苏丹；英国除了特立尼达和锡兰岛上的荷兰属地之外，必须将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占领的一切殖民地归还给法国以及附庸国（荷兰、西班牙）。好望角归还荷兰，其港口向全世界开放；英国退出它在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所占领的所有港口和岛屿；法国则应从罗马和那不勒斯王国撤军。亚眠和约宣布英国和法国握手言和。

　　虽然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敌对形成的疑云未消，但当劳里斯顿将军将草签的亚眠和约初稿送回伦敦时，狂欢的群众卸下了拉他马车的马匹，将他和他乘坐的马车拖了2英里，一直拖到他的寓所。巴黎同样处于普天同庆的气氛中，布列纳高兴地说：“亚眠和约是法国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事件。”

　　1803年5月6日，亚眠和约被交给护民官批准。就在同一天，感激的国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议会做出了执政任期再次延长10年的决定。然而，拿破仑对此并不满意，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终身执政（包括他50万法郎的年薪）。

　　“我活着是为我的国家服务的。”在他向参议院提出终身执政的要求，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后，拿破仑这样答复道。他要求将此事提交人民公决，这使得护民院十分为难，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到1802年5月10日，法国议会顺应了拿破仑的愿望，决定将终身执政和是否有权指派继承人的问题提交全民公决。

　　全民公决由内政部长吕西安主持。统计结果表明：3,568,885名法兰西公民赞成拿破仑荣任终身执政官，反对者仅8374人。1802年8月2日，拿破仑终于被任命为终身执政，两天后拿破仑颁发了《共和10年宪法》。吕西安、富歇和其他一些拿破仑的密友在这次公决中将数百万张反对票剔除，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作弊事件。对自己的新地位充满信心的拿破仑在11月2日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将对他的家庭秘密了解过多的窥探者富歇革职；同时，他查禁了警察署（到1804年7月， 他又重新恢复警察署并重新启用富歇）。

　　1799年至1804年初是多事之秋，拿破仑在此期间建立了非凡的业绩，但也种下了悲剧：他播下了大量的种子，但在这些种子生长成熟之前，他就将它们扼杀了；他此后对欧洲各国的穷兵黩武，使他自己的军队践踏了他如此温情地播下的幼苗，这是他自己的悲剧也是欧洲的悲剧。

　　尽管拿破仑声称：“我不是以发动战争为职业的，事实上没有谁比我更加热爱和平。”但拿破仑其实对和平毫无兴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不到一年以后，即1803年的5月中旬，欧洲就重启战端。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拒绝按照亚眠和约从马耳他撤兵；英国人则指责法国人破坏亚眠和约和吕内维尔和约，在欧洲扩张；特别是法国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当年春天在《箴言报》上发表的强烈的反英报告使英国人大为不安——他在君士坦丁堡和北非的访问中竭力说服土耳其将埃及让给法国保护。

　　英国和法国各有各的理由，但拿破仑却在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将他在1802年春天就酝酿的战争计划付诸实践。拿破仑决定向曾经藐视过他的英国开战，征服英国是他的目标，显然他忘记了他的“正义的首要原则”——“确保公众的福利”。他告诉布列纳：“我的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开罗、米兰和巴黎……如果我明天死去，200年以后，世界历史上就只有我半页的地位。”显然这是过于低估了自己，谁也不会忘记征服者威廉1066年的壮举。拿破仑深信不疑的是：只有不断地征战和胜利才能保持住他在法国的地位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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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狼烟再起

我们有600年的屈辱要报复。

——致 奥热罗将军（1803）

    1803年春天，拿破仑已将埃及远征的教训置之脑后，盘算并积极着手准备一场更加危险、更富有空想和假定色彩、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冒险战争——入侵英国。

　　现在，拿破仑将法国全国的力量和包括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不久之后的西班牙等国在内的欧洲势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圆他多年来以梦想为基础的固定观念——征服英伦三岛。拿破仑横征暴敛数亿法郎、掏空法国国库、强征民夫民徭的骇世之举使日不落帝国也大为震惊。1803年，正当法国人民准备安享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难得的稳定政治和太平盛世之际，拿破仑打破了人民的美梦，也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并导致法国国库空虚到了几乎破产的边缘。

　　早在1798年，拿破仑就萌生了攻打英伦三岛的念头；但在审时度势之后， 他明智地放弃了这个打算。没有雄厚的实力，不掌握制海权，这种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是很难成功的，但在拿破仑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拿破仑的眼里没有做不到的事，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法国只有做到不可能的事才是值得赞美的。”现在，法国有了稳定而富饶的欧洲作为后盾，只要决策正确，攻打英国是可以成功的。英法之间区区25英里的海峡算什么。诺曼人①不是用最原始的航船在7个世纪以前就创下了这样的奇迹吗？再说，他自己也进行过横渡地中海的远征呀！显然，在他看来，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是受到他们的情绪和政治见解的左右，或者是缺乏远见而不是缺乏知识。

　　然而，这场战争将远比拿破仑所经历过的陆上战争要复杂得多。1796～1797年，他率领着共和国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征服伦巴第平原时就体验过千辛万苦，埃及远征又为渡海作战积累了经验——尽管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埃及远征证明法国人可以在敌手如林的海域远航数千英里。当然，那次的人数相对较少，只有38,000人，而且拿破仑每次出征总能遇到好运气。

　　1798年1月和2月， 拿破仑将军对海峡的考察揭示了后勤上的弱点，特别是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遇到的问题。英国和法国在海峡上距离最近的地方是加来和多佛，但在加来却没有合适的港口，最近的港口也在南面的勒阿弗尔，但拿破仑不喜欢那个位置。如果要考虑由泰晤士河直取伦敦的话，离泰晤士河口最近的渡海点应该是布伦，但那里没有现成的海港，而且沿岸20 多英里都没有。此外，无论海峡的距离如何都要考虑来回，因为法军还要安全地回到法国才行。

　　1797年和1798年，督政府曾匆忙命令组建过一支由1,130艘战船组成的海岸舰队，目的是保卫海峡港口的安全，但是到了1801年春天，仅剩下167艘还在服役。在拿破仑执政后的第二年春天， 他仍然将这支舰队视为保护法国海岸、免受英国人炮舰入侵的盾牌。1801年3月10日，拿破仑下了一道密令，命令制造450艘小型战舰作为海岸防御之用。

　　拿破仑的第一任海军部长皮埃尔·富法特并非水手出身，而是海军工程师和建筑师出身，他负责新战舰的修造。虽然他在任期间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却不受水手出身的海军将士喜欢——不仅因为他没有在海上服役过，而且因为他设计了一种用于内河航运的平底船来充当近海战船；他的想法像个内河航运的船夫，而不像漂洋过海的水手。1803年春天，拿破仑开始寻找真正具有远洋航海经验的有才能的水手，他找到的人是德尼·德克里斯。

　　德克里斯1761年出生于上马恩的维兰城堡一个贵族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入海军服役，在德格拉塞上将的舰队服役；1786年提升为中尉，开始在三桅快舰和驱逐舰上服役。但在1792年到1795年横扫法国的反贵族风暴中，由于雅各宾党人对贵族血统的偏见，大多数贵族出身的军官遭到了逮捕、驱逐和处决，尽管这类军官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保卫祖国的军人——结果全法国只剩下了42名职业舰长。

　　德克里斯虽然忠贞为国，仍然在1794年遭到逮捕，次年秋天随着雅各宾派的垮台，重新被起用，服役于维尔纳夫海军少将的舰队，先在地中海后来到了布雷斯特。1798年提升为海军少将之后， 他被派往布吕埃斯海军中将的舰队为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护航。他是阿布基尔海湾法国海军大惨祸中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和维尔纳夫一起逃亡到马耳他，在那里指挥“纪尧姆”号与英国舰队周旋。虽然他力图冲破英国舰队的封锁，但遭到了3艘英国军舰的包围；在激烈的海战中德克里斯多处受伤，一直坚持到他的人死伤过半，军舰上的桅杆全部炸掉为止。他被英国人关押了数月，1800年被释放，同年3月德克里斯被任命为洛里昂的海军地方官，并荣获第一执政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宝剑。这是海军难得的殊荣。

    德克里斯正是拿破仑要找寻的人。的确，如果法国海军中多有几个像德克里斯这样的军官，就不会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了。他是个精通航海、熟悉各种军舰、勇猛的将领；此外他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1801年10月，43岁的德克里斯应召进入杜伊勒里宫，被任命为海军和殖民地部长。该职务他一直担任了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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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硬而不善社交的德克里斯对拿破仑俯首帖耳，他可以接受拿破仑的任何命令而从来不表示任何异议。他有忠于拿破仑的美名和钢铁般坚定的意志，这正是拿破仑所喜欢的。同时，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德克里斯是少数几个屡屡没能达到目标而又没有遭到拿破仑报复的军官之一。

　　这位海军少将在未来的失败是有原因的。他周围多半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内行。他的气量狭窄、嫉妒心强；而且他希望别人完全服从，如果有所不从便要倒霉。如此一来，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和他性格不合的良将便遭到排挤。不幸的是，这些人还多半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将领。

　　另一方面，如果德克里斯感到自己欠别人什么，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保护，无论他是庸才还是闯下了多大的祸事都无妨。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维尔纳夫，年轻的德克里斯曾在他的手下服役多年，包括1798年的阿布基尔湾战役，维尔纳夫是个临阵逃脱的将领；可是海军部长德克里斯后来对这个不称职的将领却照顾有加，结果导致了法国海军的更大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多亏了德克里斯的海军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法国海军的舰队、港口和机构都能井井有条；而且，德克里斯主持执行了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包括12艘炮舰和16艘驱逐舰。这使英国人也感到恐惧。

　　照说，像德克里斯这样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将领应该充当副手，在他的上面应该有一个更加成熟老练的人当部长才行，可是拿破仑对此视而不见。

　　也许法国海军此时的最大弱点是它的行政体制和缺乏适当的授权渠道。英国虽说没有设海军部长一职，却有海军大臣，他在唐宁街的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要对皇家海军的一切行动负责。他在政治上自然是由英国首相领导，但海军事务却完全由海军大臣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只有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对各舰队发布命令。但在法国，海军部长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包括决定重大行动、委任、提升或辞退海军军官等都全由海军部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海军部长的许多决定又被证实是灾难性的，更糟的是，拿破仑还不时地要干预海军事务，常常不通过德克里斯而直接给舰长、舰队司令甚至海军将领下达命令——这样的多重领导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如果，如同我现在在这里说话那样，你们被告知英国人在我们的海岸大举登陆，你们中间有谁会无动于衷呢？”皮埃尔·安托尼·达鲁，拿破仑的发言人1803年5月23日在护民院的讲话中说，“那么，想像一下，当英国人得知法国人入侵英国的消息时他们又该多么惊慌……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征服欧洲的英国势力范围，一旦我们登上他们的岛国，我们将永远彻底粉碎英国的势力。”拿破仑在5月17日已经向法国和世界正式宣布他将入侵英国，亚眠和约已经废止。

　　在48小时之内，位于布里塔尼海岸的英国舰队被告知：法国和英国再次恢复敌对关系，凡法国军舰和商船，一经发现立即摧毁。

　　命令是由英国的海军上将，英国在海峡上最大的一支舰队的司令威廉·康沃利斯发布的。经过一年的休战，英法两国之间狼烟再起。

　　为了赶在欧洲大陆封建国家联合向法国进攻之前战胜英国，拿破仑开始了上台后最紧张、规模最大的对英战争准备。他在法国西部海岸布伦港建立了庞大的军营，几万工人集中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建造新军舰、运输船、驳船以及横渡英吉利海峡所需要的一切。这里还集中着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几万大军。拿破仑不顾海军中将布律克斯和德克里斯的反对，主张用富法特设计的平底船渡海直接驶入泰晤士河。这遭到所有专家的反对，因为一旦遇到强大的英国炮舰，这些平底船即使配有大炮仍然不堪一击。

　　目中无人的拿破仑并不愿意听取专家的意见。当年他们也说不可能将大炮运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但他却成功了。别人对他说要将整个远征军送到地中海彼岸的埃及是天方夜谭，但他又成功了。他征求了那个爱献媚的水手冈托姆的意见，冈托姆的答复是：用平底船渡海是很危险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拿破仑所需要的答复。他决定在冬季考察海峡，研究海上在冬季仍然捕鱼的渔船，看它们是如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富法特和冈托姆都建议在冬季利用漫长的冬夜掩护、在风暴之后的平静时刻对英国发起进攻。但是，尽管冬夜的确漫长，但却有着可怕的风暴，连渔船也不敢出海，更不用说平底船了。拿破仑冒着寒冷的冬雨，站在布伦的峭壁上，手持望远镜，感到有些茫然了。尽管天气恶劣，英国人的军舰仍然在海上巡逻，毫不松懈。事实证明用2,000多艘平底船同时乘一次潮水渡海作战，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何况拿破仑坚持这些平底船应装配大炮，以减少护送的军舰的数量，并掩护法军登陆。但即使不装配大炮，这些船一遇风浪也有倾覆的危险。加上大炮数量不足，海岸和海港的守卫需要大炮，哪里有富余的大炮用来武装几千艘平底船呢？拿破仑忽略了这个问题。更难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指挥官来指挥这支庞大的船队；再说，这样一支如同羊群一般的船队需要庞大的舰队保护。

    拿破仑经过反复思考还是选择了富法特的“不可能”的计划， 因为，如果说拿破仑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是接受别人都不敢接受的挑战——执行这个计划需要港口、船坞、人力、材料、住所和大量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