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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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拿破仑提醒马尔蒙，“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晚上睡觉不能脱下军装。夜间加强巡查，务必确保人人知道自己的岗位所在。”他命令带狗守夜以防偷袭。只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拿破仑才会调集全埃及的兵力来对付土耳其的登陆。拿破仑令德塞进一步调集兵力对付易卜拉欣贝伊军，他告诉德塞，他将在阿布基尔“攻击敌人并将他们全部赶进大海”。拿破仑是在只有很少的炮兵以及他将面对的敌人的总兵力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制订出这些军事计划的。

　　7月22日，拿破仑命令拉纳将军的师团和拉尼斯的师团在比凯特做好迎敌的准备，梅努将军和克莱贝尔将军攻占马地亚湖地区。7月24日晚上9点，拿破仑抵达比凯特附近的战地指挥部时，命令缪拉由4个步兵营配合作战的骑兵在4小时内进攻土耳其登陆部队，拉纳和拉尼斯从左右两翼策应，命令马尔蒙进攻西面阿布基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地区，命令克莱贝尔从罗塞塔向阿布基尔推进。

　　7月25日凌晨2点，法军仅有的几门大炮突然发起了猛烈的轰击，向势均力敌的穆斯塔法·帕撒军发起了全线进攻。缪拉首先冲破了敌人的由壕沟筑成的第一道防线，随即又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攻击，该防线有30多艘炮舰做后盾。

　　“骑兵是我们决胜的因素，”事后拿破仑向督政府报告道，“骑兵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右翼，展开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敌人纷纷跳海，向一英里开外的英国炮舰游去，但几乎全部溺水而死。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恐怖的一幕。”

　　拿破仑只花了11个小时就打败了土耳其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该战役中2,000土耳其人被杀死，4,000多人溺水死亡或被俘。侥幸逃脱的土耳其军队躲在半岛顶上的阿布基尔要塞顽抗，一周后向梅努的军队投降。土耳其军队在转瞬之间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牺牲了仅不到1,000人。这是拿破仑自到达埃及后的第一场真正的胜仗。

　　两天后，拿破仑将他的主要指挥官派回原来的位置，将德塞派回驻守上埃及，拉尼斯回到梅努夫，克莱贝尔回到达米亚塔。通过对土耳其战俘的审讯，拿破仑得知土耳其的一支生力军正在从大马士革赶往开罗途中。因此，拿破仑将雷尼尔派回到萨尔黑亚加强防御。1799年7月27日，拿破仑高度赞扬缪拉将军“在阿布基尔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是拿破仑少有的一次对下属的高度赞扬。由于土耳其军队的不堪一击，英国和俄国海军支持下的土耳其军联合作战宣告失败。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失去了第四名高级副官吉博特，缪拉等将军受伤。拿破仑将亚历山大要塞以他牺牲的科西嘉朋友卡弗雷里的名字命名。

　　“在这次战役之前，阿布基尔的名字受到每一个法国人的憎恨；7月25日的战事赋予了它无上的光荣。” 8月1日，拿破仑对准备开拔到开罗的军队演讲道，“就此一战， 我们就迫使英国人不得不与我们的共和国达成体面的和平，尽管他们以前在海上取得了胜利。”

　　8月11日，拿破仑班师返回开罗。虽然他打了胜仗，但是情绪仍然很糟。从英国军舰那里得到的报纸上，拿破仑得知在他远征埃及期间，欧洲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法同盟——儒尔当将军在莱茵河地区一败涂地；舍雷尔的意大利军在里沃利和其他地方都吃了败仗；英国海军成功地封锁了法国和西班牙；科浮岛已经丢失；马耳他遭到英国海军封锁，即将失守。远征军虽取得辉煌胜利，却远在异国，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也成了“自己征服的囚徒”。

　　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在从陆路和海路调集兵力，埃及大部分地区仍未征服。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恶化。克莱贝尔仅出于对共和国的爱和责任感才勉强为拿破仑服务，但是德塞看来没有服从拿破仑早先下达的放弃南部向巴尔拜斯进军的命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拿破仑怒斥道：“得知你的行为后我一点都不高兴，将军公民……不论你的地位如何，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拿破仑还第一次抱怨他最喜欢的扎约翁谢克将军无能。

　　最令拿破仑不安的是，尽管有蒙日在埃及科学院，但那里却仍然在酝酿着新的危险，公开的反叛情绪日益严重。因此，在得胜回到开罗后的第二天，拿破仑秘密地通知冈托姆将他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布基尔取得的战利品装船。拿破仑告诉冈托姆，他很快就会回到亚历山大港的。

    虽然拿破仑离开埃及的计划是绝对机密的，不允许走漏半点儿风声，但在亚历山大港准备船只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除了布列纳、冈托姆和贝尔蒂埃之外，拿破仑连对蒙日也没有透露此事——因为蒙日不善于遁词， 怕他被人追问吐露真情，所以直到离开的那天才通知他。8月17日，迪盖对拿破仑抱怨道，“他们说您要离开埃及回法国，说您要带走蒙日、贝托莱、拉纳和缪拉”；尽管这只是谣传，但是“大大动摇了军心，希望您立即对此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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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人耳目。拿破仑派人放风说，他要去上埃及考察尼罗河三角洲。“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三角洲去视察民间究竟有些什么不公正的情况，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在17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对迪盖，拿破仑含糊其辞地说他要去地中海“研究敌人在地中海海岸的形势”。蒙日在埃及科学院受到同事追问时十分尴尬，假装糊涂，吞吞吐吐。他现在已经肯定传说是真的了。面对满腹狐疑而且很不想留在埃及的诗人格拉德梅森的再三追问，蒙日回答：“我的确一无所知。我想我们是要到下埃及去。”

　　8月17日晚10点，拿破仑的马车停在了埃及科学院门前，蒙日、贝托莱和德农匆匆带着行李上了车，向他们被出卖的同事说再见——尽管有些尴尬，但无疑有些脱离苦海的感觉。蒙日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科学院，并从此不再回来。在厄尔费宫拿破仑的驻地，拿破仑向他的情妇波利娜·富雷丝随意地吻别，拿破仑告诉她他只出去几天就会回来的。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再见到她了，他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她。

　　午夜时分，拿破仑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布列纳、迪洛克①、拉瓦莱特、儒贝尔和法国未来的元帅：拉纳、缪拉、贝西埃尔②和贝尔蒂埃一行前往亚历山大。格拉德梅森要求同行，在蒙日的说情下，拿破仑勉强同意。

　　拿破仑一行四五百人抵达亚历山大港后，会见了梅努将军，命令他继续留在埃及。拿破仑又安排了一场明知自己不能赴约的约会，他邀请克莱贝尔将军到罗塞塔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留给克莱贝尔一封信，任命他接替自己，为埃及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这支面临土耳其军再次进攻的军队。

　　在信中拿破仑说由于法国的形势危急，他不得不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他有责任回去挽救祖国的命运。他还留下命令，让朱诺和德塞于秋季回国。拿破仑向克莱贝尔保证一旦回到法国，他会给埃及军补充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以及“能弥补最近几次战役损失的足够的生力军”。但是，如果埃及的形势继续恶化，拿破仑指示克莱贝尔：

    你有权在允许你们撤离埃及的原则基础上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条约……因为我乐于以后世的好评作为我一生中艰难困苦的报偿，我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天职的责任感和国内发生的非常事态使我决定冲破敌人的舰队的重围， 回到欧洲。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委托给你的军队是由我的孩子们组成的……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爱。

    拿破仑相信这封信到克莱贝尔手上时，自己已经到海上了。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拿破仑没有勇气面对面地将信交给他的继承人克莱贝尔：“他想以此方式逃避克莱贝尔的责备和他倔强憨直的脾气。”拿破仑给克莱贝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让克莱贝尔收拾由于自己的失算造成的埃及残局。克莱贝尔与拿破仑早先发生冲突之后，一直对拿破仑心怀不满；他在收到这封信后说了些什么，无从考证。

　　就在23日起锚之前，拿破仑给迪盖送去一封热情的信，信中说“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回法国去，并允许他回法国去担任立法院的职务。在其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督政府：“我离开埃及前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尼罗河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可是，事实上，他留下的是焚烧的村庄、空虚的财政、一支受到战争、气候和瘟疫重创的士气十分低落的军队，随时可能遭到充满复仇和敌意的穆斯林的打击。在军中拿破仑的名字遭到众人的诅咒，除了德塞和已故的卡弗雷里之外，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提出过辞职和返回法国的要求。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2,000人。接替指挥的克莱贝尔在次年的6月，在他的花园里被身藏利刃的阿拉伯人刺杀身亡；而德塞后来的确回到了拿破仑的身边，在马仑戈战役中帮助拿破仑转败为胜，自己则饮弹身亡。接替克莱贝尔的梅努皈依了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布杜拉，娶了一位年幼的阿拉伯少女为妻，他以叛国罪逮捕了忠实的雷尼尔将军并于1800年投降英国。埃及的大灾难就此告一段落。或者借用布列纳的说法：“损失惨重的远征就此告终。”

    对于拿破仑来说，远征埃及是他生活和事业的转折点。他对自己曾经热情爱恋的约瑟芬的信任动摇了，特别是后来证实她没有能力生儿育女后，他们的婚姻就此破裂了。对于法国军队，这场远征也是个十字关口。大多数军官后来都被英国人遣返回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忘记并宽恕拿破仑在关键时刻抛弃和背叛他们的行径。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晋升高位，有的甚至当上了法国元帅，但他们都知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在关键时刻是会为了保存自己而舍弃别人的人。拿破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都是有限的。当法国在欧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远征埃及显得毫无战略意义。再者，这场战役的轻率构思和草率的执行使2/3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法兰西共和国远征军命归黄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惨遭失败的远征可能是拿破仑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他经过40多天的艰难航程，成功地躲过英国舰队的拦截，于1799年10月9日回到法国南海岸在圣拉菲尔海湾登陆时，30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受到了人们的狂热欢迎，他们并不知道他在埃及遭到的巨大灾难，却只知道他是率军攻克了马耳他、金字塔和埃及的英雄，是法兰西共和国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开罗的十字军战士，是在阿布基尔大败土耳其军的总司令。这为他作为一名征服英雄回到巴黎扫清了道路。

　　拿破仑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这是克莱贝尔永远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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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政变的前奏

督政们相信他们是在利用他，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他将会把他们一口吞掉，他们将坐以待毙。

——皮什格鲁将军致法弗尔·德·拉奥德（1779）

    1748年5月3日，在路易十五的统治年代，在宁静的弗雷瑞斯（Frejus）海港的一个邮政局长和忠顺的皇家收税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有朝一日会动摇波旁王朝的根基并成为国王的葬送者。

　　出身微贱的西哀士①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注重孩子教育的家庭。他被父母送进了弗雷瑞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进了德拉吉尼安的由基督教义派办的学院。17岁时，他被送到在巴黎都享有盛名的圣絮尔皮斯小修院继续深造（年轻的塔列朗当时在其姊妹学院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学习）。5年之后，学业平平的西哀士突然提出了离开了学院的要求，原因没有公开。牧师只是说他们并不希望有这个荣幸将西哀士视为自己学院的产物。于是，两年后，1772年7月28日，西哀士作为一名牧师离开了圣菲尔曼天主教遣使会神学院。孩童时代的西哀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军人，但是由于身体孱弱、慢性疾病和近视眼，他只能在教堂找到一个差使。这时他已经24岁而且天生就对教会的权威具有反叛情绪。虽然如此，由于他天生的能力和毅力，加上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包括弗雷瑞斯主教的帮助，他获得了成功。担任教堂执事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端。他孩提时代的英雄——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渐渐被有头脑的巨人所取代，从此以后，卢梭、孟德斯鸠、笛卡儿、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对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特别感兴趣。西哀士的日常生活和他所读的书籍都反映出他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信仰宗教的绅士，他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愿碌碌无为，不久他当上了特雷吉尔大主教约瑟夫·德·吕贝尔萨克的秘书。这个冷酷的牧师并没有将牧师誓言当一回事，偶尔偷享着与情妇幽会的乐趣，并频繁地到大主教位于布加瓦的幽雅田庄休息。这个孤僻严肃、很少交友的年轻人的真正兴趣并不是这些世俗的乐趣。在主教的大力提携下，他从偏远的布列塔尼调到了有着田园诗般环境的夏尔特尔——法国最富有和最有名的主教辖区——负责管理30名教区牧师。这一新职务使他不知不觉地开始卷入了法国的政治旋涡，因为他的新职务要求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躁动的巴黎度过。

　　西哀士的天性好隐居，性格并不温和可爱，很少和家人通信来往。他的相貌也谈不上潇洒。身高适中、凹胸、有点儿鹰钩鼻，脸色苍白、秃顶，两边的长发齐肩。这个枯燥无味、毫无幽默感、笨拙的年轻人回避一切社交乐趣。更糟的是，他一生都受到慢性疝气的折磨并常常因眼疾而近乎失明。对于这样一个内向的西哀士来说，美食、衣着、漂亮的家具、幽雅的环境、美丽的女人，甚至金钱，都不能引起他长久的兴趣，他在巴黎租用的寒酸小屋里只有两三把残破的椅子、堆满书籍和手稿的桌子和挂在钉子上的大衣。在他的青春年代，也很少涉足巴黎的贵妇沙龙。他只去过斯塔尔夫人②标新立异的沙龙，这位夫人赞赏这位神父，还说：“人类使他感到不快，他也不知道如何和人类来往。”斯塔尔夫人发现他的思想很有趣，但对他的个性却不敢恭维；她认为他有“非常情绪化的个性……不是那种善于和别人交流的人，他非常容易被他们的观点所激怒。”毫不奇怪，在1789年大革命前夜，脾气乖僻、仅热衷于如何使法国和法国人民摆脱困境的政治哲学和理论的41岁的大教区牧师，摇身一变成了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对波旁的独裁和无孔不入的教会影响痛恨已久。他将自己压抑已久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宣泄而出，写就了《什么是第三等级》和《论特权》。“什么是第三等级（即不同于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的普通人民）？”他问道。“是一切！”他回答。但是他们在政府中却没有发言权，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的宪法不正确”，他据理力争道，“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宪法”，使人民对管理他们的政府具有发言权（有趣的是，事实上西哀士是在他和他的父亲竭尽全力要证实他们西哀士家是贵族后裔而未能成功之后才写出这些册子的）。

　　西哀士自己都感到吃惊。不久之后，他就脱去了黑色法衣，官袍加身，成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发起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随着他名声四扬，他的熟人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如路易国王财政大臣的女儿——叛逆的斯塔尔夫人、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内克尔（Necker）、富裕的农业税务官和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等都成了他的密友；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限于政治的范畴。人际的温情和来往对于西哀士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郁郁寡欢的神父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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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偶尔发表演讲、文章和谈话，但真到了关键时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后台，从来不敢做出任何决断。的确，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后，胆小、优柔寡断，几乎像个懦夫，回避任何政治领导作用和责任，借口通常是他的体弱多病。只是在特别的场合，他的身后有多数的支持者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尔诺等大多数大革命的领袖一起投票赞成将路易十六处死。虽然他不止一次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但都不是抛头露面的工作，而是埋头于诸如国家教育体系之类默默无闻的事。

    因此，当1795年5月28日国民公会宣布逮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时，在长长的名单上居然没有西哀士的名字——因为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国民公会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际，热月党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并组成了五百人团（有500名成员）和元老院（有250名成员）辅助督政府执政。西哀士虽然并不欣赏《共和3年宪法》（他希望自己制定宪法）仍勉强接受，他没有像机会主义的巴拉斯那样在当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却乐意成为新成立的法国科学院的一员，此外，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五百人团的成员，并在该院对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农业歉收而十分艰难的法国采取压制行为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价值观、外表和目标都大相径庭的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颇具洞察力的斯塔尔夫人在对拿破仑将军投桃报李之后，说她发现拿破仑“自我感觉好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视他人的东西；当他完全放松的时候，则显得非常平庸”。同样的蔑视和怀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当拿破仑在莱奥本（Leoben）谈判并临时占领威尼斯、手上捏着与庇护六世签订的多伦提诺（Tolentino）条约以及与奥地利人签订的坎波富米奥和约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时，西哀士曾对这位征服英雄充满了敌意。接着，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为这位凯旋将军举行的3个庆祝会，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纳夏托举行的邀请了科学院成员的盛大晚宴（两周后拿破仑被选为科学院成员）、可爱的斯塔尔夫人举行的私人晚宴，以及两院为庆贺拿破仑签订新的和平条约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就是在这次宴会的演讲时，拿破仑对法国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朝一日，当法国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实效的法律保障时，欧洲就获得自由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对这句话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为了摆脱督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虽然神父西哀士既没有外交经验也不会说德文，却被突然任命为革命政府驻柏林大使。可是将弑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对共和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宫廷，对于这两个对抗的国家恢复和睦邦交毫无益处。

　　此时，法国的形势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国的宿敌英国和俄国联手；1798年3月25日，儒尔当将军在斯德哥尔摩打了败仗；1799年4月27日，莫罗③将军被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击败；而拿破仑此时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艰难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罗一世又向法国宣战；由于西哀士的无能，法国和普鲁士的关系恶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国的情况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选为督政官。他立即离开柏林，回到巴黎。

　　从一开始就用铁腕统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恶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尔夫人最近的情人本杰明·康斯坦都寄希望于西哀士能够扭转共和国的局面。西哀士是在国家处于为难之时离开的，现在又在宪法危机的情况下回来。当他还在返回法国的路上时，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团向督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督政府对其国内外的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证明。3天后，当西哀士宣誓成为督政府新成员的时候，督政府仍然没有对五百人团的通牒做出答复。

　　正在策划回国的拿破仑对于此时法国的形势尚一无所知。宪法危机、元老院和五百人团与督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的第11天，两院仍然没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复。于是两院宣布召开紧急会议。作为报复，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亚尔督政的职务，原因是他的选举因技术上的缘故而无效，由更易控制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团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公开指责督政府“废止了共和精神、压制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兰和勒维韦尔被迫辞职。西哀士作为穆兰的朋友，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抗议也没有对他表示帮助。督政府人员的撤换，导致内阁部长的全部撤换：塔列朗由雷亚尔取代，康巴塞雷斯当上了司法部长、富歇当上了警察局长、坎特当内政部长、贝纳多特当上了陆军部长。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来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调查拿破仑将军及其东方军的情况并将他们带回国的决定。但是，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却无法挽回法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腐败，公共官员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两大腐败的根源是金钱和权势。与此同时，巴拉斯仍然“是新时代的典范：从公事到玩乐，从玩乐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听到大革命时代的称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时，这位神父深感震惊地说：“这简直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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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长贝纳多特的新职务不是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国外的法国军队全面败退，莫罗将军在意大利的失败导致了法军全面撤离意大利，在德意志的儒尔当将军也是如此，加上马塞纳将军被俄军击败，结果直接威胁法国边境。法国国内，雅各宾派的领导权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在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红色”将军儒尔当要求“富人”为国家提供一亿法郎的“贷款”。最令人恐怖的是元老院和五百人团提出的《人质法》，该法规定对于反叛贵族的亲族可以作为人质执行逮捕，每当一个共和国的官员遭到暗杀时便可以将其放逐。该法还规定在反叛、粮食被盗、纵火、抢劫和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均可捉拿人质。对此，西哀士都予以了默认，重复着他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所起过的作用。“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共和国的行动，”西哀士警告道，“不要忘记敌人就在我们的大门口，我们必须将他们击退。”1799年的整个夏天，法国的形势越来越糟，土伦和法国的西部，新生的保王党分子发生叛乱，西哀士的好朋友儒贝尔在8月15日的皮埃蒙特的战役中牺牲；10天后，英国的军队在荷兰登陆，同时里昂发生叛乱。

　　较为保守的元老院在7月26日对雅各宾派采取了行动，解散了他们的俱乐部，西哀士宣称：“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灾难性的岁月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和你们一样，憎恨一切违抗国家法律和秩序以及扰乱公民平静生活的行为……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正义。”尽管如此，在8月5日，雅各宾党人仍然采取了盛气凌人的新步骤，要求废除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律，并要求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给无财产的贫民以资产。

　　督政府如果不想被根深蒂固的雅各宾派推翻，就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行。因此，他们任命了过去的恐怖分子、雅各宾党人、有着“里昂的刽子手”和“弑君者”之称的约瑟夫·富歇当国家的警察局局长。8月13日，西哀士在巴拉斯的全力支持下要求政府对雅各宾俱乐部采取镇压措施。由于贝纳多特受到人民的支持，巴拉斯和西哀士也需要将他除掉——贝纳多特为了重振军威，曾大力充实兵力、钱财和军需，并使法军在国外转败为胜；但是，陆军部长贝纳多特也同样可以将得胜之师掉转头来威胁督政府——因此，西哀士要将他除掉。

　　拿破仑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途中时，法国的紧张局势越演越烈。9月14日，西哀士要求贝纳多特隐退，同时督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9月23日，五百人团的主席在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纪念会上赞扬督政官西哀士是“共和国的第一奠基人”。这真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噩梦。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西哀士和巴拉斯也感到需要采取拯救自己的措施。西哀士想到了推翻现行的宪法和督政府以及暴虐的议会，用新的、由他设计的宪政共和国取而代之，用强有力的将军辅助——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寻找一把利剑，”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说过，“但这把利剑越短越好。”他的首选是儒贝尔将军，但是他在8月中旬死于战场。西哀士转而想到莫罗，莫罗拒绝了他，但推荐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会比我更好地执行你的政变计划。”莫罗不想介入这种吉凶难料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拿破仑奇迹般地回到了法国，消息传到了督政们的耳朵里，此时法国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法国政界没有人比矮小、秃顶、面容猥琐的西哀士更有能力为法国政府带来决定性的变化，更不用说政变了——正如埃德蒙·布尔克开玩笑说的那样，在西哀士的脑子里好像堆满了新的宪法。没有人像他那样缺乏精力、效率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所需要的不同寻常的领导品质，也没有比拿破仑更加傲慢、粗暴、缺乏耐性、自负、苛刻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了。一心想要推翻现政权和现宪法、为自己掌握政权铺平道路的西哀士——这个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人，在强有力的“利剑”的配合下将为他在10年前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敲响丧钟。

　　在革命同伴中没有人比骄奢淫逸的保罗·弗朗西斯·德·巴拉斯子爵与西哀士在性格、道德、决定和行动上有如此不同的了。

　　巴拉斯在1755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军队。他的事业是从在法国骑兵团服役5年开始的，然后，离开马赛到东方和南非的法国殖民地驻军服役。1783年回国述职时他不但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向路易十六的陆军大臣报告，相反与之吵翻，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其结果可想而知。巴拉斯不仅被革职，而且被逮捕下狱，这个年轻人设法逃脱了厄运。4年后，他又辗转回到首都，虽然既没官职又无钱财，身边却不乏如云的美女。由于他的人人皆知的出轨行为和风流韵事，他的父母为他娶了一位普罗旺斯富商的千金佩拉热·泰尔米埃。婚后的生活不愉快是预料中的事。夫妻俩一直很少见面，“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和情色骗子”巴拉斯积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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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家庭不同，当大革命到来时，巴拉斯不仅投身政治，而且拥护雅各宾党，参加了极左翼的政治势力，摧毁了自己的阶级和法国的君主政体——和西哀士一样，他赞成处死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国王。

　　1792年，巴拉斯被选入国民公会，任意大利军的政治代表，负责维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1793年，土伦被英国人占领之后，巴拉斯负责整个土伦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并任命拿破仑指挥土伦包围战。他曾亲自下令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土伦人民以对他们涉嫌支持英国人的行为进行报复。在大肆搜刮了民财之后，巴拉斯回到巴黎， 逃过了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报复，进而参与了1794年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谋划。

　　1795年是巴拉斯事业的转折点，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他掌握了军事大权，对首都的武装叛乱进行镇压。当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共和3年宪法》，同时葡月13日法国王党在巴黎暴动，巴拉斯派他在1793年提升为旅长的拿破仑作为他的副官前去镇压。巴拉斯使拿破仑在法国一举成名。年轻的拿破仑之所以得以脱颖而出，首先应该归功于巴拉斯。后来，作为卫戍司令的巴拉斯再次提拔拿破仑。10月26日，巴拉斯选入督政府后，他将拿破仑作为他的继承人。6个月后，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总司令，巴拉斯还是他昔日的情妇约瑟芬和拿破仑结婚的证婚人。多亏了巴拉斯在督政府内对拿破仑的支持以及拿破仑在意大利靠自己的本事取得的胜利，拿破仑的事业方才得以蒸蒸日上。

　　巴拉斯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他的政治野心需要军队的支持，他之所以选择拿破仑作为他的被保护人是因为拿破仑在军官中是和王室宗亲关系最为疏远的。拿破仑是个科西嘉的局外人，在他的血管里没有任何法国的血缘关系，也和法国的政治派别毫无瓜葛。同时，拿破仑的杰出军事才能也使巴拉斯对他刮目相看；而如果没有巴拉斯这个后台，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可能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所以拿破仑应该对巴拉斯感恩戴德，作为回报，他甘当支持巴拉斯政治作用的“利剑”。巴拉斯的最大错误是他低估了这位年轻的将军，他以为他可以像操纵别人一样为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拿破仑。

　　1797年果月政变，拿破仑派奥热罗从意大利回到巴黎，帮助巴拉斯清除了议会中的保王党。保王党仍然企图推翻法国政府，其领导人之一、皮什格鲁将军（拿破仑过去的数学老师）曾经警告政府——对共和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他而是拿破仑：“告诉他们（政府）不要信任他们的拿破仑，这个矮个子的先生……督政们相信他们是在利用他，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他将会把他们一口吞掉，他们将坐以待毙。”看来，皮什格鲁将军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这个科西嘉将军野心的法国人。

　　1797年9月危机开始了。巴拉斯代表督政府命令奥热罗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和大炮回来保卫首都的主要桥梁和政府建筑，接着在9月4日（果月18日）督政府下令以叛国罪逮捕皮什格鲁将军。此外，大量左翼阴谋者被警察追捕，雅各宾派遭到镇压。163名“阴谋者”被送上断头台，31家反对党的报纸被查封。

　　果月政变，巴拉斯清除了政敌，局势得以暂时缓和。直接的威胁去除了，保王党和雅各宾派都偃旗息鼓，但却没有根绝。此间，巴拉斯通过塔列朗作为中间人，曾经和路易十八进行过秘密会谈——从他的品质来看，这样的事情也不足怪。果月政变的成功，使他得到了完全的独立。

　　此时，拿破仑作为英雄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接着，拿破仑将军要求成为政府成员，遭到巴拉斯的拒绝。拉什塔特协议未能奏效，进攻英国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于是拿破仑率远征军横渡地中海远征埃及。巴拉斯和其他的督政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至少，这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有几年不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但是，1798年到1799年期间，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继续土崩瓦解。“雅各宾派的影响继续渗透各个阶层和阶级。”昔日的雅各宾党人巴拉斯抱怨道。同时，在他的政敌中间关于他在卢森堡宫内的性放荡的传闻不绝于耳。堕落和腐败取代了当今的政治。据警察局长富歇的报告，巴拉斯涉嫌带头违法盗卖马匹和军需物资。政治腐败的同时，法国军队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连吃败仗。拿破仑在意大利打下的江山几乎丢失殆尽。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5月9日，西哀士被从普鲁士召回法国，取代勒贝尔进入了督政府。巴拉斯并不喜欢西哀士这个道德理论家，巴拉斯需要一个有影响的军人来支持他。这个原本身材高大、年轻潇洒、精神抖擞的陆军军官，现在已经是疲惫和倦怠的政治家，被他不断的政治图谋和放荡的生活搞得心力交瘁了。他已经完全变了，身材臃肿、未老先衰，无法适应剧变。他担心野心勃勃的西哀士会成为左右督政府的力量。

    督政府内部矛盾加剧，新上任的特雷亚尔和另外两名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6月15日，五百人团和元老院由于没有得到督政府关于法国外交和军事事务的说明而公然宣布两院召开紧急会议，元老院和五百人团同督政府的矛盾公开化。当新选入督政府的左翼督政官特雷亚尔被以虚假理由逐出督政府后，危机加剧。6月18日，巴拉斯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驱逐了左翼督政官穆兰和勒维韦尔。勒维韦尔对这位放荡的子爵气愤万分，拔剑刺向巴拉斯，因被人拦下才未造成血光之灾。

    法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盗贼蜂起；雅各宾派威胁着整个诺曼底的政府；工业城市里昂动乱严重；在西部，英国用金钱和弹药支持的保王党发生暴乱。法国最可怕的敌人始终是法国人自己。

　　巴拉斯扫清了督政府中的异己之后，又回到了奢侈逸乐的夜生活享乐之中；而西哀士自7月回到法国参加督政府之后，和巴拉斯一样积极寻找能支持他自己政变的“利剑”。“他一刻不停地在议会中密谋策划……他培养党羽，栽培他们，然后让他们相互敌对，他在一旁尽收渔翁之利……他是所有人中最危险的……”多年前罗伯斯庇尔在自己行将垮台前曾经这样评论过西哀士神父。10月13日，当拿破仑出乎人们预料地突然出现在法国南部的圣拉斐尔港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对西哀士的这种评论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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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第一执政：连上帝对他也无能为力了

第十三章：雾月政变

  他们希望回到国民公会的年代，回到罗伯斯庇尔时代，回到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的时代……可别忘了我是在胜利之神和战神的陪伴下前进的！

    1799年10月8日，就在拿破仑离开埃及之前，报告拿破仑在阿布基尔湾获胜的最后一封急件送到了巴黎。督政府立即下令全城鸣放礼炮以示庆祝， 同时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可是5天之后，当督政府发现这位他们认为远在地中海对岸的大英雄已经回到法国并正在回巴黎的路上时，他们的喜悦心情顿时被惊愕所取代。 拿破仑沿路受到了群聚之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绵延数英里， 连布列纳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拿破仑报以一致热烈的鼓掌，他们的热情难以想像……完全出于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感情……这种热情的迸发以后绝不会再看到了。”法国人民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街上载歌载舞，举行火把游行，他们用鲜花编织成凯旋门，上面还扎着三色旗，这样的凯旋门从马赛、里昂一直到巴黎沿途皆是……疲惫不堪、风尘仆仆的拿破仑经过一夜的旅行终于于10月26日回到他位于巴黎凯旋街的宅子。约瑟芬却不在家，她仍然在里昂，家里只有一名仆人。拿破仑上楼奔进他的卧室，和衣倒头便睡。

　　几个小时后拿破仑便起身梳洗更衣，动身经过塞纳河到卢森堡宫向督政府报告。马车刚驶入卢森堡宫的庭院，他便跳下马车，匆匆踏上长长的石头台阶，向督政府的现任首席督政官戈耶致敬。他的心情与其说是胜利者的兴奋不如说是焦虑不安——因为他不仅面对着擅自离开埃及在那里遗弃了12,000人，包括武器、大炮、马匹的耻辱；而且他不忠的妻子约瑟芬与漂亮的夏尔中尉的风流韵事甚至传到了地中海的彼岸。特别是在路上，他的哥哥约瑟夫已经对他证实了他所听到的一切关于约瑟芬的传言都是事实时，拿破仑感到极其气愤和烦恼。

　　尽管这次会晤只是礼节性的拜见，但拿破仑所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接待”。由于他擅离埃及战场并违反了入境40天的检疫期①，事实上共和派已经组成了代表团强烈要求将他逮捕法办；他们还要求政府委任贝纳多特将军为巴黎所在的十七军事区域的指挥官，以防绝望的拿破仑发动政变。尽管群众对拿破仑的回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上层的重要人物却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回国的真正目的。但督政官巴拉斯出于害怕贝纳多特和他的雅各宾同党得势，也害怕警方每日报告上所报道的国家日益动荡不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压下了代表团的过激要求。

　　虽然政治上压力重重，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后，心思全被约瑟芬的事情占据了。当晚，拿破仑又到卢森堡宫对他的保护人巴拉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在巴拉斯面前他忍不住对妻子进行公开的指责，并威胁说要马上和她离婚。“但是，我告诉他应该对这件事采取冷静的态度。”巴拉斯说。巴拉斯花了很长时间才使拿破仑冷静下来，并认识到离婚只会有损于他的事业和荣誉。尽管如此，拿破仑仍然在巴拉斯面前大骂约瑟芬，列举了她过去的不检点行为：首先她是博阿尔内的妻子，接着公开和奥什将军同居，后来又与奥什的副官以及更下级的军官鬼混。当然，拿破仑没有提到约瑟芬在和自己结识前和巴拉斯的关系，这在巴黎也是家喻户晓的。拿破仑称约瑟芬是个比妓女还不如的女色情狂。

　　尽管约瑟芬的行为极不检点，但既然她嫁给了拿破仑，那么他们两人都必须接受婚姻的约束。巴拉斯指出，他们必须遵循新的原则：“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婚姻受义务的约束，没有这种约束，社会就不能存在，这种原则比军事原则更不容置疑，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虽然大革命时代已经有了离婚的法律，巴拉斯继续说道，他却不认为有社会地位、有自尊的人会从离婚中受益，因为这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良结果。“就拿我为例，我并不是个天使……但我却不赞成离婚……他会使你在社会上流人士的眼中留下永久的污点。”喝了大量的白兰地和继续深谈了一阵之后，闷闷不乐的拿破仑离开巴拉斯的府邸时已经变得比较顺乎天意了。

　　在拿破仑离开法国去埃及之前，巴拉斯和他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见，现在已然和好如初，这是因为巴拉斯认为他还可以利用拿破仑。正如他在私下承认的那样，“在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之后，我就认为他仍然会站在我这边；正如他在早期军事生涯中和结婚时那样，他仍然对我抱有特别的信任。”当然，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巴拉斯不久就会从这种看法中省悟过来，不过目前拿破仑仍然需要他的保护，至少在起诉他开小差的问题上，少不了巴拉斯的帮忙。

　　第二天早上，拿破仑又回到了卢森堡宫，这次不是礼节性的拜访，而是面对督政府的5名督政官递交他关于埃及形势的述职报告并面临可能危及他的荣誉甚至性命的起诉威胁。两个半小时之后，双方达成了理解。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时感到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这次又是巴拉斯从中斡旋使他免于遭到擅离职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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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约瑟芬乘坐旅行马车从里昂赶回后发现自己被丈夫锁在了卧室门外。约瑟芬在门外敲门、哀求并嘤嘤啜泣了一夜，以感动丈夫。陪伴母亲而来的继子欧仁和继女奥坦斯，甚至布列纳都劝说拿破仑：重任在身，不能因家庭琐事授人以柄。据布列纳说，经过“3天夫妻之间的对峙”，拿破仑的卧室门才终于为约瑟芬打开了，尽管约瑟芬欠下一屁股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拿破仑，“夫妻俩又重归于好”。两人虽暂时和解，但已经不可能心心相印了，在埃及战役前对约瑟芬一片深情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存在了。约瑟芬发现现在的丈夫更加苛刻、更加固执了，她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如以前了，他的心情也不如以前那么欢快了。拿破仑没有立即离婚，只是出于政治和荣誉的考虑罢了。

　　次日，拿破仑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家中和皮埃尔·路易·罗德雷②进行了会谈。会谈对拿破仑非常有利。罗德雷同意帮助拿破仑夺取政权，这次政变对拿破仑将是非常重要的；而罗德雷不仅是杰出的共和派人士，而且在巴黎享有崇高的威望。

　　罗德雷的父亲曾是国王的法律顾问，罗德雷自己享有著名的经济学者和议会法规专家的美称。他最初支持国王，后来转向共和国，成为塞纳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他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1796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比拿破仑还早一年。1798年3月，他在塔列朗的介绍下和拿破仑结识。自此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罗德雷之所以支持拿破仑是因为他希望看到腐败无能的督政府垮台，法国重新回到法律、秩序和国家稳定上来，以维护真正的共和国民主。拿破仑对民主作了热情的承诺。罗德雷公开支持拿破仑不仅是将军帽上的一根羽毛，而是整个时代的主流象征。正如拿破仑所说：“人们总是容易相信他们所希望的事情。”“雾月政变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舆论的一致拥护”，罗德雷希望拿破仑的雾月政变能够使他的理想得到实现。

　　此间，拿破仑几乎每天和所谓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塔列朗、罗德雷、布莱、贝尔蒂埃、约瑟夫·波拿巴和另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沃尔内会晤。

　　拿破仑刚回到巴黎的日子是热情而有分寸的，他冷静地分析政治形势，并权衡自己要达到的最大目标：是在督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还是用新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他一方面忍辱负重继续到卢森堡宫拜见督政官，一方面让他的哥哥约瑟夫加紧工作，甚至让约瑟芬拜访巴拉斯和她以前的老友督政官戈耶夫妇——约瑟芬也乐于为丈夫出点力，将功补过。

　　拿破仑出人预料地回到巴黎之后，冷静而有心计的塔列朗（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他都是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海军上将布律克斯以及罗德雷到拿破仑位于凯旋街的住处拜访。在拿破仑出征埃及前夕，他曾经答应亲自出访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宫廷谈判，以利于拿破仑的埃及征战；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导致奥斯曼苏丹向法国宣战，并从海陆进攻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

　　拿破仑有所不知的是，塔列朗和巴拉斯、西哀士一样，也在和他意气相投的儒贝尔一起酝酿着改换政府的计划，可是儒贝尔于8月死在了战场上，因此，10月17日塔列朗前来拜访拿破仑，并带上了布律克斯和罗德雷，以便拿破仑发怒时有人圆场。然而，拿破仑此时心中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需要所有的帮助，包括足智多谋而鲜廉寡耻的塔列朗。正是在这个时候，拿破仑透露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成为政治伙伴的军事后盾。塔列朗深信自己具有卓越的左右人事、外交和把握事态发展的超凡能力，并不反对与这个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科西嘉将军合作。接下来的几天，塔列朗和拿破仑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上达成很多一致之处，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烟消云散了，成了亲密的伙伴。同时，塔列朗使拿破仑对目前法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督政府内，戈耶和穆兰将军是要维持现政府和现有秩序的；敏感的西哀士和较有责任感的督政官罗歇·迪科则持不同观点，希望改变现状。至于巴拉斯，则自成一派，始终是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结伙。在拿破仑和塔列朗结成新的关系之前，拿破仑本想和巴拉斯合作，挤掉可憎的西哀士，甚至考虑过争取更加柔顺的戈耶或穆兰将军。

　　虽然首都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在卢森堡宫内的形势十分紧张，戈耶仍然邀请拿破仑和约瑟芬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晚宴。身高4英尺11英寸的美妇人约瑟芬身着令人着迷的晚礼服，拿破仑将军则剪去了革命的长发，穿着时髦的披风，马靴擦得锃亮。宴会上，西哀士不掩饰他对这位逃离埃及的“金字塔征服者”的鄙视，而拿破仑起初也并没有将西哀士看在眼里，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失算。西哀士在法国的名声远比臭名远扬的巴拉斯要好。拿破仑很快意识到没有西哀士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治成功的。而被这位骄傲的军人激怒了的神父，竟怒斥道：“这个矮个子的家伙早该被枪毙了！”在新古典主义及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代的高雅情调的卢森堡宫举行的聚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这里，拿破仑可以和比较友好的来客交谈，包括塔列朗、布莱、贝托莱、蒙日、拉普拉斯、沃尔内，以及拿破仑第一次见到的莫罗将军。更重要的是，这次宴会表示督政府已经接受拿破仑的回国，不再追究他擅离职守的罪责。

    接下来的两天风云突变，更感到自信的拿破仑再次回到卢森堡宫分别拜见了戈耶和穆兰，以试探他们对将西哀士逐出督政府的态度，得到的反应是震惊、怀疑和恐惧。于是，拿破仑在塔列朗的劝说下改变了他的方针。西哀士才是他举事成败的关键人物。“你要的是权力，”塔列朗以少有的坦率对拿破仑指出，“而西哀士要的是新宪法。所以你们应该联手。”虽然这意味着他要放下架子，但这样的语言是拿破仑惟一能够理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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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务是（与罗德雷的好友西哀士）商谈政治上的安排，”罗德雷后来回忆道，“我传达他们各自对新宪法的观点，来回传递。”加上塔列朗的名声和努力，拿破仑和西哀士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通过一系列在深夜偷偷摸摸进行的会晤，罗德雷终于说服了神父，西哀士和拿破仑相互进行了拜访。两人之间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排除了，他们在通向政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塔列朗的外交手腕起到了作用。

　　同时，约瑟夫也加紧拉拢巴黎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人，将他们请到他位于巴黎埃尔朗西斯街的时髦公馆里或是在周末将他们请到他位于巴黎北郊的价值248,000法郎的莫尔丰塔尼③庄园。而吕西安也积极在巴黎政治圈子里活动，特别是在五百人团里，偶尔也同西哀士会见。10月25日，吕西安进行了自己的小小“政变”，使自己被选为五百人团的主席（ 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他只有24岁，而进五百人团要30岁以上）。至于在元老院，西哀士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10月28日，督政府正式召见在两星期前还参加过盛大宴请的拿破仑。会上的形势几乎无法控制，到了差不多吵翻的地步，督政府指责他在1797年到1798年任意大利军司令期间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换句话说他被指控对法国政府有诈骗行为。拿破仑怒气冲天——从来没有任何人当面骂他是个窃贼，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人敢于再这样骂他了。可以肯定地说，拿破仑财富的骤增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吕西安新近在韦特大道上购置了豪华的宅第。拿破仑自己则耗费成千上万的法郎将约瑟芬在凯旋街的宅第装饰一新，她的首饰盒里装满了从意大利抢来的宝石；接着在1799年，她又购置了马尔梅松庄园。约瑟夫也购置了地产和豪华的巴黎住宅。 拿破仑对此并不否认：他的家族的确发了财，但他愤怒地抗辩道，他从来没有从军费开支中动用过一分钱；实际上，这些都是从意大利劫获来的战利品！每一个高级军官，甚至中下级军官都发了战争财，这是当时的传统，无可厚非；如果说拿破仑得到的财富比别人多，那是因为他作为总司令，自然有权这样做。但是，偷窃法国政府的财富？绝没有！激烈的会议最后圆满结束，拿破仑又一次被证明无罪。但是他和督政府之间又增加了一道新的裂痕。督政府为了驾驭这个野心勃勃的拿破仑，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军事指挥官的职务，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

　　从表面上看，督政府这次试图使拿破仑名誉扫地的企图未能奏效。实际上，拿破仑在私下和巴拉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拉斯的政治影响对他极为重要，特别是巴拉斯和塔列朗、罗德雷有着密切的交往。加之，现在警察局长富歇已经公开表示支持拿破仑-西哀士的政变计划，并频繁地出入凯旋街拿破仑的宅第，与常来常往的贝尔蒂埃、布律克斯、巴黎警署行政长官雷亚尔、沃尔内和罗德雷过从甚密。

　　11月1日（雾月10日），吕西安特别宴请了西哀士和拿破仑，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晚餐后，他们到书房休息，密谈到次日凌晨，他们的谋划已经成熟，将要发生政变：《共和3年宪法》将被新的宪法所取代，督政府、元老院和五百人团将被统统取消，挖法兰西共和国墙角的腐败势力残余将被彻底清除干净。前来吕西安家赴宴时，两人还相互有所提防，离开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西哀士答应将尽其所能赢得议会的支持，拿破仑则尽可能争取高级军事将领的同情。至于政变的细节，他们将另找时间商议。

　　随着拿破仑和西哀士的关系得到确定，他们私下不能再多接触，罗德雷继续充当他们之间的传声筒，同时，欧仁·博阿尔内则通过军中的熟人控制巴拉斯。警察局长富歇两面讨好，通过雷亚尔为拿破仑工作，同时秘密地向巴拉斯透露有关推翻他和督政府的政变的计划。但是，富歇和巴拉斯都没有决定采取行动，显然是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和拿破仑抗衡。出于对戈耶和穆兰的反感，巴拉斯和富歇自然不愿意向他们透露拿破仑的秘密计划。

　　11月6日（雾月15日），推翻政府的政变计划已经日趋成熟。富歇宣布坚定地站在拿破仑这一边。当日，拿破仑同莱茵战线的指挥官莫罗将军一起参加了两议院在卢森堡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实际上这是由吕西安精心安排的，旨在使两院与拿破仑的计划能够协调一致。按照布列纳的说法，这是一个“古怪的宴会”，会上大家都悄声说话，颇多保留，会上“没有自由……没有公开的言论……没有欢乐……人人相互提防，很少说话”。虽然来客平时都是两院的议员，可是在宴会上却没有同志式的亲密。大家都噤若寒蝉，不知道拿破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使拿破仑很生气，他匆匆用过餐，在贝尔蒂埃的陪同下向250 名贵客一一致意之后，便突然穿上大衣离去了。尽管如此，这次宴会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至少使大部分议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接近拿破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西哀士近来的工作。在军界，只有3个人拒绝和拿破仑合作，他们是儒尔当将军、奥热罗将军，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贝纳多特将军了。

    贝纳多特始终对拿破仑和西哀士存有戒心，他与拿破仑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他是拿破仑哥哥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他的妻子是约瑟夫妻子的姐姐），又是拿破仑先前恋人的丈夫。而西哀士曾经在夏天解除了他陆军部长的职务。贝纳多特这个人性如烈火，在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之后，曾经建议立即逮捕“这伙擅离埃及战场的逃兵”，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是通过约瑟夫的努力，拿破仑和贝纳多特的关系表面上有了改善。因此贝纳多特一家也为拿破仑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同时请来的还有莫罗将军和他的妻子、罗德雷和他的妻子、塔列朗和沃尔内。但是，即使在这个美女如云、美酒不断的颇为别致的晚宴上，仍然不能使拿破仑和贝纳多特之间的敌意完全消除，拿破仑私下里说贝纳多特是个“热诚的共和主义者”，这正是拿破仑担心的事。“这个贝纳多特是个奇怪的家伙，”他对布列纳说道，“他固执……是个制造障碍的人……他不喜欢我。我敢说他有朝一日会反对我的……”所以，他们那晚见面时各怀戒心，离开时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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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只要慷慨款待宾客，就没有化解不了的怨隙。随着将政变定在11月7日（雾月16日），约瑟芬在6日于凯旋街摆下宴席，朋友和敌人济济一堂、摩肩接踵，包括督政官戈耶和他的夫人。

　　但是，最后将政变的时间推迟了，因为要确保成功，还要采取两个步骤：将两院从巴黎的中心撤离，那里的雅各宾派势力随时可能毁掉拿破仑的计划；撤换第十七军事区的指挥官勒菲弗将军，由拿破仑本人控制一万左右的巴黎守军。

　　11月8日，拿破仑的党羽在积极做好最后的准备，包括研究诸如事成后封官的细节等。政变决定在次日进行，当晚在康巴塞雷斯宽敞的住所匆忙举行了晚宴。当晚深夜，西哀士和莱莫西尔主席安排元老院在黎明举行紧急会议，以执行政变前的最后两项事情。

　　拿破仑政变的圈子不断地扩大，包括了康巴塞雷斯和银行家科洛，他同意确保拿破仑政变所需要的经费。花了两个夜晚，调任巴黎区指挥官的勒菲弗的骑兵团进驻了香榭丽舍大街和主要大街，同时富歇和雷亚尔命令警察占领主要政府大楼的位置。

　　1799年11月9日，即共和历雾月18日，星期六，天刚亮，莱莫西尔主席便签发了召集元老院在杜伊勒里宫的皇家骑兵学校马内奇大厅（Salle de Manege）开会的通知。与此同时，塔列朗、罗德雷及其儿子秘密聚会起草巴拉斯的辞职信。完成后，7点他们动身去凯旋街，他们发现所有忠于拿破仑的人都集结在他家。因为房间太小，连院子和通道都站满了人。连“缺乏冒险精神的温和的”莫罗将军也来到了凯旋街拿破仑的府邸。约瑟芬按照拿破仑的吩咐，把督政官戈耶夫妇邀请到家中共进早餐，戈耶在督政官中为首，邀请他是为了诱他入网。戈耶似乎有所觉察，只让其夫人前往探听虚实。

　　布列纳到来时，看到的是“大量忠于拿破仑的将军和高级官员（包括贝尔蒂埃、布律克斯、勒克莱尔④和缪拉）。我从来没有见过凯旋街有这么多人……他们全都穿着整齐的制服，人们挤满了房间、院子和过道”。至于拿破仑，布列纳发现他“冷静，犹如他面临一场战役前通常表现的那样”。接着，约瑟夫·波拿巴带着贝纳多特（穿着便服）来了。人都到齐了，贝纳多特直到此时才被告知政变的整个细节，接下来，在拿破仑和具有影响力的贝纳多特之间发生了冲突，贝纳多特谴责任何对政府的“反叛”，拒绝参加政变。“他称之为反叛！你能想像吗？”拿破仑后来对布列纳这样说过，对这个完全确切的说法深感震惊和不习惯。“一群傻瓜！”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说服了贝纳多特，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绝不是反叛，是在元老院的直接命令之下指挥政府的军队，这命令随时会下达，但是，拿破仑私下对布列纳说，他不可能赢得贝纳多特，他说贝纳多特“冥顽不化……可惜”。

　　与此同时，元老院正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会议，另一位拿破仑的党羽、“监察委员会”成员、议员科内特正在用颇具煽动性的语言宣布：可怕的“雅各宾阴谋”正在进行，揭发他所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征候”，这些“暗杀者”使共和国处在危险之中。并警告如果“不采取立即的措施”离开首都，后果不堪设想。然后，政变的参与者、议员代表雷尼埃随即引证《共和3年宪法》第102条，建议通过两项提案：把立法会议迁到巴黎郊外圣克鲁小镇的王室居住地去开，以及任命拿破仑取代勒菲弗接管巴黎地区武装部队，包括保卫督政府和两院的卫队的指挥权。莱莫西尔接着命令对两个议案投票表决。因为许多被吕西安拉拢过来的议员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所以，这两项议案以虚假的多数获得通过。会议最后决定次日早上和五百人团一起在圣克鲁开会。

    科内特带着任命书乘车来到拿破仑府邸，将这一新的军事任命授予拿破仑，他命令拿破仑“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国家代表的安全”，并要他立即赶到杜伊勒里宫宣誓就职。贝纳多特最后采取了识时务的态度。“我不会和你为敌，”他告诉拿破仑，“但是，如果督政府命令我采取行动，我会和一切制造麻烦的人为敌……”这当然也包括拿破仑。

　　拿破仑在一批威武显赫的将领簇拥下乘马车来到元老院。他在元老院宣誓效忠共和国，宣誓的结尾是：“我们要的是基于自由、平等、人民代表制各项原则的共和国。我以我的名义和我的同伴们的名义发誓，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共和国。”没有任何人指出对拿破仑的任命越过了宪法的授权，在场的许多律师也无一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