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光武帝刘秀－－刘秀的失误和政治局限性

光武的局限性<br><br>汉光武帝和其他封建皇帝一样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表现在比较讨厌直言、迷信谶纬、亲近外戚等方面，其中谶纬和外戚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br><br>王莽就是依靠谶纬上台的，而在西汉末年谶纬的力量是很大的，<br>光武本人也是它的忠实信徒。刘秀的姐夫邓晨、好友李通等人都是制造谶纬的能人，当时蔡少公制造谶纬说：刘秀当为天子。一般人都以为是王莽的国师公刘秀（也叫刘歆，刘向的儿子，此公后来就是迷信这个谶纬起兵谋反王莽被杀头了的），刘秀自己说<br>，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大家都哄堂大笑，唯有姐夫邓晨认同。此后若干年，当光武终于做了皇帝之后，邓晨见到光武还说起这段往事，邓说，你终于办成了这件大事了。光武大笑。这句谶纬如果没有刘秀后天的努力也是白费，然而，刘秀即位之后一直对此<br>信任有加、迷信异常。<br><br>东汉的开国功臣李通的下场也是一个旁证，李通是制造“刘氏天子，李氏为辅”的谶纬人之一，他的从弟李松、李轶都是后来更始政权的核心人物，李轶更是杀害刘秀兄长刘縯的凶手，尽管刘秀后来施行韬晦之策，但是一直对李轶不原谅，终于借助朱鲔之手杀掉李轶，然而对于李通，刘秀始终亲任，后来功臣退出，参与朝政的只有邓禹、贾复、李通三人，而前两者和刘秀以及东汉王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唯独李通的出现比较滑稽，而唯一能够解释的比较通顺的理由除了光武厚道之外，更主要的恐怕就是当年的这个“李氏为辅”的著名谶纬了。李通本人多次告退，但是光武不允许，而且加封李通的小儿子为侯爵，这在功臣中是不多见的，而每次光武回到南阳，还派人专门祭祀李通的父亲，虽说李通有首创大谋的功劳可也比不了邓禹等人，光武的这个说法<br>也正是他相信谶纬的一个说明。<br><br>此外，另一个功臣王梁的使用也多少和谶纬有关，当时，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是主北方战神，光武起于河北，所以，以玄武佑己，对王梁也是另眼看待。<br><br>然而，以上这些只能说明光武对于谶纬的相信，还谈不上迷信，<br>特别是光武早期的用人都是以能力为衡量标准的，谶纬还是退居其次的，王梁等人如果不是因为军功也不能由于谶纬而封侯的。<br>关键是光武称帝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居然提出用谶纬来决决断国家大事时，就显得比较荒唐了。<br><br>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光武的往事：<br><br>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br><br>这是发生在光武建武八年之前的事情，可见，那时光武虽然还没有完全底定天下可对谶纬的迷信已经拔高到相当的程度了。而后<br>，著名儒家学者桓谭的命运就更加能说明问题了。<br><br>桓谭是大司空宋弘推荐给光武的大儒，他看到光武“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专门上书给皇帝提倡<br>正学，“帝省奏，愈不悦。”终于在一次对话中，光武得以总爆发了，他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臣不读谶。光武问其故，桓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br>，死于途中。光武此前还对桓谭的新论大加赞赏，而一旦桓谭说出对谶纬的反对意见之后，光武立刻把这件事上升到非难圣贤的<br>高度，甚至要处死桓谭，一反仁君圣主的风范。而东汉一朝谶纬<br>泛滥和刘秀的迷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br><br>大臣韩歆的结局也说明了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后逐渐脱离了他原来<br>的本色，走向封建集权和专制。“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这件事连司马温公都说是刘秀的“仁明之累”。所以，严子陵终于不奉光武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旦皇帝老儿翻脸，不要说同学作不得，连命也保不得了。<br><br>刘秀在处理豪强土地兼并问题上也因为不能脱离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一次大的土地改革的全面失败，有关资料表明：“公元三六年，全国统一。三九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汉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赃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br><br>光武为了改变军队方面的威胁皇权，他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队的措施，然而矫枉过正，豪强地主的部曲在东汉中后期迅速发展，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加大。当然，这和后来的统治者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关系。<br><br>光武帝本人对外戚的问题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他爱屋及乌的先后<br>以辅导太子的功劳增封外戚阴家，甚至在吴汉死后提出由阴兴担任举足轻重的大司马，后由于阴兴自己恳求作罢。东汉前面三位皇帝在外戚问题上除了明帝稍好之外，光武和章帝做的都很一般<br>，只是因为他们本人的威权还不至于让外戚形成专政的局面，但是给后来的执政者带来的麻烦也是显而易见的。<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