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误会

伊索的猫

宋齐梁陈四朝与北魏北齐长期对峙，南北两朝时战时和，战的时候在沙场上兵戎相见，和的时候在宴会上觥筹交错。疆场上振国威的是将军，口舌间争国光却是使臣，于是，也就留下了双方使臣斗口的绝妙好辞。 <br><br>　　元嘉二十七年，刘宋北伐，大败而归，北魏主拓跋焘率军围攻彭城。两军对垒前，先各遣使者相见，试图在精神上压迫对手。担任刘宋使者的是名士张畅，北齐则是李孝伯，两人各逞口舌之利，唇枪舌剑斗得精彩纷呈。李孝伯带了骡、驴、骆驼等北国特产，送给宋将江夏王刘义恭和王子刘骏。宋军不知来意，紧闭城门。于是李孝伯就讥剌说，我现在又不攻城，那样紧张兮兮干什么？叫士兵站在城头，不嫌他们辛苦吗？张畅就说，你们远来很疲劳，营垒未立，我城中有精兵十万，人人都想上阵厮杀立功，怕一不小心把你们全杀光了，所以闭门不让他们出来。等你们休息好了，选个好日子，大家堂堂正正干一场。李孝伯马上说，治军靠法令，怎么用得着关闭城门呢？又怎么用得着夸大其事说有精兵十万？我军也有良马逸足，完全可以一战。张畅对答说，用兵当然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我说的甲兵十万，仅仅是二王左右的亲兵卫士，倘把城内数州士庶，二徒营伍算上去，当有百万。再说打仗斗智不斗力，你的马跑得快不见得有用。双方都虚张声势，为已方撑足面子。李孝伯又对张畅说，魏王有诏给二王，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借副赌博用具来玩玩。张畅马上听出了话中的骨头，就说，借博具好说，不过你这话有语病，“诏”这个字，你魏王在自家那里用用也就罢了，对我们又岂能称“诏”？李孝伯又说，二王子被围住了，要是想家，我们倒可以派兵护送一下。这自是嘲笑宋军连王子也保护不了。张畅说，我们要出去很容易，现在就天天跟朝廷通信息。李孝伯说，听说是有条小路，不过已给白贼断了。张畅说，你现在就穿着白衣，白贼就是你吧。双方话里有话，绵里藏针，讥剌对方。 <br><br>　　元嘉二十七年这一仗，宋军大败，所以李孝伯就抓住这一点来令张畅难堪。他说，我永昌王率军八万就杀得你们望风而逃，深入七百余里，你们做主人的怎么也不出来招待一下。王玄谟（宋军主将）这人我熟悉，十足蠢才一个，你们怎么用此人作大将，大概是没有人才了吧。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但张畅避实就虚说，永昌王过淮南云云，传言而已。王玄谟这人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不过他是北方人，就让他做个向导。接着反戈一击，说，我们的悬瓠小城，魏王倾全国之力，累旬未克。言下之意，你们也不过如此吧。其实，宋军也就是悬瓠一城守得较好而已。可谓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死要面子。 <br><br>　　从现在的眼光看来，作为一名外交使臣，若能在谈判桌上为国家谋取利益，方为立功。讥剌对方，自吹自擂，仗口舌之利，逞一时之快，实是不足一哂。但在当时，却不作如是观，而是把“斗口”的胜利看得如同赢得一场战争。比如张畅，在上面提及的那场大舌战后，声名大振，被称为“随宜应答，吐属如流，言辞详雅，风仪华润”，可谓是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张畅传不足五千字，和李孝伯的对话却写了近三千字，大概和这件奇功相比，余皆不足道了。即使如此铺张，尚意犹未尽，在张畅从兄张邵传中，又把这段对话简缩一下，写了近千字。在惜墨如金的史书中，竟会如此毫无节制地大书特书，重复记述，民族英雄的待遇也没有这般高吧。 <br><br>　　之所以把口才抬到如此高的地步，显然跟当时的风气有关。南朝四代，都相当重视文才，把文才作为才能的代名词。诗文的好坏也就是一个人地位、价值、能力、品德、气度的高低，也就是任官授职的主要标准。靠着一篇文，一首诗甚至一句诗而平步青云的，毫不稀奇。如梁袁峻拟扬雄《官箴》受到武帝的赞赏，马上就被任命为员外郎散骑侍郎。刘孝绰在侍宴之际作诗七首，梁武帝篇篇嗟赏，遂迁秘书丞。诗文之才成了入仕的一条捷径，于是多有献诗文以求官的。如人微才秀的鲍照。为了出人头地，就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得到赏识后做了临川国侍郎。他后来为怕皇帝妒忌而多写“鄙言累句”，何尝不可看作是皇帝对诗文才能看得特别重呢。诗文写得好，犯了错误也不要紧。梁丘迟（有名的《报陈伯之书》的作者）在永嘉太守任上，因不称职为有司的纠，但梁武帝“爱其才，寝其奏”；齐诸荀勖出事被关在狱中，他写了一篇《东冶徒赋》，十分漂亮，齐武帝就赦免其罪；甚至侯景叛乱的主谋王伟，在狱中作了五百字上书梁元帝，元帝竟“爱其才将舍之”，爱文才爱到了连杀父破国之仇也可忘却的地步，真可谓是本未倒置。 <br><br>　　即使仅就赏识文才而言，也同样是本未倒置。诗文才能在南朝被简化成了语言技巧，这也是南朝文风大盛，诗人却都是二三流的脚色，始终出不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时髦是“争价一字之奇，（手加离）采八音之新”，一篇诗文中，连音韵也讲究到了“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地步。好作品的标准是“词采丽逸”、“词藻壮丽”、“对仗最工”、“造句能新”，至于思想感情反倒是无所谓了。在这种“语言技巧＝文学才能＝所有能力”的风气下，讲话的技巧之高自然为人称道，刘宋刘义庆在其所著的《世说新语》中专辟“语言”一门也就毫不奇怪了。张畅对李孝伯的那一番对话，强辞而夺理，文过而饰非，自吹自擂而能自圆其说，把战场上失利的面子挽回了许多，宋朝有了这样杰出的人才，自是可以耀威于邻国，值得在史书中大书而特书了。 <br><br>　　其实，“技巧＝诗才＝人才”这个模式，在中国的取才标准中历来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南朝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已。试看中国历代的“才子”们，都是玩弄语言技巧的大行家，历史上公认的才子是唐寅、祝枝山、郑板桥、秦少游、徐文长、解缙、纪晓岚等人，而屈原、李白、曹雪芹等反而很少被称为“才子”。而才子们的“才”，也就是表现在对对子、猜灯谜、行酒令……上。尤其中对对子，当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出了“孙行者”对“祖冲之”的对子，一时为人责难，陈寅恪说，对对子最能体现对中国文字掌握的熟练程度。事实上，对对子确是最能体现语言技巧应用之妙的一种形式。所以，在野史、民间传说的才子佚事中，多有某才子因对上一个极难对的对子而才名大播的，以至有了对下联招亲，苏小妹三难新郎这样的喜剧故事。发展到后来，竟出现了“无情对”这种根本无视内容单看技巧的特殊对联。如“樱桃口”对“葡萄牙”，“陶然亭”对“张之洞”，“公门桃李争荣日”对“法国荷兰比利时”之类。可谓是文字技巧应用的登峰造极之作。清代有本《艺云轩酒令大全》，保留了历代文人创作的酒令格式，竟达三百余种，而灯谜有谜格也一百多种。世界上，肯定没有哪一个国家有着如此多又如此畸形发达的表现语言技巧的文学形式。可见中国文人在这些最能体现才能的文字游戏上所化的工力之巨，这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公认的取才标准对文人行为的导向作用。即使在时下，各高校间的辩论赛如火如荼，亚洲辩论赛冠军队的队员成了“青春偶像”。其实这种辩论，已基本脱离了是非，而成了语言应用技巧的比赛，而恰是这种意义并不是很大的比赛，被抬高到了不恰当的地步，这正可说明，“技巧＝诗文＝人才”的模式，在今天犹有不小的影响。 <br><br>　　重视语言技巧当然不能说是错，但以技巧的高低作为诗文创作的全部，无疑会导致文学的衰靡；重视文学更不能说是错，但以文才的高下作为人才的大小，就会导致人才的匮乏。南朝四代，由于在“技巧＝文才＝人才”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充斥于朝廷的是一帮只会吟诗作文的文学之士，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人才却是全面缺乏。张畅之类的人，能文过饰非，能自我装点，能贬低对方抬高自己，但能把北魏军队赶回去吗？能让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吗？完全可以说，正是因为视张畅之类的“铁嘴”、“文胆”为王佐之才，排挤贬斥有实际治国治军能力的人才，造成了南朝的积弱与消亡。而中国历代文史人才相对过剩，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相对匮乏，从而延缓了社会的进步，也与历代封建王朝不同程度地奉行“文才”等于“人才”这种狭隘的取才标准有着极大的关系。 <br><br><br><br><br><br> <br>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