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青年领袖恽代英－－史海回眸

Champollion

革命的伴侣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于十二月中旬撤退到香港，立即紧张地开展工作。他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疏散在港的同志，将他们安全地转移到上海或其它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骨干。同时，他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

    恽代英抵港不久，便写信给避难在汉阳娘舅家的沈葆英，叫她到香港来。一九二八年初春，深葆英经上海搭船到香港。他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租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沈葆英协助恽代英，负责整理国际政治资料。每当恽代英在楼上开会时，沈葆英就在楼下看守望风。恽代英常对她说：“香港这个地方，情况特殊，各国特务间谍都有，政治斗争非常尖锐。最近国民党又派了不少特务来港，斗争更加激烈。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每根神经末梢都要参加战斗。”

    有一天傍晚，恽代英不在家，党组织在他家开会，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沈葆英还来不及通知开会的同志，房东已打开了门，巡捕蜂涌而进，逮捕了开会的同志。由于沈葆英的打扮和机智，巡捕误认为她是乡下婆才得以幸免。待巡捕离去，沈葆英迅速收回窗外那串作为暗号的红辣椒，表示出了事，便急忙去找恽代英。找了三天才见到恽代英，沈葆英向丈夫诉说了几天的遭遇，流露出难过的感情。恽代英安慰地说：“革命是免不了风险，免不了牺牲，要受得住考验。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的。你掩蔽了自己，还算机智的。”

    那时候，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由于广州起义失败，广东省委损失极大，在许多同志中产生了一种埋怨省委的情绪。在究竟应不应该举行暴动，暴动应采取的方针以及暴动失败的原因诸问题上，省委内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中央初派李立三同志到港，主持省委工作。李立三同志不是正确地引导同志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而是简单地根据中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进行处罚的规定，撤销了恽代英等人的省委委员的职务。这样做非但没有统一思想，相反造成更大的混乱。党中央发现后，一九二八年二月及时派邓中夏同志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做法。但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同志被捕。

    周恩来同志又赶到香港，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为了遮蔽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利用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举行。这一天，沈葆英担任会议的保卫工作。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心里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来宾，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这时走进了一位顶有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哔叽西装，英俊而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沈葆英亲切地点点头，那双大眼睛里含着笑。

    “他是谁？”沈葆英觉得这个人顶可亲的，正在思忖。恽代英悄悄走过来，贴在沈葆英的耳边说：“他就是伍豪！”

    “呵，他就是伍豪！”沈葆英惊喜得瞪大了眼睛。伍豪即周恩来。她以前虽没有见过，但早已从恽代英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口中，闻知有关他不少传奇性的故事。这时，沈葆英的眼前，浮现出恽代英每次谈到周恩来时，脸上露出无限钦佩和信赖的神情。

    会上，周恩来同志首先肯定了这次起义。他指出，这次起义正是在反革命猖獗，全国的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的时候，广东工人和革命军人，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英勇尝试。在这次起义中，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是英勇斗争的。提拔一些出身工人的优秀分子参加新的省委领导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因此清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还分析了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恽代英和其他被撤职的同志恢复了工作。周恩来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对起义的精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到会代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散会后，代表们陆陆续续离开了“新房”。沈葆英多么希望能与周恩来同志握握手。周恩来似乎了解了她的心事，临走时，象老熟人一样，紧紧握着她的手。沈葆英多么想和这位景仰的领导人说几句话，但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好目送着周恩来渐渐远去的身影。

    当时，党的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夫妇的经济很拮据，生活也异常艰苦。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不以为然，非常乐观。有一次，他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1982年8月13日访问沈葆英记录)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坚持斗争。

    一九二八年六月，恽代英化装成风水先生，从香港赶赴广西贵县，作为中央代表出席了在该县城榕兴街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恽代英在会上作了国内外的形势报告。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的报告，介绍了省内革命运动，作了工作总结，指出了今后的任务。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广西省委，选举了朱锡昂为书记，并通过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等项决定。

    一九二八年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接任余泽鸿的秘书工作，协助部长周恩来同志工作。恽代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省委负责人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腾不出手无法前去时，均由恽代英接谈，并直接作出决定。他回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当时大批干部从莫斯科回国，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恽代英担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工作。训练班每期半个月至一个月，每期十几人或二十余人，训练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课目。恽代英和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同志经常到训练班讲课。训练班源源不断向全国各地输送大批得力的干部，使党的各级组织得以了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各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恽代英还协助周恩来培训了一批特科保卫人员，就是人们常说的“红队”。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保卫党中央，打击敌特、叛徒的破坏活动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九二九年初，恽代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在这前后，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编辑。沈葆英协助恽代英工作，负责收集资料。在沈葆英的协助下，恽代英这里写了大量文章，无情揭穿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阴谋，猛烈抨击蒋介石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党的“六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恽代英从英帝国主义的兵船在南京下关的贺炮和国民党当局欢迎英帝国主义兵船的礼炮声中，看到帝国主义侵华的阴谋和蒋介石媚外求荣的新罪行：“英国的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卖国贼为庆贺他们双方的成功而开炮，然而，每一炮都打在我们中国工人农民的身上。每一炮都打到我们工人农民的心上。”(代英：《英国船又在南京开炮了——又一个“南京条约”》，载《红旗》第7期，1929年1月2日)其时新军阀混战，狼烟四起。恽代英指出，这种因“分赃不匀而相打”的狗咬狗的战争，已经使人民“陷于困苦颠连之境。”他大声疾呼：只有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士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代英：《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载《红旗》第17、18合刊，1929年4月13日)“只有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才能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与国际平等，这是中国工农群众唯一求生存的道路”(代英：《蒋介石为谁说话》，载《红旗》第13期，1929年2月14日)。

    恽代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工农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受迫害、遭屠杀。恽代英愤怒地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针对帝国主义的法权调查委员会伪善地提出中国要改良监狱一事，他鲜明地写道：“革命群众所需要的，是根本毁坏现在的监狱，根本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决不是仅仅是要求监狱改良——改良一点，然而仍旧保留着这种东西，好让人家来关禁自己。”(稚宜：《打破中国的监狱》，载《红旗》第45期，1929年9月16日)

    恽代英还负责编写《每日宣传要点》，主要是根据当时国内外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写出评论。《每日宣传要点》写得言简意赅，每份五百字到一千字，油印分发给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领导同志参阅，对领导同志很有帮助。敌人在破获我党的一些地下组织，搜到这份文件时，发现有许多问题他们还没有研究过而十分震惊。

    那时，沈葆英担任党中央机关的机要员，抄写药水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并负责保卫工作。邓颖超同志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有一次，邓颖超执着沈葆英的手说：“葆英妹，恩来和代英从黄埔军校到南昌暴动，两次共事，了解很深。现在是第三次共事，合作得很好。他们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邓颖超还特别关照沈葆英要关心恽代英的身体。她语重心长地说：“葆英呵！一个女同志，作为他们的亲属，把他们保护好，也就是对党的贡献。”邓颖超同志的话，使沈葆英提高了对机要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1982年8月13日访问沈葆英记录)。

    这时候，恽代英、沈葆英已经有了一个男孩。恽代英的父亲希望这孩子长大后作管仲那样的人，恽代英便给他取了个“希仲”的名。沈葆英身体很弱，奶水不足，生活本来就很困难，哪来的钱买奶粉呢？看到骨瘦如柴的孩子，父母的心是很难受的，为了解决孩子的奶粉，恽代英每天工作到深夜，还要继续开夜车译书，得来一点稿费给孩子买奶粉。

    沈葆英觉得，若要做好革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内心感到非常矛盾。恽代英安慰她说：“目前困难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我们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接着他建议把孩子安排在党秘密办的大同幼儿园里。

    沈葆英安排好孩子后，被党派到闸北一个缫丝厂作革命工作，担任一个党支部的书记。她初次接触女工时，办法不多，工作进展不大。恽代英鼓励她说：“首先应该同工人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她们进行阶级教育，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沈葆英按照恽代英所说的办法，果然工作颇有起色。她在女工中教唱经恽代英修改过的《女工苦》的歌：“小小年轻小姑娘，手持饭菜筐，冷饭半碗留下充饥肠。进工厂，北风吹进破衣裳，十几个钟头真是长，望不到出厂。”(以上引自沈葆英：《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载《老共青团员回忆录》)歌声唤起了阶级姐妹的革命感情，她们从歌声中汲取了斗争的力量。

    他们就是这样，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地忘我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