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特行的余杰——祝贺余杰新书《中国教育的歧路》、《白昼将近》出版

令狐药师

作者：武宜三



十年前读余杰的抽屉文学《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感觉是一种震撼。正如刘绍铭先生所说：“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昏地暗。我们读他的书，难免觉得今生今世，苟活而已。”同样勇於挑战中共权威的王怡，认为“余杰是年轻一代知识份子在公眾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同时也是坚持说真话、并在批判极权制度上走得最远的一个。在国内，余杰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文学思想者的形象被放大。在海外，余杰却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让肉食者寝食不安的政论家。”(《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份子》）从此，我成了他忠实的读者。

之后我又收藏了他的《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出版社）、《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尷尬时代》（岳麓书社）、《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拒绝谎言》（香港开放出版社）、《铁磨铁》（上海三联书店）、《光与影》（东方出版社）、《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等。即使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也剪而存之。

特别跟他相识之后，更是对他钦佩有加。他敢於表明自己的观点，敢於批评任何人。他为人直率、坦诚，简直毫无机心。他嫉恶如仇，不畏权势，使他成了当今中国“最敢於仗义执言的独立作家之一”（《泰晤士报》记者Jonathan Mirsky）、“今天中国最著名的人权活动的宣导者之一”（《今日基督教》杂誌），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皇帝什麼都没有穿的阳光孩子。

最近作为晨鐘出版社《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的第六卷，余杰同时推出《中国教育的歧路》和《白昼将近》两本新作，同样表现了他的这种锐气。中国共產党和毛泽东，几十年来杀害了数千万人，欠下中国人民如山如海的血债；给中华民族製造的灾难罄竹难书。然而其中最恶毒不过的却是推行了最彻底愚民政策，消灭文化、摧毁教育和摧残青年。《中国教育的歧路》中许多篇章都是对中共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政策的声讨，不遗餘力地鞭笞中共权贵及其在教育界的帮兇。

被余杰所批评的人物上至胡温，下至余秋雨。他指责胡锦涛的“向古巴学习”，但学习的不是古巴的医疗保健制度，而是古巴的新闻控制，是昏聵之至，堪称“胡学”。批评“朱鎔基一边当总理，一边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在这方面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讽刺“连不学无术、粗鲁无文的前外长李肇星也当上了教授、博导、院长。这究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是对大学教授的职业伦理的羞辱？”(《中国教育的歧路》)。余杰不客气地直指周济、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杨振寧、閔维方、潘维、丁健等“海归闻人”“是祸国殃民”，是“洋垃圾”。他哀嘆“国人对偷运到中国来的洋垃圾口诛笔伐，却对这些海归垃圾顶礼膜拜，岂不怪哉！”

在对祸国海龟的宣战中，余杰并不孤独。他的朋友邹恒甫也和他一样，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青云直上当了大官、成了炙手可热的名人、天天在报纸电视上露面的海归。他鄙视海龟们喜欢拿爱国、拿“毅然回国”作标榜。海龟们中的许多人是当年靠“六?四”而拿到绿卡的，但一转眼间又投入中共怀抱而大升其官大发其财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后在外国找不到教职才回中国的，张维迎到香港科技大学应聘失败了，才灰溜溜地回到“亲爱的祖国”。

邹恒甫告诫海龟们“不要打爱国牌，不要粉饰自己爱钱的本性”。并一个一个地点名，让人忍悛不禁：“李稻葵，我的好学弟，你再不要在媒体上讲你二零零四年回清华是爱国、爱校、爱家，就说是摸钱好了；钱颖一，你已经当了三个独立董事了，你可不能学张维迎啊，你现在就已经给清华的所有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田国强，你万万不要说你是中国经济学改革的先锋，我在武汉大学用自己和朋友的钱办学时，你还在搞那个自淫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你们哪里是爱国啊，明明就是爱钱嘛！你厉害，就把美国挣的钱带回国来办学啊，为什麼跑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捞钱，再把钱带到发达国家的美国去呢？”

正如余杰所指出，这些祸国殃民的海归人品低劣、贪财好色，危害固然很大，但危害更大的地方在於他们以“知西派”的资格为虎作倀，在中国人民面前歪曲、丑化西方，反復说西方民主制度不好，自由太多，只有中国最好。“我们回来当狼，你们不要出去，好好当羊，由我们来保护你们。”他们把持诸多要害部门，与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通同作恶，严重地阻碍甚至破坏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学术、教育的进步。

我同意余杰的说法，这些无耻、无赖的流氓“学者”们的回国掌权，决不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步伐。到西方留过学、回国之后照样干尽坏事的非洲和拉美那些独裁者、贪官污吏，就是例証。张维迎这个昔日的放牛娃，也是例証。他对弱势群体之残忍冷酷，比之名曰红色接班人实为土匪后代的太子党更有过之无不及。但我以为，这些海归不将西方的好东西引进中国，并非因为他们未进入过西方主流社会，不曾深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决定：即使他们进入过西方主流社会，懂得了民主、自由、人权价值，也不肯把西方的好东西引进到中国。为了利益，他们或主动投靠、或被收买，早成了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帮凶，成了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

北京大学作为余杰的母校，受到他更多的批评和关注。仅题目中有北大二字的便有《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北大教授的书房》、《北大之殤，可谓国殤》、《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梁漱溟与老北大》、《北大有谁向马寅初校长道过歉？》、《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沉元》、《英锐刚正的北大川籍学人》、《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谁之北大，何谓公平？》、《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有感于北大校长和耶鲁校长的对话》、《北大之殤、中国大学的衙门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等。真是爱之深，痛之切。充分体现了余杰的人文关怀，是北大精神的继承人和捍卫者。

余杰的真诚和率直是他的天性，他因此不容於主流社会，被关在衙门之外，也因此而得罪一些朋友，使自己处於前后夹攻的地位。在这裡我不得不指出，一些人对余杰的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例如，有些人甚至把余杰出入国门、飞来飞去也大加攻击；有些人对拒郭事件，既不去弄清真相，也不肯平心静气地作出分析，就人云亦云的攻击和漫駡。

每当余杰受到不公正、不符事实的批评时，我就想起余杰在烈日之下，汗水淋漓的参加过香港二OO七年“七一”争民主、争普选大游行；想到他十几本风行海内外的著作。余杰也一定有不对的地方，但我想：余杰难道比剥夺了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言论、选举、结社、出入境等各项权利的权贵分赃集团更可恶、更可恨吗？

读其书，观其行。余杰的文章涉及许多方面、许多领域，有些是我无法置喙的。但想到他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和十几万香港人一起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普选的大道上的时候，当他为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以及失学儿童吶喊的时候，我就认定他是言行一致的勇者。他比起那些躲在安全的外国、吃着冰淇淋、领着津贴而大駡别人是“软体动物”的人不知高尚多少倍。

我爱有缺点的英雄，不爱完美的神。我祝贺余杰新书的出版，只因他是个勇於说出“皇帝是光屁股”的阳光男孩。令人高兴的是，这种阳光男孩已经不是稀有动物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了；而且有越来越壮大之势，王怡、冉云飞、焦国标、昝爱宗、曾金燕、胡佳、唯色、王力雄、小乔、李元龙等，不胜枚举，令人欣慰。

（写於2008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