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十年的失踪者

令狐药师

①三十年河西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

作者：叶知秋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30年回顾和展望”热潮中，1月12日北大光华学院的新年论坛算是第一声惊雷，瞻前与顾后中的纷繁景象，已在此初露端倪，一些细节值得提及。

论坛的环节之一，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邀请3位演讲嘉宾吴敬琏（“吴市场”）、厉以宁（“厉股份”）和茅于轼（“茅维权”）同台共话30年。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是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有哪3项？吴敬琏的答案是执政党的3项决议，厉以宁的答案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兴起，茅于轼的答案则是财富的增加、自由的扩展和对内对外的更开放。

论坛下午第一个登场的，是即将接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他批评某些经济学者依葫芦画瓢，批评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成的经济学经典理论在解释转型中国时的苍白无力，批评所谓华盛顿共识，提醒注意由转型中国经验发展而成的北京共识。随后登场的两位质疑了林毅夫的一些论断，其中一位说，197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华盛顿在哪儿，更不了解华盛顿在说什么，中国30年的改革，绝非西方理论指导，而是照着“吃得更饱，穿得更好，说得更多”的朴素逻辑渐进而成的。

他提到1962年发生在深圳宝安的10万人“逃港事件”，广东一些市县及全国12个省市聚集而来的10万余人中，有6万人最后到了香港。曾有调查组自京赴深，沿途的反馈是，跑过去的绝大多数都在打工，两三年后便可寄钱回家盖新房。

香港现在有个罗芳村，深圳也有个罗芳村，前一个罗芳村，便是由1962年的“逃港人士”建设而成，30年前，两村收入相差100倍，现在已相距无几。

目前为止，尚未可翔实解释1978年促使中国最高层下定决心开放继而建立“特区”的缘由，但1962年的逃港事件，的确是目前为止可查到的，记录在案的最早的历史诱因之一。受惠于30年改革的中国人，一定程度上，同样受惠于1962年这6万人因饥荒而生的勇气。在建国近50年的历史里，这6万人是失踪者。

这一时段，多个以“回顾和展望”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常提到1980年代创改革之先风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到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按图索骥，在百度上搜索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各自精彩。30年，在喜庆但却粗糙的宏观统计数字背后，是历史幽深的细部，在他们的人生里，看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看到壮怀激烈、孤怀遗恨。一次，一位朋友问，知道翁永曦吗？不知道。“翁永曦”，是电影《新星》的原型，是34岁的副部级高官，是后来卖降血压保健品的生意人，是再后来生意落败惨淡落寞的前老板。

还有一长串名字，潘晓、李燕杰、宁铂、张军钊、罗琦、汪国真、庞中华、朱建华、胡志标、李经纬……他们有的遗失于历史的沙漏，存活于幽暗狭缝，若无人朝花夕拾，便可能永远遗失；有的则从过度放大的“神话”回复至正常，从舞台中心退至边缘。

在寻找失踪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30年里形形色色理想、价值、伦理、制度、世道、人心、爱恨、趣味的变迁，看到了扭曲和还原，看到了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也看到了时间的无情和冷酷。

三十年河西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

叶知秋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就像多年前，红遍大陆港澳的歌星谭咏麟唱的那样，“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人一辈子，核心的朋友圈总有一个量。看其他人出没在一个人生命中的K线图，就知道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国家也是如此。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体、公众；政治、文化、潮流，都充当着舞台调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西谚说，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繁华如烟，过去就拉倒，一些人我们忘了，一些人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我们死活想不起来，另一些我们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遗忘；多少电影，还没公映就转到电视的某个频道去了；多少言语，还没说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摊小贩，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多少夜市，灯一亮就成了聊斋；多少邻居，还记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变成了穷人；多少人去了，钱还没挣够；多少人走了，钱还没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更快、更高、更强，教会人们不再回头，大家都学会了这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民族理想的变迁

三十年河西，是从1978年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这个已消失多年的短语，曾经出现在数亿中小学生的作文结尾里，“我决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伴随着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乐的曲啸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残疾越美丽的张海迪姐姐。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另一种方式点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人这样掏心窝子，带给时代的自豪感，不亚于2个点子的GDP.

那时候没有偶像一说，这些昙花一现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既吻合了主流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间的启蒙浪潮。尤其是发出人生意义拷问的潘晓，跳入化粪池抢救老农的大学生张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旧瓶子装新酒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义的萌发。

当穆铁柱、朱建华，以及中国女排，在身体上成为世界巨人、掀起亚洲雄风时，他们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梦想的LOGO.这是与今天的李宇春和刘翔们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区别就在于，所谓英雄，就是国家主义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个人主义的英雄。

就像庞中华如日中天的钢笔字，连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大写的民族自强之梦的投射。在庞中华那里，人人练好钢笔字，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个人奋斗的充满形式美感的契合点。这和以后在李阳那里人人学好英语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10年的文化英雄开始大批失踪。在民间，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两个大众化的文化集团军。他们如潮水一般地来，然后一个一个被遗忘。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机与未来的思考，往往具有轰动效应。最轰动的一本书，是1988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也许30年来，没有第二本专著可以超过它当初的洛阳纸贵。但几年以后，何博传就迅速消失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视野中。

90年代初以后，我们中间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一个最大的嬗变，就是从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开始剥离；另一方面，国家理想也开始与文化理想对峙。于是像张海迪这样的、将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官方树立的英雄，不再成为民间的偶像。而民间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为官方认同的英雄。这样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元化，人也越来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间的理想和舆论，开始独当一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并开始具有市场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所以崔健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承认，民间也有本事长达20年不将他遗忘。换句话说，在谁被遗忘、谁被记住这一点上，市场化使老百姓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与2004年的“私产入宪”遥相呼应，显示着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弄潮儿”一词，也迅速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改革家和企业家最体面的称呼。但从步鑫生到禹作敏，从牟其中到胡志标，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个不曾红极一时。在老百姓用电饭锅取代米汤滤饭、用空调取代火炭、用卫生纸取代草纸的岁月里，这些人物如走马灯转，象征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

其实市场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场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完整的偶像。尽管有钱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为止，真正站得住脚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财富性的。换句话说，财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踪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们忘记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无数的人加起来，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我们忘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断。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时代往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坝消失了，弯曲的街道消失了，旧书摊和担挑的货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儿童那里，正在成为文言文。当拆迁的速度超过了人际交往的速度，堕胎的速度超过了爱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过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过了执法的速度，民间就一边继续生长，一边继续消失。

今天，仍有年轻人在读三毛和席慕容的诗。但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明星诗人汪国真，却已花果飘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剧，消失在了千万读者的记忆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场理想的残缺，和国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众人物，一度迎来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乱神。当政治人物逐渐被祛魅，在从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场偶像的青黄不接的过程中，新的“造神运动”带着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民间宗教式的反弹，开始崛起。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就是80年代名震宇内的“海灯法师”。这位老人号称“少林主持”，却得不到少林寺认同，以“二指禅”绝技名震天下，却没人真的见过。海灯声名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受万千弟子膜拜，有电影、电视剧为其立传，首开30年来气功、特异功能和民间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年《海灯神话》一书出版，揭露其神话的记者敬永祥在2000年获得反伪科学奖。此时，人们早就忘了当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师”。

失踪的三十年

民间对三十年河西的记忆，是从改革之后的一份对前三十年盖棺定论的文件开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几次宪法修正案，就构成了这三十年一个宏大叙事的边框。

所有的人与事都在里面装着，装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开。时代变得越快，忘记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说，在民间和文化的意义上，这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重新发现了个人，重新寻找和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和没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给每个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谁留下了，谁失踪了。谁永垂了，谁蒸发了。就像数一数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岁月带给了我们什么。

“精神污染”消失了，“靡靡之音”也无人再提：“投机倒把”消失了，东北的君子兰、广东的兰花和四川的海狸鼠也消失了。1993年，轻工业部消失了；1998年，邮电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终于从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国有企业不断消失。一座座古城不断消失。2003年，孙志刚消失了，连“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农业税”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决消失了。

以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层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断失踪，连蔚蓝色的天空也跟着失踪了。文化意义上的邻居消失了，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药物失踪了，最昂贵的贞操也失踪了。最短的诗歌消失了，最长的爱情也消失了。

曾经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人；曾经的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曾经的苏小明，曾经的校园民谣；曾经的劳模，曾经的三八红旗手；曾经的大型团体操，曾经的启蒙读物《青年生活向导》，一一在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时代在进步在发展，观念在变化在更新，于是有的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杀，有的是被抛弃，有的被隐藏。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没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没有青年人了解30年前的苦难。人死了有一座墓，时代死了却不肯修一座博物馆。于是人们想起来说，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说，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离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来，越远的事反而记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们是正在成熟呢，还是正在衰老？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地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

最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

令狐药师

作者：蒯乐昊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蒯乐昊　发自上海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

这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这位务过农、当过侦察班长的老兵，刚刚从柴油机厂的油漆工转变成大学生，从此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他很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文代会代表……《伤痕》之后，他写过十几个短篇和一个名为《森林之梦》的长篇。“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住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赌场里面看佛经

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辞去《文汇报》记者一职，下海经商。1986年，在当时的“出国热”中，卢新华去了美国，用两年时间，攻下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卢新华经历了事业和生活的多次起落。他跟人合伙开过公司，也曾做过金融投资，但都不成功。学生时代，他就曾靠在有“小巴黎”之称的小镇西木村踩三轮车补贴家用，后来一度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文字描述的那般悲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加州大学附近的旅游区踩三轮车，对学生来讲是一项颇为划算的工作。‘小巴黎’一到周末就封锁道路，只有三轮车才能通行，干这份工作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来自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他们踩三轮车固然也是为了挣钱，但好像更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干起活来通常都笑容满面，风度翩翩，一举手，一投足，一声吆喝，姿态也很优雅，因此我渐渐地也爱上了这一行。既然做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三轮车夫我也不以为意了，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凭着踩三轮车赚出来的生活费，卢新华拿到了硕士学位，把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美国。不久，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相继出生。

7年赌场发牌手的生活，也不像国内想象的那么凄凉。“在美国做发牌手，要读专门的职业学校，拿到资格证以后才能上岗。工作轻松，且收入不错。”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补回损失。“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初稿中曾说我去赌场发牌是为了丰富创作阅历。我说这不对，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但我的确喜欢从赌桌上看人生。民间有句俗语，叫‘赌桌上选女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性尽管平时不容易看清，但一到赌桌上，因为有切身利害冲突，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每个GAME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

我不想再谈《伤痕》

2004年，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回到国内，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天生的“石女”与3个男人的情感故事。

评论者普遍认为，在小说表面的情爱故事之下，“紫禁女”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学者分析，卢新华以“石女”隐喻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这一意图非常明显。如石女的初恋情人吴源象征着儒家，他入世、积极，作者对这个人物批判居多；另一个恋人常道则是道家的代表，以天地和谐为理想，以退隐无为看人生，看似能够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其实却缘自生理上的缺陷；石女的“假丈夫”大布鲁斯则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象征。女主人公与这3个人物的纠葛，揭示了多种文化在互相激荡、碰撞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谈《紫禁女》者甚少，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对记者“申诉”，“我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革命”：《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

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

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

人物周刊 ：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

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

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

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 ：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

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

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

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正由浙江文艺社出版，我是先预支了一千多元稿费去交培训费的。此后大约半年多时间，我一直处于无工资可领的窘境，只能在学习之余每周为《文汇报》写一篇千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得30元左右的稿费聊补家用。

人物周刊：在国外，你也办过公司，做过投资，但似乎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卢新华：出国主要是为了“行万里路”，开阔自己的视野，继续获取经济和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为了能放下身上因《伤痕》而积聚的荣誉光环。到美国后，我踩过三轮车，与人合伙办过公司，做过期货和股票，去赌场发过牌，也回国内投资办过服装厂。如今，合伙办的公司早已注销，做期货和股票赔光了当时所有积蓄，在国内办的服装厂仅存在了4年多即已倒闭。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的性格和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经商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赚钱对我诱惑力自然很大，但我的精神层面又常常会涌起一种冲动去抵制这种诱惑，去认识到财富如同一切浮名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人物周刊：你少年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卢新华：我年少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开汽车，这个理想我20多年前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理想早已改变了。但我可以对你说，商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理想，当作家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所以，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在离开母国，转换文化背景后，跳出一种时空再来反思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流变，你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卢新华：我不习惯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表直接的意见，而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我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人物周刊 ：《紫禁女》面世以后，反响如何？

卢新华：《紫禁女》推出后的市场反响我还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多、且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信息反馈也比较热烈。《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可以说能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比较多。但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证明还是可以吸引相当的读者的。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做一道选择题，你希望中国的人们：A.记住《伤痕》，忘记卢新华。B.记住卢新华，忘记《伤痕》。你怎么选择？

卢新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所说《伤痕》，其实非《伤痕》，是名《伤痕》；我们所说卢新华，其实非卢新华，是名卢新华。如是，我希望无论“我”或者“众生”都不必执着和拘泥于“伤痕”和“卢新华”这样的名相，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吧。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能不能不再提宁铂——在谈论少年班或神童这类题目时？不可能。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餍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百废待兴”和少年俊杰

　　1978年，全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聚焦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天才。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那一年的“时代人物”。

　　1964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市一个普通家庭。这个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天赋：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5岁，他在赣州提前进了供电局子弟小学，没多久随父母下放，去了于都县梓山公社河坑大队第4生产队。

　　那是“文革”岁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父亲宁恩渐意识到儿子智力超常。

　　还有一个有待确认的说法：宁铂六七岁时生过一场大病，吃过一些滋补品，据说营养补剂促他早熟，他在11岁就进入青春期。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另一方面，他确实较早对异性产生兴趣。采访中，一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大学生的退休教师说，宁铂的基础其实打得并不扎实。

　　1976年“文革”结束前，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教育，获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1977年10月末，宁恩渐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10页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副总理将此信转给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一句口号，少年班的气候初步形成。

　　信寄出10天后，中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考的是数学，同时参加的还有两位早慧少年，宁铂得了67分，排名第二，第一名80多分，第三名64分。宁铂90年代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当时抽考物理他肯定最差。他不明白比他分别大几个月和1岁的两位同学为什么没被录取。

　　1978年初，宁铂受到方毅副总理接见，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就是江西“神童”宁铂的传奇，配有他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还有20人，如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申喻(当年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年仅14岁的初中生申喻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1小时交卷，却夺得第一名。科大三年级时，发现并修正了大学线性代数教科书中一类定理证明的错误，引起教授和校方重视，此事由新华社报道，并附申喻与教授们手捧书本的照片，后为各地报纸转载)、谢旻(现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郭元林(现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1979年，年仅11岁的张亚勤入校。他后来回忆说，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神童”宁铂的事迹，看完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整晚睡不着；几天后，他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在科大默默无闻，后来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担任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微软全球副总裁。2004年，他与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起出现在上海，应对自如，只是早生华发。

　　值得注意的是，1978-1979年，中科大试办两届少年班都采取学校派人亲自面试，自出考题、破格录取的模式，没有参加高考。到1980年，少年班选拔一律通过高考，然后学校复试筛选。“这等于说，对于那些有天赋、有专长的孩子，最后还是用应试教育这一套，用高考这把尺子去衡量。”那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苗子的老教师说。

　　1984年，邓小平接见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谈及前3届少年班学生的优异表现：70%读了研究生，其中有16岁就获博士学位的。丁肇中赞叹道：“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破格提拔”在1984年下半年面积扩大：从中科大一所高校扩展到13所高校，其中有北大、清华、华中工学院、吉林大学等等。与之配套，全国省级重点中学开始为少年班输送优秀学生，当时比较突出的有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天津耀华中学、沈阳育才中学、无锡天一中学。后来逐级向下，触角伸至小学。

　　于是，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竞赛，个子短小的中学生跟大学生进一个课堂成为美谈，舆论异口同声，社会积极响应，恨不得家家出个神童。

　　“仔细想想，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跟当年的‘大干快上’、‘放卫星’、‘三年赶英超美’有相通之处，跟现在有些人抱怨的‘这国家跟打了鸡血似的’也是有血缘关系的。直到这几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之后，平衡、理性才纳入国家和人们思考的范围。但是在当时，舆论是一边倒的，就算基层教师发现了一些类似‘拔苗助长’的问题，提出过一些质疑，也被大环境的声音淹没了。”一位当年给少年班学生开过小灶的中学物理老师说。

　　如果宁铂成为一位高僧

　　当年所有的大报、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样一张照片：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这个葡萄架有段时间成为科大新生和来宾必瞻仰之处。

　　80年代，所有被归入“少年预备班”或“实验班”的神童苗子都记熟了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此外还有谢彦波、申喻、干政……许多家长也时不时拿一张珍藏的剪报出来吓唬自家天资平平的孩子：“你看看人家！”

　　事实上，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1年后他就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当时他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本人的兴趣将他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多年以后，退休的汪惠迪告诉记者。从正面理解，科大将宁铂看成本校的“荣耀”，实际上已经将他当作“棋子”——尽管这些词语可能有失厚道，或者也有违主事者的初衷。

　　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25年里宁铂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无一成功。

　　他必须服从人们安排好了的事，父母、师长、学校、国家，满足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即已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也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这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

　　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有老同学反映，“当时他就神叨叨的。”

　　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又是一则抓眼球的新闻。同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随后又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一步，领取了准考证，但在走进考场前的一刻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但汪惠迪老师和许多人一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惧怕失败。

　　如果一个人被反复告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这种选择属于正当防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那种“光荣”之下的压力。

　　1998年，宁铂与程陆华结婚，然后生子、给儿子喂奶、烫尿片、去菜场买菜……婚姻生活似不和谐，于是他醉心于研究佛学。2002年，他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学校领回去；一年后，他“成功”遁入空门。在此之前，他引高尔基一句话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我的那些同学，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认为现在就为这些当年的神童下定论为时过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30多岁40出头，这个年龄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宁铂以后成为一位高僧呢？”

　　2004年校方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27年来，共招收1134名少年大学生，在已毕业的942人中，85%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取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3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并涌现出如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被授予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等国际知名的杰出人才，说明少年班的成才率和成才度都是很高的。”

　　现在，中科大的校史陈列室里，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位居醒目位置，在几张有宁铂等人出现的图片下方，他们被统称为“少年班同学”。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1980年，他们的一封信引起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共鸣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寒意潜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转门再一次被推动。

　　一位女士进入，张望片刻，迟缓地走到跟前，起初，脸上挂起应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吧？我就是黄晓菊。”

　　口气如同电话里，“采访时间一个小时够了吧？”

　　尽管如此，应酬中也暗藏着她的精心：整齐打理的发型、两道描绘过重的眉、一抹浅浅的唇红，还有，她眼中的精气。

　　不远处，80后侍应生陌然看着。咖啡店里，青春洋溢与年过五旬，交相对映。

　　80后，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晓菊“红”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动过一扇“门”——一代青年的思想闸门。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便是黄晓菊。

　　“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上，湛蓝天空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飞舞。干净、朴素，没有“导读”与“要目”。

　　“我敢断言，至今仍有上百万人珍藏这期杂志，‘潘晓来信’代表了他们的青春与共鸣。”《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笃定地说。

　　2000年，他参与编辑《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从而查阅了大量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档案，采访了一个个当事者：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那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讲实惠’搞不好就牵扯到这上面，比较敏感，不好收场。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从群工部收集来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

　　《中国青年》杂志社早期办公地点在北京三里屯，马丽珍和时任总编关志豪住在同一单元，回家路上，马向关表示想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编辑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来，“二马”每天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满困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在1978年被确立，旧的意识形态已受到了怀疑，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裤，被批判成学西方颓废派，有些单位直接在门口设岗，见谁穿就把谁的裤腿剪掉；穿衣、夫妻关系，再到就业、离职，政府无不干预；政府一方面说青年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地毫无生气；政府宣传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也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寻过短见，可以和他聊聊。

　　“潘晓”出炉

　　“一系列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从中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黄晓菊说。

　　小钢勺在咖啡杯中舒缓搅动，回忆如涟漪泛起。

　　“那会儿，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人在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十几间病房就我一人，静极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帘，跪在地上，把病床当桌，“‘掏心掏肺’地写呀写，早忘了约稿的要求，一个劲在那儿倾诉。”

　　“我母亲响应号召，远赴内蒙支边，与当地一名解放军结婚。身为长女，我从小患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她痛感：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缠线球是“主客观环境”里的具体工作。对于生存能力，黄晓菊特别自信，“不管多难的活，我保准干得又快又好。”

　　干完活后，她就跑去问同事，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

　　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李燕杰说，30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特约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那时候，李燕杰比李连杰火。

　　外地偶有李连杰的仰慕者，不知偶像地址，信封上写着“北京李连杰收”就往首都寄。邮局的同志看到“李连杰”仨字：不认识！敢情是李燕杰吧？啪啪啪，转寄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前身)。

　　李燕杰当然是付诸一笑——1980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教育家、演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最新统计，他的社会头衔已经超过720个)……寄给他的信太多太多了。“最多的时候一天125封！”他回忆。

　　事实上，回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描述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用的是现在完成时。你需要不断地提问：这是什么时候？有时是1980年代，有时是1990年代初。

　　他穿白衬衣，戴黑框眼镜，对着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挥舞左臂，“不管母亲多贫穷困苦～～儿女们对她的爱～～绝不含糊！”

　　高举双臂，掌声响起，顿了顿，“我们只喊一声：祖国万岁！强烈的爱～～在那感情的深处啊！”

　　“那几千人群情激昂的，要是有个汉奸在那儿，得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忆到兴起，他说。

　　与时俱进的演讲主题

　　刚解放时，李燕杰曾在北大露天广场看过郭沫若的演讲，这给他的印象很深。“郭沫若先生一上台就说：‘今天我沐浴在金黄色的党的阳光下，沉浸在轻怡的海洋当中，我也变得年轻了许多。’立刻吸引了很多人。”

　　他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1977年1月25日。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市运输局请他做一个批判江青的报告，他创造性地从“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简爱》、《飘》、《基督山恩仇记》、《红字》这五本书”出发，进行了演讲，引发一时轰动，并由此——按他自己的话说——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头。

　　1980年3月25日，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的大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理论时，有点哲理；在授知识时，有点新意；在语言表达上，有点趣味。

　　李燕杰自己则说，自己的报告老受欢迎，不出大错，是因为抓住了这三条：坚持原则不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不搞自由化、宣传教育绝不简单化。

　　李善于把握时代特征。媒体报道，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譬如1976至1980年“粉碎旧的枷锁”；1990至1992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1992至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

　　最新思考的题目则是“大爱大智大美”，“这到哪儿都受欢迎，你说这谁会反对？……每天生活都得向高标准看齐，胡锦涛想什么我得注意，普京、布什想什么，我也得注意……”他研究了十七大报告，认为“大爱”在现阶段就是“以人为本”，而报告精神则可归纳为“根、变、度、效”四字。

　　2007年10月25日，李燕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场演讲，同时度过了自己的78岁生日。“三天前党的十七大闭幕，一天前嫦娥一号上天，”他笑着说，“开好十七大的同时，让嫦娥一号顺利上月球，两者互为作用，这说明他脑子里有宇宙全息论，也有大成智慧论……”

　　在德国讲贝多芬把他们讲哭了

　　他总结自己的优势，第一，学问是基础，第二，走的地方多，“每到一个城市，准写诗，准写哲理性散文”。

　　他拿出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生命在高处》，逐字念目录：“那题目，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伊尔库茨克之鹰》《从红河谷到感恩节》《伊甸园中的散步》《西雅图怀想》……”

　　李燕杰去过全球680个城市，“小小的美国，本人去了48个城，83所大学”。1980年代，一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多次鼓励他：“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李在1982年当上了“巡回大使”，连续三年出国作报告。当时的 “中央慰问留学生代表团”，他是首席团员，“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圣诞节前出国，在国外过新年，一直讲到农历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国。”

　　“中央当然希望我们讲爱国主义，讲改革开放，但我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每到一地便会研究当地文化，找贴近性，“在德国我就讲贝多芬，一讲完外国人都哭了，他们说，那一瞬间，李燕杰就是贝多芬……”

　　1982年，慰问团到美国，美国人问他们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里没人敢回答，我说，我来回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都变成有产阶级！”他哈哈大笑。

　　李燕杰没有去过台湾。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他希望在台湾讲什么？“我不说你陈水扁。我说中国的历史上，南宋以后中国人给人起名字爱叫岳飞王飞刘飞孙飞，没人愿意起名叫秦桧是不是？我不说陈水扁，下面就知道我说什么呢，对不对？”

　　现在的李燕杰太少了

　　上海一位文化学者曾说，于丹就是21世纪的李燕杰。李燕杰听罢点头，“全国叫XX李燕杰的太多了，演讲不错的，马上就叫‘李燕杰’，还有人说呢，易中天走的路，就是李燕杰的路。”

　　他们的共同点？还是那句话：走出象牙塔，奔向十字街头。李燕杰觉得，现在的“李燕杰”，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社会上那么多人自杀，“要是有‘李燕杰’给他们做报告，他们至于吗？”

　　他忆起当年，杭州一女孩因失恋自杀。“都跳了西湖了，被人救起来。我说了三句话，她不死了。第一句，给她一个宏观的，成得大事业者往往不是幸福中的宠儿，而是遭受诸多困难的人，”他语速极快，极流利，“再给她一个中观的，失恋不能失智，有失必有所得，得到的往往比失去的多。最后给她一个微观的，男孩不爱你，你去告诉他，我还不爱你呢！”

　　“这算不算救苦救难啊？”他反问。

　　他给记者看他的另一本书，里面多是语录体的短句，他翻着：“任何事情啊，这里边都有一个哲理的思辨，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理想，关于命运，也就是说，你查什么，我这里都有。你研究与时俱进，我这里也有一大段。”

　　“一般中文系教授都不买”的《于丹<论语>心得》，他买来看，觉得很好，因为敢于联系实际，把孔夫子的话说活了；“一般教授都不看”的《读者》《青年文摘》，他看得很早，“刚一出现就注意了”，他承认受到这类杂志的启发，新近的《智慧》，“也和我思路一样”，“还有那一本，对对对！《格言》！也很好。”

　　李燕杰说“我也关爱于丹，也关爱方永刚”，眼里充满慈祥；他的口中偶尔会蹦出一些时下流行的词汇，比如“粉丝”，他也关心超女的命运，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一元化，是多元化，有些小女孩就是喜欢李宇春，喜欢周笔畅，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跟她们讲思想教育，她们能听得进吗？”

　　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

　　整整20年前，1988年1月13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作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曾在改革开放前沿蛇口与当地青年有过一场辩论，并引发了一场“蛇口风波”。

　　辩论的导火索是“淘金者”。曲啸将“淘金者”与“创业者”对立，认为淘金者“为了个人利益，特区不欢迎”，引发青年反感乃至当场反驳。其后，一封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被报送中央和有关单位，一位起草者说“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而蛇口方面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小报告”。事后有人投书《人民日报》评论这场“风波”：“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

　　那场辩论，李燕杰并非主角，他也否认对《始末》一文的发表知情，“就算我是所长，这必定是我的意图吗？”

　　他说，这件事过去太久了，你们了解到的都是盲人摸象。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贯认为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我要是保守派，能走到今天吗？”

　　我们是李向阳

　　改革开放30年，李燕杰是亲历者，他说，三十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他说自己不想上电视，也拒绝过凤凰卫视的邀请，“精力不够”，而上电视影响太大，“到时候(社会反响)波涛汹涌形成了以后，挡也挡不住。”

　　所以他“最近有一个转向，从演讲转向著书立说”。

　　现在，他所编所著的书，有50种。

　　40岁以下的人，知道他的不多。他说，这是事实。他自己分析，一是“时代大背景使然”，“你琢磨琢磨，现在人想的是什么？钱，当企业家。八十年代有‘下海’的么？”二是新闻媒体“成天忽悠”恋爱凶杀琼瑶金庸，“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琼瑶要是找我，我也跟她聊，但应该适当研究一下人的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是永恒的教育……”三是演说家都老了，后继乏人。

　　有人问他，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伪劣产品，为什么？他回答：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一帮伪劣人！继续问：为什么有伪劣人呢？他答：因为我们存在着伪劣教育！

　　在一次演讲中，他打开一幅写有“鸡”字的书法条幅，教育大家：“公鸡报晓不误时，搞市场经济，履行合同要守时。鸡会自己寻食，我们自己得去找市场。老母鸡下蛋孵小鸡，搞公司应像下蛋那样发展起来一大群，形成集团公司。养鸡投入少，产出多，做生意也应该如此。另外鸡就是鸡，实事求是，从不说自己是凤凰，办公司、做买卖，也要做到实事求是……”

　　“我一场报告下来，可能很多人就不干坏事了。”他说。

　　“打个比方，我们就是雨伞，下雨时才想起来，不下雨就扔犄角旮旯里了……关键是领导的思路和水平，当然，我也体谅他们，日理万机，容易顾此失彼。”

　　“我们啊，也是李向阳，不支持我们也照样干革命，但对事业不好……”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失踪的人和一部失踪的电影，就这样一边被铭记，一边被遗忘；一边名垂史册，一边石沉大海

　　付晓红

　　2002年，法国《世界报》影评部负责人、著名影评人米歇尔·傅东在巴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冷不丁问了一句：“那个拍了《一个和八个》的张军钊现在到哪儿去了？”傅东一直记得当年看到《一个和八个》时的震动。

　　近几年，媒体关于张军钊的零星消息也都会首先谈到他“近20年的消失”，答案是：生病和沉默。一个失踪的人和一部失踪的电影，就这样一边被铭记，一边被遗忘；一边名垂史册，一边石沉大海。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张军钊的形象还很陌生，经常有人把他和吴子牛弄混。一张被转载次数最多的照片是这样的：浓黑的头发遮住了半个额头，连腮的胡须从下巴一直围到两鬓，双眉微立，双眼如漆。这带有浓郁的80年代气息的形象可以是任何一个诗人、画家或导演。2005年8月3日，张军钊在央视《东方时空》“东方之子” 栏目现身，已经看不出当年胡须满腮的愁绪万千和剃成光头的激情万丈。

　　2007年4月，一本叫《飞》的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张军钊的访谈，同样谈到他20年的销声匿迹，让我们确信这是一次众目睽睽下的消失，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停止拍电影和电视剧，《一个和八个》之后他又拍了6部电影和近10部电视剧。就在接受采访前不久，他还在新疆拍摄一部电视剧，这也是对他的新疆情结的一次抚慰(他曾在新疆服役和工作9年)，采访中张军钊说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他不会停留在一种题材、一种类型上。他把电视剧当电影拍。

　　张军钊曾尝试各种类型的影片和电视剧，体育、武侠、伦理、言情、心理。其中1987年的心理悬疑片《弧光》给人印象深刻，但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娱乐片大潮中，这是一部另类而不合时宜的影片：白灵扮演的神秘少女景唤，在灵光闪耀的冰湖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玄幻、紧张的情感故事。那个爱着她的男人走了，她被治愈了吗？怎样学会遗忘？

　　2004年5月，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出现在报端——《张军钊“叫板”陈凯歌》。张军钊到云南元谋为电视剧《铁色高原》选景，巧遇也在当地拍摄《无极》的同班同学陈凯歌。当地媒体说“凯歌走了，军钊来了”。这种“狭路相逢”让媒体兴奋，但这种兴奋找不到燃料可以升温，很快淹没在其他的热闹中。不久，《无极》里的“生死爱欲”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军钊在高原因高血压和糖尿病住进丽江的医院，《铁色高原》中途换了导演。据说，张军钊近20年的“消失”，也缘于他的健康状况。

　　1982年9月，4个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分别从不同的城市——西安、杭州、北京、乌鲁木齐——出发，奔赴边远偏僻的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们是导演张军钊，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广西省会南宁，南宁，距北京2576公里。这个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匆忙上马的电影制片厂，似乎一度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1982年夏，张军钊一行4人服从国家分配，无奈而悲壮地来到广西。半年后，这4个年轻人剃光了脑袋，组成了“青年摄影组”，为了能够独立拍片，在全厂大会上宣誓：“万一失败，甘当10年助理，……军令如山，立誓为证。”

　　他们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根据郭小川倍受争议的同名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这部作品虽然因为审查问题，被删节修改了107处之多，但今天看来仍然力透银幕：雕刻般的人物造型，昏暗险峻的影像与构图，大段的寂静配合低沉的男声哼唱，使这部革命战争影片获得了纪念碑式的庄严与凝重。

　　张艺谋多年以后谈到：虽然我后来也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不过，要说内心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候，还是《一个和八个》初次放映的那一夜，那是一辈子的第一次。

　　一部电影可以捧出多少人？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编剧张子良，主演陶泽如、陈道明、谢园、陈小锐，20多年过去了，这8个名字在今天仍然非常响亮，影片的导演却越来越沉寂。

　　《一个和八个》成功了。很快，人在北京的陈凯歌也来到南宁，极不情愿地接手了一个名叫《深谷回响》的剧本，并在1984年把它拍成了《黄土地》。这是“青年摄制组”的第二部片子。当《一个和八个》还在根据审查意见修改的时候，《黄土地》已经制作完成并且名满天下了。3年后，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拍摄了《红高粱》。自此，“青年摄制组”成员各奔东西，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广西，他就是张军钊。

　　2002年，距“第五代”1982年毕业整整20年，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等欢聚一堂，纵酒狂欢。有消息说，那年，张军钊出现在一个江南小镇上，被一群扇面美人围绕着，正在拍一部名叫《玲珑女》的极具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电视剧。

　　2008年，距北京电影学院“78班”入校整整30年了。在这个寒冷的岁末，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沉浸在雨雪之中，我们辗转寻找一个叫张军钊的导演的消息，却只得到一些零星的往事的碎片。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他们俩兴奋地看着我：你不是电影明星吗？你怎么也进来了？他们两个人：一个的罪名是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因为强行搂抱女青年，判了4年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杭州

　　迟志强把沙滩黄色的本田吉普车停在自家车库门前。这是杭州某度假村附近的连排别墅。他笑着过来了，见了姑娘，一律叫“妹妹”，见了男同胞，都是“兄弟”。他给妹妹倒咖啡，给兄弟拿香烟，听说其中一个来给他拍照的妹妹是浙江某影视公司的摄影师，他马上来了兴趣，问最近拍了些什么戏，戏里都有谁。

　　妹妹报了一串名字，他听得很入神：认识，都认识，李幼斌嘛，我俩同岁，他出道比我晚，我俩好着呢。

　　他接着打听李幼斌这部电视剧的片酬(“大概几百万吧。”)，打听明年影视公司还有什么拍摄计划(“明年我们要拍《东方红》，在央视播。”)，打听该影视公司老板的姓名和家乡……“你回去跟你们老总说，就说强哥祝贺他新戏拍摄成功，强哥现在也在杭州，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他有戏瘾，兜兜转转，戒不掉。陈佩斯问他，“强子，拍了那么多戏，不腻啊？我是拍得够够的了，你还拍不够？”他笑，“够了，够了。”但是心里，夜深人静，老有一个声音跳出来，“不够，我不够！一个人的演艺生命不该就这么完结。”毕竟，他是在最高点上戛然而止的。

　　“我老吗？我看起来是不是很胖？”他坐在你对面，抚着自己略略松弛的两腮，有点焦虑地咨询你对他的感受。他的眉眼，依然有英俊的影子，但他毕竟是50岁了。常州有家影视公司找他出演电视剧，大约年后开拍，他演其中一个知青，因为形象跟不上，得找个年轻演员演他的青年期，他演回城后艰苦奋斗那一段。对他的角色来说，他稍微胖了点，他现在常常省略午餐，希望能迅速减掉20斤。

　　老大姐比我大10岁

　　迟志强的名片颜色很鲜艳，名片下方印着一排电影胶片，每张胶片上都是他的脸，名片上的头衔是：“朋友：迟志强”。名片反过来：“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是他最在意的两个标签：长影厂，朋友。

　　他生性和善，重情义，熟悉他的都知道，此人心软，软得不行。很小的时候，在外面看见要饭的，他跑回家，把锅上蒸的一屉馒头都端出去，“给你吃吧。”回家自己挨一顿揍——那是个吃食金贵的年代，自己家兄弟4个都吃不饱。班上的同学家境苦，他把自己的铅笔双手捧给人家，“送给你吧。”他妈妈从小给他起了个外号，“中央不是有领导人叫宋任穷吗，我看你是‘送人穷’！”

　　到现在，“送人穷”脾气没改，歌舞团里的小年轻打麻将，输了1万，垂头丧气，他把人叫过来，训一通，“你自己一个月就800工资，你有什么资格打那么大的？”训完了，心软，“算了算了，这钱强哥给你拿上吧，下次不许赌了。”迟志强拿了1万5千块，小青年领受了，诺诺而去。

　　团里两个跳舞的小姑娘一起汇款回家，其中一个的钱寄丢了，急得直哭，他又心软，“别哭了，丢了多少？强哥给你们补上！两个人都给！”一人给1000。周围人知道他这习惯，有难都愿意跟他诉。“在一起工作，我总觉得我挣的比别人多，能帮得上的就帮点。有结婚等用钱的，给！家里有啥难处的，给！好家伙，就最近这4个月下来，给了好几万。”

　　“送人穷”自己每月在外面连唱若干场演唱会，可得收入10来万，但是，不够他手这么宽地撒。太太也没少跟他生气，但是他照旧，谁让他是“朋友”，是“强哥”呢，他得有个当哥的样子。

　　第一次“流氓罪”，说到底，起因也是为朋友。那时，他才24岁，已经大红大紫。

　　《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拍《锁龙湖》、《暗礁》、《希望》、《最后八个人》、《济南战役》、《响铃公主》、《小字辈》、《彩桥》、《顾此失彼》、《浅影》、《夕照街》，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艳阳天》中萧长春的扮演者)、赵联……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来南京演出，我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找几台车，送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他说，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演员，但人家也是大军区首长的女儿啊，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许多年过去了，迟志强与老大姐再没见过面，他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当时开不了口，因为“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老大姐，他后来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老大姐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又新鲜又渴望，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捶我，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一直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老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这个星期里头，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甚至是半军事化的。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强行搂抱叫猥亵

　　男女跳舞叫流氓

　　迟志强刚进长影厂时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县，这是他“涉”足影坛的起点，最后他被捕时，也正在河北出外景，这一次，是完县。他再三强调：“完蛋”的“完”！

　　当时正值1983年的全国“严打”，电影演员迟志强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你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公安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你哥哥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他们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实，心想着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又过了若干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报纸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写我如何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轮奸、强奸。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厂子接出去教育。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犯人新生艺术团”

　　很多事情，迟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他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他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内参：“《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邓颖超也出来帮他说过话，1980年的时候，迟得过当时国家最高的文艺奖项“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奖项一共颁过两次，第一次是赵丹、白杨、秦怡他们，第二次就是陈冲、迟志强、刘晓庆和唐国强这一拨。这一次恰是邓颖超颁的奖，她接见了他们，合影时迟志强就坐在她身边。对红案，她说了一句：“迟志强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个演员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

　　在劳改队，迟志强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赔偿损失，大骂我父母：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牢里面，领导要我组织一个“犯人艺术新生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我一听，这个我是专业啊。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觉，连夜赶排节目。

　　有一个节目是我的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让他编了一个舞。“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声音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一下台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说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我在社会上，没有听过这么真诚、隆重的掌声，现在作为一个囚犯，在囚犯和干警家属中间，我听到的这个掌声，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声。

　　因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们开始到社会上去巡演，南京各区都去了。南京广播电视局当时想拍一部叫《迟志强》的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我不答应拍。我迟志强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还记得那个剧本的开头：摇晃的镜头——推啊推啊——“迟志强犯人艺术新生团”，有人捏着钱：有票没有？有票没有？一票难求。

　　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我又是长影的人了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桥》里演我妈妈的陈琳家里，一到楼梯里，久违的炒菜的声音，“刺啦——”我心里是酸，甜，苦，涩，一起来了。一进去，她怕我难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回来啦，等会儿啊，等会儿阿姨就把饭菜给你端上来。”她老伴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这一拍就把我的泪拍出来了。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他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就这样干了1年。吉林电视台有一出电视连续剧《二等巡官与马车夫》，让我演二等巡官，男主角之一啊，来我们厂调我。我们厂同意了，那真是我盛大的节日，出狱后我又第二次获得了生命，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在摄影机面前，我的成长、我艺术上的天赋，在这一刻更加真实。因为我人生的体会都倾注在表演中了，人的成熟就在于曾经的经历。接连拍了两部戏，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说不如录个磁带吧。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最后一句，后来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磁带录完后，我没当回事，就跟李幼斌他们上长江源头、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那是1988年，我们受了不少罪。等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铁窗泪》在全国发行得这么火。《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当中，整整5分钟，我没讲出话来。后来我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我就唱不下去了。我后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台了，观众根本不让她上来，也不让我下去，就乱套了。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他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觉得他星途坎坷，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许是觉得命运对他有亏欠，有加倍补偿的意愿；也许是觉得他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需要矫枉平反；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迟志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软弱——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

　　但是很快，迟志强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有人认为，迟志强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铁窗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次，迟志强心灰意冷，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对一位演员来说，最无情的是时间，最健忘的是观众。十几年过去，再拾起演艺爱好的迟志强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几乎没有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好剧本，导演要么忘记了他的存在，要么就是对起用他心存顾虑。复出以后，他只接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大多是配角。更讽刺的是，这位当年常在电影里出演正面角色英俊小生的演员，现在成了导演心中的囚犯专业户，一有囚犯的戏，导演们就想起他来。

　　“都快把我整成歌星了。”他现在最经常的演出活动，是到各地去参加演唱会，一些偏僻的县城也去。自然还是唱他的囚歌系列。“唱别的他们不认。”他发现，那里还有人记得他。这次在湖北，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一定要来看迟志强，说是太心疼这孩子了。看到他，老太太一把劲道的手紧抓住他，“孩子，你这么面善的人，我怎么都不信，你能干出那种伤天败俗的事情来！”

　　唱完湖北，在湖南，一位农民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只为了给他送100块钱。“他自己衣服穿得很旧，鞋子也一只趿拉着，拿了一张皱巴巴的100块，要给我。保安差点不让他进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给我钱。他说：你用得着的啊。我才领略到他的意思，他想，迟志强坐了牢，肯定很苦。

　　迟当时喉咙就哽住了。他谢绝了老农的馈赠，反过来，问老农有什么需要。老农很开心地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家里有十几亩地呢，一年打的粮食可以卖3000多块！”他连一场演唱会也舍不得看，见了迟志强一面就匆匆走了。

　　所以，你问我，出狱以后，直到什么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来。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也没站起来。

　　什么时候，迟志强可以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个囚徒，导演拍犯人戏不再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以演任何自己想演的优秀角色，我才算是真正地站起来了，我身上的这张标签才算真正撕掉。

　　惟一欣慰的是，儿子今年19岁了，我想他在很多渠道都可以搜集到他爸爸的过去，但是我在他心目中保持住了尊严，他一点阴影都没有，他知道他爸爸是个好人。

　　你问我，现在风气变了，在一些应酬场面，我会不会找小姐。我告诉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两个歌迷追到我房间来，要陪我过夜，我才知道她们是小姐。好家伙！两个陪我一个啊！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我不想吗？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个月，难道我是和尚吗？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绝。我太太知道我，她说：迟志强是一朝被蛇咬过的人，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着周围的人，当着太太的面，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我就想，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软弱重情，我很少怨恨谁。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1985年，“海南汽车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雷宇，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健国

　　曾经的风云人物雷宇，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去，引发事端的“海南汽车事件”也少有人提及，但火热的1985年人们不该忘记。

　　而今雷宇健在，人们虽然可以联系上他，但他却不愿再说话了。

　　2008年1月3日晚，我拨通雷宇在广州的电话，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有广东媒体想采访他，听听他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新想法，能否安排时间？雷宇说：一个月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派专人来广州采访他和吴南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口述实录”，他已将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2008年3月5日是震动海内外的“海南汽车事件”23周年。

　　“海南汽车事件”的官方表述见于新华社1985年7月31日一则通电， 《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国史通鉴》299页，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2000年1月25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岛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海南人提出要为雷宇立生祠建碑立庙，可见民心。任仲夷最后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在6条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三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林桃森于200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6)粤刑法经上字第54号刑事裁定以及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86)刑一字第3号刑事判决；　二、宣告林桃森无罪。

　　已去世八年的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的一些职务行为，于1986年5月22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桃森这一“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说明“海南汽车事件”既无一个官员违法，也因进口汽车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文件而实际上没有违纪。

　　2004年3月，雷宇对专程来采访的《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说道：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缴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54800多辆，物资总局从中赚了20个亿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对于“海南汽车事件”，雷宇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对话雷宇

　　从1999年5月到2005年11月，我多次采访了雷宇。

　　记者：您离休后这几年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

　　雷宇：无业游民，真的是无业游民，我是96年1月辞的职。我现在是过着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家看看小孩啦，陪陪老人啊，上街买买菜啦，过去还做做饭，现在就不用我做饭了，现在我们家里请了个小保姆。　　

　　记者：现在您回顾您这一生，哪些事是最值得回忆的，最精彩的人生是一些什么样的事？

　　雷宇：最精彩的人生是在海南岛。

　　记者：您这样赞美“海南汽车事件”？

　　雷宇：因为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的，至于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那是我自己的事。

　　记者：现在人们说海南岛有今天的开放局面，多亏你当时那样敢作敢当。

　　雷宇：那是另外的事。其实“海南汽车事件”，全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经上边同意的，文件啦什么的，都有，都是按照上面的来做的。有错，错在哪儿？就是进得太多了。 正式批文进来的，百分之百在海关完税，没有一部是走私的。

　　记者：那怎么后来都说是走私的？

　　雷宇：汽车出岛，那也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当年给国家交了19.6亿的关税，完了以后，“汽车事件”出来了，国务院要我们交车，我们交了58400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个亿，这些钱全部放到112专户了，1985年全国每人加一级工资，基本上是从这里出的。

　　记者：我看过理由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海南岛倒卖汽车纪事》。

　　雷宇：确实那几年进得太多，实际进口的可能有79000多辆。有人说，雷宇批了多少多少车，其实我雷宇没有批一辆车，是我一个助手，他一个人批了79000多辆。因腐败被抓起来的湖北省的一个副省长，原来在海南跟我搭档的、我的副手━━孟庆平，他当年跟北京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说：干这事都是雷宇干的，这个事我早就提出不同意，他就是听不进。他跟中央领导说：我连一个汽车轮都没批过。其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批了17笔，那是以后查出的，共1600多辆还是1700多辆，他最大的一笔是批给海南化肥厂，批了400辆，他竟敢说一个汽车轮都没批？

　　记者：孟庆平他当时是什么职务？

　　雷宇：他是区党委的副书记、行政区政府的负责人，管工业的。虽然严格来讲我没批车，但是主要的责任也还在我这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嘛，主要负责人如果不负主要责任，那就说不过去嘛。另外这件事说实在的，如果说我平时对这件事检查得紧一点，盯得紧一点，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当时主要是思想麻痹，真的。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做梦都没想到进那么多汽车，因为我们没有钱，穷得要死。

　　记者：当时你是想以进口汽车带动海南资源的价值转化升值？开始您的预期是准备进口多少辆呢？

　　雷宇：最早就计划两万辆左右。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因为国家对海南岛确实是很支持的，有很多项目给立项、给钱，有关部门都给予帮助，但是海南岛那么大一个岛，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你要想把这个岛很快地建设起来，光靠国家是肯定不行的，海南岛只能是利用中央给海南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钱，才有可能把它搞得快一点。当时为什么呢？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当时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怎么扩大开放，其中讲了海南岛。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记者：当时中央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雷宇：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

　　记者：如果当时对“海南汽车事件”不失去控制，让你继续在海南省负责，可能今天的海南真离台湾不远了？

　　雷宇：说实在，海南岛搞汽车，在我脑袋里想着的是这件事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胡耀邦83年到海南岛，我记得很清楚，2月10日上午，在海军小礼堂他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不打棍子，不给“绳子”就是不要随便束缚他的手脚，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记者：给你尚方宝剑。

　　雷宇：因此海南岛提出进口汽车，中央给了11号文件，当时就是不准出岛。但是以后全国工商总局开会，当时就为了筹集35个亿给全国涨工资，就想通过进口汽车来赚钱，来涨工资。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后话。当时在我脑袋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如果我是想当官，我就用不着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记者：你的性格对你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雷宇：我十几岁出去，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好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色。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那时候，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记者：你当时敢和华国锋争论？他是党中央主席，你只是个副局级干部。

　　雷宇：当然，华国锋他连脖子都粗了，争到什么程度？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意思是让他不要介意。

　　记者：你一向就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

　　雷宇：我绝对不是。另外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记者：您在电话中对我说，任老在临终前说还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

　　雷宇：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讲。先说借调的事交待完。任仲夷他为什么把我借调到辽宁？七月份他就决定正式跟黑龙江省委提出来，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易辰，他给杨易辰写了一封信，就说雷宇同志，我想把他调过来，请你割爱。但杨易辰见到我还说：小雷你去辽宁干什么？别走了。我说这个话你说可以，我不好说，我说任仲夷提出让我去，我说不去那也不好。其实杨易辰也舍不得我走，“海南汽车事件”出事时，他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让他去检查，我陪着他。

　　杨易辰当时对我讲，小雷啊，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就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我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能进那么多汽车，我说无非想赚点钱，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

　　我刚才说过了，我和任仲夷(交往)这三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我不敢说比较深。

　　记者：除了亲人以外，可能没有人再比您更了解任老了？

　　雷宇：真正跟他那么长时间，相识多年的应该是我。我觉得任仲夷一生追求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段话我坚持写到任仲夷生平里面去了。

　　记者：你坚持要写进去？

　　雷宇：我说，因为我平时常常跟他交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再对我说，雷宇，我们当初投身革命，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我觉得任仲夷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

　　雷宇到海南的起因是：1981年春，他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他到广西，也依然不顺利。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 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又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搞的？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性局限，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总是无奈。

　　这就是雷宇的命运。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虽然我不能在运动场上与大家见面，但是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本刊记者 张欢

　　1983年，当“中国有我，亚洲有我”的刘翔在上海出生时，这个城市已经拥有了一位世界级的田径明星——朱建华。

　　对于刘翔的粉丝来说，朱建华可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的确，这位曾经三破世界纪录、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奖牌获得者在退役之后，明星经济才开始在中国兴旺起来。

　　生性恬淡的朱建华甚至对记者的采访都相当排斥，曾经无限风光的他，如今更喜欢平静的生活。

　　1983年是朱建华步入辉煌的一年。6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田径预选赛上，他以2.3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民主德国选手韦西格保持了3年之久的2.36米的世界纪录；9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田径决赛中，再以2.38米打破世界纪录。这一年他还获得首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跳高的铜牌。

　　1984年6月10日，他在联邦德国埃伯斯塔特举行的国际比赛中，以2.39米的优异成绩第3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一年内连续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世界级跳高明星，被誉为中国的“跳高王”。

　　这一年，中国决定派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无疑是中国队明星中的明星，只拿金牌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任务，惟有再次打破世界纪录，才能满足国人的心理预期。

　　奥运会比赛前一个月，朱建华就被安排到美国适应环境。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习惯了举国体制的朱建华对美国的走训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在国内，朱建华每天的食物有专人安排。到美国后，吃住条件远远不如国内。饮食档次的下降令他极为不适。更让他焦虑的是，正常的训练不能得到保障。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朱建华的心理压力日益加大。“奥运会比赛前的一个月，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正常入睡，老是要通过安眠药来帮助入睡。后来安眠药也失去作用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亮，这对体能是一种极大的损耗。”

　　最后的决赛中，他只跳出了2.31米，而那年的冠军也不过跳了2.35米。两个月前，他的成绩还是2.39米。

　　在一个奥运冠军必然是全民偶像的年代里，朱的失利显然无法令国人满意。

　　1990年朱建华决定退役。当年4月30日，在上海体育馆上海体委专门为他举办的晚会上，朱建华身着深蓝色西服，手持话筒，向1万多名场内观众和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告别：“我从10岁开始在胡鸿飞教练的培养和指导下，从事跳高事业，17个春秋，我在体育场上赢得过掌声和欢呼声，尝到了喜悦和欢乐，但也有许多难言的苦闷。特别是第23届奥运会上没有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虽然我不能在运动场上与大家见面，但是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随后，他飞往美国读书。1995年回到上海，在自己的母校蓬莱二小建立了一个跳高俱乐部，从全国各地挑选了一些苗子进行训练。毕竟，直到今天，男子跳高的亚洲纪录还是由他保持着。此后建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田径场、网球场、篮球场等体育场所建设。另外，在体育经纪业务方面他也有所涉猎。

　　他在上海的家位于闵行区的别墅群内，一幢3层小洋楼，房价据说已经升到2万元一平米了。

　　这位24年前的民族英雄，如今已取得美国绿卡，太太和孩子也已成为美国公民，一年里朱建华会有11个月在中国，花1个月时间到美国和妻儿团聚。

　　前不久,朱建华和奥运女子游泳冠军庄泳，一同成为上海地区的奥运火炬手。

令狐药师

南方人物周刊

　　在八十年代，他和另外十九人一起获得了那个年代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但二十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被雨打风吹去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湖南醴陵

　　寻找邹凤楼

　　1988年春末的四月间，中南海怀仁堂。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这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这些或许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包括：冯根生、邹凤楼、马胜利……

　　在那个年代里，这是企业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们引领着整个中国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当时民营企业尚不发达，他们可以称之为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

　　在那张合影中，第一排是赵 紫阳、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光瓷厂厂长邹凤楼站在第2排左起第4个，穿着西装，个子不高。他就是本刊记者要寻找的那一代人踪迹的源头。

　　在当地，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邹凤楼几乎无人不晓。那时的醴陵人，宁愿进国光瓷厂，也不愿进政府当官。

　　2008年1月18日，大雪过后的醴陵只有1度。国光瓷厂有些冷清，邹凤楼在任时建的办公楼矗立在冷冷的细雨中，楼梯上的灰尘，多日没有打扫，宽敞的旧电梯仍肩负着使命。

　　厂门口，待客的摩托车主和附近的老工人烧起了废木料取暖，说起邹凤楼的年代，他们是骄傲的。国光瓷厂诞生于1950年代，公私合营，成立了当时湖南省最大的瓷厂——国营醴陵国光瓷器厂。

　　瓷厂历经“大跃进”、“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一炮打响，走向全国，成为国企改革成功的典范。这时的厂长就是邹凤楼，获奖的那一刻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邹凤楼1979年刚上任的时候，厂区门口有个巨大的毛主席陶瓷塑像，因技术原因，满身裂纹，污渍斑斑。有人提议，把毛主席像“请下来”。邹凤楼当时“毛骨悚然”，几年前，一张毛主席画像被风吹在地上，他被几次批斗。

　　但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他觉得“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经过深思熟虑，他多次召集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最后，毛主席像被请下来，换成半身画像挂在厂内的礼堂。

　　“文革”刚结束，厂里基本上停产了，“打砸抢”现象仍然严重。邹凤楼发起了“公物交公”的活动，凡是拿了厂里的东西，都要求归还。“他的做法有原则，又考虑实际情况，对有困难的家庭，他另外给予帮助；拿过公物的，交公了，不但不处理，还表扬。”

　　一个老工人回忆说，通过改革整顿，厂里效益好多了。因此，经常有外国人来，每隔几天，洒水车就来了，把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洒水车来了。当时的瓷厂不多，国光最大，主要做外贸用瓷。

　　他的改革

　　邹凤楼的改革，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用管理学上的话来说，不过是两点：对内抓生产，对外抓销售。但在那个禁锢的年代，敢擅自抓生产、抓销售，那也是冒风险的事。

　　1984年8月13日，邹凤楼经过考试、答辩、民主选举“三关”，90%以上赞成票正式当选国光瓷厂的厂长。几天后，当地《株洲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喜得猛士创新业》进行报道，文章描述说：邹凤楼在竞选厂长的时候承诺，“我出任厂长，保证今年发奖金一百五，明年发一百七，后年达到两百块。”

　　他上任前3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文件直截了当地给企业放了十项权利，其中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

　　企业有了自主权，邹凤楼开始了大胆尝试—— “一化(标准化)、三制(考评制、审核制等)、八有”，抓生产质量。当时的老工人还依稀记得，那时全厂士气高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职工代表大会、产品质量学习会等等，工作量不少，但并不觉得累。

　　1984年6月，邹去北京开会获得一个信息：国家准备放开外贸。于是，他撇开省里，直接向北京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申请，要求将国光作为试点。几经波折，两年后，国光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而不需要先把出口产品卖给政府设立的公司，这样做是全国第一家。

　　产品质量上去了，产品打开了销路，企业自然红火。国光瓷厂的固定资产从1000多万元增值到6000多万元，连续两年在全国陶瓷行业中创汇最多，盈利最高。工人的待遇也有改善，工人的子女通过正式途径进不了厂，还可以进厂当临时工。

　　邹凤楼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名人。当时，他的大儿子邹志坚也在国光瓷厂，国光正好在深圳与人合办了外贸公司，对方建议把他的大儿子调过去，但邹为了避嫌，并没有这样做。后来，他儿子辞职，独自闯荡深圳，现在也已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从厂长负责制，到外贸代理制、聘请法律顾问，国光瓷厂在国企改革中一路领先。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改革者邹凤楼的衣着也随着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是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后来是穿西装打领带。

　　有人比喻说，80年代以前的国企，就好比是被绑住脚和翅膀的鸟，改革“把它的脚和翅膀松开了，鸟有了活动空间，但鸟终归还是在鸟笼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

　　1989年，邹凤楼自愿退休，这年他58岁，当时的省报还有报道，鼓励这样做。事后有媒体未经采访，发布他被免职的报道，让他火冒三丈，还专门写信给那个报社的总编。

　　在他退休的若干年后，全国的报纸还在热烈地讨论“邹凤楼现象”——邹凤楼退休后，工资只有500多元，后来因为是全国劳模，补到900多元。为什么一个人对企业作出巨大贡献，个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时代已经变了，90年代几乎找不到邹凤楼这样的企业家，一些国企负责人肥了自己，瘦了企业，各种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到了本世纪初，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走红全国，不过他却是因炮轰国企改革腐败而闻名。

　　这个年代，民企开始立足，国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国企改革跌宕起伏，少了80年代那样的方向一致、脚步清晰，多了迂回和争议。人们开出的药方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兼并重组、债转股、MBO(管理层收购)、年薪制、上市……

　　对于80年代首批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在经历大浪淘沙式的冲击。当年，他们一心一意搞好国家的企业，民企竞争力还不是很强，只要一放权让利，他们就活了。而且，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没有腐败的胆量。

　　15年后。2003年，当年杭州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成为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出资组织了老优秀企业家的聚会，当时到会的只有10人左右。冯根生是为数不多还在企业岗位的人之一，他把青春宝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企业活了。另外还有汪海，仍然是双星的董事长，他让双星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后来，他还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

　　而其他的人“有的进了班房，有的逃到国外，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生活都难维持。”据后来的媒体报道，这20个人没有一个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的企业陷入困境或已消失。当时获奖的马胜利，1995年被免职后，每个月只能领到130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去开包子铺维持家用。

　　国光瓷厂的接任者姓费，按厂里人的说法，费是邹凤楼一手栽培起来的，为了发展外贸，还专门派他到北京学英语。可费却是最令邹凤楼痛心，在病房里，邹凤楼后悔挑错了接班人。

　　费在任期间，收购了五六家国企，据说是为了扩大固定资产，成立企业集团上市，上市前还引进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控股30%，不过，企业上市不过几年，因为连年亏损和违规，现在已退市。

　　许多人反映，费自己拿着高工资，而工人只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连工作服、鞋帽手套都发不出来。许多工人都认为，这个人比邹凤楼差远了，脾气不好，作风专断。

　　后来有传言说，费被抓了，原因是侵吞国有资产，有的说费被抓后又保外就医了，费又在深圳发财了。

　　国光瓷厂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五六千人的厂，现在只有一千多人断断续续地干活，厂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办理提前退休的公告。

　　2006年5月20日，75岁的邹凤楼走了。他“躺”在国光瓷厂背后的凤凰山上，注视着厂里由他亲手栽的树，盖起的楼房和厂房。这位从工人做到厂长的老人，给儿女交待自己的后事：“我的坟墓要面向国光，头要能看到国光。”

　　邹凤楼在病床上还留下了一篇对国光反思的文章，他谈到“权力失控”和“监督失效”两大原因，文章结尾用了一句顺口溜：国企是个娘崽，你有我有，大家都没有。国企是块唐僧肉，你吃我吃，大家都想吃。

　　一些老工人则回忆说，其实现在又回到了1950年左右，那时的瓷器行业没有什么国企，全都是私人的。

　　邹凤楼带着这个厂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人们仍然怀念着他。邹死后，追悼会在厂里的食堂举行，这是厂里任何其他领导没有享受的“待遇”，许多老领导和老工人都自发去了。在邹凤楼的灵堂前，一个比邹还年长的老工人跪下磕头，全场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