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在烧--两晋五胡南北朝的激情年代

夏秋冬

博物馆，历史与人深层交流的地方; 一个城市文化素质重要的体现部分。
但是国内不少博物馆展览内容与大众需求脱节，显得索然无味; 服务方式长年不变，故而门庭冷落。
当然也有大胆创新、锐意进取者:

2006年7月28日至10月22日，湖南省博物馆举办了《走向盛唐》展览。
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幕，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令无数国人为之魂牵梦绕。
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境文物展览《走向盛唐》集合了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四十余家文博单位的精选珍藏，包罗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重要的考古发现，展品近三百件，大部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国际保险金额高达二十亿元人民币。
在境外巡回展览了两年之后，国家文物局决定举办归国汇报展。为了能让更多的国内观众目睹这批民族瑰宝，遂尝试在首都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此次展览。湖南省文物局、湖南省博物馆经过努力争取，取得了上级单位的信任，最终将《走向盛唐》展览争取到了中部地区的长沙举办。
这是建国以来，湖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期待最高的一次文物大展。大量顶级国宝，重现了强汉盛唐光辉灿烂、绚丽多姿的图景，我们此等升斗小民亦最近距离地触摸到了盛唐的高度繁华与大气磅礴。

每年本人都会去省、市博物馆溜达数次; 此次送到家门口的饕餮盛宴当然不会错过！
十月下旬的一天，我与父母来到位于东风路的博物馆，进入院内，走上台阶，远远一看售票处--居然要排队！
人数虽不能同2002年11月30日开始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相提并论--为了参观不得不在上海湿冷的寒风中等了近三个钟、其时的人流从博物馆之正门环绕至后门的人民广场，人声鼎沸、络绎不绝。由于前一天落了雪、虽然后来出了太阳、但还是挺冷地; 那次展览可是被喻为千年难得一见、史无前例的展示--汇集了包括《上虞帖》、《鸭头丸帖》、《伯元帖》、《张好好诗卷》、《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步辇图》、《游春图》、《五牛图》、《簪花仕女图》等在内的七十二件国宝真迹！
但是对于平日观众不多的博物馆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亦是第二次参观博物馆要排队。

步入馆中，人山人海，展厅中的各式珠宝是闪闪发光，突然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啧啧起来: “到底是金子，果然不一样!” 原来其面前摆放着几组已有上千年历史的金银器皿--银器部分氧化，暗淡无光，而金器则仍然锃亮; 言语如此之直接，令人不禁莞尔。


展览中有数处吸引了我的目光:

一组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群(甘肃省博物馆藏);

一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骑马女泥俑, 亦是此次展览的LOGO形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五胡时期，属于三燕文化之慕容鲜卑特有的、独树一帜的金步摇饰，此物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金属饰物中是别具一格！
本人是首次见到金步摇冠的实物，原以为会高达半米，谁知才二十厘米左右即工具尺般长短，有些令人失望！

北朝时期，趋于成熟的甲骑具装: 其中的寄生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即从枝条状演变成了扫帚状。

当然也有几处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
刻花赤金碗、龙凤葡萄纹银碗,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嵌宝石金项链, 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参观的人数众多，除了专业人员以外，不少义务讲解员也穿插其间卖力地点评着，不过他(她)们都年纪偏大，而且要么普通话不够标准，要么见解不足; 总之给人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我听着不满意，便小声地给父母亲作着讲解:
这对金银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的，金碗的内壁书有“九两半”三字，标明了此物的重量。至于银碗则内底是凤，外底为龙，即凤在上，龙在下。此碗制作于武则天称帝的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凸显出了一种“男卑女尊”的政治气象。由于二物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皿中工艺水准最高者，故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大唐第一银碗”;

本人是口吐莲花、巧舌如簧，不久身边居然吸引了数十位的听众:
这条璀璨夺目、精美绝伦的嵌宝石金项链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女童李静训; 李静训家世显赫，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是隋文帝杨坚之长女杨丽华; 父亲李敏则官至光禄大夫。其自幼深受杨丽华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 此条金项链就是杨丽华赏赐给外孙女李静训的饰物; 大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不幸夭折。其随葬品异常地精美奢华, 而这条金项链出土时套在其颈上，应是她生前日常佩用的心爱之物。
此条项链由二十八枚金丝编成的球形饰串联，镶嵌有鲜红的玛瑙、宝蓝的青金石、洁白的珍珠，显得格外地鲜艳夺目、雍容华贵; 项链的下端是最具争芳斗艳的部分，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着一块晶莹的鸡血石(Coruli)。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然埋藏于地下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堪称是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
从制作工艺和装饰形制来看，这条项链颇具波斯艺术风格，但其究竟是国产还是由异域传入，目前尚无定论。

讲解完后, 听众居然迟迟不愿离去, 我不禁有些得意, 夸口道: “我要是来当义务讲解员，肯定是大受欢迎呀!”
母亲在旁边问道: “崽也, 你何解都晓得啰? !”
我赶紧地回答: “还不是有扎聪明的娘老子, 有其母才有其子呀!”
母亲听到这里, 高兴地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据事后统计，此次《走向盛唐》展览在湖南两个多月期间，观众总数达十八万余人次，
在全国省级博物馆中，身处内地的湖南省博物馆每年的观众数量遥遥领先，现仅次于上海市博物馆。2006年达到近百万人次。


另: 2007年3月30日至7月1日，湖南省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展》，四羊方尊、金缕玉衣以及三星堆青铜面具首次齐聚长沙。国际保险金额高达十亿元人民币。
这两次精品展所汇集的国宝数量创近年全国省级博物馆之最。

夏秋冬

短暂的统一
　　 ----西晋四帝的不思议事件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三十五岁的魏国第二位皇帝--明帝曹叡去世。
　　曹叡过世前，于病榻旁令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跪受遗诏辅佐齐王曹芳。
　　因为少主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司马懿遂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一起共执朝政。
　　
　　其实曹芳并不是曹叡的亲生儿子，而是任城王曹楷之子; 曹叡之所以不把皇位传给众多年富力强的兄弟，却传给抱养之子; 恐怕还是虚名、私心在作怪: 古时，从天子到庶民都要祭祖。天子、诸侯祭祀祖先于宗庙，宗庙亦称太庙、祖庙。由于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所以其中各项内容皆有严格规定--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只敬七代祖先--有庙号的，世代保留着; 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期限就“亲尽宜毁”，即不再保留其之牌位，仅把他的神主依附于别的庙中。
　　是时帝王驾崩之后，并不象后世的帝王既有谥号、又有庙号，而是对于追加帝王庙号一事极为慎重; 大汉王朝四百年二十四帝，只有刘邦(太祖)、刘恒(太宗)、刘彻(世宗)、刘询(中宗)、刘秀(世祖)、刘庄(显宗)、刘炟(肃宗)这七个皇帝有“庙号”，虽然东汉朝还有数个皇帝曾经有过，不过这些庙号后因超过数目在献帝时都被取消了。
　　“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一向不重虚名--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并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曹操却言: “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
　　与祖父曹操不同，曹叡是文人出身，对于名声言语则一贯看得极重--梦寐以求自己百年之后牌位能够摆入宗庙里享受后世香火，甚至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一幕闹剧: 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定好了庙号--魏国的奠基者曹操为太祖武皇帝、开国皇帝曹丕为世祖文皇帝、于是自己就命名为烈祖明皇帝，还进一步规定“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即使如此，曹叡仍不放心: 为了避免由于没有直系继承人而让旁系上位，可能导致自己的牌位不保、最终出庙，以防万一之下、反复考虑, 还是决定收养继承人为妥; 正是由于曹叡这种不可救药的“入庙情结”, 让魏国步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幼主当朝，在任何朝代都是极其危险的--主少国疑--权力的真空要么由外戚占据; 要么由权臣填补。
　　虽然曹叡按照“托孤法则”，设定了两位辅政大臣。但是司马懿既有野心勃勃、又识明哲保身; 在“能谋能战”的一代枭雄曹操面前都可以从容应对，更不用说敷衍中人之智的曹爽之流了。
　　面对曹爽开始时的咄咄逼人、耀武扬威; “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虚与委蛇、韬光养晦了十年之久。
　　
　　局势的变化不期而遇: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养父明帝的高平陵，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一班兄弟从行。其时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控制了京都; 司马懿立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世的机会上奏永宁宫郭太后，请废曹爽兄弟。
　　此时大司农桓范用计出城投奔曹爽，属下谋士蒋济对司马懿说道: “智囊往矣。” 司马懿却道: “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在“霸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为富家翁”的思想指导下，曹爽虽形式大好，却在魏国使臣的游说下向朝廷投降了。气得桓范哭骂道: “曹子丹(曹真)佳人，生汝兄弟，豚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不久，司马懿出尔反尔、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party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并夷三族。
　　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氏之手。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享受九锡之礼的丞相司马懿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权臣司马懿终其一生，如其老主公曹操一样，不图一时之名、不仗一刻之势，稳健地把称帝的机会留给了自己水到渠成的子孙。
　　
　　司马懿逝后葬于洛阳城东的首阳山，司马炎称帝后，尊称祖父司马懿的陵墓为高原陵。
　　魏国初年文帝曹丕曾有规定: 子孙不准谒陵扫墓，是以曹爽陪同曹芳谒陵属于违反祖制; 而司马懿恰恰是利用曹爽谒陵之机发动的政变。司马懿当然担心自己的子孙亦会重蹈覆辙，因此临终前严诉不准谒陵之令，并规定陵墓不起坟、不植树、以后去世的眷属也不得合葬。司马懿的子孙严格遵守了这条祖训。
　　
　　司马懿过世后，司马师辅政，独揽朝廷大权。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迁大将军，加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皇后之父)等密谋、欲趁群臣进殿之机，擒诛司马师; 事泄，司马师收斩参与者，废张后; 又以魏帝荒糜怠政为由，迫使郭太后下令废掉曹芳，黜为齐王，并逊位于文帝曹丕十四岁孙(明帝曹叡弟曹霖之子)高贵乡公曹髦。
　　
　　次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病死。
　　
　　司马懿次子、司马师二弟司马昭继续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夏，曹髦见威权日去，又虑废辱，不胜其忿，遂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大臣议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王经劝其隐忍，曹髦不听; 王沈、王业则出告司马昭，司马昭便令心腹贾充做好防备。
　　不久，曹髦率宿卫僮仆数百出宫，贾充领数千禁军迎住。
　　曹髦挥剑急进，禁军欲退。其间太子舍人成济不知所措，便向贾充问道: “事急矣，当云何？” 贾充阴险地回答: “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 成济粗人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冲动，受此挑拨，即抽戈猛刺曹髦，一击毙命，殒于车下，余众哗散。
　　事后司马昭装模作样地以王礼葬曹髦; 又诛王经，夷成济三族; 后迎燕王曹宇(曹操之子)十五岁子曹奂即位。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遣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伐蜀，灭之。
　　因功晋爵--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旧属晋地，故而司马昭封为晋公、后加晋王，封邑晋地。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秋，司马昭薨，其子司马炎袭王位; 同年冬，司马炎强迫曹奂禅位于己，并改元泰始，国号为晋。后改封曹奂为陈留王。
　　
　　魏国正式灭亡！
　　
　　魏国最后三个君王皆为少年登位，是以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被后人称为“曹魏三少帝” 。
　　由于明帝曹叡托孤几乎与先主刘备托孤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同之处只是后者所托之人诸葛是忠心耿耿、而前者则应验了司马的不臣之心而已。
　　所以即使晋朝沦为中国历史上遭遇最悲惨的朝代之一，人们对其却并不怎么同情，甚至连司马氏的后人东渡之后，睿智强干、胆识过人的明帝司马绍在听完司徒王导讲述祖先是如何得到天下时，亦不禁掩面叹息, 半晌后才黯然说道: “若如公言，晋祚焉得长久？”
　　
　　人在做，天在看！

夏秋冬

夏秋冬

半世英豪司马炎
　　
　　
　　
　　
　　司马炎，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世族出身。
　　生于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以世子的身份继承了父亲司马昭的晋王爵位。
　　外人看来: 司马炎顺风顺水，而立之年即权倾朝野，令人艳羡; 其实司马炎登上晋王宝座之前是终日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松懈，冷暖自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在成为世子的道路上有一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端凝美姿”、“明德至亲”的胞弟齐王司马攸。
　　
　　司马攸是司马昭次子、司马炎二弟，两人同父同母、年纪相差十二岁。
　　司马懿过世后，其长子司马师遂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辅政”，把持魏国大权。
　　司马师没有子嗣，便过继二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嗣子。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病故，司马昭回军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控制了魏国的军政。
　　
　　景元五年(公元264年)在获封晋王后，司马昭即考虑把司马攸立为世子。
　　首先，司马师是司马懿长子，而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所以理应承嗣;
　　其次，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感情至深，况且司马攸亦是司马昭之子，于情可行;
　　再次，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才望出武帝(司马炎)之右”。
　　于理、于情、于人皆无可挑剔，是以司马昭见到过继给兄长的次子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抚着自己的席位说道: “此桃符(司马攸之小名)座也。” 司马攸因此“几为太子者数矣”。
　　
　　但是司马昭的亲信何曾、贾充等与司马炎交好，极力进言“中抚军(司马炎之官职)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加之司马炎毕竟是自己的嫡长子，所以司马昭最终没有把司马攸扶上世子之位。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五月，司马炎如愿以偿地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过世，司马炎继晋王位。
　　
　　对于常人而言，精神高度紧张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苦尽甘来，大可轻松轻松了; 但是司马炎志向高远，自然不肯居于臣下; 同年十二月，司马炎不动声色地逼迫魏国元帝曹央禅让，自己即位，是为武帝; 改元泰始，国号为晋。
　　
　　此前的魏国文帝曹丕因为与三弟曹植的太子之争而心有余悸，所以殃及池鱼--面对同姓诸王的管理特别严厉--各个诸侯国都会派驻监国使者，所有王侯皆被严加防范和限制。如此过度地压抑宗室，产生的后果是一旦中央大权旁落，皇帝孤立，曹氏王侯却悉数没有反抗能力，政权最后被贰臣轻易篡夺。
　　武帝司马炎有鉴于此，立国之后，立时大肆分封宗室为王; 短短数年时间，就册封了五十七个王爵，并给予兵权，不料此举又酿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八王之乱--可见专制制度是没有解药的!

　　开国之初，晋朝形势大好: 天下虽未统一，但已七成归晋--两年前收服了蜀汉、擒获后主刘禅，仅存偏安一隅的孙吴政权。
　　
　　其时掌握江东大权的是一年之前继位的吴大帝孙权第三子、即废太子孙和之长子孙皓。
　　二十出头的孙皓初立时，抚恤人民、整顿朝纲，安排名将陆逊族子陆凯为丞相; 陆逊次子、自己的表兄陆抗领益州牧、镇守西陵(今湖北宜昌)等处边防; 一时被誉为令主。
　　
　　司马炎虽有雄心壮志，原本计划即刻攻伐东吴，见状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其并不会放弃吞吴之志，随后在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以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 又特地调任散骑常侍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假节，进驻襄阳、虎视江东。
　　
　　羊祜是晋国名将、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头脑灵活，于司马炎亦有扶立之功。
　　接受任命后，羊祜便在荆州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吴主孙皓则见招拆招，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针锋相对地调换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共安全专家诸军事，驻军乐乡(今湖北江陵)。
　　
　　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不久，两军在西陵大战一场，晋军失利。
　　总结兵败教训时，羊祜认识到: 吴国虽然衰败，国势每况愈下，但是江东依然具有一定实力、拥有不少人才; 所以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其开始实施怀柔、攻心之计，使用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双重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等待灭吴的最佳时机。
　　羊祜这种“以善取胜”的方法，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人心; 就连吴人亦心悦诚服，为表尊重，不呼其名，只称“羊公”。
　　而对于羊祜的这些作法，陆抗也是心知肚明，其经常告诫将士: “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是以在一段时期内，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界处于和平的状态。
　　
　　羊祜与陆抗虽是各司其职、各为其主，却也惺惺相惜; 陆抗曾称赞羊祜之德行度量: “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 双方不时遣有使者往还。
　　一次陆抗生病，羊祜赶忙送药来，说道: “料彼之病，与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药在此，可送与服之。” 吴将担心其中有诈，齐劝陆抗勿服，陆抗却言: “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众人勿疑。” 遂服之，次日即病愈。
　　陆抗知羊祜好酒，便送亲酿佳酿予之，部将陈元进言: “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 羊祜笑曰: “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 竟倾壶饮之。
　　羊祜与陆抗二人是情怀磊落、肝胆相照; 故而时人尝言: “春秋时之华元、子反重见矣! ”
　　
　　好景不长，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陆抗病逝; 而陆凯则早在此前的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即去世了。
　　吴国相继失去了两位股肱重臣，政局逐渐转坏。
　　雪上加霜地是，隐藏在孙皓灵魂深处恶毒的一面此时也暴露了出来:
　　
　　孙皓素喜女色，继位不久即派黄门遍行州郡挑选美女以充后宫; 此外各级大臣女儿的名册必须每年上报一次，年纪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送入宫中让其检阅，看不中的才可谈婚论嫁。
　　东吴人口总共不到三百万，孙皓一人的宫禁之中便有美女四五千名--孙皓还真不讲究--按照概率: 东吴人口的一半为女性约一百二三十万, 其时人均寿命不过五十余岁、即适龄女性约二十几万, 从二十几万中就挑选了四五千、连百里挑一的程度都不到、孙皓明显地是重量不重质，故而这些被称呼为美女的多少也要打些折扣--就象如今诸如成都、杭州这样以美女闻名的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十几二十岁的年龄段中可能拥有四五千之多的美女否？！
　　
　　孙皓还好饮酒，每次宴请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约今1400毫升); 为防大臣少饮，特置十名黄门侍立，终日作为司过之吏，监视座中群臣。
　　有位名叫韦曜的侍中，酒量不过二升(约今400毫升)，因孙皓颇为欣赏他，所以对之特别优待: 担心其不胜酒力，便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此即“以茶代酒”这个典故的出处。
　　但是韦曜的结局却并不美妙: 由于其为人耿直，在修录关于孙皓之父孙和的事迹时，秉笔直书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触怒了孙皓，枉自送了性命。
　　
　　孙皓的终日狂饮，形成了慢性酒中毒、导致了其人格改变、产生了精神障碍疾病、即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
　　
　　一般来说，成年人每日饮酒超过150g纯酒(约40%白酒400毫升、或15%葡萄酒1000毫升、或5%啤酒3000毫升)，长期饮用即有很大可能成为慢性酒中毒病人。
　　孙皓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蒸溜酒，众人饮用的是度数最高不过十几度的黄酒、米酒，即便如此至少饮酒七升的标准亦是大大超过了安全的额度，肯定避免不了酒精中毒的下场。
　　慢性酒中毒导致的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出现的症状是病患极度兴奋、引起多为言语性或非言语性幻听、幻视的幻觉状态，更有甚者产生继发妄想以及相应的情绪障碍和冲动行为: 比如反社会人格，或攻击行为。
　　
　　孙皓由是变得暴虐残忍，一旦违逆其意，便翻脸无情、拔刀以对; 动辄割人面、刖人足; 东吴民心丧尽、政权行将就木。
　　
　　羊祜洞若观火，明白伐吴的最佳时机已到。
　　遂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羊祜上疏伐吴: 谓若晋军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
　　司马炎深以为然，大臣们对此则有两种意见: 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认为吴国已呈亡形，晋军兵势旺盛，征伐正当其时，亦表赞成; 不过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却认为吴国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多谓异议。
　　
　　贾充法学出身、颇有才干，是司马家族的心腹: 早年因鼓动弑杀魏帝曹髦、得到司马昭的赏识; 后来又极力支持司马炎为储君，从而成了武帝朝重臣。另外贾充之长女为齐王司马攸王妃，次女贾南风则为太子妃, 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贾充强烈反对伐吴的理由十分明确: 西晋对于平定东吴没有必胜的把握，且数十年前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 而晋国立国不长、尚未全安，如果茂然出兵，却又丧师而回就很有可能会动摇晋之国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智慧的观点。
　　尚书左仆射山涛奏报: “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巨源见识不同凡响: 留有一定势力的外部敌人不去攻取，并非坏事; 因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滋生内忧的谋略。俨然有孟夫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蕴意。
　　
　　由于有极端反战派的贾充等人的影响和阻挠，司马炎也变得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起来，即使羊祜一再请战，司马炎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羊祜不禁感叹: “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 此即“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居八九”这句话的出处，本来是大丈夫感叹壮志未酬的言论，而今却几为多愁善感之辈的幽语，不由令人唏嘘。
　　
　　又过了两年，羊祜身患重病，返京休养; 仍不忘入朝向司马炎上谏讨伐东吴、统一天下的计策。武帝恩准其乘辇入殿，不拜君而坐。当其病入膏盲、再也不能入朝时，司马炎则令张华到羊府听其剿灭东吴之策。
　　“孙皓暴孽已甚，于今可不战而走。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新王，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
　　临终前又向朝廷举荐杜预，“羊祜疾笃，举杜预自代。”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大寒之日，羊祜病逝。
　　
　　羊祜做官做人，一心为了社稷黎民。
　　当襄阳百姓闻知羊祜病故后，便在其生前经常登游的岘山上建造了祠庙，并立碑祭祀。每逢忌日，附近的乡亲都来烧香告拜、男女老幼、皆垂泪不已。遂唤此碑为堕泪碑。
　　司马炎亦给予羊祜极高的评价: “祜固让历年，身没让村，今听复本封，以彰高美。”
　　
　　接替羊祜之职的杜预甫一上任，即设计了一道离间计，致使吴主孙皓撤换了颇具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 然后又开始不断请求出兵江东。
　　不久，年过七旬的益州刺史王濬亦向武帝上书: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东吴的平定。
　　司马炎犹豫徘徊之际，便找来张华下棋散心; 鏖战时分，杜预的请战书再次送到，一贯主战的张华不失时机地推开棋盘，向司马炎滔滔不绝地陈述灭吴的益处。
　　司马炎终于不顾贾充等人的反对，下定了决心攻打东吴。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派遣杜预、司马伷、王浑、王戎、胡奋、王濬等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兵马，从江陵、涂中、横江、武昌、夏口、巴蜀等地出发，进行平定东吴的军事行动。
　　
　　晋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其中王濬率相连百里的水军从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声势浩大。途中的东吴官员用粗大的铁索横拦在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上，又打造了众多一丈多长的铁锥投入江中，企图用此种方法阻挡西晋的战船。王濬见状遂令部下编造了数十个巨大的木筏先行开路，江里的铁锥都扎在木筏上，漂到远处了。又于各个筏端作大型火炬，长十余丈，合十余围，以麻油灌之，一遇铁索即燃火炬，铁索烧熔后纷纷断开。自此所到之处，无不克胜。
　　
　　晋军在武昌会师后，平南将军胡奋突生枝节: “百年之寇，未可尽服。方今春水泛涨，难以久住。可俟来春，更为大举。” 杜预断然阻止: “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 此即“势如破竹”这句成语的来源。
　　
　　晋军复在杜预的率领下，齐头并进，直攻建业。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王濬水军首先突入石头城，孙皓走投无路，只得面缚出降。
　　于是东吴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官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皆归大晋。
　　三国鼎立时代终于结束，天下重新归之一统。
　　
　　五百年后，即大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七、八月间，文坛巨擎刘禹锡沿长江东下，由夔州调任和州，途经王濬东征旧地--今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时，诗人即地怀人，因人感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作《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胜利的消息传到朝廷，君臣皆贺，司马炎追思起羊祜为灭吴而进行的种种谋划，不禁执杯流涕，说道: “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亲见之耳！”
　　
　　王濬班师，吴主孙皓随行赴洛阳面君。
　　武帝司马炎在大殿上赐坐后，说道: “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
　　孙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司马炎闻言大笑不止。
　　一旁的贾充不怀好意地询问孙皓: “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
　　孙皓杀人如麻、牙尖嘴利: “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
　　贾充被点到痛处，登时是面红耳赤、默然甚愧。
　　
　　公平地说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对待归顺的敌国君臣十分宽厚。
　　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时，司马昭封其为安乐县公; 司马炎继位后，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职蜀汉的官吏为朝官。其中调任中庶子的文立曾上书: “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 武帝立时准之。
　　对于新近归晋的吴主孙皓，则被封为归命侯，亦安排了优裕的生活; 而吴国的人才，类似陆逊的后代陆机、陆云之杰，皆被征召入都，并根据各人的德智授以官职。
　　汉主刘禅故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魏主曹芳故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曹奂故于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吴主孙皓故于太康四年(公元284年)，皆为善终。

夏秋冬

夏秋冬

从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教徒利用宗教谶语发出动员起义开始，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南征一战平定天下，在经历了九十六年的分裂动荡后华夏重归一统，一个光辉的时代来临了。
　　新时代的开创者武帝司马炎是踌躇满志: 他成为中国了历史上继秦始皇帝赢政、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等三人之后的第四个统一天下之人！
　　
　　统一天下之后，司马炎继续施行其祖、父辈制订的无为而治、修养生息的政策。
　　早在司马昭平定蜀汉之时，东吴即有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司马父子把持朝政，引起曹魏政权内乱不止，却仍能取得西征的胜利？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曹操父子本性刻薄寡恩、使用严刑重税治理中原，百姓身处其政、是苦不堪言; 而司马氏却对治下实行宽松统治，调减赋税，因而颇得民心，是以虽然面对朝廷效忠于曹氏的大臣之多多少少地反对，司马父子仍然能够牢牢地控制住政权。
　　此时，司马炎本人亦比较注重节俭--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一件五彩缤纷、价值不菲的“雉头裘”，朝官个个惊叹不已；武帝却焚之于殿前。数日后，更是敕令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之。
　　
　　东汉灵帝以降，群雄并起、战乱连连，不知有多少百姓兵卒死于其间。
　　由于今日不知明日事、看不到多少希望; 不少人无奈地选择了“晚婚少育”。
　　为了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促进国家人口的增长提升，司马炎遂规定凡年满十七岁的女子一律出嫁，逾期未动者则由go-vern-ment代为寻找婆家。如此强制举措，迅速扭转了其时疲软的人口形势: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立国不久的西晋包括刚刚吞并的蜀汉不过七八百万人口; 至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吞并东吴、统一天下时, 户数有二百余万、人口达到了一千六百万; 到了太康十年(公元290年)，短短十年之间，新增户籍数目更有一百余万，全国的人口总数接近了二千万人。
　　百姓大量地繁衍生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逐渐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在武帝司马炎的治下，“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此即历史上十分著名亦十分短暂的“太康之治”。

夏秋冬

在天下一统、四境无敌、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以后，司马炎骤然之间发现眼前没有了奋斗目标，经过不长时间的迷茫焦虑，便开始纵情声色、享受生活--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历史的规律--亦是人治社会所无法解脱的问题。
　　
　　西晋王朝是一个门阀贵族的政权，家族清望、门当户对成为统治阶级、士族门第之间缔结姻亲的关键首选。
　　
　　司马炎到了适婚的年龄，其父司马昭曾想向步兵校尉阮籍提亲。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 更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本有济世志，” 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因其政治面貌基本保持中立，“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司马昭只好退而求次之，为长子司马炎选聘通事郎杨文宗的女儿杨艳。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十五岁的司马炎正式迎娶十三岁的杨艳。婚后，杨艳为司马炎生下了三子三女: 毗陵悼王司马轨(早夭)、晋惠帝司马衷、秦献王司马柬、平阳公主、新丰公主、阳平公主。
　　
　　武帝司马炎于继位的次年，即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立妻杨氏为皇后; 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立九岁的次子司马衷为太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司马衷十四岁，司马炎为其选了宠臣贾充的十七岁的三女贾南风为太子妃。
　　
　　武帝本是一个声色之徒; 看到儿子开始了新的人生，正值壮年的司马炎亦不禁放纵起来。
　　
　　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武帝司马炎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六宫，同时诏告: 选美之事未结束时，禁止天下嫁娶。次年，又取良家女及小将吏女五千余人，入宫选之。“母子号泣于宫中，声闻于外。”
　　
　　皇后杨艳一时气极，很快病倒。遂在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的秋天过世。
　　去世前，为了不让其他女人上位，便要求丈夫继娶从妹杨芷、并立其为皇后，并嘱咐杨芷要保护好司马衷夫妻。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比儿媳妇贾南风还小三岁的十八岁的杨芷成为司马炎的第二任皇后。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武帝司马炎既平吴，又“诏选孙皓使妾五千人入宫，”“颇事游宴，怠于政事。” 由于后宫美女太多，“燕赵佳人”、“吴越娇娃”、“洛阳胭脂”、“巴蜀妙姬”等等充斥后宫，“掖庭殆将万人，”--可见司马炎就是要比孙皓挑剔些许(在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选了万余人、适龄女性中的比例接近二百选一了)。
　　为了解决佳丽过多带来的幸福的烦恼--“乱花渐欲迷人眼”嘛, 经过拍脑袋，司马炎决定“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 在知道了武帝走到哪就睡到哪儿的作法以后，“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
　　由是传为天下艳谭!

夏秋冬

自从魏文帝曹丕设“九品中正制”后，豪强大族的势力得到发展; 及之西晋王朝，武帝司马炎制定的政治经济措施，大多以保护士族门阀的利益为前提，士族门第终于成为政坛一股巨大的力量。
　　随着本朝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社会享乐主义滋长，朝野上下物欲横流，士族门第此时毫无忧患意识、而都在花样翻新地找着乐子。
　　
　　朝廷早期的宰相何曾能力无可置疑，“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万钱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其时一个中等家庭二、三年的生活费用，购买力约合现在的二、三万元人民币。
　　
　　何曾一日三餐最少要花费一万钱，还愁没有可吃的菜肴，以至常言无处下筷子。
　　如果宰相生活在今天:
　　
　　在中国大陆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顶级餐厅名豪、绿丰、滩外楼等主打粤式菜肴, 雍福会、黄浦会、名轩等本帮菜式, 个人三餐不会超过五千元; 即使去有“第一贵”之称的谭氏官府菜消费也过不了一万元。
　　如果换个口味去花乐、山里、滩万等处品尝以视觉感受为主的日本菜，价格同样不会超过前者。
　　至于讲究情调、份量偏少的法国菜, 在Jean Georges、Sens & Bund、Jade on 36等吃得扶墙出一万元也搞的定。
　　而其上述所以价高无外乎主菜燕窝鱼翅、乌参鲍鱼等材料成本昂贵之故; 但魏晋时期参鲍翅并不流行，甚至可以说少人问津; 只是到了滥情纵欲的晚明此类物品作为滋补食物才逐渐让人们趋之若鹜。
　　其实吃顿饭、酒水钱往往会超过菜钱--如果选择一两支不错的红酒即能够轻松地花去一两万元，魏晋时期曹植有《名都篇》: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数百年后的大唐亦有王维的《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接着说说首都北京
　　顶级南派海鲜餐厅阿森、潮皇、顺峰的价格不会高于同档次的上海餐厅。
　　而不可遗漏、必须提及的北京饭店谭家厅、钓鱼台国宾馆餐厅、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消费则可参照“第一贵”之标准。
　　
　　最后再谈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广州
　　粤人消费讲究平、靓、正，以实惠抵用著称; 加之此地是参鲍翅等菜肴的大本营;
　　于是中森会国菜、金钻潮庭等顶级餐厅粤菜之价格仅为北方的一半;
　　丝绸之路扒房等顶级法式餐厅也不例外。
　　
　　但是, 老头哪里吃的了这么多！
　　其实西晋的都城洛阳也没有什么特色菜，无非就是长寿鱼--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游猎, 来到黄河之滨, 得一赤色鲤鱼; 御厨别出新裁, 与枸杞子同烧; 菜肴是味鲜、甜咸酸三味俱全--这花不了俩钱。
　　可以看出: 宰相的饮食奢侈之程度过于严重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则更加夸张，“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每日的伙食费用竟是其父的双倍。
　　典型地炫耀型消费！

　　到了武帝司马炎统治的中后期，形式更加严峻: 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国家几近失控！
　　其时天下豪奢者以四人为最:
　　中护军羊琇，景献皇后(司马师之妻、羊祜之姐)之从父弟; 后将军王恺，文明皇后(司马昭之妻)之弟; 中书郎，骁骑将军王济(司马炎之婿)，大将军王浑之子; 散骑常侍、侍中石崇，司徒石苞之子。
　　此皆富于财，竞以奢侈相高，又以石崇与王恺斗富最为疯狂。
　　
　　“恺以饴澳釜(饴糖水洗锅)，崇以蜡代薪; 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司马炎闻讯后非但没有阻止此种奢靡无益的行为、反而想方设法地帮助舅舅王恺，“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 恺怒，以为疾己之宝。崇曰: ‘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 恺恍然自失。”
　　
　　羊琇则个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有二事可见一斑: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琇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后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 火□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
　　亦好酒，尝自酿之，天冷发酵缓慢，羊琇由是命下人身抱酒瓮，用体加温，间或换人，以夜续昼，酒浆得以迅速酿成且味道绝美; 谓之“抱瓮酿”。
　　
　　王济亦是性格豪侈，丽服玉食。
　　“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习射之驰道，两边有界限、围墙)，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
　　“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经常揩拭)其蹄角。” 王济以钱千万与王恺打赌，提议两人比箭。如果其赢了，就要那头牛; 如果他输了，就把一千万钱给王恺。王恺精于骑射，自以为箭法比王济好，于是让王济先射。王济也不推辞，一箭射去，竟中靶心。“济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只吃了一口、即弃之而去)。”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豚(猪肉)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 ‘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必，便去。”
　　
　　由于本朝皇权倚重门阀士族的势力，故而对高官显宦格外宽容; 面对上层的垂范，各级官吏遂不再把治国安邦、济世安民、抵御外侮、劝课农桑当作事情，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于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追逐享受、竟相斗富的荒唐生活上面。
　　作为开国之君的司马炎同样也精力充沛地投身其中、并乐此不疲。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在南郊行祭祀礼后，意犹未尽，便故意问询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 “朕可方汉之何帝？”
　　刘毅方正刚直，立即回道: “可方桓、灵。”
　　司马炎听了惊诧莫名，连忙说道: “汝港吓？ 我，你大邪！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即使不能比肩高、世祖，亦可较之文、景帝; 方之桓、灵，其已甚乎？”
　　刘毅不为所动、坚持己见: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司马炎哭笑不得、只好打了个哈哈、自己给自己台阶下: “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说归说、听归听; 此后，司马炎依然如故。
　　
　　此外大批朝臣迷恋于“清谈”之中、不可自拔。
　　
　　“清谈”在本质上是一种辩论。
　　是一种主要通过三玄--《易经》、《老子》、《庄子》阐发出来的哲学命题，而进行研讨的辩论活动。
　　“清谈”是由汉朝人的讲经发展起来的: 只是汉朝人讨论的是《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经”，魏晋人探讨的则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东晋又发展到了佛经上面。
　　
　　外表华丽精致、光鲜富贵的西晋实际上已经暗流涌涌、危机重重。
　　
　　太康十一年(公元290年)夏四月己酉日，早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五十五岁的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于含章殿; 三十二岁的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西晋帝国的悲剧由此悄然拉开！

大银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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