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者输与颠倒的经济——于丹现象解读

vanhch

3月2日，天涯网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博士徐晋如。该帖言辞激烈地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不久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在帖子的末尾，来自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10名博士生联名表态称“要将于丹抵制到底”。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于丹现象的网络大战狼烟四起。

　　十博士和其他一些学院派人士以学术的标准来看于丹、要求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文化奶妈”，攻击其所讲《论语》为“心灵鸡汤版《论语》”；而于丹的“粉丝”或同情者、理解者则认为，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通俗易懂，切合现实，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这必然也意味着被市场认可和巨额的经济收入）。后一种意见可以粗俗地概括为数量（接受者的数量和版税的数量）就是硬道理！但是说实在的，笔者见到的这些评论大多是泄愤之作，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属于“鸡汤式批评”。

　　其实，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特点，是把利益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文化生产或者符号生产领域，以便建立一种所谓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或“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布迪厄将此视作拓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程，其第一步就是把经济利益的观点扩展到表面上看来非经济的文化领域。布迪厄认为，在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把利益的观念严格限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把符号的与政治的方面视作缺少自己利益的，这实际上再生产了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而布迪厄则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大到包括符号或非物质的人类活动领域而力图超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

　　在建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时，布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其中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pursuits）。他的“实践的科学”把所有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一样，都被看作是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但是，文化生产领域毕竟不同于物质经济领域，其利益的追逐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这个特点布迪厄常常称之为“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不被承认的利益”等等。这一点最深刻地道出了文化生产领域利益追逐的秘密和特性。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 winner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 economy）。

　　但是“赢者输”逻辑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文化生产场中的“有限生产领域”。这里涉及布迪厄对于文化生产场内部分化的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对分离以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特点是高度专门化，参与者的努力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可以称为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布迪厄认为，这使得两个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布迪厄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的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方面，杨念群的见解是比较典型的。他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对于丹的一夜成名，杨念群指出：“学者没必要为于丹的成名而眼红嫉妒，学者要想成名，肯定不如歌星那样万众瞩目，如果真愿意投入到学术当中，就不应该过多考虑投入之后要获得多少轰动式的市场回报；考虑多了也没用，如果还想获得类似时尚文化那样的回报，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自信心不够”，“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歌星”、“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记者采访《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市场场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

　　所以，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乃至所有的学术界人士，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十博士应该明白，他们对于丹的批评既不能抑制于丹粉丝们的狂热以及于丹《心得》的发行量（可能反倒作家其发行量；也不能降低于丹在学术圈或者《论语》研究界的地位。于丹不可能拿她的《<论语>心得》去学术圈捞取学术资本，学术圈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她对此倒也心知肚明。

　　我们还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假如于丹这种鸡汤式的经典解读方式流行起来，那么，经典不就完蛋了么？对此，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有其抗戏说（这里的戏说是泛指，我不是说于丹的《<论语>心得》是戏说）的能力。如果一部经典一经戏说就完蛋，那还成其为经典么？这样的经典也太脆弱了吧？历史上戏说经典的现象也不是始于今天，中国近现代就有很多戏说《西游记》《红楼梦》《水浒》的小说，但是没有听说这些名著因此而完蛋。真正有力量让经典完蛋的不是来自市场的戏说，而是来自极权统治者的“戏说”，或者干脆说也不说，彻底烧毁拉倒！于丹和十博士怕是都没有这样的力量也不愿这样的局面出现吧。

AltenWer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