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兼与

joseph · 发表于 26.2.2007 02:30:38

关天茶舍』 [思想]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 先生商榷 作者：坏郭靖提交日期：2007-1-30 00:09:00 ??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曼德 　　 　　题记： 　　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 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 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而我们的时代任务 就是，打倒自诩为天国引领人的“教权”，高扬真正的神权，从而也高扬人的尊严与权 利。 　　 　　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 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 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 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 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 　　 　　纲要： 　　一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四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五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六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宗教改革 　　 　　 　　一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在中国这个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的国度，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 进步的功效被高估。这种高估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相对宗教改革而言的。实际上，宗教 改革对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作用不知道比前两者要大多少倍。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 、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 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 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 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要想在中国实现人权和民 主，如果取法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们的负效有可能会摧毁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 有直接取法宗教改革，才能在本源上、最后结果上达成个体自由、民族进步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 有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 史》，把书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 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年开始写 的，甚至官方最近推出的《大国崛起》也是以1500年起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把1500年 作为全球史的起点。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 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 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 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7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 1649年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 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 的成果：1620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1776年，缔造了一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一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兴盛的国家，意大利 、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 。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四分五裂，在187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946年才成 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革 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 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 帝制告终。1848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 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在这些年代数字背后，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 ，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 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 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 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 、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 ，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 ，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 等等理念。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虽然正如刘军宁先生考证的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强调人性的 同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欲望，助长了人性之恶。他们谋求人的解放，但冲出牢狱的人如 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人始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由于肉体的存在，还要靠上帝不断与罪性争战，这就是所谓的“ 一次得救、一生成圣”。但人文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谦卑，他们高扬了人性之恶、造成了 社会道德的堕落、从而也无法通过正确把握人性来建构一个较理想的政体。正如秋风先 生在《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 、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里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 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我们的时代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个1980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的作者，不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毫无人权、民主乃至宪 政诉求了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的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者、国家主义 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 轨迹，也代表了当下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公义跌入深渊的悲凉现实背后人文主义者应该 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 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一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 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 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一个美好 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 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 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出来。 　　 　　在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 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 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一切道德、经济、政治 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 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 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 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无产阶级专政 、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 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 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 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 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 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 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 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 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 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 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象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贬抑宗教改革， 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 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 层面对社会的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暴力革命、用枪炮来 缔造伊甸园。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里他看到了 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 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 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 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 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钟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 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 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 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 了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象顾肃先生的名著《自由主 义基本理念》，也通篇是人的理性的自豪，对宗教信仰着墨不多。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 与处境，是很难想象到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并且是决定性的。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的是结好果子的好树，而不是结坏果子的坏 树。通过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 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一个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 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了与代表当前官方思想最高 水平的政论片《大国崛起》一样的错误。在该片中，且不论没有揭示出葡萄牙、西班牙 地理大发现、大航海的真实原因：在基督再来之前，为传播福音必须走到地极！（正如 该片也提到的当印度人问欧洲远航者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 “基督徒，香料”）就是在对荷兰、英国崛起过程的信仰因素，也闪烁其词。 　　 　　《大国崛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 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 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一个新教地区。经济 学家威廉•配第把16、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影响。 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1581年，由 荷兰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 国（1579—1795）。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 ，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 　　 　　《大国崛起》对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 ，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 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 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 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 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 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 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 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 （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克伦威尔（公元1599～公元1658）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与持受 国教（天主教）的国王进行著名的清教徒战争，战争的胜利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 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 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 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 　　 　　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了持续和巩固。（克伦威尔后来经历了 挫折，其子继位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查理二世复辟。但是，英国走向宪政的局面在清 教徒的抗争下已经不可逆转。）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欧洲、在美国以及英国先 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 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有人 对克伦威尔与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克伦威尔基本上是一个 实干家，洛克则是一个思想家，虽然很难估计各人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才智 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与之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 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 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基督徒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 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 　　 　　一切正如神学家伯特纳认为：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 ，是新教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 尔文主义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 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 。”加尔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 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 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四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正如秋风先生在他关于文艺复兴的两文中所意识到的，当代需要的不是以解放人欲 、建构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而“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 ，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 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 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 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 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 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 。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如秋风先生所言，“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 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但是，只有宗教的高尚追求才能让人树立高于物质利 益之上的需求，才能不被物质和肉体欲望所禁锢，放射出人类精神的魅力和信仰的圣洁 ，凝聚起人类对社会公义和共同体命运的热衷和奉献；只有信仰的缔造和自由才能维护 人类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从而成为其他自由的最坚固的奠基石；只有高声赞美上帝的荣 耀和辉煌，才能维护住人性的高贵和圣洁，才能得到保障人权的最充分理由——人是上 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是上帝用他儿子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的重价赎回来的 。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象基督教那样其主宰者为被造物而牺牲。（具体见《圣经》）。 只有高扬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高扬神权，才能克制住人性之恶，张扬出人性之善。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正如在《圣经》中保罗所说：“凡属耶稣 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笔者不长的信仰 历程中，我看到难以计数以前浑浑噩噩、陷在肉欲和逐利之中的人因为生命的重生而将 目光开始关注到他人的幸福、社会的公义和国家的复兴上，上帝真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将 他们的生命改变、将他们高举，让他们追求公义、公正和博爱。象那些由河南农村基督 徒原创的赞美诗歌《中国的早晨5点钟》《天上的河》等等，所唱出来的对民族和中国 共同体的爱是让人震撼的。笔者也曾因专制的逼迫而一度绝望沉沦，但自归信基督后， 那些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再一次唤醒了沉睡的心灵，信仰确实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人权来源于信仰而非经验或者理性。只有上帝的话中的宣告：“上帝就照着自己的 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创世记1：27》才是信仰的最 牢固基石。人是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对人权尊重的最 根本来源。所以，当人越来越高扬上帝的尊贵时，也深感到自己里面形象和样式的尊贵 和自己责任的重大。而且基督徒都知道，人是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上帝自己作牺牲后将 人从罪中赎买回来的，人是上帝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换来的，这是何等的宝贵和至尊。这 就是启示、这就是宣告，不需要证明，只需要你认信耶稣基督为主就行。 　　 　　实际上对“天赋人权”的推崇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理性问题。你要信他，但在逻 辑上无法证明他。因为逻辑上来说你没有的权利和尊严你为什么要要求呢？你怎么能证 明这些权利是人先天的、超验的必须要拥有的呢？那么多没有人权的人难道不是人吗？ 在经验主义者眼里，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天赋的”人权的，因为在经验上是不能证明 人权是每个现实当中的人必须要拥有的，因为经验是不许可有超验的事物存在的。 　　“天赋人权”口号的提出，只不过是上帝对当时人们的一种启示而已。也只有把 人权当信仰，把人权视为神权所赐，才能永远不丧失对人权的追求和捍卫。基督教对人 类历史上的女权斗争、黑奴解放、结束专制等所作出的贡献，是最为杰出的。具体可看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五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有信仰不错，但有正确的信仰才是最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信仰归正运动 ，是人类从人对神的掩盖、专断和践踏之中恢复上帝的荣耀及个人的尊严的运动。宗教 改革被马克思主义渲染为打倒了神权，高扬了人权，标志着现代社会以人为本和世俗化 的开始。这种观点影响了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实际上真正了解西方史的人知道，这种 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打倒神权，而且前所没有的强调了神权，这突出 地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中；宗教改革打倒的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士阶层的教权，所 要树立的是个人信仰的至高与纯粹，以及由此衍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 　　 　　我认为宗教改革对现代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国家的形成，至少有4点决定性意义： 　　1。高扬了神权，从而也高扬了人权； 　　2。因信称义的发现，促进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 　　3。预定论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全然无力，抑制了人性之恶，为宪政、 法治奠定了根基。 　　4。预定论和天职（calling）观的发现，破除了偶像崇拜、烦琐的宗教仪式、遁世 修行的修道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积极入世、全面征服全地的信仰 雄心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全然圣洁化、信仰化。 　　 　　宗教改革是以两个伟人的思想为重要特征的。他们就是马丁•路德和约翰&# 8226;加尔文。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德国人，是他首先点燃了宗教改 革运动的狂飙。他提出了“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 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 革的旗帜。 　　 　　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 拜神，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 一切专制权利的拦阻。“惟独信心”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 靠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惟有人 的信心，这标志着信仰上个人主义的发轫。“惟独恩典”强调了人信仰中上帝的主权， 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 为的中保，使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 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 有的权利，所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人人是祭 司，更说明每个人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 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 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 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那么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 　　 　　“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一样神 圣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这有力地 高抬、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 方面；天职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 、诚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与以上类似不再赘述。马丁•路德从《圣经》 发现的真理及这个真理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 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 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约翰•加尔文因发表《基督教原理》而成为当时的新教领袖。就像《拿破仑 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改革。凡加尔文的思想占主流 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无不以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为其特色。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没有一个教义象他所体现的那样积极、 有力并且充满得胜的雄心，他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而争战之胜 利，必须历经艰难险阻始能获得。“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加 尔文将积极入世、在社会中全面渗透信仰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预定 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人类思想的颠峰。预定论的核心是高扬上帝的绝对主权，以下 是其中5点要旨： 　　 　　1．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人类由于原罪完全腐败，绝对不可能有行善和称义 的能力和功劳。这个教义使人彻底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 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 、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2．上帝对人无条件的选择。被拣选的人和消亡的人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差别。拣选 不是按人的伦理上行为，拣选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中，就是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 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人的救恩问题上无 限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地排除了教权、皇权、政权的专制与影响力。 　　3．有限的赎罪论。认为只有被上帝在创世之先拣选的人才能借基督的赎罪而得救 ，因而基督只是为被栋选的人赎罪而死。 　　4．不可抗拒的恩典。人不能抗拒救赎的恩典，凡被拣选的就无法逃避上帝的拣选。 　　5．圣徒永蒙保守。被拣选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下永远处在恩惠和选民的状态、永 不丧失救恩。 　　 　　这一教义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尊严，使人间的王权、皇权、教权和人的各种宗 教仪式、巫术图腾全部黯然失色，它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有 力实践。就象马克斯•韦伯针对预定论所评价的：“人类信仰史上的这一伟大历 程——把魔力（ magic ）祛除于世界之外，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颠峰与终点：这一历程 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力的手段来追 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了。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 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 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 　　 　　既然在现实世界已经除魅，既然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那么人只 有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现实社会，他们就不能将眼光关注在圣事上，而是充满选民 的自信，在传统教义认为并不属”圣“的领域：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等领域来见 证上帝的荣耀、效法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履行基督徒作光作盐的本分，以此更加 加强作为上帝选民的属灵信心与雄心。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 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 　　 　　一切都凝聚成突现加尔文教义的韦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中的第一条：”人生的终极的 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除了这种积极入世、见证信仰的教义极大地推动了 经济、政治变革外，加尔文教义之所以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伟大动力还在于：它 最极端化地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最极端化地践踏 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也从而最极端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 人主义最极端化地实践在现实社会中。 　　 　　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因信称义“教义，通过预定论打碎了在个人与上帝（三位一 体）之间的任何事物和行为，最有力地揭示出：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实 体，宇宙所有、上帝至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而且信仰纯粹就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 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应该优先于教会、政府、社会团体，是团体的目的，根本 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个人主义的根基。美国历史 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 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 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 获救。”　 　　　 　　　　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 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 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 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法国 大革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时无不以人民或集体的名义行专制的实质。　 　　　没有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施密特说：“没有个人 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有关个人主义，宗教改革区别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扬人 权的基础建立在高扬神权上，它在赋予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用“律法”克制住了人性之 恶；它高扬人权的精髓在于高扬了人内在的”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高扬了人权中的上 帝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在这种对上帝的尊崇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基础了，建构了 真正符合宇宙和社会大道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当秋风先生说：“自由存 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英格兰人幸运地、也 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一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 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我们说自由不是存在于有 限的人的平衡点上，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英格兰人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上帝的 必然之中，所谓自由的秘密乃是在上帝之中，在宗教改革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和纯 真美好的思想、制度结晶之中。 　　 　　六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宗教改革 　　 　　刘军宁先生在一度沉闷和绝望的空气中，终于呼喊出了一个声音：中国需要文艺复 兴！这样一种呼喊在中国当下进行高估是不为过的，但是，他的呼喊没有切中要害，没 有起到更好的引领或先知的作用。在他一篇又一篇呼吁文艺复兴的文章抛出来后，最新 的文章《没有人能挡得住：从三本书看中国文艺复兴》提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德胜员 工手册》，他认为该书标志着“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从最不显眼的地方开始了！”但实 际上，这家公司我在一年内去过10次，我深知他们的根基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上的，他们 的管理层是用美国的新教精神在缔造该公司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该公司里有一个美 国式的漂亮小教堂，是企业管理与文化的核心。也许刘军宁先生呼喊的是更加广义上的 文艺复兴吧，但无论如何，当下中国，更需要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的理念、价值观和最终 的信仰。 　　 　　对宗教改革偏见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受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对历史解释的影响，另 一方面是我们无宗教的国度无法设身处地的体验了宗教对西方文明的决定性影响。但通 过上述考察历史和宗教改革的思想结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才是现代民主、宪政、自由 社会的奠基石。虽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人的权利与尊严，但中国近百年的各 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却始终无法确立人权和宪政。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敬虔 ，就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没有对宇宙大道的顺服，人就不能在圣洁和公义的秩序中 昂首站立。正如笔者在《崛起的根源——大国崛起信仰版》一文中写到的：”我们要说 的是宗教改革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相反，而且宗教改革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相比文 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言是决定性的，所以当中国的学者希望当下进行一场”文艺复兴“ 时，我们却要郑重地要求应该要来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抑或”新教普 及“。。。。。。 　　为什么法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革命、法国的进步坎坷崎岖；为什么德国、日本走 向了右的法西斯，而苏联走上了左的法西斯，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新教的传播和启 蒙，没有使新教个人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观念渗透到国家法治秩序和民众观念中。。。 。。。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而是尊重人权和个 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大国崛起靠的不是技术、发明、生产力甚至制度，而是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石；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人欲的张扬，而恰恰是对至高 无上的上帝的敬畏、尊崇和荣耀。“ 　　 　　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 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 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而我们的时代任务就 是，打倒自诩为天国引领人的“教权”，高扬真正的神权，从而也高扬人的尊严与权利。 　　 　　当下，我们的处境与宗教改革时期极其类似，我们既需要道德重建背后的信仰觉醒 和复兴，从无神论到树立上帝的荣耀，而且实际上，我们所要面对就是一个高抬教权的 宗教体系，它又自称是唯物主义，它不承认有上帝但又给我们描画地上天国的蓝图，并 一再宣告他们就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带领人，是代表一个民族未来的祭司与先知。而时代 给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敌基督者和众多假神职人员、假中保所遮盖的真正上帝的 威严和荣耀，让我们来高扬至高上帝的绝对主权和神圣荣耀，让一切假先知和祭司在他 前面消失隐退，从而使每个个体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祭司，就是 上帝尊贵的儿女，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尊严，拥有在尘世积极入世、荣耀上帝的使命 和天职。 　　 　　在多次家庭聚会上，我听到韩国的弟兄姐妹一再说到：”韩国的自由是用膝盖跪出 来的“。他们不是用膝盖跪向尘世的当权者，而是跪向至高无上的上帝，悔改、祷告、 吁求，韩国作为民主大国、宣教大国、经济大国已经真正崛起，韩国人不仅实现了信仰 自由，而且实现了政治自由，成功融入世界大家庭中。信仰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的第一 步，个人自由的最基本权利是信仰自由权利，有了信仰自由才能有言论自由、才有结社 自由等等。信仰自由也是实现民族自由、大国崛起的第一步，只有达成了信仰自由，才 能开启民族的兴盛。正如荷兰、英国、美国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的崛起里程， 恰恰就是人类迈向信仰自由的里程，也恰恰是宗教改革的思想在全球传播的里程一样，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树立信仰的时代，是一个树立上帝至高主权的时代，是一个高 扬上帝的儿女——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时代。最后，谨以《圣经•诗篇•8》 作为结尾：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琴心剑胆 · 发表于 2.3.2007 03:11:07

“需要道德重建背后的信仰觉醒和复兴” 的确 但是，是弘扬发展我们自己的，还是接受西方带着不同目的舶来品，这是关键！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10.3.2007 15:24:48

<div class='quotetop'>QUOTE(琴心剑胆 @ 02.03.2007, 03:11 )</div><div class='quotemain'>“需要道德重建背后的信仰觉醒和复兴” 的确 但是，是弘扬发展我们自己的，还是接受西方带着不同目的舶来品，这是关键！ [right][snapback]1266606[/snapback][/right] </div>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 ( 转自《基督新报论坛》作者：张羿 ) 我们之所以探究中华文化的真正根源，及其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为了正确解读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传统文化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文化之复兴的。 而由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内在血缘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认识基督信仰。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把基督教当作“洋教”，把上帝当作西方人的上帝。而事实上，基督教不仅不是“洋教”，更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贯彻于西方文化之中，但同时又超越于西方文化之上。 从地理位置来说，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国位于亚洲西部，北与黎巴嫩交界，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西濒地中海，南连亚喀巴湾，是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 基督教发源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奇妙的。这正是基督信仰超越东西方的象征。而如果一定要区分东西方，从地理位置来说，基督教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亚洲。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基督教是东方文化。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悖基督信仰之普世精神的。但这一事实，至少应该有助于使我们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错误观念。 因此，虽然基督教在历史上领先一步为西方文化所吸收，但这不等于说就是西方文化。事实上，基督教一直向全世界扩展，根本无所谓西方或东方。《圣经》中的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而是全人类的上帝。所以，信仰上帝，只是人听神的话，而不是东方人听西方人的话，更不是中国人听外国人的话。东方人、西方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信仰是普世的信仰。并不是多了一个基督信仰者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而由于秉持东西方文化差异论，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文化加以排斥。虽然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强烈排斥却源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我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与西方武装侵略同道的文化侵略。然而，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历史冤案。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就取消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西方传教士虽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时来到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但是长期封闭下的近代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两者混淆了。这导致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也使得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未能在中国及早扎根。 基督信仰代表着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普世精神。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普天之下皆为上帝的子民，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而其核心的十字架精神的本质，乃是否认己、尊重他人、团结互助、洗净内心罪恶……。从某种角度而言，基督教是超越文化的，因此它才从精神实质上既不单独属于西方、也不单独属于东方，而是为人类共同拥有。 上帝具有独一无二的超越性，他是宇宙与人类的创造者，乃万国之王，万民之父，并没有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之别。 另外，从基督信仰所倡导的核心精神来看，基督信仰不仅不是西方文化，反而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现代西方社会所流行的过度自由主义、性解放、同性恋、婚外恋、道德败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基督信仰明确反对的堕落和邪恶行为。从现代西方文化的这些消极面来说，西方文化远不如中国古代文化更接近基督信仰精神。 无数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先贤时代不仅信仰主宰之天，而且还与犹太人所信仰的上帝是同一位。考古学和天文学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如，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就证实了龙山文化时期与《圣经》中的巴别塔时期以后，万国散居在地上的时间吻合，即公元前约2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证明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不仅十分先进，社会分等级制度，有先进的建筑群落，最关键的是与希伯莱人一样遵照复杂的程序虔诚地履行敬拜上帝的仪式。 关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早有《圣经》学者及中国文化研究者指出。而唐尧先生的《先贤之信》一书，则通过大量丰富确凿的史实，进行了较完整、翔实的阐释。 唐尧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圣经》创世记11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之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就是远古的中国人。 唐尧先生从7个方面证实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 第一，中国古代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对《圣经》中所记载的早期人类事件具有普遍的认知。中国汉字，因其长远的历史及原形的可究性，可以证实希伯莱民族的历史。这就是希伯莱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互相佐证的共同性。限于篇幅，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 比如，汉字中的“福”字意思是“祝福”或“幸福”。这个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或“神灵”的意思，而右边按照象形字的写法，右上方是一坛酒，下面是一双手，表示敬拜的意思。“福”字表明中国古人认识到：敬拜爱人类的上帝，与他和谐共处，才是真正的福。如果人类不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汉字中的“社”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合起来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社会”原意是“社日举办的集会”。“社”字说明，上帝是古代中国人社团的中心，是因为共同敬拜上帝使这些社团凝聚并延续下来。中国古人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上帝才是社团的核心，只有以上帝为核心的社团才能领受他的祝福。 汉字中的“禁”字，上面有两棵树，下面的“示”字是“启示”的意思。上面的“林”字表示伊甸园中的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这是上帝第一次启示人类的先祖亚当，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也是上帝第一次禁止人类做某件事。汉字“禁”所表示的意义与《圣经》中的启示完全一致。 汉字中的“婪”字，意思是“贪婪”或“渴求被禁止的东西”。这个字由上面的“林”和下面的“女”字组成，“林”同样指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女”就是站在树前的夏娃。因为贪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罪—“贪婪”罪。中国古人选择“女”而不是“男”来造“婪”字，说明他们知道人类始祖第一次悖逆上帝将罪引入世界的故事。 汉字中的“裸”字，是指人吃了禁果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因此需要衣服遮蔽。只有《圣经》创世记中伊甸园事件的记载可以解释汉字“裸”字的来历。 汉字中的“船”字更与《圣经》有着惊人的关系。“船”的意思是大的舟。表示大舟的“船”字，确切地印证了《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故事。这个字由三部分组成：左边是一个“舟”字；右上角是一个“八”字，右下角是一个“口”字。“口”也是“人”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舟里有八个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挪亚顺从上帝的旨意建造了方舟，一家八口——挪亚、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在方舟里躲过了大洪水，生存了下来。当中国古人要找一个字表示大舟时，就想到了挪亚方舟。那是人类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只大船。 与《圣经》相关的汉字还有很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第二，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上帝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肉眼看不见，但却有生命。从超自然的角度讲，上帝是自有永有、永恒不变的；从理智讲，上帝是全知全智的；从道义上讲，上帝是公义的，他反对邪恶，满有怜悯；从情感上讲，上帝是慈爱、宽容和忍耐的；从关系上讲，上帝积极参与人类事务，引领人并使人与他和好；上帝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记载中，对上帝的描述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具有相同的属性。甲骨文卜辞和其他考古发掘，可以追溯到商朝武丁王统治时期，大概相当于《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中的约书亚时代。考古发掘证明，商朝人一开始就对上帝有着十分精确的理解。他们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并对人类世界拥有最终的主权。周朝如商朝一样，确信造物主的存在以及与人的切身关系，并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宇宙创造者。 中国古代用三个名词来描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帝、天。虽然“天”和“上帝”是不同的词，但他们指的是同一位造物主。汉朝学者郑玄在《史记》注解中指出：“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而在《圣经》中，亦有多处用“天”来表示上帝。 据汉学家麦都思考证，在中国古籍中，上帝被提到175次。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与犹太人的上帝一样，是超越、无限、公义、荣耀、尊严、有统治权的。 而另一位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权威人士理雅各与麦都思的结论是相同的。理雅各在1852年指出，“中国人与其他落后民族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他们所描述的上帝始终是一致的；他们从来没有举出另一位与上帝相似的神。中国人认为上帝一直是这样一位造物主和全能的主宰，是圣洁的、公义的和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位‘与他相当或仅次于他的’，他是独一无二的。” 古代中国人所描述的上帝，与希伯莱《圣经》中的上帝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就自然属性而言，上帝是自主、永恒、永不改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限的；就道德属性来说，上帝是爱、是神圣的、是有恩典的、信实的、良善的、慈悲怜悯的、是公正和公义的、是智慧的。 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不仅忘记了上帝，还把他当作外国人的神。中国人从有神论到泛神论到无神论，至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崩溃和精神危机。然而，这改变不了上帝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崇高地位，改变不了中国人与上帝的切身关系。上帝依如既往地爱着中国人，并祝福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第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直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意义相同。 北京天坛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是一直持续了4000年的中国最古老的敬拜上帝仪式的有形遗产。天坛即“上天的坛”，天是指上天，而坛是指丘坛。天坛并不是上帝的“庙”，这是天坛与寺庙的重要区别。天坛是专门用来敬拜上帝的。中国人深知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上帝供奉在庙宇里。被供奉在庙宇里的神都是假神。中国人对上帝的理解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理解完全一致。《圣经》中上帝多次告戒他的子民，他是无限的，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要为他造任何形式的像。根据《圣经》的启示，敬拜偶像是邪恶的。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天坛里面的敬拜程序与设置，与《圣经》里的描述如出一辙。 第四，从16至19世纪，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证明：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极其相似。这些学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巨匠。他们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理雅各等。 第五，中华民族与希伯莱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上帝将他的真理普遍地启示给了世界各民族，其中当然包括中华民族。 在上古时代，中国还有另一个名字：神州。这一名字的字面意思是神的国家或神圣的国家。与神州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天命的理念。上天赋予的权利是帝王统治合理化的依据。天命的理念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只有上帝选定的人才能登基为王。上帝直接授予某个皇帝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从上帝而来。这就是“天命”的意思。所以，皇帝下圣旨，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因此，由上帝选定的皇帝被称为“天子”。这一称呼并非为了神化皇帝，尽管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种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帝王的品行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蒙上帝的保守。如果帝王道德败坏、施行暴政，人民就有理由认为他失去了统治的权利。所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打的旗号都是“替天行道”。 第六，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上帝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上帝，以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自觉地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第七，中国古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明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地一致。 由于《圣经》启示，一切占卜、问卦都是迷信、邪恶行为，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星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占星术认为星星及它们的运转在左右地上事件的发生，但《圣经》启示我们，是上帝用星宿来显明他干预人类历史的信息。中国对此有同样的理解。《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可以通晓四季变化的规律；观察人间伦理常道的秩序，可以发现教化天下的真理。 比如，《圣经》中所记载的启示耶稣基督降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中有同样的记载，且有与《圣经》事件同样的解释。 关于耶稣降生时的东方之星，《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新约•马太福音》二章1-2节） 而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后，汉孝哀帝建平二年，中国天文学家也观察并记录了几个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 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远。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汉书•天文志》） 上面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第二年的第二个月，彗星出牵牛70余日。据说，彗星的出现意味着新的要代替旧的。牵牛，太阳，月亮和其它五星在运动，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新的一年，新的月份，新的一天。彗星出来理所当然象征着变化。彗星出现得久表明事关重大。 再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日所发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时，大约33或34岁。《圣经》是这样记载耶稣受难时的天象的： 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4-46节） 耶稣在断气之前，日蚀持续了3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3点。中国人也记载了这一重大的日蚀现象，而且与《圣经》上记录的时间相同。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哉。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后汉书•第一卷》） 翻译出来就是：该月的最后一天癸亥日，有日蚀发生。皇帝避开正殿，停止了一切军事活动，五天不理国事。他又作了正式声明，说：“我品德不好，引致这样的灾难，甚至太阳和月亮都被遮蔽了。我甚恐惧战惊。还有什么话说呢？”……凡上奏的人，不许提‘圣’字。” 这是记载在《后汉书》中的日蚀和月蚀现象。这里的癸亥日是指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第七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公元31年，是描述星象事件后大约34年。当时东汉的首都在洛阳，在耶路撒冷的东部，时差为5个小时。假如这一天象出现在耶路撒冷是中午到下午3点，那么在洛阳，就是下午5点到8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既看到了日蚀又看到了月蚀。 日蚀本属普通的天文现象，但此次发生在特殊日子的、持续长时间的天文现象，引起了光武帝强烈的反应。光武帝承认自己有罪，并宣称他的罪由自己承担。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他禁止大臣在此期间谈论神灵，他还知道所有人的罪应当由一个人承担。这正是耶稣受难的意义所在。 更为奇特的是，在《后汉书》的一处注释中，一位叫潜潭巴的注释者说：“癸亥日蚀。天人崩。”（《后汉书•志第十八》）来自天上的人子死了！这是对耶稣受难的最真切描述。中国人对耶稣被钉时的天象有如此强烈的反映和如此贴切的解释，正是上帝对全世界彰显他神圣启示的有力证明，也是华夏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具有内在血缘关系的另一明证。

琴心剑胆 · 发表于 14.3.2007 10:16:35

上面这篇文章头一段就认为自己才是正确解读中华文化，而“对传统文化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文化之复兴的”这样的大帽子就扣在别人头上。这样其实根本不用往下读了~~ 全篇充满所谓的考据与诡辩，这样的文章，换个立意，北大或者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生们能写出一堆一堆的东西~ 不可否认，在综合国力增强的今天，文化重建，信仰重建，道德重建就十分的重要；这个时候，也是各种潮流各种思想可以乘虚而入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机会。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会继续也一定会继续。我个人认为，中华传统儒释道墨法文化的精粹和发展中的马列主义的完美的结合体会最终取得胜利最终发扬光大。

蒹葭 · 发表于 20.3.2007 16:16:13

“对传统文化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文化之复兴的”这句话如果客观地来看确实没有什么错.当然在那篇文章中,那样的出场顺序确实会让人感觉是在扣帽子.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有没有内在血缘关系我不敢断言,因为我也没有去考察过.同样,要称之为诡辩是否也需详细考察以验其正误?我也觉得写出一堆一堆的东西不难,可是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价值呢?或许像楼上这位说的,是会有很多思想很多言论乘虚而入,可是有必要先想一想,这虚从何来?捍卫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粹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可是去正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去鉴别其中的好坏同样也是应该,否则时间的洪流会代替我们去做.我想正视不是舍弃,反而是真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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