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里的声音

浴火之凰

大家看联合会杯的时候听欧洲体育台的解说的时候,会否听到话筒里还有其他国家解说员的声音.今天,日本对哥伦比亚的时候,话筒里的是一种叽里咕噜的语言,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语言.不停的 叽里咕噜.

晓光

解说员说是哥伦比亚的同行

青衫磊落

舒马赫在维也纳站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夺冠感言的时候，央视的直播中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音量只是比舒马赫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略高。这样，你仔细听哪个声音都能听得清楚。
　　另外一个声音说的是中文。继伊拉克战争直播之后，同声传译的手段再次发挥作用，从国际频道延伸到了体育频道。
　　同声传译（可以被简称为同传）很有可能是脑力劳动中最辛苦的一种，因为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违反人脑的正常工作状态的，属于“一心二用”。在某一个时刻，翻译者既要把发言者的上一句话翻译出来，又要仔细听着他说的这一句话。不少外国语言的语序与中文大不相同，很多情况下，翻译者不听把话说完，根本就不能知道发言的人想说什么。所以翻译者经常需要等，然后以最快的语速用中文说出来。
　　同传是一项高强度的脑力劳动，9·11的时候，凤凰卫视的一位主持人一口气作了将近10个小时同传，这相当于超长的马拉松了，最后吐在了工作台上。据说在联合国负责同传的高手们最多也就是坚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就需要换人，因为政治家们的语言实在是体面，需要三句话表达的意思，他完全可能给你放到一句话里面去，从句套从句，转折加因果，比舒马赫说的可复杂多了。
　　同传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两年前，奥委会主席罗格来北京看大运会，有过一场新闻发布会，当时做同传的是一位外交部的语言高手。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虽然没有见到主席本人，但是从罗格说话的语气和词汇的选择上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语言风格朴素的人，说话周全，官味不浓。
　　奥运会几乎是唯一一个对奖牌获得者的新闻发布会使用同传的赛事，不同语言的翻译者们坐在各自的工作隔段里，记者进场前可以用证件换取无线收音机，墙上写着各种语言的频率，调到你自己的语言频道就可以了。记者提问的时候如果使用与回答问题的人不同的语言，主持人就会提醒台上的人戴上耳机，收听同传的声音。
　　其实，同传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也不是这两年的事情，1980年前后看过内部电影的人都应该有过这种体会。当时除了文革期间留下来的几部专门为内部观摩而制作的译制片之外，新引进的外国电影（以英国和法国电影为主，好莱坞的不多）配音配不过来，就只能交给同传了。
　　经常的情况是，影片里的角色无论男女老少正反忠奸，都由一个略带口音的中年男声包办。当然，他本人并不是坐在单位礼堂二楼放映机器的旁边，他的声音来自与拷贝搭配而来的磁带。运气好的时候，他在帮女主角说话的时候会把声音搞得尖一些，运气更好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出声。
　　据说，也曾经有一位对电影套路了如指掌的人士，在完全听不懂外语对白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将一部欧洲电影从头串到尾，最后还能不露痕迹地收场，赠送一个大团圆式的完美结局。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某一部电影的情节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