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专访鲁德成：细述涂污毛泽东画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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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成说：有人问我，是广场的学生把我们抓住，并扭送中国的专政机关，我怎么看这段历史？我的回答是八九学生运动无庸置疑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把我们扭送给中共，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吧，我们不恨学生。学生这样做的罪魁祸首是中共的集权统治，学生这么做当时有他们的考虑，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学生当时对中共抱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br /><br />-----------------------------<br /><br />　　（续前）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我们三个人处于一种介乎兴奋和亢奋之间的状态，一宿都没有睡，我们知道这一行动对我们一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孤注一掷。<br /><br />　　23日上午，我们三人去王府井百货商店置办了些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和稀释剂，喻东岳是画画的，他对这些在行。后来我们又到了一家邮局，给家里和朋友发了诀别信。<br /><br />　　中午我们回到广场，当时在长安街的北边金水桥旁有一些卖煎饼果子的小摊，有面粉油条鸡蛋等，我们买了20个鸡蛋，我们把鸡蛋按平常的方法敲开两半，把蛋黄蛋青做了煎饼果子，当我们三个人的午餐，蛋壳用塑料袋装好。我们就在金水桥旁的中山公园的门口装填蛋壳，当时中山公园没有开放，四周很安静，我们三个人就在公园的门槛旁席地而坐，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就放在地上，没人围观我们，但天安门城楼底下倒是人来人往。<br /><br />　　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多开始行动的，在行动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合了影。我们小心翼翼地拎着装有颜料鸡蛋的塑料袋来到城楼下，余志坚负责拦住进出门洞的人流，维持秩序，喻东岳和我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门洞的两侧张贴了两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之后我和喻东岳站在金水桥与城楼之间开始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站的地方和投掷目标正好成一个斜的仰角。<br /><br />　　我记得在扔出去最初的几个鸡蛋之后，听见有人鼓掌欢呼，我没有看见人们的表情，但很受鼓舞。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两个人帮我们扔鸡蛋，是两个陌不相识的年轻人，整个扔鸡蛋的过程不超过五、六分钟，之后人们围拢过来，人群也像开了锅一样，人声嘈杂，估计能有一、二百人吧。这些人有人欢呼，有人反对，有人不置可否。其中甚至有一个人扯着我的肩膀，要我赔他的衬衣，因为鸡蛋中的颜料掉下来，弄脏了他的衣服，当时我也是五颜六色。<br /><br /><br /><br />2006年4月在中国人权总部鲁德成和谭竞嫦封从德在一起。（多维记者李西安摄）<br />　　扔完鸡蛋后，我们在原地待了十多分钟，后来学生纠察队来找我们，要我们去广场指挥部去说明情况。我们压根就没想要跑，正好我们可以借此跟他们说明情况。<br /><br />　　后来我听一些说法，说我们和学生有一些肢体接触，其实我们并没有被强迫，如果我们三个人想溜走，我们完全可以和另两个帮我们扔鸡蛋的人一样趁乱溜走。我说过我们在前一晚上甚至考虑过自焚，命都可以豁出去，怎么会逃跑呢。在采取行动之前，我连牙膏牙刷都扔掉了。但在动手之前，我们预计会是中共的专政力量会干预我们，而不是学生。<br /><br />　　我们三个人敢作敢为，毅然决然地和纠察队一起去广场指挥部。 <br /><br />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浏阳看到有人把毛泽东的白磁像章别在胸前，不小心摔碎了，这个人吓得要死，跪在地下把碎片一点一点捡起来。我现在敢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觉得大义凛然。<br /><br />　　我们被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台阶处，那里有铺着油布的帐篷，我主动地把我的身份证递给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他满脸严肃，把我的身份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好像对我充满怀疑。后来我们被带到停在广场旁边的一长串公共汽车上等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被命令在那里写了我们三个人的基本情况和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们被学生拘留了。<br /><br />　　再后来，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历史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我当时估计有十几、二十家新闻机构，围观的人也有五、六百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观点亮出来，我记得当时是我一个人讲了话，余志坚和喻东岳站在主办者的后面，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为此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当时说了我们的身份，表明我们与学生无关，我理清了一些关系，说明我们的行为是自发行为，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我想在当时我就是简短地说了这些。<br /><br />　　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之后，中央电视台在傍晚时分采访了我们，那是在一辆巴士车上，这次我们三个人都亮相了，都说了话。在我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同时，国安部已经有几台车在旁边等着我们。那一天，有两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郭海峰，一个是杨朝辉。郭海峰自报家门是高自联的秘书长，还让我们三个人给他签了名字，他亲手把我们交给广场公安管理处。在把我们移交给公安之前，郭海峰告诉我们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反对把我们三人交给政府，但广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结果主张移交我们的人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他作为秘书长，也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决议。在移交的时候，郭海峰要求管理处出具一份接收我们的收条，并说：我现在把这三个人交给你们，我们对这三个人的命运还是会关注的。<br /><br />　　我们很快被送到南池子派出所，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警察家属，从外面跑进来，看着我说：你就是电视上谁谁谁。原来他刚看完新闻联播，进来看热闹的。　　我远在湖南的父母在当天晚上也从新闻联播里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当时就几乎昏过去了，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了。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他直说：完了完了。<br /><br />　　后来不时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朝毛泽东像扔鸡蛋后悔不后悔。我肯定地回答：不后悔！要唤醒民众，粉碎专制，必须这样做。这件事情无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br /><br />　　也有人问我在我们扔完鸡蛋后，是广场的学生把我们抓住，并扭送中国的专政机关，我怎么看这段历史？我的回答是八九学生运动无庸置疑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把我们扭送给中共，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吧，我们不恨学生。归根结底，学生这样做的罪魁祸首是中共的集权统治，学生这么做，是他们当时有他们的考虑，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学生当时对中共抱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我必须指出。<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