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中国作家协会的知名人 —— 波恩有个黄老板

惊涛骇浪

中国作家协会的知名人 —— 波恩有个黄老板

我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头尾加起来虽不到四整年，但正赶上 85 年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进入一个新阶段，外事工作非常繁忙，往往是第一个出访团的任务尚未完成，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出访团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签证要提前办理，这样仅有一本护照就不够用，为了工作，我拥有两本公务护照，到了88 年因德方的私人奖学金，我在完成 “汉堡文化周” 后为能以私人身份留在德国，事先特地去公安局又办了一本私人护照。这样，最后一次出访，我身怀三本有效护照来到德国。

在对德繁忙的外事交流中，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人物，他就是波恩 “香江酒楼” 的黄凤祝老板。第一次的接触似乎偶然，我们 16 人的作家团，加上我驻波恩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就读波恩大学的我国留学生地陪，共 30 来人被黄老板邀请在他饭店用餐，加上一些外宾，他宽敞的包间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因忙于翻译应酬，具体行政事物由秘书承担，所以整个过程也不知道哪位是老板。那顿饭是黄老板请的客，

是事后才听说的。

知道他是老板是在全团都已上了车，汽车开始发动，他身着一件退了色的牛仔上衣，手提两个大塑料袋冲上车来。我因工作需要坐在头排，汽车快要走了，他没有时间多说话，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告别话，把两大口袋的东西塞给我，让我分给大家。我一看均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 CD，足足有五、六十盘，和鼓鼓的一大口袋巧克力。这两样东西，对当时为节省外汇、回国舍不得花西德马克买礼物的作家们来说，恰如雪里送炭。大家只顾着高兴，也没更多地去想这位黄老板怎么如此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自那次以后，往下几年的来德作家团都跟黄老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老板跟我们打交道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每个团的行程，他不知从何渠道得到消息，每次我们到达下榻的旅馆，他已迎候在位，并给每人准备了见面礼。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跟我们约定去他饭店吃饭的时间。作家们都很好奇，向我打听此为何人，我开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知道他不是咱们的使馆人员，虽是餐厅老板，但每次用完餐都不肯收钱。后来才知道他是位痴迷中国文化的爱国华侨。


黄老板的事业原则是以商养文。他经营酒楼，把挣来的钱都投资在文化事业上：他办文学杂志、开书店、有出版社、搞印刷厂，还亲力亲为，迻译中国古代及当代作家的作品，出了一系列装帧漂亮、文字优美的书籍，是 80 年代最早一批把中国文学译介到了欧洲，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向德国乃至欧洲搭建了最初的文化桥梁，写下了新时期我国文学 “走出去” 方针政策功不可没的一页。


黄老板为人谦谦有礼，从不夸夸其谈，是个绝对的务实派。工作废寝忘食，言而有信，极其讲效率。他为人低调，凡事不求回报，跟中国文化人建立了一面倾斜的落差关系。他对人的无私资助时常慷慨到让人费解。甭说作家团到了波恩他必定上门邀请，那时波恩为西德首都，是我大使馆所在地，大多团队出访都绕不开去使馆汇报工作，这样每个团一到波恩，就躲不开黄老板的盛情邀请。


不光如此，黄老板还对作家团追踪陪同，王蒙团、王愿坚团、邓友梅团的访问重点城市是汉堡，他撇下饭店前来汉堡参加我们的活动，分组活动当翻译，陪同作家还时时慷慨解囊。一个酒店的老板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不管，能做到这一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后来自己做了老板，感受就更加深刻。看得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达到何等深挚的地步。更为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夫人安妮，一个当年德国的汉学姑娘，跟咱们又没有同根同族血缘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笃爱、对丈夫献身于推广中国文化事业的理解、辅助和支持，让人感慨不已；她跟黄先生一样，低调内秀，我跟她见过那么多回面，至今始终回想不起她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对所有的的中国作家来说，她一直是一个默不出声、从不抱怨、事事有求必应但从不抛头露脸的女东道主。她上下一身黑色，包括头发，更凸显她的内在秀美。


黄老板不仅 “家有食客三千”，还不知劳累地进行采访、撰写报道、举办文学活动，搞作品朗诵会。为了不让年老的作家路途来回奔波，他把自己离酒楼不远的大房子让给作家们住，以方便来酒店用餐。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生都住进了他的房子。我是团里翻译习惯随着玛拉团长，加上整个出访，莫言始终跟我合住一间，这样莫言也一起留住黄老板家里。


黄老板非常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非常善解人意。西德马克是每个中国作家求之若渴的宝贝，谁都指望利用一生难得的一次出国机会，到德国能攒到足够的外汇回国圆了彩电梦。黄老板除了请作家吃喝免费、送礼，还送每人丰厚的零花钱。他谙悉作家们是有个性的人物，自尊心强、好面子，是不肯轻易伸手索取嗟来之食的，他就巧出名目，给大家发放采访费、版权费、作报告费，让人拿了钱心安理得。住在他家里还能免费打国际长途。那时往中国打电话多贵啊，电话亭里，投币 20 马克，讲话不到三分钟，全部吃光。全团 15 人加上留学生司机、陪同近 20 人，有时招集大家开工作碰头会，我会一再提醒大家电话不能动，专门强调了昂贵的国际长话费，我怕看不住，几次向黄老板建议把电话锁了。出于脸面，他死活不肯，还提醒大家住宅有电话，想往中国打电话就拨 0086 的国际前拨号。我们在国内打惯了公家的电话，对用电话会觉得理所应当。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时，有个同学来德后一下子找不到住处，德中友协的德国朋友主动免费提供家里的房间，还包伙食，这个不自觉的留学生偷偷用房东的电话往国内打，麻烦了人家一个月、白吃白住不说，还打掉了人家一千多马克的电话费。黄老板说。家里来了外人，如果把电话锁起来，这表示对客人极大的不信任，是对人的侮辱。黄老板之所以不锁电话，他是对我们的尊敬。其实有没有人打过电话或打了多少电话，看一看电话机上的计数器就明白了。


87年秋，我们有一个作家团访问奥地利，为配合访奥，社科院《世界文学》专门出了奥地利当代文学专辑，我翻译的小说《猎兔》，在维也纳还见到了作者本人。我说小说风格很接近屠格涅夫，让他兴奋不已。作家团里有天津的航鹰，这次出国，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怀给了她一笔考察费，让她到了欧洲考察国况民情，顺访西德、比利时，因考察款到手的晚，没法事先安排。访奥后我要陪康濯、柳萌团及时回国，不能同行。但航鹰是第一次出国，“老农进城”，又是一个女的，维也纳过马路还要拉着手，把她独自一人扔去两个陌生的国家，让人放心不下。我设法联系德国朋友，这种本来就是我们份内的事，因为太唐突，人家帮不上忙，无奈之下，只好又求助了黄老板。     


作家们受惠黄老板心存感激，但这种感触唯我最切，因为别人是难得的一回，而我是每次都在场，这种长期有来无往的交道，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人情债很重。慢慢地，到了波恩请吃请喝还给钱，在作协成了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作家单独来访，黄老板还要负责接送、陪同、翻译，夜以继日，特别航鹰的事是我直接联系了黄老板，为了表示歉意和谢意，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凤祝：                                                                                                                               Beijing, 06,06,1988
   
          你好 ！提笔如晤 ！


          航鹰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回来了，虽然她因急着赶火车回天津未能在京跟我见面，但回家后随即给我写了长信，信中谈了很多你的为人、热心照顾、精心安排。同时她也提到了你近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说真心话，我在从奥地利给你打电话之前是犹豫再三的，我确是生怕惊动打扰了你。我很了解你的待人，一旦朋友有困难，提出帮助，你是不会拒之门外的。所以在求你帮忙之前，我已向别人求援过，在不成功的的情况下，出于无奈，况且时间又紧迫，第二天我要随团返京，航鹰又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在维也纳两周的相处也很愉快，我不忍心将她独自撇下不管，最后又不得不麻烦你这位好友，事后我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在此，我除了代航鹰向你千万次地道谢外，我本人也非常衷心地感激你，你的仗义不必多言，但愿日后也有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机会。


          在大陆作家群、文人中，对你的状况我大概还算比较了解的，别的不说，单是 1987 年，我们就有三批以上的作家打搅你。你的性格谦虚内向，不计较经济得失，你自己是永远不会表示个 “不” 字的，但作为我们是应该体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我，因每次去人我都亲眼目睹了。说实在的，我有时感到很惭愧，为自己，也为有些人。我身为中间人，有些事没把握好，没提醒，这该是我的不高明、不到之处。关于此事，我跟我妻子（她是中文系毕业的）长谈了一夜，我们的共感是，我们太失礼了。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酷爱文学，热爱咱们这个民族，重义忘利，你热心好客，有如当年的孟尝君，然而······大概在某些细节上应有些改变，否则将是得不偿失。我私下认为，以后我尽量为你提供一些作家的动态，包括出访欧洲、尤其去西德的人员，我不必让人知道你了解此事，你可根据你的兴趣安排，有选择地作出处理。即使是你想晤面的作家，我也不赞成你较长时间地接待，可在他们顺道波恩作一短暂停留，进行一次文学交谈即可，不然你会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如来者不拒，反而会影响你的事业。多结交些青年作家。


          九、十月份的汉堡 “中国月” 邀请的作家有邓友梅、张洁、王安忆、程乃珊、鲁彦周、刘索拉，我看来也得同行，对方提到了我。9 月 27 日到汉堡，至 10 月 4 日，然后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周。如果去汉堡。届时我会设法与你联系的。汉堡活动后，我留在德国，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5 日 Osnabrück 大学举行 Remarque 作品研讨会，作为这个 Gesellschaft 的 Mitglied，我已收到邀请。此后，从 10 月16 日起，慕尼黑市文化厅邀请我去四个月的 Studienaufenthalt。完后，或许还会有其他单位向我邀请。其间我们定会有见面的机会。我听航鹰说，你需要宣纸，她给你带去的量够吗？需要毛笔吗？这些东西又轻又好带，我诚心想帮你忙，你若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把我看作一个朋友，直率地告诉我，能有报答朋友情义的机会是莫大的快乐。


          今年 10 月，荷兰一家出版社要举行古华《芙蓉镇》的发行仪式，邀请了古华、朱晓平（ 男，34 岁，《桑树坪纪事》的作者，今年中篇小说头等奖获得者）和另一名青年女作家 （此人我还在物色）。此事是一名西德人跟我联系的，他是驻京的联合国开发署、荷兰、英国、西德代表，名叫 Walter A·，他说，三作家访荷后，还要安排顺访西德，10 月 16日赴荷，在荷 10 天，在德 10 天，届时我已在西德。


          以上所说的仅是提供你选择的机会，不是，绝不是什么义务，你若没时间，完全可以忘掉，不要当作一种负担，我只想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我今年要出三本书，都是翻译小说，赴奥前刚译完 Patrick Süskind 的《香水》，由文联出版公司出。去慕尼黑的主要任务一则研究 Thomas Mann，二则搞翻译，下一个选题是 Alfred Andersch 的《Die Rote》长篇小说。搞翻译是个苦差事，每天弄到两、三点睡觉，但不弄自己又不肯，真是自讨苦吃。好了，今天说了那么多，占用了你很多时间，问夫人好，她象你一样，谦虚、内秀！

          Mit herzlichen Grüßen verbleibt
                                                                                     Dein 金弢

后来我求学到了德国，三次路经波恩都没敢去找他，就是怕又麻烦了他。黄老板后来放弃了酒楼，这位早年哲学、政治学博士受聘成了中国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直到关愚谦的去世，大家在网络微信上发消息时，不期邂逅，我们有幸又联系上了，时空相隔三十二年。

（ 2019年二月二十七日於德国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