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万种：中国美女导演在柏林电影节上亮丽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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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八零后美女导演杨明明

德国华商报特约记者 王凤波文，

声明：“八零后美女导演”当做标题，好俗。但这是先下手为强，不然小编在编辑时也会给我改成更耸人听闻的，让我老脸何处安放。而且还“对话”，也牵强：因为下面的文字，是记者会上的问答加单独访谈综合而成，不是一比一还原对话。当时对话是临时在咖啡馆里进行，背景声音嘈杂，不具备一本正经采访的工作环境，录音效果也无法使用，只好凭记忆写就，如果杨明明看到，希望能够谅解。写成问答的形式，也是因为这种格式写起来速度快，我只是在每天排得满满的看电影和参加记者会的间隙才能匆匆写点文字出来。

《柔情史》是本届柏林电影节上最有份量的一部华语电影，被安排在地位仅次于主竞赛单元的“全景”单元。今年主竞赛单元无华语电影入围，特别展映单元有中国“大片”《捉妖记2》，特别热闹（但能不能再烂一点，激起我骂两句的欲望？）。 《柔情史》以杨明明在自己的经验和对熟人圈子的观察基础上，讲述了北京小胡同里一个年轻女编剧和她的爱好业余写作的母亲的日常，是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带有黑色幽默元素的日常悲剧。

问：这是一部用日常琐碎细节而不是用戏剧化的情节冲突串起来的情节片，里面还充满了让人会心一笑的机智对话和小动作，难怪有记者在提问时还说这部电影带有喜剧色彩。但是我看完后，感到一阵透心凉，这样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让人感受不到任何“正能量”，让人绝望。是什么让你这位如此年轻的电影人，作品中却透着这么深的悲剧精神？

杨明明：我不喜欢“正能量”这个词，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表达。我的电影是不是悲剧或喜剧，我还真没想过去划分类型。对我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持我的电影表达上的真实。社会里流动的是什么能量，就是什么能量。我没有野心去想通过一部电影去质疑什么有关宏大主题的东西。

问：女性导演自编自导自演，独立电影制片人耐安出演主角母亲，独立电影“教父”张献民扮演男配角，两代女人关系。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在中国知识女性阶层中变得日益敏感的“女性主义”话题。你的这部电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杨明明：当然，我的电影是女性视角，但这是不是就适合贴上“女性主义”标签呢？我不知道女性主义电影该是如何表现女性的，但是你看到，这部影片中的女性并没有多么好。相反，她们时常表现得面目可憎，刻薄，恶毒，富有攻击性，让人讨厌。我只想反应出她们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

问：是，这部电影让我怀疑，中国社会这个土壤上是不是不会有女性主义，只能有“心机婊”？岂止是女性，你的镜头里出现的所有“小人物”都是自己悲催地活着同时在攻击同样悲催的他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什么中华传统美德与人为善，在电影中都看不到，我们只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恶毒、戒备、虚伪和算计。我甚至怀疑，电影中的母女，能是真爱吗？

杨明明：的确。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人们的生存焦虑充满了各种社会生活空间，各个角落。影片中人物的攻击性和无处不在的满满的恶意，我想主要是根源于他们都没有安全感。比如母亲这个角色，她就是所谓的“被侮辱与损害的人”那一类，过去受过伤害，所以她躲在自己的胡同蜗居里，没人任何人值得信赖，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敢信任。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是互相抱团取暖又互相排斥，在互相伤害中绝望，又在绝望中互相伤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中讲究的是不离不弃，再怎么难以相处也是一家人，过年就得一起过，一起吃饭。

问：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悲剧性就在于把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绝望揭示出来给人看。它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中国式的悲剧。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德国，如果一对母女已经像电影里那样不能好好说话了，基本上就断绝关系不再来往了。所以你的这个电影表现的母女关系这一话题是永恒的和跨文化的，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又是特别中国的，甚至是特别北京的。还有一个场景我印象深刻，就是女主角去电视台看男友作为专家参加的电视访谈节目，却被门卫老大爷给刁难的那场戏。

杨明明：对，女主的男友就是张献民扮演的身份是教授的电影专家张宪，电影里他是作为嘉宾参加一个电影评介节目。他是我们中国社会所说的所谓“成功人士”，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个好人，也会是个好女婿。但是他的问题是有些假，女主的性格是不能容忍fake的东西。在你说的这个场景里，女主的这种张扬的性格体现出来了。

问：这个场景其实很有代表性。麻烦的门卫登记书写，其实是权力在刷存在感，它就是要在通往具有话语权的机构的门槛处，设置没有必要的障碍，而且是一种从过去沿袭下来的蛮横的权利表示形式。而电视台的演播室在楼上，也碰巧有种象征意义，象征着像张宪这样的成功男人，一个靠自己的知识赢得话语权的人，这样的阶层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产物，他们必须靠在入门处的妥协，才能赢得走上楼梯进入象征话语权的演播间。

杨明明：对，张宪这样的人物就是能在体制内体制外进出游刃有余的人物，他们很聪明，有知识，他们参与了用知识来分配权力资源的游戏，玩得也很成功。所以他们就得会作假，妥协，所以女主角跟他不是一样的人，他们注定要分手。我的影片中的人物的失落，失望，愤怒，无奈，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独特体现，是中国式的。就像这对母女，她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有互相伤害，也有很多小温馨，小幽默，小亮点，柔情，也是在绝望中的希望。

问：但是，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绝望中能看到希望？你的电影反应了年轻的影视编剧在中国的生存状态，这部电影还有幸参加了柏林电影节。碰巧你的同龄人也是同行胡波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此时此刻正在两百米开外的放映厅里放映，而他本人却告别了这个世界。

杨明明：胡波的事情非常让我难过，我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是的，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坚强，不是那么善于与生活周旋。这里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不同的性格面对同样的压力会有不同的反应，他采取了悲剧的方式。作为同龄独立电影人，我和胡波本来可以共同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一起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起聊电影。

问：最后，你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女性后起之秀，一定对今年柏林电影上的一个热门关键词“MeToo运动”有所感触，你觉得这个话题在中国电影圈中的关注度如何？

杨明明：什么是“MeToo”运动？（在我解释后，作者注）哦，实在是抱歉，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话题。你知道，这个电影是在最后一刻才搭上柏林电影节这条船的，你可以想象之前我有多忙，全身心投入这部电影的制作当中了，都没时间关注社会新闻了。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话题肯定会与中国的电影界有相关性，但是我还没有注意或感受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电影界中得到讨论。

王凤波 2018年2月18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