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洁案：被告继父出庭称自己是“媒体的牺牲品”

KaiyuanEditor

2月28日，李洋洁案庭审第18天。在本次庭审上，出席作证的人是男被告Sebastian F.的继父Jörg S.（53岁）。Jörg S.曾是德绍市警察局局长，案件发生后不久，他就称病长达7个月之久，直到现在才肯出庭作证。

▲男被告Sebastian F.

早上9点准点开庭，然而Jörg S.迟到了。直到他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地赶到现场时，坐满听众席的人们才第一次认清他的长相。

▲男被告继父Jörg S.

在回答法院提问之前，他主动提出事先宣读一份声明。很显然，这份声明经过了细心的遣词造句。他在声明中表态，希望“男被告受到刑罚”，在提到这一点时，他没有看继子Sebastian F.一眼。

除此之外，Jörg S.还认为自己是“媒体的牺牲品”，因为各家媒体的“谎言和不切实际的推论”使他受到了人身攻击和辱骂，让他的家人甚至对德国法治国家的信念产生了怀疑。他也承认了自己做出过“一两个错误的决定”，然而具体所指何事，他没有给出解释。

女法官乌达·施密特察觉到证人情绪不稳定，于是询问他是否需要暂作休息，不过Jörg S.拒绝了提议，称想尽快了结所有事。

在Jörg S.接受法官庭审的期间， 21岁男被告Sebastian F.面无表情，其女友——同龄女被告Xenia I.则一直埋头看向桌面。

▲女被告Xenia I.

当法官问Jörg S.关于两名被告人的关系时，他坦言“从未看过两人争吵”，这与女被告自己的供述相反。据她之前的口供，男被告经常强奸及殴打她。

法官提到，在悼念李洋洁活动结束后不到24小时，Jörg S.一家就举行了啤酒花园的开业典礼，被爆料后曾引发巨大的争议。当法官问及为何他要这么做时，Jörg S.反问道：“那什么时间才合适呢？”其实，当时他的不少警察同事就对此提出异议，然而他不予理睬。

▲法官席

在庭审过程中，针对不少法官提出的问题，Jörg S.都表示记不清了，比如他是否听过被告人讨论尸体，以及他是否曾向警局致电考证女被告的口供。

不过在之后的庭审中，有两个重点仍然值得深究：

1. 继父Jörg S.承认至少在教育子女方面，男被告的亲生母亲、女警官Ramona S.在家中掌握着话语权，他坦言男被告Sebastian F.对其生母言听计从，从未违背过母亲的意愿。

2.男被告自小就有精神问题，心智较同龄人晚熟，并伴有注意力不集中和焦躁不安等行为。

▲庭审现场经常挤满了记者

据了解，男被告曾经服用过一段时间的强效药物，也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一周的治疗，然而疗效并不明显。

根据先前检察院的调查，李洋洁并不是男被告唯一的受害者。2013年，曾有一名年轻女性两次遭受男被告的强暴，然而因为她被男被告恐吓，以至于长达3年都对他的暴行保持沉默。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带是德国极右排外最严重的区域。早在2014年2月份，就有一名29岁的保加利亚女学生Mariya Nakovska 在哈雷（Halle）跑步期间被强奸并扼死。李洋洁案还未查明真凶时，德国主流媒体就曾提及同样未解的保加利亚女学生案。

按照开庭之初公布的庭审安排，昨日本该是最后一次庭审。然而，法院现在已将庭审延长至5月，终审判决时间仍然悬而未定。此案情节恶劣，但案情简单，为什么审理时间要延长这么久？这与德国司法的腐败现象、办案效率低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德绍警方搜集线索

以下且按时间顺序列举警方、检察院和法院的部分失职行为：

1. 被告继父和生母分别是警局局长和高级警官，检察院没有阻止本应避嫌的他们参与案件初期的调查。就连德绍一名刑警队长在法庭上都曾说过：“在那个星期五（2016年5月13日），我暗想，他（男被告继父）怎么总是出现在犯罪现场？”

2. 德绍警方发现尸体的当天，他们虽然检查了事发楼房中的每层楼梯间和房屋后方的建筑工地，但却没有收获，直到几天之后才发现了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血迹。另外，警方在去年5月13日就已发现案发地附近的古董店装有监控摄像机，但是他们5月18日才向古董店询问案发当天（5月11日）的监控录像。

3. 去年11月份，第一和第二次庭审由于一名陪审员事先未在法庭上宣誓而无效，这个程序错误导致已被问讯过的证人必须再次出庭接受同样的问话。

4. 男被告生母Ramona S.长达数月告病不肯出庭作证，并让医生出具了她患有严重抑郁症状的医疗证明。直到上周一在起诉人的质疑和申请下，检察院才决定于一段时间后派遣官方医生，对Ramona S.的病情进行官方鉴定。只要她不出庭，她就不必提供儿子的罪证，这或许是导致庭审时长被迫拉长的原因之一。

……

诸如此类的消息让人们不禁对司法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极大的质疑。

▲李洋洁悼念活动

转载自欧洲时报德国版，German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