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革 ”―麦卡锡主义

大银猫

说美国曾搞过“文革”，颇为可笑。不过，倘若耐着性子读下去，将观察的视角转换一下，你会发现：五十年代初大洋彼岸的麦卡锡主义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竟会有相似之处： <br />――“文革”是“扫除”或者“揪出”一切“混进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麦卡锡主义的既定目标是“清洗”、“清除”“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两支旗帜不同的军队，各自攻打和摧毁着对方的城堡！ <br /><br />――“文革”的发动和进行，由最高统帅“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一人挥手之间，亿万人民紧跟前进，万旗翻动，山河红透；麦卡锡主义不可一世的头两年，获得很高的支持率，这自不必说。即使在1953年冬，麦卡锡主义行将末路的前夜，这个参议员的一次广播讲演，竟还引来了五万多封响应函电，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54年1月的前六个月，“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16%。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人”。 <br /><br />“文革”的基本动因，据说是因为坚信党政军内钻进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睡到了身边，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千百万人头落地”成为最现实的危险；麦卡锡及其跟随者们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描绘着的 “危险”而“恐怖”的图景：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红色第五纵队”存在于美国社会，“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已经“左右着美国政策的制订”。 <br /><br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文革”中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在麦卡锡时代，“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受到怀疑；在有些单位，受怀疑就等于有罪。”在麦卡锡眼中，共产主义侵袭的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央，因而“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任何一个普通的政府雇员，都会被他淘金般发现为“赤色分子”或“粉红色分子”，甚至最高层人物也会被他影射为“亲共”。他说：“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即使连五角大楼的陆军部长也被“揭露”为“保护共产党员”――这很有点“自毁长城”的味道。 (美国的国务院其实是外交部) <br /><br />还有很多似曾相识的！既然连联邦政府都可以被随意泼上“脏水”，其他机构、其他人员又有什么理由不被怀疑呢?在“猜疑的年代”里，任意制造黑名单和强迫人“忠诚宣誓”就是社会的流行时尚。凡与意识形态沾了边的行业或人员都难于幸免。比如教育机构，“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quot;．各大学的教师都被迫进行“忠诚宜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拒绝宣誓的教授则被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又比如娱乐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说成“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大批演艺人员上了黑名单，好莱坞亦无例外，其中一个倒霉蛋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他不得不像自己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一样，在后半生离乡去国漂泊流浪；以《欲望号街车》、《在江边》等电影而闻名的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在自己上了黑名单后，为了“说清楚”，将更多的人也拽进黑名单中，以致卡赞其名成了“叛卖”的同义语。几十年后，在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颁奖会上．老态龙钟的卡赞上台去领“终身成就奖”时，在场的许多人拒绝起立拒绝鼓掌，以示对这个叛卖者的蔑视；最荒唐可笑的闹剧是，在选美会上，主持人向候选美国小姐的美女们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对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持何种态度，其惟一可供选择的“正确答案”可想而知，答错了就会落选；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为沽了一个“红”字，为了划清与“赤色分子”的界限，结果把队名也改了；而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家庭妇女则出于高度的“警惕性”，“敏锐”地指出中世纪的绿林好汉罗宾汉也在清洗之列，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再比如科技界，大批科技精英成为了怀疑的对象，连身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也被居心险恶地说成是“共产党的间谍”，“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不得不到安全审查听证会上“说清楚”……凡“说不清楚”的人，自然被登另册，轻则丢掉工作，家人被株连，遭到邻居白眼，孩子被小伙伴们抛弃，连“童子军”也无法参加；重则搞不好就会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 <br /><br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麦卡锡主义除触及美国人的灵魂外，还触及灵魂的载体――皮肉，但对于“共产党的间谍”采用武斗消灭其肉体，是充斥在一些人咬牙切齿的想像之中：“用碎冰凿子往共产党罪犯眼里戳”；将“赤色分子”“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或是吊在忠诚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quot;，等等。这些暴力欲望，出现在小说的描写中，出现在连环画的图解里，还由电视剧和广播剧提供更为形象更为直观的表演。就想像力而言，丝毫不比“文化大革命”我们所熟悉的“红烧”、“油炸”和“砸烂狗头”逊色，差别仅仅在于所制造的恐怖在色彩上有所不同，前者涂抹的是“白色”，而后者则是“红色”。 <br /><br />凡此种种，使你不能不认为五十年代初的大洋彼岸也发生过一场“文化革命”。尽管从其波及范围和延续时间上看，它至多算是一场“文化小革命”。也不是大人物搞起来的。 <br /><br /><br />关于这场美国“文革”的终结，得从美国陆军中的一个牙医欧文·佩雷斯说起。 <br /><br />佩雷斯曾是美国劳工党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共产党了)，在这段历史没有被发现前，他曾由上尉提升为少校，即使后来被发现后，也仅被陆军当局做“冷处理”，解职而“光荣遣散”。麦卡锡对此如获至宝，狠狠咬住不放：一要陆军当局说清楚“谁提升了欧文·佩雷斯”，二是认为“陆军里一些成员提拔了、掩饰了和体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提出应当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甚至对拒绝交出负责遣散欧文·佩雷斯的军官名单的陆军部长威胁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就砸烂他的脑袋。”陆军部则进行还击，指出他们曾经不顾麦卡锡的干扰，将麦卡锡的一个正在服兵役且表现极为糟糕的助手沙因派往海外服役，因而麦卡锡公报私仇，借佩雷斯事件发难陆军部。 <br /><br />1954年4月，双方在国会听证会对簿公堂。 <br /><br />在这场向全美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双方交锋激烈。陆军部的特别法律顾问约瑟夫·韦尔奇要求麦卡锡当庭说清楚其曾经公布过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秘密信件的来源――很显然，这种信件只有通过不正当手段才会落到麦卡锡手上的。麦卡锡断然拒绝回答，因此而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承认自己手上有一封偷来的信，就违反了联邦法令；而拒绝回答，便犯了蔑视国会罪。尤其是，这几年来，全国都注意到，麦卡锡对那些拒绝回答他的质询的见证人，是肆意凌辱的。他当众讥讽他们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把“人权法案”变为一纸空文。而现在他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原来也和他们一模一样。 <br /><br />恼羞成怒的麦卡锡，使出了最卑劣的杀手锏，出其不意地当庭提出在韦尔奇的律师事务所里就有一个参加过“共产党”的年青人费希尔！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人指摘为颠覆分子。但这件事对于双方来说并非秘密，麦卡锡早在会前就向韦尔奇保证过不提此事。麦卡锡对会前交易的背弃，显然出乎韦尔奇的意料，半晌才缓缓地向在场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全国的观众说明情况。然后他愤怒地斥责道：“……我几乎没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下毒手。……由于你的缘故，他(指费希尔)今后将永远会有个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我喜欢像个正人君子那样来处世待人，但是要说宽恕的话，你只能得到别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宽恕了。”“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位年青人罢，参议员。你已经伤害够了。难道你真的没有道德观念吗?难道你真的没有吗?”韦尔奇赢得一片掌声。麦卡锡呆坐着，再也无法出手。只是把手一摊，问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br /><br />听证会结束了，这位过气“英雄”，像一堆人人掩鼻而过、臭气熏天的垃圾，被扫地出门：共和党人提出要与麦卡锡断绝关系，要求参议院撤销其各种主席职务；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艾森豪威尔总统微笑着对他的部长们说：“听到最近的消息吗?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 <br /><br />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对麦卡锡主义的终结作了非常精彩的总结： <br /><br />“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人们最后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小人，更是一种与民主为敌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专制主义。” <br /><br />本来，就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制度性质而言，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彼时彼地，如果没有听到“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反倒是令人奇怪的。然而，当这个美国参议员及其主义四处泼脏水，任意构陷罪名，肆无忌惮地蹂躏自由思想，封杀一切不同声音，“惟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受到惩罚”，其专制的内核日愈凸现，反民主的走向日显清晰的时候，置于美国社会面前的严峻选择，并非“反对或者接受共产主义”，而是“民主或者专制”。这个社会作出了它在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选择：让专制走开。 <br /><br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上的一块污点。但正如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及其制度考察后所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发生失误的机会肯定要“多于国王或一群贵族”，不过“当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 <br /><br /><br />以下两个现象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美国人是借助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去擦拭麦卡锡主义这块污点的。 <br /><br />一是，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美国社会也并非“舆论一律，铁板一块”，人们仍然可以发出或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公开谴责麦卡锡主义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则步步与麦卡锡作对，“一直揪住他不放”；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更是用画笔犀利地指向麦卡锡主义――十只溅满污浊泥浆的水桶，摇摇晃晃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当得克萨斯州有人主张公共图书馆应当把“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以监视阅读者的时候，“主张公民权”的人们公开表示反对，并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在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噤若寒蝉，缄默不言的时候，还有共和党人敢于站出来说应该允许大学里讲授共产主义；即使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也总是会听到对麦卡锡主义发出厌恶的嘘声。尽管这些声音有时并不十分响亮，但它确实存在着，从未停止过，社会没有因为它有“异端”倾向而令其收声。多元的声音包括麦卡锡和反对麦卡锡的声音并存，使人们获得了从另一种视角观察麦卡锡主义并且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br /><br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的法律制度从未崩解，它依旧正常运转：对于麦卡锡的“指控”以及由于“指控”所引起的纷争，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诉诸法律程序公开解决。虽然，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法律程序所作出的结论未必都是公正的，许多人仍然受到伤害，但应当承认，法律程序的存在，保证了受无端指控的人有权进行辩解，有权握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而有的人则最终得以避免成为麦卡锡主义完全的牺牲晶，罗伯特·奥本海默“间谍案”即是一例――在经过听取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后，国会听证会推翻了所谓“间谍”的指控，并且对奥本海默本人作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结论(当然，也留了“尾巴”，维持取消绝密工作许可证的原来决议)。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将一年一度的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程序的存在，也为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提供了一个契机：倘若没有那次向全美公开转播的国会听证会，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生命或许还将延续一段时间，何至于在全国观众面前大丢脸面，焦头烂额，短短时间内就被当作垃圾清扫出政治舞台? <br /><br /><br />让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将纷争纳入法律的轨道来调整。这种社会机制在阻断麦卡锡主义使它终究没有裂变为一场引发整个社会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显示了某种自觉的作用。它多少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断言：“我深信，倘若专制制度将来竟有一天在美国建立，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方面，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本身的爱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