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二战各国的配给制与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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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总是带来死亡和无处不在的匮乏。
旷日持久的二战，不仅给人类造成千万生命的死亡，更使各国民众充分体会到战争经济带来的食品和生活物质的匮乏与短缺。饥饿在折磨交战国的人民。

德国的配给制

至于那些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原材料，情况是这样的：德国的铁矿含量丰富，从南斯拉夫和法国德国也能取得足够的铝矿来满足巨大的飞机生产的需要，但是铜和锡却非常短缺，但是德国有希望从巴尔干和俄国来密布这一短缺的现状。
　　　　 至于石油，德国主管石油事务的Schell将军说他对此一点都不担心，当然即使他担心也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以下事实：
　　　　1. 德国空军所需要的燃油是完全不依赖进口的。所有德国飞机的发动机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使用合成燃料的，合成燃油是德国以煤为原料自己生产的，现在德国的合成燃油的年产量大概是400万吨，大大超过了德国空军所需的燃油数量。英国如果要使德国陷入危机，那么就可以攻击这些把煤加工成燃油的工厂，事实上英国也正在尝试，他们击中了莱比锡附近和斯德丁的石油加工厂，但是这样的破坏程度远远不足以瘫痪整个德国的人造石油工业体系，甚至连实质性的影响都没有达到。
　　　　　　2. 德国已经控制了罗马尼亚用于进行石油出口的油田，而且还和苏联达成协议，至少每年可以从俄国进口100万吨石油，但是我怀疑在战争开始之后，苏联是否真的向德国输送了这么多石油。
　　
　　　　
　　　　3. 在战争开始之前，德国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而且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的陷落也使德国在石油上拣了大便宜。
　　
　　　　　4. 民用石油的用量几乎被削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私人轿车和没有实际运载能力的卡车是不允许开动的，而且当局严格禁止使用石油进行取暖。
　　
　　　　
　　　　
　　　据我个人的猜测，德国的石油是够用的，而且他也有能力获得足够的石油来满足军事上的需求，至少在两年之内，德国不会出现石油短缺的现象。农民不受配给制度的限制而矿业工人由于是“重体力劳动者”得到的量比较大。燃油也是从战争开始就进行配额限制，反映出德国很关注其在盟军海上封锁下贸易航路的脆弱性。
　　1939年底平民每天的食品配给：
　　340克面包（普通平民）或685克面包（重体力劳动者）。
　　70克肉类（普通平民）或170克肉类（重体力劳动者）。
　　50克脂肪（普通平民）或110克脂肪（重体力劳动者）。
　　每日所需热量折算：
　　普通平民：2570大卡
　　重体力劳动者（如建筑工人）：4652大卡
　　国防军士兵：平均3600大卡，战时4500大卡（德国联邦国防军野战食品迄今仍沿用这个热量配给标准）。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而耗尽力量。
　　
　　俄罗斯提供劳动力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玉米和肉类，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和对生产装甲钢至关重要的钼矿.瑞典提供铁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火,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西班牙和土耳其提供钨,铬等战略金属.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

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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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科技手段与军事掠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保证了燃料物质的自给自足。但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家，他的科技生产水平与美，德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日本海军力量不能保证石油运输航行的安全，当南方的石油产地和中国东北的矿化油工厂往日本本土的石油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日本的军事工业生产就迅速衰竭，而仿效德国的人造石油工业，因为技术水平的落后，无法规模化生产。
　　　　
　　　　大和武士们最后认定；没有燃料的军舰和飞机还不如烧火棍！于是从飞机到潜艇甚至最大的战列舰，节约燃料不买回程票的自杀式攻击蔚然成风。日本，终于完成了由战略自杀到战术自杀的可喜军事革命！？
　　　　
　　　　因为没有石油与资源维持侵略扩张的军事体系，而发动席卷亚洲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罪犯东条在穷途末路时，竟也因为石油，而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军国集体的代表必须面对的惩罚，这是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莫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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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中的对本州的进攻是 46 年 3 月，假如日本没有投降而一直坚持的话，缺乏维系生命所起码的粮食、燃料、御寒的衣服，45~46 年的冬天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所谓 1 亿国民玉碎距离实现真得不远了。
　　　　因战争原因死亡的日本平民和军人达300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可以用于再生产的国家有形财富损失了约1／4。如果以1935年工矿业生产指数为100，那么，1945年工业生产下降到38，矿业下降到59。日本投降后，经济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凋敝，物资奇缺，生产不足，失业人数剧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受到挫折，现代化的物质成果损失惨重。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以东京为首的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1945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
　　　　
　　　　1940年日本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45年日本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人。其中有1800万人无家可归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应该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国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1944年末到1945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建立一个在原料和石油自给自足的帝国,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整个日本统治集体已经丧失起码的理智，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命运寄托在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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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1944年底，日本产的战斗机大概有2/3在到达战斗地点之前就毁掉了。由于存在致命缺陷，中岛工厂生产的四式战斗机Ki-84得到了“飞行员杀手”的恶名。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以掠夺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榨取，导致了它战争经济的短期畸形膨胀。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尽管如此，日本还仅及美国钢铁产量的9.5%。
　　　　商业造船由1941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1944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1942年完成一艘64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1944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1942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1944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汽车工业始终是日本比较落后的行业。1941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最高也只有5万多辆。而由于战争的破坏，到战争结束时的1945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下降到了只有7857辆，仅及1941年最高产量的15.6%。
　　　　
　　　　
　　　　但是随着盟国对日本工业的持续的轰炸，以及海上原料运输道路的切断，这一切只能是日本帝国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
　　　　
　　　　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除了夺去几百万平民的生命，还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
　　　　44年，当东南亚和中国东北的往日本本土的石油粮食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由于燃料和食品的枯竭，日本人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二十五万七千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 ％。那些被认为是必须使用汽油来行驶的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椰子和蓖麻中提炼。民间贮藏的上豆、糖和米酒——甚至零售店货架上的瓶装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海军不顾一切，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在“两百个松树根能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指导下，本土各岛全民开始挖掘松树根。儿童被派到郊外去寻找树根。松树根经过十二小时加热后，生产出一种原油代用品。三万四千只锅子、蒸馏器和小型蒸馏装置组合在一起，旨在使每组日产三四加仑油料。但所需劳动力显示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生产每加仑油料需要两个半劳动日。要达到日产一万二千桶的官方指标，每天就需要一百二十五万个劳动力！
　　　　　　松树根运动的有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山上的所有树木和树苗都被拔得精光，大捆的树根和树株堆积在路边。到1945年6 月，松根油的产量达到了每月七万桶。但提炼方面的种种困难仍未解决。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千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在国内，事实上石油已从国内经济中消失，成为更大的资源匮乏局面中一个组成部分。煤气、电力、煤和炭的供应都奇缺。日本人已不可能在私人浴室里洗澡，公共浴室则变得非常拥挤。人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在澡盆里洗土豆”——热能来自街上抬取的碎木柴。
　　　　还有一些乐观的日本人在物资短缺的时期也能保持幽默感。一位市民在一篇讽刺文章《维生素D正在从浴室中流失》中嘲解说，没有肥皂的时代也是神的恩赐。然而对政府来说，能让每个市民都能洗上澡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1944年，燃料的匮乏致使东京的许多公共浴室被迫关闭，而洗热水澡是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习惯。
　　　　
　　　　日本政府认为洗浴对民众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而且通过沐浴，还可以达到安抚民心的效果。因此日本政府下令公共浴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继续营业，很多人都被派到野外搜寻木柴，甚至每家浴室的旧木屐都被拿来当柴火。公共浴室的老板都必须提供让顾客满意的服务；如若不然，警察就会派别人来接管浴室。
　　　　
　　　　　　许多日本人开始把藏书当作燃料生火，他们估计那些书籍在以后的空袭中终究难免毁灭。
　　　　45 年的大米产量不过 6 百 60 万吨，前几年的年平均产量超过 1 千万吨，少了快一半，其他谷物产量也是大大下降。本来就不能自给，外来运输再一断，食物的缺乏显然是致命的，45 年春每天食物配给的标准是 1,600 大卡，而且由于运输的破坏和分发系统的不完善，实际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天天得饿肚子。
　　　　副食品、调味品的供给量，与昭和16年(1941年)度相比，肉类减为约20％；鱼类减为约30％，调味品减为50％以下。而且由于配给不规律、保存设备不足等原因，实际情况更坏。食油、砂糖 等的供应，几乎没有。
　　纳豆变成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可以获取的营养丰富的食品，对于蛋白质食品匮乏的日本非常重要，经过日本科学家研究　１００克纳豆，便可以从中获取相当于吃３个鸡蛋、８０克牛肉或者１２０克猪肉所含的蛋白质。二战期间纳豆已经在日本是一种军人要吃，百姓也要吃的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品，甚至在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中，日军为了减轻负担，每艘潜艇只带有足够的纳豆作为食物，为士兵提供身体每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纳豆成了重要的军需产品。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同昭和12年(1937年)相比，棉织品减为2％；毛织品减为1％，胶鞋减为10％；皮鞋减为零，肥皂减为4％，纸类减为8％。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引起黑市交易的泛滥，腐蚀着国民的道德观念和进行战争的决心。
　　　　　　从1944—1945年的严寒冬季开始，直到1945年5 月，东京始终没有燃料配给。在此之前，大多数居民已经学会在这个饱受轰炸的城市里，用烧焦的残木片烧饭。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日本政府每天只配给11至60岁的男女330克(折合中国6两6钱)大米，对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给390克。 每天从食物摄取的热量降至1900大卡，大大低于战前日本人的平均每日食物热量2160卡，到投降时，已经跌至1680卡的最低需要量。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与营养专家号召人民采取新的反复仔细咀嚼食物的方法进食，以充分吸收营养。政府制定计划把橡子制成食物，“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等收集了500万石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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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男性劳动力的女性们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炫耀道“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道“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在民间，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传统的束缚已经被打破，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甚至接手了许多危险的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者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个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
　　　　
　　　　工人被迫上前线
　　　　
　　　　虽然日本在战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日本的工人也具有传统的勤奋和努力，对工厂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很忠诚，但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本土的工人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府没有合理的整体经济规划，单纯以产量为终极的目标，结果导致了各部门的政策和命令相互冲突，导致资源和工厂生产能力不匹配，既打击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又降低了产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负责国内经济生产的部门与征兵机构缺乏合作。深受武士道信仰影响的军事将领想当然地认为每个日本人都是勇士，都可以去作战，结果就是工厂里的工程师、技师、领导者、机械师和熟练工人都被抓去充军。到1943年9月，日本国内共有300万名工人被抓去充军，这让工厂没有熟练的工人可用，从而导致飞机、战舰和军火产量的大幅下降。一位在日立电子公司工作的主管说道，“我们损失了一千多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必须找四千个新手才能代替他们的作用。”
　　　　
　　　　许多大型公司或工厂要依靠数以百计的小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和零配件，而在日本，很多小公司只有两三个技师。如果这些小公司里的关键技师被抓去充军，那么这家公司的整个生产都要停止，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型组装厂因为某个零部件无法到位而使整个生产全部停止，这直接影响了军火的产量和质量。

军工厂里忙碌的身影
　　　　
　　　　日本国内军火生产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军队的干预。大多数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都没有任何的商业或生产技术常识，在这些军官的监管下，工厂的经理拼命组织生产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船舶、飞机和枪支的生产配额。位于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制造厂，原来不过是生产牛肉罐头的工厂，临时改为飞机制造厂。而中岛工厂的生产条件更加简陋，但政府还是要求其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之间把飞机产量增加一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岛工厂的总裁说，“我们调动了所有的资源。但3月份之后，资源用尽，机器也损坏了，熟练的机械师都被抓去充军，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学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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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做成的衣服
　　　　
　　　　战时的物资匮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进口被封锁，日本本土惟一能用于生产的布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以来，由于原料的缺乏，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起初纺织工厂曾用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运来的棉花作为替代原料，但中国的棉花纤维较短，在专为印度和美国长纤维棉花设计的机器上难以应用。最终，日本政府销毁了800万个纺锤和25万架织布机，然后命令其余的工厂不断增加“豆腐”布的生产份额，并利用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来代替对绵羊毛的需求。由于纺织品的极度匮乏，加之橡胶都供应给了军队，木屐重新成为日本最流行的鞋，甚至被政府称为“爱国鞋”。日本国民只有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才穿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旧鞋子。
　　　　
　　　　回收金属运动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了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10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家庭主妇纷纷贡献出家里的生活器具，所有人都把原来的铝制一日圆硬币换成新铸造的锡币。既然日本国内已经没有用来取暖的燃料，政府官员们便纷纷拆下办公室里的暖气上交给国家。
　　　　
　　　　尽管这样，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铝资源还是消耗殆尽。警察倾巢出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交出金属器具，到后期更是规定每家只能留下一口锅和一只金属桶。

交通危机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上下班的难度不亚于前线的一场战役。由于缺乏燃料和维修更换的零部件，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小轿车都已经彻底停运了。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拥向了城市铁路和有轨电车，但这些仅存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朝不保夕，运营次数被缩减到最少，票价也飞涨，排队等车的队伍却越来越长。许多时候火车和电车被军队征用运输军人和军事物资，这时候普通市民只能继续等待。
　　　　
　　　　既然公共交通瘫痪了，上班族便开始骑自行车。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国内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军工生产，这些自行车爆胎之后便不能再使用了，而且车架也被回收炼钢。最后，没有任何办法，人们只能步行。
　　　　战争剥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乐趣，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以前空闲时喜欢钓鱼的人再也不能在餐桌上吃到自己钓的鱼了，因为国家有新的规定，由于食物紧缺，他们要把钓上来的鱼交给军队的食堂。印刷工人被抓去充军，而纸和墨是配给产品，对战争有自己意见的作家因为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而变得沉默，人们从此别想看到新的书籍。新书的发行量从1938年的28,138册降到了1941年的5,300册；杂志种类在1940年有1,970种，而到1944年，已经不足1,000种。
　　　　战争导致日本国内物资匮乏，而且粮食采取配给制度，不允许用粮食喂狗。狗几乎被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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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配给制度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侵华战争，一度收益非浅，依靠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粮食，以及台湾的蔗糖和稻米，使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1938 年达到高峰。可是紧接着，随着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无法速决的泥潭，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在国际上由于日军残酷的暴行和无限的野心而日益孤立，并引起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的警觉和制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是真正为日本开启了向孤注一掷自杀式太平洋战争的灾难之门。
　　　　。侵略成性的日本与远在欧洲的新兴扩张集团德意结盟，作起瓜分世界的迷梦，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德意与日本在军事无法互相支援策应，只能各自为战。利令智昏成为轴心小伙伴，使日本置身为太平洋地区的英美眼里的潜在对手。
　　　　日本之所以敢发动侵华战争，仰仗的是其雄霸亚洲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防工业。193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经济实力方面，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军工生产方面，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40余万吨造船能力，5万吨造舰能力。而中国仅仅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在7.7事变前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283亿美元,是世界第6经济强国,
　　　　
　　　　　　
　　　　但是这样的数字与美国相比则是不值一提的，日美军事潜力之比，钢铁为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比例为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也决不可能取胜。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说法，“对付日本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给它”。随着英美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日本的战争经济与国民生活日益步履维艰起来。
　　　　物资配给制度被提上日本国民经济的议事日程1940年7月1日本：开始对糖、火柴及其他商品进行配给，东条英机上台后宣布，从1941年起，日本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大米实行配给制，成人每天口粮330克，各家以购粮本在指定的米店购米，并且颁发了白米禁止令，要求糙米和精米混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大胜开始的，在日本人民看来，在经历了短暂的喜悦后，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的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战争带给1400万日本农民的不仅仅是丧失亲人的悲痛，还有生活负担的加重。战争时期，日本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00公亩的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不断催我们，‘交租！交租！’”一位农民抱怨道，“他们轻易地拿走了我们辛苦流汗种来的大米。”农民必须通过更辛劳和长时间的劳作才能达到战前他们粮食和蔬菜的收成。
　　　　
　　　　在1943年以前，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麦、土豆的生产配额，这给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些生产配额从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等导致歉收的因素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农民们绝望地发现他们必须把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一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和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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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的最基本温饱。粮食统制政策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
　　　　
　　　　 从不利的方面，经济统制政策消极的一面，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
　　　　 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制约了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升级；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萎缩，并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
　　　　
　　　　 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策。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程度上更为深刻。
　　　　40年后重庆方面物价飞涨，法币仅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贬值更多。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底，法币的发行量已经从十五亿元增加到了一万亿元，增加了六百六十七倍，也就是百姓的财富被贬值了六百多倍。
　　　　1942年12月重庆各类主要物价指数与1937年比较，食物上涨50倍，纤维上涨76倍，燃料上涨139倍，金属上涨282倍，建材上涨103倍。导致连大学教师也过着温饱无着的生活，不过倒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伪钞战彻底失败，一共40亿伪钞相比千万亿的货币发行量怎么可能扰乱中国的金融，呵呵，难怪日本负责伪钞的鬼子哀痛；中国真正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3　　1940年抗战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