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浪迹

雾雨迷蒙

（一）最初的记忆<br /><br />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自小在军营中长大,吃军粮,穿军衣，住军营,听军号, 从童年直到离家门上大学为止形影伴随的是兵营和军人。军人自来不安稳,我也随着大队人马换防而搬迁,数十年既动荡不安又时时面对新鲜的环境。<br />　　我自打记事起，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时部队在山东的临沂市驻军，那年我五岁，看见工人阶级头戴柳条帽，肩抗棍棒，列着队伍，喊着口号，到处游行冲击，随便抓人，随便打人。围墙上到处都是标语和大字报，街道上跑着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对这些事情我只感觉新鲜和好奇,而大人却时时不断、严肃认真地叮嘱：不要乱说乱跑，老实在家待着。我的父亲整天忙碌，我对他的印象不深刻，母亲不断的开会，回家传说某某被抓，某某被打，这使我感到很恐惧。<br />　　不久，部队换防到莒南的板泉，那时家庭装备都很简单，柳条箱、红木箱、小板凳全部加起来也就半卡车。爹跟着部队行动，我和哥、姐跟着母亲坐上装家当的“嘎斯”卡车，晚上开始上路。夜很黑，不让开车灯，实行灯火管制。 坑坑洼洼的沙土路，让我们颠波不停。记的因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战备抓得紧，换防是常事。不到一年的时间，又从莒南搬到益都〔现在的潍坊青州市〕，又从益都搬到青岛的胶南县。不知不觉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br />　　当时，军队在地方很吃香，军民鱼水关系很浓厚，过节时地方老百姓经常有组织地送花生、地瓜等慰问部队。１９６９年的秋天，胶南的一位乡村女教师来搞慰问活动，同我母亲谈天时看到了我，就动员我上学。母亲很兴奋，希望我明天就到学校去。而我对学校很陌生，没有认同感，总觉得干扰了我自由自在的玩耍。无奈在女教师的鼓动和母亲的期盼下，我背着书包勉强进了学校，这一年我才６岁。人虽然坐进了教室，但老师讲的什么一点也没听进去，刚过两天我就开始趴在校外坡地上只听读书声而不进校门了，时间不长我就辍学了，给母亲带来很大失望。<br />　　年底，部队又被调动到江苏省的徐州市，就驻扎在徐州的泰山营，北面紧靠着闻名的淮海烈士纪念碑，距市区尚有四、五里地。１９７０年，仍旧没想上学，爸爸妈妈也顾不上管我，那时快有小妹妹了。这年是我学前最快乐的一年，每天吃完早饭母亲基本就见不到我的影子，家属院虽有一个幼儿园，可那些老阿姨根本管不了我，随我进出。我整天到处游荡，无拘无束。据母亲后来回忆，那一年没人照顾我，衣服穿的又脏又烂，连人也是脏浠浠的，玩耍既顽皮又疯野，马路上有跑着的马车就追上去，在车尾部坐一段路，觉得很好玩，直等到赶车人察觉了给轰下去，看到汽车跑过来，也要跟车屁股追几步，不顾尘土飞扬，用鼻子深深地嗅那浓重的汽油味道，除了发烧感冒在家歇两天外，平常几乎不着家，简直像条野狗。童年时也有一项爱好，喜欢看画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但今天已基本看不到。记得当时画书内容是：“地道战”、“地雷战”，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打击美帝国主义以及八个样板戏等画书。除了同小朋友借着看外，还要找妈妈要钱买书看，能有一本较刺激的画书就是很幸福的事了。那时我陶醉的玩具和游戏还有抽陀螺、滚铁环、弹琉球等，象陀螺、铁环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做。琉球则是从货郎担上买的玻璃球，夏天玩还行，冬天就较痛苦，冬天，手裂了一道道口子，一弹就出血，但还是兴致勃勃。最有趣的是打马蜂窝，夏季只穿一件裤头，见了马蜂窝立马有了勇气，一个也不放过，用砖块砸、用杆子捅，常常被蛰得鼻青脸肿，后来就改变作战方式，与小伙伴联合行动，七八个人排着队，两只手端着稀泥巴，喊着口号一、二、三，一齐往马蜂窝上糊，这样往往战无不胜，挨蛰的次数也少多了。当然，顽皮也没少给父母惹麻烦。邻居种的葫芦青青正嫩还没长好时，我就往里塞个石子，葫芦几天之后就会发黑腐烂，结果邻居找上门来，父亲免不了要赏我两巴掌。<br />　　记忆较深的是智斗团炮兵连石连长，石连长个子高大，有点虚胖，因病在家休养，经常伺弄菜园子，黄瓜、西红柿长的个大水灵灵的，他怕小孩偷，看管很紧，连午觉也不睡，抱着茶壶，摇着煽子，盯得死死的。我约了小我一岁的小五子，在他门口扔砖头掩护，石连长一时忘了菜园子，我学着「地雷战」里偷地雷的渡边，悄悄摸进了菜地，直奔早已侦察了无数遍的、想往已久的那个最大最红的西红柿，得手后忙窜到壕沟里，自己美美地享用，早已忘了放风的小五子。不幸的是，石连长发现他的宝贝丢了，接着审问眼前的小五子，没享到口福的小五子又不够坚强，把我给供了出来，怒气冲天的石连长找到父亲狠狠地告了我一状。结局惨得很，当我若无其事地溜回家，父亲当即给了我几皮鞋头子，还罚我不能吃晚饭。这件事的确把父母气得够呛。惹父母生气不单单是这些小事，不久就给他们添了更大的麻烦。那时，家庭普遍简陋，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值得看的图书，只有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父母还不让乱动，吃完饭没事干只能出去疯皮。晚上小伙伴聚多了就一起做游戏，大多玩的是藏猫猫。有一次，该我当领袖，脑子里突然生出一个坏主意。我把七八个小伙伴分成两伙，一伙先不许看，带另一伙到一块平地上，命令他们一字排开，每人拉一泡屎，然后让他们跑开。再把先前那一伙叫出来，在有屎的地方也一字排开，听我口令卧倒。后果可想而知，他们每人一身臭屎，一起涌到我家门口告状。这下才发现自己闯下大祸。吓得不敢回家，蹭到很晚也没躲过一顿胖揍。<br /><br /><br />

雾雨迷蒙

幼年的记忆是有限的，但大多数是欢乐而幸福的，随着岁月流逝，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年冬季，我的小妹妹出生了，父母因我愈顽皮而愈烦恼，对我的管教也更加严厉，希望我早点上学，好有所收敛。１９７１年春，一个飘着雨雪的早晨，姐姐领着八岁的我到驻军不远的“泰山营”……一所乡村小学报了到，姐姐比我大两岁。泥泞的小路很难走，我的两只鞋都湿透了。上学的手续很简单，既不要户口本，也不考试，交上２元学费就算报名啦。上学并没感到兴奋、新奇，稀里糊涂地被带上了“紧箍咒”。<br />开学的第一天已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我的班主任是个老太太，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并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已经斑白。但对我们很严厉。据说她是一个右派，我们小孩并不知道右派具体指什么，只知道是一个不好的头衔。但她教我们还是非常认真负责的，由于我们都刚进入学校，还不敢淘气，所以第一个学期我还是学到点东西。遗憾的是这位老师姓氏被我遗忘了。那时林彪对毛主席崇拜论正盛行至极，学生到校都必须带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有一天，我不幸忘带红宝书，被守在大门口检查的俩个高年级学生给赶回了家。我又气恼又无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成了形式主义的牺牲品。学校规模很小，约有６００多名学生，总计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两个班，但我们一年级猛增至四个班。我们这个年龄段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人，什么事情都凑热闹、全赶到一块去了。学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约三分之一是部队子女，其余都是农村孩子。农村孩子有的上学较晚，年龄也大，个别的要比我大四五岁。<br />入学初始，学校还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斗争教育。虽是文革后期， 但阶级斗争仍然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首先，学校把我们这批新学生带到一个叫“侯山窝”的村里，请来了一位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红色老奶奶，给我们忆苦思甜。同学们整齐地列队，站在野地里，瞪着两眼认真聆听。只见老奶奶拉着一根弯曲的枣木棍，旁边摆着一个破篮子，里面放着一个豁牙半块的黑碗。颤微微的老奶奶，反复揉着早已搓红的眼睛，张口就说：“老师们、同学们，我日你祖奶奶”同学们都惊奇地张大了嘴巴，老奶奶好像激动地忘了词，半晌才说：“万恶的旧社会……”，同学们轰堂大笑。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立即站起来，声嘶力竭，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接下来是回校吃忆苦思甜饭。学校小伙房早已蒸好了两大筐菜团子，原料是烂白菜叶子、豆腐渣子、玉米面子，味道酸溜溜、臭哄哄的。校长一脸胡子刮的青碴碴，一副工人阶级严肃相，带头拿起一个菜团子，说：“同学们，在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我们千万不要忘本”。接着就把菜团子塞到嘴里，大口嚼起来，并做出很香甜的样子。同时,还命令每个同学吃两个菜团子，多吃要给予表扬。我手里拿着两个菜团子，就跟攥两个铅球一样沉重，万般无奈只好啃一口，味道呛得实在难以下咽。我班有个同学叫刘敬轩的，外号叫“捣蛋”，手里举着菜团子，说老师你看我，好像吃了一大口，其实他趁老师不注意，顺手把菜团子顺到袖子里去了。我也效仿，偷偷地把菜团子装到兜里。还有许多同学悄悄地把菜团子扔到墙根，还是被校长发现了，他马上集合全体同学，又进行了一次训话：“同学们，我吃了一个菜团子还想吃第二个，但没想到有的同学把菜团子给扔了，让我吃惊，我感到头皮发麻、脚底直凉”。一番训话又惹得同学们哄笑不止。忆苦思甜教育在闹剧中收场了。<br />第二个学期，班主任就换人了。“右派”老师也不知给弄哪里去了，接替她的是黄老师，她是师部作战科长的夫人，年纪有三十五六，骑一辆&quot;大金鹿&quot;自行车上班，也常出去开会，风风火火的，可底子潮多了。黄老师主讲算术，很简单的加减法，她讲的唾沫星子四溅，脸憋的通红，头上直冒汗，而我们个个仍一脸茫然。虽然课讲的很差，但发起脾气却不小，学生个个都怕她。从此，我对上学没了兴趣，听课的注意力直线下降，开始在课堂上琢磨捣蛋。上课起立时，顺便用脚把前排女生的凳子勾偏，一声坐下，那女生一屁股坐到地下，哇地哭起来，全班大乱，我的结局自然是被罚站或赶出门外。一次，课堂上老师正慷慨激昂地讲课，我又计上心来，摸出一只白粉笔，在前排同学的背上写“大坏蛋”，由于太专注，没发现老师已巡视过来，只听老师大呵：“你才是个大坏蛋，给我滚出去”！当然我毫不犹豫背着书包滚出去了。从此我的逃学生涯开始了，这个坏习惯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太大了。<br />在徐州部队住的营房是石头砌成的平房。我家的东邻是管团副一家，其夫人是首都北京的知识女性，她在军人正“火”的时候嫁给了大老粗老管。文革后期部队换防到吉林省，管夫人终究抛弃了管团副，带两个孩子留守徐州，而没有随军去东北，这是后话。管夫人就职于徐州师范学院，似乎教音乐，经常在家拉手风琴。管夫人欣赏品味很高，从不和随军家属来往。她家有两个儿子，叫大路、二路。管大路比我小一岁，也低一年级，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都是跟我屁股后面跑。我被老师轰出了教室，自然不去学校，吃完早饭，背着书包就去逛山景了，大路这个“跟屁虫”不由自主地和我一起逃学。看来再好的家教也没有用，大路成了我逃学的伴。管大路还为逃学做了精心的准备，带上好吃的葱油饼和乒乓球拍，我两把书包往小土山石堆里一塞，就去打乒乓球了。当时全民最时髦的运动就是打乒乓球，人人都能拿起拍子舞扎两下，场地也不用操心，部队里每一个连队必有一个台子，条件好的是木头台，差一些的是两个水泥板一对，中间摆上一溜砖。我两不管好赖，一个一个连队转，还经常和士兵进行对抗赛，时间过的飞快，一会就到放学的点了，我两赶紧拿上书包随大队人马放学回家。这种逃学方式持续了很久，双方家庭都没有察觉。时间长了黄老师主动来家访，探询我为什么长时间在生病，直到这时我的逃学阴谋才被识破，我母亲是一脸的无奈而暗自伤神。<br />我的母亲是一位传统中国女性，她有兄弟三个。母亲打小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从小母亲就非常疼爱我，记忆里极少打骂我，对我逃学不争气仍是慢声细语地规劝，令我非常不自在。我家西邻龚晓玲的妈妈也掺和进来，用湖北腔又嫉妒又羡慕地数落我：“你看这个小子，又顽皮，又不好好上学，可考试还能考好了”。龚晓玲是我的同班同学，排行老大，下头还有两个妹妹，她父母最犯愁的是没生出一个儿子。龚晓玲挺爱打扮，梳头经常好编花，可是一考试就犯迷糊。毕竟乡村小学也没有正规的教学计划，老师不少都是回乡的高中毕业生，“文革”还没有结束，当时阶级斗争大方向是“批林批孔”，社会对学习要求不是那么强烈，即使我经常逃学，应付期中和期末考试还能轻松自如。记得有一次数学期中考试，我竞逃学未考，后来一到学校就被黄老师“请”到办公室补考，一张卷子没用半个小时就答完了，黄老师边阅卷子边点头，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数学教学还有点谱，语文课就有点乱七八糟了，没有经典课文，只有英雄人物和革命故事，再掺杂一些大批判文章。林彪刚外逃蒙古摔死不久，是批判的主要对象，没想到批判林彪把孔老二也给捎上了。孩子们唱的最顺口一句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一心想复辟”。也就是那时孔老二给我打下很深的烙印，但不是今天中国文化鼻祖的印象，而是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思想，可又被拒绝的对象，到处被驱逐，成为丧家犬。这种颠倒观念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更正。<br /><br />从小生活在军营，不愁吃穿, 对不同阶层生活水平的差异知道不多。部队属于军需供应，吃的是大米白面，师部还有一个“服务社”实行内部服务。记得有一个大胖子专门负责卖肉，挺大一张胖脸带着一副黄框小眼镜，鼓着一双金鱼眼睛，两手油乎乎，右手攥一把大砍刀，一看见农村人就吼一嗓子“一边去！”对不太熟悉的部队孩子则要问一句你爸爸是谁，名字答对了才卖给你肉。猪肉当时价格是六毛钱一斤，在外面要凭票购买。城市人好赖还有计划内肉票，农民就惨了，没有计划票又不让养猪，所有生计全靠生产队安排。记得我的同桌杜长伟，家在农村，春天他家里要盖屋，杜长伟反复央求我帮他买十斤猪肉，下课后硬塞到我手里６块钱，一溜烟跑了。我只好大着胆子跑到肉案子边，扬起头，喊到：“叔叔，我买十斤肉”。大胖子两手撑着案子说：“怎么买这么多，是不是给自己家买的”？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家来亲戚了”。大胖子叹了口气，挥起大砍刀，“喀嚓”一刀，把肉一卷，“咣”地一声扔进盘秤里，“１０斤２两，拿走吧”。说着用绳一拴，递给了我。我提起肉头也不回，一溜小跑蹿出宿舍院子，交给了大门外提心吊胆早已等急了的同桌，杜长伟千恩万谢。没想到,自己不小心帮了别人一个大忙。<br />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农村小姑娘偷偷地提着四个鸡蛋换咸盐。这个小姑娘和我岁数差不多，梳着一对细黄的小辫子，手里提着用手绢包着的四个鸡蛋，在我们宿舍院里挨家挨户地敲门，一个鸡蛋七分钱，打算用四个鸡蛋换二斤盐。农村的生产队都是年终分配，农民一个工分才几分钱，管理不好的生产队农民就白干，一般年终农民分不了几个现钱，平常过日子钱很紧巴。当时抓阶级斗争十分紧张，不让养鸡、鸭、鹅、兔等，更不让农民种自留地，一发现，就要进行批斗，并把副产品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所以这个小姑娘为了家里的生计，只能偷偷摸摸地换盐，假如被发现了，后果是可想而知的。<br />生活就像钱锺书先生所形容的 “围城”一样，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又想进去。我有白面馒头吃着，就羡慕农村孩子吃的地瓜面饼子。每天早晨临上学前，我都要背着妈妈偷偷地往书包里塞上两个馒头，到学校后和农村孩子换煮地瓜、地瓜干和地瓜面饼子。农村孩子也有此心思，也是头一天就准备好交易品。真是各取所需，我总是把换来的地瓜干、地瓜当作美味佳肴，并乐此不疲。同样，农村孩子享受到白面馒头也跟过年差不多了。这种交易方式不久就被妈妈发现了，妈妈用手指头戳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你傻透了”。虽然遭到妈妈的指责，但我的“恶习”仍不改变，依旧我行我素。虽然部队供应稍好一点，但家庭伙食也没有什么大油水。记得老爸经常吃“小灶”，辣椒炒鸡蛋、油炸花生米、松花蛋、猪头肉等，摆到桌上自然是老爸的下酒菜，他一般旁若无人，边吃边酌。我们只有眼馋地吃白菜、土豆之类的大锅菜。不过解馋的办法也有，开饭前先到伙房窜一趟，老妈就“赏”一口，或趁着没人，偷偷溜进伙房塞上两口，一般每顿不吃亏。<br />想起小时候的生活，不能不提及我的小舅。<br />小舅是我妈的小弟，打我记事起小舅就经常来我家，有时他自己来，有时带着我姥姥来。农村在六七十年代是比较困难的时期，农民的日子很苦，到年终每人分的口粮大部分都不够吃，我姊妹几个比较小，耗费少，老爸的工资又挺高，所以年年父母都要往老家寄钱，供养我的奶奶和姥姥。由于部队驻防基本都在山东，即便是在徐州也和山东搭界，距黄河入海口的老家才八百多里地，顶多用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因此，一到秋收、秋种忙完，小舅就提着旅行包奔过来了，包里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有时有点鲜枣，还有点粘米面枣窝窝头，也算是一种心情了。小舅来走亲戚，既能开荤，又节省自家的粮食，且临走时又空不了手，何乐而不为呢？小舅一到我家，首先我要带他到师部澡塘洗澡，花两毛钱要个单间，好好泡一泡，去去泥，搓去胳膊肘和膝盖上的“泥碗”，小舅泡在池盆里，用手揉着烫红的胸脯，兴奋地喊到：“舒服，真恣呵”！<br />小舅在我家没别的事情可干，主要给家里做饭，他最喜欢炒肉菜，每次都是边炒边尝，菜熟了肉也剩不下几块了。小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饭量特大，他吃饱饭后，若我们姊妹剩下饭菜他都来者不拒，统统一扫而光，并且不怕肥肉腻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标准的“模范战士”。小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陪老爸喝酒。老爸平时基本不请客，只是自己隔三差五弄两杯，小舅来了后，老爸一方面要表现出主人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显示自己的日子过的还象回事。他就实心实意地和小舅一起喝酒，尤其在星期天喝的更多。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小舅喝多了，满脸放着红光，兴奋地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半高腰牛皮鞋和一身旧军装，在门前的大马路上来回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酒给解了去。<br />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小舅就该准备回家过年了。父母每次都给他一些钱和粮票，还有一些旧衣服和食品，还要给他买上回程车票，当然还要用“嘎斯”吉普车送他到车站。这些令小舅心满意足，更足够让他回到村里吹一阵子的。<br />我们就读的是一所乡村小学，一半以上的老师是民办老师，学生也有一半是农民后代，因此，每年一到六月底学校就要放麦假，家在农村的老师和同学都回家随生产队忙麦收。剩下我们这些部队子女学校也没让闲着，让几个老师带我们到地里捡麦穗。麦熟的季节骄阳似火，头皮晒的像抹了辣椒面，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直淌，提着小篮子来回在滚烫的地里捡麦穗，还要时刻提防被麦茬扎了脚。我们打小哪受过这份罪，捡了没两趟就谁也不干了，都蹲在地头的树荫底下搓麦粒吃，结果捡的还没有吃得多。<br />从上学起，就接受了不比文化课少的劳动教育，“自力更生”、“艰苦朴素”“雷锋”精神，时时感召着我们。学校有个张老师，家在农村，老婆又是精神病，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裤子是小补钉摞大补钉，屁股上一个圆的，膝盖上两个方的。他对学生心理研究的贼明白，对谁都一治一个准，同学们都怕他。张老师将近一米八的个子，走路步子又大又快，自称“一步一米”。就这样他还不耽误发扬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路上即使有一根针他也能发现，并把它捡起来。他经常在课堂上以亲身实践教育我们,变魔术似的从兜里摸出个螺丝帽来，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一滴，我们要发扬雷锋精神，每个螺丝帽都要捡起来，交给国家，要节约闹革命”，还没絮叨完，又“噌”地从打着补钉的中山装兜里掏出个牙膏皮，或抽出块花布条之类，常让我们目瞪口呆。教育课没白上，同学们从此走路都低着头，像丢了什么宝贝东西，看见破烂就往兜里揣，经常弄的兜里乱七八糟、脏乎乎的，少不了挨家长的责骂。<br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我们一边学习刘胡兰、刘文学的革命精神，一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为国家做贡献，先是捡废铜烂铁、碎玻璃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那个年代国家很穷，老百姓更穷，哪里有废铜烂铁呀，假使有也早就在五八年国家大炼钢铁时被划拉光了，可是老师还是给同学们规定任务， 并要求必须完成，为了完成老师定的指标，我偷偷地避开老妈，把家里正用的铁炉盖子都交了上去，但还是不够，无奈我就趁部队机关食堂的伙夫不注意，拽起烧火的大炉钩子就跑，可惜还是被伙夫发现了，他三步两步追上我，一把夺下火钩子，大喝一声：“臭小子！以后你别来玩了。”最终我还是在一个连队的旧仓库找到一捆铁丝才算完成任务。捡碎玻璃也一样，到处都挺干净，根本看不到碎玻璃，也得靠搞破坏来完成任务。我转了半天，还是回到那个旧仓库，趁没人的时候，摸起砖头把后墙窗户的玻璃全部干碎，一次解决了问题。没办法呀，都是学校给逼的。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号召同学们挖中草药贡献给国家，并称为“勤工俭学”，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当时挖的中草药我也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老师就告诉我们叫“婆婆丁”、“猪耳朵菜”。草药得上野地里去挖，第一次我就干的不顺利，不但数量不够，而且手上还磨起了血泡，从此我干脆破罐子破摔，不管它什么任务，能干多少算多少，这倒把自己解放了。<br />还有一次勤工俭学，是给师部伙食科帮忙。伙食科的小车呼呼地拉来几麻袋花生，让我们剥出花生米来。人小手没劲，小手捏的通红也剥不出几个来，急的又掐又咬。女孩子最听话，剥的最多。男孩边剥边吃，最终也没剥出多少。最操蛋的是农村孩子，都把花生米剥到自己兜里带回家了。后来有人告了密，第二天，老师让农村孩子站了一大排，坦白每人偷了多少，罚站。下午继续剥。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再剥花生米又快又多，早早地就干完了活，临走时老师不忘搜身，查一查还有谁敢再偷花生米。那老师真是不懂小孩子的心理，上午刚被惩罚完了，下午谁还有胆量再犯事？<br />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老妈想培养我的能力，要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先要学会洗自己的衣服，那一年我约１０周岁。虽然我一百个不愿干，但老妈说了我就得试一试。我把上衣放在脸盆里，既不放洗衣粉，也不打肥皂，只在清水里摁吧两下就捞出来，力气小也拧不动，只能一手提着领子猛甩两圈，然后往铁丝上一搭就完事。等到衣服干了，上面的油迹、灰迹还在原来的位置，跟没洗一个样。老妈拽着我耳朵说：“傻孩子，你应该打肥皂，不然洗不干净”。 也不知道我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竟然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可能确实不想干)依旧我行我素，这样折腾了几次，老妈让我洗自己衣服的想法就打消了。<br />衣服没学会洗，倒是学会了钉扣子。衣服扣子经常掉，有时就试着自己缝上去，歪扭七八地缝了几次，老妈总夸缝得好，把我的积极性给充分调动起来。结果我最先学会的家务活是钉扣子。<br /><br />

雾雨迷蒙

刚上学时学习任务不重，闲散时间很多，记得我们那一代有一个现在看来挺不错的爱好——男孩子收集烟标。大人抽完烟后随手把烟盒扔了，我就当宝贝似的拣起来，拆开抚平整，再仔仔细细地夹到书本里。当时响名至今还生产的烟好像只有“大中华”和“大前门” “琥珀”几个牌子了，其它的都大浪淘沙升级换代了。翻翻我保存的烟标还有：大生产、丰收、金鹿、上海、中原、牡丹、恒大、葵花、长江大桥、团结、奋斗、金鱼……。当时收集可费了老劲，存了有二三百张。写完作业就直奔垃圾堆里翻拣，甚至连厕所里也不放过，收集的烟标污迹斑斑，有的还带着干屎，用手抠抠就夹到书本里了。整个本子脏乎乎、臭哄哄的，看起来实在不雅观。有时抱出来和院里的小子们比“家当”时，还经常受到攻击。不过，他们也强不到哪里去，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大家彼此，都想显摆，也就打一番嘴仗过过瘾，攻击完别人换点自信回家吃饭去了。玩烟标也就两年多的时间，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些烟标还有一部分保留到今天，有时偶尔看看心里还是蛮舒畅的，它总令我回想起幸福欢乐的童年。<br />儿时的游戏还有斗拐、打保皇、骑马打仗等。斗拐就是先找个对手，各自左手抱起右脚，单脚跳着和对方撞击弯曲的右膝，直撞的有一方败下阵来，算是一局。人多时，分成两方对阵，叫阵声、打斗声、喝彩声响成一片，常常斗得人仰马翻、尘土四起。斗败者轻的落荒而逃，重的滚一身泥土，鼻涕、眼泪齐下，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少不了瘸拐上半天。单挑独斗就没这么惨烈了，往往斗上一会儿，出汗不愿玩了为止。斗拐有个技巧，碰到个矮的往下压着斗，遇见个高的往上挑着斗。我天生机灵，时常斗得同伴拔腿就窜，正在兴头上的我也不依不饶，撒开丫子追上，照屁股就是一拐，不是个前马趴，也得踉跄几步,没少惹了上门告状的。<br />打保皇更有意思啦，一伙孩子，几块砖头，凭本事挣出个等级，年龄小的反应慢，往往吃亏。规矩是：在地上划条线，两三米外摆上象征皇上、打手的砖头。皇上只一个，距离最远，最难打，打手则根据参加的人数多少设定，砖头数要比人数少一个，大伙轮番用手里的砖头打假设目标，设定的目标被纷纷击倒，直到最后淘汰出一个，那就是倒霉蛋，二话没的说，被拧回到立砖的地方挨打。“刑罚”一般有“菜合子”（双手合起打后脑勺）、“麻花”（拧耳朵）“顶门杠”（用膝盖顶屁股）等，都是好吃的。一样来几个？要看“皇上”的脾气、高兴不高兴、给不给自己留后路、和挨打者的交情等。打手也有私心，要报仇的下手就狠点，有照应的就手下留情。往往是趁打手不备，“皇上”大咳一声，意思是结束惩罚，开始撤退，打手都往回跑，挨打者要快速反应，抓住一个垫背的打手，把自己背回去，也算找回点面子。要不然，挺没面子。<br />比较刺激的游戏还有骑马打仗了。所谓的骑马，就是个儿大的驮一个比较小的，双双撕打，无论摔倒了还是从背上掉下来就算输了。我有时当“战马”，有时做骑士，均是骁勇善战，诀窍是踢“马”腿或从后面死拽骑士的衣服，不拖下“马”不撒手。常常把对方的手上抠的去皮掉肉，脸上、脖子上道道红抡，浑身滚得都是泥土。当然，我也不是常胜将军，也有时常落败的时候，自然很惨，鼻青脸肿也是“家常便饭”了。 <br /><br />儿时最向往的乐趣是放鞭炮，每每当鞭炮点燃后，看着炮捻子闪着火花、升腾起蓝烟，瞬间浑身的精、气、神都被它吸住了，随之一声爆响，漫天飘舞着如雪花般的纸屑，心里顿感无比的爽快和满足。当然这个享受只有到过年时才能有，所以一到冬天就开始盼着过年。那个年代生活很贫乏，父母的工资安排家用后，还要寄给老家的奶奶、姥姥，根本没留给我买鞭炮的钱。想放鞭炮，我得提前两个多月开始攒钱：卖酒瓶子、废书本子、牙膏皮、破铜烂铁等，一分一毛地把钱存起来。一般离过年还差半个月开始采买鞭炮，揣着费心积攒的钱，跑到土产店，在柜台边一面看着各式各样品种，一面算计着兜里的毛票能买多少。有时不够就向老妈行骗，借口是现成的：买铅笔、橡皮。只要能买鞭炮，让我干啥事都来精神头。最懊恼的是为了鞭炮第一次喝醉了酒。那是大年初一中午，全家围着小圆桌吃年饭，记得这年我已满十岁了。年饭佐餐酒是一瓶红葡萄酒，我以前从未喝过，第一次喝，弄了两口就不愿喝了，这时我哥哥顺着我的心思戏耍我，说：“你只要喝一杯酒，我就给你买一挂鞭炮”。听他说完这句后，我的眼睛马上放出亮光，指着哥哥说：“我喝了你一定买啊”。说着就一口一杯，连喝了三个，左手还没有放下酒杯，右手就高伸着三个指头兴奋地大喊：“我赢了三挂炮”，说完就跑出去玩了。三杯酒就有三大两，一会儿酒劲发作，菜和酒全都吐了出来，就觉得墙走我不走，摇摇晃晃摸回家，栽到床上便昏睡过去，赌赢的三挂炮也无影无踪了。<br />最常玩的鞭炮有电光炮、摔炮、二踢脚和大雷子。一挂炮根本舍不得一次放完，都是小心翼翼地拆零散了一个个地放，摔炮一般对付伙伴们，往往趁他们不注意，摔到脚下，吓的他们连跳加哆嗦。二踢脚则专门对付丫头片子，小丫头们在跳绳，我就在数十米开外瞄准点火，进行袭击，突然性很强，随着二踢脚在丫头片子脚下炸响，她们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我在洋洋得意的同时挣来一片骂声。<br />炮的炸法就五花八门了。基本的是单个点燃鞭炮计算好炸响的时间，互相比试着使劲往天空上扔，越高越好，看的就是高空爆响漫天飞花。计算时间是关键，胆子小的，早早地就慌慌张张扔出去，结果落地后再响，没了意思。胆子大的，就冒险等药捻子快到根上再抛，碰巧火候正好，炸的就漂亮，自己也洋洋得意。有时扔晚了就惨了，伤轻了，炸的手掌黑呼呼的，指头发麻，在地上搓两下，继续放；炸伤重了就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拔腿往卫生所跑。再就是创造性地寻找能炸的东西，找罐头瓶子、酒瓶子用大个鞭炮来炸，罐头瓶子比较容易碎，酒瓶子一般也就炸裂或炸个豁口，这个玩法太危险，容易伤到自己，只要被大人们看到都会被喝止。还有就是把小铁碗、小铝盆扣在鞭炮上面，点燃炸响后，最希望看到小铁碗、铝盆高高地飞起来，变成坑坑洼洼，像电影《地雷战》炸鬼子钢盔飞起来那样的效果，破坏力越强、威力越大、越是高兴的蹦高。<br />更恶作剧的是炸屎，当时使用的厕所都是旱厕，排便后没有水冲刷，等累计多了再清除，我们就把炮插到屎上，当然大雷子效果最佳，一炸溅得满墙都是屎点子，更加刺激，也引来大人们的责骂更加严厉。炸屎也有技巧，要把炮捻子头上的火药清除出来，延长燃烧时间，以便在点火后逃离。我的伙伴管大路就没有掌握好这个技巧，点着火刚一转身，大雷子就爆响了，臭屎象天女散花般飞舞起来，又严严实实覆盖下去，大路老弟除了浑身布满了黄点点外，巧得很，一个屎盖子恰巧掀到他的头上，赚了一顶屎帽子，他这个狼狈样让我们笑了很多年。<br />

雾雨迷蒙

年幼时我还曾经养过一花猫，是老妈从邻居家抱过来的。住平房，老鼠不断偷吃家中的粮食，老妈很长时间就打算弄个猫来。花猫刚抱来时，浑身虎皮斑纹，毛发黑褐色，总喵喵地叫着，显得幼小无助。我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小花猫揽到怀里，用手反复捋他光滑的脊背，到碗柜那里寻找剩饭菜喂他，看到小花猫不愿意吃，自己就把馒头咀嚼了再喂。花猫慢慢长大了，开始扑逮老鼠，见过他多次嘴叼着胜利果实，躲到旮旯里当美味佳肴大口朵颐，花猫来到家里后，老鼠的踪迹基本也看不到了。花猫白天更多的时候懒在床上睡觉，还呼呼地打着呼噜，晚上则早早的跑出去了，特别是长成大花猫后，基本不着家了，往往等到半夜后，才跑回家门口喵喵地叫门。年幼时我睡觉从来是一觉到天亮的，可是神冥中仿佛有什么招唤，只要花猫一叫，我是第一个醒，马上下地连鞋也不穿，急急忙忙地去开门，花猫也熟门熟路的，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跳上床，在我钻进被窝的同时，他也依偎到我怀里，一会，还没等我睡着他就先打开了呼噜。我拥抱着在外面冻凉了身体的花猫，心里满是温暖。花猫来家一年多后，突然有段时间失踪了，半个多月里我反复四处寻找，始终不见其踪迹。后来过了有一个多月我又看见亲爱的大花猫了，猛一见他我吓了一跳，大花猫瘦了很多，猫尾巴梢的毛皮不知怎么被拽脱落了，露出暗红的尾骨，站在远处犹疑地看着我，我慌慌张张地连声喵喵唤他，还没等我跑近，大花猫调头急奔而去，我连忙追赶，终是无望，从此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花猫。花猫离我而去，带给我的是难过、失望和愤恨，各种心情交织更替，影响了我许多年。我难过的是花猫为什么遭此磨难，而花猫见到我后为何恐惧抛弃我，是什么样的毒辣之人对花猫下恶毒迫害之手，经过此伤心事件后，我再也不愿意养猫了。<br />说到花猫的事情我还要诉说养狗的故事。那年代还没有盛行养宠物，都是实用主义，养狗的都在农村，城市里基本没有。部队侦察连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只退役的大狼狗，我们院里的伙伴有些已经见识过了，互相间还提醒过，要小心他咬人。一天中午我和一伙伴恰巧从侦察连门口路过，正是三伏天，高温把柏油路面都熬的和软柿饼一样，有的地方都开始淌黑油。我们两边走边聊，根本没提防大狼狗向我们冲过来，这个狗东西只认穿绿军装的是好人，穿别的服装都是坏蛋。狼狗个头硕大，像个小牛犊一样。当即我们两个吓得向前猛奔，边跑边回头看，狼狗和我两的距离越来越小，另个伙伴比我年龄大，跑的也快，这时我吓的啊啊直叫喊，嗓音都变腔了。关键时刻掉链子，融化的柏油把我本来快要断带的塑料凉鞋给粘掉了，即使在这样危险关头了，我还舍命不舍财，转身弯腰拣凉鞋，没想到在我低头拣鞋时，狼狗反倒转身而退，危机解除。原来狗怕人弯腰摸石头袭击他，吓跑了。如此危险遭遇，给我以后带来难得的实战经验。后来去农村凡遇到再凶猛的狗扑过来，我都不急于逃跑，只要一弯腰，绝大部分的狗都会被吓的往回跑。过了不久，这只大狼狗被院里的一小子给收买了，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年龄要比我小两岁，他老爸在后勤部门，也不知道他老爸发的什么神经，某天把这大狼狗带回家了，他儿子见了当即就亲的不得了，马上把家里煮的大骨头摸了一块喂狼狗。从此以后，我这位小弟兄几乎每天要去看望狼狗，爱狗到了痴迷状态。临去前要给他的亲密伙伴带好饭，往裤兜里揣上几块骨头。到了连队只要一唤，狼狗就跟着他撒欢奔跑，让往东跑就往东，让往西跑就往西。家里的肉骨头不够喂的，这小子就去每个连队的炊事班搜刮，去垃圾堆里拣，只要看见骨头就往裤兜里揣。这位兄弟所有的裤子两个口袋处都明晃晃、黑呼呼的标着大油迹，洗也洗不掉。有次我看到他老爸因他又装了骨头准备跑去看望狗伙伴，恨恨地照他头一巴掌。等他爸爸一转身，小兄弟哭着，脸上挂着泪，照旧拿骨头带狼狗奔跑。有时候实在没骨头了，那家伙就把小手插进平时装骨头的裤袋里，用小皮拳撑的口袋高高的，就像真揣着骨头，照样骗的那狗日日地跟他跑。<br /><br /><br />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忽然时来运转，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组织。所谓的“红小兵”组织是文革时期少儿年龄组的一个先进组织，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组织。而青年组织在文革时期就是“红卫兵”，这些都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红小兵”组织政治气较浓，想加入它不单单要学习好，关键的是要政治表现好。我的班里有一位是地主的“狗崽子”，他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有加入这个“神圣”的组织。入学初始，班里就有几个乖孩子率先当上了红小兵，左胳膊套着写有红小兵三个大黄字的红袖标，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地往前抢，整天都神气的不得了。而我一直由于毛主席语录背诵的不过关，没能迈进“神圣组织”的门槛。过了二三年后，大部分同学大多已成为组织的人了，这时组织才想起了我。我家祖孙三代都是贫农，家庭出身是绝对没有问题，再加上老爸又是革命军人，个人表现也还可以。后来经全体同学举手表决通过，这样我就也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小兵了。自然我带上红箍后也找了找神圣感觉，随着时间流逝，一切又归于平淡。加入红小兵政治上对我还是起了很大督促作用，学习张思德、背诵为人民服务更加自觉了，并下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学好毛主席语录，进步确实很快，老师检查时也能很流利地背诵几段了。<br />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任何生活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政治挂帅，一切都要服从于它。对我们教导最多的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要当革命的接班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祭扫革命烈士墓。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都要身着蓝裤白褂，胸戴小白花，肩扛花圈，列着整齐的队伍，到淮海烈士纪念塔扫墓，那里挤满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群众，人潮如涌，得排一段时间才能轮上举行哀悼仪式。队列前，校长一手拿誓词，一手举起来，我们也举起右手，跟校长一起宣誓，仿佛记得内容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撒热血，前仆后继，解放了全中国，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要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战斗”。最后大家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伴奏下一同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地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而就一定要实现”，年年都是这种套路。<br />三年级我们更换了新班主任，他不同于前两任的特点就是更加革命。他自我介绍姓朱、朱德的朱，他站在讲台前，倒背着双手，腰板挺的笔直，梳着背头，大头往后仰着，一对大鼻孔黑幽幽地往外喷出阵阵杀气。他是一名复员军人，刚进入教育战线，一切还没有转变过来，处处还带着军人的习惯，对待我们就像是管理自己的新兵连队一样，动辄就训斥，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以树立起自己的高大形象。嘿嘿，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岂不想想我们已经不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不会那么乖乖地听话的，大家经过两年多的洗礼都变得跟猴子一样，到处寻找老师的破绽，再制造混乱，打破沉闷的循环，换来大家哄笑，自己也觉得洋洋得意，这样的心态很普遍。老朱对我们的生硬态度很快就换来了硕果，不几天，班里几个胆子大的同学就在上课前给老朱布下了陷阱，铃声一响，把教室门留下一小缝隙，在教室的门框上和门上之间搭一木板，木板上面放一大陶瓷缸子装满了浮土，足足有三斤啊，匆忙布置完毕奔跑到座位上等待大戏开演。老朱低着头、背着手迈向教室，根本料想不到险恶降临，他一推门一大缸子浮土正中其脑门，黑油油的背头马上挂黄，脸和身上也全部都是土，全班同学立刻轰堂大笑。老朱确实被这突然袭击给弄晕了，根本没想到这帮10岁多点的孩子会如此捉弄他，其楞楞地站在门前，足足用了10秒钟才反应过来，也不拍打身上的土，直接奔至讲台前挥拳猛擂讲台，大声咆哮：“是谁？谁干的？马上给我站起来！”，虽然脸上都是黄土，可眼睛在喷火，变红，同学们也被他的震怒吓住了，教室内立刻鸦雀无声，当然此时谁也不会站起来的，更没有当叛徒告密的，大家都看过样板戏“红灯记”，对叛徒王连举是深恶痛绝的，都认为当叛徒耻辱，没有人愿意当叛徒角色。这堂课老朱自然不会讲课了，而是变成训话发泄内容了。<br />从此之后老朱对全班同学开始更加严厉起来，最明显的特征是等到放学后，把他觉得不顺心的同学留下进行再教育，时间长短则看他的心情好坏，大多在1-3个小时之间，反正他还没结婚，有的是时间来奉陪。但这种教育方式还是遇到了障碍，班里有个许军同学则是典型的代表，许军老爹在师部哪个部门我记不太清楚了，但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家里就他一独子，娇惯的很，长这么大了一直当二大爷，任何事情不用操心，平常他的性格就是漫不经心，违反纪律太平常，拿谁也不当事，何况在乎你老朱上蹿下跳呢？这样许军就成了老朱的常客了，天长日久许军的老妈就不干了，岂能容忍宝贝儿子受罪？某天下午许母大步流星地赶到学校，胖胖的体态使她气喘吁吁，刚到校门口就亮开大嗓门，嚷到：“谁是朱老师？怎么和猪八戒一样，一点人味也没有，这样管孩子饿坏了身体咋办，能负这个责任吗？”，如此叫喊吓的小朱没敢出来接招，最后还是校长出面做了安抚，同时把许军同学放行。许母一搅和让老朱的抱负全泡汤了，哈哈。文革后期，老师在社会的地位还是抬不起头来，仍处于被批判和教育的对象，“臭老九”根本不敢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作对，一碰就溃败，又怎敢和许母抗争呢？<br /><br />    我们那一代小学时期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黄帅事件”了。黄帅据说是北京的一个小丫头，带头造反不学习，叫什么反潮流。<br />似乎在夏初的季节，我背着书包在上学的路上，听到路边的大喇叭播放早间新闻联播，断断续续听的意思是号召革命小将，要向黄帅同学学习，要发扬革命精神，敢于反潮流。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潮流，到了学校就发现大门口多了几张带口号的大字报，感觉好象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就像后来看鲁迅文集《阿Q正传》的阿Q那样，感觉潮流来了就是要革命了，当时虽然有阿Q般的感觉，但没有阿Q那样的行动。路过办公室门口听到两个老师在窃窃私语，表情凝重，听的清楚的一句话是：“以后孩子更没法管了”。严肃的表情中充满了失落。我当时也不自觉的情绪转向低落，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大事件使老师们如此郁闷。不几天班里就出事了，那是上数学课，后排的刘宝林玩扑克牌，数学刘老师当场制止了数次，宝林同学当做没听见一般，依旧我行我素，看到刘老师尴尬至极，结果下课铃声响了，刘老师抱着书本低头走出教室，宝林同学则得意的哈哈大笑。没想到下午一上课，刘老师两眼通红，嘴里冒着酒气，一边走向刘宝林，一边挽袖子，说道：“我就不相信，你就不能惹了”，拽着宝林同学的胳膊就往外拖，宝林一面哭喊，一面满地打滚，惊动了许多老师都赶过来。刘宝林家是农村的，上面有好几个哥哥，属于惹不起的大户。第二天就来了三兄弟讨说法，学校早有准备，让刘老师躲避了，打发走了三兄弟。才酸躲过一场械斗。我所在的学校仅仅是拥有几百人的一所偏僻乡村小学，即使这样，黄帅的“革命行动”还是不可避免的波及过来，当时全国是怎样一种状态,那就可想而知了。<br /><br />学校生活很枯燥，天长日久兴趣开始转移。识字多了逐渐喜欢看小说，算是多一爱好吧。当时也不知道还有众多国内外精品文学书籍因极左思想盛行而被封闭，没有别的可看，能看到的只有老爸带回家的革命资料，有《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闪闪红星》、《新来的小石柱》、《半夜鸡叫》、《金光大道》等，加上鲁迅文集中的小说，那时杂文看不明白。几本破书让我翻阅无数遍，里面的情节、人物几乎都能背下来，打小就培养起革命英雄主义和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操，直到成人后始终保持本分的做人品德，这和小时候老爸的严厉管教以及当时阅读的书籍还是很大关系的。<br />那时还有一大乐趣就是期盼看电影，新影片不多，大部分是老片子来回播，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我十分喜欢战斗片，比如《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侦察兵》、《三进山城》和《渡江侦察记》等解放战争故事。看的外国片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没有，原因是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意识形态对立特别尖锐，所看的都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罗马尼亚的《爆炸》，《第八个是铜像》，朝鲜的喜剧片有《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有个给小伙子介绍挣600工分大胖姑娘当对象的情节，我们看完后做梦时都在笑；还有一个悲剧片《卖花姑娘》，让全国人民拿着手绢看电影，边看边哭泣，当时我也受不了那个场面，看到悲苦时也酸的落泪。也有些不错的儿童片。像《小兵张嘎》、《闪闪红星》等，看完后特别喜欢模仿反派人物的表演，比如胡汉三的台词，“冬子妈，给我烧，烧死她”！。直到二十多年后，扮演胡汉三的老演员刘江还依旧在现代舞台上“烫剩饭”，卖弄那几句老台词，给人黔驴技穷的感觉，非常恶心。那时看电影的条件很差，大多是在大操场里露天播放，在电影开播前是很热闹的一段时间，各连队之间互相拉歌叫阵，然后有一名执勤干部在前面打拍子，指挥全连扯着嗓子使劲喊，非要把对方压下去来体现自己的饱满士气，唱的歌有《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打靶归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电影播放机就一台，放到一半就得换片，有时还得从另外的地方传片子，等候时间长了，为打发沉闷的时间，连队间的拉歌比赛又此起彼伏地干起来了。<br />影响我们生活的还有就是 “样板戏”了。通俗易懂的八个现代革命京剧，有《沙家浜》、《平原作战》、《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龙江颂》、《海港》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那时无论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每人都能哼唱几句，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江水英等英雄人物深入人心。即使到了今天，像《沙家浜》里的“智斗”、《红灯记》中的“痛说家史”等唱段还在卡拉OK,或在公园等休闲场所仍能见到京剧爱好者聚集传唱。<br />我最受震撼的是系列歌剧――《长征组歌》，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而创作的，内中完整反映了红军战士不怕远征难，全面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那样的悲壮，在观看过程中，情绪激昂，全被调动起来了。还有现代舞剧《白毛女》，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br /><br />

雾雨迷蒙

除了看书、看电影、看样板戏外，我还是诉说儿时的几个玩伴吧，虽然今天我们各奔东西，不知身在何方，但我多年来还是经常想起他们。<br />杨光耀。虽然名字还这样清晰，但和他小时同游戏的内容则记的不多，他算是比较早的一个伙伴。杨光耀住在我家隔壁，他上面有个姐姐。杨光耀比我大两岁，喜欢咋咋呼呼、大喊大叫，从不吃亏。我们率先结成游玩伙伴，经常一起去菜地偷黄瓜、西红柿，去桃园偷桃，还一起打马蜂窝。有次我们几个一起去桃园摘桃，我正在摘时，没看到树顶有一大马蜂窝，也不知道是谁无目的地往我那颗树上扔了块石头，惊动了大批马蜂，它们像战斗机一样俯冲下来，赶的我们屁滚尿流。我距离桃树最近是首当其冲，蜇的我哇哇大哭，身上马上起了好几个大包，尤其是头部两个包格外大。杨光耀拉着我的手就往卫生队跑，一大帮小孩聚集在卫生队里揉着被蜇起的包蹦高喊疼，小护士一面给我们擦碘酒，一面追问是怎么回事，杨光耀张口大叫：“我操他妈的，没想到是那么大个的马蜂啊，把我们追了好远好远”。他这么一叫喊，惹得护士笑弯了腰。杨光耀很快和我分别了，1972年左右，他爸爸调走了，他全家也都搬走了。<br /><br />吕金明，我认识他的时候很特别。11岁的时候我开始喜欢篮球运动，那天中午我正在院里一篮球架子下扔篮球，一年龄和我般大的孩子提着个瓶子，坐旁边地上痴痴的看，我跑累了就喊他一起玩，他当即放下瓶子，跑过来抢球玩起来。一问才知道他叫吕金明，家刚搬过来，还没有联系上学。吕金明个子比我矮些，脸圆圆的，皮肤黑，明显的特点是额头前突。看他投篮的动作似乎以前也摸过篮球，我们两个正玩的兴致高涨时，忽听一声大喊：“我日你亲娘啊吕金明，叫你干点事就跑这里玩了”，一看20多米开外有一中年高个黑瘦女人正大步流星往这赶，吕金明马上扔下篮球，摸起瓶子像兔子一样蹿了。原来他母亲让其出来打酱油，中午炒菜正等着用呢，没想到吕金明早把这个任务忘得一干二净了，哈哈。吕金明老妈是山东临沂人，其招牌就是这句名骂“我日你亲娘啊吕金明”，只要吕金明玩晚了不回家吃饭，或者和别的小孩打仗，他老妈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然后再采取其他行动。这句临沂腔在我们院内家喻户晓，许多男孩子纷纷模仿，有的达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对此吕金明也无可奈何。吕母每每遇到其子与别的孩子打仗，在骂完吕金明追打他之后，反过来又觉得委屈的上，又会找对方的家长去理论，争执一番，也没什么好效果。吕金明上学后一直和我一班，从江苏的徐州换防到吉林的和龙县，直到1977年，部队开始有第一批转业干部回地方工作，他父亲大概就是第一批吧。他父亲是个很爽朗的人，喜欢开玩笑，记得一次部队服务社卖虾酱，许多家属纷纷拿盆去买，吕父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味这么大，还不如从厕所里舀点吃算了，逗得几个家属哈哈大笑。他父亲转业走了我才和他分别。我们共同相处了有4年的时间吧，感觉他还是比较不错的伙伴。<br />这里我不得不提儿时最亲密的伙伴了,模模糊糊记得叫刘似如，不过他爸爸妈妈都称呼他小四，他家姊妹五个，老大那时已经当兵了，在空军的某个部队，似乎叫刘和平。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叫刘和如，小名叫小五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一起偷石连长西红柿的小五子。他老家是山西的，我们两家是邻居。我比小四小一岁比小五则大一岁，我们仨形影相随，我和小四相处5年从没有翻过脸，我们两个很默契，如同当今的同性恋人一样，不管谁有好吃的互通有无，有好玩的也一起玩。和他弟弟小五则没有这种感觉。小四性情寡淡，沉默寡言，运动起来动作敏捷，爆发力强，一旦激起他的情绪也非常暴躁，下手非常狠，他的头顶长两漩，性格属于比较拧的类型，时不时地和他弟弟小五翻脸并收拾他一顿。但对我则很包容，有次小四隔一房子喊我，而我没有急于应答，拣起块石头隔房顶扔过去，也没想到那样巧，正好打到他手里拿的一个生铝铸造的精致飞机模型上，把机尾给砸掉了，那可是自己费了多日心血和时间铸造出来的宝贝。我们自己做一个飞机模型很费功夫的，从收集很多牙膏皮开始，要用铁锅熬化了，浇铸到泥沙模具里，然后再去掉多余的边角，再用砂纸反复打磨，要花费很长时间。我们小孩子，有些工序像模具制作、熬铸铝等还要求空军当兵的帮忙。当时我们家属院附近有所空军地勤导航站，我们这帮孩子和他们混得很熟。当时我扔完石头转过去看见小四时，他正忍着火，楞楞地问我：“是不是你扔的石头？”我点点头，看到他正无助地拿着断了的机尾往机身上对，满脸涨红，生铝制品没法焊接，飞机模型是废了。我也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心中充满了歉意。可小四没和我翻脸，即使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刺激。这件事一直留在我记忆里，久久不忘。我们的亲密交往一直延续到部队换防，到吉林后，小四一家随老爸住在延吉，我们一家则到了和龙，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br />记起的伙伴还很多，我们这年出生的人正赶上生育高峰，全家属院里男女孩子加起来有18个，印象中相当于58年至61年出生的之和，团队还是很庞大的，以后发生的故事中我还要陆续的提到他们。<br /><br /><br />首次从军<br /><br />虽然从小住在军营里，但象战士一样过集体生活机会不多，但真有一次。<br />究竟是1973年还是1974年，我有些模糊了，当时老妈带姐姐和妹妹回老家，可能是觉得我比较顽皮，不好带，交给老爸管理。老爸带部队在徐州的铜山县搞什么国防施工，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国进行原子弹袭击，举国上下都按照毛主席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处建设人防工程，山区要把整座山掏空，城市在地下挖防空洞，兴起全民搞人防工程的热潮。我只有跟着老爸住进了军营。一到铜山县老爸就把我塞到了警卫排里，交给一个胖胖的班长管我了，我就在这个班里驻扎下来，和他们一起吃住，一起行动，每天拿两个小碗去食堂打饭，伙食还是不错的，吃的香甜。遇到许多军官不是拽我耳朵就是揪我脖子，说看你调皮捣蛋，你妈不要你了，大多我是不予理睬，急了就给他们做鬼脸。铜山县像一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窄窄的，有许多商业店铺，我兜里没有一毛钱，不能买什么东西，只能当警卫战士的跟屁虫，他们有钱，尽管少，每月还有6-8元津贴，跟着跑勤了，换来赏赐，不断得到一些零食和小玩具。警卫班里有7个战士，个个积极要求上进，平常看他们打扫内勤卫生，为别人做好事，都表现出争先恐后的劲头，争做“五好战士”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我住进来对他们的努力是个打击，全班的被褥原来都叠成规规矩矩的豆腐块，我早上起不来，被子不能按时叠，叠好了我还经常给他们搞破坏，在他们的床铺上翻跟头，挂在墙上的枪支我也时不时地摘下来背到身上，摇摇晃晃模仿土匪的架势，还不时用纸叠个飞机，努力地让它从屋里飞到外面，再从外面飞回屋里，班里的内务全被我搞乱了，他们也无可奈何，着急也不能生气，还得想法哄我玩好。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我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也许那天喝多了汤水，夜里睡得很死，做梦找厕所，结果把好大一泡尿都撒到床上了，醒来也不好意思咋呼了，正好是秋冬季节，天亮了我仍在湿漉漉的被窝里忍着，班长叫了我几次，我都不起床，后来班长掀我被子才发现尿床了。当时全班战士哈哈大笑把我抬出了被窝。尿的褥子晒干后，尿渍画的是椭圆形状，和地图上的台湾一样。从那以后，班里的战士动辄就拿我开心，捂着鼻子说被子有尿味，或者等我躺到被窝里后，再折腾我起来撒尿，我小孩子一个，也没有招数可解，甘受他们的羞辱。他们不但自己取乐，还往外张扬，闹得在那里施工的干部战士都知道我尿床了。这段军营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br /><br />看枪毙犯人。<br />直到今天反思起来，都不理解那年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现场看枪毙犯人，就像今天的人参加商业减价活动或者领取免费商品一样，人潮涌动，简直不可思议。我也许因为年幼无知，对一切好奇，才会无畏地去跟从观望。徐州一次开公审大会，要枪毙两个死刑犯，在一所中学的操场里进行，听宣判词说明其中一个犯杀人罪的过程，是与同村的一位扒火车回家，坐在两节货车连接挂钩上，看同村的那位提了半口袋地瓜干，就见财起意，把人推下火车压死了。唉，那个年代这也是财。因打算要看枪毙犯人现场，就没等到宣判大会结束，急急忙忙地往刑场跑，刑场距离宣判会场有十多里地，在南部郊区的一片荒地里，中间低洼，利于人们站在四周观看，虽然当时赶去观看的有我们院里的好几个，可是女孩没有去看的，我是一直跟着哥哥的屁股后面猛跑，跑到后还喘息未定，两辆大解放和一辆小吉普车就开过来了，车后面的滚滚黄尘拖了很远，过了一段时间尘埃才落定。他们还是先游行完才过来的，不然我们根本跑不过车的。车上下来十多个穿着海军蓝制服的公安，先把中间执行枪毙的场子围起来，然后从车上拖下两个死刑犯，他们已经被麻绳勒捆的变了形，后背插了个写着名字被打了红×的长条形状牌子，两个人都被剃成光头，脸色灰白，已经吓得都站立不起来了，是被公安架到场地中间的，接着被摁成跪姿，拔出背上的牌子。每个刑犯后面有两个公安分别拽着胳膊，负责执行的公安带着口罩和墨镜，端枪顶着死刑犯的后脑勺，等待枪决命令下达。正是秋末时节，草根都是黄的，没有一点绿色，阳光柔和地散射着，许多人聚集围拢，也把本来刮的微风给放大了许多，地皮上折断的草根也开始在空气中飞舞起来。这时距离中心有60米远，我紧紧地依偎在哥哥的腋窝下，吓得胆突突的，不自觉地把双眼捂住了。突然听到一声哨音，接着是闷闷的枪声，我赶紧把双手挪开，看到两个犯人已经扑倒在地，头都成了半个，脑浆在身体前面红的、白的泼了一地，穿白大褂的法医忙到近前查验是否死亡，操，头都缺半个了，还用验吗？接着看到了令我吃惊的场面 ，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一屁股坐到死刑犯身边，手里攥着煎饼蘸完犯人的脑浆往嘴里送，大口咀嚼，直看的我眼睛发呆，听旁边的人议论，这种吃法可以治疗疑难病症。我看鲁迅文集里的小说《药》中，始终不理解刽子手砍完夏瑜的头后，有人用钱换刽子手的馒头蘸血给父亲治病的一段情节。看到两个老太太的作为我算是明白了这一过结。现场亲临看执行死刑的代价是好几天晚上睡不好觉，整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循环播放，经常做恶梦，太可怕了，从此以后我是再也不愿意看枪毙人了。<br /><br />采购年货<br />打小我就喜欢独往独来，这种性格我觉得是天生的。到小学三年级后，个人喜欢四处游荡，经常逃学，自己一个人去徐州闹市区闲逛，淮海路去的最频，那里有市内最大的百货商店，可以看到各色人潮涌动；到云龙山，去看山上的大佛，山的相对高度也就二三百米，我喜欢登顶和下山过程中的蜿蜒崎岖，上下过程中蹿上跳下，施展着我猴子般的灵巧敏捷；山脚下的云龙湖，在我的眼里浩淼无边，我跑累了就坐到湖边的石头上，看那湖水涟涟荡漾，还有动物园，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不厌其烦地细细观赏狼、熊、老虎、猴子、孔雀等众多动物姿态，尽管种类有限，仍兴致勃勃，无论游到哪里，都是等到天快黑了才回家。这样做也无意中给父母带来惊奇。<br />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父母都要给孩子添件新衣裳，那年我要买件上衣，恰巧姐姐也想要双袜子，老爸就拿出10元钱交给姐姐，让她带我一起去买。从家里走到徐州百货大楼得用近一个小时，隆冬时节，嘴里哈出的气呈白雾状，我们姐弟两个穿的臃肿，姐姐走的比我快，我把一双手抄到两个棉袄袖筒里，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颠颠地猛追，脸和鼻子冻得凉凉的，透出暗红色。到了市区闹市，姐姐把钱包往我手里一塞，嘟囔了一句我也没听明白，就自己匆匆往前跑了。等我反应过来就怎么也寻找不到她了，路上人来人往的非常多，我无助地在那条街上来回奔跑了几趟也没有看到姐姐。其实姐姐是去厕所了，临走叮了我让在原地等她，可惜我没有听清楚，她从厕所出来后，也在来回奔走寻我。走散了，我拿着钱，就打定主意自己去买衣服。到百货大楼后我直奔服装柜台，那里我曾经游逛多次，一点也不陌生，两个阿姨很热心，给我试了件很合身的蓝布学生装，当时全国学生90％以上的都穿那种布料和样式，真是大一统，和现在的北朝鲜一样。一件上衣花了7元钱，又跑到卖袜子的柜台，跟售货员阿姨比划了下我姐姐的身高，然后给姐姐选了双红黑网格的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是新产品，弹性好，又特别结实，女孩子看到别人穿尼龙袜子都是充满了羡慕和嫉妒的，是抢手的时髦用品，还有“的确良”、“涤卡”衣服，也都是时髦货。那时化工行业刚起步，新产品感觉时髦，实质上并不如棉布穿的舒服，而现在都回归了。买袜子我又用去了一块钱，这样想买的都办完了，立刻打道回府。到家后看到姐姐已经提前跑回来了，老爸和老妈怕我找不到路，正在焦急地为我担心呢，当然还怕我把钱弄丢了。没想到的是我顺利地回来了，而且买的衣服和袜子也很合适，姐姐尤其喜欢，她穿了两年多。对我的行动父母非常意外和高兴，多年以后还常常提起，小小的年龄就会给姐姐买袜子，会给自己买衣服了。其实我经常到处流窜早已熟门熟道了，小菜一碟。<br /><br />初学游泳。<br />六十年代，毛主席他老人家以73岁的高龄畅游长江，激荡着老老少少全国人民的心，掀起全民性的游泳运动，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比敬仰。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７亿人民放开眼界看世界，乘风破浪向未来！到了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壮举仍旧余波未平，游泳运动依然火热。在这个大背景下，师部傍山根新修建了个露天游泳池，到了夏天酷暑的假期里，我们院里的孩子主要活动就是去游泳，游泳池每天下午辟出两个小时给我们享用，从当兵的里面找了几个会水的当教练。我是旱鸭子初学，一点也不会游，被编到初级班，开始就在池子边上跟教练学动作，比划了几天后才让下水。当时也没有正宗的游泳裤，穿着平常的大裤衩就下水了，拔一下水就得忙着往腰上拽一把裤衩，一旦忘了这个动作，水流就把弹性很小的松紧带裤衩给冲下来，立即成了光屁股裸游了。游泳池建的很标准，长、宽、深等尺寸规格都是按照游泳比赛池修建的，我刚开始学还算规矩，始终在浅水区扑腾，过段时间就不安分了，总想着往深水区试把，扒着池子边缘慢慢地体会深水区的刺激。久在河边走还真有湿鞋的时候，一次我正在深水区游戏，不小心脱手滑了，全身立刻沉入池底，只剩两只小手在水面上舞扎，大脑一片空白，喝了好几口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把我小胳膊一提留，撮到池子上面去了。我咳嗽了半天，当即吐了好几口脏水，正愣怔间听那救我的人大呵：“不会游去浅水区，别在这淹死了”。我细一看，原来是大我六七岁的辛小四。都快三十年了，还记得救命恩人的名字，呵呵。他有个弟弟叫辛小五，似乎打仗比较有名气。从此以后，我对游泳有了恐惧感，进入水池小心翼翼了。<br />好景不长，过了不久我又一次遭遇了滑铁卢。有次游泳池在换水，池水泄的很快，我们抓紧分分秒秒舍不得离开泳池，平常2米高度的深水区也露出大块池壁，我院里的两个小子（名字记不清了）在深水区边踩水边打闹，他们的游泳技术掌握的比我快，看到我站在池边用羡慕的眼神在注视他们，他俩就招呼我下来，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即使池水泄了很多，那里仍能淹没我的头顶，当即纵身跃入池中，结果可想而知，马上呛了好几口水，挣扎着一升一沉地喊救命，可悲的是那俩个小子还以为我和他们闹着玩呢，根本没有当事，我真是想哭都没地方啊，直到过会他们看到确实不对劲，发现我真有危险了，才马上施援手，一个抓我头发，一个钻到水下抱我双腿把我托出水面。我的胆子早吓破了，魂都不知跑哪去了，只顾着咳嗽往外吐池水，也听不明白他俩急唠唠地说什么，心里恨不得破口大骂他们俩个王八蛋。<br />玩了一个夏天没有学会游泳，倒是挣了两个大火疖子。三伏天，下午的太阳火毒火毒的，反复在凉水里浸泡和太阳底下曝晒，使体内毒素聚集，在屁股上和太阳穴分别长起了大火疖子，个头如杏，红肿如蜂蜇一般，十多天也没下去。老妈见了既心疼又气愤，骂着让我赶紧去卫生队治疗。第一次先处理屁股上的，好像是用手术刀把火疖子划了个十字口，用手再把里面的脓挤出来，中间还用小剪刀往里捅，疼得我嗷嗷直叫。余下太阳穴这个疖子我就不想治疗了，一直找借口拖，但它就是不消失。在老妈的督促下，又无奈的跨入卫生队门槛。那天是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们刚从菜地里劳动回来，白大褂上都是泥点点，看起来都很疲惫。当时两个女护士洗洗手就开始给我处置，一个护士双手摁住我四肢，另一个按住我的头，拿一裹着酒精棉球的牙签在我火疖子中间部位来回碾动，打算钻破它。我有了上次治疗疼痛的后遗症，等她们刚一动手，我就条件反射般地精神紧张，觉得很疼，四肢开始挣扎，护士摁的很结实，我挣扎不动，就一边哭喊，一边破口大骂：“操你妈的，疼死了啊”！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我修理完，程序和上次基本一样，两个女护士在我的喊骂中始终没有恼怒，中间还逗我，修养真是太好了。现在回想真是难为她们了，人家也就 20来岁吧，在家肯定也是掌上明珠啊，那个年代能当上女兵也不是平头百姓。文革期间林彪把部队搅和的在社会政治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来自军界的比例很大，许多人才都往军队里涌，我认识的两个女医生父母都是老红军战士，资格很老的，还有些技术人才在地方也是拔尖的。在部队还有个好处，军人家属和子女看病住院都不花钱，全部是国防开支。我平常有个小病小灾也不用父母陪着，都是自己晃着去，打打针或者拿点药就走，很省心。两个火疖子干掉后，也留下了钉子眼般大小的永久性疤痕，这也算我初学游泳的纪念了。<br />

雾雨迷蒙

1975年的春末夏初季节，全院上下都传说着部队要换防了，要到遥远的东北去。当时我对东北没有任何地理和时空概念，还以为像从前一样，不过是坐上半天车，换个新环境。<br />不久，每家都开始忙碌了，纷纷打包装箱，家里还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三四个箱子就装满了全部家当。那时用的床、桌子、椅子甚至脸盆架子都是部队配置的，搬家时交还后勤部门就不用管了，很省心，自己家只收拾好四季衣服和被褥就行了。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家庭大多如此，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当，这一切都是毛主席老人家一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结果，要先生产，后生活，社会分配要优先用于社会积累，优先用于社会再生产。我家里最值钱的物品就是刚买了有两年时间的一辆产自青岛大金鹿牌自行车。说起这辆破车子也让我遭了不少罪，那是货真价实的钢管铁圈，自身特重，小孩子更难驾驭。初学时那车经常倒压在我瘦小的身上，挪开它要费很大力气。最不习惯的是脚闸，倒着蹬即是刹车。小孩子个矮只能掏腿骑，应该蹬半圈倒半圈，可大金鹿不能倒链子，手闸又不灵敏，遇到下坡时掌控不好，就和大金鹿一起栽到沟里才算站住，等到掌握熟练了，皮肉也数不清摔破了多少块了。<br />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外逃蒙古事件发生后，老毛为了安全起见，立即对全国十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了对调，换将不换兵。而这次全国性大军区部分部队换防正相反，来了个换兵不换将，据说是邓小平上台后，执掌解放军总参谋长要职，为主席建议而操作的，以达到对各大军区相互制约，便于领导的目的，看来毛主席高高在上，并且随年龄老化，更是不放心自己手中的军权啊,这样操作的恶果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后来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吃了大亏。从东北调防过来的27军原隶属于沈阳军区（老爹的部队隶属济南军区），其先头部队也到位了，他们在一些重要位置已经派了岗哨，忙着查看房屋，好给后面大部队安置。遇到两个看房子的，我们大人和小孩都很好奇地问他们：“那边生活怎么样？冬天很冷吗？”有一矮胖子干部，嘴里叼着自卷的炮筒子旱烟，说：“那边的生活很好，吃大米白面，冬天冷不怕，都是火炕”。他这一白话给我们的远行带来美好憧憬。这期间我们孩子们依旧不受任何影响，继续操练我们的游戏，真正体现出了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状态。<br />这年我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在即将离开泰山营小学前，我们跟学校的老师和农村同学反复上演了多次告别，他们也由开始吃惊，慢慢转变为接受了我们即将离开的现实。我们几个也往朱老师的单身窝奔跑了多次，把不能带走的脸盆、笤帚、拖把等给他划拉了一大堆，如同建了个废品收购站，还有好几个同学把不能搬运走的菊花盆花都给他弄过来了，仅我自己就从家里给他搬了五六盆。老朱经历了一年多的磨难，心态已经走向平和，与我们逐步缓和，并建立起了革命友谊。老朱惬意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嘱托我们：“你们到了东北后可不要忘了我，要经常来信啊”。当即我们几个就信誓旦旦地表态：“朱老师，放心吧，到了东北，立刻就给你写信”。结果一上火车就把他忘到九霄云外了，后来谁也没给他写过信。<br />我成长到现在也分不清童年与少年的年龄界限，但是我认为在这次部队换防中，对我后来的成长来说应该是个转折点，意味着天真烂漫幸福快乐的童年结束了。<br /><br />1、调防路上<br /><br />启程的时刻来临了，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院里开来了数十辆军绿色的解放卡车。家属们在家里吃完最后一顿午饭，忙着把锅碗瓢盆装箱。那时候不象现在这么多家具，全部家当就是吃穿用具，不一会，每家人便提着大包小袋出来，分别登上已经等候多时的卡车。我们年龄相仿的一帮孩子兴奋地大呼小叫，二十多个人早早地拥挤到一辆车上，又蹦又跳，等的不耐烦了就从车上往下跳，还模仿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动作，大喊：“瓦西里，我来了”！真他妈的是精力过剩。还有人喊两嗓子电影《宁死不屈》插曲里的两句，都把自己当革命英雄了。汽车终于开始启动了，可是没想到并没有往火车站的方向走，而是向西南方向连片的荒山开去。那年头由于同苏联发生边境磨擦刚过了没几年，加上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人们脑子都绷紧了弦，警惕性特高，军事换防本身就属于军事机密，家属们也习惯了不打听，由着上面安排，拉那算那。走到半路上，见到几个农村同学在野地里割草，我们一面大声叫喊他们的名字，一面挥舞着小手喊“再见了”！汽车大约跑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半山腰用铁丝网围着的一片弹药库。这里，我们倒是极熟悉，每年的夏天，驻守弹药库的部队都与学校联系，让孩子们帮助割掉库门前的野草，我也曾经参加过多次义务割草劳动。那片弹药库规模很大，把整座山都掏空了，还在旁边修建了一条运送军火的铁路专用线。后来汽车停到运送军火铁路的站台上，我们全都下了车，大卡车接着就开走了。老老少少们在站台上等了有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西斜，余晖漫射的时刻，火车才喘着粗气慢吞吞地倒着进了站。<br />整列火车采取的是混合编组，客车厢三个，团指挥中枢占用了一个车厢，里面已接上了电话、无线电发报机，摆满了地图和文件，一群参谋干事在那瞎忙活，另两个车厢都被干部的家属和孩子们用了，其余的是闷罐车厢和平板车。平板车上已停满并固定好了的汽车、牵引炮车和各类重型火炮，上面覆盖了绿色伪装网。连队战士都涌进了闷罐车厢，平时这种车厢也是用来载货的，战备紧急时刻就用来运送兵员了，因透风透气差，人们都叫它闷罐车。在火车中间停站期间，我曾经跑到闷罐车厢观赏过一番，里面的士兵们都把自己的被褥整齐地平铺在地板上，一个车厢也就能载三四十人的样子，车厢两面就四个能打开的小铁窗户，战士们有的在玩扑克，有的在看书，想办法打发漫长的征途，看来闷罐车厢唯一的优点是睡觉相对舒坦些，相当于“硬卧”了。家属们分配客车厢里的空间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论家庭人口多少，都是一家占用一组横向隔断，按座位布局说就是由两个三人座位和两个双人座位组成一个隔断。即不障眼也不隔音，大人和孩子们都大呼小叫，嘻嘻哈哈，热闹非凡。这种环境尤其让我们这帮孩子兴奋。全院相互间都很熟悉，在一个车厢里同吃住，我们感到既新奇，又亢奋，热闹也就可想而知了。<br />

红蜻蜓

年代不完全相同，但十分亲切。 <!--emo&(y)--><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thumbs_up.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thumbs_up.gif' /><!--endemo--> 完了？

雾雨迷蒙

火车上方位感不固定，只能说是左邻右舍了。我家的一边是王为一家，王为比我大一岁，也比我高一级，他老爸是团副政委，大学生呢，很有工作能力也很有水平，可是因出身于富裕家庭，在那个到处都是大老粗掌权，唯成分论的年代，他父亲只能小心翼翼地做人，空有一腔才能而无法施展。王为的父母原籍就是东北的，具体哪个省我没有搞清楚，反正他们夫妻俩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王为上面有两个哥哥，老大叫王虎，老二叫王凡，年龄差不太多，与我哥哥相仿，他们能玩到一起去，仨弟兄凑一起，哏了！都说一口纯正的徐州话，普通话反倒不会说了。王为的母亲经常叹息的一件事是生了一堆儿子，没有一个闺女，不管见了谁家的女孩都亲的要命，一上火车就抱住我妹舍不得撒手，这一路上可有事情干了。他们一家待人接物非常有修养，我一生中还没有再遇到能超过他们家的。他父亲作为先头部队，早提前去东北，为后面开过来的部队打前站去了。大约在1978年，其父亲转业到长春一家大企业干党委书记，我上大学期间还去他家骚扰过多次，后来他父亲又调到江苏连云港去了，现在已退休在家多年了。每年我老爹还和老战友通信联系，过节时候还互相通个电话拜拜年，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我家的另一面是孔祥慧一家，孔祥慧是我们那拨同龄人中最漂亮的女孩，面容瘦削，皮肤白嫩，鼻梁高高，眼睛深陷，睫毛又长又密，如同新疆维吾尔族，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名字中间都用“祥”字，看来家谱是“祥”字辈的，最后一个字按年龄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敏、婕、智、慧。看人家这名字，既有身手又动脑子，多么“智慧”，看来他老爸也很有“墨水”。她父亲当时是团政治部主任，和我父亲关系融洽。她母亲脾气很温厚，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她母亲曾经管理过我两年。孔祥慧姊妹几个长相都有相似的地方，鼻子都挺大，原因就是他们一家是回族，民族特点鲜明。别看孔祥慧长的漂亮，可干的事情我觉得太不漂亮，我们打小在一个班级，每当发生我被老师修理的情况时，孔祥慧就把情况通报给我姐姐，再传到老爹老妈耳朵里去，因此，恨的我私下里挥着拳头恐吓过她几次，可是这丫头片子知道我不敢真动手揍她，就从不把我的威胁当回事儿，让我很失败。我曾经看见过她和别的女孩打仗，这丫头性子猛烈，没过几招就让对方落败。她老爹也是很早转业了，好像是转到河南的孟县去了。

雾雨迷蒙

(二十一）调防路上　（中）
　　火车开行得很慢，走走停停。那年头造反造的一切都不正常，处处混乱没有秩序，邓小平上台当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全面工作后,率先搞了铁路运输整顿，马上大有起色，货物压库现象减轻了，客车运输旅客开始正点了，当时提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记的也不知是否准确。即使铁路运输刚走上正轨，但还是很脆弱，部队大换防，加剧了铁路运输的负担，也不可避免带来局部混乱。火车在徐州车站的货运场就折腾了好长时间，又加挂车厢，又往车上搬运物资设备，就是迟迟不开车，我一直等待的疲倦到支撑不住，躺在座椅上昏昏睡着了。本打算对生活过五年的地方来点告别情调，都没整成。最终也不清楚火车是晚上几点离开徐州站的，
　　第二天醒来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车窗玻璃上了，火车有节奏地跑着，不紧不慢。我把脸贴到窗户上往外看，田野广阔，近处的房子一闪而过，远处有人在地里干活。这是我打有记忆以来是第一次坐火车，对所有的见闻都感觉新鲜，就这样痴痴的对着窗外看了许久。直到听大人们说快到济南了，要在那里吃早饭，才回过神来。大约是早上七点钟到了济南站。站台上空荡荡的，除了带红袖标执勤的几名士兵外，就是数十个负责供应早餐的炊事兵了，他们两个人一组，每组负责2-3个车厢。我正是好动的年龄，早早的就抢着拿饭盆跑下去打饭了，地上摆着三个大保温桶，有稀饭、馒头、肉炒卷心菜。伙夫问几个人的，我报了数，他就把我的小饭盆装的满满的，让我跑了两趟才算完成任务。停车时间很宽裕，满车厢的人都在稀里哗啦地吃早饭，直到大家都刷完碗，下来遛遛腿后，火车才开动。原来不这样也不行，闷罐车里没有厕所，必须在车站多停会，战士们才能彻底解决完个人问题。假如哪个当兵的正赶上拉肚子，那就好看了。一路上车站停车间隙和停车时间都很有规律的，慢慢就都感觉出来了。吃饭时间也相对固定的，早饭在7点，午饭12点，晚饭在晚6点，误差不超过一个小时。一路上我记得在沧州、天津、锦州、沈阳、长春等车站都吃过饭，还有一些小站记不清了，但形式内容都差不多。
　　吃饱喝足了就开始玩游戏，临行前一切都准备的很充足，仅棋类就带了五六种，有军棋、飞行棋、斗兽棋、跳棋等，棋下够了就打扑克，看故事书，再不然一起聊大天。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们都是轻松状态。我们更是难得碰到这样的欢闹环境，不停地在车厢间来回跑动，打闹喊叫。再不然打开车窗，把头探出去，看风景，还常常来点恶作剧，趁火车行驶速度慢的时候，拿吃不了的馒头、西红柿和青苹果袭击路人，惹的路人指手怒骂。尽管听不见，可看着愤怒的表情和口型，我们继续做怪脸，人家气上加气，我们就以此为乐。大人看见了，就过来训斥两句，我们才收敛了些。大概是往窗外探头太多了，加上休息不好，眼睛患了炎症，有点疼痛，玩的太疯了带来报应，还好车上有巡回的医生，给我看了一下，诊断为砂眼，给了两瓶眼药水，滴了几次就不痛了。
　　在火车上的睡眠更是一景观，大人和女孩子基本都睡在座椅上，男孩子年龄大点、个子高的，都爬到行李架上面去睡，那样能伸展开。我哥哥、王虎、王凡、孔祥智……都爬上去了，铺好被褥，大大方方的睡，是睡的最舒服的一种。岁数小点的男孩子都在地下铺个床单，这样比在座椅上空间大、平稳，我第一个晚上在座椅上就睡的不舒服，后来我干脆把床单铺到车厢连接处上下车门口那里，反正没有人上下车的，夜里车门也不用开，我能放心大胆地睡。老妈还是不放心，常过去看看，有次夜里停车，老妈想招呼我起来上厕所，我却迷迷瞪瞪地站起来，不往厕所方向走，而是抱着车门使劲推，老妈紧喊也不听，赶紧起来，牵着我的手安抚一番，才继续睡下。第二天老妈问起我昨天晚上闹的是什么症候？我茫然不知老妈说的是什么意思，等老妈解释了全过程，我才傻乎乎地笑了，也不理解自己怎么会这样。后来读大学和婚后，同学和老婆都发现过我会在睡梦中坐起来念念有词，折腾一会再躺下继续睡，第二天自己还不清楚，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睡迷糊了，梦游啊。

雾雨迷蒙

(二十二）调防路上　（下）
　　过了秦皇岛站，距离山海关越发近了，就听王为的妈妈念叨：“到了山海关再往北就出关了”。我第一次听说出关，弄不明白啥是“关”，当即追着大人问，得到笼统的说法是，山海关往南就是关里，往北就是关外，历史上中原一带的老百姓遭灾了，就往关外找生路，也就是“闯关东”一说了。后来从一些书籍中也陆续看到，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控制东北和中原连接的咽喉要道，从明清战争中引兵入关的吴三桂、抗日战争丢失东北的张学良以及解放战争中打下两大战役的林彪都和山海关有着不解之缘。没想我们到换防换到关外了，带着对山海关的神秘感，火车一到站，我便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正是清晨，夏初季节了，但空气十分凉爽，全没了徐州那边的闷热。山海关站与其它大城市车站比起来显得矮小寒酸，候车室是一溜平房，停车站台仅有两个，铁路轨道没几条，窄窄的确实是咽喉了。车站的铁路女列车员穿着长袖衣服，可能上夜班还是有些凉，她站在车边很感兴趣和我聊天，“你们打哪来？到哪去？”一路上被问过无数次了，刚开始我还诚实的回答，后来就不耐烦了，干脆一句话打发，“这是军事秘密”。女列车员被我这句话逗乐了，说：“小破孩还挺难对付的”。我给她做了个怪脸就跑回车上去了。后来想想，我这一不耐烦说不定给我军保密工作做出巨大贡献了呢，谁能保证那爱打听的女列车员不是国民党女特务？ 呵呵！
　　火车越跑越感觉天气凉爽，穿半袖衣服已经冷的起鸡皮疙瘩了，孔祥智等在行李架上睡觉的一干人都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早上不愿意爬出来。车到延吉站，站牌已经是标注中朝两种文字了，看来快到目的地了。临行前，部队早就给我们上过课了：新驻地朝鲜族比较多，要注意和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开学后才发现，朝鲜族同学占到了80％左右，实际上在当地，我们才是少数民族。冤呢。
　　我对朝鲜族的认识，也就是看过的几部电影。延吉市是师部所在地，我们驻扎的地方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这一换防把我在师部的三分之二伙伴给分开了，也包含着好友刘小四。到了朝阳川站，火车的行走转为反方向了，我还以为火车要往回走呢，原来是换车头，这里是个交叉枢纽，没看过平面图，不知道怎么交叉的。到达这次长行的终点──和龙县已经是接近中午了。四昼夜的行程，已经是筋疲力尽,从来没有过的漫长，启程时的兴奋早已消耗殆尽，转换为厌倦，头一次坐火车就坐了个饱。打前站的部队安排来了四五辆大客车接站，来回地把我们送到了新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