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

令狐药师

　　当你的心灵和生命转向基督时，当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时，你的心灵便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会改变，这就是我的经历。——乔治·布什

英文书名： A Man of Faith: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George W.Bush
  
作者(中)： 艾克敏（美）
作者(英)： David Aikman
译　　者： 姚敏、王青山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个人信仰的著作。小布什曾试图复制他父亲辉煌的职业生涯，但事实上直到40岁之前，仍是一事无成。然而从40岁开始，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帮助小布什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并最终助他成为美国总统。这力量就是他的信仰。小布什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教信仰当作领导这个国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他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机时刻的稳定力量。

作者简介：
艾克敏（David Aikman）前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问题专家。在《时代周刊》工作的23年里，他的采访报道囊括了5大洲50多个国家，采访过许多著名人物。他曾连续3次撰写《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1994年离开《时代周刊》后，他曾做过一段自由职业者，随后在1998年出任华盛顿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编辑推荐：
随着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我就更加珍惜基本的东西：信仰、家庭和我的朋友。
信仰是生活的框架。信仰给予我们的意志去纠正错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去将价值观教给我们的孩子……信仰能改变生命。
——乔治·W.布什

图书目录：
致谢
第一章 政治事件
第二章 基本训练
第三章 深远影响
第四章 十字路口
第五章 转折时刻
第六章 任职总统
第七章 实践信仰
第八章 国家受难
第九章 信仰遗产
第十章 成功连任
附录 信仰能够改变生命——乔治·W.布什的证道
后记

令狐药师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个人信仰的著作。小布什曾试图复制他父亲辉煌的职业生涯，但事实上直到40岁之前，仍是一事无成。然而从40岁开始，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帮助小布什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并最终助他成为美国总统。这力量就是他的信仰。小布什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教信仰当作领导这个国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他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机时刻的稳定力量。
　　“随着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我就更加珍惜基本的东西：信仰、家庭和我的朋友。……信仰是生活的框架。信仰给予我们意志去纠正错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去将价值观教给我们的孩子……信仰能改变生命。”——乔治·W·布什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Bush，习称：小布什) 现任美国总统。1946年7月6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幼年移居得克萨斯州，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他的祖父是华尔街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是共和党参议员。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
　　他1968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士学位，1968年至1973年在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空军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75年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5年至1986年，布什在得克萨斯经营一家从事石油开采的公司。1989年至1994年，他是得克萨斯“牧人”棒球队主要合伙人。
　　布什1994年至2000年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他2001年1月就任第43任(第54届)美国总统，2004年11月3日竞选连任获胜，并于2005年1月20日就任第55届美国总统。他是继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之后第二位踏着父亲的足印入主白宫的总统。
　　布什的夫人劳拉曾是一名老师，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芭芭拉和詹纳，1981年出生。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ob Bush、又称约翰·埃利斯·布什 John Ellis Bush)为佛罗里达州州长。

令狐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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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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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心灵和生命转向基督时，当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时，你的心灵便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会改变，这就是我的经历。
　　——乔治·W布什得梅因市府大礼堂是沃尔耐特街上的一座雄伟而现代化的水泥建筑，它能容纳近3000人。但在1999年12月13日的晚上，它里面的人最多只有一半。这场活动的票是免费的，约有2400张票由衣阿华州共和党的活动分子散发给了潜在的观众，显然有人拿了票却又决定留在家里。
　　这座城市位于美国的正中央，天气已经转凉，当地的气象预报说，从11月下旬开始即将横扫平原各州的第一场冬季风暴已迫在眉睫。然而市府礼堂里的气氛却十分热闹，甚至像过节似的。毕竟这里举行的是6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衣阿华州的第一场辩论会。数名热情的候选人支持者穿着助选T恤已到现场为他们的英雄助威了，这6位候选人就是加里·鲍尔、乔治·W布什州长、史蒂夫·福布斯、奥林·海奇参议员、阿伦·凯斯以及约翰·麦克恩参议员。
　　这场辩论会由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它在当地13频道WHO-TV的得梅因附属电视台联合主持。联袂主持的是NBC晚间新闻著名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和本地WHO电视台天才机智的节目主持人约翰·贝奇门。此前这位衣阿华人曾飞往纽约与布罗考讨论如何主持这场辩论会的问题。
　　“咱们就放宽点儿,让他们畅所欲言。”布罗考建议说，贝奇门欣然同意。
　　距离在衣阿华州举行的候选人择选会还有6周，所有的候选人为了准备2000年2月1日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也正在该州作巡回演说。今晚的辩论会将是全国电视观众首次观看这6位总统候选人短兵相接、唇枪舌剑的机会。
　　深蓝色的舞台背景为候选人营造了一种极其简朴的氛围，候选人并排坐在台上，他们坐的椅子就是一般公司办公室门外的那种极普通的椅子。所有的候选人一律身穿深灰或深蓝西服，佩戴红色或蓝色的素色领带，这身穿戴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在民主党掌权白宫7年之后，共和党做梦都想把政权夺回来。
　　“畅所欲言”的辩论规则允许候选人互相提问，还可以随时就他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里没有暂停的钟声或铃声来约束大家的自由发言，然而一开始并未出现激烈的辩论。问题首先是向麦克恩参议员提出的，内容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999年科伦芭茵中学的枪击惨案以及造成美国学龄儿童产生如此可怕行为的原因，联邦政府与健康保险计划的关系，乙醇燃料的问题，对华贸易，禁止核试验条约，还有减税的问题。
　　然后贝奇门从布罗考手中接过话筒宣布，他下面要问候选人的这个问题是“衣阿华州的老百姓”提出的，因为这是他从观众事先递上来的问题中挑选出来的。
　　贝奇门问道：“福布斯先生，您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然后他有些歉意地停顿了一下并补充说：“这样其他5位就有时间思考啦，对不起。”观众听后窃笑不已。
　　“约翰·洛克。”福布斯回答说，理由是因为他“建立了产生革命的舞台”。
　　接下来贝奇门转向了阿伦·凯斯，凯斯说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群候选人中扮演着激进角色的凯斯又说，美国应该“恢复理智”，甚至废除所得税，政府应该通过征收“关税、进口税和其他商业税”来获得收入，这样人们才能重新管好他们的钱财，“而不必依赖像布什先生这样的好政治家或像比尔·克林顿那样的坏政客”。大约有1500名拥护共和党的观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布什插话说：“起码他还称我是个好政治家。”观众哄堂大笑。
　　贝奇门顺势问道：“布什州长，您认同的政治思想家呢，理由是什么？”
　　“基督，”布什脱口而出，“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心灵。”
　　底下在惊愕中一片寂静。贝奇门意识到应该跟进，随即问布什：“我认为观众很想知道他怎样改变了您的心灵？”
　　“既然你们不知道，”布什回应说，“那解释就有一点难。”说这话时布什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使得有些观众不满，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个答复。
　　但贝奇门后来说，当时他并不认为布什的回答是自鸣得意。他解释说：“我还是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回答太简单了。”
　　接着布什进一步解释说：“当你的心灵和生命转向基督时，当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时，你的心灵便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会改变，这就是我的经历。”
　　礼堂里再一次出现惊愕和短暂的寂静。凯伦·休斯后来回忆说：“人们感到诧异，也许有点震惊。”（休斯是布什竞选期间的联络主任，她几乎参加了布什所有重要的竞选活动。）但接着观众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尽管布罗考和贝奇门早先曾向观众再三强调不要在辩论期间给以偏袒性的掌声。
　　为了平定观众的骚动并把辩论转入正题，贝奇门急忙转问海奇参议员：“海奇参议员，海奇参议员？”海奇答道：“我也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对此毫无疑问。”他大概是指基督。
　　当轮到麦克恩参议员发言时，他说他认同西奥多·罗斯福。但加里·鲍尔又回到了基督的主题，并引用马太福音25∶35作为他的开场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基督用这几句话教导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彼此尽义务，要对未出生的婴儿尽义务，要对穷人尽义务，无论是何种肤色都要和平相处。人类历史上唯有基督借着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改变了世上百万、亿万乃至无数的人。如果美国在下个世纪出了乱子，一定是我们忽视了基督的教诲，汤姆。”
　　底下的掌声更热烈了。轮到布罗考主持时，他停了停让观众平静下来，再把问题转向大家更熟悉的政治话题。
　　但事已至此，这起轰动的政治事件已经爆发。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和布什说出基督这个名字时的那种紧张甚至尴尬的时刻相提并论。也没有别的话题引发了分析家那么多的关注和批评家的愤怒。克里斯蒂·哈姆瑞克是一名保守的政治顾问，也一直是热心的福音派信徒，当天晚上她是在华盛顿市看的那场辩论会的电视转播。她后来说：“那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看到在那样的高层面里有人毫不畏惧，绝对叫人振奋不已。我被这大无畏的精神深深震动了。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布什会当总统。”
　
政治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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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布什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中，当天晚上不止一个人希望是自己最先谈论到基督。加里·鲍尔后来友善地承认了这一点并说：“我最初十分沮丧，因为他领先我一步谈到基督。我马上就明白了，这么做是对的，特别是对他来说。我也知道这种做法会引起世俗精英的嘲笑，但我认为这反而对他有利。”
　　贝奇门在做节目主持人之前曾在路德神学院和牛津曼斯菲尔德学院（也是神学院）各读了一年书。就这次辩论会而言，无论是观众对布什回答提问的反响还是上司对他的回应，贝奇门都很满意。WHO-TV的拥有者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阿瑟·O萨尔茨伯格后来给贝奇门发了一份私人邮件，就他为WHO-TV主持这场辩论会，特别是对他在布什论及基督时的应对表现，向他祝贺。
　　然而正像鲍尔预料的那样，对布什这种做法的批评之声立刻响了起来。辩论会刚结束几个小时，一些世俗精英就抨击他谈论基督。许多人认为布什在政治辩论会上谈论宗教信仰是犯了大忌，另一些人认为他的表现是一种蓄意的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还有些人认为他这么做太缺乏教养。他们辩称，布什在政治场合谈论个人的宗教观，就是政治上的恣意妄为，就像一个青少年在他祖母的葬礼上随便打嗝一样。
　　克里斯·马修是MSNBC晚间11点《刨根问底》（Hardball）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他利用这次机会对辩论会作了直接评论。他轻蔑地说：“我认为他们今晚应该在一个大帐篷里辩论。那才是一场福音布道会，就是呣……那种的兴奋布道会。我认为这根本与政治无关，不过当然啦，每个人在政治这档子事情上都各有所好嘛。”
　　NBC记者诺拉·奥多内尔是那天晚上脱口秀上的嘉宾，她却认为布什在辩论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布什对基督的看法“确实独领风骚”。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4年后，当人们问起马修对这次辩论会的看法时，他似乎修改了当初对它轻易下的“兴奋布道会”的定性结论。他后来在2003年11月说：“我认为那是个天才的回答。布什挺像我的，他心中的耶稣是很人性化的，我认为他并不想和什么说不清的庞大实体进行交流。”
　　辩论会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民主党顾问鲍勃·贝克尔就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and Colmes）上对布什发动了连续的抨击。贝克尔死咬着一点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我听到的最愚蠢不过的事了。”接着，政治上保守的汉尼提与来自美国无神论者组织的特邀嘉宾罗恩·巴里尔在这一节目镜头前所发生的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使观众感到困惑不解。
　　“整个想法都十分可笑。”巴里尔断言。然而他并未说清到底是信仰上帝可笑，还是作为政治候选人在公众场合拥护这种信仰可笑。
　　汉尼提马上回敬道：“难道您的自我中心思想强烈到不能接受别人比您更伟大吗？”
　　“不是，不是，”巴里尔解释说，“它还没强到我敢说我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程度。”
　　后来在节目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兰格尔抱怨说，布什的宗教表白“把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排除在外了”。
　　第二天，克里斯·马修在《刨根问底》节目中邀请了比尔·米努塔格里奥。米努塔格里奥是《长子：乔治·W布什和布什王朝》（First Son: George W Bush and the Bush Family Dynasty）一书的作者，该书是第一本全面详细记载乔治·W布什的传记，因其见解深刻、研究透彻和写作精美而被广泛赞誉，然而米努塔格里奥却对前天晚上发生在衣阿华的事情感到困惑。虽然他承认布什有关基督的话在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中已引起广泛的共鸣，但他还是坦陈，当时说那些话“让我感到有点怪”。正像猎犬撕咬美味难啃的骨头一样，马修死抓住这个题目不放。两天后，他又在《刨根问底》节目中回到了这个话题。这次的特邀嘉宾是政治上保守的比尔·克里斯多尔，他是《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的发行人和主编。该杂志是华盛顿市的一份保守周刊，由媒体大王鲁珀特·默多克拥有。具有犹太人背景的克里斯多尔表示，他认为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是一种“深层的显露”。
　　“显露了什么？”马修追问道。
　　“显露了一种自我陶醉，”克里斯多尔解释说，“我一点也不否认它的真诚性，也不否认它对于布什州长的重要性，但是以这种方式把社会哲学问题转到个人宗教经历上来谈并不合适。”克里斯多尔表示，布什的说法“使人难受”，因为它太个人化。他补充道，“在这方面布什和克林顿一样，都是那种‘对你的痛苦我感同身受’那一套”（这是克林顿常说的一句体贴入微的话）。
　　有意思的是，4年后，克里斯多尔似乎改变了他在辩论会后头几天的观点。他在2003年秋天说道：“它（布什的说法）在政治上十分老练，完全摧毁了保守派对布什的抨击。”克里斯多尔大概还记得那几个候选人，特别是加里·鲍尔、阿伦·凯斯和史蒂夫·福布斯，他们试图在处理美国保守派提出的重要道德问题（如堕胎）方面将布什说成是个立场不稳的人。
　　文字传媒对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的反应，正像鲍尔预料的那样，充满了尖锐的批评。《费城每日新闻报》（Philadelphia Daily News）的专栏作家桑迪·格雷第在1999年12月底写道，布什正沉溺于“卖弄玩世不恭的手法”。接着格雷第又给出致命的一击，“没关系”，他指出，“布什所谓的基督教并没有阻止他对卡拉·法耶·塔克执行死刑，虽然塔克的心也已被耶稣改变。当然，布什也没有阻止对其他数十名死囚的死刑”。格雷第继续说道：“我不是个神学家，但要提醒那些随便拿耶稣的名字说事的政客们，耶稣可是个有争议的极端的激进分子。”是的，对于格雷第的断言会有许多争议，这些争议也更加说明，正像格雷第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确实对神学懂的不多。
　　在《圣迭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中，詹姆斯·O戈德斯鲍罗甚至更为嚣张，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写道：“在政治上没有耶稣的一席之地。”他又补充说：“将宗教注入政治辩论就是要极化和硬化政治，这也是根植于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联盟的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原因之一。”猜测戈德斯鲍罗的政治倾向一点都不难，但他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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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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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在预料的反对声浪中有一件怪事，那就是一些评论家先是对布什提出信仰的议题极为愤怒，然后他们却根据自己对《圣经·新约》不同部分的解释对布什大加驳斥。例如，自由派杂志《国家》（Nation）在华盛顿的主编大卫·科恩就宣称，布什在辩论会中的回答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表现；接着他又攻击布什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的记录：该州当时处死重罪犯的数量比美国其他州的都要多。科恩质问道：“布什的那位自己也是被处死的个人救主又会如何看待此事呢？”
　　科恩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布什自1977年和劳拉·韦尔奇结婚以来一直是联合循道会的会员，而该教会曾于1980年通过了一项谴责死刑的决议。尽管科恩明显讨厌布什在公众场合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他也引用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5∶21（“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作为《圣经》依据来反对死刑。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基督徒之间也会在死刑的正当性上有分歧，但只有极少数的反对者会用马太福音5∶21作为论证的依据。多数解经家会认为这段经文涉及的是谋杀罪，而不是国家在处死罪犯方面所起的作用。
　　莫瑞恩·多德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通常都十分风趣，但如果她被公众人物激怒了，也会写出凶狠的文章。1999年12月末，她那种讽刺挖苦的狠劲就被激发了出来。她认为：“乔治·W布什通过拥护乙醇、耶稣和（竞选资金的）‘软钱’的神圣三位一体最终在周一晚上的辩论会上得了一些分数。”她继续道：“如果一个人靠展示个人私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就是犯了玩世不恭或自我表现的罪……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内心会因教义而谦卑、被教义所引导。这样的人不需要像显示名牌时装的标签那样将耶稣穿在外面。”
　　有趣的是，多德引用了1960年约翰·F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将信仰与政治完全分开的做法，她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她在引用肯尼迪的话时说：“我认同那种把宗教观视为个人私事的总统。”
　　1999年12月24日，公共广播公司（PBS）在《吉姆·莱勒新闻时间》（The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节目中就有关基督—哲学家的争论播出了一场思想性比较深的专题讨论会。主持该节目中有关此内容讨论的是特伦斯·史密斯，他也引用了肯尼迪把宗教看成是总统个人私事的观点。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史密斯准确地引用了肯尼迪的一段话：“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在讨论会上，来自《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的辛西娅·塔克承认，她对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而《俄克拉荷马人报》（Daily Oklahomans）的帕特·麦圭根却持相反态度。他说：“其实我认为，选民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一个人的信仰，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属灵（spiritual）生命，如何对待朋友、邻居和家庭，这些东西都是人品的重要方面……信仰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有许多人都相信，人的权利是天生就有的，它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而不是国家给的。”
　　来自《圣迭哥联合论坛报》的罗伯特·基特尔也参加了讨论会，该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戈德斯鲍罗以前曾被引用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这里没有任何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件事符合本国历史的发展。毕竟这片土地上最早的移民正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才来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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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人们不断抨击布什在衣阿华州辩论会上的说法而言，无论是电视评论员支持布什的言论，还是报纸上的正面评价，都无法淡化这种抨击。有个特别古怪的歪曲评论，韦恩·马德森在一个网站（wwwcounter–punchorg）上谴责布什，他声称，有“许多虔诚的天主教领袖”——他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将布什看作是“带有‘反基督’的迹象”。马德森的这种说法表明，既然美国真的存在可归类于保守的宗教派系，那么也存在可以被称为激进的宗教派系。
　　广受欢迎的福音月刊《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进行了更为深层的思考，在它的网站上与那些批评布什并反对将耶稣看作是哲学家的人们进行了辩论。丹佛神学院的助理哲学教授道格拉斯·格鲁休斯就写道：“作为一名哲学家，他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倾向，愿意用逻辑与别人辩论，并要精于此道。从这方面看，耶稣确实是一位哲学家……根据这些理由（还有很多理由），我确信乔治·W布什在得梅因被掌声打断的说法是正确的。耶稣是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在另一个网站（wwwhometownaolcom）上，格雷戈里·J鲁默则加入了反击的阵营，他对早期批评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的那些人进行了反击。鲁默自己造了一个词——“恐神症（theophobia）”，他用该词来痛斥他认为在媒体中用双重标准批评政治人物的宗教言论的那些人。鲁默指出，衣阿华辩论会过后几天，美国广播公司（ABC）《今晚世界新闻》（World News Tonight）的节目主持人彼得·詹宁斯对比尔·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采访，克林顿也使用了“上帝”这个词。［莫瑞恩·多德在她抨击布什的文章中为了公平起见也对候选人阿尔·戈尔表示不满，因为戈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60 Minutes）采访节目中称自己是一名“重生的”基督徒。她气得不耐烦地说，这说明戈尔“在宗教上（的表现）落到了和布什一样的水平”。］
　　鲁默要说的情况是：总的来说，美国自由派政治评论家对他们喜欢的政治家公开谈论上帝会保持沉默。在这方面，鲁默说得很准确。阿尔·戈尔在竞选总统和后来做副总统期间，还有被提名做副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言时都频繁提到上帝，但那些知名的自由派政治评论家很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公开的不满。鲁默抱怨说：“自由派人士谈论上帝时是不严肃的；而保守派人士是严肃的，这就引起了无信仰激进人士的担忧。”
　　当然，鲁默做的是概括性结论，对许多信仰严肃的自由派人士——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一定是十分不公平的。不过，断言有个评判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的人肯定不止鲁默一个：比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3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的特别竞选中，利用教会的讲坛支持当时处于困境的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时，自由派的媒体都没有对此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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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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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问题依然是：布什是否蓄意在衣阿华辩论会上采取这一政治行动，以减少福音派基督徒对加里·鲍尔和阿伦·凯斯的潜在支持？还是由于信仰是布什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会自然而然地表达出自己的信仰？然而，如果认为“所有表达宗教信仰的政客不是虚伪的就是出格的”——正像《纽约时报》的一名读者在回应莫瑞恩·多德的专栏文章时所说的那样——这就不公平了。当一名政客的政策并不受许多选民的热烈欢迎时，他也能完全真诚地表达他的信仰，这在美国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即便布什在衣阿华的辩论会上意识到他需要美国保守派基督徒的政治支持，难道就能肯定他在回答问题时脱口说出“基督”时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甚至于说是一个玩世不恭、诡计多端的政治计划吗？
　　后来成了白宫联络主任的凯伦·休斯是布什竞选班子中理应知道这件事的成员之一。当然，如果攻击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是基于他有政治预谋的话，那么休斯忠于布什就理所当然了。然而既然政治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最终变得有利于他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那么休斯很可能会承认她在先前的竞选策划中起了作用。美国的政治顾问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做法，就是一旦他们的政治老板说了些令人称道的话，他们就会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但休斯却在2003年11月声称，对于得梅因辩论会上出现的哲学家问题，竞选班子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会冒出来。“我们谁都没想到会提那个问题，”她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会那么回答。但我记得当时我因他那么说而感到十分自豪。对我来说，那是他可以给出的唯一回答。”
　　休斯称自己是个坚定的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所以可以认为她会赞同布什有关基督的说法。让我们暂时就这么理解她的话吧。毕竟布什的宗教信仰在1999年底已经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几乎得克萨斯州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布什极其认同基督教信仰。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早在1993年布什还是州长的时候，他就遭到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指责，因为当时他一再重申传统的福音派立场，即一个人必须自己相信基督才能上天堂。
　　1999年的衣阿华辩论会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乔治·W布什都是一位信仰似乎和他的余生密不可分的政治领袖，而他的信仰的确与他的政治观点紧密相连。在个人信仰方面，他比几乎所有在20世纪想入主白宫的人都更为如此。诚实的或不诚实的美国人民都可以大声地争论布什的政策对他们自己、对美国、对世界究竟是好是坏。这么做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制度中正常的政治对话。然而，布什的信仰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宗教似乎不是他在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回到白宫的私人官邸时会脱下来的一样东西。据很多人说，布什的信仰使他在做事的某些方式上有一种谦逊的表现，并且让他对于偶然遇见的“小人物”，比如小时工、过去的老师和妻子劳拉的朋友，都有一种不寻常的关心。甚至有人说，布什的信仰给了他一颗谦卑的心和让他明白没有上帝的允许，他可能会轻易地被赶出白宫并被送回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农场——得克萨斯州中部一片起伏山峦中央的疗养地——那是他最感自在的地方。
　　在2000年和2004年这两次总统竞选中，竞争都很激烈，得票率是那么接近，以至于在那天晚上都没法说谁胜谁负。然而在这两次竞选中，如果布什失败了，他都不至于像有些失败的政客那样绝望。当然，布什这种沉着平静的心态和他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布什的信仰在他内心的成长不是空洞的，这种信仰也不是一夜之间使他改变的。

令狐药师

基本训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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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我就更加珍惜基本的东西：信仰、家庭和我的朋友。
　　——乔治·W布什乔治·W布什有关基督—哲学家的论述可能并不是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考虑，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它也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当时有很多人反感布什在衣阿华辩论会上的回应，但他们也认为这句话源于布什灵魂深处的个人信仰的核心。他的信仰核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他是否经历过类似“大马士革道路（耶稣向使徒保罗显现）”一样的属灵经历？他是否在葛培理（Billy Graham）利用橄榄球场举办的布道会上曾从座位上走了下来？当然，葛培理在布什生命中的关键转折时期起过重要的作用，尽管布什后来也参加过一些葛培理的布道会，但他却从未像那些愿意接受上帝救恩的人那样“往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布什也不会因为某些电视布道者甜蜜的说教而感到醍醐灌顶。布什的信仰之旅是漫长的，其中有很多重要的里程碑。但他的信仰的主要根源却很简单，源于他自己的家庭。
　　多数美国人不太能接受家族传承的概念，事实上，美国人通常更崇尚个人创新：摆脱成长中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碍从而创造一个崭新的你。美国人也倾向于比较敬佩那些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却不怎么欣赏那些由于上一代的优等基因和好运而似乎不劳而获的人。但即便如此，优等的基因、明智的选择，再加上精心培育的个人和社会义务也会形成数代人传承的优良“血统”，布什家族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布什一家——乔治·W和劳拉、他的父母乔治·赫伯特·沃克和巴巴拉——一直都不喜欢“王朝”这个词，如“肯尼迪王朝”或者“布什王朝”，这个词似乎带有旧世界中的特权、古板和自负的味道。他们应该更加推崇的是布什家族中流传数代的更良善的那种规矩：信仰、家庭和朋友。
　　在2002年3月阿富汗的主要战斗结束后到第二年对伊拉克开战前的不稳定时期，布什总统收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米德兰的前篮球伙伴们温馨感人的问候。鲍勃·兰德雷思及他和布什的另外11位午间篮球队友们写道：“中央基督教青年会午间篮球队的老队员们认为，一点怀旧情结和往事回顾会给你的日子带来一抹亮彩（上帝知道，你现在大概需要的正是这份情谊）。”他又写道：“我们中有一些人已经重新承担起为你祈祷的承诺，祈祷上帝指引你今年的领导决策。”随信附有这12位朋友们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都随意地穿着篮球背心，冲着镜头灿烂地笑着。
　　3个星期后，朋友们收到了布什的亲笔回信。他写道：“我想念米德兰的朋友们，也格外珍惜我们一起打午间球的回忆。随着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我就更加珍惜基本的东西：信仰、家庭和我的朋友。”
　　“基本的东西”，布什家族几代以来一直都珍惜这些基本的东西，这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早期。在2001年8月，乔治·W布什的父亲，第41届总统（即后文中的“老布什”，全名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经写信给乔治·W布什，信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布什家族的祖先们。老布什按完美、准确的礼仪格式对儿子写道：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认为您可能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您的家族史，特告知有关您高祖的小故事，他就是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父亲，亦即我父亲的父亲。您忠实的，爸爸。
　　老布什随信附了一部1907年出版发行的民间印制的传记，作者是布什家族的朋友威廉·巴雷特。传记的开头讲述了俄巴底亚·布什的故事。俄巴底亚·布什为后代们开启了为国家服兵役的长期的家族传统，他在英美1812年战争中协助驻守纽约布法罗的一处要塞。战后他成为一名校长，定居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养育了7个子女。随着1849年的淘金热，他决定向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进发，而且在那里发展得不错，以至能够在西海岸定居下来。于是，他决定由海路回到东海岸了结自己的事务，他选择了绕道合恩角的众所皆知的多风暴航线。不幸的是，俄巴底亚·布什于1851年悲惨地死在了途中。
　　他的次子詹姆斯·史密斯·布什出生于1825年，16岁时进入耶鲁学院（那个时候的名称还是学院），正是他开创了布什家族就读耶鲁的传统。得克萨斯州的米基·赫斯科维茨在他的《义务、气节、国家：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生活和传承》（Duty, Honor, Country: The Life and Legacy of Prescott Bush）一书中谈到詹姆斯·布什的孙子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老布什的父亲）时，文字间充满了钦佩之词。他的同龄人形容詹姆斯·布什时说他“身材瘦高，仪态庄重，一贯和蔼周到，绅士风度……热爱运动（船桨手和跳高运动员）”。
　　詹姆斯·布什具有明显的属灵倾向，他最初想成为长老会的牧师，但是由于父亲离家去了西部淘金，詹姆斯决心要供养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因此去攻读了法律。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结婚了，可是18个月后，他美丽的妻子就由于脑部“发热”（大概就是现今所说的脑出血）而离开了人世。突然失去亲人的悲痛让他又反思属灵的问题。他马上放弃了法律并开始在圣公会学习，希望成为一名牧师。他被委任为牧师后就马上在新泽西州奥伦奇的一个教区当教区长，并供职了整整10年，而不是做了几年助理牧师（或者教区长助理）后才担任此职位的。他又结婚了。妻子的祖先曾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建立过卓越的功勋，她的娘家姓普雷斯科特，是塞缪尔·普雷斯科特的后裔。1775年，塞缪尔·普雷斯科特与保罗·里维尔一起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波士顿骑马到莱克星敦警告人们英军快来了。
　　1865年，在前往南美国家的美国海军中，詹姆斯·布什成为海军准将乔治·罗杰斯的临时随军牧师及秘书。海军的小型舰队穿过加勒比海，沿着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航行，绕过合恩角，最后抵达旧金山。在旧金山，他受到了耶鲁同班同学亨利·海特总督的款待。他决定留下来并在1866~1871年间成为恩典教会的教区长，1871年他迁回东部时就在纽约州的斯塔顿岛的耶稣升天教会任职。
　　就是在纽约期间，詹姆斯·布什进入圣公会的基督教信仰的信念根基因受到几位新朋友的影响而最终有所动摇。这些新朋友里有一位大牧师R希伯·牛顿博士，他也是圣公会的教徒，但圣公会的上层人物因他严厉批评传统基督教甚至圣公会教义而视之为过激行为并甚为反感。牛顿对自己教会的传统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评，以至于当时著名的无神论者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1833～1899）都赞赏地引用他的证道词。在引用牛顿题为“一个新的宗教”的证道时，英格索尔作了如下赞许的评论：
　　圣公会的教义已经落后于当今的思想几个时代。多年来，这个教会的重要成员和牧师们已经给旧的词语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与世间万物一样，词语也难免发生变化。进一步说，牛顿先生无疑已经认识到：人们正在对福音的道德失去信心，福音缺乏基本常识，有关宽恕的教义不符合科学，无罪的替有罪的受苦的正义性或者无罪的受苦能抵消邪恶者的罪行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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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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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牛顿并没有将当时圣公会所阐释的传统基督教的现代式的醒悟作为他的最终依据，却投身于最新的哲学与宗教的潮流之中，亦即当时的“神圣科学和新思想”(Divine Science and New Thought)宗派，最终成为国际玄学联盟(The International Metaphysical League)的官员。当时有人写道，该联盟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致力于心智与生命科学的个人和组织之中，建立统一协作的思想和行为”。并传授神对万物的为父为母之道和人类包容一切的手足情谊；与万物而言，生命无处不在，生命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万物的内涵和外延，而至上的神智无处不在；无限的生命和神智造就了一切的智慧、爱和真理。
　　实际上，牛顿吸收了很多神智学（Theosophy）的教义，神智学是深受神秘论和招魂说（灵魂的交流）影响的一种神秘的哲学宗教运动，1875年，由一位俄罗斯移民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和她多年的伙伴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上校正式引进美国。
　　单从詹姆斯·布什离开圣公会来看，我们不能判断说他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有多大。他在1883年写了一本名为《圣经新解》（More Words About the Bible）的书，读起来也并没有让人觉得像异端邪说，但是书中的一段陈述肯定会使传统的圣公会教徒警觉起来，“启示的真理，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即传递给我们的基督的福音，也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第二年，詹姆斯·布什就辞去了教区长的职位，并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一直到1889年去世。
　　詹姆斯·布什的另一个好朋友乔治·威廉·柯蒂斯（1824～1892），他是一位作家兼记者，后来很崇拜詹姆斯·布什。虽然柯蒂斯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似乎对布什逐步脱离圣公会基督教起到了一点作用。柯蒂斯给詹姆斯·布什看了一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诗“难题”（The Problem）。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与詹姆斯·布什的想法恰好一致，这使他受到了震撼。爱默生是新英格兰先验运动组织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文学和哲学爱好者的团体，其中有如下美国著名的文学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纳撒尼尔·霍桑、亨利·戴维·梭罗。爱默生认为，自然超越了所有的人类和宗教原理，他的诗“难题”就非常尖锐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詹姆斯·史密斯·布什在辞去圣公会牧师的职位后为什么搬到了康科德，原来亨利·戴维·梭罗著名的《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一书中的瓦尔登就在此地。当他的小儿子要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为了离学校更近一些，他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纽约州的伊萨卡。尽管詹姆斯·布什脱离了正统基督教，但他似乎依然保持着平静温和的脾气禀性，所以遇到他的人都很喜爱他。
　　米基·赫斯科维茨提到的布什家族的业余家谱作者威廉·巴雷特对詹姆斯·布什做出了以下有趣的评价：
　　他有着精致而又坚毅的英俊面庞，面带善意的微笑，彬彬有礼。对我来说，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就是拥有朴实忠厚的品质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温和真挚的风格。他保持着脱俗的纯洁和完美，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注重灵魂世界的人。
　　詹姆斯·布什死于1889年，育有4个子女，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他的二儿子。正是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为老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老布什和乔治·W布什杰出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萨迪厄斯·史蒂文斯技术学院，毕业后就搬到俄亥俄州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局工作，他不仅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高管，而且成了州政界民主党中有势力的人物。他是布什总统家谱上最后一个民主党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华盛顿首府的战争工业理事会工作。
　　但正是他的儿子普雷斯科特，也就是乔治·W布什的祖父，把布什家族引入了将信仰、家庭和朋友始终作为路标的生活道路。普雷斯科特·布什出生于俄亥俄州，因为那时他的父亲萨缪尔还在那里工作，但他被送往东海岸去上预科学校，即圣乔治学校，那是罗得岛州的一所圣公会学校，从而开启了一个家族传统。在圣乔治，他被一种比他祖父所能接受的圣公会教派可能更正统的教义所影响，因而当他还在学校时，最初考虑的是去做圣公会的牧师。可是最终他进入了耶鲁大学，成为布什家族连续三代进入耶鲁大学的第一代。
　　普雷斯科特高大英俊，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耶鲁棒球队的第一守垒员和队长），也是一名雄辩家，而且还拥有极其美妙的歌喉。他参加了“惠芬普夫”组合，他们最初是耶鲁合唱队的四重唱组合，后来因在男声部的密集和声合唱而声名远扬。普雷斯科特的嗓音极好，以至于后来被选为“惠芬普夫”的“永久”成员。普雷斯科特为这三代布什家族的男人们开启了成为骷髅会（Skull and Bones）会员的先河——骷髅会是1832年创立的校园精英的秘密社团，几十年来它在美国的全球阴谋理论家当中有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名声——后文将详细叙述这个主题。
　　然而在1917年，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关注的已不是耶鲁的秘密社团，而是美国军队即将陷入欧洲战争的前景。1917年4月16日，在发生德国潜艇对包括美国船只在内的中立国船队作战，以及声名狼藉的德国“齐默曼照会”（该照会被英国截获并破译）怂恿日本和墨西哥对美国发动战争之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对德国开战。
　　普雷斯科特毕业的时候被班里的同学选为“顶级多面手”（他参加了校高尔夫球队和校棒球队），而且在“最受崇拜者”排名中位列第三。但是刚刚毕业，他就马上参军了，并被任命为野战炮兵的上尉。1918年6月，他和他的士兵抵达法国，不久就在凡尔登附近亲身经历了美国军队阻止并最终击退德军最后一次大进攻的战役。
　　德国军队在1917年11月溃败并休战后，普雷斯科特先是留在了法国，后来作为美国占领军在1919年大部分的时间里呆在德国。1919年秋天回到美国后，他在圣路易斯的西蒙斯五金器材公司找了一份管理实习生的工作。虽然在那里只干了几个月，他却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对方不但对他的今后，还将对后两代的布什产生深刻的影响，她就是多萝西·沃克，是乔治·赫伯特·“伯特”·沃克的二女儿，她父亲是GH沃克投资公司的创始人。
　　伯特很叛逆，他父母是苏格兰天主教徒，但他却违抗父母之命娶了一个新教徒。多萝西遗传了父亲的好胜禀性。她曾打算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女子学院瓦萨学习，但是伯特认为学院教育不适合女性，就把多萝西送到了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寄宿学校，波特小姐女子精修学校。这所学校创建于1843年，目的是为了培养“足智多谋、见多识广、有责任心并且合乎道德标准的年轻女性”，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报道，至今波特小姐学校仍然是美国顶尖的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虽然无法判断学校对多萝西的影响有多少，但是应该说学校强化了这个少女极强的运动竞技本能，而且这也可能有助于多萝西在圣公会的传统中终生恪守基督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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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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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萝西·沃克在与普雷斯科特·布什订婚和结婚前曾经是国家女子网球队的顶尖选手之一，在1918年的全国女子锦标赛中获得亚军。她也喜欢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沃克一家避暑时的住所——向朋友们挑战：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里进行一英里游泳。巴巴拉·布什，也就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母亲，形容多萝西是“现存的最富竞争力的人”，多萝西鼓励下两代的孩子们玩各种游戏，从打网球到挑圆盘（一种游戏）像这样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2003年，波特小姐学校以多萝西·沃克命名了一个网球奖杯。1921年8月6日，普雷斯科特和多萝西·沃克在肯尼邦克波特她的出生地结婚了，选择的是圣安妮圣公会教堂，这所教堂后来成为布什家族很多成员受洗和举行婚礼的地方。
　　多萝西·沃克对布什家族的影响远远不止是向成员们灌输强烈的竞争意识，这也是普雷斯科特通常的做法。老布什在1985年的母亲节写了一份颂词献给母亲，颂词讲的是多萝西强烈地要求她的家庭和身边所有的人都要正直，并明确表示她期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关心他人的安康。老布什对母亲的赞词感人肺腑：
　　她的仁慈、她的善良、她宽容的秉性、她的爱，一切都源于她对《圣经》的遵从和对上帝的信仰。母亲是一名基督徒，她的（属灵之）光确实在闪耀。1972年父亲（普雷斯科特）由于肺癌去世的时候——啊，她是多么爱他呀——她对南希和儿媳们说，“葬礼的时候穿上鲜艳的衣服，你们的父亲是在天堂，我们有许多理由感到欣喜”。
　　在这篇颂词中，他引用了巴巴拉·布什的话，她说多萝西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女性”。乔治·W布什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祖母还在世时,说她是“一位相当公义的女士，她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他的弟弟马文也在采访中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属灵的人之一。她和别人容易相处……如果你坐下来和我的祖母聊天，聊完后你会觉得自己受到了鼓舞。”
　　多萝西和普雷斯科特共享一样虔诚的信仰，一起做餐前谢恩祷告，一起去教堂，每天一起祷告——这是布什家族三代以来一直沿袭的另一个传统。多萝西在生命的最后10年间回忆道：“早晨和晚上，我的丈夫和我都习惯一起阅读。”她提及了每日灵修的读物，如约翰·贝利的《个人祷告日记》（Diary of Private Prayers）和约翰·斯托特的《凝望基督》（Focus on Christ）。
　　普雷斯科特非常注重礼节，以至于让人尤其是他的孙子们觉得胆怯。当他代表康涅狄格州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1952～1962年）后，他要求布什和其他的孙子孙女们在家里也要称呼他为“参议员”，而且他们每天在家里用晚餐时也要穿外套打领带。但是当国家发生重大变化和争论时，他在道德方面的表现却无可挑剔。普雷斯科特在1954年参议院通过谴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法案中投了赞成票，从而在扭转麦卡锡在全国范围内狂热清除共产主义分子的行为上起了关键作用。但在1957年春天，当麦卡锡身患癌症面临死亡的时候，普雷斯科特·布什亲自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短信——当时医院禁止探访病人——祝愿他早日康复并回到参议院工作。
　　而说到多萝西，她好像一直都是整个家族体贴入微、心情乐观的“源泉”，这不仅来源于她的天性，显然也来源于她的信仰给予她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她在谈起自己的家族时说：
　　我教他们爱，教他们爱每个人，而无论对方的出身如何；我教他们无私宽厚。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有我最喜爱的几节经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当然还有诗篇第廿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教孩子们要善良，而且我教他们为人准则：“要别人如何待你，你就如何待人。”《圣经》中有太多我喜欢的诗句，它们都很美。
　　多萝西·沃克·布什不仅仅善待自己的家人，她还事必躬亲地伸出援手鼓励任何她认为需要鼓励的人。当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遗孀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于1955年写了一本书《来自大海的礼物》（Gifts from the Sea）的时候，多萝西·沃克·布什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信中写道：“日子过得如此繁忙，感觉就像乘坐喷气式飞机在空中翻滚。但我更坚信，每天早晨，普雷斯（普雷斯科特）去参议院上班前，决不能让任何事情妨碍我们共享阅读和祷告的短暂时光。”她还写道，她从母亲那里就已经知道“祷告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我认为这对我帮助极大”。
　　多萝西·布什积极参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妇女查经班（查考《圣经》小组），但是到1992年她去世之前，她的视力开始模糊了，阅读成了障碍。一次查经的时候，轮到她读诗篇中的指定内容，她凭着记忆背出了这一段。老布什最小的胞弟小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妻子贝思·布什也参加了那次查经，她回忆到，多萝西声音清晰地背诵了诗篇第廿三篇。“那些听到她轻轻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人因而知道他确实是她们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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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出生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忠于家庭、勇于竞争、谦逊待人、不张扬却显而易见地信仰基督教。他是5个孩子中的老四（第三个儿子），于1924年6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密尔顿，当时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在斯特德曼制品厂短期工作，该工厂生产医院、银行和其他大型建筑使用的橡胶地板。虽然收入不错，但是普雷斯科特却干得并不高兴，因而他接受了其他的职位。先是去了美国橡胶公司，而后又到了EH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官W埃弗里尔·哈里曼就是他的后裔——创立的投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哈里曼布朗兄弟公司。多萝西的父亲GH沃克被铁路巨头EH哈里曼拉来一起管理这个公司，他聘用了自己的女婿加入公司管理层的工作。普雷斯科特把家搬到了距离曼哈顿75分钟路程（20世纪20年代和21世纪都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高级住宅。老布什曾说过：“人们说我是个享有特权的人，意思是说我有钱，但是我享有的特权是在价值观方面的——我有一对坚决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人的母亲和父亲。”

基本训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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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布什经常用“好人”这个词，他当然也把这种观念传给了他的孩子们。由多萝西·沃克·布什那种永远竞争、默默笃信、有献身精神的大家族的母亲当一家之主，老布什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忠贞这一主要价值观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了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男生寄宿学校菲利普学院学习，那时这所学院已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寄宿学校，它常被俗称为安多弗。菲利普学院是美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制的寄宿学校，校园建于1778年，出过很多名人，在美国过去的重大历史时刻该学院也有过重要表现。在老布什到菲利普学院以前，这里毕业的名人有著名文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本杰明·斯帕克博士、汉弗莱·博加特、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和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爱国歌曲“爱吾土兮自由乡”（“My Country，Tis of Thee”）就是塞缪尔·弗朗西斯·史密斯1832年时在这里创作的。占地500英亩(200公顷)的校园和精心设计的四方院布置使得安多弗成为一个在世界各地数得上的最美丽迷人的寄宿学校。
　　在安多弗期间，老布什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出色，他曾担任过高年级的学生会主席、棒球队长、英式足球队长等职务。由于老布什在学院期间的卓越表现和成就，他被誉为学院“最佳全能生”，而且在他毕业后的几十年里，学院的许多教学楼里依然悬挂着他当年取得各项荣誉时的多幅照片，直到20世纪60年代，小布什在学校里还能见到这些照片。但是老布什在安多弗最出名的事情发生在1942年的毕业典礼上，以至于在他毕业后很长时间一直都是个传奇。那时国家正处于二战期间，当时的战事部长也是安多弗校友的亨利·史汀生在对毕业生的讲话中奉劝大家先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再参军，这时，传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也是事实，在战事部长发表毕业致词结束后，老布什立刻走到史汀生面前说：“我现在不想去耶鲁，就想为我的祖国去战斗。”
　　当时老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也出席了毕业典礼，但他并没有劝阻老布什。米基·赫斯科维茨这样记载了史汀生致词后老布什和他父亲之间的谈话。父亲询问儿子，是否是战事部长的讲话改变了他的想法，当年的老布什回答：“不，阁下，我就是要参军。”
　　多年后，当老布什准备接受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重大考验时，也就是在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老布什对道格·威德谈起他当年的决定，道格·威德是老布什传记《乔治·布什：正直之士》（George Bush: Man of Integrity）的作者。老布什说：“战争爆发后，我就想马上参加海军，但是我的父母和亲戚都不赞成，他们认为我该做的是继续上大学，然而珍珠港事件触动了我，作为爱国青年，我要为此做些什么。我就是这么固执己见并成功了。”
　　这近乎维多利亚式的道义宣言绝不是虚张声势。一个星期后，老布什就已前往波士顿参加美国海军航空兵，成为一名海军见习飞行员。在18岁那年，老布什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同时他也是当时美国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一个广为报道的事件中，即在1944年轰炸太平洋中的一个父岛列岛上的无线电设施时，老布什驾驶的复仇者水上轰炸机被炮火击中，老布什跳伞幸存，而另外两名机组人员在飞机坠落时不幸牺牲。当时，海风和海浪将他那小而单薄的橡皮舟逐渐推向日军占领的小岛。如果不是美军的USS长须鲸号潜艇恰巧在那里巡逻并发现了这位处于极易被攻击位置的孤零零的美国兵，肯定就不会有后来的老布什总统了。年轻飞行员被救的场景由潜艇船员拍了下来。老布什在潜艇上呆了几个星期，直至潜艇返回夏威夷基地。
　　老布什年轻时的这种愿为祖国献身的爱国热情给他的孩子们，包括布什，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据他的母亲多萝西回忆，老布什从小就是个异常仁慈的人：
　　他一生一贯不变的品质，也是我从他年少时就见到的而且保持多年的品质，就是对他人的仁慈之心。他总是关心他人，他想让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而且他一直都关注处于弱势的人。
　　1941年的圣诞假期，当时还在安多弗就读的老布什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圆丘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认识了巴巴拉·皮尔斯，她是美国第14届总统弗兰克林·皮尔斯的直系后裔。当年巴巴拉只有16岁，老布什也刚刚18岁。几次会面后，两个人便坠入爱河，并向对方献出了各自的初吻。按21世纪的标准来讲，当时他们的浪漫情感就像是中世纪的纯洁爱情，他们几乎每天都通信，只有在老布什被准假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1943年6月，也是在老布什的一次休假时，两个人在肯尼邦克波特订了婚。老布什把他在USS圣亚辛托航母上的复仇者飞机命名为“巴2号”（巴巴拉），并且继续坚持一有闲暇就给巴巴拉写信。1945年1月老布什又一次被准假时，两人结婚了，后来巴巴拉经常这么描述她和老布什的浪漫史：“我嫁给了我第一个亲吻的男人，而当我把这些告诉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要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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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老布什夫妇正在弗吉尼亚州海滨基地等待下一次的航母任务。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次任务将是充满血腥并最终进入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大战结束时，老布什和巴巴拉去教堂祷告感谢上帝结束了战争，随后与朋友一起参加了欢庆活动。一个月后，老布什离开了海军，开始了在耶鲁被长期延误的学习。他注册了为退伍军人安排的两年半的速成课程，并在1947年从耶鲁毕业，这又是一次显著的成功。他是耶鲁大学棒球队的一垒手，而且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布什和他父亲一样被选为四年级秘密社团骷髅会的成员。
　　但是，老布什一点都不想在新英格兰舒适的家族环境里建立自己的事业，这后来变成了家庭传统的做法。在经历了与日军空战的冒险后，老布什决定远离新英格兰去美国西南部开创一片新天地，寻求声望和财富。从耶鲁大学毕业一个星期后，他怀揣着在海军服役时攒下的3000美元，开着父亲送他的一辆1947年的红色斯塔德贝克汽车就上路了。最终，他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因为德雷瑟产业在这里的一家子公司——国际起重机及设备公司给了他一份工作。一个星期后，时年21岁的巴巴拉乘飞机也来到了米德兰，她还带来了他们的长子，即在1946年7月6日出生的乔治·W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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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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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布什的一生是那种典型的经历：在公司管理的最底层辛勤工作，承担企业创办人的风险，最终有了政界的成功——他在美国政府的重要部门相继取得成功后，最终走向顶峰，成为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成功的确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典范，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无疑在他早期所遇到的机会中起了作用。但是，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民族道德观念的变化之时，他的一生确实是个坚持道德一贯性的不寻常的例子。确实，如果美国要坚守开国元勋的理念，许多这些变化是早该有的并且是迫切需要的：
　　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以及应受到全民性的尊敬；
　　法律、职业和社会对妇女的认可；
　　对那些不遵守由来已久的婚姻社会准则的人们，减少对他们公开的尖锐批评。
　　然而，同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得到改善和妇女的就业机会得到增加相比，美国人生活中社交和文化上的许多其他变化可能却并不能令人满意。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统道德观即尊重性约束、家庭的忠诚和婚姻的不可侵犯性开始崩溃，而在性道德观念方面的急剧变化加速了这一崩溃。据统计，到2003年，全美国出生的孩子里面有1/3的新生儿是非婚生子女；近期每年结婚和离婚的比率为2∶1。普雷斯科特的5个孩子在结婚40多年后的今天都保持着他们年轻时缔结的最初婚姻，这正是对普雷斯科特建立的家庭忠诚、信仰和彼此支持的榜样引人注目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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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得克萨斯州敖德萨的时候，老布什和巴巴拉天天都处在下层社会，因为他们住在东第七大街1519号的一套只有一个卧室的联式公寓，和卖淫的一对母女共用一个盥洗室。1949年，老布什夫妇搬进了新居，这个一层式的新住宅位于米德兰东红叶街，同喧闹的敖德萨相比，这个小镇更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经常被家人称作“乔奇”而从未被称作“小乔治”的布什在父母眼里是一个精力旺盛，但很难管教的小家伙。老布什在1947年8月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曾经这样描述当时只有13个月大的小布什：“只要我一回家，他就迎上来说个没完，断断续续不成句，是因他的积极性高，精力旺盛。”老布什这封信无意中料到了后来人们会把小布什演讲中的发音错误和偶尔发生的句法问题当成笑料。老布什还说：“他满头金发、小肚子溜圆，什么都想说，结果给大家带来一片笑声。”
　　老大的可爱活泼给这个年轻家庭简单随意的生活添加了乐趣，而1949年12月出生的老二即第一个女儿罗宾好像在给这种生活锦上添花。一年后，老布什在一封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描写他的幸福家庭：“现在罗宾可以到处走了，乔治已经4岁半了，长成小伙子了，偶尔说脏话，有时还骂人。他老穿着他的牛仔服不愿脱。”
　　罗宾非常可爱：很漂亮、会讨好大人，她和布什很亲密，也不在乎他的粗野习性。可是，由快乐的孩子们带来的随意生活被残酷地打断了。巴巴拉1953年2月生下第二个儿子（后来被人们称为杰布）不久后，罗宾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对这种与癌症相关的疾病大家还知之甚少。尽管她的父母不辞辛苦地带着她看遍了全国的医学专家，但是罗宾的健康每况愈下，输血和其他的医疗措施都没能挽救她的生命。1953年10月，罗宾在纽约市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去世。当罗宾病情恶化的时候，她痛苦无比的父母对上帝的信心有了全面的加深。每天早上6点半，老布什都独自去他们一家惯常去的位于米德兰的长老会教堂为罗宾的康复祷告。当牧师知道这件事情后，也每天早上来到教堂，不说什么，只是和老布什一起祈祷。
　　当罗宾在她母亲怀里离开人世的时候，巴巴拉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她孩童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信仰。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我最后一次给她梳头发，我们抱着我们珍爱的小女儿。我从未像此时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1988年，在与《今日美国》（USA Today）的记者谈话时，她回忆说：“首先我深信上帝的存在，然后我知道罗宾走了。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她不在了，我们梳着她的头发，然后她不在了。”
　　罗宾的过世给老布什夫妇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以至于他们在痛苦中挣扎时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疼痛。但是，老布什通过这次经历似乎更加深了他的信仰。他后来在采访中说：“实际上，那个痛苦的经历教导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依赖上帝，我们的信仰有多么重要。在那种时刻，上帝就是你的一切了。”
　　罗宾的疾病似乎也唤醒了年少的布什，让他认识到生活中深邃难解的一面。当他父母驾车来到米德兰的山姆·休斯敦小学通知他妹妹死讯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车子从石子路上开过来，还以为他们居然带着妹妹在不多的治疗空隙来学校看望他。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得知妹妹病逝后，心里充满了无法言表的悲伤。他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妹妹病得如此严重。他后来回忆形容那一刻是“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原本快乐糊涂的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刺痛”。没过几天，布什就开始体会到母亲的悲伤是多么深切的痛苦。虽然才7岁，但是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在妈妈身边起保护作用了。有一天，巴巴拉听见布什对他的小伙伴说，他不能出去玩，因为妈妈需要他。那个时期的小布什就已经养成一种习惯，至今保持不变：当他觉得人们精神沮丧的时候，他就想用玩笑的方式缓解整个气氛。有一次，他父亲带着他和家庭的一些朋友一起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因小布什的一句话而尴尬无声，当时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希望自己是罗宾。有人轻声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布什回答说：“我敢打赌，她在上面看比赛一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布什的意思毫无疑问是指罗宾也正在天堂俯视着这一切。巴巴拉后来回忆那段心神不定的日子时写道：“他为我们的朋友解除了不能提起罗宾的禁忌，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
　　那个时候，老布什全家都定时去米德兰的第一长老会教堂。布什是在这样的父母身边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信仰显而易见地帮助了他们应付失去亲人的痛苦，去教堂做礼拜成为了他们全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老布什担当布什的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教练和在星期六傍晚和朋友们在一起烧烤一样。少年布什和山姆·休斯敦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在校园或在家附近的任何开阔地玩棒球。
　　也就在那个时期，布什逐步显示出记忆名字的特长，例如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能准确地说出美国棒球大联盟各队的先发球员名单。这件事是他对棒球的终生热情和他记忆本领的结合，而这一本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的好处。那时，由于他父亲经常出差，所以母亲对他个性的影响比父亲要大得多，她成了家庭的教导员，经常处理布什和杰布之间的打斗，严肃地提醒他们，父亲马上就回来了，他对这种表现一定会“失望的”，这个词是老布什训斥人时用的最严厉的字眼。布什后来回忆道：“父亲教导我们什么是责任和服务精神，母亲则教会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做人，如何和别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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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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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布什12岁的时候，他进入了圣亚辛托初级中学，在那里他开始展现早期的领导才能，七年级时，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长。这个时期他的父母也经历了不少变化，他们先是从不太大的房子搬到了位于哨兵街的一个带游泳池的相对比较宽敞的房子，一年后，在1959年，全家又从米德兰乔迁到休斯敦。在得克萨斯州石油业繁荣发展初期的1953年，由老布什创立的萨帕塔石油公司已经分为两个部分，老布什负责近海的那部分业务，它的总部在休斯敦。老布什夫妇在布赖尔路高级住宅区里拥有一所大宅邸，他们将布什送进了一所名为金凯德的私立走读学校。相貌英俊、充满幽默的布什成了889名学生中受欢迎的人。而且他也开始运用自己渐长的人际交往技巧，在参加父亲萨帕塔公司的聚会时，他记忆人名的特长使他在应付这种场合时像个老练的政客。
　　尽管布什在学校很受欢迎且待人接物十分少年老成，但他还是找到了启迪精神的源泉：位于休斯敦赛奇路的圣马丁圣公会教堂。出生和成长在圣公会环境里的老布什夫妇虽然非常喜欢第一长老会教堂，但来到休斯敦后还是决定回归他们最初的教会。小布什成为教堂的一个祭坛侍童，帮助牧师准备圣餐仪式，包括在神坛上点蜡烛，手持蜡烛走在队伍前面，而且为圣餐准备酒和饼。这个源自于古老的英国国教《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的盛大的仪式、蜡烛、管风琴乐以及牧师华丽的祭服给年轻小伙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布什在1999年竞选总统的自传中写道：“我热爱那些礼节、仪式、蜡烛，在那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将在多年后形成的信仰触动。”
　　但是，布什没有机会进一步培养他刚刚出现的圣公会式的灵性。1961年，父母决定把他送到菲利普安多弗学校，就像老布什当年走过的路一样。布什开玩笑说，休斯敦的一个朋友得知他被他父亲送到那个位于寒冷的新英格兰的正规古板的预科学校去的时候，曾经这样问他：“布什，你犯什么错了吧？”布什的解释是：“那时，得克萨斯州的那些被遣送远处学校的男孩一般是遭到父母教训的孩子。”
　　安多弗意味着严格的学院纪律，学校生活是由上课时间和精确的7分钟课间休息时间来安排的，所有班级的学生在课堂上和每天早晨的礼拜仪式上都必须穿西服上衣系领带。对布什和他的伙伴、得克萨斯州的老乡克莱·约翰逊来讲，这些礼仪、紧张的学习压力以及严格的日程安排起初是令他们感到畏惧的。但是，布什不仅安然度过，而且在安多弗也出了名，不过不是像他父亲那样通过运动天赋，而是通过组织娱乐活动的天赋。他组织了一项校内业余棍球比赛并指定自己为“棍球队总干事”，在组织学生的娱乐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一个安多弗的校友兼米德兰时期的伙伴回忆道：
　　他擅长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能够将他们联系并组织在一起。但是，布什有点爱冲动，很难让他闭嘴并保证他的言辞不给他带来小麻烦。在这点上，他和他父亲的传统完全不同，他父亲来自寡头的背景，布什则是一个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的人。
　　就是在安多弗时期，布什养成了爱给别人起绰号的终生习惯。通常，他给别人起的绰号都是有趣和善意的，当然，其中肯定也有一些是带讽刺意味和不招人喜欢的。布什从安多弗毕业后，回忆他那时启动棍球计划并且自称是特威德老板的事情——特威德是19世纪臭名昭著的坦慕尼会堂的政客老大——“那只是一种传递快乐、分享幽默的方式，可以缓解那种本来沉闷紧张的学习气氛”。
　　据布什说，安多弗“教会了我如何去思考”。他补充道：“我学会了以前从不知道的阅读和写作方法。”他还发现了历史课的乐趣。历史老师汤姆·莱昂斯是个极有才华的老师，布什后来在评价他时写道：“他让我明白，历史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示过去和它的教训，这些教训通常可以帮助我们预知未来。”
　　尽管他学业进步，但连布什本人都不敢确定他是否能被耶鲁大学——他父亲和他祖父的母校——录取。他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重责未了》（A Charge to Keep）一书中承认，学校的一位教务长曾经建议他另外选几个大学，以备万一耶鲁大学不录取时之需。布什的回答是，如果进不去耶鲁的话，他只愿意考虑得克萨斯大学的奥斯汀分校。而且在春假时，几个朋友听到他兴奋地说起得克萨斯大学，而没有一句是关于耶鲁的，这好像都暗示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能进入这所精英上的常春藤名牌大学。当然，他做到了。
　　1964年布什从安多弗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汲取了祖父普雷斯科特的严肃与正直、祖母的善良、圣公会教徒的虔诚、母亲的伶牙俐齿和眼明手快以及父亲出于义务的礼仪和公正。同时，他也拥护家族中世代相传的热烈的互相支持的精神。在《重责未了》中，布什回忆了参加弟弟杰布·布什的就职祈祷早餐会的事情，那是在1998年，杰布·布什第二次参加州长竞选并成功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时候，这个即将就职的州长把手放在两本圣经上，其中的一本圣经是老布什在1989年总统就职典礼上使用过的，布什说，杰布“睿智地谈到信仰、家庭和朋友，‘这里凝聚了我们生活的很多准则’，他引用了杰布的原话，‘忠诚、同情、慷慨和关心他人，这些使我们联结为一体，它的强大是我们任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
　　“信仰、家庭和朋友，”布什在《重责未了》中继续阐述道：
　　在1999年1月那寒冷的一天，这三者紧紧凝结在一起；每当我经历人生大事时，它们也如此凝结在一起。在我父亲担任总统和副总统的12年里，它们引领着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会由它们来衡量的。
　　布什写道，有时候父母也会不满意孩子们的表现。确实，他在安多弗时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不满，后来有时也如此。但是布什说：“我们的母亲和父亲是永远爱我们的，永远的、永恒的、不动摇的、不容置疑的。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布什动身去耶鲁大学之前，家庭就在他的脑子里植下了一些指导方针——这对他以后多年里在发展友谊和做出决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内心已经有了信仰上帝和在直觉上倾向基督教的种子，但这些种子要很久以后才会深深扎根。
　　随着1964年秋天的到来，这个拥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突出的个人及社交能力的年轻人开始了走上人生的旅程。然而，布什易冲动的一面使他不止一次地陷入麻烦，直到他中年的早些时候，他的人生道路才最终变得明朗。而此刻，耶鲁正在召唤他。

令狐药师

深远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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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父亲的眼睛和我母亲的嘴巴。
　　——乔治·W布什乔治·W布什在1993年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时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当我年轻和缺乏责任感的时候，我的行为有时候幼稚而不负责任。”
　　这句话的确说得不错，而且它的含义超出了布什想要表达的意思，甚至有可能超出现实。从1964年进入耶鲁大学至1986年夏，布什的生命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并戒了酒，而在这段时期内，成千上万的美国男青年正沉醉于酗酒和追求女色。但在此期间也有另一些积极的方面点缀着布什的生命。布什在此期间似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有时候这两种个性部分重叠，但很少完全结合：他一方面是个心直口快、不懂尊长、傲慢无礼的恶作剧者；另一方面又是个严肃认真、克己负责、追求事业的人。布什这种个性上的两重性在日后也许会引起更多注重心理描写的传记作家的注意。
　　布什的第一种个性多数源于他的母亲，因为她有时候会是一个快言快语、反对传统习俗的人。而克己负责、追求事业的个性很容易就追溯到老布什身上了。布什很清楚，那些和他及他们家族很熟悉的人们时常会指出他们母子间的相像之处。布什也经常从这一相像之处博得笑料，他常常自嘲说：“我有我父亲的眼睛和我母亲的嘴巴。”巴巴拉于1984年里根再次竞选总统期间因说了句俏皮话而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曾嘲笑布什家族又富有又脱离美国老百姓，巴巴拉在一个累人的竞选日快要结束前对一名记者说，费拉罗是个“四百万美元的——我不能说出来，反正那个词和女巫同韵”。（“女巫”的英文是witch，而巴巴拉想说的词是bitch，这是个骂女性的脏词。——译者注）后来巴巴拉道了歉，费拉罗也接受了道歉，但她的快言利嘴确实被布什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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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有些安多弗中学的教员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会预料布什能进耶鲁大学。按照耶鲁大学1964年的标准，布什的SAT成绩属于中等：556分（语文）和640分（数学）。当然，布什进耶鲁也有他的优势，他毕竟是耶鲁特殊校友的后代；他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和老布什不仅都曾就读于这所著名的常春藤大学，而且在当时和毕业后也都给它带来了荣誉。
　　那么，这种优越的家庭背景是否对布什进入耶鲁起到了润滑作用呢？确有可能。实际上，布什在安多弗中学毕业生中的成绩处于中等：他在班里238名学生中排名第114。据布什后来回忆，安多弗的历史教师汤姆·莱昂斯对他影响很大，因而布什对历史很感兴趣，以至打算在耶鲁攻读这门学科。不过，无论在安多弗还是在耶鲁，从没有人说他是个闭门造车式的读书人。事实上，正像在安多弗一样，布什在耶鲁似乎也深深感到了他父亲和他祖父留在这所学校的巨大影响，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对这所大学的影响不太可能有那么大。
　　1964～1968年布什在耶鲁念书期间，这所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4年布什入学时，它已是一所每年从寄宿预备学校中招收大量毕业生的出类拔萃的学校，布什就属于这类毕业生。（布什在安多弗的同班同学中至少有30人和他同年进了耶鲁。）到1968年布什毕业时，耶鲁的学术气氛被校园里对当时国家大事的激烈辩论所破坏，这些大事包括越南战争、马丁·路德·金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博比·肯尼迪被暗杀的这种国家悲剧，以及全美各城市中爆发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骚乱。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是前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也是布什在耶鲁的同期同学——虽然塔尔伯特说他不记得当时见过布什——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大学年代的：
　　对（越南）战争的辩论是相当普遍的，在一部分学生中尤其普遍。而在像我这种编辑《耶鲁日报》的人群当中，这一辩论更为普遍。这件事情被大肆宣扬。有些人搞他们的体育运动，过他们活跃的社会生活。当时不存在严重的隔阂或互相敌视。他们只是去干他们的那一套。我和学校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的关系很近。当时我是学校教堂的执事。我能当上这个执事要大大地感谢科芬。大学生中多数人都是反战的，科芬是一名受大家爱戴的人。
　　我们热烈地讨论人生的大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实质上是属灵的问题。我们来回地讨论。我想区分属理智的和属灵的之间的不同。世俗的人道主义比较适合我的情况。我这么说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反对战争。我是在圣公会背景中成长的。我对布什一点都不了解。塔尔伯特当时是一名活跃的校园记者，离开耶鲁大学后，他成了牛津大学的一名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的获得者，那时他和同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比尔·克林顿同屋。进入克林顿的白宫班子前，塔尔伯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时代周刊》杂志社工作，并被提升为特约编辑和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实际上，布什是因为威廉·斯隆·科芬才对有组织的宗教没有好感的，在程度上正如塔尔伯特在耶鲁被科芬强烈的反战情绪所吸引一样。让布什对有组织的宗教有成见的一件事似乎在他的记忆中几十年都没能磨灭，这件事是这样的：1964年末的一个早晨，布什遇见了科芬并作了自我介绍，当时老布什在竞选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参议员席位中刚刚败于拉尔夫·亚保罗。老布什败北的结果公布后，布什非常难过。他独自坐在一边，脸对着墙，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他眼中的泪水了。不久后布什在校园里就遇到了科芬，而科芬虽然作为牧师却对布什——一名政治败北的耶鲁校友的儿子和大一学生——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
　　根据布什对这件事的回忆，科芬是这么对他说的：“是的，我认识你父亲。坦率地说，他是被更出色的人击败的。”
　　值得称赞的是，数年后科芬为他当年不友善的言词道了歉。巴巴拉·布什在追忆这件事时相信，正是科芬的那番话使布什在耶鲁时对做礼拜产生了反感。她回忆道：“那（科芬的那番话）让他在耶鲁时远离了教会。我们被搞得心烦意乱。这件事叫人万分吃惊。”
　　然而，布什即使在那种时刻也似乎仍然对基督教的事物感兴趣。在他父母位于休斯敦的家里，他的床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当代圣经》（The Living Bible）。巴巴拉记得，布什当时大约20岁还在耶鲁念书，她让朋友参观她的家。其中一个朋友说道：“哦，他会成熟的，那时就用不着它了。”好像阅读《圣经》是青少年阶段一种短暂发生的事情，就像抽大麻或逃学一样。“我真不知他为什么那么说”，巴巴拉回忆起这件事时有些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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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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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就是耶鲁大学的观察家们当时没能察觉到布什在为人处世上有属灵的倾向。在被称作老校园的大一宿舍里，布什最早的两名室友都是安多弗中学的校友，一个叫克莱·约翰逊（也来自得克萨斯州），另一个叫罗伯特·迪得。在那时，布什就已经表现出一种性格特点，并且一直保持到日后的成人生活中：穿着邋遢，这个不幸被人们注意到的不良习惯。约翰逊后来记得，布什很少想起来要洗衣服。约翰逊回忆道：“他会从地上抓起一件T恤衫就穿上了。他会把领带套在脖子上，并按规矩穿上一件西服上衣，但里面的衬衫可能没有袖子。”
　　然而，布什还展示出另一种惊人的技能，这种技能为他日后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回报。他记忆人名的能力令人吃惊。罗兰·W贝兹是布什当时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认为布什能记住整个大一班一半的人名。他会在校园里主动去接触不认识的人，作自我介绍，了解他们的名字，并设法牢记这些名字。布什在二年级宣誓加入戴尔塔·凯帕·爱泼斯朗（Delta Kappa Epsilon，熟悉的人都称它Deke）兄弟会时,他的这种天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兄弟会拉人宣誓入会的那一周的一个晚上，布什被要求背出当晚他见到的人的名字，结果布什把屋里所有54人的名字全都准确地背了出来，震惊了在场的Deke老会员和那些被争取入会的人们。
　　布什的那种合群、友善和幽默的性格让他在Deke交了许多朋友；大三那年，大家选他当了兄弟会的主席。他对体育兴趣十足，篮球、棒球和美式橄榄球这些项目他都去看，他甚至还在兄弟会会所玩通宵扑克游戏。他对喝酒（主要是啤酒），当然还有姑娘也感兴趣。特里·约翰逊是布什在Deke的室友，他是这么回忆布什的：“我认为人们会说，客观地讲我们还算比较聪明，但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阅读诗歌。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来说，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热闹。”
　　罗伯特·麦卡伦是布什在另一个兄弟会里的朋友，他说道：“人们不会认为乔治是一个智慧型的政策专家或其他什么专家。乔治花很多时间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那些注重书本知识的人会认为他不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但他却是一个从别人那里认真学东西的学生。”
　　当然，布什也深受姑娘们的喜欢。在20岁大三那年，他爱上了凯思琳·沃夫曼。她是赖斯大学的天才学生，布什是在学校放假期间在休斯敦的家里遇见她的。在1967年圣诞节的假期里，他宣布他们订婚了。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成，但布什的这次订婚却与他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老布什也是在20岁订的婚，当时他是一名二战时期的空军驾驶员。事实上，即使当布什沉溺于兄弟会那种一醉方休的生活之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和祖父的另一种方式仍在影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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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那年，布什被骷髅会“选中”。该组织是耶鲁大学著名的大四生的秘密组织，它成立于1832年，并一直是疯狂的甚至有时是妄想狂的阴谋理论家关注的焦点。骷髅会在耶鲁大学的组织中是最著名的，每年它只吸收12名左右的大三生作为终身会员。由于吸收人数甚少，它的会员人数只有800左右，而耶鲁早已是名牌学校，所以人们不会对以下的情况表示惊讶：骷髅会会员有的已当上了美国内阁部长、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三次当上了美国总统——最近的两次是老布什和布什。
　　骷髅会会员身份所具有的声望以及许多批评家对该组织的权势所抱有的威胁感，这些既是它从一开始就严守秘密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一代一代的成员取得的出色成就造成的。总统及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霍华德·塔夫脱、大使W埃弗里尔·哈里曼、国务卿亨利·史汀生、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保守派政治时事评论家兼作家威廉·F巴克利，当然还有后来当上美国参议员的老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他们都是骷髅会的会员。然而，尽管骷髅会的传统自成立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主要选中的是美国上等白种新教教徒，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它开始吸收非洲裔美国人和外国人了。它在1992年才开始吸收女会员。和布什一起被骷髅会选中的还有一名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及一名约旦阿拉伯人。骷髅会有个传统，就是一旦有“野蛮人”（即非骷髅会会员）在任何时候提起该组织的名字或代号322，那么在场的骷髅会会员就必须离开。在《重责未了》中，布什出于责任感而言不尽意，他写道：“我大四那年加入了骷髅会，一个秘密组织，它的保密要求让我不能再说什么了。那是个机会，让我能结交14个新朋友。”
　　对于骷髅会的入会仪式，虽然外界似乎从未完全、可靠地了解过，但仪式中好像确实使用了一些念咒语的形式。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属灵”意义。它强调的是，彻底去除新会员掩饰自己本来面目的任何伪装或障碍，从而强化他们的一种意识，即他们这批被招的新会员就像15名“骑士”一样，在耶鲁大学的剩余时间里，对许多会员来说甚至在他们的余生中，已被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骷髅会会员的威廉·F巴克利在1951年写了一本有价值的书《耶鲁大学的神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在书中他谴责说，大多数耶鲁大学的教员都有着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倾向，结果数名早几届的骷髅会会员就站出来为学校说话，反击巴克利的谴责。这些人中就包括麦乔治·邦迪和后来让大一生布什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威廉·斯隆·科芬。事实上，如果在骷髅会被称作“坟墓”的会所里搞的是一些邪恶、反基督的阴谋，那么这种阴谋看来没有在20世纪末的会员中留下什么印记。
　　据骷髅会会员说，他们从来没看见乔治·W布什回会所参加过聚会或晚宴；这一点和他父亲不同，据作者所知，老布什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参加了在骷髅会会所举办的庆祝活动。虽然布什肯定和一些他的骷髅会会友有所来往，但他对骷髅会最近或目前的活动几乎漠不关心。根据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对骷髅会历史的资料性记载中说，当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向布什提问有关骷髅会的问题时，他回答说：“它还存在吗？这东西是十分秘密的，我甚至都不肯定它是不是还存在。”
　　布什对骷髅会的矛盾情绪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怀疑，可能是像骷髅会会员那样的常春藤精英统治论者策划的所谓东岸反对美国自由的超政府的阴谋。当老布什在1964年竞选得克萨斯州美国参议员的时候，批评家们指责他似乎沾染了东岸精英统治论的思想。后来布什在1978年未能成功竞选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时，同样的指责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而否定这一指责却也不易。
　　布什对耶鲁大学大四生的秘密组织似乎不感兴趣，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布什后来的基督徒经历在多年与基督徒朋友保持深厚持久的属灵关系中得到了丰富，这种经历超越了他在骷髅会建立的任何友谊。第二种解释是，对于许多主要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常春藤校园里的学生和教员的那种做作，布什始终十分厌恶。
　　“我总感到，东岸的人对他们所得到的往往有一种负罪感，”布什在几年后告诉一名采访者，“比如，‘我是富人，他们是穷人。’还有‘我上了安多弗学校得到了极好的教育，他们却没有。’我永远没有负罪感。我感到幸运。有负罪感的人反映出来的就像一个罪人。”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负罪感部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问题被更加关注了，其中就包括了前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提到的大家瞩目的越南问题。来自约旦的穆罕默德·萨里是布什的骷髅会会友，他在谈到布什在耶鲁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时说：
　　他不会为任何事情或一项事业着迷。他没有一个议事日程、时间表或计划。我们处于越战时期，这是个重要话题；而布什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对任何事教条。你会认为，作为一个来自政治世家的人，他应该有明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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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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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基·赫斯科维茨是一名得克萨斯州的记者，也是给普雷斯科特·布什写传记的作家，因而他和整个布什家族都很熟，他把布什对越南问题的冷淡和他在耶鲁时对基督教的兴趣联系了起来。赫斯科维茨这么说道：
　　（在耶鲁大学时），他没有热心拥护或反对战争。我想他是支持这场战争的，但他对这件事并没有热情。我想，他在肯尼邦克波特的时候是会和家人一起去教堂的。乔治·W布什在耶鲁和之前在安多弗的时候可能在信仰上还算虔诚。布什家族对政治或宗教不怎么争论。老布什过去常对我说，他们不像肯尼迪家族那样在饭桌上讨论政治。
　　其实在耶鲁的时候，布什除了私下阅读《圣经》外，恐怕也没时间对宗教做深入的研究。但考虑到耶鲁像新英格兰其他大学一样，建校当初是为了培养牧师的，这一现象和布什后来的经历是相当符合的。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是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也是多数人认为的最卓越的美国基督教学者；从1724～1726年，他曾在耶鲁当助教。耶鲁大学刚建校的头几十年，它的校规是这么规定的：“每一名学生都应把学习的主要目的看作是为了认识耶稣基督神，并要相应地过一种敬虔节制的生活。”在1702～1739年之间，不少于46%的毕业生在基督教的事务中担任过全职工作。确实在1926年之前，耶鲁规定学生必须去教堂做礼拜。
　　虽然布什在耶鲁期间很有可能已有了一种敬虔的倾向，但节制的生活还未列入他优先考虑的事宜中。1966年圣诞节期间，他和其他几名耶鲁大学的学生突然来到纽黑文，肯定畅饮了不少啤酒，并试图从一家商店门前抢走一个圣诞花环。结果布什被警察讯问，并被短暂关押，后又被指控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过这些指控后来被撤消了。
　　还有一次，在一年一度的普林斯顿—耶鲁大学球赛期间，布什和他耶鲁的好友试图把普林斯顿大学的球门给拆了。结果警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普林斯顿的地盘。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年轻气盛，可是布什的堂姐埃尔西·沃克却承认，她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布什在大学期间的行为有些“肆无忌惮”。她还说：“发泄、滑稽、模仿人、极其风趣粗俗。我的意思是，因为他那么滑稽可笑，所以他这么做也过得去。可要是一般人这么做的话，那他们肯定会一败涂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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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在耶鲁期间，美国却发生了很多并不好玩的事情。毕竟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的阶段之一。尽管布什对于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这类搅乱了耶鲁和全美其他校园的比较大的问题没有深入地涉足，但到了1968年，发生的几起事件使得不问政治的学生也不能不关心了，比如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布什后来写道，他被这一罪行“震惊了”，然后又被金遇刺后美国各大城市中的暴乱“惊呆了”。布什虽然是在得克萨斯州上的学，而且这个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肯定还存在着种族偏见，但他的父母却严厉地反对在他们自己的家族里出现任何种族偏见的言行。布什说，有一次他母亲听见他学着说从学校里听来的带有种族诽谤的话之后，居然用肥皂给他洗嘴。他还写道，甚至在Deke兄弟会里，他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兄弟们都有着广泛的良好关系。但到了1968年，由于在当年元月的“春节攻势”后，战争打得更激烈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程度也明显加深。对于耶鲁的大学生们来说，战争已不再是一件学术上争论的事情了。
　　事实上，对许多年轻男人来讲，他们的选择已被压缩到两个：一个是等着那不可避免的征兵通知，然后被船送到战场上去打那场他们可能完全反对的战争；另一个就是悄悄逃离这个国家到加拿大去等着战争结束。布什自己后来写道：
　　我们讨论过越南，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去服兵役还是不去。我知道我会去的。离开这个国家并逃避征兵不是我的选择；我太保守，也太传统。我倾向于支持政府和这场战争，直到它被证明是错的，但这是后来的事。就像我后来才认识到，我们无法解释它的使命是什么，也没有退出的策略，似乎也不会打赢这场战争。
　　布什已经登记准备接受得克萨斯第62号地方委员会的选拔征兵。但是他说，在1967年的圣诞节假期，他从休斯敦的同龄人那里得知，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正在招人。曾有传闻说布什家族通过走后门使得克萨斯空军卫队接受布什；而传记作家米努塔格里奥则引用了一些军官的说法对上述推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既熟悉当时空军的申请程序，也熟悉布什本人。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被美国军队的飞行训练计划所接受，而他本人却没有达到通过苛刻测试决定的严格技能标准，这种事是几乎不可能的。驾驶一架几百万美元的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如果坠毁了还会失去几条人命，这绝不是一件随便就能交给第一个走进门来并有着名人姓氏的人去干的事情。
　　对于布什参加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是：这是布什复制他父亲辉煌职业生涯中另一个方面的最佳选择。其实，当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7战斗机组的指挥官问布什想加入的真正原因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父亲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所以我也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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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空军国民警卫队并不是一个想逃避义务的人免于征兵或当义务兵的选择，因为它需要入选人在美国普通空军部队中接受55周的全日制飞行训练。1968年11月，布什在乔治亚州瓦尔多斯塔的穆迪空军基地开始了他的训练。刚开始用的是单引擎螺旋桨飞机，然后一级级往上换成高性能的飞机，直到一年后的1969年12月他毕业之时，他已经有资格驾驶T–38喷气式飞机了。后来他被转到了休斯敦的埃林顿空军基地，在已经过时但仍然是超音速的F–102型三角剑喷气式战斗机上接受训练。这种飞机在1953年第一次试飞，到其退役时已经生产了1000架左右，它们被分配到了美国25个防空指挥中队。当美国空军转用更现代化的战斗机时，F–102型飞机就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空军国民警卫队中去了。

深远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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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元月里根就职总统后，布什家族的全体人员开始习惯回“家”看望住在华盛顿市海军瞭望台的副总统官邸的老布什和巴巴拉，这里比白宫的官邸要宽敞而且更隐秘。当布什回来时，他总要在这里舒服地跑跑步，因为这里地方又大又安全。
　　布什在自己第一次的政治角逐中失败后，转而把精力放在了他的家庭上，并尝试进入自己不知如何着手的石油勘探领域。在这段时间，劳拉有了身孕。她在1981年怀双胞胎时出现了险情，她得了毒血症，这是怀孕妇女在妊娠期第三阶段出现的一种病症。生产虽然是成功的，但确实让布什十分担心。
　　布什的石油生意进展得也不是特别顺利。布什的石油公司“布什勘探”(Bush Exploration)在1983年度得克萨斯州石油生产公司中仅排在偏低的第993位。1984年，布什把他的公司并入了一家石油投资基金公司光谱7（Spectrum 7）。而当时全球的油价依然在继续下降。布什后来短暂离开了光谱7的管理岗位，目的是参加里根—布什的第二次选举活动。就在那时，布什遇到了一位政治顾问李·阿特沃特，他后来在老布什竞选总统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布什那种容易激动和好斗的性格正好和阿特沃特的性格相投，阿特沃特也是南方人，他和别人争论时经常会与对方针锋相对到了几乎动手的程度。这两个男士很合得来。
　　但是，布什在米德兰的朋友开始有些为他担心。虽然他和劳拉的婚姻看似很美满，但他那种工作娱乐都疯狂的人生哲学让人摇头。尽管他还在坚持每天跑步，通常是在一天的中间，但他的个人风格因他的粗鲁而显而易见。米德兰乡村俱乐部就对穿着最差的高尔夫球手授予了乔治·W布什奖。他和劳拉都抽烟，布什还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就是把嚼过的烟叶吐在泡沫塑料杯里。
　　而更糟糕的却是布什的饮酒嗜好。虽然他专心致志于家庭，但有时候晚上回来也还会穿着狼狈不堪并在屋里跌跌撞撞。在1976年劳动节的周末期间，布什开车在接近肯尼邦克波特时被警察截住，被指控酒后驾驶。他付了150美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也被吊销1个月。这件事一直没有透露给公众，直到2000年总统大选的前几天才被民主党的同情者泄露出来，当然目的是想给布什的竞选期望造成最大的打击。
　　布什的秘书还被布什一直“像水手一样地咒骂”惊呆了。事实上，尽管如此，他当时还是主日学的老师、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教练，也帮助联合劝募协会实施计划，同时还在教会财务委员会起重要作用。如果用心理学的行话形容布什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性格为“抵触”的话，那就错了。不过，他那两种并存的个性也不一定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个过分亲热、爱开玩笑的狂饮者；另一方面是个自律、认真、尽职地追求成功的人。
　　在1993年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期间，布什经常因记者们想了解当他说到曾经“年轻和缺乏责任感”时所想起的所有幼稚行为的详情而恼怒。当时许多记者想知道——就像布什1999年竞选总统时那样——布什是否抽过大麻或吸过可卡因。其实，如果布什真的抽过大麻，他承认了也不会对竞选有多大影响。因为连克林顿总统都承认他抽过大麻，但布什声明从未吸食过大麻。
　　不过，有一位名叫唐·波奇的米德兰居民坚决不相信布什曾经吸过毒品。这个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和布什很熟，据他自己承认，他当年既嗜酒如命还有时用可卡因。波奇现在已不再嗜酒，并已成为米德兰的一名社会服务顾问，他说：“听着，我从前一直坐在酒吧里吸可卡因。要是布什在米德兰真的吸过的话，我肯定会知道的。”
　　当然，布什在20世纪60年代上耶鲁或几年后上哈佛的时候有可能试过大麻。但也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原因证明他可能没有试过。一个原因是，他时常表示对60年代后期音乐中的那种迷幻效果很反感，这种音乐是沉溺于致幻剂的人的一种表现。另一个原因是，他本人着迷似的想保持健康：长距离的跑步锻炼（最后发展成了马拉松），常吃胡萝卜，拒绝在早晨饮酒。布什在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毫不动摇地认为，虽然他能借助酒精获得彻底的快乐，但他的另一面让他不至于完全失控。
　　默塞·雷诺兹是布什生意上的同事，他从1980年就认识布什了，他用很多时间和布什一起工作、锻炼和参加闹宴，他坚信这个未来的总统讨厌失控。雷诺兹说：“我认为他从来没做过任何难堪或失控的事情。我从来没看见他完全喝醉过。他在忠诚和尽职方面有很强的意识。”当然，作为总统的朋友和支持者，他自然会因为有人断言布什的疯狂行为而为其辩护。
　　但是因为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人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所以在布什基督教信仰重现出来之前，他的形象和众所周知的故事所描绘的他是吻合的。简而言之，布什是个有才能、有洞察力、工作努力又克己自律的年轻人，同时他还很幽默、好斗、过分亲热和精力过分旺盛。然而，他在行为和自己的长期目标方面都没有一定之规。当布什步入40岁之际，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趣逗乐的，眼前有这么个人挺好玩。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会认为他是那种有能力争取或达到美国被选举出任最高职位的人。
　　但接着，布什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它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

令狐药师

十字路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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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的查考和学习，《圣经》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了，从而让我对我的信仰有了信心和认识。
　　——乔治·W布什离米德兰一英里外，在得克萨斯州20号公路去往敖德萨方向的右侧，你可以看到一块白色的巨大广告牌，上面用黑色字体写着：“亲爱的二叠纪盆地，若是我的子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块广告牌的费用是由房角石基督教会支付的，但这段文字并没有版权。它是从《圣经》里被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中演变过来的，这节经文就是历代志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这是犹太人的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造好了圣殿准备将它献给上帝时，上帝对所罗门说的话。当基督教社区的人们寻求自身的改善，或通常在禁食期间为复兴、洁净和更新而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常常用这节经文来祈求。罗纳德·里根在他两次的总统就职典礼上都引用了这段圣经。
　　虽然这块就在米德兰城外的广告牌告诉了人们这座城市的许多事情，但它还没有完全描述出米德兰的本质：一个以教会和心态稳定的基督徒为主的社区，他们经住了经济环境的剧烈动荡，而不知怎么的并未断了与西得克萨斯州那片坚硬和难以开发的土地的联系。路的两旁，风滚草和野草长满了干枯、平坦的大地，人类来此扎根的很久以前，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就一直有这些风滚草和野草了。
　　如果不了解米德兰，就无法解释乔治·W布什那缓慢而平稳的信仰出现。布什并没有出生在这里，但那形成他性格的童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正像他的许多好朋友一样，他后来爱上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他童年的重要经历，也是在这里他灵性变得成熟并在此开始了最终将他带入白宫的长征。他常说，他想最后葬在米德兰。其实，米德兰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城市由于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出名了。他们已经开始把老布什和巴巴拉在俄亥俄街的住宅保存了下来，布什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部分童年，他上了这里的山姆·休斯敦小学和圣亚辛托初级中学。人们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乔治·W布什的童年之家。”米德兰的网站（wwwcimidlandtxus/gwbhtm）还自豪地宣布，这个有95万人以此为家的社区已有十多年被评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150座城市之一。
　　从许多方面看，米德兰都是西得克萨斯州的化身。它是这片被称作二叠纪盆地的产油区的行政中心，该地区拥有美国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存储量。米德兰有一句口号叫“天空才是界限”，布什在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援引了这句口号。人们以一种既意味深长又玩世不恭的态度认为，米德兰是美国中产阶级推崇的极其完美的典范。布什告诉大会代表们说：“米德兰心中珍视的价值观就是我心中珍视的价值观。它是一座冒险者的城市……是一座懂得努力工作和乐观态度的城市。”回想总统的家乡和它对布什性格的影响，布什的多年密友和高级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说道：
　　我了解米德兰。我没有生长在米德兰，但我生长在像米德兰这样的城市。米德兰是西部。今天住在你旁边的人们，明天可能发了迹，后天又落魄了。你既容易住在一名推销工具的墨西哥人的隔壁，也不难和一名只受过中学教育、靠苦干发了横财的石油富翁为邻。它就是那种地方。只要能梦想到，就能做到，并且认识到你今天可能发迹而明天也可能又会落魄，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而是你的内心、你的品质是什么。所以以米德兰为例，并将循道宗注入其中——我一直认为循道宗是一种工人阶级的平等观：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我们是循道宗教徒，因为圣公会教徒认为我们看不起他们，你知道的，就是那类事情。而且我真的认为，这一主张每个人都有尊严并值得尊重的信念，它部分来自他的平等主义本质，部分来自他的信仰。因为它的存在引导了他的思想和他那种自然的讲话方式。那就是他。
　　布什住在米德兰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兴旺的福音派基督教社区。这个社区至今仍然很活跃，并对国际政治有一定影响。米德兰的电话黄页簿上列有300多所“教堂”（包括归在“教堂”类的两所清真寺），它们被分成38个基督教宗派。今天，大约有200所米德兰的教堂组成了米德兰教牧同盟（Midland Ministerial Alliance），它是激进会众的突出的核心组织，他们发动的苏丹宗教自由运动在华盛顿引起了反响。据《美国观察者》（American Spectator）杂志2003年12月～2004年1月期的封面故事报道，该联盟作为苏丹内战中各对抗方之间的中间人在和谈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米德兰接待了多名苏丹杰出的基督徒，其中包括几名来自苏丹南部的著名的罗马天主教主教。该教牧联盟还派出大型代表团到华盛顿与国务院的官员和苏丹大使进行了会晤。颇为离奇的是，这位大使和苏丹外交部长都把米德兰称为“总统布什的老家”。
　　老布什属于从东海岸迁到二叠纪盆地定居并在米德兰获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代冒险者。实际上，米德兰经历了两次主要的石油开采热，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在70年代。布什回到米德兰的时候正好处于第二次开采热的中期。自1973～1981年，石油价格上涨了800%，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米德兰富翁。布什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公司阿伯斯托在70年代中期才起步，而且还因为，据他的朋友乔·奥尼尔说，当时“我们正在养育孩子”。
　　其实，布什在自己企业中的尝试，虽然是一种既冒险又积极勤勉的尝试，但这种尝试缺乏前一代人碰上的那种喷油井式的成功。他不但没赶上上一代人百万富翁式的成功，而且到了80年代早期，米德兰兴旺的石油业已走向“枯竭”。很快，干这一行业的人就开始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商业部长唐·埃文斯是米德兰人，从70年代中期就认识布什，他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我们1975年去那里的时候，到处都很景气。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经济在突飞猛进，说明它在发展，说明它在不断地创建一些更多是物质的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物质的迹象让人看着到处都很景气。然而到了80年代早期，在1981年，事态开始有点艰难。接着在1982年和1983年，那就十分艰难了。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开始破产了。我们看到人们的婚姻破裂了。我们看到公司破产了。我们痛苦地告诉人们，他们失业了，这是一件做起来极度痛苦的事情。到了1986年，石油工业真的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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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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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种无望的环境中，1984年4月，一位古怪的甚至有争议的福音传道人出现了。阿瑟·布莱斯特在2004年是63岁，虽然是一位极其真挚的福音传道人，却有些古怪，他的网站夸口说，他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拥有世界行走最长距离的纪录，距离为36万英里。（网站上号称：“目前已走过了300个国家，距离为36067英里即58042公里，历时33年，现在还在走！”）布莱斯特的“行走”不是通常人们在公园里的那种散步，他行走时要带着一个12英尺（35米）高、重量有时达到70磅（32 公斤，取决于使用的木质）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底端有个小橡胶轮以免他在背上驮十字架行走时磨损木头。
　　自1969年以来，布莱斯特一直背着十字架周游世界，他说那时上帝先告诉他要他背着十字架走遍美国。米德兰的第一浸信会堂曾于1982年邀请他介绍一下这个奇特的传教使命，但他的这次初访并没有在该市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两年后，布莱斯特又得到了邀请，请他在查普拉尔中心做为期七天的福音布道会，这个中心是这里举办体育活动和音乐会的常用场地。当地的广播电台也播放了他的证道，当时布什在市里驾车时听到了布莱斯特的讲道，他觉得好奇。布什知道，有一名他认识多年的米德兰油田主吉姆·塞尔在安排布莱斯特访问的事情上起过作用，所以布什就和他联系。（塞尔后来和背着十字架的布莱斯特一起在印度走了一段路程。他说，当布莱斯特停下来向印度人传福音时，有“几千”人归信了基督。）在“84年之抉择”福音布道周期间，塞尔还把他在米德兰的家腾出来让布莱斯特与多人会面并一起祷告，这些是每晚布道会结束后来找布莱斯特的人。
　　然而，布什却不想凑这个热闹，他请求塞尔在白天给他安排一次与布莱斯特的单独会面。在当地的一家假日饭店里，布什和布莱斯特坐在一张桌子旁，当时塞尔也在场。那是1984年4月3日星期四的下午。
　　据塞尔说，布什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正题。他对布莱斯特说：“我想和你谈谈，怎样才能认识耶稣基督，如何才能跟从他。” 布莱斯特在他的网站上记述了这次会面，他描述道：“对他直爽和真诚的态度相当吃惊。”他表示：“很少有人会自己提出那个话题，特别是我们见面才两三分钟。”
　　布莱斯特还在因特网上记述道：
　　我就做了个默祷：“哦，耶稣，将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带领他明白你的话语并使他得救。”
　　我慢慢地前倾，抬起我放在手中的《圣经》并开始说。
　　“你和耶稣的关系是怎样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我不太确定。”
　　“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假如你此刻死了，你能否确定你会上天堂吗？”
　　“不能”，他回答道。
　　“那让我来告诉你，怎样你才能确定并确实知道你得救了。”
　　他回答说：“好啊，你说吧。”
　　布莱斯特接着讲述了他基于《圣经》的有关个人通过信仰基督得救的过程，首先对人类罪的本性作了传统的描述。他开始用了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接着又引用了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以及其他几处经文。然后在空荡的酒店餐厅里，布莱斯特、塞尔和布什彼此拉着手一起做了祷告。布莱斯特带领布什做的祷告基本上是被称作为“罪人的祷告”，即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需要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祈求上帝的赦免并接受他的救恩。2003年秋天，布莱斯特在回顾他和布什的对话时说：“我不得不完全相信，他和我遇到的任何人一样是真心祷告的。”
　　据塞尔说，他们三个男士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然后布什起身去赴另一个约会。布什在离开前想给布莱斯特捐一些钱，可这位传道人坚决请求他不必这么做，从而给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布莱斯特说，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他给未来的总统写过几次信，但后来那几年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了，主要是因为布莱斯特日程安排紧张，他要背着十字架到几个不同的国家去行走。后来在1999年6月，当布什已经着手竞选总统之时，布莱斯特在佛罗里达州的米尔斯堡市参加了每人1000美元的募捐早餐会，他自己付的钱。当布什在人群中走动时，看见了布莱斯特，这位候选人马上认出了传道人，两个拥抱在了一起。一张两人握手的照片记录下他们会面的场景。
　　对于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来说，1984年在米德兰的那一刻——由第三者作见证人，由福音传道人布莱斯特记录下来，当然白宫也从未否定过——标志着布什的重生基督徒经历的起点。也许从神学的意义上说，事情确实是这么发生的。然而，这位总统却从来没有对他的政治好友提过这次会面，也没有将它记录在他的书《重责未了》里。罗夫说，他在布什任职总统一年左右的时候知道了这份网站上的资料，于是他向总统问起了这件事。他说，总统对这次会面记忆犹新并带着纯真的热情回想起了布莱斯特。但对于其他和布什关系密切或曾经密切过的人，包括他的米德兰老朋友且后来成了商业部长的唐·埃文斯，还有他多年的政治助手凯伦·休斯来说，在他们的追忆中都未曾听布什说起过他和布莱斯特相遇的事。
　　那么，他们没有听布什说起此事的理由，对于他们还有塞尔来说似乎很清楚（塞尔没有说布什与布莱斯特相遇时做的那次祷告是他的功劳），就是这次会面只是布什属灵历程中的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一历程最终导致这名未来总统在生活方式上的重大改变。
　　在布什和布莱斯特会面后，他在米德兰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注意到他的生活有任何改变。甚至当布什对第一联合循道会堂（他和劳拉定期去的教堂）的工作依旧忠心耿耿的时候，他也继续在基督教青年会打那种临时组队的午间篮球，继续和他在生意场及社会上的朋友在欢乐的夜晚聊天喝酒。相比之下，米德兰这座城市却由于布莱斯特的访问而改变了。许多米德兰市民在这一周的布道会期间信了基督。其中一人就是唐·波奇，他如今是米德兰的一名社会服务顾问，当时还是个生意人，与米德兰石油行业的各个部分都有联系。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波奇曾看过布什在少年棒球联合会打球；而他认识成年布什的时候，已是70年代末布什从哈佛大学回来以后。在布什那次未成功的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波奇和他的夫人曾为他们与布什共同的朋友组织了一次咖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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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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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奇曾经多年酗酒，但到1983年4月就已有节制了，那正好是在布莱斯特举办为期一周的福音布道会的前一年。那天下午和布莱斯特祷告后，布什就去了波奇的家和朋友们一起观看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比赛最后一场球的电视转播。在球赛转播的间歇，人们的谈话转到了布莱斯特，布什说刚和他一起祷告，并对布莱斯特拒收他的捐款有深刻印象。波奇马上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也要去见布莱斯特。和布什不同的是，波奇在晚上的布道会结束后去了塞尔的家。那天已很晚了，布莱斯特很好奇波奇的目的何在。“他问我怎么样。他的目光敏锐并充满了爱。他问我：‘唐，假如你今晚死了，你知道你会去哪儿吗？’”正当波奇因找不着答案而疑惑时，布莱斯特站起来就要离开。波奇要求他留下并为他祷告，结果这位传道人这么做了。当布莱斯特用油膏（正巧用的是食用油，因为布莱斯特没有带橄榄油，塞尔家厨房也没有橄榄油）抹波奇的时候，波奇回忆道：“我眼睛是闭着的，头是低下的，并已跪在地上。我感受到巨大的闪电、一道道巨大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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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得克萨斯州在这次拯救灵魂的运动中获得了大丰收，而这只是开始。接着不久，米德兰基督教社区的男士们开始聚会参加一项查考查经的计划，该计划是由称为社区查经班［Community Bible Study（CBS）］的全国性组织发动的。CBS是由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第四长老会的一群妇女在1975年发起的，这家教会是位于首都华盛顿地区的知名教会。她们的想法就是要建立与现存社区教会共同运作的查经小组，但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教会组织。查经小组最早只是为妇女举办的，到了80年代，CBS也发展男士和青少年来查经。
　　在米德兰，CBS的聚会是在1984年春天开始的；波奇是那年秋天开始参加的。该聚会于周一晚上在米德兰的第一长老会教堂举行。聚会开始先由约150名男士唱几首赞美诗，然后由指派的《圣经》教师（总是由当地的男士担当）讲课。约20分钟后，这些男士被分成几个核心小组对《圣经》经文进行深入的讨论。波奇成了CBS的热心参加者，到了1985年，他已是一名“核心领导”了，经过培训成为小组讨论协调人而接受培训的人。布什初次参加聚会时讨论的课题是路加福音。CBS的参加者被要求每周要花两个小时来准备回答上一周给的福音书上的问题。
　　CBS举行聚会的第一年，布什没有参加；而第二年发生了意义极其深远的事情以至使他成了一名忠实热心的成员，这件事就是他在1985年遇见了葛培理，从而改变了他的生命。因为葛培理本人并没有谈起或写过这件事，所以只能从布什和朋友的谈论中，从他和不同记者的描述中，以及从《重责未了》中，拼凑出这件事的概貌。这次相遇发生在葛培理访问布什家族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的夏日度假住所期间。
　　据巴巴拉·布什说，在80年代葛培理曾在两三次夏日度假期间访问过肯尼邦克波特。多年来他一直是布什家族关系密切的朋友，老布什1988年当选总统后，这种关系更加密切了，他曾作为总统的客人多次在白宫过夜。然而，葛培理每年夏日的那几天访问成为了布什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的非正式的《圣经》夏令营了。巴巴拉回忆说：
　　葛培理会坐在我们家的起居室回答问题。这是个非常动人的时刻。孩子们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产前死亡是怎么回事？好人怎么会死呢？葛培理会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难得的感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孩子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葛培理访问的时候正好是布什开始思考他的人生、他的信仰以及特别是他的行为的时期。根据这位总统的回忆，并不是葛培理在非正式讨论中的教诲打动了他，而是这位老布道家（1985年夏天就66岁了）全然的气度和品质使他感动。布什写道：“他那温柔慈爱的举止清晰地反映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存在。葛培理和布什曾在沃克岬角的海边散过步。布什说，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伟人面前。他就像一块磁铁，吸引我去探寻别的什么东西。他没有训斥或警告人，而是和人分享温暖和关爱。葛培理没有让你感到内疚，他让你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对于和葛培理深入讨论过个人属灵问题的人来说，葛培理似乎具有超常的能力能正确地指出他们生命中关键的——时常是脆弱的——地方。布什拒绝描述他和葛培理谈话的细节；而罗夫说，葛培理令布什最震撼的地方就是那年夏天他多么准确地看出了这个39岁的人的品质。罗夫回忆道：“对总统来说，是对葛培理观察他的惊讶。葛培理在观察布什和他家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他问布什：‘你和上帝的关系正常吗？’”
　　那个问题、那次散步以及葛培理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感染力都似乎改变了布什灵魂中的属灵重心。正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
　　在那个周末期间，葛培理牧师在我灵魂里种下了一颗芥菜籽，它在第二年长了起来。他把我领上了路，然后我开始行走。这就是我生命改变的起点。我一直是个有信仰的人，定期去教堂，甚至还教过主日学，并在教堂做过祭坛侍童。但在那个周末，我的信仰有了新的意义。这是新的旅程的开始，在此我要将我的心重新托付给耶稣基督。
　　自1970年以来，商业部长唐·埃文斯就是布什的密友，他回忆布什告诉他说，在肯尼邦克波特的那个周末，布什曾问过葛培理是不是有的罪比别的罪更严重。据埃文斯追忆布什对那天谈话的描述，葛培理回答说：“哦，罪就是罪。你不能说一个罪的等级高于另一个罪。”
　　所有和这位总统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承认，这次和葛培理的会面绝对是布什属灵历程中决定性的事件，它使布什从一名所谓的“赞同式的信徒”——赞同基督教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态度表达出来的人——改变成了布什多年的知心好友凯伦·休斯所称的“基督的跟从者”。
　　那么，布什是在什么时候“重生”或成为“基督的跟从者”的？或换个方式问，他是在哪一具体的时刻“有了信仰”的？是在1984年4月和阿瑟·布莱斯特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还是一年多后的夏天在肯尼邦克波特葛培理的话渗入他的灵魂之后呢？当然，没有人能知道，也许甚至总统本人都不清楚。虽然布什曾有一段时间使用过“重生”可能还有“得救”这些术语，但人们今天在白宫周围却不会听到这些术语。总统周围的人为了避免与通常和基督教保守派人士息息相关的信仰术语有过于近乎的干系，他们如今都几乎不用布什曾用过的这些术语。休斯这样说道：“我认为你会发现我们中许多人不喜欢（基督教的）行话。我相信你要么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要么就不是。我一直听说的是他更新了他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圣灵改变你的过程，从而使你越来越像耶稣。”
　　***
　　对于布什来说，和葛培理的会面所结的“果子”在1985年秋天开始完全开花了。布什的好友唐·埃文斯给了他一本《一载圣经》（The One Year Bible），这种版本的《圣经》安排了每天要读的经文，并让读者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将《圣经》新旧约全部都通读一遍。布什热心地读着这本《圣经》。他还同埃文斯一块参加了每周的CBS聚会。而唐·波奇恰好是布什小组的核心领导，他清晰地回忆起这位未来总统的热情参与。“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波奇说道，“布什或许是刚有的信仰，或许是因为和葛培理的那些谈话，他要求装备自己。他做功课，提有意义的问题，回答也很出色。还有他那玩世不恭的性格也让人耳目一新。”
　　玩世不恭？波奇说，有一次当话题转到福音传道人奥拉尔·罗伯茨最近的一段话时，布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性格。罗伯茨说，如果他的事工得不到所需的四百万美元，神就会“带他回家”（也就是他会死）。布什拿这段话当了笑话。他会微笑着问些这样的问题：“对于这类事情，本周的查经课有什么要说的吗？”
　　波奇说，虽然布什那种不摆架子、不装模作样的性格令人耳目一新，但他作为美国副总统的儿子所具有的权势和名望偶尔也会显露出来。有一次，让别人听得惊异的是，布什谈起他曾经在“重生”的含义上和他母亲的看法不一致。这件事出自他们对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信仰的讨论，卡特是南方浸信会的信徒，他在1976年竞选总统时首次引起了全国对“重生”这一术语的注意。巴巴拉·布什作为一名忠实的圣公会信徒对“重生”一词并不太欣赏。

十字路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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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这是《圣经》上说的。”布什告诉他的核心小组成员，说他就是这么对母亲说的。
　　他还告诉他们说，他母亲的回答是：“让我们打电话问葛培理。”
　　“是的，巴巴拉，是真的；这是《圣经》上说的，”波奇回忆起葛培理如此说道，“布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几名小组成员看着我，对我翻白眼。”
　　无论是不是得意的笑，布什对每周CBS聚会上和家里的查经都非常认真。“我们彼此总是确保做个诚实的人。”唐·埃文斯回忆道，他当时也在阅读《一载圣经》。“我们保证自己不拖拖拉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4月23日，你就读到4月23日的经文，是吧？你没有落在3月1日；你没有落在我后面吧？我是说，他一点都没有落后。我不知道他读过几遍《圣经》。我见着他的时候他总带着它，甚至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两年（1998～2000年）里，就是他竞选总统的那使人精疲力竭的岁月中，他也总带着它。他每天约束自己去阅读《圣经》。”
　　布什和劳拉在米德兰的第一联合循道会教堂中还是那么活跃，他们汲取着当时有关如何养育家庭的当代基督教的重要教导。他学习的有些材料是由爱家协会的詹姆斯·多布森撰写的。布什后来写道：“随着我的查考和学习，《圣经》的意义变得更加深刻了，从而让我对我的信仰有了信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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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继续每天跑步，一周还打几次篮球。然而，虽然他的身体对他每日高强度刻苦锻炼的反应是良好的，但对他继续喝酒却没有良好的反应。多年来有不少人悄悄地跟他讲到这个问题，其中就包括劳拉（尽管不清楚她有没有向布什提出最后通牒让他戒酒）。在20世纪80年代，布什在米德兰有一位生意上的密友，这位密友要求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他曾直率地告诉布什：“乔治，你喝得太多了。”
　　布什知道事情确实如此，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他警觉。虽然他因酒后驾驶被捕过一次（十年前在缅因州），但他还没有得出结论，即他的整个生活在各方面已被晚上的饮酒嗜好所影响。
　　在科罗拉多泉的布罗德穆尔酒店的一天早晨，一切都变了。布什到1986年7月12日就40岁了，而他的密友唐·埃文斯也将在那个月的月底进入40岁。他们两对夫妇，唐和苏西·埃文斯以及乔治和劳拉·布什，再加上布什夫妇的另一对多年好友乔和简·奥尼尔，三对夫妇来到洛基山脉庆祝“大四零”（40岁生日）。这次的主要活动是1986年7月27日的晚宴，这一天也是唐·埃文斯真正的生日。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和他们家多年的朋友彭妮·索耶也参加了这三对夫妇的活动。
　　埃文斯是这么回忆那天晚上的事的：“我们在那儿喝了好几瓶酒，这我记得的。你知道，喝太多了……不是说有多么过分，但这种行为确实有点愚蠢。他第二天醒来——他当时没告诉我——并作了那个决定。戒酒，再也不喝了。”
　　在《重责未了》中，布什提供了更详细的描写：
　　人们后来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是不是什么辩论或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事态，都不是，我就是喝多了，醒来后还难受。我起床后就出去做我通常所做的跑步运动。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我几乎每天至少要跑三英里。这次跑的感觉不同。我感到比平时要差，大概只跑了往常的一半，我下决心再也不喝了。我回到酒店的房间后就告诉劳拉，我戒酒了。
　　布什对他戒酒的这种似乎忏悔的承认却有些似是而非。正因为布什以酒为乐的习惯在米德兰一带是人人皆知的，所以他突然在这方面变得那么极有节制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爱猜疑的记者们的兴趣，他们多次试图调查布什，想知道他除了喝酒以外是否用了别的药品使他进入了一种化学改变的状态。而引起对布什40岁以前有不良习惯的可能性接二连三推测的原因，正是由于布什家族不愿对任何事情作出公开的忏悔。有些人怀疑，既然布什突然坦白承认自己饮酒过量，那么家族里也许还掖藏着别的什么丑事呢。
　　布什戒酒的决定也许不能具体地说是个“属灵的”决定，却具有重要的属灵结果。它的作用似乎是使布什生活的一部分安顿下来，虽说这部分本身是无害的，但直到他生命的此刻它却一直妨碍布什认真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在讲述那件重大事件发生后的情况时，他坦率地承认他的夫人起初可能对此有些怀疑，但他明确地表示，他在布罗德穆尔酒店的转变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尽管他没有宣扬此事，但他的朋友们确实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他这么写道：
　　我并没有通过改变习惯或做了别的什么事来帮助我戒酒。但在我的内心，我感到自己不一样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我有了更多的精力。我变得更善于聆听别人，而不是那种自己喋喋不休讲话的人。戒酒使我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加自律。我现在可以说，这是我曾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如果一个长期酗酒的人能变得有节制的话，他就能体会到这种节制所产生的近似属灵意义上的改变。从临床医学的意义上说，布什并不是一名酒精中毒病人；所以说，他所经历的不是一种由某个明确的疾病所支配的生活方式的中断，而是一次相当惊人的自律行为，是布什做出的重新确定生命方向的决定。布什的一生因遇见布莱斯特和葛培理及参加CBS的聚会而开始改变，如今这一决定又转而让这些属灵影响有了真正的力量。
　　几乎可以肯定，布什戒酒所表现出的最有意义的方面，就是他做出了一劳永逸的决定，即使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不去做人人都认为属于他天性的那件事，即允许酒神巴克斯的魔法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塑造他的个性了。布什在经过了上述的经历后，对基督教信仰的真谛有了一种极为有效的认识。虽然在过去那些年的每个日子里，他的思想和灵魂也一直从《圣经》中汲取基督教的真理，但现在，摆脱了那种长期严重受酒精控制的习惯，他可以自由地、比当初想像的更强有力地活出那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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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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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劳拉·布什多次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布什有什么似乎最擅长的事的话，那就是把握时机。1986年的下半年是老布什经历考验的时期，他当时正在组建一班人马，目的是为了1988年的总统竞选。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1988年当选总统时的出谋划策者是李·阿特沃特，这是个决不留情的政治人物，在被致命的癌症折磨期间，他对早年所做的一些肮脏的政治骗局作了深刻的忏悔。
　　布什被委派在老布什的竞选活动中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其实是竞选活动中的“忠诚的强制执行者”。布什在把家人迁往华盛顿市之前，能够将自己生意上的事务保持一种“待机”状态。1984年，在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业凄凉下滑期间，遭到重创的布什勘探归入了光谱7的翼下，光谱7是一家石油投资基金公司，它在数月后也遇到了麻烦。布什当时就努力想让得克萨斯州更有实力的公司“哈肯能源”（Harken Energy）帮助光谱7摆脱困境，并说服了这家专门收购挣扎中的能源公司的公司将光谱7收入它的麾下。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哈肯有副总统的儿子在其董事会中，而布什则获得了财务支持迁到了华盛顿市。
　　布什和阿特沃特的工作关系紧密，配合得也不错。但年轻的布什又和1988年老布什竞选活动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拉近了关系，这个人就是道格·威德，他是26本书的作者、激发人心的演说家和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的委任牧师。威德被吸收到老布什的竞选班子是因为他和美国的福音派圈子有着紧密的关系。在1980年和1984年的选举中给罗纳德·里根投下可观票数的这一群人，对老布什却怀有矛盾的感情。所以老布什需要威德来巩固与福音派人群的关系。
　　据威德说，对于他给布什介绍的所有福音派人物，布什很快就和他们搞得非常融洽。他了解他们的语言，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他的信仰经历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布什肯定比他的父亲更熟悉福音派的基督教神学。据说，布什有一次和老布什以及其他竞选活动顾问在一起开会，会议中提到了福音派信徒认为一名基督徒是如何进入天堂的议题。据传，老布什哼哼哈哈地说了各种美德，布什打断了他，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你进天堂是因为你重生了，爸”。
　　威德和布什走遍了全国各地邀集福音派选民支持老布什，他们首先努力确保老布什在宗教保守派里的主要对手、基督教广播员帕特·罗伯逊不会在福音派共和党人中间获得优势，然后试图确保美国的福音派圈子在大选投票来临之时不至于坐守不前，在此期间他们还讨论了大量基督教和属灵方面的问题。在2月份，当布什的父亲在衣阿华核心会议的预选中排第三位即排在参议员鲍勃·多尔和帕特·罗伯逊之后的时候，威德和布什在那个晚上一起祷告并念《圣经》给他听。在此过程中，布什学到了关于日后将成为他自己竞选总统时那个重要政治基础的群体的宝贵功课。2000年大选时期，威德在PBS《前线》(Frontline)节目中发言时描绘了他在12年前所观察到的布什：
　　当布什和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在几分钟内就知道他是自己人。而对于大多数总统候选人，他们不得不提些问题、进行观察、试图找出共同的特性以后才能说：“哦，他有点像是属于我们的，他只是不知道而已”或“他是属于我们的，但他不懂得我们的文化。”而对于布什，他们知道他是真的（基督徒）。在没有给这个亚文化本身做出全面定义的情况下，而且也不可能在几秒钟内做出说明，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反正他们知道。
　　威德还观察到，布什那尚未成熟但迅速增强的信仰，在他面临政治竞选活动中一个持久的挑战即性诱惑时是多么的坚定。一名有吸引力的女竞选活动职员在某段时间明显盯上了这位英俊且拥有政治权力的候选人的儿子。布什十分唐突地拒绝了她，以至于她向竞选活动中另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物抱怨说，她受到了伤害。据威德说，当这位知名的公众人物传达这名女士的不满时，布什并没有悔悟的意思。据传他当时说：“太好了。我已经结婚了，不感兴趣，这事结束了。我希望她感觉很差,行了，很高兴她明白了。”当然，布什确实对这位女士很严厉，但他也表现出内心刚强的一面，这种刚强还将在很久以后的不同环境中显露了出来。
　　不过，布什还得罪别的人，这正符合他是老布什好斗之子的名声。他经常用几句话打发记者，并充当阻挡别人接近他父亲的看门人。多年后当布什正暗自准备2000年的总统竞选时，有一名记者和布什激烈争吵了起来。这名记者就告诉年轻的布什：“如果是你爸爸的话，他从来都不会那么好斗，他太彬彬有礼了。”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布什在他1999年的自传《重责未了》中以一种自责的态度记述了这段故事。
　　布什担心当竞选活动结束、父亲如愿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后，他自己将变得怎样，因此他请威德写一份备忘录，总结一下对历史上的总统子女的研究。威德所写的44页11章的备忘录一点都不令人鼓舞。酗酒、自杀和精神崩溃的问题以惊人的频率困扰着美国两百年历史中的总统后代们。威德的记述后来成了一本资料翔实而有趣的书，书名叫《总统的后代们》（All the Presidents Children）。
　　当然，老布什以令人信服的53%的选票赢得了1988年的大选。这次的胜利应部分归功于一本介绍这位副总统的畅销书，该书是威德为在1988年初出版而写的，书名叫《乔治·布什：正直之士》，目的是要说服福音派的选民，老布什确实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看起来或说起话来不像一名南方或中西部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在大选过后并准备就职后的教堂仪式之时，老布什表明他对基督教的信念一点都不比他“重生的”儿子逊色。在老布什给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致牧师的公开信”中，他对华盛顿的圣公会主教在国家首都的宏伟大教堂里主持教堂仪式表示感谢。接着他又说：
　　我们将联合起来，赞美上帝将他的祝福赐予了我们国家，并在我们面临未来的挑战时祈求他的带领。
　　敬拜上帝是我个人生活的基础。我们的家庭努力通过参加教会的生活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我特别高兴的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庆典将以祈求上帝引导我们面对的新开始而结束。
　　当钟声在元月22日响彻大地时，愿它那欢乐的声音表达我们对上帝赐福的欣喜，也同样表达我们在全民族中寻求友好和平的新承诺。真诚地，乔治·布什。
　　这是一个人对他的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真诚、自发的表达；而正是这个人，直到此刻为止当请他谈论任何个人问题特别是个人信仰上的问题时，他时常好像很不自在。就这些文字而言，老布什不是作为一名政治胜利者为到场的记者可以写文章给后代而讲的,他是作为布什家族的族长把对代代相传的信仰的信念重申了一遍。老布什在实质上是家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一遗产已经包括了他的儿子。在大选前那忙碌的数月中，布什为他父亲动员到大量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从而显示了他的政治能力，他做到这一点，不仅是通过威德给他提供的关系，而且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经历和保守的福音派信徒有着明显的共鸣。布什还显示了出色的政治直觉、才华和决断能力，这些在后来的近20年间从多方面给威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在大选结束后，布什面临着或许更大的挑战：如何显示，除了为父亲提供政治建议或赢得政治同盟以外，他还能干别的事。他已42岁，而且刚刚对一直敬重但忽视多年的信仰作了重新的承诺。然而他在学术、商业或选举政治方面都还没有任何建树。现在正是时候看一下布什能否给得克萨斯人留下印象，让他们知道他不仅会开玩笑说大话或熟练地实施成功的政治战略，而且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他在几个重要的方面确实已成熟了，但如果他的信仰是有价值的话，他就得回到得克萨斯州那真实而粗犷的世界里去活出他的信仰。

令狐药师

转折时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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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某些重大的方面有了改变。……他的整个人都发生了转变……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
　　——默塞·雷诺兹当某个人被选为总统后，人们可以不太费力地弄清他是如何达到这个位置的。到那时就很清楚了，他当选总统的跳板就是先前的一个特定的竞选公职；而且如果他在这之前没有在某项事业中达到一定的知名度，他是不可能被选进位置的。一些政治高官，包括某些总统，似乎在他们的额头上都印着政治志向的标记。而1989年时的乔治·W布什可不是这样的。
　　当布什的父亲坐上了国家CEO宝座的时候，布什在事业和他可察觉的能力上没有一点苗头使人想到他能当个高官，更别说登上国家的最高职位了。毫无疑问，布什性格爽直，善于和人打交道，他有记人名的惊人记忆，还有一个著名的姓氏。但他有总统风度吗？认为布什在他父亲刚当上4年一届的总统后仅11年就会进驻椭圆形办公室的提法，当时即使是布什最亲密的朋友也会感到好笑的。
　　然而，布什是真的对政治感兴趣。他毕竟在1978年竞选过美国国会议员。但他对那次的失败可能感到苦涩，不过他确实从那次竞选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要想赢得美国乡村地区的选票，就一定不能让你的对手把你描绘成一个衣着讲究、精通世故的城里人。）他和李·阿特沃特成了好朋友,而后者是个政治天才，他在老布什1988年的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担当着主要的责任。布什在他父亲竞选总统的活动中也很活跃。他还认识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专家卡尔·罗夫，并非常愿意和他在一起，罗夫从90年代起就在布什的政治职业中起着关键性的——有人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喜欢给人起绰号的布什有一天决定，罗夫应该有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绰号“大粪花”。
　　另一方面，和许多先前的总统不一样的是，布什没做过律师，不是成功的商人，不是作家或院士，也不是退役的高级军官，而且从未当选过任何地方、州或联邦政府级别的任何官职。实际上，他未曾做过任何意义重大的事情。连罗纳德·里根还是一名杰出的演员，在196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之前还做过电影演员协会的主席。里根在企业演说圈相当知名，甚至他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进入州政府一级的重要政治舞台以前就已经在公共活动中有一定声望了。
　　布什当然意识到自己缺乏成就。一些得克萨斯州的朋友建议利用他的有利地位去竞选1990年该州的州长，布什明智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被人看作是利用他父亲的总统的名义去做这件事。而且如果他竞选失败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父亲遇到难堪。从华盛顿市回来并住进达拉斯北部的一所舒适住宅后，布什很快认识到，如果他想有什么政治前途的话，他就得马上有所作为才行。
　　一个机会很快就在1989年的春天出现了。布什决定组织一个联合体从埃迪·蔡尔斯手中买下得克萨斯州的牧人棒球队；埃迪是老布什的朋友，也是一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拥有该球队的控股权。据说，有许多潜在的买主已经和蔡尔斯在交涉，但蔡尔斯却想看看布什能组织一个什么样的联合体；因为他对老布什非常钦佩并认为布什有能力组织一个联合体把球队成功买下。
　　蔡尔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布什协助组织了一个由得克萨斯州的富人组成的联合体，并最终支付了7500万美元将球队买下。布什自己则投入了606301美元，大约占了他当时净资产的1/3。这笔交易一经签字，布什就成了该联合体的执行责任合伙人并拥有20万美元的薪水。他成了牧人队的对外面孔，和媒体打交道，解决管理上的问题。这次的买卖后来证明是一次赢利很大的交易。当几年后牧人队的经营权出售时，布什的股份竟然涨到了约1500万美元。
　　牧人队雇用布什是值得的。他帮助安排发行了一次债券以筹集资金建造一座新的最先进的露天体育场，就是阿林顿棒球场，它是在1994年开业的。迈克·瑞利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也是牧人队的共同拥有人，他说道：“发行债券的选举、这座棒球场、筹集资金的办法——这些都是乔治的主意。他在整个事情中起到了四分位的（指挥）作用，但从来没有将功劳归于自己。”
　　布什在生意场上建立的关系不但很及时（因为他已回到达拉斯，需要一份新工作），而且也是天意。“它解决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最大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布什对一名长岛《今日新闻报》(Newsday)的记者如此说，“我的问题就是‘这小子干过什么吗？’”当然，布什这里所说的“问题”指的就是这一政治不利因素：他除了是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长子以外，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公共生活中没什么名气。假如布什将来还想再次竞选公职的话，那么众所周知的他在牧人队所担任的管理角色至少也会起一定作用。
　　***
　　其实这一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布什毕生痴迷美国的国球棒球，他最爱看这项比赛，坐在运动员休息处的后面，给人签名留念，与球员闲聊，并且认识球场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卖热狗的到场地管理员。
　　甚至布什的基督教信仰也起了作用，尽管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期间，一名对他严重不满的评论家莫莉·艾文斯在她的《灌木：乔治·W布什短暂而愉快的政治生涯》（Shrub: The Short but Happy Political Life of George W Bush）一书中抱怨说：
　　事实上牧人队发财了。布什没有让牧人队的球探用传统方式从全国各地的中学和大学中预测棒球人才；他敦促人才顾问与基督徒球员签约，而不愿用那些极端自我有损体育名声的球员。牧人队的经理约翰尼·欧茨就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正是布什挑选基督徒球员的一个例子。
　　然而，布什身上仍然还有年轻时遗留的毛病。他依旧抽烟，也没有戒除美国南方农民那种爱嚼烟叶并把烟叶吐在泡沫塑料杯里的习惯。他的语言通常还很粗俗，他那种直爽和外表自以为是的公众形象可能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属灵的成分。不过，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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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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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不在城里的时候，布什和劳拉几乎每周都要去教堂。1977年结婚后，布什就随劳拉加入了联合循道会，从此他们就一直是虔诚的会员。1989年，布什和劳拉迁入了他们在达拉斯位于诺尔伍德街上的新居，那时他们一直去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教堂。1995年，马克·克雷格牧师成了该教堂的主任牧师并与布什结为朋友，他们的友情一直到布什进驻奥斯汀州长官邸以后还在继续。
　　布什和劳拉成为联合循道会会员这件事是布什在属灵方面产生兴趣和追求的重要源头，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联合循道会绝不属于宗教保守派，它是美国新教的一个主流支派，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存在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联合循道会的领导阶层在政治和神学领域通常是属中间偏自由的。但它像美国圣公会（老布什童年的部分时期是在该教派中成长的）一样，也是一个观点多样的统一体。联合循道会的有些组织在神学、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持偏自由的态度；而另一些组织在神学上比较保守，属于福音派，他们更加赞同保守基督教的观点。
　　循道宗创始人是约翰·卫斯理（1703～1791），他与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是同代人。18世纪上半叶，大西洋两岸掀起的传播新教福音派教义的高潮应归功于他们。爱德华兹的属灵根基深深地建立在清教徒虔诚派的教义上，他是坚定的加尔文宗（强调上帝对灵魂是否得救的预定）的信徒。而卫斯理和他的跟随者却相信救恩是面向全人类的，任何人只要通过自愿的行为，即有意识地选择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就能够得救。
　　“循道宗信徒”这个词最早是和卫斯理及他在牛津大学的一群好友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1730年试图建立一些原则，或称“道”，即通过祷告、查经、团契及生活方式来过圣洁的生活。
　　卫斯理对摩拉维亚教友会一所教堂的走访是他人生中决定性的事件，这件事后来也影响了循道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自摩拉维亚（今捷克共和国的部分地区）的这群虔诚的基督徒是复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对传教的热情让他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都建立了教会。］1738年5月24日，卫斯理在伦敦奥尔多斯盖特出席了摩拉维亚教会信徒的聚会，当他听到人们诵读马丁·路德为圣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信所作的序言时，他经历了深刻的内心悔改，即信了主。卫斯理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约在9点差一刻，当他讲解上帝是借人们相信基督而改变他们心灵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中奇妙地感到了温暖。我觉得我确实相信基督，且唯有相信基督才能得救；我得到了一种确据，就是他取走了我的罪，甚至我的，而救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完全准确地说，布什在1999年12月衣阿华州辩论会上有关基督—哲学家的讲述完全与两个半多世纪前英美新教的传统相一致，这种传统的出现要比美国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早得多。
　　然而，从英美两地发展起来的循道宗，它远不仅仅只注重虔诚。美国早期的循道宗信徒在奴隶解放运动中和在向美国黑人基督徒提供他们可以认同的教会方面都起到了主要作用。当今美国黑人基督教的主要支派——黑人循道宗圣公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其直接原因就是早期的循道宗信徒在奴隶和做过奴隶的黑人中积极传播福音。循道宗教会强调要为穷人发展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迅猛发展的艰难岁月，循道会还在这段时期为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做了顽强的斗争。1757年，卫斯理本人曾说：“我热爱穷人，因为在他们许多人的身上我发现有纯粹、真心的仁慈，没有掩饰、愚蠢和伪善。”1791年时，88岁高龄的卫斯理还要带着募集箱走在伦敦街头，为帮助伦敦穷人的各项计划募捐，这大概就是早期“基于信仰的倡议”的例子吧。
　　循道宗在美国发展很快，在天主教教徒的人数超过它之前，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它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宗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循道会一直是全美最大的新教教会。循道宗信徒曾支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和平理想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当时人们对国内社会改革——有时称“社会福音”——的重视，从而使美国循道宗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开始走入更为自由的路线。循道会在1954年同意将圣职授予女性，后来又批准成立了现在的联合循道会，该教会是在1968年由美国循道宗的两个主要分会——福音联合教友会与循道会合并而成的。
　　循道会采用的是主教制，这种制度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循道宗信徒，也包括卫斯理本人；他们都忠实地把自己看作是圣公会的一部分。然而个别循道会教堂在神学观点、崇拜形式，甚至对社会和政治观点的选择上要比英国圣公会所属的美国圣公会更加宽松。个别美国循道会教堂是坚定的福音派，因而它们强调个人的悔改和敬虔的基督徒生活。同时有些教堂也以同样的热情与美国主流宗派一样相信教会应该投身于社会工作。
　　布什和劳拉在1989～1995年之间所去的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教堂就是这样的教堂。布什照例在教堂的各个委员会中十分活跃，尤其在一项被称为卫斯理兰金社区中心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达拉斯的低收入、主要是墨西哥裔的家庭。卫斯理兰金创立于1902年，它可以为大约1500名成人及儿童提供服务，服务的内容应有尽有：婴儿日托、成人电脑入门和老人娱乐活动等。海兰帕克教堂在卫斯理兰金的运作和对其财政资助方面都起了核心作用。
　　布什是卫斯理兰金的主要参与者。如今依然是海兰帕克教堂主任牧师的马克·克雷格就说：“他太重要了，他和他夫人他们俩。我认为他的心一直倾注在这个社区上，当然他夫人也是如此。”据克雷格说，劳拉在教会组织的联合循道宗妇女运动中也十分活跃。
　　作为得克萨斯州牧人棒球队的共同拥有人，虽然布什在公开场合越来越令人瞩目,但据克雷格说，布什夫妇并不想在海兰帕克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雷格说道：“他和教堂的其他会员一样。他和劳拉就是这样，一起来教堂，做崇拜，很守信，帮助教堂，也帮助别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从教堂过去的历史和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他从来没有想自己出风头。”克雷格还说，布什在金钱方面对卫斯理兰金中心的贡献是“慷慨的”。
　　布什是在9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戒烟的，这是他在1986年明确决定放弃以酗酒为主的生活方式中的最后一个嗜好。默塞·雷诺兹是布什生意上的朋友，他在80年代初就认识布什了；雷诺兹说，他对布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感到震惊。他回忆道：
　　我看得出来他在某些重大的方面有了改变。他比以前更关心他人了，也好像对别人有了真正的关注。他戒了酒，并似乎更专心于他的家庭。他已开始研读《圣经》……他的整个人都发生了转变，就像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圣灵接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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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布什的牧师来说，他看似是个普通人，但他毕竟还是总统的儿子；这位总统在1991年元月把国家带入了一场从伊拉克占领者手中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这就是说，布什和世界最高级别政治事务的距离也只有一两个电话那么近。在1991年的晚秋，布什被召去处理白宫的一个越来越麻烦的问题。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苏努努由于他生硬粗暴的管理风格激怒了某些内阁成员和几名高级雇员。苏努努还挤走了道格·威德，威德是布什多年的合伙人，而他与美国福音派的关系对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布什以“强制执行者”的身份被召到白宫来，他父亲显然也同意，目的是确保苏努努在不闹事的情况下立刻走人。结果这件事办成了，苏努努于1991年12月3日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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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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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一年，即1992年是老布什的总统竞选年，布什则从牧人队那里抽出身来帮助把竞选活动高速运转起来。但连布什的活力、干劲和顽强也没有使这次竞选获得成功。罗斯·佩罗特也是个得克萨斯州人，这位瘦而结实的亿万富翁加入了政治争斗。因为他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全国103亿选民19%的选票，从而确保了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赢得了胜利。虽然布什在他父亲的竞选活动中十分卖力，但据一些观察家说，老布什似乎对竞选有点不太上心，就好像对政治事务厌烦了似的。有一个场景充满了辛酸的滋味：在1992年竞选的最后一天，飞回首都华盛顿的空军一号波音707上有个乡村音乐小组“橡树岭的男孩”，他们曾支持老布什的再次竞选并在白宫演出过，当时他们给疲倦的竞选班子先表演了一些轻松的曲子，然后很快转入了福音歌曲，当他们唱起“奇妙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歌的时候，老布什和布什两人的眼里都浸满了泪水。
　　布什家族又流了更多的眼泪，因为他们的女族长多萝西·沃克·布什在老布什竞选活动结束不久于1992年11月19日去世，享年91岁。她在布什家族的三代人中一直是家族属灵的磐石，直到最后，她那异想天开的幽默感又获得了胜利：送葬的人被要求不要穿黑色而要穿亮色的服装——从而反映出基督徒相信死亡就是进入了永恒的欢乐和脱离了痛苦。
　　布什似乎拥护这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他没有让祖母的去世降低他生活中的乐趣。仅过了两个月，也就是在1993年的元月，布什实现了他在成人以后作为一名跑步爱好者一直追求的目标：他参加了休斯敦的马拉松比赛，作为首次参赛者（毕竟已46岁了），他跑完全程的成绩还相当不错：3小时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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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在政治上的朋友、以绰号“大粪花”知名的卡尔·罗夫，他的头脑里有了另一种跑步竞赛，他要布什竞选1994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布什说，他首次认真地考虑竞选州长是在1993年5月，当他看到了共和党候选人凯·贝利·赫切森在赢得美国参议员席位时所展现出的辉煌胜利的时候。那是一次特殊的换位选举，因为空出该参议员席位的劳埃德·本特森被克林顿总统指定为财政部长了。布什在达拉斯阿纳多尔酒店的讲台上介绍得胜的赫切森时，观众里年轻的共和党活跃分子们就喊叫起来：“竞选州长！”
　　然而，从多方面看，这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现任州长安·理查兹是一位当地受拥戴的女名人，她是一位机智、时常又很尖刻的发言人。1992年7月在纽约市民主党大会期间，理查兹拿在职总统乔治·HW布什作为笑料说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讽刺的话。“可怜的乔治，”她慢吞吞地说道，目的是要把妙语抖出来，“这也由不得他呀……他出生时嘴里就有了一只银脚。”理查兹的这句话是由“嘴里含着银勺”（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即“出生于富贵家庭”的意思）和“把脚放在嘴里”（put ones foot in ones mouth，即“讲话很不得体”的意思）合成的。她以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想起老布什的两个易受攻击之处：他的家庭背景和经常讲话时出笑话。
　　这是一种卑鄙的贬低行为，它刺痛了布什家族。一些得克萨斯州人后来推测，这件事是推动布什和她竞选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政治分析家卡尔·罗夫辨认出它不是家族的清算报复，而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一直由民主党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竞选中占有牢固和压倒多数优势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高潮出现了。罗夫已经看到，布什的信念以罗夫几乎肯定没有料到的方式正在发展和深化。
　　罗夫还记得1993年的那些谈话，那是在为布什竞选活动作筹划的早期：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1993年听见他在少年犯罪法律体制、教育和福利改革等问题上的言论，那你听到的观点和一般的政治候选人通常讲的话完全不同。如果（他们）谈论像少年犯罪法律体制改革这样的问题，就会说：“你得找出作恶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关起来。”相反，（布什）谈论的是，我们应如何拯救这一代年轻人，要让他们知道爱和处分两者是共存的。当他谈及福利改革时，他说的是，基本上我们把人们置于了一种无奈和绝望的生活，而不是帮助他们发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潜力。当他谈及教育改革时，他说的是，我们不应丢下任何孩子不管，我们对待富人和穷人有不平等的地方，每个孩子都是值得尊重和关心的，每个孩子都有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在作一些决定推开他们不管。（布什的这些言论）我都听见了，因为它们明显地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肯定具有更深的价值观，而且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同一种观点，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流露，那么清楚，那么毫无保留。我的意思是，要站出来竞选并说我们有必要以教导他们知道爱和处分是共存的来拯救这一代年轻的孩子。……作为一名政治候选人，在那里用爱这个字似乎有点古怪。
　　据罗夫所说，直到布什认真对待竞选这一国家重要政治官职之时，他的信仰其实在引导他通过一种视角来看待政治，这种视角就是既要认真保持保守的政治信念，又要以社会良心的表现来软化这种信念。这种观点，布什从那时起就几乎对它持有专有权了，它被称作“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布什来说，这种观点虽然有一些对哲学和政治原则进行理论改造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出于直觉地用大家认可的政治哲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徒应该总是努力帮助弱者。
　　1993年，罗夫让布什坐下来，并非常直率地请他把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理由写下来。罗夫曾说，他要是还保存着那张黄色的超长簿记纸就好了。他还记得，布什当时潦草地写道：“我想参加竞选的主要理由是要推动一种文化变革，将60年代那种我行我素的文化变为人人对社会负责的文化。”在这方面，布什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对东岸自由主义者的心态那已有20年之久的厌恶心理，即在他看来，他们在面对生活困苦的人时有内疚的心态。它还包含了布什的一种观念：借着信仰，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或通过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帮助来改变。在自传中，布什是这样描写竞选活动的：“我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改变这种文化，一种我所形容的‘我行我素，有了问题怪别人’的文化。”
　　虽然布什是在这些信念的强烈推动下决定竞选的，但即使是他的家族也怀疑他是否能取代安·理查兹，因为当布什宣布参加竞选时，她的支持率已升到了58%。巴巴拉·布什坦率地告诉她儿子，他斗不过理查兹。甚至来自米德兰的布什多年的好友和基督徒伙伴唐·埃文斯也怀疑过，但他把这些疑虑藏在了心里，义无反顾地支持布什的竞选。

转折时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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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布什的妹妹多萝也怀疑，她那很难约束并以有时好斗著称的哥哥能不能在公共场合保持不发脾气。当然，民主党人也有这种考虑，所以他们试图用多种方式逼他心里失去平衡。理查兹的竞选班子用了侮辱性的词“shrub（灌木）”，意思是“little bush（低矮的灌木，和‘小布什’的英文一样）”来激怒他，而理查兹本人则用了一些自己的刻薄辞藻来刺激他，比如她在提及布什时曾用“卑鄙那类的”一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1994年的竞选活动中，布什没有上钩，也没有沉不住气。他在竞选活动中推出了自律和简明的政纲：侵权法改革、教育改革、少年犯罪法律体制的改革以及福利改革。布什在和葛培理海边散步9年之后，在布罗德穆尔酒店作出了今后不再饮酒决定的8年之后，已经学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毫无疑问，这是布什作为跟从基督的门徒所取得的成果，现在每天祷告和阅读《圣经》已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了。
　　***
　　1994年11月，布什以令人瞩目的54%的选票击败了安·理查兹。这是20年内得克萨斯州最大的一次州长竞选的胜利，也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南部重建以来老大党在该州仅有的第二次胜利。
　　1995年在奥斯汀的就职典礼上，首先是教堂仪式，仪式中唱了一首由查尔斯·卫斯理写的赞美诗“重责未了”（A Charge to Keep），这是布什最喜欢的赞美诗之一。布什都背得出歌词，因为这首歌他在循道会教堂这么多年来已唱过很多遍了：我有重责未了，
　　荣耀上帝，
　　拯救永远不死的灵魂，
　　让它与天相配。
　　服侍当今的时代，
　　完成我的恩召；
　　愿尽我所有的力量，
　　成就我主的旨意！
　　自从布什首次宣誓就职得克萨斯州州长以来，他多次提起这首歌和它那感人的歌词，还有现在挂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名称和歌名一样，它是受这首歌的启发而画的。在《重责未了》这本书的背面，也印上了这幅画：一名决心坚定的骑士，跑在另两名骑士的前面，他在一条窄道上催马上山。这名骑士的脸还有些像布什本人。1995年4月，这位新州长就这幅画给他的职员发了一份备忘录：
　　当你进入我办公室的时候，请你看一眼这幅美丽的画，它上面有一名决心坚定的骑士似乎正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策马向上。这就是我们。对我来说，查尔斯·卫斯理带给我们的“我们事奉的那一位比我们都大”的教诲，给这幅画增添了完美的活力。
　　接着，备忘录摘用了布什的自传：“‘重责未了’这首歌呼召我们达到最高和最好的境界，它说的是目标和方向。许多赞美诗集都在它上面附上《圣经》哥林多前书4∶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位新当选的州长并不是要求他的州政府成员公开表示赞同他基督教信仰中的任何部分。但布什却表明，他的某些政治信念正来源于他的信仰，即使把这一点落在文字上他也不会感到局促不安。
　　快到举行布什就职典礼的时候，巴巴拉·布什递给她儿子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父亲给他的一封信和普雷斯科特·布什当年送给老布什的链扣，这对链扣是1943年6月老布什获得空军飞行徽章时得到的礼物。在信中老布什说，他现在要将他这件“最珍贵的东西”传给他的长子。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你所给我们的远超过了我们应得到的。你为我们做出了牺牲，你给了我们从不动摇的忠诚和关爱。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我们爱你。爱你的爸爸。”
　　葛培理为宣誓就职典礼做了祈祷，并提到了布什的“母亲和父亲为我们大家所树立的道德与属灵的榜样”。布什将手放在一本《圣经》上做的宣誓，这本《圣经》曾属于得克萨斯州的传奇英雄山姆·休斯敦。接着，布什利用他10分钟的就职演说向得克萨斯州的听众介绍了他的文化改革目标，这一目标和他写给卡尔·罗夫的内容是一致的。他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的文化已经持续地用集体的内疚感代替了个人的职责。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得克萨斯州所寻求的新自由必须和更新的个人责任相称。”
　　有些人将布什的这篇演说理解为是对比尔·克林顿名誉的一种巧妙攻击，攻击他甚至在成为总统以前（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两年多后才暴露）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就缺乏自制。也许情况正是如此。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篇演说是一个战斗号召，至少在得克萨斯州是这样，它号召人们着手将美国文化从总体上推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从而远离布什和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的早在30年前就存在的那条错误路线。不过有一点不必奇怪，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随波逐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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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政治的普遍看法之一是：保守派由于不愿动用政府资源作为首选方式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关心贫困人员,自由派才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保护者。“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广泛使用是因为，保守派试图反驳这一认为他们对贫困人员的状况缺乏同情的看法。布什使用“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来形容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就是动员那些有信仰基础的社会公共机构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一用语是他们最先发明的。其实这一用语最早是由老布什的助手们在他1988年竞选总统期间开始使用的，他们把它作为一句竞选口号来形容他们的候选人对社会政策的态度；布什在他第一届州长任职期间（1995～1999年）就开始一直使用它。这一用语描绘了布什的努力：就是试图将一种有同情心的社会哲学（它明显受影响于布什对基督教慈善工作的理解）与一种需要人们在个人及社会活动中保持自律的保守观点进行紧密配合。布什在《重责未了》中写道：
　　这种哲学已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这几个词出自我几年前与一名记者的一次讨论。这名记者试图把我归类。我告诉他：“我是个保守派人士。”他争辩道：“但您做的事却不同。坚持让每个孩子受教育和不丢弃任何孩子，这种想法通常和保守派人士是没有关联的。”我回答道：“那你就称我为一名有同情心的保守派人士吧。”我们都忘了那次谈话的确切日期，但从那次谈话中产生了我哲学体系中现在的这个品名。我没有发明这一用语，但我采用了它，并将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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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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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通过对教会实施的帮助贫困者计划的观察和参与，肯定已经从中吸取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原理。但在任职州长的早期，布什和一个来自学术界的人有数次会晤，此人似乎凭直觉就知道布什相信什么，并能用极大的说服力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马文·奥拉斯基，一名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在信仰和意识形态上有自己独特有趣的探索经历。
　　奥拉斯基出生于犹太家庭，受教于耶鲁大学，早期效忠于马克思主义。（他常嘲弄地说：“13岁接受了成年礼，14岁成了无神论者。”）实际上，他曾一度是持美国共产党党员证的党员。然而，在他通过阅读俄文《圣经·新约》以提高俄语水平之后，他开始怀疑列宁对宗教的尖锐批判是否真有根据，同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基督教的信仰强烈吸引。在奥拉斯基自70年代心灵改变以来的许多年中，他一直是一名活跃的教会会员，最近一直去位于奥斯汀的保守的救世主长老会教堂。
　　奥拉斯基曾对美国早几代人处理像贫困这样棘手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做过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他洞悉了美国式的“同情”。他的研究使他坚信，社会福利的征集和使用如果不与介入福利享用人生活的努力相结合的话，那么就是最崇高的计划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奥拉斯基认为，个人职责的概念远比“应得的”概念有价值得多，从这一意义上看他正好表达了布什凭直觉获得的观点。奥拉斯基曾对合众国际社通讯社（News servic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说：“我们必须激发人们脱离贫困，而且我们应该用引导和辅导的方式去激发他们。”
　　布什第一次遇见奥拉斯基是在1993年，而奥拉斯基的观点也在州长的思想中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自由转保守的作家及时事评论家大卫·霍勒维兹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那种出于内疚感的和以号召大量使用政府福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据奥拉斯基的看法，这种社会政策必然会让一个有永久依赖性的下层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罗夫发现了霍勒维兹和另一名在60年代颇具影响的社会问题揭露者迈伦·麦格内特，他敦促布什读读他们的著作。罗夫非常赞同麦格内特的观点，后者的著作《梦与噩梦》（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加强了罗夫的一种看法，也是布什认同的。这就是：60年代美国灾难性的错误文化思想之一就是将社会视为“受害者”的巨大泥潭。罗夫还安排麦格内特飞到得克萨斯州并会晤了布什和州长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他的欢迎是热情的。
　　在布什任职州长的头两年，奥拉斯基频繁地与这位新当选的州长见面。奥拉斯基在《美式同情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一书中着重阐述了当代福利体制的失败和社会工作中信仰成分的重要性，该书一出来就受到共和党众议院发言人牛特·吉格里奇的热情称赞，说它是党内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的必读之书。奥拉斯基不仅帮助布什明确阐述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也选择赞同这一哲学体系），而且还确定了先是在得克萨斯州后来在布什政府任期在全国被称作的“基于信仰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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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并不是社会理论的模式促使布什采取基于信仰的倡议的行动，而是一个名叫青少年挑战的组织遇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了要在得克萨斯州实施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吸毒与酗酒者的康复计划，他们要续办组织的州许可证。尽管名称如此，但组织中的工作却是由成年人和青少年共同来做的。该组织的创建人叫大卫·威尔克森，他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牧师，曾在50年代末开始倡导对纽约市的青少年团伙进行基督教的牧养事工。威尔克森是一名五旬节派教会的牧师，他的时代广场教堂如今既注重海外传教又强调帮助纽约市的穷人，他提倡通过集中祷告、严密监护和咨询会晤的方式来帮助海洛因成瘾者戒除毒瘾。
　　让布什恼火的是州毒品与酒精处递交的一份49页的报告，报告列举了得克萨斯州青少年挑战中心的一系列技术性违规行为。所谓的违规行为有的存在着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医疗急救人员的培训不足），但其他的却相当轻微，结果布什嘲笑这些所谓的违规行为是“从磨损的地毯到撕破的浴帘”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让布什特别生气的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吹毛求疵，它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得克萨斯州，如同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十分成功的青少年挑战计划所带来的实际效果；这项计划就是劝导受害男女脱离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并为他们在戒瘾后安排有成果的生活。（青少年挑战的网站，wwwteenchallengecom，提供的独立和学术性的研究显示了它们在吸毒与酗酒者康复方面有高达86%的成功率。）
　　作为回应，这位州长建议对管理康复计划的州法做几处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对于任何以信仰为主要手段来改变成瘾者和青少年罪犯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机构，应保护它们免遭州政府的干涉或让它们免于州政府的监督。
　　布什还通过引进一项以信仰为基础的改造犯人的计划在监狱改革方面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倡议，这项计划是由监狱团契这一基督教组织倡导的，该组织的创建人就是水门事件中的重罪犯查尔斯·“恰克”·科尔森，他曾一度被称作“尼克松的打手”。这位尼克松的前助手，曾被老布什在1974年写给他儿子们的信中痛斥过的人，在70年代中期戏剧性地信奉了基督教之后，发展了一项在世界范围内针对犯人的事工。
　　监狱团契在巴西的改造计划之一就是使圣保罗那所著名的危险监狱休麦塔监狱的情况有所改善，原因是这项计划引进了一套高强度但却是自愿参加的基督教教导与团契方案。从而，监狱团契发展了这项计划在美国监狱中的版本——心灵改变自由倡议。这项计划目前已在以下4个州的监狱中得到实施：得克萨斯、堪萨斯、明尼苏达和衣阿华。作为州长，布什迈出了冒险的一步，他同意在休斯敦附近的卡罗尔范斯监狱进行一项试验计划。布什对心灵改变极其感兴趣，他在这项计划进行的第一年就访问了这所监狱，他在镜头前开着玩笑并和一些参与者唱起了“奇妙恩典”。他告诉观看的记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
　　这项自愿参加的计划需要犯人作出以下的承诺：全程参与一项日常程序，它包括工作、学习、基督教团契、教导以及个人灵修，并要在18个月的期间除每天睡眠之外专心执行这一程序。监狱团契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对这项计划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在2003年6月公布于众，它说，完成这项计划的犯人在重新犯罪率上比一般监狱的犯人低了50%。这项计划取得的这种成绩激励了那些支持布什总统信仰倡议的人们。它似乎表明，如果执行认真的话，那么用自律和以信仰为主的方法来对付犯罪这一主要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效果要比任何现有的州和联邦监狱的计划强得多。然而，一些批评家却争辩说，那份报告还显示，对于那些中途退出该计划的犯人，他们被重新囚禁的几率竟然比一般监狱的犯人要高。实际上，要是完成了计划的全过程，而且计划起了作用，你的状态会有改善；但要是试一下后就半途而废，你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全盘社会计划就是他首次试验引导政府与那些似乎能有效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进行合作。虽然布什试图鼓励得克萨斯州议会通过的新发展项目大多数是明显保守的，但正像一些主流记者注意到的那样，当这位州长已接近他第二任的尾声之时，人们依然很难将他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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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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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上就有一篇深刻的报道，当2000年初布什正在奋力竞选总统时，美国的几家报纸也转载了它。这篇报道是这么总结布什的州长生涯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很难给布什归类，有时候他那种对问题持脚踩两只船的做法可能看上去似是而非。”该报的一则长篇文章涉及了布什许多生活方面的新内容，它指出，这位州长曾经签署过一份议案，允许得克萨斯州人隐蔽地携带武器，而同时他又把携带手枪的许可年龄升到了21岁。这篇文章还说，布什并没有支持加利福尼亚州的187号提议，该提议不同意为非法移民的子女提供教育；他曾签署过一份议案，保证任何成绩在班里名列前10%的中学毕业生都能够进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他确实加强了对堕胎的限制，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但他在那时却全然没有站出来支持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也许是因为据一些和布什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劳拉·布什主张人工流产的合法性，尽管她对外从未这么说过，而且据说巴巴拉·布什也确实持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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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政策领域，布什的信仰在卡拉·法耶·塔克的案子上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塔克是一名被判有罪的女杀人犯，她在等候死刑期间经历了被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的对基督教信仰真诚的、根深蒂固的归附，她也对自己的罪行深为悔恨。塔克受到了美国电视与文字记者以及许多外国记者的广泛的采访。由于她的个性有感染力而且长得也很吸引人，所以她的案子似乎特别打动人。在等候死刑期间，她还和监狱的牧师结了婚。像基督教广播网（CBN）的“700俱乐部”这样的基督教新闻组织就认为她在认罪、悔改和相信基督以后，个人生命充分体现了上帝恩典的救赎大能，她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帕特·罗伯逊是CBN的创建人，也是美国保守派基督徒中最直言不讳的人物之一，他冒着有失声望的风险呼吁布什州长中止塔克的死刑。另外，来自海外的呼声也源源不断，其中就包括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塔克的支持者们表示，布什应该比多数人更能领会到，基督徒见证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曾经时常谈起——后来还众所周知地谈到——基督是如何改变他自己的生命的。
　　甚至道格·威德也加入了进来，他联系了布什并表明，如果执行塔克的死刑，那么这件事会引起福音派基督徒选民的不满，虽然他们一般是赞成死刑的，但这一次他们可能会认为，卡拉·法耶·塔克的案子正是政府应该施行怜悯的案子。
　　然而，布什顶住了这些要求赦免的呼吁，死刑照样在1998年2月初执行了。在布什的自传中，他用了15页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命令停止执行死刑，从这15页中人们可以看到，布什的决定在许多基督徒中激起了反对的浪潮，而这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虽然布什一方面重申他支持死刑，同时也承认他的一个女儿在知道了案情后表示反对他的立场，但他还是对呼吁暂缓塔克死刑的那些人在道义上的合理性表示理解。他写道：“我在福音派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对此十分关心。他们相信，卡拉·法耶·塔克是体现信仰的救赎大能的活见证，而且他们一直为她祷告。我能感到他们的悲痛。”布什还写道：“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有许多人，虽然在其他方面很赞赏布什，但后来也变得十分担忧。在和《交谈》（TALK）杂志（现已不再出版）的保守派记者塔克·卡尔森的对话中，据卡尔森说，布什曾经模仿卡拉·法耶·塔克在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中接受拉里·金的采访时好像在祈求赦免的样子。（实际上，在CNN的节目里，塔克根本没有直接地请求赦免。）记者塔克·卡尔森坚持说，他和布什的对话确实是像当初描绘的那样发生的。
　　如果布什真的嘲笑过卡拉·法耶·塔克，那么他为何这么做的原因就不清楚了。然而，布什对于他为什么不能以基督徒的同情心赦免塔克的解释倒是颇具说服力和有意思的。在布什自传对此争议事件的长篇回顾中,他用了不少篇幅来引用塔克为自己的生命辩护的言词。布什引用她的话道：“我不能把我夺走的生命还回来。但如果允许的话，我能帮助拯救生命。那是唯一真正的偿还。”布什承认，塔克的这些话是“令人信服的”。但在自传中，他提供了自己没有被这些言辞说服的理由。这对信仰其他宗教并担心基督教可能因州长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在法律上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的人们来说，布什的这一解释应该是一种安慰。布什写道：“如果我认可卡拉·法耶·塔克因信仰已成为一名改变的人这一说法的话，那么如果一名穆斯林或犹太教徒——或一名男基督徒——使用同样的言辞为自己辩护的话，得克萨斯州又该如何应对呢？”很有道理。根据在公共场合应为所有宗教信仰保持一个公平环境的原则，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宗教，还是无宗教信仰，都不应该在法律上有任何优势。
　　奇怪的是，卡拉·法耶·塔克事件竟成了某些布什的反对者批评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把柄了，特别是在布什成为总统以后。一些批评者声称，耶稣基督在《圣经·新约》中的教诲以及耶稣自己被不公正处死的事实都表明，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反对死刑。在布什任职州长期间，得克萨斯州处死的犯人比别的州都要多；许多人就利用这件事作为证据而断言，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是不纯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样是这些批评者又在此时似乎拒绝接受《圣经·新约》在任何其他政治领域，无论国内或国外，是判断事物有效标准的权威。这些以如此不一致的方式应用基督教经文的人们，他们的诚实性绝对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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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州长时的个人信仰生活而言，布什继续和劳拉及女儿们去一所联合循道会教堂。现在去的是位于奥斯汀西部的塔里汤恩联合循道会堂。该教堂的主任牧师是吉姆·梅菲尔德博士，他是个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有才华的诗人，于1988年迁入塔里汤恩。
　　梅菲尔德说，布什和他的家人定时来塔里汤恩教堂，“他非常定时”，虽然他的女儿们有时候不来。最初，作为一名牧师，梅菲尔德不太确定应该如何处理与州长的关系。他对布什说：“当你进入教堂大门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是作为乔治·布什、上帝的孩子进来的，而不是带着‘州长’的标记进来的。”州长欣然同意了这种说法。“他说：‘正是如此，’我们对此的看法立刻达成了一致，”梅菲尔德说道，“而且马上就显出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布什还对梅菲尔德表达了谢意，因为这位牧师始终尽力避免发生让州长为难的事情。
　　梅菲尔德说，他在2000年圣诞夜那天特别受感动，当时布什州长已是当选总统，他来教堂参加最后一次崇拜，那天他还是圣餐服务人员之一。在拥挤的教堂会众中，一个4岁的女孩正坐在牧师旁边，牧师就开始和她说话。这个小女孩认识布什，也知道他就要离开奥斯汀了。小女孩叫埃莉娜，她说：“我想我们该告诉他别走了。”
　　“我说：‘真的吗？’”梅菲尔德记得是这么回应的。
　　“是的，我喜欢他，”埃莉娜回答道，“他跟我说话。”

转折时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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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去州长办公室拜访过几次，布什和他也说过话。梅菲尔德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更偏向前者，他有时候直率地就各类问题发表个人的政治观点，但他说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冲突过。梅菲尔德尽管并不完全反对极刑本身，但却感到得克萨斯州执行的死刑过多，就此他向布什表达过他的担忧。梅菲尔德说，他们就此的对话“不是情绪上对抗的”那种。
　　有一次梅菲尔德去拜访布什，布什指着他办公室里那幅《重责未了》的画解释说，这里的“重责”并不意味着他要在短时间内去干许多事，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有着来自上面托付的责任。接着布什还引用了整篇对他十分宝贵的赞美诗。然后他又指向办公室里的另一幅画，在画中，得克萨斯州的英雄山姆·休斯敦身穿古罗马托加袍站立在庞贝城的废墟上。布什解释说：“哦，我挂这幅画就是要提醒我：我和他就一瓶酒之差。”他告诉梅菲尔德，彻罗基人（北美印第安人）都知道休斯敦是个大酒鬼。
　　对于布什既是基督徒又是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梅菲尔德总结了他对此的看法，他说：
　　我逐渐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名州长，他对自己有一种敏锐的了解，而且就马丁·路德在讨论王子角色时谈到的有关公职与本人之间（的结合）而言，他几乎是体现这种结合的典范。当我向他提起路德的思想时，他很感兴趣，而后我叫人给他寄了一些路德有关这一题目的著作摘录。
　　***
　　布什当得克萨斯州州长第一任期结束之前，他成功地“央求”了少数裔社区中的许多人，这些社区通常都会全体投民主党的票。在政治上改为支持布什的人群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群之一就是西班牙语裔社区；在布什竞选第二任州长时，该社区49%的人投了他的票，这是老大党候选人获得该社区最多选票的一次。布什在1998年以69%︰31%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加里·莫罗，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也告诉世人，虽然布什常被人低估，但他却是共和党里获得惊人成功的选票获得者。
　　布什的这次胜利，以及他弟弟杰布在第二次竞选中成功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这些都暗示：虽然族长老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败北，但布什家族已准备好要重返美国的政治舞台。1998年全年，人们一直在谈论布什可能要在2000年竞选总统，许多共和党的支持者在199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都站出来慷慨资助布什。
　　然而，在1999年第二任州长的就职典礼上，在布什身上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事情。对于这次在奥斯汀市中心第一联合循道会堂的典礼仪式而言，布什本人从属灵的意义上将它形容为他生命到此时为止的“决定性的时刻”。当时证道的是马克·克雷格牧师，他来自达拉斯，他在证道时意识到不但有再次当选的州长，而且还有整个布什王朝在场（杰布缺席，他刚在佛罗里达州当选和就职，正忙于组阁）。面对着牧师、在教堂前三排就座的有美国前总统和他的夫人巴巴拉，有州长的双胞胎女儿巴巴拉和詹娜，布什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夫人及孩子，还有一大群布什家族的亲戚。
　　“我听过带有大能的证道、启迪心灵的证道，而听得太多的却是乏味的证道，”布什后来写道，“但这次证道深入人心、‘抓住’了我并改变了我的生命。”克雷格讲的是，人们需要将生命中的每一刻都看作是一种挑战，并应以深厚的责任感使用这每一刻。他说，一天只有不可倒流的86400秒：“不使用它们就失去了它们。”接着，他好像在直接对布什讲话，他把州长的再次当选说成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结”。克雷格接着说，各处的人民都在“渴望领导，渴望有伦理和道德勇气的领袖。……美国需要有道德勇气按照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事情的领袖”。
　　仪式结束后，巴巴拉·布什走近布什说，克雷格是在直接对他讲话。布什表示：“这次证道是直接对我的心灵和生命讲的。”克雷格曾谈到需要“按照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现在布什又补充道：“牧师好像在挑战我去做更多的事情。”
　　布什相信，在马克·克雷格牧师证道的时候，是全能上帝通过牧师在对他讲话并鼓励他竞选美国总统。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左右斟酌这一决定，考虑的不仅是其中的政治挑战，而且对他的整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是一生的改变。克雷格在反复思考了1999年元月的这次证道时说，他相信这是他做过的“最出色的一次证道”。
　　我想，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希望发生某种事情。我认为，他正处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此时他正在寻找方向。我称它为神秘的时刻，因为你能从前第一夫人的眼中看出来。你能看到她在对她儿子低语，你也能看见他眼中的微弱闪光和一些泪水。证道之后，人们走上前来说道：“你知道吗，他要竞选了。”我的意思是说，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某件事情要发生了！
　　确实发生了。但布什对后来要发生的事准备好了吗？

令狐药师

任职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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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跟着耶稣行走时，有信仰的人们就会与你同行。
　　——乔治·W布什马克·克雷格牧师在布什第二任州长就职典礼的那天早晨的证道对促使布什决定竞选总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布什通向这个里程碑的过程中，他还受到与其他几位牧师之间重要友谊的影响，他们同样鼓励布什向这个方向努力。虽然，这些牧师的政治观点和宗派背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无论是间接或直接地，他们都向布什表露了本质上相同的使命：这是对他生命的召唤，就是召唤他走上国家的最高职位。没有他们的指引、劝说和祷告，美国第43届总统很可能就不是乔治·W布什。作为布什十分信赖的朋友和私人顾问，他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单单说服他去竞选总统。事实上，当布什政府面临历史性的和空前的考验时，他们对布什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
　　看来，没有哪一位近期的美国总统像布什这样寻求牧师的劝导和培养与他们的友情，即使他已经稳坐白宫后也如此。确实，过去执政的其他美国总统也曾请教过著名的牧师。葛培理牧师至少是8位前总统的亲密朋友，他们大多数都曾邀请过他在白宫过夜。在总统中，葛培理也许和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关系最密切，他在白宫和在约翰逊得克萨斯州佩德纳尔斯的农场里与他一起祷告并对他进行劝导。在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他也和葛培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年龄的增长，这位著名的福音传道人很难与布什保持他和过去白宫主人们那种频繁、亲密的交往。据布什身边的助手卡尔·罗夫讲，虽然布什在州长任期里和葛培理有过多次谈话，但是，只有少数几次是面谈，多数都在电话里。
　　布什在基督教牧师中选择朋友也不同于他的白宫前任和大多数美国的政要。他曾经持有并依然保持着几乎令人吃惊的普世基督教合一的做法。当然，就像他在《重责未了》中表明的那样，他成长于一个圣公会教徒的家庭，而父母却多年来也去长老会的教堂。他曾经在休斯敦做过圣公会的祭坛侍童，1977年结婚后，就转去循道会教堂。其实，在他成为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由于家庭的显赫名声使他结识了很多有着不同背景的基督教牧师，事实上，他现在的基督徒朋友中有些是从老布什那里接过来的。
　　而布什与克雷格牧师之间的友情却是他自己建立的，那是在他来奥斯汀之前在达拉斯的日子里，即他和劳拉去克雷格的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堂做礼拜的时候。这种友情超越了正常教牧的范畴，它从布什的两次州长任期一直延续到他的总统任期。自称很少答应去外边布道的克雷格在布什邀请他在自己第二次担任得克萨斯州长宣誓前的教堂早崇拜证道时，他破了一次例。两年后的2001年1月，他又破例了，这次他被邀请在布什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证道。克雷格被邀请在白宫对面拉斐特广场上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也以“总统教堂”著称——做一次“说教”，即低调的和鼓舞人心的证道。
　　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许多其他基督徒朋友一样，克雷格和他的全家作为总统的特殊朋友和家庭成员，被邀请出席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和当天的几场招待会。之后，通过偶尔的电话交谈，他和身处白宫的布什总统保持着联络。当布什还在得克萨斯州的时候，克雷格就已经以多种方式触动了布什的内心，尤其是在2000年艰辛的竞选活动期间和11月大选之后等待佛罗里达有争议选票结果的数周那情感跌宕起伏的时期。但是，克雷格绝不是唯一在布什还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就与这位未来的总统发展基督徒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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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布什寻求上帝的启示是否应该竞选总统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一位牧师是詹姆斯·罗比森牧师，一位得克萨斯州的福音传道者。他是一个被人强奸的女人的孩子，被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抚养到5岁。在20世纪70年代，原先是南方浸信会教友的罗比森是一名充满活力的福音传道人，但他说，辛苦的工作、盛名和诱惑使他“耗尽了自己”。他的教会事工似乎稍微改变了方向，展开并跨越了宗教派别的界限。罗比森相信基督徒可以听见上帝对他们内心的讲话，但他们所听到的应与《圣经》相符。
　　基于他和罗纳德·里根的关系以及对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上需要的评估，罗比森断定里根将会选择老布什作为他的竞选搭档。老布什当时对罗比森的预言非常吃惊。罗比森在1992年初次见到布什，但是，他说那时他并没发现布什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属灵动力。而布什成为州长后，两个人又重新建立了联系。罗比森说，这次他被布什关于自己人生转变的见证中的真诚和力量打动了。
　　据卡尔·罗夫讲，在1998～1999年期间，罗比森曾帮忙为布什安排了一系列在教堂举行的祷告会，使州长有机会结识了郊区超大教堂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市中心区的非洲裔美国人会众的领袖。罗比森回忆道：“当时我还在州长官邸安排了一次。那天晚上祷告会后，我见到了卡尔·罗夫，他说：‘州长走出（你的那些祷告会）时看起来好像内心发出了平安的‘光环’，请你继续这样做下去。’”
　　罗比森说，布什在1998年底告诉他，他正在为竞选总统祷告。1999年，布什两次出席了罗比森的每日电视节目《与詹姆斯和贝蒂·罗比森的今日生活》（Life Today with James and Betty Robison），当时这个福音传道人在电视上为布什祷告。按照罗比森的说法，布什对此表示感激，而且在随后1999～200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们频繁地通电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罗比森回忆说：“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就是在每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之前，我们通过电话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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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9年初，也就是在布什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前，罗比森安排的祷告会中有一次是在托尼·埃文斯博士的教堂举行的。埃文斯是达拉斯拥有6000名成员的橡树崖圣经团契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非洲裔美国人，时常为基督徒的“守信者”（Promise Keepers）运动的全国聚会作演讲，他也是“都市选择”（Urban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都市选择是个全国性的机构，旨在通过教会让美国的城市经历属灵的复兴。
　　托尼·埃文斯第一次见到布什是在1996年得克萨斯州的格林威尔。当时，美国南方个别地区小镇中的教堂——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看似是故意被人纵火烧毁的，而格林威尔正是其中的小镇之一。在得克萨斯州享有盛名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者埃文斯和当时的州长布什，都被邀请在对损坏或者毁坏的教堂表示支持的教会聚会上致词。当埃文斯在讲演中谈到教会是任何社区中传递援助的最好的社会来源时，埃文斯深深地打动了布什。埃文斯回忆道：“他后来和我分享道：是我的讲话激发了他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提出基于信仰倡议的计划的。”
　　罗夫确认了埃文斯的叙述，说布什总统后来几次提到了埃文斯那天的致词给他留下了深邃的印象。罗夫回忆说，布什还在多个场合引用了埃文斯在格林威尔的讲话：“在每个街角都有一个地方，它们知道如何在邻里间提供帮助，在那里你可以求得帮助，那些地方就叫教堂。”埃文斯邀请布什在他的达拉斯教堂作演讲，当布什最初告诉埃文斯他将要竞选入主白宫时，埃文斯与他进行了讨论并一起祷告。后来埃文斯回忆道：“首先，他想知道上帝是否认可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他想了解从牧师的角度看应该对什么问题加以注意。”
　　埃文斯坦率地承认：“多数非洲裔美国人不投共和党的票，但当他们一旦见到他（布什），听到他讲话时，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文斯支持布什政府推行的基于信仰倡议的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总统“干得棒极了”。他补充说：“他在任职期间灵性已有了长进。”尽管布什迁入了首都华盛顿，但他还保持着与埃文斯的友情，多次邀请埃文斯到白宫并和他一起祷告。总统也回到过得克萨斯州在埃文斯教堂的重要活动场合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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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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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文斯并不是布什任州长时期与他建立了热情和亲密的关系，并多次被邀请去白宫做客的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牧师。另外一位就是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他是一位杰出的、有魅力的而且非常风趣的牧师，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循道会教堂，就是位于休斯敦的温莎庄联合循道会堂。考德威尔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MBA研究生，沃顿商学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著名商业学校。20世纪70年代末，当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向迅速致富发展时，他感到有种轻微的推动力要他放弃商业事业并转做专职牧师。在南方循道会大学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神学课程后，先在达拉斯和休斯敦附近的教堂任助理牧师，后担任温莎庄教堂的牧师职务。
　　考德威尔的证道和个人风格融合了《圣经》、积极肯定的话语以及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的都是通过信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改变生活的人们。他号召听众和读者要通过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信心来明白信心是什么。在他的畅销书《完美成就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od Success）中，他写道：
　　你也有无形的桥梁，等待着扶持你跨越你的现今和上帝对你最佳前程的异象之间的看似无底的深渊。但是你永远看不见这些桥梁，更何况走过它们，除非你有信心和勇气走上你的信心之旅。那些渴望完全救恩的人是凭信心行走的，而不仅是凭看到的。像印第安娜·琼斯和兰斯洛特爵士一样，你可获得不可能获得的，跨越不可跨越的，战胜不可战胜的。但是第一步就是信心。
　　信心有了行动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每一个巨大的成就都是信心之旅的结果：一步步向上帝为你向往的将来所赐的异象跋涉。无论是那些穿山越岭、跨越大陆和海洋，最终跨越月球的探险家的异象，还是那些使21世纪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化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异象，相信上帝的大能是实现异象的先决条件。
　　信心之旅是能够使你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像火箭似的发射到未开发的崭新世界的一段旅程。通过将你的期望调整到与上帝对你将来的愿望相一致以及充满信心和顺从地走向这个异象，你就会发现不可能的事情会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变成可能。
　　布什如此钦佩考德威尔在他的循道会教堂和休斯敦郊外名为大能中心的社会服务中心所做的一切，以至于他在2003年9月曾经到那里，在地处原先的凯玛特商场的中心的开业10周年典礼上演讲。这座在破败地区的商场建筑被改造得可以容纳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休斯敦社区大学的分校、小公司的办公区、一家药房、一所美发厅、一个面向妇女儿童的联邦福利办公室以及该地区唯一的一家银行。
　　当考德威尔把布什介绍给听众——休斯敦非洲裔美国人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富人的很不寻常的混合群体，他们都曾经为这个中心和其他事业捐了数量可观的资金——的时候，很明显，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密甚至相互逗乐的关系。在谈及布什在1973年的几个月里帮助第五区低收入的非洲裔年轻人的时候，考德威尔说：“这个人确实为这些人做了教牧工作。”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总统演讲时，他形容考德威尔是他如此亲密的朋友，以至于在2000年总统竞选的几次辩论会之前，他都可以请考德威尔与他在电话里一起祷告。布什还特别提到了考德威尔的教堂，说他特别感激教会会众的多次祷告。“我感觉到它们，而且这意义重大，”他说，“通过信仰改变人生的能力是大于一切的资源。”随后布什补充了一段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的话：他的信仰能够改变人的心灵，通过改变人的心灵去改变社会的观点。为了强调政府做不到而他认为教会和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能做到的社会改革，他说：“顺便提一下，从我在政府任职以来，我一直都在追寻那个议案——那个说你要去爱别人的议案。”
　　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参加这个教堂社会服务中心的纪念庆典可能是布什做回报的方式。在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布什接受共和党提名他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之前，尽管考德威尔不是共和党人，但正是他在大会播放介绍布什传记性的录像之前作了介绍。当时，考德威尔也非常清楚，共和党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团的名声，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极坏的名声”。事后，他这样解释了参加费城大会的原因：最初当布什总统邀请我在大会上介绍他的时候，我不是震惊就是惊讶，因为我不是共和党人呀！但是，如果我告诉他，“对不起，我不想介绍你”，那么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共和党人。可是，我不是一个看标签的人，而是一个关注实质的人，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共和党的标签并不足以成为我拒绝他的理由。
　　事实上，在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考德威尔在堕胎、“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以及枪支管制等关键问题上，与布什的意见相左。
　　但是，两者的政见分歧并未阻碍他们深厚的个人情谊。从2001年1月起，考德威尔多次在白宫过夜，在许多白宫内幕人员的眼里，他和布什的关系可能是自后者入主白宫以来保持的最亲密的属灵友谊。有趣的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考德威尔是唯一一个不愿与我私下谈论布什个人信仰的亲近的属灵朋友，而且，总统在我可以采访的和总统关系密切的朋友和亲属的名单上刻意地遗漏了考德威尔。当我向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求证，这是否因为布什成为总统后，考德威尔是他最亲密的祷告朋友，那位官员点头表示同意。
　　布什总统显然想保护这个牧师免遭他的教堂的和休斯敦非洲裔美国人社团的一些成员的批评：说他身为民主党人却和一个共和党人交往甚密。罗夫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布什与得克萨斯州超大教会的著名非洲裔牧师和白人牧师在休斯敦做祷告，其中一位白人牧师建议应该向大众宣传此事，其理由是展示与非洲裔牧师一起做祷告可以给布什带来政治上的亮点。罗夫说，当时布什的回答是：“不，不可以。你负责属灵的事，政治的事我来管。”
　　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像考德威尔和埃文斯这样的人愿意冒着被攻击的风险与一个共和党总统为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知道，布什尽全力不让人们误解他试图利用与他们的关系捞取政治资本。布什尤其要避免人们怀疑他与考德威尔的友情是一种讨好非洲裔美国人的手段。虽然这位白宫官员承认，至今，布什对他的许多属灵上的友谊和交往一直保持隐秘，但此官员也同意，柯比乔恩·考德威尔可能是布什最亲密的牧师朋友。
　　尽管布什有这些防备，但是考德威尔还是经受了批评，这批评虽然是另一种的，但却源于他和总统间的亲密关系。考德威尔在2001年1月在首都华盛顿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做了祷告，他因此遭到了攻击。考德威尔并没有做一番常规通用的祷告，而是以圣灵降临教派的方式祷告，祈求保佑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劳拉：“我们宣布并声明，敌对他们的任何武器都不会成功。”这番祷告本来几乎可以被所有的人接受，若不是他讲了这样的祷告结束语：“以超乎万名之名，耶稣基督，让所有同意的人说阿门。”事后，他对一位宗教新闻社（Religion News Service）的记者说：“确实有你应该公开明确表态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是以耶稣的名义祷告的，现在也没必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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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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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期间结交的牧师朋友的圈子远不止克雷格、考德威尔和埃文斯。实际上，他与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的大型白人教会及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牧师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以至于他们有时还邀请布什去他们的教堂讲道。布什最出色的讲道之一就是1999年3月7日在伍德威街的休斯敦第二浸信会堂的巨大主堂的讲道。此前的星期二，他已经表明将在星期日公布他将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探讨他是否应该参加总统竞选的问题。这个教堂的主任牧师——一位受人欢迎的、快活友善且看上去身体健康的爱德·杨牧师——却在得知布什将于星期日公布计划时几乎犯了心脏病。随后，精明的杨把布什请到了教堂大楼顶层他自己宽敞的个人办公室兼阅览室，布什刚在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上落座就马上对这位震惊不已的牧师开诚布公地说道，“我相信我受到召唤去竞选总统”，杨说，他那时脑子里的警钟马上响了起来，他明确表示，如果布什打算利用教堂的讲坛公布一个政治计划，那么就将收回讲道邀请。布什向他重申：他没有这样的打算。
　　布什这番讲道非常精巧地、几乎是经典地表达了他的信仰要点，以及他认为信仰应如何与政治生活相结合的想法。（此证道全文见本书附录。）在善意地开了个关于循道会的洗礼方式(点水)与浸信会的洗礼方式(全身浸在水中)的区别的玩笑后，布什便对听众敞开了心扉，他说：你和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信仰能改变生命。我们知道信仰可以改变得克萨斯州，我们也知道信仰可以帮助改变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生活的框架，它给予影响我们所作所为的灵与心。每一天它都给予我们希望。信仰给予我们意志去纠正错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去将价值观教给我们的孩子。信仰给予我们良心，使我们诚实，即使身边没有人看着。而且,信仰能改变生命。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因为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
　　布什简要地提到了1985年他和葛培理在肯尼邦克波特那次众所周知的会面。他还谈到了在得克萨斯州实施的各种信仰倡议，包括监狱团契的“心灵改变”的监狱事工。他再三强调，他坚信政府那些改善社会状况的计划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转变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他说：
　　但政府做不到的是——看来这是过去30年的空指望——政府无法使人们彼此相爱。我真希望我们能做到。我愿意签署那样的法案。或者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需要花多少钱就能使人们彼此相爱，我们就通过并乐意通过那个预算——“爱的预算”。然而事情的真相是，爱不是来自政府。它来自品行端正的得克萨斯州人的心与灵。文化是通过一次次的同情行为而改变的。这就是文化变革的方式，而少了我们哪一个人的参与都不行。当然，这再一次重申了布什对信仰、基于信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变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于他和奥拉斯基、麦格内特以及他的得克萨斯州的牧师朋友们的会谈。
　　另外，在一个不寻常的离题中，布什将他谈话的焦点转到了几个月前对以色列的出访。尽管它不是布什在1999年3月讲道的主题，可是他的评论早就预示了他的政府日后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是什么。当时他说：“我们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被信仰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1998年12月，布什访问以色列的时候，美国政治观察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会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但他那个时候正处于不同寻常的中间阶段：他已经以绝对的多数重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但就职典礼——和马克·克雷格牧师的关键的布道——将在州选举的两个月后才举行。尽管作为州长，布什已经访问过墨西哥，而且在1975年也去过中国，但是，特别是与另一名共和党的总统职位的竞争者参议员约翰·麦克恩相比，布什还是外交事务上的新手。如果布什要成为美国总统，他需要增加知识，最好是通过直接的经验。出访常年纷争不断的中东地区便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1998年感恩节的假期期间，布什和劳拉飞抵罗马，在那里与他们的一个正和学校访问团一起访问罗马的女儿会合。3个共和党的州长——马萨诸塞州的保罗·切卢奇、蒙大拿州的马克·拉奇科特和犹他州的迈克·莱维特，几名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布什的美国犹太人朋友和布什一家聚齐后，就向以色列进发了。这次旅行是由美国的全国犹太人联合会赞助的，这个联合会是一个倾向共和党的强烈支持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政策的游说组织。他们到达以色列后最先的一项活动就是11月30日在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代表团也见到了总统埃泽尔·魏兹曼、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以及反对党工党的领袖们。
　　这次行程的亮点之一是代表团员乘坐直升机对约旦河西岸——许多以色列人有意使用了《圣经·旧约》中的地名称其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巡视，由当时的外交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带领。当直升机低空飞过朱迪亚的山丘时，在25年以色列国防军职业生涯中荣升为少将军衔的“阿勒克”（阿里埃勒·沙龙的昵称）得意地指出，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他才十几岁时当兵打过仗的地方。
　　布什事后说，他就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对以色列的国土如此之小感到惊讶。然而，比深入了解这个面积虽小但政治意义很大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晚宴以及与沙龙在飞机上的交谈，他好像与沙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在代表团即将返回特拉维夫之前，沙龙与这些美国人道别的时候，一个以色列的陪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布什热情地握着沙龙的手预言道：“你知道，阿勒克，我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你也可能成为以色列总理。”根据这位观察者的说法，沙龙一边大笑着一边回答说，他这个在以色列政界有争议的人物当该国的总理是很不大可能的。（对沙龙有争议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沙龙由于一场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被迫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在这起事件中，当时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武装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屠杀了许多巴勒斯坦平民，而当时控制着贝鲁特绝大部分地域的以色列军队却在一边袖手旁观没有出手制止那起杀戮。）然而，沙龙确实在2001年2月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当选为以色列总理。
　　著名的以色列新闻记者乌里·丹，沙龙多年的好朋友,有时候也是沙龙的代言人，他回忆道，1998年12月1日的晚上，在沙龙带着美国客人在直升机上巡视西岸之后，他接到了沙龙的电话。丹问道，西岸之行怎么样？
　　沙龙回答：“非同一般！对我来讲有个好机会把我们的想法解释给一个重要的美国人士听，他想了解我们的安全问题以及我们对领土的依恋。我不知道在本世纪的最后25年里，以色列的领导人中还有哪一个急于为这个国家的权利去‘布道’的。”沙龙这席话表明了两个要点。首先，他把3位美国州长中的一位确定为“重要的美国人士”，也就是布什；其次，身为以色列高级官员的沙龙，正在为以色列为何需要保护《圣经》所说的核心地带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做了有成效的、保守的和以色列民族主义式的辩论。他认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急于为这项使命作辩护。

任职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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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丹的叙述，布什对沙龙给他们看的土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是个绝好的听众，而且问了“详细全面的问题”。这位记者说，布什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实现的成就表达了明显的钦佩。他还对沙龙说：“如果你笃信《圣经》像我一样笃信《圣经》，那么你就知道非凡的事情会发生的。”
　　很显然，在1998年最后几个星期的那3天里，一个未来的美国总统和一个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之间非常有意义的私人友谊成长了起来。2001年2月，总统就职典礼的几个星期后，在沙龙战胜了工党和它的联盟取得决定性的竞选胜利后，布什是最先给沙龙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中的一个，布什对沙龙说：“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不是总统，你也还不是总理。”
　　在沙龙当选后的一个月，他处理完组阁任命的复杂程序后，便开始了对华盛顿的首次官方访问。乌里·丹当时也在场，沙龙还将他介绍给了布什总统。丹回忆道：“我采访报道了所有对美国的出访。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之间存在像他们这样的可信性和诚实性。我那时就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那是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布什总统在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各种交往中非常令人侧目地支持以色列政府。虽然，布什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观念的美国总统(在2002年6月的讲话中)，但是他一直坚定地拒绝邀请前巴勒斯坦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到白宫访问。沙龙过去也同样拒绝与阿拉法特握手，并坚称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如同和一个恐怖主义的杀人犯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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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在成为总统之前没有公开陈述过他对以色列的见解，当了总统，他也一直小心避免使人认为由于他的个人基督教信仰而在阿以冲突中可能更加同情以色列之嫌。哈里·杜鲁门之后的其他美国总统，也不时表达过他们对以色列国家本身的存在具有很强烈的情感反应。
　　例如，尽管杜鲁门或许不是一名福音派教徒，但他曾经多次提到他在主日学校的课堂上学到的《圣经》里的以色列国。他有时把自己想成波斯国王居鲁士，他使遭受放逐的犹太人能够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他们在那里的神殿。实际上在1948年5月，尽管面对国务院的强烈反对，杜鲁门还是作出了承认新建的以色列国的决定，这反映了他出于直觉的信念：以色列就道义上说应以一个主权国的形式存在于中东。
　　生长于贵格会教徒家庭的理查德·尼克松对以色列也有一种基于道义的责任感，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期间，这种责任感得以表露。虽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想暂缓美国对在两条战线上处境极其困难的以色列军队给予军援，但尼克松却更倾向一个全面积极的计划，把尽可能多的军备尽快空运至以色列。此外，当1973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威胁将动用苏空降师去解救被沙龙将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并插入的、以军包围着的埃及第三军的时候，尼克松命令全球的美军力量进入戒备状态。如果苏联试图在中东进行危及以色列安全的军事干涉，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与美国开战，这种暗示性的威胁迫使苏联放弃了初衷。
　　自称是重生基督徒的民主党前总统吉米·卡特也对《圣经》历史很感兴趣,他认为以色列的未来对世界具有深远意义。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充当有时简直是死敌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中间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它们签署一项和平协议。实际上，卡特作为总统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确实做到了那一点：像助产士那样帮助埃及和以色列在1979年签署了戴维营和平协议。
　　罗纳德·里根对“末世”事件的基督教解释非常感兴趣，它预言了哈米吉多顿的最后大战中以色列会和一个与世界的独裁者联盟的军队展开关乎以色列存亡的决战。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的是通过挫败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LO)的努力来根除恐怖分子对以色列北部的火箭袭击，从而使美国处于出面制止以色列的压力之下。当年的里根政府发现不得不介入磋商一项协议，允许PLO毫发无伤地从贝鲁特撤到突尼斯，同时要求以色列军队阶段性撤军至黎巴嫩的最南部。
　　到了老布什的总统任期，由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继续扩展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许多以色列人反对“定居”这种称法），美以两国的关系冷淡了许多。
　　比尔·克林顿缓解了双方的关系，他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与以色列领导人的热情友好，又使美国犹太选民相信，他虽然是个坚定的民主党人，但对于使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的敌意和恐怖分子袭击时能保持强大的措施他总是支持的。按照接触过克林顿的福音派新教会的教徒们的说法，克林顿对《圣经》上教导的各种问题，从战争与和平到死刑的处罚到同性恋婚姻，具有广泛的认识。他似乎并不拥有的是一个足够坚定的基于《圣经》的道德信念来引导他在个人方面做出与他的实际行为不同的表现。
　　与克林顿相比，布什多年来在不同方面都以《圣经》的教义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以色列问题。尽管一些包括福音派教徒在内的基督徒认为《圣经》对当今以色列国的重建是沉默的，但另外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人，坚信“外邦人”（《圣经》的称法，指非犹太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支持和保护现代的以色列国。鉴于合理的外交原因，布什总统不能公开阐述他对以色列的可能被认为是神学上的观点。但是，一位坚定的基督徒的私人朋友，很了解布什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他坚称总统确实对以色列的存在持《圣经》意义上的赞同的个人观点。布什对以色列的亲和力是与他对上帝的信念相关联的，他相信上帝通过历史来运转，而且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犹太人民的爱。他的这种亲和力并非基于关于末世发生过程的任何预言性的描述。明白布什的这一属灵观点是重要的，因为他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使他惹上了与美国犹太人的麻烦，此事的报道遮盖了布什1998年出访以色列的报道。1993年，在他第一次竞选州长之前，他对一个记者讲过关于他和母亲争论什么样的人能进入天堂的故事。这是复述过多次的故事，关于巴巴拉·布什给葛培理牧师打电话请他定夺她和布什的神学争论的故事。然而，在1993年的复述中，布什说的不是“重生”而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能进入天堂。这个含义是清楚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上帝很可能会把非基督徒拒之于天堂大门外。
　　在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里，巴巴拉和她儿子辩论的焦点是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谈的是“重生”，而不是与印度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信徒或佛教徒相对立的“基督徒”。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的基督徒愿意用“重生”指对耶稣基督做过个人承诺的人，而且承诺得越公开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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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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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故事所有的版本里，葛培理都是电话里的请教对象，他在电话里首先肯定了布什基于《圣经》关于进入天堂的条件的贴切理解，但他还是巧妙地劝告道，不应以此来作为判断他人的依据。1998年末这场关于布什立场的争论是由山姆·豪·威尔霍夫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大约8000字的文章引起的:“根据布什的回忆，葛培理说：‘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同意乔治的说法；《新约》一直是我的指南。但我要警告你们两位：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你们俩是谁啊，想当上帝？’”
　　布什在1998年12月初从以色列回来后，他发现记者们对那个故事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他就以色列的总体认识。在1998年12月4日奥斯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尝试平息这场风波。他解释道：“我的信仰告诉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世主是我的救赎，而且我坚信不疑。州长的角色不是决定谁该进天堂。我相信是上帝决定谁该进天堂，而不是乔治·W布什。”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脱身。反诽谤联盟的理事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要求——并得到了——布什澄清他立场的书面道歉。布什在1998年12月8日的道歉信中写道：
　　我从来都无意去评判他人的信仰。关于天堂的判定不属于政治领域，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是由更高的权威掌控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在谈及我自己的个人信仰时，我绝对无意暗示对任何其他信仰有任何蔑视或诋毁。在4年的州长任期里，我确立了一个积极的基调，它表现了我对所有信仰、所有背景和所有行业和地位的个人的尊敬。
　　福克斯曼后来说他接受了道歉，而且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
　　布什这么说，几乎毫无疑问没有掩饰。像许多虔诚的基督跟从者一样，他看来没有让他自己的信念,即对耶稣基督作出个人承诺,成为与其他信仰的信徒保持良好关系的障碍。在当总统之前，布什看来从未压抑自己去表达对犹太人民的强烈友情。
　　布什1999年3月在休斯敦第二浸信会教堂的讲道中，同时在《重责未了》中都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在赴以色列的旅行中，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友爱深深地打动了他。当时，代表团走访了加利利海和八福山，传说耶稣就曾在这里讲的登山宝训。在布什对这次游览——以色列旅程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的回忆中，代表团的一名外邦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跪在加利利海边，握住代表团里的一名犹太人的手，将他们握紧的手一起放进海里，并一起祷告。布什描述了那个外邦人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是怎样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古老圣歌的情形。《重责未了》中全文引用了此歌的歌词，而且歌词看来几乎是布什对犹太人的强烈同情心的共鸣，歌词是这样的：时辰正临近，
　　先知久远有预言，
　　众人共聚一处——
　　羊群都归于大牧者。
　　犹太人与外邦人，
　　远方各处来相聚，
　　围着圣坛跪拜——
　　一位共同的主。
　　总之，看来布什认识到犹太教徒和外邦人之间，更具体地说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在信仰和见解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看来他和大多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一样对犹太人民有出于直觉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他们各自信仰的共根性及共享的宗教经文。许多犹太人还不能接受美国基督徒的这种亲和感，可以理解，他们还记得在过去不太久远的时期，在欧洲，一些对他们迫害最深的人也曾自豪地称自己为基督徒。但至少在美国，在不同与较早时代的近几十年里，如果基督教福音派与其前身有显著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犹太人的深厚同情和对以色列国的有力支持。看来布什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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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什开始了十年之久的转变，即他的行为比较符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认为的一种基督徒应有的行为，他对犹太民族的认同只是这种转变的成分之一。1986年，他突然之间戒了酒，几年后，他又放弃了吸烟和咀嚼烟草。他的语言依然可以被宽容地称为是“丰富多彩的”，而且甚至在总统竞选期间，当有人冒犯他的时候，他有时还会说出咒骂的话。但在其他方面，他正表现出精神上的慷慨宽容和深深打动了密切关注他的人们的个人行为。
　　阿黛尔·马戈是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艺术画廊的拥有者，她的家连续四代都居住在此。马戈在布什任州长的时候就与布什和劳拉关系不错，这是因为劳拉对埃尔帕索（她母亲的故乡）和得克萨斯州其他地方的艺术计划很有兴趣。身为虔诚的浸信会教徒的马戈一家与布什一家的友谊相当亲密，曾被邀请到奥斯汀的州长官邸和后来的白宫做客。在布什家里看到的事情让他们感动。例如，布什一家很不寻常地关心他们的女管家——叫玛丽亚的单亲母亲——和她女儿的生活与幸福。马戈说：“在官邸（他们家的）姑娘和她一起玩。玛丽亚告诉我，他们出钱把（她女儿）亚里克斯送到奥斯汀的一所私人的圣公会学校。（布什一家）从不说此事。他们说得很少。”
　　马戈自己家的女管家本人也在白宫住了几晚，与总统全家共进晚餐。马戈说：“进餐时，他们要祈祷，布什祷告时是多么得问心无愧、毫无顾忌，这一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有这种自我贬低的幽默。他并不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得。这属于他们的人生道路，这一人生道路就是他们的一切。”［在这里“人生道路”（walk）是新教福音派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以耶稣为榜样来生活。］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在信仰网（Beliefnetcom）上接受采访时，他本人谈到了“人生道路”。“当被问到我的宗教信仰时……我铭记在心的是要走那条人生道路，”他说道，“那是我作为总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当你跟着耶稣行走时，有信仰的人们就会与你同行。”
　　布什夫妇的其他亲友也有类似的评价。布什对他多年的朋友忠心不渝，这一特点倒并不一定和他的信仰有关，但他表现出有这一特点。阿黛尔·马戈对此颇有感触，布什当选总统后，他与任州长的时候、在得克萨斯州牧人队做合伙人的时候和甚至更早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继续交往。“他们不忘朋友，”马戈说，“不是那种他们高升了就去结交更重要的朋友了。在我住的地方我们不去投票，要投就投民主党的。但是他让大家明白，他是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愿意花时间与不认识他的人们交往。他花时间在极普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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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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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2000年总统竞选进行的时候，得克萨斯州一些是坚定基督徒的朋友们注意到布什的信仰似乎比以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女士(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她与布什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当她最初成为劳拉朋友的大学时代，她回忆道：“在总统竞选时期，布什信仰的极大显露使我们的关系更紧密了。我开始观察到可能自始至终一直都存在的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看来他的信仰正在变得更加深刻，当然也非常真实。他热爱上帝的话语（指《圣经》），而且他的祷告生活很丰富。”
　　劳拉的这位朋友开始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他们寄一些鼓励的短信，信中有《圣经》的经句。在总统竞选期间，她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复，但当她和丈夫被邀请到白宫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庆典活动时，新就职的总统走到她身边深深拥抱了她。他说：“在竞选期间，你一直非常鼓励我，我现在到白宫了，你还得一如既往呀。”
　　布什的信仰不断被表现出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通往白宫的路上他的信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像所有的总统竞选那样，竞选活动本身使人筋疲力尽，而布什还发现自己始终面临着挑战和需要作出能力之外的努力。在预选期间与共和党其他候选人的激烈对话有时很尖锐，但还没有到残酷的程度。但在着手2000年大选时，布什面临阿尔·戈尔的挑战，压力陡然增加。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打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牧师朋友们，特别是给詹姆斯·罗比森和柯比乔恩·考德威尔。考德威尔说，几乎与布什的每次谈话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按照在竞选期间有时跟随布什的唐·埃文斯的说法，布什差不多总是在床边放着他的《圣经》——这个习惯最早是他妈妈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发现的。埃文斯说道：“我和他（住同一家酒店）的那些夜晚，当我往床边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他就天天都律己地阅读《圣经》。”
　　后来出任白宫新闻主管的竞选期间的新闻发言人凯伦·休斯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她和竞选助手以色列·艾尔南德斯在竞选期间几乎天天和布什在一起。她回忆道：“我很早就知道他每天都读圣经。在竞选期间，他有时就会说起他那天早晨读过的经文。他交替阅读《一载圣经》和奥斯瓦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有时，他还从他那本（钱伯斯写的）灵修书中复印一页给我。正是在竞选期间，我意识到了他的信仰对他来讲有多么得重要。”
　　这个评论可能比休斯认识到的更具有启迪意义。身为州长新闻秘书的休斯很清楚，布什与许多得克萨斯州的主要牧师之间有着牢固的友谊，他与像唐·埃文斯那样的长期查经的朋友之间有着亲密的私人友情。她也知道那些自带午餐在州长官邸举行的查经班，也知道有些虔诚基督徒的职员们时常给布什一些《圣经》中的鼓励经节。但她似乎没注意到的是布什的那种“火线信仰”，它最初是在布什竞选期间表现出来的，而后在美国受到“9·11”袭击的时候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但是，大选没能对自2000年春季以来进行的政治竞赛提供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布什先要面临的就是11月7日大选后令人非常难熬的日子。这些难熬的日子将要持续34天，直到最高法院最终通过反对对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再一次进行人工统计的裁决。最高法院由9名终身大法官组成，其中5名赞成此裁决，4名反对，从而反映了它的争议性。尽管如此，裁决的通过证实了布什获得了当选下届总统足够的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的票数。他的胜利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而与他并不是全美选民多数票的获得者无关。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是由选举人团的投票决定的，而不是由是否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决定的。各州的全民投票决定了该州在选举人团的代表应投哪名候选人的票。因此，只要总统候选人在某个州获得过半数该州的全民投票，那个州所有选举人团的票数都属于他了。这一有争议而复杂的选举过程意味着，即使候选人在全国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他也有可能因得到足够的选举人团的票数而获胜。2000年的大选正是如此。
　　在这一段又长又不明朗的时期——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同样都十分受折磨——可以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布什陷入了两难之中：是要像有望被宣布获胜而表现出总统般的气派；还是要显得谦卑和谦虚，等候裁决。劳拉大学时的那位朋友记得，自11月7日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12月12日那段不明朗的日子，她遇到了布什，而且“对他当时的自恃和沉着大为惊讶”。她也观察到劳拉同样表现出超凡的镇静，在确认她丈夫已经赢得了大选之前，她不愿讨论甚至像就职典礼上的服装这样的问题。
　　一些朋友注意到，布什夫妇对他们落选的可能性似乎表现得泰然自若。在获悉布什可能进入白宫后，布什那位用《圣经》鼓励他的得克萨斯州朋友把《圣经》里一段合适的经文交给了布什，经文摘自腓立比书2∶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她又补充了一句：“看起来你很快会被授予一个现世的冠冕。”布什显出爽朗的笑容。几天后，当CBS电视台新闻采访小组结束了他们对现已被证实的2000年大选获胜者的采访后，在小组拆卸设备时，她走进州长的官邸并这样祝贺他：“圣诞快乐！总统先生。”

令狐药师

实践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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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是对良心的呼唤。
　　——乔治·W布什在2000年11～12月期间，选举后那不明朗的34天的考验想必使乔治·W布什想到一切政治权势的脆弱性。这一考验无疑迫使布什犹如千百万美国人一样，跪下祷告，他们担忧的是如果他的对手当选总统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布什历来说，他从不为“赢得”竞选祷告，也不为要在某个特定的政治斗争中取胜而祷告。他在2000年大选前接受《20/20》新闻脱口秀的采访时告诉老牌女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我不为得选票祷告，也不为股市上涨祷告。我是为力量、耐心、爱和理解祷告。”但他一定做了这样的祷告：他也许不会当选，他要是当选的话，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能担当起此重任。
　　在《重责未了》中，布什很清晰地指出，他把整个政治生涯视为他的信仰之路。他写道：“如果我不相信有那能超越所有人的计划的上帝的计划，那我就成不了州长了。”并补充说：“我确实从来没有刻意对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步骤进行过策划，也肯定从未为了达到更高的官职而参加某个官职的竞选。”布什的批评者和对手们对此不会有争议，他们把他的职业生涯看作是一连贯的幸运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他运气好、生在一个卓越而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族。布什任总统以来，他明智地从未试图推测上帝特意“召唤”他做总统的旨意。但是，很可能从任期开始，他就将总统视为完成上帝旨意的途径，即使他自己对上帝的旨意毫不知情。他持有的这种信念与美国及世界各地千百万将生命奉献给上帝旨意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区别，即使他们中也没有几个清楚地知道那些具体的旨意是什么。
　　布什确保从就职典礼之日起随后的日子里，所有可能的牧师祝福和礼拜仪式都安排妥当。在就职那天所有的公共庆祝仪式之前在拉斐特广场圣约翰圣公会堂举行的崇拜仪式上，布什请了马克·克雷格牧师“说教”。据某知情者说，这位尚未就职的总统独自在教堂里祈祷了半个小时，作好了宣誓就职的精神准备。
　　随后，在国会山的就职仪式现场，除了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的仪式结束祝福祷告外，还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也做了祷告，他是代替他病弱的父亲葛培理博士来的，葛培理数十年来一直是总统就职典礼上的必要角色。
　　布什的就职演说既意味深长又言简意赅，只有15分钟，是几十年来最短的就职演说之一。他呼吁在美国政治中开创一个文明的新时代，呼吁美国领导全球的自由事业。当数千名参加仪式的群众在一月份那潮湿寒冷的天气中打寒战的时候，他呼吁美国人要为“一个公正的、充满机会的统一国家”去尽力。他说，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比我们自身更大的大能者带领我们，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平等的我们，我们对团结并带领我们前进的原则充满信心”。他间接地提到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倡议，那是他在竞选中已经宣布的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社会计划。他说，政府有它重要的作用，并补充道：“有些需求和伤痛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只能对良师益友的抚摩或牧师的祷告有反应。教会和慈善团体、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都将它们的仁爱给予了我们的社区，它们在我们的计划和法律中将得到受尊敬的地位。”
　　在布什的演说中，他也提出了需要呼吁人民关注个人责任的主题，这是他渴望转变美国文化的一个关键成分。他说道：“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并不是寻找替罪羊，是对良心的呼唤。”在总结他的演说时，他引用了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弗吉尼亚政治家约翰·佩奇的一段谈话。杰斐逊问道：“我们知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你不认为有个天使驾驭着旋风指挥着这场暴风雨吗？”布什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故事的作者不是我们，而是将时间和永恒充满他的旨意的那一位。然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义务中得以实现，而我们的义务在相互的服务中得以履行。”
　　一返回白宫，甚至在下午和晚上的庆典之前，布什总统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号召全国人民将第二天即星期日作为祷告感恩日。接着还有一次教会崇拜活动，这次的地点是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由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证道。与布什本人的普世基督教合一背景——圣公会、长老会和循道会——相一致，华盛顿地区的资深循道会会督费尔顿·E梅牧师也在场，同时还有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犹太教的拉比也被邀请。没有一名看到这些情景的观察者会有疑问,即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是严肃地对待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并欢迎各种美国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人们同他一起赞美对待信仰的这种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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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执政初期的白宫以常叫比萨饼外卖和深夜的政策研讨会而声名狼藉，因为当时共和党对国家首都已统治了12年，而那些对华盛顿不熟悉甚至对总的政治体系也不熟悉的年轻下僚对政策的优先性还搞不清。布什总统，如同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里可能使用链锯切割林下灌木那样，生硬地停止了这种随随便便的习惯。在白宫里无论何处何时，男的都要穿西装外套打领带，女的则是职业套装或连衣裙。作为对自己的约束，布什甚至都不允许自己不穿西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如果他在完成了一天的正式工作回到白宫的私人住处时还需要亲自返回办公室取文件的话，他为了走回西翼区的椭圆形办公室这几步路还要重新换上西装，回到私人住处后再换回休闲服。
　　与前任总统的另一个鲜明对照就是布什总统极端强调准时性。他的前任曾经在1993年让老布什在交接权力时等候，而且2001年1月20日布什进入白宫部门进行正式交接仪式时，他也迟到了。布什曾经简短地评论道：“迟到无礼。”
　　其他的文明举止也同样得到倡导。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布什开会时，如果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手机骤响，他会非常恼怒。2003年底，一名白宫西翼的接待员对认为整个白宫实行的是近似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正规礼仪的评论作了如下回应：“是从最高层做起的。”事实上，尽管这些礼仪并不具体地与布什的个人宗教信仰有关，但他自己生活中对祷告和查经的自律仿佛也渗透到了每一个与他一起在白宫工作的人的工作习惯之中了。
　　内阁会议经常都是由祷告开始，通常由总统指定的内阁部长做祷告。当然，布什的第一内阁中有几个成员是非常虔敬的甚至是直言不讳的福音派教徒，从司法部长约翰·阿斯克罗夫特到商务部长唐·埃文斯。在白宫进餐的开始，同样也是由布什总统或者他邀请的某人做祈福祷告的。尽管如此，一位在总统任职早期到克劳福德农场的访客也注意到，布什努力不使非基督教客人尴尬。一名犹太职员也有类似经历：布什总统请他以自己的信仰习惯做餐前祷告，而他就自然得体地做了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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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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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的犹太职员们当然很快就意识到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占据了白宫的重要位置。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乔治亚州一名非洲裔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就公开地申明自己的基督教见证。她的信仰源于作为牧师子女的自幼熏陶，但这却曾处于生活中的次要地位，而处于重要地位的则是一名一流的前苏联和俄罗斯事务的专家和具有音乐会演奏水平的钢琴家。几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她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超市里遇到了一位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陌生人，当时赖斯在该校已晋升到了高级的学术和行政的职位，那位陌生人问赖斯是否愿意在即将举办的教会野餐上弹钢琴。她答应了，从而发现自己被长老会的教会生活吸引回去了。赖斯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教会里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作了见证，并在每年一月末或二月初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参与者。她与布什和劳拉多年的密友关系至少部分是源于他们共同的信仰。
　　2001年新一届的乔治·W布什政府明确表示，鼓励白宫雇员在工作场所——包括白宫和部分白宫雇员所使用的相邻的旧行政办公大楼——组织查经班和祷告小组。据一位白宫高级雇员讲，2003年底，在白宫和旧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每星期有7个不同的查经班或祷告团契在活动。他说，500位白宫雇员中大约有200人都以某种方式参加这些聚会。很少有哪一届政府如此主动地、公开地鼓励其雇员中的查经班和团契。
　　在布什领导的白宫里，虽然有持各种神学观的犹太人——从犹太教改革派到正统派——占据了很高的职位，但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一个明显基督教化的政府里工作。戴维·弗鲁姆，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也是布什总统新任政府第一年的一名演讲撰稿人，在早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弗鲁姆回忆起，他进入白宫谈他未来的工作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真的就是：“查经时没见到你。”其实，这不是对弗鲁姆而是对陪他一起进入大楼的人——总统演讲的主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说的。毕业于可能是全美最好的私立福音派大学惠顿大学的格尔森是白宫内的基督教活动的常客。可是，弗鲁姆误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的，他说，那话着实令他不安，并说它确实让像他那样的“非基督徒感到惊惶”。但弗鲁姆克服了他最初的惊惶，并逐渐赞赏随布什而来帮助他制定并执行他的政策的福音派信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弗鲁姆评论道：布什白宫的福音派信徒是白宫里最温和的人，他们最有耐心、最不好争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决定白宫的基调，而结果却是我很少在办公室听到大嗓门的愤怒声——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像电影里的白宫镜头：用手指着对方对质的情景。
　　然而布什很清楚，如果他断然坚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就会面临两难的境地，因为他已不仅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更不仅是一名共和党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的被提名者，他现在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一方面，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美国一些保守派基督徒的热情，以便继续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消除持有其他各种信仰的美国人的顾虑——比如那些最显著的群体，犹太人和穆斯林，以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世俗论者，让他们知道他不会把总统职位作为一个欺小凌弱的讲坛，向美国人灌输他自己的那种基督教保守主义信仰。实际上，怀疑布什想要打破政教分离的围墙或认为他可能已经做到此事的“鼓声”从未完全平息过，尽管布什强烈表明他没有意向去做任何这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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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一样，布什也参加每年仲冬一月末或二月初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该祷告会是个盛大的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州的男女、海外的基督徒、外国政府的来访者、驻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许多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总人数约有四五千人。演讲者从特雷莎嬷嬷（1993年，与克林顿总统一起)这样的著名人物，到完全不出名的基督教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体现出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和纯粹的无私事业。
　　作为祷告早餐会程序的组成部分，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而且他们也都这么做了。里根和老布什的演讲倾向于使早餐会具有明快的气氛，比较短小精悍，讲述自己信仰历程中的轶事。有一年，克林顿在演讲的开场白中说起他与希拉里在前一天晚上探讨他该讲什么，这意味着，准备好祷告早餐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折磨他几个月的重要事情。但是，布什在2001年2月首次出席祷告早餐会时深知自己需要出言小心谨慎，因此发表了经过精雕细琢的有关他信仰的演讲。事实上，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对自己出席这一场合进行的辩解：
　　美国的《宪法》禁止在任命和选举公职时考虑宗教因素，其实本该如此。美国总统既为有各种信仰的人民服务，也为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民服务。但我意识到，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我的信仰能帮助我，信仰教人谦卑。正像劳拉常说的，我有时也需要服一份剂量的谦卑。
　　这是我们国家承认超越我们能力的大能者、超越我们影响力的影响力、超越我们智慧的具有引导性智慧的一天。美国人民的性格刚强而自信，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勉为其难地说出自己对上天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知道我们造物主的每个设计，或断言拥有特权获得他的偏爱。然而，我们应该停顿一下，承认谁是过去多年来我们的伸援者和来年我们的希望。
　　显然布什在力图将自己归入近似“公共宗教”（civic religion）传统的美国总统的基督教，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次提出的。艾森豪威尔在表明他自己对信仰的赞同时，说了如下的名言：“信仰对美国人民有益，我不在乎是什么信仰。”
　　布什在祷告早餐演讲中的谨慎可能部分缘于对他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笨拙的演讲风格和不时出现的发音及语法错误的苛刻批评甚至奚落。2001年3月29日，同样是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第57届广播电视通讯记者联合会的宴会上，布什在一个使听众大为开心的演讲里公开嘲弄自己，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缓和批评者的不快或减弱自身的窘境。当他提及几本让大家广泛注意他的口误的书籍中的一本时，他自嘲地说道：这是书中说的，而且我确实这么说过。（笑声）“我知道人类和鱼可以和平共处。”（笑声），嘿，这话让你停下来去思考啦。（笑声和掌声）谁都可以讲一句条理分明的话，但像这样的话，那可就让人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了。（笑声）
　　我确实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么说过：“我赞同保护，那是你竞选总统时要做的，你必须保护。”（笑声）我现在一点都不清楚我当时在那儿说的是什么意思。（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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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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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在谈论“同情的保守主义”的话题时确实知道他讲的是什么。2001年初，布什的言行就好像他认为作为总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一种“同情的保守主义”的发展方式，以至于他改变美国文化方向的长远目标即可以实施。2001年2月，他任命约翰·迪伊尤利奥——智囊团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的一位前成员——为新成立的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办公室的主管。布什的目标既雄心勃勃又十分简单：将成功的基于信仰的倡议融入到一个应对从少女怀孕到沉溺于毒品以及贫困等最艰难的美国社会问题的全面计划中去。他的理念，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是联邦政府应该在财政资金和组织上向看来在应对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的由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是清真寺经营的公共机构提供支持。
　　迪伊尤利奥在达拉斯一次面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全国福音教派联合会——一个不归属现有的新教组织（如南方浸信会联会或主流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全国性教会的组织——的演讲中，有力地阐明了他的论点。他援引了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它们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都相信宗教信仰可以帮助解决美国目前绝大部分或所有社会问题。他还指出“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这一法律条款已经向有宗教性而非世俗性世界观的宗教慈善机构提供了联邦资金。该条款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为制定福利改革法律所做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两党的强烈支持，由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签署生效。此外，迪伊尤利奥还指出，慈善选择条款免除了宗教机构必须雇用与机构核心信仰不同的人员的规定，即使它们接受联邦资金。迪伊尤利奥声称，这一先例还可将联邦资助应用于如布什总统设想的扩大基于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服务上。
　　从一开始，布什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就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挠。有些宗教界的保守人物担心由于教堂、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能轻易获得政府拨款而可能变得堕落。一些激进的宗教分离派组织，如“美国方式的人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或“团结为政教分离的美国人”（Americans United for Separation Church and State），也担心总统的想法会导致宗教成为政府资金分配上的一个因素。有些批评者，包括出名的同性恋者，感到惊恐，担心那些申请联邦财政支助的宗教组织可继续在雇用操作上对同性恋性生活的反对。2001年初，国会正为制定一项能满足所有表达的差异很大的观点的议案而艰苦努力之际，甚至一些福音派组织也对计划提出了批评。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刊物《旅居者》（Sojourners）的创刊编辑。编辑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旅居者》既主张政府对社会服务的有力支持，又批评先前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其中包括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共和党对待福利的态度。它原先支持国会正在力争的基于信仰的计划。但是最终，沃利斯对此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推动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努力将紧缩现有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基金。在这一方面，沃利斯与许多主张更多政府参与应对社会问题的世俗主义拥护者的观点一致。2003年7月，在迪伊尤利奥开始工作的两年多后，沃利斯说道：
　　好心人感到被出卖，难以承受和压力大，因为他们要面对噩梦般日益增加的需求和逐渐萎缩的资源。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基于信仰的社会倡议不能取代良好的社会政策。
　　与此同时，迪伊尤利奥被国会山的某些人认为生硬粗暴、难以共事，并被白宫的一些跟他打交道的人认为，即使他不是不忠实也是个怪人。迪伊尤利奥于2001年8月辞职，工作时间还不到7个月。他的继任者吉姆·托伟是个比较易于相处的人，继任之前的7年里，他一直是特雷莎嬷嬷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另译“博济会”）的华盛顿地区的主要协调人。
　　托伟于2003年春参加了波士顿基督圣公会教堂的活动，强调了基于信仰的计划中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即政府要为修缮和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提供资金。基督圣公会教堂又名老北教堂，它是因美国革命战争英雄保尔·里维尔骑马报信而闻名。内政部部长盖尔·诺顿于2003年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317万美元用于修缮恢复该教堂。其他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物符合接受此项资助条件的有罗得岛州纽波特的图鲁犹太教会堂和巴尔的摩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托伟在谈到政府决定支持修缮基督圣公会教堂时说：“总统在此的要点是，这不是资助教会，这是在拯救国宝。”反对者则抱怨这些教堂现在依然用于宗教活动，因而暗示国家支助宗教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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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入主白宫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启动基于信仰的社会活动计划的努力似乎占据了政府大量的精力。但是，他在远离众目所瞩时也不声张地努力与美国的犹太社团建立良好关系，这一有政治意义的团体传统上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甚至有时是压倒多数地支持。2001年5月，布什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讲话表露了他对以色列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可能让一些听众吃惊。他直率地对他们讲：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与诗篇作者同样相信，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既没瞌睡也未深睡。了解我的政府不应该很困难，我们将为我们的原则大声疾呼；我们将支持世界上我们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就是以色列国……它是一个小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威胁之中。我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告诉他们，我的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掌声）我的政府将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也将追求所有以色列人民祈求的和平。
　　布什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快就超出了言语上的表态。从他的任期一开始，总统就继续拒绝会见巴勒斯坦当局主席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反克林顿执政期间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到白宫竟多达20多次的势头。2003年犹太新年的“敬畏的十天”期间，布什会晤犹太人领袖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关于以色列政府采取的行动上看法不一，他宁愿私下与沙龙交谈而不让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不满。这一点与他父亲时期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在遇到以色列采取令美国人感到恼怒的行动时。老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对那时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拒绝直接或间接地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如此恼怒，以至于在那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故意宣布了白宫总机的电话号码。其实，贝克就是想明确表示他认为在建立中东和平上以色列是那时的主要障碍。
　　但在2001年和2002年，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危险的武装冲突，以色列军队包围了位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总部时，布什与沙龙的公开友谊显然保护了这位以色列总理免受美国的外交压力。2002年，以色列的坦克包围了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后，据明尼苏达州的拉比乔纳森·金斯伯格透露，布什直接打电话给沙龙抱怨说，美国政府正在试图“边缘化”阿拉法特，而虎视眈眈的以色列军事压力却“再一次”将他“变成英雄和殉难者”。
　　布什支持以色列的姿态，更多是受与沙龙之间出于直觉的友谊和对美国的一个民主联盟本能支持的影响呢，还是他本身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对以色列的更深层的道德义务及对《圣经》的尊崇？这肯定无法得知。但我于2003年10月访问以色列时，一些以色列人曾经亲口对我说，布什是“以色列最好的美国总统”朋友。2002年6月，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布什总统宣布支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国共存的巴勒斯坦国的讲话非常愤怒而不是振奋。他的讲话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新建议——过去的美国政府从未公开支持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必须符合巴勒斯坦人为自己选择一个新领导人的要求。其实，华盛顿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国是有条件的，即阿拉法特下台。

实践信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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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斯伯格拉比怀着一位共和党的支持者应有的热情讲述了他与其他一些犹太教的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拉比与布什总统的会晤情况。但另一些与布什会晤的犹太领袖们对他经常表述的支持以色列国防和保护全世界犹太人的承诺意识都兴奋不已。2003年在和拉比们的一次会晤中，布什热情洋溢、有说服力地表示了他对全球各种反犹太主义的表现的担忧，之后一位与会者的话着实令布什目瞪口呆。这位与会者说：“总统先生，我没投你的票，但我现在认为如果1938年时你是总统的话，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总理沙龙是首批与新政府布什总统会晤的外国来访者之一。他于2001年2月布什赢得大选后一个月就来到华盛顿，那是在不寻常的环境下相识的两个朋友的一次热情欢快的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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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那次会晤之前不到一个月，布什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结识了另一位外国领导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最初的迹象显示，两人见面的气氛友好，但并不显得像哥儿们那样亲密。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在许多社会见解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布莱尔毕竟是布什的前任和意识形态的对手——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布莱尔过去经常对朋友讲，他如何欣赏克林顿，特别是他在处理政治事务上的机敏和有时卓越的才智。据说，布莱尔和克林顿经常数小时地通电话来探讨于1998年当政的布莱尔政府的早期的主题。布莱尔将此称之为政治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假设的中间地带，一边是传统而有损信誉的社会主义思想，另一边是冷漠、刻板的保守主义。
　　布莱尔于2001年2月抵达美国时，他受到了不寻常的优待，被安排在戴维营与总统会谈，只有为数不多的来访外国领导人享受如此款待。尽管如此，他们俩在首次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出两人之间有些拘谨，虽然表面上显得热诚。总统说，他们愉快地进行了“几次正式会谈”，并在戴维营内走了一圈。一位记者问总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比如在“信仰、体育或音乐”上有什么共同兴趣；这问题问得可能比记者自己意识到的更有洞察力。布什多少有些不假思索地说，他们都用高露洁牙膏，而且他们都喜欢在戴维营的健身房里锻炼。
　　其实，在这次英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中，发生了意义更为深远的事情。布莱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学牛津大学时成了基督徒，此时他亲眼见证了布什基督教信仰的真实和不矫揉造作。尽管在此次访问中，他们好像没有在一起祷告或读《圣经》，但在只有他们的夫人在场的私人晚餐上，他们确实做了饭前祷告。事实上，布什过去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不管谁来白宫、戴维营或克劳福德农场做客，他都要做饭前祷告。当然，布莱尔夫妇到戴维营做客时也会这样。因为那是一顿只有两对夫妇的私人晚餐，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是谁做的饭前祷告，但有祷告谢饭是无疑的，也许就在那一刻有种东西在两个男人的关系上扎了根。
　　看来通过这次访问，布莱尔认定他可以在深层次上信任布什，这种感觉确实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时，英国首相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一边，尽管这对他在英国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风险。他和布什同样认为，伊拉克是中东地区一个危险和无法预料的对手。但人们还是不能回避这样的感觉：布什向布莱尔灌输了从他的宗教信仰里产生的这种信念毅力。
　　布莱尔毕竟在学生时代，即在他成年后成为基督徒之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曾经苦苦求索过。他娶了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为妻，并经常和她一起参加罗马天主教的弥撒，然而他不在那里领圣餐，因为他没有正式加入天主教。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英国电视新闻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布莱尔，在2003年出访美国时，是否和布什一起做过祷告？布莱尔牵强地予以否认，并在镜头前顿显慌乱。当一名英国记者问布莱尔关于信仰的问题时，他那倔强的公共关系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作了著名的回答：“我们不搞‘上帝’那一套。”但是对白宫近距离的观察家，特别是对那些关注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观察家而言，看来布莱尔的基督教信仰因与他那大西洋彼岸的同行会晤而有了奇特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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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第一年将他花在外交政策上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墨西哥，当然这是“9·11”之前的事情。当时墨西哥的总统比森特·福克斯是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就见过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和福克斯在信仰理念或宗教见解上怀有共识，但布什那种凭直觉处世的方式，似乎使他对与墨西哥的关系高度重视。当然，解决墨美两国常年不断的非法移民的紧张局势对两国关系而言都是令人满意的硕果。但如果墨西哥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去那儿开采石油呢？布什对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丝毫没有他父亲政府内的一些人曾表露出的那种富有感情的亲和力。他八成会赞同与先前经常流露出对来自“北方巨人”有怨恨情绪的邻居和睦相处的。
　　实际上，墨西哥的石油蕴藏量明显比美国大得多，如果能得到精心开发，墨西哥能够使整个北美地区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甚至在忙于应付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持续危机之时，布什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后两年依旧致力于改善与墨西哥的关系，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使许多美国保守人士忧心忡忡。具体而言，他主张给予在美国的墨西哥工人合法的身份，那些人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但他们稳定的工作表现和完税情况已使其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部分。他脑子里是否想着美国今后在墨西哥石油方面能获得潜在利益？他明智地没有说这是或不是他的想法，但有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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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0年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犯过一次出名的英语语言上的错误，他说他的政治对手和批评家有时“错误地低估了他”。（“misunderestimated”，他将misunderstand“误解”和underestimate“低估”错误地合成了。）这话肯定没错。但奇怪的是，那些观察家低估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外交技巧的倾向却成了对布什也应该是对美国强有力的因素。这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又直接与他的信仰有关。
　　2001年6月，布什与大国领导人、俄罗斯的精明律己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第一次冗长的会议。这个持续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城堡内进行的，这是一个亲西方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当两人出来并在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时，布什的言辞让一些批评家听后认为，他对驻前东德的克格勃官员普京不仅感情用事，而且简直是幼稚无比。“我正视着这个人的眼睛，”总统对哑然失色的媒体讲道，“我觉得他非常坦率，值得信赖。我们的对话非常之好，我可以感知他的内心。”电视评论员克里斯·马修曾嘲弄地讲，即使是超人也不拥有像总统坚称的那样的感知能力。
　　布什的感知远远不止当时为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和普京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就双边和全球观点问题进入实质性会谈之前的“热身”交谈中，普京向布什透露，他脖子上戴着他母亲送给他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十字架，而且十字架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普京对布什说，他办公室里的一场火灾曾烧毁了他的许多私人物品。但他派了一名消防队员回去再一次寻找这个对他来讲无比重要的十字架。消防队员服从命令，将它寻找回来之后，普京就一直戴着它。布什听了随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故事我听到过不同的版本，但这句话的要点是，“那么你已接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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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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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布什回应了普京的某种思想感情，一丝童年的信仰使得这位严肃的俄罗斯领导人从感情层面上——从表面来看也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因信任这位美国总统而讲了这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这种纯属个人间的亲和力很快就结出了政治硕果。5个月后，在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轰炸机和运输机请求俄罗斯允许它们飞经它的领空前往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反塔利班基地时，普京否决了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并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得由于美国军队提高警戒状态而采取相应的戒备状态。
　　2001年12月，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协议，这是美国和前苏联为限制双方开发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于1973年签订的协议。尽管对美国的决定不满，但普京，又是凭直觉，似乎知道美国行动的动机并非出于企图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压倒俄罗斯的优势，而是意在发展美国的防御系统以期最终能有效地针对来自某些“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
　　普京怎么知道他可以相信布什呢？他毕竟一定听到了他自己的更为“现实的”俄罗斯分析家的抗议声，他们或许指出，布什是美国大企业的极端保守的工具和强国俄罗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在普京和布什之间产生了某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布什的信仰以及他对普京腼腆地承认自己的信仰所表露的热情回应起了主要作用。
　　2003年与白宫高级官员的交谈清晰表明，布什当时完全知道普京显然极力想要把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位熟知总统心计的官员讲：“他知道普京想干什么。”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普京从政治极权主义发展到专政，或者欺侮邻国，那么布什对俄罗斯总统意图的完全不同的评价将使他们信仰上的联系黯然失色。
　　在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和友谊上，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只在普京这一事件中似乎起了作用。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件事是最令人吃惊的。

令狐药师

国家受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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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 乔治·W布什戴维·弗鲁姆——加拿大出生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演讲撰稿人——逐渐发现他非常钦佩布什的领导能力，尽管他对这位得克萨斯州人怀有天生的文化上的猜疑。弗鲁姆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插曲作了如下的概括：
　　布什不是一名才智不足的人。反之，他属于人们非常不熟悉的一种才智双全的人。他经常张口结舌，有时记忆不佳，但他的远见宏伟而清晰。当他意识到新的可能的事时，他有勇气为此采取行动——这是一种不像人们认为的在政治上那么寻常的美德。布什的这种勇气的一个生动例子出现在他2002年初访问中国期间。他任期的第一年因为发生在南中国海上空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这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而黯然失色。这个事件以美国赔款和中国退还美国的飞机而结束，而在解决问题之后不久，总统对一个采访者说，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台湾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而美国将提供“帮助台湾保护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似乎脱离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特意制定的“战略性模棱两可”的政策，该政策是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打交道时一贯采取的指导方针。该政策以前既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将采取干预行动解救大陆攻击下的台湾，但也没有明确表明不介入。
　　布什看上去支持台湾的立场倾向被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华盛顿的初访抵消了。温总理站在他身边时，布什说，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准备在2004年3月大选前举行的公民投票。北京已经宣称，台湾的“公投”是带有政治煽动性的，它暗示了台湾进一步脱离中国大陆走向独立的行动。国会许多保守人士批评布什的讲话，认为它似乎表明美国屈服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吓。
　　然而，在2002年初，即2001年初美国间谍飞机事件和2003年12月温家宝访问华盛顿之间，布什以总统身份首次出访北京。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与他本人的基督教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即中国的宗教问题。在这一次在对培养精英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演讲中，布什毫不含糊地主张宗教自由的美德，他不单使用了抽象的术语，还断言它对中国具有深刻的价值。也有报道说，在这次访问和与中国即将离任的江泽民主席见面的其他场合里，布什也直接与江主席谈论了他自己的信仰。
　　布什对全球宗教自由的关注使他对华盛顿宗教自由活动分子对世界各地抑制基督教自由的关注高度敏感。他对一些华盛顿人权活动分子说，聆听他们的关注帮助他明白，总统在支持世界各地受折磨和受迫害的人们的事业中多么至关重要。尽管在就职初期还未广泛阅读和通晓基督教历史，但布什逐渐了解了为无权无势的群体的利益执行政策的典例，正如19世纪初期的杰出英国政治家威廉姆·威尔伯福斯所做的。此外，在许多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他继续以各种方式公开显示他的个人信仰。据报道，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拉斯基于2001年访问美国时，布什在白宫与他一起做了几分钟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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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布什信仰的最说明问题而又最鲜为人知的情况来自白宫内部。我从两个互不相干的来源听到了此事：一名白宫信使在没有预先通报就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去递送一份极其重要的公文时，未看到总统的身影，只有他的一双鞋从桌后露出。原来这位美国总统正趴在地上做祷告。
　　布什对采访者谈论他的祈祷生活时并不羞怯。布什在2003年被《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布里·休姆采访时说：“我每天都祷告，而且不管在哪儿。我的意思是，我在床上祷告，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祷告。我经常在圣灵的引领下祷告。信仰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在他宣誓就职12天后，首次参加全国祷告早餐会时，他曾如是讲到祷告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一年多后，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年度西班牙裔全国祷告早餐会上，布什还阐述了他认为祷告是国家传统的理念，而后他还在不同的论坛上多次重复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他说道，“有信仰的美国人一直求助于祷告——为智慧和决心而祈祷，为怜悯和力量而祈祷，为正义的承诺和为宽容的精神而祈祷。”
　　将布什的白宫描述为祈祷温床的说法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贾斯廷·韦布。“没有人比乔治·W布什跪下祈祷的时间更多，”他从华盛顿报道称，“布什政府在祷告声中运作。祈祷聚会不分昼夜。看见白宫工作人员手持《圣经》匆忙穿经楼道已是见怪不怪了。”
　　当然，布什并不将他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实践限定于祈祷。他每日的灵修包括阅读《一载圣经》(这是一本将《圣经》的经文分为365段，以便读者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的书)，其他更为传统的《圣经》和灵修书的每日段落。他最喜欢的作家有《竭诚为主》的作者奥斯瓦尔德·钱伯斯，著名的南方浸礼会的教师和演讲家查尔斯·斯坦利，他有时甚至还阅读著名的英国浸礼会布道者查尔斯·斯珀基翁的著作。斯珀基翁的布道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伦敦劳动阶层中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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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对布什生活的信仰输入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了。布什的朋友默塞·雷诺兹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注意到布什的重要变化。而詹姆斯·罗比森牧师于1992年初次相识布什时对当时的布什并没有非常深的印象，至少在基督教信仰成熟程度方面。然而，罗比森承认，当他见到连任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布什确实比仅仅几年前他见到的那个布什要成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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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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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上部分体现了他信仰的成熟。他是保守的，但并不是那种可预言的、冷漠的保守。例如，在同性恋问题上，他一再表明他的观点，婚姻是上帝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设计的制度。但是，他并未像许多美国的福音派人士常做的那样，宣称反对同性恋者的性活动。其实他在地方立法机构是否应通过允许同性恋者民事结合的问题上有意地保持沉默，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在内的保守人士会说他沉默得过分。他曾经在讲话中引用马太福音7∶3里耶稣的警告而说道：“我铭记在心我们都是罪人，我提醒那些自己眼中有梁木却仍试图去除他们邻居眼中的刺的人。”随后，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欢迎那些心灵美好的人以及成为一个欢迎人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里奇·劳里对布什看似回避美国保守人士十分关注的许多问题的做法不怎么满意，他写道：
　　里根在国防和经济界保守人士中所起的作用，布什也可能正在宗教界保守人士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布什是宗教保守派相似的改头换面的代表，基本理念虽然相同，但形式上却更合人意。布什总统任命了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国务院官员迈克尔·格斯特出任罗马尼亚大使，以及也是同性恋的乔·奥尼尔医学博士掌管白宫防治艾滋病办公室。布什也不阻碍其他有才干的同性恋者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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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政府的头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尽管对他的支持率相当高，但是，显然他在领导方面看来尚未在国民意识中留下显著的印象。基于信仰的倡议似乎陷入了国会的争吵之中，由于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变节成为民主党人，民主党又在参议院占了上风。
　　布什于2001年8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休假时，他发表了一个关于干细胞的重要讲话。一些科学家已经宣布人类胚胎里干细胞的研究有希望给一些美国现在依然非常可怕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如早老性痴呆病、婴儿糖尿病以及各种形式的肌肉瘫痪症，找到一种治疗方法。问题是为了获取这样的胚胎，必然带来堕胎和婴儿生命的毁灭。布什受到了公开和私下的游说劝说，公开的来自媒体，私下的来自他为了了解此项研究的得失曾咨询过的白宫里的一些专家和道德学家。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游说者认为，此项研究很可能会解决目前医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而那些反对堕胎尊重生命的活动分子认为，继续干细胞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全国堕胎量的上升，或许会产生一个令人可怕的胚胎交易新市场。
　　在布什阐明他决定如何进行的电视讲话中，他展示了所罗门王般的智慧。一方面，前任总统有多积极公开表态尊重生命，布什也如此。他说：“我也坚信人的生命是创造者赐予我们的神圣恩惠。我担心那种贬低生命的文化，我相信作为你们的总统，我有促进和鼓励在美国和全世界各地对生命尊重的重要义务。”另一方面布什也说到，将允许对已经提取的堕胎儿的干细胞继续进行研究，而联邦政府也将在资金上大力支持更多的成人干细胞的研究，即从病人自身提取的干细胞。从几方面看，这一做法双方都不满意。尊重生命的罗马天主教教徒批评它依然给赞同堕胎敞开了大门(因为没有对已经堕胎的胎儿的研究关闭大门)。支持科学的游说者则认为，布什已经屈服于宗教保守派或“纯粹尊重生命的人”的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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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的夏季刚刚结束，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在慢慢攀升，虽然主导媒体似乎认为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是个和蔼的笨手笨脚者，而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是个效果也不怎么样的领导人。布什度假结束，9月11日上午，他正在访问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埃玛·E布克小学，以期推动一项教育改革计划。就在他坐在一班小学生中，给他们念一篇课文时，他遭遇了几十年来不曾降临美国的最严重的危机。当白宫办公室主任安德鲁·卡德在他耳边低语，告诉他两架民用客机已经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大厦时，所有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捕捉到了布什震惊、惊恐、几乎是困惑不解的表情。更糟的消息是，它们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精心策划的袭击的一部分。
　　随后的几个小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既一片混乱又无法理解。谁犯下了这滔天罪行？为什么？美国总统在哪里？不回华盛顿去处理这一危机，而是乘坐空军一号在国内飞来飞去？总统到底在干什么？
　　随后情况才明朗，特工组织作出了不让布什立即飞返华盛顿的决定，因为他们接到的一份报告说总统的座机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总统最后在那天快结束时坚持不愿再远离国家的首都，即使对总统专机的威胁依然存在。
　　许多人认为布什第一次对国内和世界发表的关于袭击事件的讲话分量不够。他的话表达了对袭击受难者家属的悲伤和同情，但是没有美国人最想听到的那种话——愤怒、义愤以及对袭击给予充分回击的决心。这是一个新的珍珠港事件，言辞需要与事件的恐怖性和严重性匹配。总统对着摄像机说道：“这是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为争取公正与和平的决心而团结起来的一天。”按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的看法，这些言辞不是“一个战争的演说。它只是一个匆忙撰写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讲话”。
　　许多人同意上述的观点。美国人正注视着他们的总司令是否有像前任几位总统那样的直觉，唤起与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联系。罗纳德·里根似乎有这种直觉的联系，约翰·F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有过，在该危机前20年，发生偷袭珍珠港事件时，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也有过，他把珍珠港袭击无与伦比地描绘为“这是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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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没有等待很久，一个崭新、精神高度集中、沉着、耐心、有总统气度的布什就出现了。9月14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纪念仪式首次清楚地显示，布什很可能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经受最猛烈攻击时最合适的领袖。他主持了一个由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穆斯林的阿訇全都参加的多宗教仪式。它在有些人的眼里危险地接近过分的普世教会合一。许多人认为布什的讲话表露出令人难忘的沉着自若和坚定决心，却丝毫未对袭击进行报复的叫嚣。弗鲁姆和格尔森及其他人回想起他们接到布什关于撰写演讲稿的相当具体的指示：“他(布什)对他的撰稿人交代清楚，他不会使用复仇和愤怒的字眼。当他随口说的时候，他再三意释罗马书12∶21中的《圣经》戒律：‘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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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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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曾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被描绘为“冬天的雄狮”，饱经风霜的、如今已成为精力充沛的新教标志的葛培理作了精心斟酌的证道，理所当然，它包含着基督教救恩福音的纯正金言。然后，布什的任务就是概括在面对这一邪恶的灾难时全国的忧伤和国家的自我意识。他出色地做到了，他说：“上帝的神迹并不都是我们所寻找的。我们从悲惨的事件中懂得，他的旨意不总是我们的。然而，无论是在家中或在这座大教堂里，出于个人苦难所做的祷告都会被知道、听见和理解。”他的语调节奏从容不迫，有安神定心的效果。随后他意释了整个《圣经·新约》中最受人喜爱的章节之一——罗马书8∶38~39：
　　鉴于我们有了保证：“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有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愿他保佑死去的灵魂。愿他安抚我们。原他永远引导我们的国家。愿上帝保佑美国。
　　为了能在电视上更好地看到这次仪式的全过程而将入场券送给别人的演讲稿撰写人弗鲁姆如是描述道：“在那个仪式上，全国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布什。几个小时后又看到了一次，而这一次的接触是完全没有‘剧本’的。”弗鲁姆说的是布什去曼哈顿世贸中心被破坏的现场的视察，他使用工人的手提扩音器对消防队员和营救人员发表的令人惊奇的讲话——全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反复地播放了他的讲话。在美国历史上，它应该会被认为是一次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最伟大的对话之一。当总统试着用那个无法有效扩大他的声音的扩音器说话时，一些坐在一辆毁坏的消防车上的消防队员对总统喊道：“我们听不见你！”
　　布什将扩音器从脸前移开，对他们喊道：“但我能听到你们，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听到了你们。而那些撞毁这些高楼的人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个看上去优柔寡断、几乎困惑不解的总统转变为一个自信、坚强和受欢迎的领导，他领导的是三天前的早晨在仇恨的袭击中深受伤害和震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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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很快就得知，有些愤怒的美国人对他们当中的穆斯林和一些恰巧戴着头巾的非穆斯林采取了一些报复袭击。他立即做出立场鲜明的反应。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所有宗教信仰者的总统，而不只是基督徒的总统，布什视察了首都华盛顿的伊斯兰中心，以打消那些惶恐不安和困惑不解的在首都的美国和外国穆斯林们的疑虑。他告诉他们：“恐怖（行为）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那绝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和平。这些恐怖分子不代表和平。他们代表邪恶和战争。”
　　回首来看，布什在这个关键时刻向美国穆斯林伸出手去则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徒应有的行为。虽然有些美国穆斯林似乎颂扬“9·11”袭击事件，然而绝大多数穆斯林并非如此。如果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只是因为海外的穆斯林——或者甚至是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而就把矛头指向无辜的拥有同一信仰的穆斯林，那是绝对不公正的。
　　许多美国穆斯林的领袖都对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的清真寺表示感激，此行很可能也阻止了美国人对长相类似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恐怖分子的人作出更多的报复。许多穆斯林注意到，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远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阿尔·戈尔获得了更多的穆斯林选票。与有些观察家可能预料的相反，许多美国的穆斯林感到，白宫有这样一位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总统，即使他是基督徒，也比一名更有世俗观点的总统更令人宽心。伊斯兰自由市场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哈立德·萨夫里如是说：“我见过几次总统，我尊重他的宗教信仰，他没有试图将其强加于任何人。我认为信奉穆斯林的人们会更愿意白宫里有个敬畏上帝的人。”
　　布什也许是出于他的天性讲这番话的。不管他在与基督徒的亲密交流中可能觉得伊斯兰教真正的本性是什么，但作为美国总统，他不能公开赞成以基督教神学观点来看美国任何其他宗教的本质。他于2003年末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对一名新闻记者提出的有些狡猾的问题的回答也是同样无懈可击的。那些经常挑衅和不敬的英国记者急于竭力难倒这位美国总统。一名英国记者提问前圆滑地先说，有些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布什总统的观点是什么？布什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崇拜同一个上帝。”
　　在这种场合，布什也只能这样回答，即使有许多观察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会辩称伊斯兰教概念中万能的神与基督教观点的上帝是绝对不一致的。华盛顿的一位爱打趣的人士如是说：“总统不是神学总司令。”如果布什对他私下里曾考虑过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存在至关重要的信仰区别进行解释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他在利用美国政府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发表宗教声明。难以想像政教分离的大墙能出现更明显的缺口。
　　其实，早在2003年11月伦敦之行之前，布什就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范畴扩展了他的“信仰”观念。有些福音派新教教徒很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布什公开阐述的自认为真正的“信仰”是否依然和典型的基督教新教神学相一致？2003年8月，在休斯敦的大能中心，有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在场，布什就他的基于信仰的理念解释道：
　　我不谈论某一宗教。我相信上帝可以借着诸多宗教来做工，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当我谈到信仰时，我说的是所有的宗教信仰，因为有个普世的呼召，而这一主要的、普世的呼召就是去爱你的邻居。它贯穿了所有的信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布什现在持的“信仰”观点似乎将上帝恩典的概念变得更加宽广、表面上更为宽容，而这正是当布什正在经历信仰再觉醒时巴巴拉·布什的观点，这也有悖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持有的福音派的基督教观点，即人只有通过基督才能来到上帝面前。情况果真如此吗，还是由于政治压力要求他对美国宗教界表示出更包容的态度而产生这一印象呢？当然，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而与那些和布什有多年紧密交往的基督徒的谈话表明，布什没有改变他正统的新教观点，即必须信仰基督才能获得基督教的救赎和救恩。而他似乎确实放宽的是他对“信仰”的定义。他的更详细的解释将信仰转变为一种集各种宗教美德于一体的普遍信念，再附加上人人需要采纳的最佳为人准则，即爱人如己。

国家受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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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之后，布什心中倒是有一点似乎更明确了，那就是“邪恶”和“作恶的人”的概念。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被列入了邪恶的类别，而萨达姆·侯赛因后来也被越来越频繁地列入了此类别，布什一直将这种邪恶暗示为一种道德上的绝对界定（moral absolute）。2003年2月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布什似乎认为信仰——实际上是任何宗教信仰——能够提供人们识别善恶的能力。他热情地谈及大部分美国人丝毫不存在偏执，尽管发生了一些孤立的反穆斯林事件。他说，这也是许多美国人信仰的产物。随后，他又补充道：
　　同时，信仰还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今世的一些行为和选择有着永恒的后果。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布什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它把世界上最险恶的和潜在的最危险的政权分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于2001年11月被推翻的，但在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已经有一个想要搅乱伊拉克的强烈势头。毕竟，伊拉克曾于1990年入侵过科威特；1993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经阴谋暗杀他；而且有文件记载，它制造和使用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它的外国敌人甚至自己的国民。与此同时，在东亚有国家正在试图开发核武器，尽管它曾在1994年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诺过不这么做。
　　2002年，布什的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关键的国情咨文时，他们想出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短语：“邪恶轴心”。布什总统用它来特指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在演讲中，布什如是告诉参众两院的议员:
　　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邪恶的轴心，图谋武装起来威胁世界和平。这些政权妄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极大危险。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武器，对他们发泄仇恨提供相应的手段。他们可能攻击我们的盟友或妄图胁迫美国。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漠视不理的代价都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将审慎从事，但时不我待。当险情迭起时，我不会消极等待。当危险日益迫近时，我不会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毁灭性最大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实际上，给伊拉克的政权贴上“邪恶轴心”成员的标签，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到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表面意图上，布什在告诉世人，对伊拉克倒计时的时钟已经启动。
　　在2002年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外交全力促使联合国谴责伊拉克和通过一项安理会决议，迫使伊拉克允许核察人员的检查和公开其武器计划的运作情况。但当事态清楚表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日益抵制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布什发觉自己越来越被欧洲唯一可依赖的同盟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所吸引。
　　这两个人经常见面——在戴维营、在亚速尔群岛、在华盛顿——每一次会晤都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发现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2003年3月美英联军进攻伊拉克前的紧张的一个月里，他们俩相互了解得那么深，以至工作上似乎也出现了某种分工。有魅力、头脑犀利灵活、有言辞天赋的布莱尔将向全世界交代一个为什么美英联军攻打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实际上，他演“好警察”。而耿直、好斗、言辞不如布莱尔的布什则演“坏警察”，下达简要的最后通牒的人，两人小组中发号施令的家伙。
　　布莱尔和布什于2002年末和2003年初会晤时，很可能他们有时一起做祷告。对此两个人都没有竭力予以否认或认可。以下事实有一定的启示性：布什于2003年末访问伦敦时，一名新闻记者问布什，他和布莱尔相处得那么好是否是因为他们俩都有坚定的信仰，布什总统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托尼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要知道，我和托尼关系的关键是他跟你讲真话，他会说出他的看法，而且，他说到做到。所以我信任他。”
　　到2003年11月的那次伦敦会晤时，英美军队已经在伊拉克待了8个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没有被发现，虽然每当有人问起时，布什依然表现得信心十足。在打败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数月中，布什又半公开地向得克萨斯州亲密的基督教朋友表达了他对萨达姆早晚会被抓获的默默的信心，尽管萨达姆在数月中屡次成功地从美军搜捕他的罗网中脱逃。当伊拉克领导人于2003年12月被捕获之时，布什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萨达姆将“面临——他曾剥夺了数百万人的——公正”，并表示热爱自由的伊拉克人民“选择了胜方”。他在结束这段五分钟的电视讲话时说：“愿上帝保佑伊拉克的人民，愿上帝保佑美国。”毫无疑问，在此全过程中，他更依赖一天多次的祷告以及在早晚读经灵修。那些于2001～2003年接近布什的人说，在处理“9·11”后美国面临挑战的过程中，他日趋坚强、镇定、稳健，思想更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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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期间，布什用两种方式在外交事务上展现了他的信仰：
　　决心为非洲控制艾滋病计划提供大量的美国政府资金；
　　开辟一个现在被称为“布什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战线，即大力推动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走向民主。
　　布什在他2003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他要在未来的5年内向国会申请追加150亿美元用于非洲防治艾滋病的项目。此前，他已多次表达对非洲艾滋病形势的关注，但这次资金申请的巨大数额却震惊了几乎所有人。近乎可以肯定，布什是在回应一个公开的基督徒的良心召唤，以一种领袖的姿态来引领人们对整个非洲大陆艾滋病受害者困境的关注。布什在2003年7月的非洲之行中去了乌干达，那里的政府和宗教组织倡导节欲的联手行动已大幅减少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布什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如是说：“我认为上帝叫我们参加战斗。我们有责任去帮助有难的邻居、处于危机中的兄弟姐妹。”《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的评论员威廉·麦肯齐说，那些话将布什归入新教“义务—职责”一派，“它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从卫斯理（循道会的创建者）到改良运动的领袖们如约翰·卡尔文。我不是说布什先生是那样看自己的。我怀疑他用许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神学家的理论。他的信仰是一个实用的、出于本能的信仰”。
　　尽管自由派中布什的批评者们很少或根本没注意他关于非洲艾滋病的咨文，但在有些观察家的眼中，这对一位保守的共和党总统来说却是一种激进和不寻常的倡议。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乔治·梅森法学院的彼得·伯科维茨教授撰写的一篇题为“不激进的儿子布什不是自由派喜欢痛恨的那种喷烟吐火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专栏文章。在接受《女子居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访时，布什如是解释说：“你不该害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圣经》谈论爱和怜悯……譬如说，它们确实支撑着我对艾滋病政策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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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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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益激增的热忱也支撑着布什以下的信念。在2003年初的一次两院联合会议上，他首次道出了这一信念：自由不是美国或任何特定政府馈赠给人民的，它来自上帝本身。他还说：“我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赐。”
　　在欧洲，一些报纸有它们对此的习惯性的语无伦次，把布什说成是沉迷于宗教，通过神学的透镜指导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但反而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这一概念在布什对鼓励中东民主政策的详述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现在就说布什推动中东民主的策略是他任期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外交政策策略为时尚早，但到2003年底，情况开始显得如此。
　　布什2003年11月访问伦敦期间，详尽而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概念。他遇到大批英国人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有些英国报刊也对多届美国总统有时不合英语语法的讲话表现出它们一贯的蔑视态度。但在伦敦白金汉宫的皇家宴会厅，布什在他发表的雄辩、条理清晰的讲话里，以多种方式推崇他支持自由的论点。在谈到美国和东道国英国时，他说：
　　我们外交政策的方向由我们两国最深邃的信念所决定。我们珍视我们的民权，因而我们支持他人的人权。我们肯定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尊严，因而贫困、压迫、饥馑和疾病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在世界中共同承担着超越力量平衡和简单追求利益的使命。我们寻求自由的推进及其带来的和平。我们两国此时此刻正为了要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坚定立场并作出牺牲。美国对不列颠的儿女们的理想主义和勇敢精神表示敬意。
　　布什随后又补充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论点，以解释他的政府当前推动中东尽快走向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的努力。
　　我们以推进大中东地区的自由进程，帮助终止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苦难和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危险的专政制度和激进主义的循环。
　　那个地区的利害关系实在是太重大了。如果中东依旧是个自由无法繁荣的地方，那它仍然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充满仇视和输出暴力的地区。正如我们在双子楼废墟所目睹的，地图上的任何距离都将无法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大中东能够投入已经伸展到世界多处的民主变革，那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将会改善，冲突和恐惧将会在源头被制止。
　　历史的进展有待时日。鉴于我们自己的民主发展循序而进，而且有时还动荡不安，我们对其他国家必须有耐心。中东国家还得走一段路。
　　我们目前正在推行一个不同的进程……在中东实行自由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将坚持不渝地挑战改革的敌人，并与恐怖的盟友针锋相对。我们对中东地区的朋友将有标准更高的期待，我们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履行我们的责任以完成已经着手的民主化的工作。布什离开伦敦前，接受了英国一家小报《太阳报》（Sun）的采访。该报经常严厉批评托尼·布莱尔，当然也批评美国。布什在采访中再次表达了他对自由起源的看法：“成百上千的改革人士孤注一掷地追求自由。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也不是大不列颠赋予世界的恩赐；自由是全能者赋予世上众人的恩赐。”
　　在访谈中，布什还像他多次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对那些对自由具有他视为精英式的傲慢的人持有异议。他们错误地断言，某些民族、社会或文化团体生来就要么不赞赏自由，要么不为其身体力行。
　　他们(精英们)可能会说，喏，你别指望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会变得自由，那接着我们可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富有哲理性的问题可以争论了，因为我相信自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人们曾受到像萨达姆·侯赛因（对待别人）那样的酷刑和虐待，那么，他们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接受自由。
　　布什的观点，认为自由是人类本性与生俱来的欲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于神学的立场。然而，它显然源于他对人类的景况——人人有罪——以及上帝救赎和改变人类计划的理解。按布什的理解，这救赎和改变人类的过程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个人信仰——照他的观点，基督教为好；还有就是要铲除对享受社会自由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的残酷障碍物。我们将看到，其他总统也深刻考虑过政府在改变普通百姓条件中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对此的理解是如此本质地从其自身的基督教经历和领悟中形成的。